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搬运 发表于 2018-6-16 06:28:04

鲁迅承认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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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承认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  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内山完造。鲁迅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绝妙的奇文:
  “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go-vern-ment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
  
  投靠日本间谍
  1926末至1927年是鲁迅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对日本的崇拜者完成了彻底投靠的过程。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猖狂侵略:1915年一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三月侵占沈阳;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侵占山东,全国掀起抗议浪潮,爆发五四运动;1926年日军炮轰塘沽,导致了“三一八”惨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人人痛恨了。然而,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后,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入住虹口地区的日租界内。早在1870年,日本人开始侨居虹口地区,同年该地区被非正式纳入公共租界管辖范围。1898年日本参与租界管理。1910年,虹口地区日侨人数超过其他各国侨民,位居第一。1916年,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地区治安事务。1925年6月9日,日本派遣海军陆战队入驻虹口地区。所以,鲁迅入住虹口地区,是住进完全被日本势力控制的范围之内了。鲁迅在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对刘和珍的死,尤其是刘和珍对自己崇拜,似乎悲痛欲绝。文中居然有这样的文字来说中国:“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等等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中国的文人是阴险的,中国军人是屠杀妇孺的凶手,整个中国是个似人非人的世界。——还有比这更坏的国度吗?最后,鲁迅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断言中国是衰亡之民族了。可是,说到“沉默”却有点儿莫名其妙。师生和社会各界纷纷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了,怎么还能说是“沉默”?如果,说是“沉默”的话,那只是鲁迅自己——一个死抱住职位的北洋go-vern-ment内的小科长。问题的关键是,刘和珍他们为什么要去请愿呢?事实上,刘和珍和学生们去请愿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我塘沽的,然而,文中却没有一字谴责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临时执go-vern-ment,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光骂为虎作伥的奴才,却不骂主子,也够意思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深怕造成日本方面的误会,几个月后,急急忙忙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在全中国对日本侵略野心极度痛恨的时候,居然有个中国人出来说这番话。日本的谍报机关很容易嗅出,向他们献媚信号,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实在太少了。鲁迅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把鲁迅推荐到上海的内山完造那里。有了清水安三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仅隔了一天,10月5日就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去“买书”,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内山完造经过观察后,确认鲁迅有高度诚意,于是出现了。鲁迅如愿以偿的接上了头。以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专门为鲁迅准备一张藤椅,放置在隐蔽角落,以避人眼目。鲁迅则几乎天天都躲进内山书店。1976年,清水安三在《我怀念鲁迅》里说:“我向好多人说,在上海要是想会见鲁迅,四点左右到内山书店就可以碰到。”这里的所谓的“好多人”,当然都是日本人。显然,鲁迅可以在这里每天很方便与日本人“友人”频繁接触。而如果在自己家中频繁出入日本人,显然会引起极大嫌疑,而作为一名学者去逛书店则名正言顺,天衣无缝的安排!
  
  那么,内山完造是何许人也?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pol.ice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他很喜欢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pol.ice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pol.ice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仅是一篇普通文章,不一定可靠。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这些都很能证明内山完造确实是一个很有背景的日本间谍。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间谍到中国,策划地图,刺探军事情报,收买汉奸,以至于抗战初期,对我方军事行动了若指掌。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还有一篇短文说,鲁迅与日本间谍内山完造关系密切,是“乐于作汉奸矣。”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鲁迅与其交好,未必就是“乐于作汉奸矣”。证明鲁迅是否“乐于作汉奸矣”需要关键性的三点证明:一是,鲁迅是否知道内山是间谍?二是,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内山完造是间谍的?三是,鲁迅在认识内山完造后,有没有危害国家的言行?
  
  这方面我们不妨先看看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内山完造。事情的起因似乎是,一次他和几位中国文人去内山书店,由于内山完造对中国文化出言不逊,一位文人后来对此予以公开揭露。按理,内山完造在作为一个老牌间谍,不至于犯侮辱对方国家的如此低级错误,很可能他是在抛出探测气球,试探对方的反应,物色是否有可以网罗的对象。鲁迅此段文字就是针对那位中国文人的文章的,其目的显然是想撇清自己与内山的关系。鲁迅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绝妙的奇文,我们将其中相关的三段话列在下面:
  1.“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go-vern-ment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
  2.内山对鲁迅和同来的中国客人说:“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鲁迅此段话表明,他不仅确信内山是间谍且人品不佳,并且,表明自己不屑于与这样的人物为伍,划清了界限;
  3. “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这段话又说内山不做侦探了,还要号召文人们竭力学他。
  前面1、2段文才说过内山是侦探,3段又说他“不做侦探”,“不卖人血”,才说过他是“什么东西”,后文却说文人们应该向他“竭力学学”!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狂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由此可见,鲁迅对内山的间谍身份早就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那么,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内山是间谍的呢。我们可以从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的举动可以分析得出结论。鲁迅才到上海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先后5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最后一次,见不到内山就赖在书店不走。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搬家,有大量的家务事要处理,尤其是一个文人,光整理书籍就的忙上好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如果,内山仅是一个普通书店老板,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的话,鲁迅会这样急吼吼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来上海之前,就知道内山是个有过硬背景的人物了,而这种背景当然是日本方面的。鲁迅是来投靠来的。
  至于,鲁迅为自己辩白所说的:“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真是欲盖弥彰的天大谎言了。鲁迅何止于仅仅是去翻翻书,鲁迅全集中收录了大量他与内山的书信来往,就是铁证。而且,早在此前的1930年,鲁迅就避居在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1931年 “一•二八”爆发沪凇战争,鲁迅又举家避居内山书店。另外,鲁迅由经内山完造介绍了一位日本医生須藤五百三,从此,此人就成了鲁迅全家的家庭医生。此人曾经是日本陆军军医,随军到过中国和朝鲜,退伍后到上海開設医院。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的“乌龙会”的副会长。鲁迅通过内山完造的安排,把自己全家的生命健康托付给了这样一个军国主义者。怎么是“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我们再看看鲁迅在结识内山完造后的种种表现。在内山引荐下,鲁迅会见大批日本人士,仅1931年,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等。在多年会见的日本人中,有很多背景特殊的人,例如,松本重治是日本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人物,后来参与策划了汪精卫投日。内山完造还多次邀请鲁迅去日本访问,疗养等等,而邀请方大多是有背景的。在此期间,鲁迅还多次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又是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 演讲,又是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又是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亲自担任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鲁迅在与内山接上头后,有关激烈诋毁中国的文字,就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获得丰厚稿酬,而由于治外法权,中国go-vern-ment对他无可奈何。中国人把不顾民族利益,投靠异族的行为称之为“认贼作父”。难道鲁迅不怕人骂吗?鲁迅确实不怕人家骂,根本看不起包括爱国心在内的中国的传统道德,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有了藤野提供的精神支持,有内山提供的物质条件,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大日本帝国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庇佑下,可以放胆干了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千千万万中国人被迫离开家乡,流浪到关内,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就是反映流浪到关内的民众的痛苦心声的。日本的赤裸裸侵略行径,不仅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也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当时由43国组成的“国联”中的42个国家,表决承认中国拥有满洲主权,只有日本反对,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然而,鲁迅对日本的这种野蛮侵略居然不写一字予以谴责。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炮轰上海,日本浪人、民兵在上海大肆杀人放火,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文化界一致声援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到前线慰劳英勇的十九军。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战火殃及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那么,鲁迅在干什么?他非但没有同仇敌忾,抗议日本侵略,反而全家躲到日本间谍内山完造的书店里,由内山完造安排躲避战火长达一个半月。期间还狎妓作乐,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现在,就在眼皮底下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屠杀同胞,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家园被摧毁,文明遭焚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国难当头,没胆量上前线劳军,躲到老家绍兴去也成呀,却一头钻进敌国间谍侨的怀抱,半点嫌疑都不避,其“光明磊落”真非常人所及。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出头来行动了,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的将士。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广东空军参战也确有其事。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斗志可见一斑。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造谣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呢?以后,在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 文中这样说道:“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的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鲁迅又讲到,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还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又骂中国go-vern-ment了:“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世界各大媒体大幅报道,国联连续开会,他居然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九”,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只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日本兵抓了后,就下落不明了,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而日本人杀中国人,并不是日本人太残酷,只不过是脾气不同,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倒霉是必然的。看来死了活该,谁叫你不认真的。面对同胞被屠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鲁迅另外还说过:“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日本人会杀中国人,中国go-vern-ment也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认真,而“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其结论不就是,还不如让日本人来杀的好吗!他还告诫北京的学生,眼光不能放得太大,把上海的事全忘了,打牌跳舞去吧。 他不是在明目张胆的企图麻痹听众吗?这样的一番话,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的。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 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从实力来讲,当时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 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12月9日,北平北平爆发“一二九”的规模抗议运动。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然而,鲁迅却大不以为然,说是为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 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其实,妓 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 女,卖身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 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当然还要宣传自己的大大了不起。鲁迅似乎都配合得天衣无缝,1936年,鲁迅56岁时病重,期间一直由请内山完造安排的日本须藤医生治疗。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然而,鲁迅之死本身却是疑窦重重。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2006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的爱国良心醒悟了,还是干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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