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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考察报告之四——道与自由
作者：愚夫老戎
这里要探讨的是中、西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道与自由分别是各自体系的象征符号。
先说中国。中国人的文化价值体系就是道、德、仁、义、礼、利（五维体系），其核心是以道为贯穿依据的价值体系，即无单独的事实域，一切皆为价值域：一切事物都在其中有相应的价值位。事物的价值位依据其德、仁、义等的评定而确立。比如说，玉石也有“五德”。
这样就一定有高下、优劣，直至有等级、贵贱之分。如此，则在道面前，众生、众物平等；而落实到德、仁、义、礼、利之上，就有差别，即“性相近，习相远”。而“习”，用一个更具主观性、自主性的词来表达，即“修行”。每个人依据修行的程度，而居于五维的不同层次，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品质就成了价值高低的同义词，同时，也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框架。到了这一步，道德品质就不免发生变异，而成为普遍之利，即价值高低可以“折现”、兑换成利益。这就有了沽名钓誉一说，名利可以并称。“名”即价值位，且特指高排位。
道德品质的利益化，直接令其失去本意，成为纯粹主观而无道的架空体系，成了利益的驯服工具。一个典型的例子：“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对女性的歧视，可谓无以复加——女性在德、仁、义、礼上，彻底失去独立的排位资格，被完全物化，成为男子之利、附属物，可以随意对待。母亲是每个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母亲被贬低，只能拉低下一代的起点，而不是提升。从长远说，只能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说，无道对于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伤害是致命性的。但是，道很难把捉。人们只能寻求得道者的意见，以之为最权威的标准。于是，认定谁是得道者的程序，成为关键。最终，天意、天命胜出：得天命即得道——天子当然得天命，当然得道。天子委派的官员当然也得道。而百姓通常都要受官员的管辖、治理，自然在事实上生活在官员定义的价值生态中。久而久之，便形成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归根结底，世界是极其复杂、但又有一定规律的。人群中的先进分子能够在所有人广泛实践的基础上，体会、领悟世界的复杂面目，并总结、把握规律，获得较强的预见性，并将规律呈现为道。大多数人运用道，就能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更有效地应对真实世界的挑战。
当人们信心满满，将这一套办法教条化、固定化时，世界已悄然变化，逐渐脱出了旧有轨迹，奔赴新的阶段（即所谓“时代告别或抛弃你，连一声招呼都不打”）。有道变成了无道，有序变为脱序，合变成分，于是，周期律回归。人类对此基本是无可奈何的，但可以用群体的规模来承受历史的颠簸，熨平周期的波动、震荡。中国人在这方面是表现最好的族群，成为唯一始终立于波涛之上的健儿。与时俱进，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日新月异、海纳百川，是我们活力常在的证明。
再说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乍一看，自由是西方最显著的亮色。但我们深究、穿透之后，才知道，这恰恰是其最不堪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从最基本的地方说起。
最基本的价值当然就是利，其次是谋利的手段——西方不停在游牧、狩猎、农耕、劫掠之间穿梭、往复，既建设，又破坏，久无定性。即便偶发一些道德灵光，也未成大器。待到信了上帝，反添了形而上学的毛病，抑制了人文性的发展，独立于宗教的人文道德体系更加渺不可及。劫掠、投机的秉性毫无改变，一千年的日子白白滑过，只有宗教的渡轮日渐老旧、颓朽。
最终迎来了东方的道德文明，狠狠的撞击了那已日益破败的船壳，撞得它几乎沉没。于是，道德人文的曙光降临了，“文艺复兴”开始了，宗教改革也爆发了。神权被打垮，王权耸立起来。仿照东方的科举文官体系、爵位制度，西方也似模似样地搞起了官僚体系、贵族制度。文化也不能缺失：语言、词汇、词典一一山寨一番；道德也参考一下，当然只专注于表面可见的部分，造就起西式的礼仪风度，打造绅士、淑女，却连最基本的卫生都不搞，只能再叠加假发、香水，浓妆厚裹，正所谓：皇帝的新衣。
经过这一番从里到外的梳妆打扮，西方貌似焕然一新，实则有名无实：不懂道，是其硬伤,等于没有灵魂的附庸风雅。西方宫廷的秽乱、丑陋实在不可描述，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做贵族的风流与魅力。这样玩了二百余年，便迅速玩崩了——无论国家，还是王公贵族均是债台高筑，命运自然掌握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手里。
新来者唯利是图，更是视道德、荣誉如无物，回归了强盗劫掠本色。至此，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基本定性：道德、礼仪是装饰，徒有其表，因为，无道。剩下的无非是利益加手段。那句名言：“世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可以做个注脚。
说到底，中国人眼里，德、仁、义、礼都是利，更高级的利，是做人的基本标准。而西方资产阶级仅视之为贵族的旧袍，连同贵族本身一起，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同时，因为长期的谋利生涯，令他们眼光“独到”：人有两类需要——情感与利益。其中，情感是极不稳定、不确定、不大受意识控制的，容易影响谋利的行动，打乱利益的格局，因此，需要对它加以严密掌控。怎么做呢？
西方哲学家有了“妙招”。说是妙招，实是后果严重的昏招。那就是将价值拆解，制造出一个独立的事实域来。如此，则所有与利益相关的事物都可纳入事实域，以理性（意识）来掌控，能将绝大部分主观因素置于理性原则之下。
比方说，爱情婚姻，这是最讲情感的领域。但资产阶级可以坦然地说：爱情归爱情，财产归财产，一分一厘咱们事先都分割得明明白白，你别占我便宜，我也不占你的便宜。于是，两个好的蜜里调油、即将步入婚姻的恋人，在事关身家性命的财产问题上，却像两个完全绝缘的路人。说他们精神分裂，一点也不夸张。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其他方面自不用说。马克思也有最精准的揭露：“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最终的局面便是：西方哲学家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回不去了！——被拆开的事实与价值组装不回去了，成了事实归事实，价值归价值。相当于，一个人用理性把一切都看清了，却不能按照唯一的理性原则做价值判断。因为，价值判断运用的根本不是理性原则，而是价值原则。那他用理性折腾自己，搞个毛线？
即如中国人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怎能用理性来评判？在决定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上，决定抉择的是道义而非可计算的理性或利益；在需要自我奉献、乃至牺牲的关头，推动人们前进的更是热爱与激情，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利益盘算。
然而，西方人回不去了。他们靠着这一套事实与价值割裂的哲学话术，已经混了几百年了，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那么，这几百年，他们是怎么混过了这个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大裂谷”的呢？
答案既清奇又平淡，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那便是：自由。自由的出场原理并不复杂：既然事实与价值选择不能丝滑地连结，无法可靠地挂钩，那只能由当事人自行选择、自行跨越。做的好，你是英雄、圣人、圣母；做的不好，找上帝、找个牧师告解一下，让空气原谅你一回，完美！——无论怎么样，咱是聪明人！不干赔本的买卖。自己的利益决不撒手，该挣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少赚。正义、道德、情感，那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该出卖、能换钱的，不用犹豫。“朋友就是拿来卖的”，无论如何，都是“死道友不能死贫道”，因为，“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由此可见，在西方（尤其是盎撒）人的文化价值体系里，表面上可见的是自由-道义-利益的三级架构，实则是利益+手段的平面体系，与动物、原始人的状态没有实质分别，简直就是穴居人的原生态。所以，他们才会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投机才是其本性，能视一切价值如粪土，说抛弃就抛弃，甚至还能“妙至毫巅”——连性别都能说变就变，更不要说什么“黄、赌、毒”了，那就是“精神穴居人”的“精神食粮”，就指着那些过“神仙”日子呢！能戒？自由世界就是自由，不服不行。
只是，你愿意那样的自由吗？你愿意你的孩子那样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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