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承认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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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承认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　　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内山完造。鲁迅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绝妙的奇文：
　　“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go-vern-ment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
　　
　　投靠日本间谍
　　1926末至1927年是鲁迅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对日本的崇拜者完成了彻底投靠的过程。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猖狂侵略：1915年一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三月侵占沈阳；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侵占山东，全国掀起抗议浪潮，爆发五四运动；1926年日军炮轰塘沽，导致了“三一八”惨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人人痛恨了。然而，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后，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入住虹口地区的日租界内。早在1870年，日本人开始侨居虹口地区，同年该地区被非正式纳入公共租界管辖范围。1898年日本参与租界管理。1910年，虹口地区日侨人数超过其他各国侨民，位居第一。1916年，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地区治安事务。1925年6月9日，日本派遣海军陆战队入驻虹口地区。所以，鲁迅入住虹口地区，是住进完全被日本势力控制的范围之内了。鲁迅在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对刘和珍的死，尤其是刘和珍对自己崇拜，似乎悲痛欲绝。文中居然有这样的文字来说中国：“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等等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中国的文人是阴险的，中国军人是屠杀妇孺的凶手，整个中国是个似人非人的世界。——还有比这更坏的国度吗？最后，鲁迅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断言中国是衰亡之民族了。可是，说到“沉默”却有点儿莫名其妙。师生和社会各界纷纷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了，怎么还能说是“沉默”？如果，说是“沉默”的话，那只是鲁迅自己——一个死抱住职位的北洋go-vern-ment内的小科长。问题的关键是，刘和珍他们为什么要去请愿呢？事实上，刘和珍和学生们去请愿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我塘沽的，然而，文中却没有一字谴责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临时执go-vern-ment，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光骂为虎作伥的奴才，却不骂主子，也够意思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深怕造成日本方面的误会，几个月后，急急忙忙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在全中国对日本侵略野心极度痛恨的时候，居然有个中国人出来说这番话。日本的谍报机关很容易嗅出，向他们献媚信号，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实在太少了。鲁迅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把鲁迅推荐到上海的内山完造那里。有了清水安三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仅隔了一天，10月5日就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去“买书”，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内山完造经过观察后，确认鲁迅有高度诚意，于是出现了。鲁迅如愿以偿的接上了头。以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专门为鲁迅准备一张藤椅，放置在隐蔽角落，以避人眼目。鲁迅则几乎天天都躲进内山书店。1976年，清水安三在《我怀念鲁迅》里说：“我向好多人说，在上海要是想会见鲁迅，四点左右到内山书店就可以碰到。”这里的所谓的“好多人”，当然都是日本人。显然，鲁迅可以在这里每天很方便与日本人“友人”频繁接触。而如果在自己家中频繁出入日本人，显然会引起极大嫌疑，而作为一名学者去逛书店则名正言顺，天衣无缝的安排！
　　
　　那么，内山完造是何许人也？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pol.ice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他很喜欢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pol.ice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pol.ice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仅是一篇普通文章，不一定可靠。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这些都很能证明内山完造确实是一个很有背景的日本间谍。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间谍到中国，策划地图，刺探军事情报，收买汉奸，以至于抗战初期，对我方军事行动了若指掌。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还有一篇短文说，鲁迅与日本间谍内山完造关系密切，是“乐于作汉奸矣。”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鲁迅与其交好，未必就是“乐于作汉奸矣”。证明鲁迅是否“乐于作汉奸矣”需要关键性的三点证明：一是，鲁迅是否知道内山是间谍？二是，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内山完造是间谍的？三是，鲁迅在认识内山完造后，有没有危害国家的言行？
　　
　　这方面我们不妨先看看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内山完造。事情的起因似乎是，一次他和几位中国文人去内山书店，由于内山完造对中国文化出言不逊，一位文人后来对此予以公开揭露。按理，内山完造在作为一个老牌间谍，不至于犯侮辱对方国家的如此低级错误，很可能他是在抛出探测气球，试探对方的反应，物色是否有可以网罗的对象。鲁迅此段文字就是针对那位中国文人的文章的，其目的显然是想撇清自己与内山的关系。鲁迅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绝妙的奇文，我们将其中相关的三段话列在下面：
　　1.“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go-vern-ment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
　　2.内山对鲁迅和同来的中国客人说：“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鲁迅此段话表明，他不仅确信内山是间谍且人品不佳，并且，表明自己不屑于与这样的人物为伍，划清了界限；
　　3. “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这段话又说内山不做侦探了，还要号召文人们竭力学他。
　　前面1、2段文才说过内山是侦探，3段又说他“不做侦探”，“不卖人血”，才说过他是“什么东西”，后文却说文人们应该向他“竭力学学”！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狂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由此可见，鲁迅对内山的间谍身份早就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那么，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内山是间谍的呢。我们可以从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的举动可以分析得出结论。鲁迅才到上海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先后5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最后一次，见不到内山就赖在书店不走。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搬家，有大量的家务事要处理，尤其是一个文人，光整理书籍就的忙上好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如果，内山仅是一个普通书店老板，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的话，鲁迅会这样急吼吼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来上海之前，就知道内山是个有过硬背景的人物了，而这种背景当然是日本方面的。鲁迅是来投靠来的。
　　至于，鲁迅为自己辩白所说的：“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真是欲盖弥彰的天大谎言了。鲁迅何止于仅仅是去翻翻书，鲁迅全集中收录了大量他与内山的书信来往，就是铁证。而且，早在此前的1930年，鲁迅就避居在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1931年 “一＆＃8226;二八”爆发沪凇战争，鲁迅又举家避居内山书店。另外，鲁迅由经内山完造介绍了一位日本医生須藤五百三，从此，此人就成了鲁迅全家的家庭医生。此人曾经是日本陆军军医，随军到过中国和朝鲜，退伍后到上海開設医院。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的“乌龙会”的副会长。鲁迅通过内山完造的安排，把自己全家的生命健康托付给了这样一个军国主义者。怎么是“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我们再看看鲁迅在结识内山完造后的种种表现。在内山引荐下，鲁迅会见大批日本人士，仅1931年，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等。在多年会见的日本人中，有很多背景特殊的人，例如，松本重治是日本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人物，后来参与策划了汪精卫投日。内山完造还多次邀请鲁迅去日本访问，疗养等等，而邀请方大多是有背景的。在此期间，鲁迅还多次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又是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 演讲，又是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又是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亲自担任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鲁迅在与内山接上头后，有关激烈诋毁中国的文字，就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获得丰厚稿酬，而由于治外法权，中国go-vern-ment对他无可奈何。中国人把不顾民族利益，投靠异族的行为称之为“认贼作父”。难道鲁迅不怕人骂吗？鲁迅确实不怕人家骂，根本看不起包括爱国心在内的中国的传统道德，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有了藤野提供的精神支持，有内山提供的物质条件，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大日本帝国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庇佑下，可以放胆干了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千千万万中国人被迫离开家乡，流浪到关内，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就是反映流浪到关内的民众的痛苦心声的。日本的赤裸裸侵略行径，不仅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也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当时由43国组成的“国联”中的42个国家，表决承认中国拥有满洲主权，只有日本反对，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然而，鲁迅对日本的这种野蛮侵略居然不写一字予以谴责。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炮轰上海，日本浪人、民兵在上海大肆杀人放火，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文化界一致声援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到前线慰劳英勇的十九军。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战火殃及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那么，鲁迅在干什么？他非但没有同仇敌忾，抗议日本侵略，反而全家躲到日本间谍内山完造的书店里，由内山完造安排躲避战火长达一个半月。期间还狎妓作乐，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现在，就在眼皮底下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屠杀同胞，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家园被摧毁，文明遭焚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国难当头，没胆量上前线劳军，躲到老家绍兴去也成呀，却一头钻进敌国间谍侨的怀抱，半点嫌疑都不避，其“光明磊落”真非常人所及。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出头来行动了，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的将士。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广东空军参战也确有其事。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斗志可见一斑。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造谣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呢？以后，在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 文中这样说道：“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的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鲁迅又讲到，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还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又骂中国go-vern-ment了：“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世界各大媒体大幅报道，国联连续开会，他居然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九”，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只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日本兵抓了后，就下落不明了，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而日本人杀中国人，并不是日本人太残酷，只不过是脾气不同，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倒霉是必然的。看来死了活该，谁叫你不认真的。面对同胞被屠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鲁迅另外还说过：“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日本人会杀中国人，中国go-vern-ment也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认真，而“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其结论不就是，还不如让日本人来杀的好吗！他还告诫北京的学生，眼光不能放得太大，把上海的事全忘了，打牌跳舞去吧。 他不是在明目张胆的企图麻痹听众吗？这样的一番话，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的。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 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从实力来讲，当时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 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12月9日，北平北平爆发“一二九”的规模抗议运动。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然而，鲁迅却大不以为然，说是为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 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其实，妓 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 女，卖身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 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当然还要宣传自己的大大了不起。鲁迅似乎都配合得天衣无缝，1936年，鲁迅56岁时病重，期间一直由请内山完造安排的日本须藤医生治疗。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然而，鲁迅之死本身却是疑窦重重。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2006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的爱国良心醒悟了，还是干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