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中的历史——汉语和突厥语的纠缠

茴香豆

论起来源，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诸多突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起源上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若比较基础词汇，就可以发现汉语和藏语在很基本的词汇上颇有相通之处，而和突厥语中的维吾尔语就差得远了。拿数词举例，一到五在上古汉语（郑张尚芳拟音）中分别是qlig njis suum hljids ngaa’，在藏文中则是gcig gnis gsum bzhi lnga，二者虽差别不小，但同源关系还是很清晰的。而维吾尔语中一到五是bir ikki üch töt besh，就算对语言学没有研究的人也能看出和汉语的数词差距甚大，基本没有同源的可能。
     虽说如此，由于历史原因，汉语和突厥语长期接触搞基，也结下了不浅的缘分，从上古到现在，汉语和突厥语持续对对方施加影响，在对方身上留下了不少自己的痕迹。

一、        先秦时期

上古时代的中国是个华夷杂处的世界，华夏人民对四周的非汉语民族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称呼。就中古以降的汉语而言，蛮夷戎狄都不是什么好词，因此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四个字就是上古华夏人对周边民族的贬称。但是且不说上古的华夏人是否也是这样看的，就算是贬称也得有个来源，这四个字在汉语中意义并不可解，因此很大可能本是周边民族对自己的自称，被华夏人借去的。蛮夷戎的来历虽然也很有意思，但是跟本文并没有太大关系，所以还是来说说“狄”吧。
狄人主要分布于华夏的北面，固有北狄之说。春秋时代在诸夏中和狄人打交道最勤快的也自然是位于北方的晋国。晋国跟狄有战有和，关系好时大家一家亲，关系不好了又会互相攻伐。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母亲是狄人狐突的女儿，晋文公流亡时期也在母亲娘家狄待了不少时候，并娶狄女季隗。文公在逃离狄时很渣地提出要季隗等他二十五年再考虑再嫁，季隗的回答是“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足够感动中国了。那么这个“狄”到底是个什么词呢？
有人提出，“狄”（上古音deeg）其实就是Türk的对音，和后世“突厥”本对一词。也有说法英语中China这个词本来自汉语的“晋”，是狄人把这个词传到了域外，最终形成世界上很多地区对中国的称呼。无论如何，狄在古代是个不容忽视的族群。
那么春秋时代之前呢？《逸周书•克殷》有段很有意思的记载：“乃尅，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鉞。”周武王用轻吕（上古音：kheng g•ra’）击纣王，轻吕古注为剑名，显然轻吕两个字的组合在汉语中并无理据，但是维语中却有qingraq一词，意为厨刀，与上古汉语读音也颇为相似。虽不能肯定轻吕一定是某种突厥语中借来的词汇，但是至少应该是同源的。后世匈奴用的径路刀想来也应该是同名异译而已。

二、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北族出现了统一的政治实体——匈奴。匈奴和汉朝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中种种故事流传甚广。匈奴的族属语言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作为一个部落联盟也有极大可能是混合的，但是从现有的一些汉文资料，也可以管中窥豹，看到一些和突厥语言有关的内容。
汉宣帝本始二年伐匈奴，蒲类将军赵充国“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所谓蒲类泽到底在何方，“蒲类”（汉代音：baa rus）又是什么意思呢？
今日新疆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得名于境内的巴里坤湖，哈萨克语中该湖称为Barköl。Köl就是“湖”，所以实际上这个地名需要解释的就是前半部分的Bar。根据元明时期对该地的称呼“巴思阔”、“八儿思阔”等看，应该是语音传承中漏掉了一个-s，原名应为Bars，即为突厥语“虎”的意思（哈语对应词汇转义为豹）。当年的蒲类泽也就是今天的巴里坤湖，即“虎湖”，虽然时光过去两千年，湖的名字却始终没变。
除了地名以外，匈奴的人名和官衔名有一些也在突厥语中有所反映。匈奴首领全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汉代音thraang rij）汉朝人即指出是“天”，维语的tengri有上天之义，也是“天山”的维语名。单于（汉代音djan ghwa）则也有人指出可对突厥碑铭上的tarqan（突厥官名）。匈奴初代单于头曼单于的头曼（汉代音doo moon）有认为即北族语言中“万”的意思（维语tümen），后弑父继位的冒顿（汉代音myyg tuuns）单于大概是“英雄”的意思（维语batur）。
汉朝后的北族首领多号可汗，但其实可汗这个词在汉朝就已经有迹可循。东汉时期和王昭君和亲的呼韩邪单于很多人都不陌生。呼韩的汉代音为qhaa gaan，和突厥语中“可汗”（维语：qaghan）的读音极其相似，倘若真有联系，则可说是后来传播甚广的可汗一词的首次现身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很多关联词最终来源并不一定是突厥语言，而可能是汉突双方都借用了某种当时兴盛一时的北族语言的词，匈奴人的语言文化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        南北朝时期

在经历汉末三国的混乱之后，中原王朝的实力大大受损。到了西晋末年终于发生了永远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五胡乱华。各路北族在中原轮番登场，却又多昙花一现。在这场混乱中，汉语完成了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变化。隋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当时的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充分说明了五胡乱华对汉语的深重影响。
可能有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前面讲述的词语在汉语中多是专有名词，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汉语常用的词汇系统，但是五胡乱华时期中原大地充斥着各路胡人，影响的尺度和烈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以至改变了汉人对亲属的称呼。
现今全国大多数方言称呼比自己大的同辈男性为“哥”（闽语是个明显的例外）。但实际上汉语自己对这个亲属的称呼是“兄”。哥这个称呼不见于上古汉语，是中古后开始流行的，光是这点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该词的来源很可疑。在中古汉语中，哥读ka，阿哥就是aka，正和维语aka类似。不单哥如此，翻查《广韵》，“姐”（中古音tsia’）的注释为“羌人呼母一曰慢也兹野切三”，“爹”（中古音tia/da’）的注释为“爹羌人呼父也陟邪切一/爹北方人呼父徒可切九”，都显示为非汉语来源。而这两个称呼和维语的姐姐acha，父亲ata/dada也颇有近似之处。
可能最有意思的还是鲜卑的北魏了。鲜卑人自身目前的研究并不倾向于认为他们属于突厥民族，但是他们却通过突厥人向外输出了中古时期西域对中国的另一称呼Tawghach/Tabghach。这个词的来源有几个说法，譬如来自皇族拓跋（中古音Tak buat）氏或来自大魏。但无论如何，经过突厥人的传播，Tawghach逐渐成为中国的代称，东罗马（拜占庭）所谓的Taugast国即为中国。尤为有趣的是，后来这个名字出口转内销，披上“桃花石”的马甲传返中国。

四、        隋唐时期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说到现在都是汉语中有外语的词汇，难道古代东亚地区最发达的汉文明只有借入没有借出吗？其实不然，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提到突厥语里面的汉借词是因为突厥语书面形式出现较晚，唐朝之前基本是一种纯口头语言。没有记录自然也谈不上挖掘其中的借词。到了中原唐朝时期，突厥语终于开始有了书写形式，于是我们也就能够复原一些当时的突厥语了。
众所周知中原有天干地支，地支又和十二生肖对应。十二生肖起源中土还是北族有争议，但天干地支则确为中原产品。在和唐朝接触的过程中，突厥语也引进了汉语的天干地支。以天干中的前五个（甲乙丙丁戊）为例，这五个天干在中古汉语中分别是krap rit priang’ teng muh。而突厥碑文中则借为qap ir pi ti bou。可别小看这五个字，它们可是反映出很多信息。中古时代突厥语汉借词来源上主要来自当时汉语的西北方言，因此语音上也多具有浓厚的西北特色。这五个字中，把中原的中古汉语的-t读成-r，-ng消失，m>b正是唐朝汉语西北方音的特征。虽然突厥借词能提供的资料远不如汉藏对音那么全面，不过也是弥足珍贵的。
正如冯•加班教授所言，突厥语中的汉语借词多属于文化、军事、行政、度量衡和文学等方面的词。恢弘的大唐气象深深吸引了突厥人。固然有阙特勤碑这种汉文部分歌颂唐突友谊突厥文部分大骂唐朝号召大家抵制唐朝货的鸡贼做法，不过总体上突厥人并不抗拒吸收汉语借词。像博士（中古音:pak dzreuh）、珍珠（中古音：tin tcio）等汉语词至今在现代各突厥语中广为使用。博士在各语言中转义甚多，譬如维语的baxshi已经变成巫师的意思了，而汉语又重新从北族语言里面借回这个词，即北方话的“把式”（不过这个比较可能是从蒙语中借回的）。而珍珠在古代突厥语里面读yinchü，没准也是早期突厥语d>y的一个旁证呢。

五、        结语

中古以后，随着突厥人大规模西迁和伊斯兰化，与汉人密切接触的北族先后变成了契丹、蒙古、满洲等非突厥民族，汉突语言上的接触交流规模急剧缩小。在各种现代政治架构出现前，主要的借词是各类食品的名称，限于篇幅和作者正在减肥的关系，这次就不详谈了。最后，希望大家记住这段互相交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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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音系的正统韵书《切韵》是在隋文帝开皇（公元581—600年）年间，陆法言的父亲陆爽在朝廷作官时，
由陆法言执笔把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这八个当时的著名学者
到陆法言家聚会时讨论商定的审音原则记下来，於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编写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