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皓阳：昨天，我们一不小心成为了群氓、酸鸡、网络暴...
赵皓阳：昨天，我们一不小心成为了群氓、酸鸡、网络暴民、恶势力……2022-07-19 09:39:55来源： 大浪淘沙 作者：赵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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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两天易烊千玺等明星考编又成为了热议话题，同时我们也因为批评这一现象而收获了一系列帽子，在《中国新闻周刊》的“小镇做题家”和“指责型人格”之后，还有群氓、酸鸡、网络暴民、恶势力……等一系列新鲜款式的帽子。上一次我们脑袋上被盖得满满的，还是那个写日记的方方干的好事。
这些帽子如果是流量明星的粉丝们扣的，那也不会太过于让人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太多的人混粉圈混到脑子不好、是非不分了。不过呢，值得分析的地方就在于，这些话大多处于“圈内人”之口，是一种精英阶层与生俱来的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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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并非孤立，我帮大家复习一下，《新京报》逼死刘学州之后，知名东瀛媒体人王某痛骂批评新京报的网友是“道德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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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搞出了恶臭的“寻找汤兰兰”，知名歪屁股媒体人黄某阴阳怪气“我们的祖国多伟大多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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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被网友批评，知名肉喇叭媒体人白某发表评价：“年轻网友在网上发表不礼貌的攻击言论，不知过去，不念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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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狮少年》和三只松鼠形象引发争议，知名骑墙媒体人胡某呼吁大家要接受这种“自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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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影视圈还有个小八卦，上海台风天，一位编剧家下水道排水困难，这位朋友家里厕所堵了，恰好老公又不在家，所以情绪有点小崩溃，于是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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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万，top5，地铁味，蟑螂，“和那些人不一样”……恶臭的优越感溢出屏幕。随后，该编剧老公下场，怒斥住不起两千万房子的穷屌丝不配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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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这些人的言论，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人民群众是这样评价的：
“人民是最伟大的，而我们往往是渺小可笑的。”
“救苦救难靠我们自己，靠人民。全国的劳动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也都会行动起来，会同我们一起奋斗。所以，我们都是‘观世音’，人民都是活着的‘观世音’。”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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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主席一贯坚持唯物辩证法，认为人民群众也有缺点、也有劣根性，人民也必须要克服自己的缺点。他是这样表述的：“人民也有缺点的，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
这就是伟大领袖的人民立场，相比于那些高高在上精英们的“群氓”“暴民”，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就如臧克家的那首诗一样：“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精英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忠厚朴实的劳动人民变成了“群氓”和“暴民”，他们是天生如此吗？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如果不是精英们长久以来对社会资源的巧取豪夺、予取予求，如果不是分配中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愈发严重，朴实忠厚的劳动人民谁还不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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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们恐惧群氓、暴民，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我这里引用两段名言，一段是马克·吐温的，一段是黑泽明的。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马克·吐温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七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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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看得很明白，精英们吃香喝辣多少年了，屁民们不甘压迫起来反抗，既得利益者就如丧考妣地叫起来：夭寿啦，群氓啦，造反啦……
事实上，精英对于群众的道德优越感是不切实际的，什么样的群体里都有坏人，然而群众坏起来顶多搞个街头无差别袭击，但是精英坏起来，是真可以窃国窃民的。去年恒大暴雷的时候，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Excel表格，体现恒大高层的奢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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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必要对精英们的奢侈生活大惊小怪，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接触到的许多中型企业高管们的B事不比恒大这张表里的少，还有一些六七八九线不入流的明星，甚至“其兴也勃焉”的短视频网红，对于商务的要求也都是夸张得很，甚至名气越小、公司越小的就越龟毛。恒大高管的奢侈生活不是犯罪，对公司如此不负责以至于影响到了宏观经济才是真正的“犯罪”。
这些精英们的门道很多的，“八项规定”又管不到他们头上。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某老板买了辆豪车，然后把豪车租给自己的公司，租给公司干什么呢——当自己的座驾。这样一来油钱公司出，司机钱公司出，每个月还给自己付租金，还是自己用，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么，天底下偏偏就有这样的好事。
为啥不让公司直接买呢？那就是公司的资产了，怕豪车太贵股东那边不好看；挂在自己的名下，万一公司倒闭了也清算不到租的东西上面。然后老板再对外装个逼：我不爱车的，我不懂什么豪车的，这是公司租给我来工作用的。龙虾三吃晓得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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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富人头顶上的光环往往是老百姓们想象的，你越接触当代“精英”这个群体，就越对这个腐朽、短视、贪婪的特权阶级丧失一切幻想。
相比而言，朴实忠厚的劳动人民就要可爱得多，但是不妨碍有一些天生优越感的人高高在上地去指责“农民工”“小镇做题家”。
群氓、暴民、恶势力、极左……这些指责就是精英阶层的PUA行为，言下之意是你们天生低人一等，你们的行为都是愚蠢的、错误的，而我们则是天生光荣正确的，如果我不是光荣正确，为啥那么多社会资源被我获得了呢？其实这种套路毫无新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洗脑劳动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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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威廉·辛顿（中文名韩丁）在重庆谈判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就，深受触动，创作了以土改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其中就详细记载了关于封建士大夫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方法：
等到土地多得自己经营不过来了，就把它租出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行端正的好报应。根据这种观点，张庄的一大部分财富为几户人家所据有——实为武力掠夺——竟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无地少地的穷人若对此不服气（地主没有道德往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总是怪自己的命不好。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
这可以通过测“八字”推算出来。还有一种更加迷惑人心的名堂是看风水。这种迷信认为基地有某种灵气。据说，富人发财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墓址选在山、水、风都很吉利的地方。穷人受苦则是因为祖宗葬错了地方。既然有钱人靠着风水先生的指点，总有办法找到一处理想的基址，而穷人却只能随便找个倒霉的土坑当做葬身之所，那么这种命运便是永世注定的了。
张庄的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在那个只为少数人开办的村学里，儒家的《四书》《五经》被列为主要的学习课程，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到了近代，那个在保卫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方面积累了几世纪经验的天主教教会，又成了反对社会变革的顽固堡垒。
这就是所谓的杀人与诛心：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统治分两步走，一是肉体奴役：严刑峻法，胆敢造反诛九族、凌迟处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阶级天然的“神性”。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财富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君权神授、我的话语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奴隶是天然恐惧奴隶主的，从内心深处相信自己和奴隶主是两种生物，所以杀人是手段，诛心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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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些舆论场上的妖魔鬼怪，有一种梦回民国的感觉。在新社会，这些旧文人士大夫就以“公知”“媒体人”“知名编剧”的面目示人。当年有些傻缺给方方洗地还想蹭鲁迅先生的热度，殊不知鲁迅先生生前最反对的就是这群人。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鲁迅全集》和《鲁迅杂文集》这些合集，是什么样的文章占据了鲁迅先生创作最大的比例呢？是论战文——与御用文人、封建士大夫、“公知”们的论战文。鲁迅先生批判过的知名的文人包括但并不限于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叶灵凤、徐志摩、高长虹、周作人、胡适、施蛰存、张资平等，而那些不知名的御用文人、恶臭的封建遗老更是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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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简述几次鲁迅先生的“知名论战”。比如与“学衡派”的论战（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国学大师”吴宓），鲁迅先生称这些封建士大夫“据我看来，实不过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豪光”。鲁迅尤其看不惯这些“国学大师”们对传统文化故弄玄虚——他认为如歌、诗、词、曲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财富，而这些大师们却把他们“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故意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特权：“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文艺书简》，《鲁迅文集》第二十四卷）
鲁迅先生也撰文批判了这群道貌岸然的“特殊知识阶级”——这个词本身是现代评论派的自称，鲁迅就用这个名词来反讽，说明本质上来讲他们与诉求特权的封建士大夫阶级并无根本上的差异。鲁迅先生在《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这篇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有军阀、有政客还有“第三股势力”，就是这群要“诛心”的士大夫们——“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徐志摩随即发文反唇相讥：“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一种话语权特权阶级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从此以后，徐志摩等人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正人君子”——据北大的钱理群教授统计，这个专属名词在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出现了59次。他老人家还写过一首滑稽的白话诗《我失恋了》，据说也是来嘲讽徐志摩“无病呻吟”的现代诗的。之后他们你来我往论战无数，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要说明，鲁迅先生的根本立场与观点，是与封建士大夫、“民国大师”、“才子佳人”、“特殊知识分子”截然相反的。他站在的，永远是人民的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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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战士》这篇文章中，鲁迅记载了自己是怎样战斗的：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这样的战士”，就是鲁迅先生自己；所谓“无物之阵”“杀人不见血”，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士大夫们的“诛心”。我们看看鲁迅先生罗列的这些名词“慈善家，学者，雅人，君子”“学问，道德，民意，逻辑，公义”——这些特征不就是当今的公知么？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公知”的本质就是这些士大夫。
也就是1949年革命成功了，三座大山被推翻，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了，旧的士大夫们成了“在野党”，所以看起来公知在批判，鲁迅先生也在批判。单从根源上来讲他们是南辕北辙：鲁迅先生永远站在人民这一边，而公知们则是为了他们失去的特权而哀嚎。鲁迅先生要活在当下，也是见了公知骂公知，见了乡贤骂乡贤，见了买办骂买办，至于那些认美国当爹的，更是会按在地上摩擦。
不知道鲁迅先生如在当代，会不会被某些知名媒体扣上“鲁镇做题家”“指责型人格”的帽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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