鲁西南方言探讨与质疑（随笔）
鲁西南方言探讨与质疑(随笔)潘永修
鲁西南地区处于鲁豫皖苏四省交界处，距离繁华的大都市虽然是远了一点，但这里并不偏僻。自古来，这里就隶属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通非常发达，不仅出现过济州、曹州、东平州、兖州、濮州、郓州、定陶这样的中等城市，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古文化遗址，还涌现出吴起、孙膑这样的军事家和王禹偁、晁补之等颇负盛名的文学家；春秋时期的孔子曾在这一带讲学，并在周游列国时多次在这一带辗转滞留；战国时期的谋臣号称“陶朱公”的范蠡曾在定陶隐居，并且称这里是“天下之中”。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水浒传》、《金瓶梅》里所描写的故事。如果你认为我们鲁西南太土气，不开化，你就大错而特错了。别的咱不说，只说鲁西南一带的方言吧，它就带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一点都不土，如若不信，试举一些例子，你就相信了。
先从生活中说起吧：我们把盛筷子的用具称为“箸笼子”，大家知道，只有古代才把筷子称“箸”。我们把雨雪天穿的木头鞋板称作“木头屐子”，也只有古代的时候才把鞋称作“屐”。鸡鸭下蛋，老百姓习惯上说“繁蛋了”，就连三岁的娃娃都会这样说。“繁蛋”就是繁殖蛋，多么文明。鸡鸭到天黑的时候扎窝叫“宿窝”。听着也很文雅。把牲灵喂养有了依赖性，叫“服唤”，服从招唤，多明白呀。出门在外的人回家叫“归家”。肥皂叫“胰子”，因为最初发明肥皂的人，就是用动物的胰脏做原料，由此沿袭下来。北京人说的香菜，我们这里叫“芫荽”，多文雅，多古老。我们当菜吃的一种古老菜豆“梅豆”，其实它正确的写法应该叫“门豆”——因为豆荚的形状与一扇门极其相似。近年来网上骤然活跃起来的一个字“怼”，含意是“顶撞”、“抢白”对方，这个字在我们鲁西南地区属于日常用语，如“我把他怼了一顿”、“把他怼回去了”，在北京方言中也常用。我们把床上的被子叫“盖体”，把褥子叫“铺体”，盖在身体上面和铺在身体下面，叫法多形象，多贴切。我们把夹衣称作“夹袄”，把套在里面的絮棉称作“套子”。由此看来，过去的棉袄原本是由“夹袄”和“套子”组成的，先做成里和表，加上套子即为棉袄，抽出套子则为夹袄。我们把积攒起来的零碎破布，叫“铺衬”；为做鞋方便，提前用糨糊和破布打成的硬布片搁在那里备用，简称“搁备”，袼褙二字大约是后续的。我们把小孩的脑门部位叫“眉头囟儿”，把头部渗出的油脂叫“脑油”，耳垢叫“耳秽”，眼屎叫“眵麻糊”，鼻涕叫“鼻子筒”，唾沫叫“吐沫”，人及牲畜排出的精液叫“熊”，因此又衍生出很多的骂人话如“狗熊”、“坏熊”、“熊玩意儿”、“干熊来（干啥来）”、“熊日的”等。“熊”字有好多种用法，既能作名词、形容词，还能作动词：人到了最落魄最无能的境地也叫“熊”（形容词），如“你看他，熊了吧！”有时候还把训斥称做“熊”（动词），如“我熊了他一顿”、“谁被谁熊了”，后来又把股市下跌称为“熊市”。还有我们常说的胳肢窝、胳膊肘、胳膊杵子、胳拉瓣（膝盖）、胳拉绷（脖子）、踝子疙瘩（踝骨）、脚后根、腿肚子，仔细揣摩，其实都不土。人的粪便称大粪；厕所称“茅子”或“茅房”，因为古时候都是用茅草搭建的。厨房里总是堆满了柴草，所以叫“灶禾窝”或“灶火头”。把咸菜称“就吃的”（就着下饭），把腐坏有味的食品称作“馊闹了”。为车轮轴里加润滑油，称作“犒油”。地里的水渗下去了，称“耗干了”，这个耗字很文雅。堤坝开了口子，大量水流出来，我们常说“水汩（音gu）汩地淌”，以为是土话，查一查字典才知道，这个“汩”字既拟声又相形，相当古老，不是随口一说那么简单。
表示时间的，我们把昨天称为“挨日儿”，把前天称为“前日儿”，把明天称为“明日儿”，把后天称作“过明儿”，把上午、下午分别称作“头晌”、“后晌”，把早晨称作“清早”或“清起来”，把夜里称为“黑了”，黎明叫“傍明”，傍晚叫“傍黑”。晚饭因为习惯上以汤为主，所以称晚饭为“喝汤”；做晚饭，叫“烧汤”。我们把太阳称作“爷帝儿”，把月亮称作“月姥娘”，把遮住太阳的地方叫“凉凉儿”，其实就是阴凉处。天上的银河叫“天河”。把脚下的土地叫“就地”，也有的叫“溜地”。车轮陷入泥沙中，走不动了，我们称作“误了车了”，“误那里啦”。我们吃的饺子，叫扁食；面食又分为“发面”和“死面”，方形的发面馍叫“卷子”，死面圆的叫“窝窝”或“窝头”，熬的稀米粥叫“米汤”，稠的叫“涟米饭”。另外还有“菜托子”、“呱嗒子”（北京叫“糊塌子”）、“锅饼”、“锅盔”、“水氽丸子”等。有一种杂面素馅大包子，当地人称“气馏”，对于这一叫法，我好长时间不能理解，后来，听说过去大户人家的厨房屋脊上好盖一个通风透光的小屋，名字叫“气楼”，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包子因状似气楼所以才有了这么个名字，后来，把“气楼”说讹了，才成了“气馏”。
有一些方言土语本来并不土，是被我们说来说去说讹了。如鸟兽昆虫方面的，我们把麻雀称“小虫”，其实是“小雀”的讹音；把蟋蟀称“素车”，是“促织”的讹音；把知了龟称“爬查”，其实是“爬蝉”的讹音；鸽子称“卜鸽”，其实是“鹁鸽”的讹音。属相中农村常说的“属‘水’”的，其实是“属鼠”的讹化。表示疑问的，我们说的“多咱”，是“多间”（几多时间之意）的讹音。“咋这”是“咋着”的讹音。老年人把“我懂得”说成“我盹得”。骂人时常说的口头语“nia”、“nia拉逼”，也有的说“粘来逼”，其实都是“娘”字的讹化。我们把两腿之间叫“腿各拉”，其实是“腿旮旯”的讹音。“胳老肘”是“胳膊肘”的讹音。我们口语中常说的“每早”（指过去、早先），其实是“某早”的讹音。我们的农民老把式吆喝牲口也都有来路，比如“叶冽”（要牲口靠里走），其实“挨里”的讹音，“喔、喔”（要牲口往外走）其实是“外、外”的讹音。什么东西不要了，扔了，说是shai（读二声）了吧，这个shai其实是舍字的讹音。我们祷告时说的“好歹”怎么怎么样吧，其实是从“好在”衍化来的。刚说成“姜”，“刚才”说成“刚才”，刚刚说成“姜姜”。对什么事没有把握，说“保不切”，其实是“保不确”的讹音。对某人或某事不满、老是耿耿于怀时，说是“搁应”，其实是“搁意”两字的讹音。枕头，我们叫“豆枕”，其实是“头枕”二字的讹音。小孩带的兜兜，其实是兜肚的讹化。做粥时烧的火太大，粥从锅里冒出来了，我们说“淤锅了”，其实是“溢锅”（北京说“溢”）的讹音（而淤字只当淤积、堵塞讲，不包含溢的意思）。把能吃能用的东西扔掉或放坏了，土话称“可期了的”，其实是“可惜了的”的讹化。某人做了坏事，又以冠冕堂皇的事当借口，别人就说他是“遮（读去声）价子”，其实是说他拿别的什么来“支架子”。对概率很小的事表示很勉强、很凑巧，我们常说“求奇哩”，实际上是“巧奇哩”的讹化；如：“这顿饭很清淡，‘求奇哩’有那么一丁点肉”，“这场比赛险胜，‘求奇哩’没输”。我们土话常说：“三勾有两勾是好的”，这个“勾”字其实是把“股”字的讹化了。另外，还有一些土语是简化了，如：土话说的“啵事”其实是“不碍事的”的简化，“呗（bai读四声）”是“不要”“不能”“别”的意思，如：“呗吃啦”、“呗去啦”。这与北京方言把“不用”简化为“甭”字同样道理。夏天，我们吃的杏儿的杏仁儿，有的是苦的，习惯上称为“苦嗒”，不苦的称为“巴嗒”（新疆出产一种“巴旦杏”，也是这个意思，杏仁不苦）。为什么这样称呼？它到底是哪两个字？我思考了很久，后来才明白，其实很简单，苦的就是“苦的”，不苦的就简称为“不的”，（由此看来，这个“的”字的发音和字意古已有之，并非白话文流行之后）后来我们说讹了，把“不的”说成了“巴嗒”。
我们把下厨收拾蔬菜称作“择菜”（选择的择）；菜放的时间久了，脱水了，叫“搁蔫”了，因为搁的时间太长，而蔫了。吃饭用筷子夹菜，我们方言叫“叼菜”，主人催促客人：“你叼菜呀，叼呀！”这大约是由鸟叼食衍生出来的。想想，用筷子夹菜与鸟叼食的样子太像相了。山东人不说“爱”，说是“疼”，“孙子辈疼奶奶”，“老人疼孩子”，都可用疼字。喜欢什么，叫“景”，“那玩具真好，真景人”，“景死了”。什么食物坏了，不能吃不能用了，土话称“瞎了”。蒸煮食物（如地瓜、土豆）一次没蒸熟，过后再怎么蒸，也熟不透，对此，土话称“气死了”。用酵母菌和面蒸馒头，揉完后，不能立即大火蒸，得放在温暖处让它“醒一醒”，多形象。我们把剖鱼刮肠称作“迟鱼”（凌迟的迟）；把温酒叫做“筛酒”；客人来了，大人对孩子说：“去，把酒筛一筛！”为客人倒酒叫“漫酒”，“来，我把酒漫上！”盛酒的小杯在我们这里叫酒盅、酒瓯，而“盅”和“瓯”字都是相当古老的字。我们形容某种东西结构严谨、密度大、质量好，就说它做得“很瓷实”。遇见，说成“碰见”。急躁，说成“硌躁”。猜谜语称作“破闷儿”（把谜当作“闷儿”），把捉迷藏称为“藏魔根儿”，婴儿夭亡称“脐风”（因脐部受风所致），为老人送终称“发送”，为去世的父母穿孝（如穿白鞋、绑白带、戴白帽）称“饰服”。这些都是很文明很有讲究的。当我们赞同对方意见的时候，常常用“言是哩”、“着来嗨”来表示，有的干脆直接用文言虚词“哉”来表示。我们把没看清楚、没大印象称作“没细顾”，这里的“顾”字在古汉语里是看的意思，没细顾就是没细看。我们在心理上对什么事耿耿于怀，就说是“有影病”、“影得慌”。还有一个“硌（ge）”字，土话的意思是“经得起”的意思，如：硌旱，硌淹（不怕淹），硌老，硌累等。把脸仰起来，叫“呆脸”。把头垂下去，叫“耷拉头”。忽然想去做什么，出乎意料的，叫“意拉猛地”。某人说话不当，便称他是“胡吹海谤”或“胡屙拉浪吣”，两种说法都是贬意，而前者仅指吹牛，后者带有极端的蔑视。单是描述人的性格的就有好多：把心眼多的人称作“精”，再过分一点，就说他“诡”或“诡吊”；人和事很平常，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称作“稀松”；做事鲁莽，称作“狼虎”、“这人真狼虎”；来势凶猛，叫“恶叉”；办事粗鲁、莽撞，土话叫“三生”，“你看这人，三三生生的”；做事草率，不细致，就说他“迈糊拉草的”；处事不果断，性格软弱，就说他“面软”或“脓样”；反应迟顿、木讷，就说他“木刍（chu）”；性格固执，认死理，被称作“腻抹”、“腻歪”、“死腻抹头”；不好对付的人叫“难缠”；不傻装傻，就叫他“装拼”或是“颠憨”。说人讲义气、重情义，好打抱不平，为朋友两肋插刀，就称这人真“江湖”。形容人忙得很，就说他忙得跟“二梭子”（像织布梭一样）似的；光是以“二”打头的就有好多，如“二愣子”、“二皮脸”、“二半吊子”、“二光棍”、“二泥抹”、“二腻歪头”等。如果有人开飞车等搞些危险动作，我们就说他是“活斯（馊）闹了”，或者是“吃饱撑得”。胡作非为的叫“贱才”。把什么东西糟蹋了，我们说“耗践”。遇到烦心的事称作“醋心”。遭遇到不好的事，境遇悲惨，称为“可丧”。把事情办砸了，叫“弄紫花了”。猛然间发生什么事，土话说是“意拉猛的”。由于事先考虑不周，事到临头作难了，叫“抓瞎”。挣工资、拿薪水，土话叫“抓钱”。去中药铺拿药，称“抓药”。过日子节俭，称为“会过”，就是由“会过日子”简化的。拿东西向人炫耀，称作“谝（pina）”，稍有点过分，就叫“烧包”。家里摆设没条理，乱七八糟的称“毛包”，有时也把心里很乱、很焦虑称为“毛包”。把利欲熏心的人称为“利迷”。皮肤骚痒称作“刺闹”，把挠痒痒说成“擓（kuai）痒痒”，感冒了土话是“赶磨的”（事情多赶磨的）。不舒服，不想动弹，叫“怕嫌动”。我们把躺着说是“仰着”，蹲下说是“股最下”。曹县一带把累说成“使”，把“累得慌”说成“使得慌”，把人当成了工具，也有一定道理。在农村，女人们来了月经称作“身上来了”、“见了”；怀孕称“有了”，“有身子了”，还有的说“双身子”。把做梦、说梦话叫“发呓症”；把遗精叫“走身子”；两性人，叫“二机子”（北京也这样称呼——见电影《老炮儿》）有时候也把凶猛的人称为“二机子”。谁家小羊小狗跑丢了，找不到了，就说“没（mu）见了”。小孩受了惊吓，民间迷信法有“叫魂儿”一说。挨人批评，叫“挨（ye）没（mu）脸”了。割麦割豆，从手下滑落的，我们称“落（la）下的”。墙角落叫“旮旯”或“旮旮旯旯里”。我们称呼男爷们叫“外头人”，是因为总是男人在外面打拼；而女人是“老娘们”，或“妇道人家”，年轻一点的则称“媳妇”或“新媳妇”；年老的称“老嬷嬷（读ma）”。评价某人或某事，往往用“忒”（tui）表示程度，如：“这人忒坏了！”北京方言中也常说“忒”字。指责别人的时候，往往用“这户哩”来形容。在不该插话的地方插话，土话叫“抻茬”。把什么东西糟蹋了，说“耗践”了。说谎叫“说瞎话”，称好说谎的人叫“瞎话篓子”。乡下粗俗的人则把说瞎话叫“放屁”、“日空”、“日空捣棒槌”，也有的叫“鸡赶群儿”（由传说鸡交配的时候是释放一种气体（放屁）——其实不是——衍化而来）。小声说话絮絮叨叨称“哆罗”，或“瞎嘀咕”；北京方言叫“嘚哱”、“嘚哱嘚哱”。在北京如果因着急说话不好听了，对方就说你：“干嘛呢，急齿白脸的”，而山东土话往往是说“急头怪脑的”。我们说的“捣包”则是指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形容人生气，土话往往说：“你看他，气得跟葱种似的！”但不知葱种与生气有什么联系。我们把物品不充足，叫“窄巴”或“掐（卡）巴”，它的反面叫“宽绰”。利用强权占有很多物品，称为“揽霸”。有人纵容他做某种事，他故意装模作样地推辞，我们就说他是“拿搪儿”。做事不坦荡，害羞，放不开，土话叫“拿捏”。唱戏的把所会的都唱完了，称“唱翻箱了”。做事把所有本事用尽了，称“没蹶子撂了”。某人有权有势，被称作“撑劲”或“打腰”，也有的说是“拽（音zhuai）”。有头有脸，又好显摆的人，叫“光棍”（与常说的独身男人“光棍汉”无关）。某某在有权势的人手下很吃得开，叫“吃香”。谁与谁关系好，别人产生嫉妒心理，叫“吃味儿”。日子不好过了，穷困潦倒，就叫“鼻鼻（涕）”，像鼻涕一样滴滴答答。某人拖儿带小的日子不好过，称“在泥窝里”。小孩淘气，不听话，就说他“不可人意”。我们称赞某人有能耐，很强势，就说“这人不穰”，而“穰”字来自于“秫秸穰”（又称格当穰），因为它结构松软，质地软弱；“不穰”就是它的反面，很强硬，坚实。我们说某人不道德的时候，便说他“不占贤”；对那些胡作非为的人称他是“瞎苞”，或“瞎苞种”。对有精神病的人称为“魔道”，把行动迟缓的人称作“木绌”，把反应迟钝的人称为“肉”，或“脓唧”，把急性子的人称作“慌毛星”。另外还有“擤鼻子”、“撂挑子”、“撙剂子”等。单是形容味道的就有“西甜”、“喷香”、“齁苦”、“齁臭”等。这些说法听起来很土， 但细细揣摩起来却很形象，很贴切，又文雅。同是鲁西南，各个地方又有差异，如表示赞同，巨野、郓城一带称为“行”或“好”，而菏泽、东明则说“中”或“管”、“管管”；在梁山一带赞同对方说的话，就用“严是”或“严是哩”来表示。在巨野、郓城一带，表示程度往往用“血”字来形容，如“血疼”、“血甜”、“天血冷”“这人血坏”；还有的用“贼”字来形容，这人“贼好”、“贼好吃”。菏泽、曹县一带则用“海”来形容，“海好”、“海难吃”。鄄城一带称什么事办完了称“妥了”，而菏泽则说“彼啦”（“彼”其实是“罢”字的讹音）。《金瓶梅》开篇第一回：应伯爵来访，西门庆作揖说道：“你们好人儿，这几日我心里不耐烦，你们通不来傍个影儿。”这最后一句“通不来傍个影儿”，是活脱脱的鲁西南话。如果你细心，《金瓶梅》里像这一类的山东方言比比皆是。所以说作者“兰陵笑笑生”肯定是山东人无疑。
我们称乞丐叫“叫花子”，称公驴叫“叫驴”，称种牛叫“红牛”，称种羊为“红羊”也有的叫“骚虎”，称公猪叫“獗猪”（猖獗的猪），称老母猪叫“壳佬”，称母鸡叫“草鸡”。蛇的俗名叫“长虫”，蚯蚓叫“蛐蜷”，蝈蝈叫“蝣（you）子”，蜥蜴叫“舌土粒子”，蝙蝠叫“宴蝙蝴子”（宴是指晚上），乌鸦叫“老鸹”，喜鹊叫“山楂子”，杜鹃（布谷鸟）叫“光光吊锄”（既是拟音，又指地里已光光，可以把锄吊起来了），啄木鸟叫“餐餐木”，猫头鹰叫“夜猫子”。单是家畜家禽雌雄交配就有数不清的叫法，譬如：鸡赶群儿、狗连秧子、猫叫春、猪打圈、羊刨羔、牛打栏、鸟类及所有的昆虫都叫“务对儿”。动物产崽叫“抱窝”。树木发杈的地方，叫“树柯杈”；瓜与秧相连接的部位，叫“瓜葛蒂”。这些方言听起来很土，但细细一揣摩，又觉得有一定道理。油条叫香油果子，地瓜叫红薯，雪里蕻叫“花缨子”，玉米叫“棒子”，其实不只有山东叫“棒子”，中原好多省份都叫棒子。而东北三省为啥把山东人称为“山东棒子”？就是因为早先去东北逃荒的多是山东人，而山东人一说到玉米，张口就是“棒子”，再加上山东人多是骠形大汉，因此就送了个这么称呼。
扫帚、条帚的“帚”字，北京话念zhou（音同肘），而我们方言念fu（妇）；我认为念zhou没道理，因为妇的繁体字的一半就是“帚”字，帚与妇本来就是同音字。 有个口语“压根儿”，意思是“从老根上说”。这个口语在全国很普遍，词典上也有“压根儿”一说。可是，在我们鲁西南庄稼人说的是“yan（音同‘烟’）根儿”而不是“压根儿”。这个yan字我认为应该就是“揠”。一查字典，正好有个成语就叫“揠苗助长”。可惜，“揠”的读音是ya，而不是yan。因此，我又产生第二个质疑：是不是修订字典的人搞错了。从字面上来说，“揠”分明有“宴”的下半部，按照汉字的形声常规，它本应该读yan，而不是ya。况且，“压根儿”的“压”字也说不过去，而“揠”是“拔”的意思，拔出根来说事，才符合原意。
另外，鲁西南的方言土语很多都是有典故的，如我们把连襟称作“两乔”，就是出自于《三国演义》里的大乔、二乔；我们吃的馒头，最初是诸葛亮模仿蛮人头颅制做的一种祭品，后来沿变成面食名称；我们说的“胡扯”、“胡说八道”、“胡诌”、“瞎胡乱”，以及“胡瓜”、“胡椒”、“胡萝卜”，甚至连“胡同”等，凡带“胡”字的都与北方和西方的异域民族有关。我们平时问路、求人帮忙说的“借光”，是出自于汉代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我们常常说的“丁兑、不丁兑”（搭配合适不合适），其实是来源于俗语“丁是丁，卯是卯”。不另外，还有一些口语被我们理解错了，如：“拜把子兄弟”，其实应该是“拜八字”的兄弟；为新生婴儿“送中米”应该是“送祝米”（祝贺的意思）；我们称某人很傻时习惯用“拼”来形容，这个拼字到底出自何处，我曾请教过好多人，都不清楚。后来，听到骂人时称对方为“姘头”，或者“姘头种”，我这才弄清楚，原来，这都是由“姘头”沿化来的。这如同北京方言中的骂人话“丫的”——指是“丫头生的”。
在我们鲁西南，即使是一字不识的庄稼人，也会说出些文绉绉的词汇，如：艰窘、难为、蹊跷、莽撞、鲁笨等等。还有一些口头用语，常常带有一些古老的文言虚词，譬如：“心不在焉”、“随口答曰”、“难心苛意”、“模棱两可”、“九九九归一”、“小小不然”、“不在乎”、“不理乎”、“溜之乎也”等等，这些文言古语，在我们鲁西南方言中比比皆是，如果稍加留意，这样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称呼，像祖父、曾祖你、高祖父，姨姥娘、姑姥娘、姑爷爷、舅姥爷、姑表姐、姨表姐……，林林总总。这些称谓，单从字面上，你就可以看出亲疏里表，上下相差一辈两辈三辈，乃至更多，层层递进，条理清晰，井然有序，叫起来又朗朗上口。也只有中原地区，又是崇尚儒雅的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才可能有如此的讲究，又如此清晰有条不紊的称谓学。如果拿西方英美国家那种不管是婶是姑还是姨，只用单一称谓，与我们中原地区的繁而不乱的称谓学比起来，更加相形见绌。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鲁西南人，几十年来，虽然对当地方言一直在搜集、研究、探索，但生活中仍有一些难解之谜困扰着我，苦苦思索而找不到确切答案。例如：我们常说的一个“做”字：我查过好多典籍，它只有一个读音，不是多音字。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说成“奏”（zou）。如：做饭、做活、做木匠，你做啥来……，说的都是zou音。还有“做作”（指装腔作势）一词，方言里说的是“zou zuo”而不是“zuozuo”；“做咋”（zou za）,说的是“干啥，做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乡常庄村有个老学究叫刘海盈的，他是我们那一带最后一个留辫子的，老年成了疯子。有一次，放学路上遇到他，他翻开毛的语录本，在扉页上有一段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最后一句他是这样读的：“‘揍’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吓一跳，说他“反动”，诬蔑毛主席。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做字在这里，就是念zou！”他是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的。这说明，至少在清末或民初时期，“做”字是可以读为zou的。但我们的新华字典里却没有这样的记载。
另外，我们鲁西南有些地方（梁山济宁一带）在zh、ch、sh与z、c、s的发音容易混淆，如：“水、睡、说、刷、熟”等，凡是以sh开头的字往往与f或s闹混，把“水”说成“匪”，“说”说成“否（读平声）”，“刷”说成“发”，“睡”说成“费”，把“手”、“首”说成“嗖”，“熟”说成“服”，把“身”说成“森”，把“谁”说成“塞”，把“所”说成“锁”。这些口误在济宁市辖区县份更甚，有的把“说”说成“梭”，把“是、事”说成“四”，把“吃”说成“呲”，“啥”说成“洒”。把几乎所有zh、ch、sh的字，说成了z、c、s。梁山一带甚至把“毛主席”说成“毛主徐”。
除此之外，方言还有一些字的发音与普通话存在差异，如“百”（bai），我们说成了bei（与北同音），“白”（bai），我们说成了bei的四声。“药”（yao），我们说成了yue（与“约”同音。顺带说一句，对药字的普通话读音我也有质疑——它的字根分明有“约”字，那么就应该与约同音，是普通话不对）。“深”（shn）我们说成chn（与抻同音）。“森”（sn）说成了shn（与身同音）。“上”（shang）土话说成了hang（杭）。“去”（qu）土话说成了qi（气）。“矮”（ai）说成了yai。“嫩”（nen）说成了lun（论）。“削”（xiao）和“雪”（xue）两个字，都被我们说成了sue（梭）；而“血”（xue），我们说xie（歇）。“波”（bo）说成了po（坡）。“乐”（le）、“烙”（lao）都说成了luo（洛）。虹（hong）在方言中说成了jiang（酱）。横heng说成hong（哄）。否（fou）说成fe音。堆（dui）说成zui（嘴二声）。着（zhao）说成了zhuo（琢）；着落（zhao le）说成了zhuoluo（琢烙）。窄（zhai）、及摘、宅、择，我们都说成了zhei音。轴心的轴，普通话是zhou,山东话说zhu（主）。脚（jiao）说成jue（决）。嚼（jue）绝（jue）说成zuo（凿）。撅，把东西折断，北京人念jue，而我们方言说成que。酵（jiao）说成了xiao（校）。券（quan）说成卷（juan）。宣（xuan）说成suan（酸）。逆（ni）说yi（仪）。迫（po）说成pei（呸）。摔倒的摔字，虽然我们也念shuai，但在口语里，却说成了“fei（飞）倒啦”。而飞、非、匪、费、妃、肺、肥等，几乎所有fei音的字在我们土话中统统说成了fi。而“街、阶、介、皆、界、届、戒、诫、解”这些在普通话中读jie的字，在我们方言中是jiai而不是jie（普通话中根本就没有读jiai的字）。……退休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北京，每当说到上述这些字的时候，就感到特别为难，特别别扭。毋庸讳言，这些当然是我们鲁西南方言中的缺陷。
还有些鲁西南方言，我认为不好解释，如：不知道，我们说成“知不道”；也有的说成“谁道哎”。制止、劝阻做的事，我们常说“候价”或“胡价”；打牌打输了，我们口语说是“出了”，也有的说成“入了”，出和入本来是两个概念相反的字，在这里却成了同一个意思，有点怪，若说出字，还有点讲究，因为输了当然要“出”钱的，而入呢？就不好说了。撵上了，我们说是duan（段音）上了；往菜里放油放盐，我们常说“掌上油”、“掌点盐”；骗人，说是“拢人”、“混人”；马上、立即去干什么，说成“就日”或“就日儿”。土话说的“述量”，如：“我被某人述量了一顿”，“你去述量述量他”，它的意思包含数落、批评、责备等，但我不知道这两个字该怎么写。还有些口语，如：凌厉的（特指两种东西不同，说什么和什么“凌厉的”不一样）；英要（稀罕，你看他要的东西多“英要”）；要巧（巧妙，你看他放的地方多“要巧”）；琐碎，它除了细小零碎的正常解释外，还有一用法：当别人说了不吉利的话的时候，对方会埋怨他：“琐碎！”意思是不吉利，容易招惹祸患。我指的是语音，也许不是这两个字，但我找不到相应的字。……这些词语，我不知道它们的来历，也不知道怎么写。民国年间，山东一带土匪猖獗，庄稼人称土匪为“老que（缺）”。我不知道这个que字到底是哪个字。如果是缺的话，是不是说那些绑匪为富不仁，干尽了缺德事呢？我没把握。请教过好多人，都说不清楚。
虽然有些疑问不好解释，但我认它还是我们掌握的信息量不够，或者说在方言的研究上没下到功夫。请相信，只要认真探讨，多方考证，任何疑难问题都能解决。我们鲁西南处于中原腹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无论是哪朝哪代，中原腹地永远都是国家的主体，经济繁荣，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民生富庶。我们不仅有古老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有扎实厚重的文化积淀，我们的方言土语，句句有来路，有讲究，有渊源，生动、形象、富有文采。我们出生并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以中原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用自古以来的乡音说着我们大汉族的母语，沿袭着我们历史悠久的乡风民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原人，我们没有任何自惭形秽、妄自菲薄的理由。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我们都应该以“山东人”、“鲁西南人”或者“中原人”自居，并为此而骄傲，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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