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之治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指出，陈的史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923年至1932十年间的研究重点，在于佛教译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中亚西北外族与汉民族的交涉；30年代起，则转移至魏晋隋唐史。但余没有指出的是，陈这两个阶段的研究，表面上看都是钻在故纸堆中研究古史，但其实都与二十世纪中国现实有深刻关联，且浸润了很深的民族主义情节。比如早年研究佛经，就是试图从中国古代对佛教的消化、吸收，并融入本国文明的经验里，寻找新时期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明挑战时的应对策略。陈寅恪这一想法，在同代学人里颇为普遍，如汤用彤、梁任公、熊十力、蒋维乔、陈垣诸公研究佛学，可能都有类似考虑。由此，佛学及佛学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突然崛起，蔚为大观。
自东汉明帝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吸收转化外来文明的经验，这一漫长过程可以说直到一千多年后宋明理学的诞生才宣告完成。那么，现在面对着比印度佛教更强势的西方文明的挑战，国人该如何应对？陈寅恪转入隋唐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
但什么是“汉唐轨辙”？答案在唐代建国史中。陈寅恪《论唐高宗称臣于突厥事》指出，唐高宗隋末起兵之时，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戎狄之盛，近代未有”。因此，唐太宗不得不暂时“称臣于突厥”，受其狼头纛。但在建立唐朝后，又转而灭突厥并“臣之”，一洗雪耻，陈寅恪感叹道：“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有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
实际上，陈寅恪此文并不是为了怀古而怀古，而是认为国人应像当年唐太宗对待突厥一样，对于西方文明和欧美白人“初虽效之，终能反之”。 突厥人和欧美白人都是游牧民族，都有高鼻深目多须的外在特征，在唐初和晚清民国时之盛都“前所未有”。陈寅恪并不是义和团式的排外主义者，他认为我们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首先确实要先对之“称臣”，待充分吸收其精华，并与中国本位文化融合缔造一新文化之后，再反而“臣之”。其民族主义之幽深委婉，意蕴深长，真令人击节三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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