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劳动力的市场工资率，低于生命再生产成本，这个差额就叫做“饥饿地租”，以前，把这个归结为封建剥削范畴。与这个部分成本节约相关的利润积累，是以损害劳动者生命再生产条件为前提的，这样的积累条件和体制，依据马克思的看法，就称为掠夺性积累。
恰亚诺夫在讨论佃农与地主关系时发现：如果耕地稀缺，佃农彼此之间竞争就会过于激烈，相应地会推高地租，以至于会有佃农“主动地”向地主让度一部分自己与家人的口粮份额，基于过度竞争而提高的地租会形成一个均衡数字——远高于土地产出的利润率，其中高于佃农及其家人生命再生产需要的那部分地租额，就命名为“饥饿地租”。
饥饿地租往往会出现在人地关系极度紧张，劳动力相对土地价格过低的环境中间，旧时代中国的农村状况，就是“饥饿地租”的普遍化。此时，劳动力价格过低，而土地和工具价格过高，以至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间，会逆向淘汰传统耕畜和新工具使用，不仅劳均工具水平和生产率会下降，还会带来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下滑，这个趋势称之为内卷化，这当然属于那种生产关系显著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二
工资低于劳动力创造的价值，那个是剥削的秘密所在，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低于生命再生产成本；中特的一般积累状况，是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这个叫做掠夺性积累，其差额依据恰亚诺夫的界定就是“饥饿地租”。
潘毅教授区分了生活工资（足以补偿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和生存工资，后者仅限于劳动者自身的体能再生产，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个才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水平。因为生存工资的普遍化，就带来了农民工使用的普遍化——他们只能够回老家去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产。此种用工状况，也有人称为“半无产化”——还被视为外围国家劳动用工的一般境况，沃勒斯坦就认为：只有在中心国家，才实现了较高比例的无产化。
在富士康公司中间，工人如果按照五天八小时上班，那他无条件地只能够拿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月工资，这样，工人就养不活自己了，不得不“自愿地”大量加班。在富士康“十三跳”之后，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该公司也仅仅把工人的底薪，提高到略高于政府最低月工资水平之上50元。依据专门关注劳工问题某NGO组织的小范围调查：这样的工资支付状况，在珠三角是普遍的，而工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大量加班，平均而言，每个工人需要月加班80-120小时之后——相当于工人平均需要打1.5份工左右，才能够把月收入提高到3000-3500元左右，这才能够养活自己和在老家的家人。
三
而且，由于对劳动者的过度压榨，制造业的资本积累过程，依次出现了过度积累与过度投资——产能过度膨胀与产品实现困难——在宏观经济结构中间出现非生产性工人比例上升和三产膨胀——制造业补偿水平下降和产品实现环节补偿水平上升，然后，就是整体的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下降和贬值。与此相关的三产膨胀和地产金融崛起，显著侵蚀了制造业利润份额，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并同时拉高了城市生存成本，由此对劳动者带来更为显著的“拉力下降”和“推力上升”。最后，连仅仅给劳动者发放一份生存工资，也会极大地挤压了制造业资本的积累空间，其苟且方式是逼迫劳动者以损害自身健康为条件的过度加班。
长期过劳不仅会损害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还会降低其在劳动过程中间的敏锐性和专注度，会影响到产品质量与劳动安全问题，带来事故和工伤高发，而对于工伤认定方面设置制度性或者政策性的障碍，就成为一种把损失局限于劳动者自身的制度创新，避免给资本积累成本带来不利影响，相应地，在结合招商引资的热情之后，各地政府也会在保护非法利润积累空间方面进行各种创造性革新。这样一来，资本积累过程的内部矛盾，就会适时地转化为官民矛盾，过度积累带来的阶级对立，会转化为政权的合法性损失。
在劳动力过劳的前提下，固化在产品中间的价值实现困难，除了会促成非生产性工人比例上升这一结构性变化之外，还会累积成为一个空前的“剩余吸收难题”，由此，显著地促成经济结构的长期畸形——为出口而生产以及为投资而生产，而长期的净出口、政府工程的野蛮扩张以及房地产的非理性泡沫，这三者都算是“剩余吸收难题”的短期治疗药方。这三个方面吸收的经济剩余越多，又会反过来促成生活成本的显著上升，名义上的货币工资不得不随之上涨。
诡异的是，对劳动者压榨越是严重，由此带来的经济结构畸形和剩余吸收难题，就越是难以解决，这反而在主流学界和意识形态经营领域中间，越是累积起反对改进劳动者状况的力量与能量，近乎一边倒地想要继续加大榨取劳动者的制度压力，去为所有的积累难题开辟新的空间，结果，就使得第一次分配领域的任何改进都成为不可能。
四
在国内，农民工一般接受生存工资，同时也理性地选择在故乡完成低成本生命再生产。而具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劳动者，往往倾向于自主斩断与故乡的生命再生产联系，这样一来，就需要在城市和工作地购买高价住房，预备完整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空间条件，这就需要自己背负实现“无产化”的高成本——成为“房奴”去背负高房价背后的种种“间接税”税负，结果，在小资白领阶层中间带来严重的“相对贫困化”蔓延。
相比较而言，农民工选择一个苟且方式，去与饥饿地租妥协——按照这个特定工资率标准，去选择廉价的生命再生产模式，即便如此，目前工厂普工（比例高达百分之八九十）也需要为此大量加班，以接近于打1.5份工的过度劳动，才能够挣到低成本的生命再生产成本；而大学生则不愿意妥协，选择一个人硬扛饥饿地租带来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大多数人是很难扛得住的——这就被动地卷入了相对贫困化陷阱。
饥饿地租的实际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贫困化蔓延，会显著地影响人口再生产的条件和状况。目前，国内大城市已经出现显著的婚育意愿低落，整体的生育率快速走低，就是人口再生产受制于饥饿地租影响的结果。近年，日本的生育率开始成为东亚第一，这不是因为日本国内境况改善和生育率提高了，而是韩国和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到日本水平之下，同时日本自身则维持不变，结果，水落石出地，日本的生育率水平成了东亚最高。
看来，资本主义在经历过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如同许多左翼学者所言——是越来越接近于19世纪原始积累的状况了，由此，也相应地在全世界制造出人口再生产难题，依据图上的数字，各大洲的主要国家的生育率数字，都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印度也同样如此。
目前看来，欧洲、亚洲、南北美洲的生育率，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只有非洲和太平洋的岛国，其人口再生产依然处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控制之外，所以，其总和生育率还高于更替水平。
二〇二二年七月五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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