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别了，以夷变夏的伪学大师
博索：别了，以夷变夏的伪学大师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秩序，每个时代都有人为自己信仰的秩序付诸行动。
人是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塑造的产物，人的认知与思想不会脱离人与环境而孤立存在。
李泽厚出生于1930年，“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11年，“四一二事件”发生后的第4年，“九一八事件”发生的前1年。
中国近代史上密集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得李泽厚成长的时代成为一个思想混乱的复杂时代。
它既有被称做“觉醒年代”的民族家国意识复兴，也有大革命失败的迷茫，国破家亡的抗争与苟且。
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分裂的。有国际共产主义者高涨的革命热情；有接续传统立足现实自建文明秩序的本土派；也有全盘西化，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的社会精英。
华夏文化主权的丧失始于明末，当“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勾结西方天主教势力对抗中央集权之后，“以夷变夏”的文化毁灭就开始了。接下来的黑暗三百年，更是把华夏典籍、科技成果毁删涂抹的不成样子，然后是无孔不入的传教士、教会学校、西方文化的理论工具与文化生态泛滥成灾。
新中国虽然成立了，在一片满目疮痍、面目全非的文化废墟上，文化主权却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恢复的事情。
李泽厚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分析这个人有助于理解思想是怎样影响社会潮流的，理论背后有怎样的文化取向、适用范围与作用，华夏民族的文化复兴又该怎么做。
在文章《为什么巫术才是中国独特传统的核心根源？》中，李泽厚把“巫”视作华夏文明传统的核心地位。还把巫和古代圣王联系在一起，把这些人称作“大巫”、“帝巫”。
他一方面强调“巫”和“巫婆”不一样，一边却用巫术行为来解释华夏圣王的行为，他引用别的学者的话说，舜面朝南而不动，实际上是在施法术。说大禹的禹步，也是在施法术。说是别的学者，其实是他自己认同这个观点。他还认为"巫就是舞“，”跳舞就是在施行巫术“。
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是与否，不能只看现象，要看文化背景，要看具体的社会场景。
正如建造房屋一样，文明也不会凭空产生。必须要先打牢地基，建立稳定的坐标系。
《尸佼》：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没有时空概念，没有测定时空的工具与方法，就无法建立真正的文明。
《尚书 尧典》同样有关于时间方位的记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尧帝有用巫术作法么？显然没有。
他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的目的，是用于授时，是用于安排治下人民的生产生活。
华夏民族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技术文明，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族群。
天文观测的目的不是给自己塑造一个上帝供自己祭拜，而是运用天地法则更好的生产生活，这是现实主义文明的体现。
舜“南面”，不是因为别的，他和他的子民要根据日影的长短来确定方位，确定时节，来指导整个族群的生产。正午太阳在南方，他当然要“南面”。他亲自做这件事，是显示这件事的重要性。
禹步，同样不是用怪异的步法行使巫术，也不是腿疾，而是丈量距离。直到今天，“步”仍是我们测量距离的方式之一。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华夏文明是一个现实文明，为什么会出现昊天上帝呢？
从尧典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天文历法高度发达。天文历法发达是结果，是现象，结果与现象的背后，是对自然规律，是对天地法则的追求与把握。
在生产生活中，耕作收获，是人人可见，可以把握的事情。而自然规律，天地法则，是一个抽象的，不可见的，只有圣人可以理解与实施。对于一般人群理解不了。于是圣王就把天地法则拟人化，告诉百姓，只有尊重天地法则，才能风调雨顺，衣食无忧。
由于观象测影是一项极其重要，极其专业的事情，遵循天地法则对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慢慢的就演化出来一套复杂的程序制度，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一个遵循上天旨意的人间天子，这套复杂的程序制度就慢慢演化成了后来的礼乐制度。
尧舜禹所体现出来的“禅让制”实际上也是“天地法则”在人间的应用。旧的太阳落山了，新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普照万物。
禅让继承人选择遵循两个原则，贤与能。
贤是道德层面的，能是治事方面的。为什么说是天地法则呢？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道生之，德畜之”。遵循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去管理与生产，才能获得最好的效益。为什么要强调“能”呢，因为每个人的“贤”所能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有人只能影响一个家庭，有人可以影响一个国家。
华夏文明发展出“选贤任能”式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最好的社会管理模式。“贤”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能”是发展效益最大化。
迷信西学的人常常拿康德那句名言证明西方对道德的重视。
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 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
这句名言恰恰暴露了西学的虚妄与无知。道德既然是天地法则，不仅要遵守，更要实践。康德只看到了道德的神圣性，却无视落实到行动的道德才是真道德。
这是所有唯心主义学说的绝症，止于心，免于行。
把观念中的道德当成真的道德，这不是真善，这是伪善。
在研究华夏文明的过程中，李泽厚的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来自哪里呢？他自己在文中也多有提及，泰勒、弗雷泽、韦伯等西方学者建立的社会文化学。
尽管李泽厚一再提及宗教与巫术不同，他始终却没有抓住最核心的东西——文明的本质，文明的维度。
文明的本质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全社会和谐发展的秩序。
文明的维度是对天地法则的认知水平与实践水平。
贤能模式的华夏文明把发展的能量辐射到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发展与提升自我的机会。
宗教奴隶制的西方文明是割裂与对立的社会发展模式，它的发展是建立在奴役与剥削基础之上的。
华夏文明是天道文明，在天文历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先进的信息技术、农耕技术、机械技术、工业体系、社会制度等等。
西方文明的基础是束缚生产力的奴隶制与宗教文化，它近代的成功是转录并发展了华夏的技术文明、礼乐文明，在社会制度文化层面仍是被技术、文化新概念重新包装的奴隶制与宗教神学。
判断文明维度的高下其实很简单：一个文明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现实文明，还是一个虚妄的上帝主宰的文明；一个文明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文明，还是一个靠劫掠剥削存活的文明；一个文明是服务多数人的文明，还是一个服务于以宗教资本为统治手段的少数人的文明。
在《为什么巫术才是中国独特传统的核心根源？》一文中，李泽厚认为“天道即人道，而且天道来自人道”，正是这句颠倒黑白的话暴露了他的学术信仰，他的学术是唯心主义的。
李泽厚说“中国礼教是由巫君合一而来的伦理、宗教与政治的三合一，即中国式的政教（宗教）合一。”
李泽厚还拿西方、非洲、南美等地广泛存在巫术为中国的巫文化佐证。
贵州的傩文化也被他拉出来证明华夏巫文化的传统。问题是，贵州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与历史核心区域么？
这就有点“强买强卖”了。华夏政权从来都没有政教合一的传统。李泽厚却说，你有，你必须有。
名者，实之宾也。两个巫，是同一个概念么？
上文我们已经解释过，华夏的礼乐制度，包括所谓的礼教，实质上是天地法则，对“上天之德”的呈现与实践， 是现实主义的，不是唯心主义的。
李泽厚把陶罐上手拉手的人形附会为举行巫术仪式。
按照这种解释，幼儿园的小朋友天天都在举行巫术活动。
多子多福不仅是华夏民族的传承观念，更是祖先面对恶劣环境的生存选择。一直以来，华夏民族都聚族而居，很多人手拉手围成一圈，正是华夏祖先对人丁兴旺的美好祝愿。后来童子骑鲤鱼的搪瓷盆，鸳鸯戏水的枕头，都是这一美好祝愿的现代遗传。
｜马家窑彩陶盆图
在华夏文明这里，“巫”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这张图很好的解释了“巫”字的原意与含义歧变的过程。
早期的“巫”字是两个“工”字的 垂直合体。“工”有测量、规范“”之义，两个“工”字相交，意为测定方位，确定坐标，确定东南西北中。
后人只知“巫”可通天，却不知道通天的目的与通天的方式，于是“巫”也就变得神秘了。到了东汉，许慎还知道“工与巫同义”，但对于“巫”的具体职能，他却跳起了大神。
文明初开，最重要的是确立时空坐标。
时间是两个天体的相对运动，所以时空是一体的。华夏祖先通过观星、观月、测量日影的方式进行时间定位与空间定位。
时间定位容易理解，北斗、月相、太阳本身就是相对于地球周期运转的天体时钟。
空间定位怎么理解呢？
因为立杆测影是古人测定季节的重要手段，冬至日日影最长，夏至日日影最短。日影的投影就是方向的定位。冬至日最长的日影，夏至日最短的日影指向就是正北方向。
日月星辰的周期变化就是天道，天道运动对人类自然带来的变化就是天地法则。人类通过观星测影的方式理解天道规律，应用天道规律，就是通天。
非洲也好，美洲也好，欧洲也好，不理解天道规律，虚拟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出来，这样一个愚昧的上帝有什么用呢，跳再多的大神，能帮助他们迈进文明社会么？
山东吕剧《下陈州》中有个著名的唱段：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
贫穷限制想像力。这道理同样适用于跨维度的文明。
用低维度文明的理论逻辑，来套用与解释华夏文明，显然是不合适的。
泰勒也好、弗雷泽也好，都没有从文明本质、文明维度的高度去解释文明现象，而是基于西方列强殖民全球的内在需求来解释与建构带有西方偏见的社会人类学。他们的文明背景是西方宗教与西方奴隶制传统，他们的素材与研究对象多是华夏文明之外的文明洼地。
无视文明原理，无视真正的文明源头，用蒙昧去解释文明，最终的结果是文明被掩埋，蒙昧成为“文明”的秩序，伪文明成为新的文化宗教，而这正是近现代西方主导的殖民地体系所需要的。
在另一篇文章《魏晋风度，就是人的觉醒》中李泽厚说，”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的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联在一起，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与怀疑中取得的……陈旧的礼法毕竟抵挡不新颖的思想，政治的迫害也未能阻挡风气的改变，……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五胡乱华是华夏文明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之祸，而魏晋正酿成华夏灾难的关键时期。
李泽厚把失序社会混乱的文化现象视作人的觉醒，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魏晋风度并不是人的觉醒，而是文明秩序崩塌后的绝望，寄情山水也好，放浪形骸也好，都是对黑暗社会的悲愤控诉。
始皇帝建立的郡县制帝国是中央集权社会的理想状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权力与文明秩序的统一。
汉武帝通过推恩令与打击豪强的方式也基本实现了这一点。到了东汉，光武帝的政权建立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之上的。
权力的分裂导致了政治的分裂，社会的分裂。当权力与施展才华抱负的机会都被门阀贵族垄断到手中的时候。就有了权贵们以蜡代薪、列幛五十里的奢侈淫逸，就有了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就有了刘伶载酒歌哭，左思的“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就有了嵇康的弦断广陵。这光怪陆离的世道是权欲的舞台，没有匡扶社稷的正道者展现才能的空间。这世道，只有权欲，没有天地法则，没有文明秩序。所以，嵇康们只能以悲剧退场。
什么是人的觉醒？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文明秩序，家国、社会、天地。顺应天地法则，自觉为家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保证整个族群的可持续发展。
人的觉醒是在现实社会生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努力，人的觉醒是自觉的共建和谐发展文明秩序。
人的觉醒不是简单的破旧立新，不是怀疑、对抗与破坏的态度与行为本身，更不是以享乐、腐败、堕落来彰显存在。
李泽厚把人从国家社会中抽离出来，单独来定义人的觉醒。脱离家国意识与社会责任。这样的“人的觉醒”，难免堕入“宗教式安慰”与”精致的利己主义“泥潭。
所谓”旧的礼法，政治迫害“这些意有所指的词语后面，归根结底，是权力的私有化造成的，是社会破碎造成的，是文明失序造成的。这同时也是西方奴隶制文明的不冶之症，他所期待的”风气的改变“，如果不是符合天地法则的文明秩序，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行为，什么样的风气会真正有益于社会呢？自由女神那一套么？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李泽厚试图探索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突出孟子学说中作为道德人格主体的独立精神，认为它是构成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
“这种理想和道德人格并不是宗教性的精神，而是具有审美性灼灼光华的现实品格”，“孟子由于强调自律，从而极大地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与历史使命。”
虽然李泽厚已经强调孟子学说所体现的理想与道德人格不是宗教性的精神，但他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切片已经定义了这一概念的唯心主义倾向。前文已经解释过，道德不止是人类社会对天地法则的自觉遵守，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践。李泽厚切断了认识与行为的联系，有意无意的回避把道德落实到实践层面，这正是真文明与伪文明最大区别。
作为积极入世的学派，孟子显然不会停留在个体的人格价值，止于内心的道德责任，他是要把思想与道德落实到社会现实中去的。整个儒家学派，孔孟曾子、韩愈、范仲淹、张载、王夫之，都是如此。这不是“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这是完整的，不容割裂的“认知—行为”系统。
李泽厚试图用康德“二律背反”的逻辑来框套儒家文化的理想现实差距之下的人文精神。他不顾两种异质文明系统完全没有可比性，前者是低维文明生态发展出的宗教唯心主义对天地法则认知缺陷造成的，宗教唯心主义不能让人相信人可以认识天地法则，可以不借助上帝来主导自己的现实生活。而后者则是天地规则塑造的现实主义，儒家圣贤忧虑的不是“知”的问题，而是义与利的取舍问题，是多少人以知践行的问题。
自明末以来，在天主教会的主导下，基于服务自身利益的目的，西方世界一直在编织一套解释世界的话语体系，这一过程贯穿了全球殖民征服、工业革命、全球商业化。在蓬佩奥的口中，这种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了骄傲的资本。
在西方秩序主导全球，西方学术体系成为学术生态的情况下，失去文化主权的国家不可避免地陷入西方学术编织的“楚门的世界”，成为西方文明的信徒与附庸。
并非所有人都被西方的话语体系所催眠，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69岁的左宗棠仍抬棺西征，击败沙俄，收复伊犁。是什么支撑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西出阳关，收复故土？是那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黑暗政权么？显然不是。支撑他的，是维护华夏河山的神魂血脉，是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秩序，是船山华夏精魂的传承与复苏。
左宗棠有一次从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百余枚开花弹，不禁仰天长叹：“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他不知道的是，并非利器入中国三百年，这利器原本就是大明所造。
到了黄仁宇、余英时、李泽厚的时代，尽管整个学术体系学术生态被西方所主导，但他们并非没有机会接触学习血脉纯正的华夏文化，并非没有机会实践教员倡导的家国文化，人民文化。在时代的剧变中，他们没有选择共和国，没有选择人民，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西方殖民体系的伥鬼与附庸，用殖民地文化宗教对华夏文明进行逆向灌输。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的立场。
到了这一步，再把这群兜售殖民地宗教的西方文化传教士称作中国文化大师，合适么？他们不但不是文化大师，而是不折不扣的，以夷变夏的伪学大师。
内部的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你以为他们是自己人，实际上他们都是精神外国人，是最危险的文化病毒。
识别这些伪学大师其实不难，看看他们的理论基础，看看他们的价值取向，看看他们服务的对象。他们的根不在这片土地上，而在虚无缥缈的西方文化之中。
他们的罪恶，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罪恶的扩展与延续。
套用韦伯的理论，我们需要从西方学术体系中祛魅，西方的这套话语体系正是遮蔽我们正确认识华夏文明的原罪。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在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在文化复兴和思想革命方面还未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这正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神魂，容不得巫妖胡鬼的蒙蔽与亵渎。天地之心，往圣之学，生民之命，才是我们的出发点与归宿。
文明之根扎在现实的土壤里，文明之花的绽放，也要用现实的行动来滋养。
我们曾用别人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社会革命，结果是惨痛的失败与教训。
西方的理论解释不了华夏的历史与文明。自己的路，要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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