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恻隐之心”假
作者：关敏逻辑王
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成立
1.“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提出。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翻译：孟子说：“人都有不害别人之心。先王有不害别人之心，才有不害人的政治。用不害人的心，施行不害人的政治，那么治理天下就会像在手掌中转动它那么容易。之所以说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根据在于）假如现在有人忽然看到一个孩子要掉到井里去了，都会有惊恐同情的心情——不是想借此同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不是要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名声，也不是讨厌那孩子惊恐的哭叫声才这么做的。所以，没有同情心，就不是人；没有羞耻之心，就不是人；没有谦让之心，就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也不是人。”
《孟子.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翻译：“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都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加给我的，而是我本身固有的，只不过平时没有去想它因而不觉得罢了。所以说：‘探求就可以得到，放弃便会失去。’人与人之间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的，正是由于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天生资质的缘故。《诗经》说：‘上天生育了人类，万事万物都有法则。老百姓掌握了这些法则，就有了崇高美好的品德。’”
2.孟子“恻隐之心”的特征有：任何人都有恻隐之心，它不是出于个人私利才对他人产生怜悯同情；失去了它，人就不再成其为人；靠它就能“事父母”、“保四海”，社会就充满了爱。
但是，孟子“将入于井”的“兄之子”与“其邻之赤子”同等看待，这就违背了“爱有差等”的原则而自相矛盾了。
“爱有差等”的仁爱就是要实行等级制的偏爱，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普适一切人的“恻隐之心”。普适一切人的“恻隐之心”就是墨子的“兼爱”，而“兼爱”被孟子辱骂为“无君无父”的“禽兽”行。可见，孟子前言不搭后语。
3.“恻隐”说不成立不是因为孟子自相矛盾，而是“人都有恻隐之心”从古到今都是一个假命题，儒家无法证明这个全称命题成立。
当孟子鼓吹人皆有“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又鼓吹复仇主义，对仇人之家必报仇。如果“坠入井”的“孺子”是仇人之子，孟子必然落井下石，何来“恻隐之心”？汉武帝杀掉了皇后卫子夫的所有子女，连襁褓中曾孙都要杀害，有什么“恻隐之心”？汉语谚语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为什么一人不能进庙？原来是和尚可能会乘机谋财害命。为什么两人不看井？因为假如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债，或另一个人阻碍了他渴望得到的东西，他也许会趁机把这个人推入井中淹死。这说明“人都有恻隐之心”假。
如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成立的话，帝王就不能使用“太监”，因为“太监”就是被伤害者；女人就不能缠小脚，缠小脚就是伤害女人；中医就不能鼓吹“人肉治病”，政府就更不能奖励以人肉做药引让父母吃的愚孝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害人的。可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假。
二，华人缺乏恻隐博爱之心
“不忍人之心”是人之常情。“恻隐”即人应怀有同情、怜悯、乐善好施等情感，在别人遇到困难甚至灾难时，应实施援助。这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恻隐、怜悯、同情、博爱这些人类最珍贵的普世价值，恰恰是汉族十分缺乏。
华夏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失去人性。古代中国有喝人血的义结金兰、有吃人肉的刑罚如“醢”，今有喝人血、吃人肉的阶级斗争。“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食人喝血几千年，正是黄帝的食人肉表率作用，让华人变得如此冷漠、残忍、内斗、愚昧而素质低下。
心怀仇恨者总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顺手牵羊，父子相隐而共同犯罪的。长期以“阶级仇、民族恨”或国仇家恨为核心的畸形文化，对华人的心智异化甚深。新世纪以来，有些华人为“311”地震海啸夺去成千上万日本人的生命而幸災樂禍。
“911”毁灭数千美国人的事件爆发的时候，有多少华人纵请欢呼，他们载歌载舞庆祝，“恻隐之心”被恨美教育吞噬了。一个书记在大学公开会议上讲，美国人死得好，这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这是世界人民在把美国搞垮。这不就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吗？
反美是列宁搞出来的，列宁还搞了个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生下中共，中共执行列宁的反美命令。美国一直援助苏联和中国，但是斯大林想赶走美国在韩国的势力，教唆金日成侵略韩国，美国代表联合国打朝鲜，中国人到朝鲜去打联合国军，与人类的代表者为敌。
也许你会说，那是成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互害。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就好比人们突然看到一个幼儿跌到井里去，任何人都会有救幼儿的恻隐心。
然而，任何人都有拯救幼儿的恻隐之心，是假命题。一个“易子而食”民族，不可能对幼儿真有恻隐之心，因为他们敢吃幼儿。你说“易子而食”是古书的记载，现在没了。我说，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就有“易子而食”的现象，如今有人吃流产的“胎儿”。如此没心没肺的胡吃海喝，怎能对幼儿产生恻隐之心？
18路人遇小悦悦见死不救，使恻隐说彻底破产！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黄岐镇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王悦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倒在血泊里，3个路人从她身边走过，但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几分钟后，一辆货车驶来，再次从她小小的身体上碾过。随后，又先后有15位路人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直至7分钟后小悦悦才被58岁的拾荒女陈贤妹救起抱到路边，再狂奔去找悦悦的父母……后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汪某说：“这么大个国家，出个车祸“冷血”事件是难免，有什么好奇怪的？”关敏说：车祸和路人冷血与国家大小无关。难道说国家越大，车祸就该越多？真是荒谬，典型的冷血动物！
事实上，中国城市每万辆车死亡率是美国的18倍，难道应该被人类社会视为正常！这么多华人“见”了“小悦悦”被碾压而熟视无睹，恻隐之心到哪儿去了？按照孟子说法“没有恻隐心就不是人”，这些人就被开除了人籍。其实，人类无权将人开除人籍，我们只能承认：“没有恻隐心的冷血人是人”，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恻隐之心”是假命题。
不仅是车祸在杀人，而是人在故意杀人。2012年4月30日清晨5点左右，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浙江慈溪329国道周巷镇境内撞倒了一名68岁的老太。车上一对都是25岁的情侣将老太扶上车并对目击者说，要送她去医院。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对情侣驱车到了余姚滨海新城，将老人活埋致死。2013年5月4日晚10时许，河南滑县瓦岗寨附近发生一起车祸，肇事司机李某（儿子）与其父亲、岳父三个人把受伤的12岁的小学生赵志洋扔入黄河淹死。
三，中西方的最重大区别，是残忍和博爱的区别
郭先生移居美国以后的第一项重大发现是：中西方之间的最重大区别，是残忍（幸灾乐祸）和非残忍（同情心或博爱）的区别。中西方的社会体制都是建立在这两个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郭说：上个星期五，如小象一般的胖女工罗琳，扛着一包东西跨出厂门时，忽然一个踉跄连人带货重重地摔倒在地，“Oh，My GOD！Are you OK？”周遭四五个美国人工友，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喊了起来，我出来看时，早有两个白男把罗琳搀扶坐起来，检查她的伤势，幸好只擦破点皮，贴了工友递来的创可贴，罗琳走了。
郭注意到：没有一个人笑的，罗琳摔倒的样子有点滑稽，就像昆明动物园中卧倒在泥里打滚撒欢的母象，但美国人却笑不出来，显然是同情心压倒了滑稽感，这是一种文化惯性。
郭以经验保证：罗琳要是在中国摔上一跤，一定会引起观者的哄堂大笑；如果她摔倒在中国街头，不仅会遭到嘲笑，而且断不会有人来搀扶和安慰她。郭见罗琳跌倒心里犹有滑稽感，这说明郭身上仍有华人幸灾乐祸的劣根性。下面郭举了几个例子：
1995年在南宁市朝阳路上，见一个衣衫褴褛的骑车男人，忽然从车上摔下了，霎那间半条街都笑翻了，但没有一个人帮他……
1996年在校内进行五十米跑时，郭摔了个狗吃屎，两只膝盖、一对手肘皆皮破血流，在场测试的几十个大学生都哄笑起来，简直比手淫获得高潮还快活，只是没有一个人过来问候两句……
1998年春郭去广东省考察农业，归途中被锈钉刺入脚掌，但同车的记者、主持人、局长、警官，统统无动于衷，车到桂林后，连顺势送我到人民医院的事都不做……
这就是华人的残忍本性（华人的生活缺乏快乐，故只能把他人的痛苦当自己的快乐）。1920年代初罗素就在北京街头，目睹了华人微观嬉笑一条伤狗的一幕，觉得华人残忍，如果他知道百年后广西还在欢声笑语中举办狗肉节，不知他如何评价华人？
众所周知，为保帝王对后宫的性垄断，而集体割除男仆生殖器的残忍传统，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而且绵延达两千年以上；而凌迟这种把人一刀一刀割死的千刀万剐酷刑，成为国家明正典刑长达一千年的例子，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才有。
刺或玻璃扎进肉里稍微深点，把玻璃和刺挑出来时人都会痛苦不堪，甚至得上医院上麻药、做小手术才行，可想而知那种把人一刀刀割死、剐死的死刑会痛苦到何种程度！据说“规范”的凌迟得割上三千多刀，如果太快把人割死了，刽子手要受处罚。
千刀万剐，稍微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会不寒而栗、于心不忍，只有魔鬼才想得出并且忍心去实施这样残忍肉刑！那种视地狱般哀号惨叫血淋淋为正常的头脑，只能说是一种不正常的头脑，这种头脑彻底丧失了设身处地同情他人的想象力。这是什么造成的？
一个民族，既然连大量割男仆生殖器、千刀万剐都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供奉起来，上千年地熠熠生辉，那么对成千上万的“苦中苦”灾难……又有什么不能承受呢？
残忍和非残忍是中、西方的根本区别。人道主义是宪政的基础：欧洲人中世纪时都远没有秦、汉、明、清那样残忍，走出中世纪时就告别了残忍，所以开创了宪政文明。华人一直在残忍的酱缸中打滚，所以无法宪政。欧洲的人道主义是基督教带来的，中国则根本没有民族性的宗教信仰。所以，中国横遭赤劫，至今未愈。苏俄最先欲赤化的是土耳其，花了几亿美元，结果怎样？中国实在不争气。
极残忍的传统在中国堂皇存在上千年，儒家不可能没有责任，儒家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匮缺的学说，从以言治罪诛杀少正卯的孔子，到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的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的屠夫比比皆是。有儒家传统的国家的专制都很稳固，如朝鲜、越南。只有蒙古随东欧而变，蒙古恰恰是佛国而非儒国，这是一个甚勘玩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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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子的范畴错误
作者：关敏逻辑王
吉尔伯特.赖尔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牛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无论是传统哲学对日常语言的运用，还是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中，都会不自觉地犯范畴错误。劳心者治人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一，孟子的范畴错误
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讲的如何区分社会工作的伦理问题。《孟子.滕文公》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译文：各种工匠的工作多得很，本来就不能既耕种又干其它的事。孟子说：“那么治国就能既自己种地又管政务吗？官员有官员的事，草民有草民的事。况且，每个人所需的物品要靠各种工匠的产品才能齐备。如果每件东西都自己生产才能使用，那就是率领所有的人走疲于奔命的路。所以说，有人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统治别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供养别人，统治者受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即普世价值。
关先生说：百工以其产品交换农产品，这是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法则在运行，交换是自由平等的，不能强买强卖。
然而，劳心者统治劳力者，不是自由平等法则运行的结果，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果。农民与工匠交换商品是出于自愿，合乎自由平等之原则；农民、工匠把自己的产品上交给国家的劳心者，不是出于自愿，不合乎自由平等之原则。所以，孟子把“劳心者统治劳力者”与百工的交换方式相提并论，犯了并列不当的范畴错误。
也就是说：商品交换属于自由平等的范畴；劳心者统治劳力者不属于自由平等的范畴，把二者当成一回事，就犯了范畴错误。正确的说法是，“劳心者治人”必须以被治者的同意（即自由平等的选民票决）为基础，此时，劳心者统治劳力者就属于自由平等的范畴。
据《圣经.塞缪尔记》第8章的记载，到公元前1030年的时候，犹太部落一直没有国王，人们就要求犹太先知弥赛亚立一个君主。塞缪尔说：“如果立了国王的话，他会让你们的儿子做他的奴仆，他会使你们的女儿做他的妃子；他会夺走你们的财物去赐给他的仆人；他会抢走你们十分之一的羊群，你们将沦为奴隶而痛苦不已。”
这是先知给犹太人的警告。然而，这群犹太人依然表示：“不，我们应该有一个国王，那样我们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国王走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去战斗！”没有国王我们没有办法和其他民族进行战争，就打不了胜仗，财物就会被他族抢走。
从这则圣经故事可以悟出一个基本的税收原理：
第一，人民愿意出钱供养一个国王，于是就愿意承担交税的义务。第二，税款为人民所有，劳动人民没有养活统治者的天然义务，只有“人民认可的”官员或政府，人民才有义务养活他们；这叫做“无代表不纳税”即没有人民代表的认可、同意，人民不要交税来养活寄生虫似的官员。第三，当国王违反人民的意愿的时候，比如强行征税或者任意挥霍财富，人民得有办法阻止他，这办法就是组成“国会”来决定如何限制他征税和花钱的权利。
这种税款为人民所有的意识是孟子绝对缺乏的。孟子以为：劳力者上交产品即税款来养活统治者，是天经地义的。天下的财产都属于王（国）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用不完的钱，宁愿给外人如非洲人，也不给家奴。韩愈说：劳动者不交税，杀。这是奴隶主的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教义，孟子、韩愈宣扬的就是歪理邪说！
二，儒家的社会追求
经验告诉我们，合作行动比孤立的个人行动更有效率。有许多工作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而需要若干人的共同协力。一方面个人能力有限，不可以独立完成某些工作，另一方面个人也许能独立完成，但所需的时间很长，以致要许久才获得结果，从而无法补偿所支付的劳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分工合作可达成生产目的。
社会乃协同一致之行动，乃合作。由这些协同行动而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联系，可称其为社会。社会既是劳动的分工，也是劳动的组合。社会不过是芸芸众生为合作而形成的组合。
并非每种人类间的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当人类集团间诉诸灭绝对方的战争时，当人们冷酷无情地互相杀伐时，那些相互对抗的团体间也存在着相互关系，但这绝非社会关系。原始游牧民族对水源、猎渔区、草原以及战利品的争夺，是残酷的灭绝行为。
社会是人类的联合行动与合作，其间每个参与者都视对方的成功为获得自我成功的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人类互帮互助的关系。
在原始的无文字时代，人们即便在战争中也还保留着此前已建立了的某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在交战的时候，人们就想到：人与人之间，即使眼下是敌人，但战后的合作却是可能的。虽然战争是为了杀敌人；但杀戮再也不那么极端残酷和无情了。交战的双方开始恪守某些道德原则的限制。在报仇雪恨的疯狂毁灭之上，文明的因素开始萌发。这样一种观念开始萌生于人之脑海：每一个敌人都应作为未来合作中的一个潜在伙伴，而且这一事实不应在军事行动中被忽视。战争不再作为人类间一种常态关系来考虑。
孟子追求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狮子林社会，他在《孟子.离娄上.7》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翻译：孟子说：“有道的天下，德高者领导道德一般的人，大贤领导小贤；无道的天下，小贤领导大贤；弱者领导强者。这两种情况，都是天意。顺从天意就能够生存，违背天意就会灭亡。
孟子意思是，劳力者、小人、弱者被劳心者、大人、强者所役使，是天意；如果反过来，劳心者、大人、强者被劳力者、小人、弱者所役使，就违背了天意！儒家竭力想证明的是，强者之所以强，少数人之所以成为享有特权的统治者，只有两个原因：1是“天也”，是“天意”，是“受之于天”，是“天授君权”；2是个人拥有天赋，加上不断“修身养心”才成为圣人君子即强者精英。
儒家根本看不起弱者庸众，把他们看作是差遣役使的对象，看作是愚昧无知、低贱庸俗、只配卖苦力、不严加管教就会变成“贼民”的“小人”。“上智下愚不移”；“樊迟请学稼……小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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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与真话的较量
作者：关敏逻辑王
三人成虎：三个人谎报城市里有老虎，听的人就信以为真；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事实。可见，谎言蛮厉害的！
一，“诚实节”
美国威斯康星州蒙特罗市将每年的5月2日为“不说谎纪念日”即“诚实节”，为纪念一个年仅8岁的男孩而设的（一个耶稣似的人），他因为坚持诚实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它比愚人节更可贵，比情人节更忠贞，比圣诞节更动人心魄。每年的5月2日，当地各个学校都会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对学生进行诚实教育。
蒙特罗市有一个名叫埃默纽.旦南男孩。埃默纽5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成了一个孤儿。这时，有个名叫诺顿的酒店老板对他说：“埃默纽，你到我的店里来看店吧！”随后，诺顿夫妇他收养为义子。酒店老板这样做是为了讨得一个慈善的好名声，让大家以为他心地善良，从而帮他带来更多的发财机会。埃默纽每天辛勤劳动，待人诚恳，彬彬有礼。转眼之间，三年过去了，埃默纽8岁了。
一个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埃默纽睡得正香，忽然，一声巨响惊醒了他。埃默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起床到外面去看，一幕可怕的情景出现在他的眼前。“天啊，你们在干什么！”他叫起来。原来，老板夫妇正在杀人。被杀的是个商人，随身带了很多钱，晚上他在酒店喝酒，结果醉成一摊泥。为了抢钱，诺顿竟杀死了商人。
埃默纽看见鲜血四溅，顿时吓坏了，他连忙跑回到自己的房间躲了起来。不一会儿，老板收拾干净外面的血迹，走进了埃默纽的房间。他装出悲哀的样子说：“孩子，你都看到了，杀死他我也很伤心。明天，如果警察来问这事，你就说，这个商人喝醉了酒，见人就打，老板是为了自卫，把凳子扔过去，不料竟把他砸死了。”
埃默纽望着凶狠的老板，坚定地说：“不，爸爸，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不想说谎。”老板生气了，逼着他说：“你必须得这样说，快向我发誓！”埃默纽摇摇头说：“不，我不想说谎！”老板恼羞成怒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罢，他把埃默纽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用鞭子抽打他。“照不照我的话说？”“不！”老板见埃默纽不改口，就狠命地抽打，最后，埃默纽被活活地打死了。
事后，诺顿夫妇受到法律的严惩。埃默纽小小年纪，至死不肯说谎，他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人们。蒙特罗市政府为埃默纽建造一块纪念碑和一座塑像。纪念碑上写着：“怀念为真理而屈死的人，他在天堂永生。”威斯康星州政府决定每年5月2日为“诚实节”，以永久纪念这个诚实而勇敢的孩子。
虽然埃默纽只是诺顿夫妇的义子，但毕竟也养育了他。按儒家“亲亲相隐”的原则，父母打死了这个想“出卖”自己的儿子，那也是活该。这从反面说明，父子相隐就是在教人撒谎犯罪、同流合污。
二，诚实道德研究
1.诚实与欺骗。诚实的定义，就是说真话；与之相对立的是欺骗，欺骗就是说假话。诚实地动机在于传达真信息的行为，是自己以为真的也让别人信其为真，自己以为假了让别人信其为假的行为。欺骗则是颠倒黑白的行为，是自己以为真却让别人信其为假，自己以为假却让别人信以为真的行为。
2.诚实分类。诚实可分为诚与信。这是以信息源的性质为根据而划分的两大类型。真、诚是传达与自己的思想相符合、相一致的信息行为，主要表现是“心口一致”，不是“口是心非”。信、守信是传达与自己的实际行为相符合、相一致的信息行为，其主要表现为“言行一致”，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面人。
因此，欺骗可以分为撒谎和失信，是以假信息的性质为根据而划分的两大类型。撒谎是传达与自己思想不一致、不相符的信息的行为，主要表现是“心口不一”。失信是传达与自己的实际行为不一致、不相符的信息的行为，表现为“言行不一”。
诚实和欺骗还可分为恶意与善意两种类型。这是以动机的性质为根据分为恶意和善意两类。恶意欺骗是动机有害人之意的行为。善意欺骗是动机无害人之意的行为。如父母不幸双亡的幼儿，亲戚骗孩子说父母出差了，托他们来照顾，就这样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去养了。善意诚实是动机无害人之意的诚实，这是诚实的常规状态。反之，恶意诚实则是诚实之例外，传达真实的信息意在害人。
3、价值性或道德性。一切诚实的行为，不论如何不同，不论其意善恶，就其共同的诚实本性来说，都是有利他人，有利自己，更有利于社会的存在发展，因而都是道德的、善的、应该的。
反之，一切欺骗的行为，不论如何不同、不论其意善恶，就其共同的欺骗本性来说，都有害他人，也有害自己，更有害社会的，因而是不符合道德目的，是不道德的、不应该的、恶的。
欺骗是恶，但其恶性大小与其善意成反比，与其恶意成正比：欺骗的善意越大，对他人、自我的损害便越小，其恶性就越小；欺骗的恶意越大，对社会、他人、自我的损害越大，其恶性越大。
诚实是善，但其善性大小与其善意成正比，与其恶意成反比：诚实的善意越大，它对他人、自我的利益越大，其善性也越大；诚实的恶意越大，对他人、自我的利益便越小，它的善性就越小。
4，诚实的适用范围。人们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诚实而不应当欺骗？在正常情况下，即在诚实这种善与其他善不发生冲突时，应该诚实而不应该欺骗，这是绝对的；
而在非常情况下，即在诚实与其他更大的善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时，则不应该无条件地诚实，而应该有条件地诚实，甚至善意的欺骗。即“两善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三，谎言与真话的较量
1.高尚的谎言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之所以能在历尽千难万险后重返家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会说谎。柏拉图说：“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它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因此，为了全民的幸福，哲学王说谎不但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这样，说谎人的身份就有了限定，不是人人都可说谎。比如病人不能向医生说谎，运动员不能向教练说谎，水手不能向舵手说谎，公民不能向统治者说谎，因为说谎会导致说谎者处于不利的境地，甚至导致整体的毁灭，但是反过来可以，因为后者相对于前者更具有真知。对于具有真知的人，言语之谎不是真的谎言，而只是在向无知者开药方。
对于理想国家来说，最大的病症在于各群体的不团结，以致互相征伐，所以高贵谎言的第一医疗目的就是维护群体团结。而团结的前提是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三部分人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分工的基础则在于每个人群身上内在的金银铜铁成分。所以谎言的医疗目的就是劝说各类人群认清自己的内在成分，各安其位。对于城邦国家的存在来说，最大真实就是各分工群体的团结共存。在柏拉图这里，善的才是真的，而真的一定也能导向善的。
2.“说谎的必灭绝”
康德说：“《圣经》记下的恶借以来到世间的第一次犯罪不是（该隐的）谋杀兄弟，而是第一次说谎”。基督教强调的重心可以归结为两个字：诚信。整部圣经就是人类与上帝所立的永久契约，人类必须遵守这些契约，诚实守信；否则，必遭上帝惩罚。
据不完全统计，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中，提到诚实的有200处之多。如“耶和华必照各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诚实人必多得福。”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诗25:10）。十诫第9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圣经说：“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吴思的“抢劫创造文明”完全是反上帝的歪理邪说。
耶稣说：“你们（指犹太人）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撒旦），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撒旦）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8:44）。可见，说谎文化就是撒旦文化。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箴12:22）。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以弗所书4:25）。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1:9-10）。”
奥古斯丁说，如果有人向你求救，你只要说谎就可救他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说谎也是不可取的。“人不怕犯罪，却愚蠢地害怕死亡，其实那死所灭的不是灵魂，而是身体，主命令我们不应怕死(马太福音10：28)，而说谎言的口杀死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既然一说谎就失去永生，就不可为救某人的短暂生命而说谎。”因为：人的死只是身体的毁灭，而说谎是灵魂的死亡，灵魂的永生重于身体的死亡，所以不可为了救他人性命而说谎。如果一患者被诊断为绝症，医生会建议至少把诊断告诉患者，考虑到患者的承受力，全部的预后会有所保留。但是，患者具有知情权是公认的。不告诉患者全部的预后，不属于撒谎，因为预后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推断。
奥古斯丁认为，所有的谎言都是罪，虽然罪的大小不同，但“无论哪一种，我们都应当一律憎恨之。”不能为了救人而说谎，应拒绝做假证。简言之，人不可撒谎，“说谎言的，你必灭绝”。
3.撒谎使人“不是东西”
斯宾诺莎（1632-1677）说：不能为了避免生命危险而说谎。
孟德斯鸠(1689－1755)说：商业虽然以盈利为主，但必须以诚信为基础，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不择手段的盈利为目的。一旦道德失范，那么带来的就是社会的互害模式，纵使经济呈现出一时的繁荣，也难以避免商业信誉的毁灭，其连锁效应导致人人自危。
为什么撒谎是不道德的？奥古斯丁（354-430）说：“用说谎来使人接受真理，结果当他说真话时，就不可能有人相信他”。牧童常对着村里喊“狼来了”，三番五次撒谎后，终于有一天狼真的来了，牧童大喊“狼来了”呼救，但村里无人理睬他，结果牧童被狼吃了。“撒谎”作为一条普遍法则就自我取消了。
康德（1724-1804）说，如果一个准则在普遍化的过程中取消了自身，在逻辑上违背了同一律，那么它就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所以，判定一个行为是否道德，是根据人的行为的逻辑一贯性加以理解的。即，在具体行为中，你一旦把你行为它普遍化，它会导致一个怎样的后果？是自我取消还是自我维持？要是自我取消那就是不道德的，反之则是道德的。
康德认为，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说真话义务。对“真诚义务的违反即为说谎”。谎言是对人的本体存在的否定，对人格的最大侵犯，也是对人之尊严的丢弃和摧毁。人为自己做主，所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撒谎对人的尊严伤害之大，以至于把人的价值降低到物品以下的层面（即“你不是东西”），因为物品毕竟还有可用的现实价值。如果鼓励说谎，社会很可能变成互疑互骗的局面。
简单明了的办法就是大家都不说谎，也不预设他人说谎，都说真话，这样责任就明晰了：谁杀人谁错，谁说谎谁错，简单明了。如果人人都不骗人，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人们将越来越诚实。
“善意的谎言”是汉语流行的诡辩：为了社会稳定，为了你好，为了国家好，所以要欺瞒、要作假。关键在于，衙门没有把每个人当作一个有理性、自由意志、负责任的人；却把某些人当作全知全能的上帝，以为这些人能代替民众做出正确的判断。在一个由无数自由人但没有上帝所组成的社会中，不应存在“善意的谎言”。
4.黑格尔的辩证思维
众所周知，区分好坏的价值判断属于主观判断，而区分真伪的事实判断属于客观判断。事实判断只有真伪两个逻辑值，二者必居其一。而价值判断属于多值判断——可真可假、真假不定。由于大家不懂逻辑，没有逻辑判断做基础，主观的价值判断就变成了骂人的口水战，形成了个人偏见压倒逻辑推理的局面。这些维护个人偏见的思维方法就是歌德所说的“以假乱真”的辩证法，这就是汉语辩证法发达的根源。因为，无逻辑的世界，必然是辩证法肆虐的丛林。
黑格尔把自相矛盾的“A∧┐A”视为辩证法，则可为任何谬论辩护。令：A=真，那么，┐A=不真=假；“A∧┐A”=“亦真亦假”。“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这是《红楼梦》中的一幅对联。王希廉《红楼梦总评》说：“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这就是汉语无逻辑的根源。
艾思奇批评逻辑“是的就永远是，不是的就永远不是，决不会同时是而同时又包含着不是。这种思想，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原来，逻辑学不会像辩证法那样撒谎。“辩证法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这隐含了口是心非的撒谎，无中生有的诬陷、阳奉阴违的吹牛……
5.“求存”哲学无道德底线
西方的诚信属于社会公德范畴，对外人、对敌人都讲诚信，恰如耶稣所说“要爱你的敌人”。有人说，诚信并非是西方所独有，孔孟也讲诚信。东西方的信有本质区别。
儒家的信仅在家族范围；在家族之外，讲诚信被视为傻子。华夏文化是权谋文化，其最大特点就是不讲诚信，不讲道理，不讲规则；只求结果，不择手段；谋略高于一切，狡诈是最高的智慧。1937年吴宓日记载：“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上诈”而“下”不觉皆因“下愚”；而“上”要继续“诈”或更“诈”就要使“下”更“愚”。华夏一直是自然经济，由于华人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只会催生“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意识。
不择手段的求存哲学满足老年人的长生不老的需要，只可惜许多老年人不懂逻辑不懂普世价值，被王东岳哄了。王东岳说：人的目的是求存而不是求真；“有利于生存；这是最高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万物为求存在，生存高于一切。”“知的基本规定性在它的萌芽原始阶段就是以求存为目标，而不以求真为目标。”
既然如此，为了求存，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人人说谎骗人了。孔子鼓吹父子相互隐瞒真相，并赞扬这种撒谎行为是“直（正义）在其中矣”。王称赞孔子、老子，这就说明他无道德底线。这样一来，华人就只有极端自私的“求存”的价值判断，失去了“求真”的逻辑判断，从而使华人与“求真”逻辑绝缘。
东汉的许慎发现孔子编的“六经无真字”。这“六经”就包括了“易经”。不仅“六经无真字”，《论语》也无真字。《墨子》一书也无真字。《小取篇》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在这里，“明是非”就是个人“求存”的价值判断，“审治乱”是统治者“求存”的价值判断，“查明实”的“实”就相当于“真”，可视为“求真”的逻辑判断，但它排在“治乱”的后面，说明这个“实”也只是政治工具箱里的一个工具，有用的时候就用它，无用的时候就丢到箱子里去了。“求真”的逻辑判断未放在墨家的首位。
自古以来，华人教育孩子要“分清是非”时，就包括了分清好事坏事与分辨真话假话的要求；但华人总是把区分好坏的价值判断放在首位，把区分真伪的逻辑判断放在次要位置；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好，父子可以相互隐藏罪恶，从而牺牲了区分真伪的逻辑判断。
外国传教士说：华人从小虚伪。例如，他们教会孩子虚情假意，而大人、孩子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除非他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口的某个可怕的东西就会把他抓去。孩子小时候受过这种可怕的恐吓，而等到长大之后明白其实并不危险，只是荒唐可笑时，他们怎么会有诚实的品德？
有人做错了事，怕被责罚，所以撒谎。这种撒谎的人，现实中是比较多的。许多人明明是他做错的事，却总是不承认，喜欢栽赃、撒谎。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大多数人撒谎的原因，就是对自己有利，才会去撒谎。维特根斯坦说：“一个人懂得太多就会发现，要不撒谎很难。”懂得太多的人知道说真话，反而会遭到别人的嘲笑、鄙视，就会选择“借口”撒谎。
《论语》记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试译：孺悲来了，想见孔子，孔子托病不出来。传话的刚出房门，孔子就取出瑟来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到。
孔子为避免不愉快，因而采用了非常典型的“借口”拒绝法。原来，孺悲不经人介绍而擅自来见孔子，不合于“士相见礼”，故孔子以生病为由拒绝接见。而后孔子又取瑟而歌，实际上是想告诉孺悲自己并没有生病，只是不愿意接见他。
孟子也仿效孔子的“借口”撒谎法。作为某诸侯国的客人，他被邀请去朝王，但孟子希望得到诸侯王先来拜访他，便称病不去。为了显示那不过是一种借口，他第二天就出门拜访别人了。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同孟子长谈了这种处理方式的可取之处，但他们之间的讨论只涉及礼节问题，根本没有涉及说谎是否有道德问题？
因此，找借口为不诚信守约辩护，就成了华人的特色。不管失约的原因是什么，人们会有趣地看到各式各样的借口。
附录：《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译文：
孟子正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我本该来看望您的，但是有畏寒的病，不能吹风。明天早晨，我将临朝听政，不知您是否肯来见见我？”孟子答：“我不幸生了病，不能到朝廷上去。”第二天，孟子出门到东郭氏家去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推说有病，今日却去吊丧，也许不合适吧？”孟子说：“昨天有疾，今天好了，怎么不能去吊丧？”齐王派人来询问病情，医生也来了。孟仲子应付来人说：“昨天有王的召令，他不巧有点小病，不能到朝廷去了。今天病好了点，急匆匆赶赴朝廷去了，不知道现在到了没有？”孟仲子随即派了几个人到路上去拦截孟子，告诉他：“请您一定不要回家，赶快到朝廷去！”孟子不得已，就到景丑氏家去歇宿。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译文：
景子说：“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世间最重大的伦理关系。父子关系以慈爱为主，君臣关系以恭敬为主。我看到了齐王对您敬重，却没看到您怎么敬重齐王。”
孟子说：“咳！这是什么话！齐国人没有一个拿仁义的道理去说给齐王听的，难道是认为仁义不好吗？（只是）他们心里在想：‘这个君王哪值得同他去谈仁义！’那么，（对齐王的）不恭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齐王面前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敬重齐王的。”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译文：
景子说：“不，不是说的这个。礼的规定说：父亲召唤，儿子不能用‘诺’应答，（而要恭敬地用‘唯’应答）；君王宣召，臣子不等车子驾好就动身。您本来准备去朝见，听了君王的召令却不去了，这恐怕与礼的规定不大符合吧。”
孟子说：“难道能这么说吗？曾子说过：‘晋国、楚国的财富，没法比得上。不过，它们凭借财富，我凭借我的仁德；它们凭借爵位，我凭借我的道义，我欠缺什么呢？’难道这话没有道理而曾子随便说的么？这或许是另有一种道理的罢。天下普遍看重的东西有三样：爵位、年纪、道德。在朝廷里，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里，没有比年龄更尊贵的，辅助君主、管理百姓，没有比道德更尊贵的。（他）哪能有了其中一种（爵位）而轻视另两种（年龄、道德）？所以想要有大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他不能召见的臣子，要有事情商议，那就（亲自）前去请教。如果他不像这样（诚心实意）地崇尚道德、喜爱仁义，就不值得同他一起干事。所以汤王对于伊尹，（首先是）向他学习，然后才把他当作臣子，所以不费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首先也是）向他学习；然后才把他当作臣子，所以不费力气就称霸诸侯。现在天下（大的诸侯国）土地相等，德行相似，谁也超不过谁，（之所以如此）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君主）喜欢任用听从他们使唤的人做臣，而不喜欢任用教导他们的人做臣。汤王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随意召见。管仲尚且不能随意召见，何况不愿做管仲的人呢？”
王东岳价值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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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岳胡说“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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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江红》看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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