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近代汉语拼音事业的开拓者
王照（1859～1933），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他曾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也是近代拼音文字首倡者、“官话字母”方案的制订人，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风云人物。王照年轻时，就喜览杂书，尤其是喜欢阅读译印的时务诸书，让亲族乡人都以为他有“魔气”。光绪二十年（1894年），35岁的王照进士及第，翌年，王照赴京入馆，散馆后授礼部主事，其后便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变法运动，并投入了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他先是攻击后党，竟一举参倒了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但也成为“变法”失败的导火线。在变法运动中，王照与康、梁看法不同相左，他认为天下的时局是慈禧还没有放权，光绪积蓄的力量仍不足，所以只能利用慈禧手中的权力来推进变革，不能仓促变法，更不能急于争权。而且他认为慈禧并不守旧，因为她对西洋文化颇感兴趣，经常召对外公使的女儿们进宫，询问外邦诸事，如能让光绪督促慈禧变法，则是最好的途径。但他这首鼠两端的立场，却成为帝、后两党的公敌，“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1898年，变法失败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遭到通缉的王照也仓皇出逃，亡命天涯。流亡日本期间，他曾揭发康有为四处渲染地光绪帝的所谓“密诏”，纯属伪造。结果又遭到康、梁一帮人的囚禁，后来便与维新党人彻底决裂。他晚年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坦言批评康、梁诸人：“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变法不成，王照另辟蹊径，去寻求开启民智一途。他自觉千年以来，中国读书人都需十余年辛苦功夫，才能初通文字，得其皮毛，这都是因为文字难识、难读所造成的，更不要说不识字的下层阶层了，看书识字更难。正由于识字困难，大多数人都不认字，所以“政治家所云教民皆属空谈”。于是，他下决心将自己后半生致力于普及教育，专注汉语语音研究。在日本流亡期间，王照深受日本假名的影响，后来便模拟日本假名创制了一套假名式的汉语拼音方式，也就是官话字母，要用官话也就是俗称的北京话来统一全国汉字发音。他将北京话作为标准音，也就是国音。他认为，言文合一，乃是普及教育的基础，因为“世界各国之文字，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拼音简便”，而在中国，由于各地口音相差很大，相距百里、千里就如同到了语言不通的“异域”，因而“妨害多端，误尽苍生”。正因为如此，他大声疾呼，国家的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而他创造“官话合声字母”，目的就在于让“以后咱们中国人，都能念书，添点学问，长点见识，这就是我们作字母书的所指望的了。”
王照身为北人，颇具慷慨悲歌的燕赵之风。1900年，作为朝廷通缉的钦犯，他曾隐姓埋名，化装成僧人潜行归国，并不顾风险，宣传拼音新字，为了推敲考证一个音符，他常常“闭户掩卷，逐字审听，口呼手画，积数十日，直至完全准确无误方肯罢休。”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即以此年冬天在天津成稿，并以“芦中穷士”的化名传出，次年在东京排印出版。1901年，他又以奉旨严拿的戴罪之身，冒险潜行到北京去拜访李鸿章，欲陈述官话字母的重要性。李拍招惹是非，托病不出，让自己的亲信代为会见，结果不欢而散。1903年，王照在北京裱背胡同首次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因他不便公开露面，便由门人王璞代讲，自己则隔屏静听。1904年春，王照向清政府投案自首，入狱两个月后，又遇清廷大赦戊戌党人，他获得释放并开复原衔。但他拒绝在清廷里继续做官，并发誓不再见朝廷中人，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文字改革。1905年，他在保定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次年迁至北京，在大佛寺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该社刊行的《拼音官话报》，对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地文、植物、动物、外交等都编印了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流传至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江苏等十三个省，传习者多达数万人。王照自谓，一部《四书》，如是上学讲解，至少也得两三年方能念会，而用学会的官话字母，十天工夫就能朗声读来。这番劝解，真是一篇让人欢呼雀跃的扫盲广告，也让学习官话字母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王照的好友，住在天津的翰林院编修严修，全家都在认真学习这种官话字母，连家里的丫鬟、老妈子、厨子、车夫这些人，都能看懂根据字母编印的拼音官话报，甚至还能用官话字母写信作文。因为王照创造的官话字母，不仅可用来拼音，还可代替汉字，因此，又有人称之为“简字”。王照汉语拼音化的初步尝试，在汉字改革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年上层社会名流，对王照的官话字母认识不一，如翰林编修严修、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甚至包括北洋大臣袁世凯及其属下的直隶学务处，都是大力支持的，如王照所言：“袁世凯提倡官话字母，间接助余之处甚多。”因此，这官话字母推行速度快且声势浩大，前后共推行十年，遍及13个省，是当时切音字运动诸方案中影响最大推行最广的一种。相反，管学大臣张百熙与两江总督张之洞却不以为然，反倒处处掣肘。严修当时曾感叹说：“袁项城独能极端赞成官话字母，而张南皮自命大教育家对此反格格不入，何也？在受文毒之深故也！”到了1907年，浙江桐乡人劳乃宣在王照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又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编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此，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地方也广为流传。1910年，摄政王载沣因拼音官话报“触其忌讳”，悍然发令，严禁传习官话字母，并封闭拼音官话书报社。王照及好友纷纷上书请愿于资政院，力求挽回，因学部反对，未果，王照被迫避居江苏。
进入民国以后，无论是当时的民国政府还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对语言统一问题都十分重视，并开始筹建“读音统一会”。于1913年2月15日，来自全国各地选派的44名代表参加的“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会上选举吴稚晖任议长，而王照虽然仅得五票，也被选为副议长。当时读音会中，苏浙两省人多势众，并且力主“三十六个新字母中要采用南人的十三浊音”，而王照却反对新字母中采用浊音，并与东南代表展开激辩，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三十余日仍未决。后来，王照带人到教育部代部长家中请愿，声称“读音统一会”已变成了“苏浙读音统一会”，并以辞行相迫。结果，在代部长的干预下，在次日表决通过的决议中，声母中采用十三浊音的提案遭到否决。如此一来，王照与江浙代表的隔阂愈发加深，矛盾终至激化，发展到拳脚相向。一日，江浙会员汪荣宝在与王照争辩后，回到座位后与人谈话中说到“黄包车”，岂料王照将其吴语口音的“黄包车”误听为“王八蛋”，遂挽起衣袖、攘臂离席回应道：“你骂我王八蛋，我就来揍你这个王八蛋！”便拳痛殴对方。汪荣宝被无端误解，含恨离开会场，此后不再出席会议。王照也因脾气暴躁，急火攻心，竟至吐血不已，痔疮也一并发作，每于座中破溃时，血流殷殷至脚踝之处。
此次会上，王照对后来的民国大佬、并力主南系浊音的会长吴稚晖，同样不予客气。这年4月22日，他曾咄咄逼人地问吴：“我且问你，你是姓‘吴’名‘敬恒’呢？还是姓‘诸’名‘共同’呢？”因为在吴侬软语中，这几个字是念不清楚的。这一问，也惹恼了吴稚晖，当下宣布辞去议长职务。吴辞职后，作为副议长王照继任议长，但随着他病情加重，两周后也告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到了5月22日，“统一读音会”得以闭会，会上通过了6500多个汉字读音，定名为《国音汇编》；还通过39个“注音字母”。就这样，历时三个多月的“读音统一会”终于在争吵打斗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会议结束后，这教育部长和次长都换了人，会上通过的“注音字母”与《国音汇编》也被束之高阁，无人过问了。王照不甘心，到了次年，又通过王璞等25人在北京成立了“读音统一期成会”，两次呈请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建议强制并向全国推行。但当时袁世凯正忙于复辟帝制，无暇旁及，后又遇到政局动乱，这两次呈请也就不了了之。一直等到了1918年，在“注音字母”于中国知识界已经流布甚广的潮流下，由蔡元培任会长的“国语言研究会”再次向教育部请愿公布“注音字母”，教育部这才公布了已经搁置五年的“注音字母”，王照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总算有了一个完好的结局。在大陆，这套“注音字母”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之前，而在台湾和海外的部分华人中，至今仍在使用。
王照一生历尽坎坷，到晚年虽家境清贫，但致力“教育救国”之心仍不改初衷。他自己说：“三十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他在与胡适先生交往中说：“下面没普及教育，上面没高等教育，明白人哪里来？”他认为，“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而一切财政、外交、边防等等，都只是维持国家而使这教育主义可以实现的工具。”1931年，王照出版《小航文存》，胡适之先生为之作序，对“文存”一书大加称赞，认为内中有些篇章“皆是历史原料，关系甚大”，“必传无疑”。胡适在序言中称道王照“这位七十二岁的老新党在思想上还是我的一位新同志”，文中写道：“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他在贤者之责一篇的末段有这八个字，‘朋友，朋友，说真的吧！’我去年十月读了这八个字，精神上受着很大的感动。这八个字可以代表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精神，也可以代表王先生这四卷文存的精神。读这四卷文存的人尽可以不赞成王先生的思想，但总应该对他这点敢说真话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礼！”
1933年6月1日，王照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当时《大公报》用“老新党王照逝世”为题，整版登载其一生的经历。灵柩从北京运往家乡安葬时，花圈、挽联与祭品装了整整一节火车。京、津两地许多社会名流及各大学师生都前往致祭送行。当棺木运至天津宁河芦台时，当地的乡绅及中小学校师生列队等候，恭迎灵榇，隆重祭奠，可谓人人敬仰，一时称盛。从中也可以看出王照毕生所从事的汉语拼音和官话运动的深入人心与影响巨大。
王照（1859～1933），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他曾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也是近代拼音文字首倡者、“官话字母”方案的制订人，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风云人物。
王照年轻时，就喜览杂书，尤其是喜欢阅读译印的时务诸书，让亲族乡人都以为他有“魔气”。光绪二十年（1894年），35岁的王照进士及第，翌年，王照赴京入馆，散馆后授礼部主事，其后便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变法运动，并投入了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他先是攻击后党，竟一举参倒了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但也成为“变法”失败的导火线。在变法运动中，王照与康、梁看法不同相左，他认为天下的时局是慈禧还没有放权，光绪积蓄的力量仍不足，所以只能利用慈禧手中的权力来推进变革，不能仓促变法，更不能急于争权。而且他认为慈禧并不守旧，因为她对西洋文化颇感兴趣，经常召对外公使的女儿们进宫，询问外邦诸事，如能让光绪督促慈禧变法，则是最好的途径。但他这首鼠两端的立场，却成为帝、后两党的公敌，“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1898年，变法失败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遭到通缉的王照也仓皇出逃，亡命天涯。流亡日本期间，他曾揭发康有为四处渲染地光绪帝的所谓“密诏”，纯属伪造。结果又遭到康、梁一帮人的囚禁，后来便与维新党人彻底决裂。他晚年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坦言批评康、梁诸人：“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变法不成，王照另辟蹊径，去寻求开启民智一途。他自觉千年以来，中国读书人都需十余年辛苦功夫，才能初通文字，得其皮毛，这都是因为文字难识、难读所造成的，更不要说不识字的下层阶层了，看书识字更难。正由于识字困难，大多数人都不认字，所以“政治家所云教民皆属空谈”。于是，他下决心将自己后半生致力于普及教育，专注汉语语音研究。在日本流亡期间，王照深受日本假名的影响，后来便模拟日本假名创制了一套假名式的汉语拼音方式，也就是官话字母，要用官话也就是俗称的北京话来统一全国汉字发音。他将北京话作为标准音，也就是国音。他认为，言文合一，乃是普及教育的基础，因为“世界各国之文字，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拼音简便”，而在中国，由于各地口音相差很大，相距百里、千里就如同到了语言不通的“异域”，因而“妨害多端，误尽苍生”。正因为如此，他大声疾呼，国家的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而他创造“官话合声字母”，目的就在于让“以后咱们中国人，都能念书，添点学问，长点见识，这就是我们作字母书的所指望的了。”
王照身为北人，颇具慷慨悲歌的燕赵之风。1900年，作为朝廷通缉的钦犯，他曾隐姓埋名，化装成僧人潜行归国，并不顾风险，宣传拼音新字，为了推敲考证一个音符，他常常“闭户掩卷，逐字审听，口呼手画，积数十日，直至完全准确无误方肯罢休。”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即以此年冬天在天津成稿，并以“芦中穷士”的化名传出，次年在东京排印出版。1901年，他又以奉旨严拿的戴罪之身，冒险潜行到北京去拜访李鸿章，欲陈述官话字母的重要性。李拍招惹是非，托病不出，让自己的亲信代为会见，结果不欢而散。1903年，王照在北京裱背胡同首次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因他不便公开露面，便由门人王璞代讲，自己则隔屏静听。1904年春，王照向清政府投案自首，入狱两个月后，又遇清廷大赦戊戌党人，他获得释放并开复原衔。但他拒绝在清廷里继续做官，并发誓不再见朝廷中人，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文字改革。1905年，他在保定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次年迁至北京，在大佛寺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该社刊行的《拼音官话报》，对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地文、植物、动物、外交等都编印了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流传至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江苏等十三个省，传习者多达数万人。王照自谓，一部《四书》，如是上学讲解，至少也得两三年方能念会，而用学会的官话字母，十天工夫就能朗声读来。这番劝解，真是一篇让人欢呼雀跃的扫盲广告，也让学习官话字母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王照的好友，住在天津的翰林院编修严修，全家都在认真学习这种官话字母，连家里的丫鬟、老妈子、厨子、车夫这些人，都能看懂根据字母编印的拼音官话报，甚至还能用官话字母写信作文。因为王照创造的官话字母，不仅可用来拼音，还可代替汉字，因此，又有人称之为“简字”。王照汉语拼音化的初步尝试，在汉字改革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年上层社会名流，对王照的官话字母认识不一，如翰林编修严修、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甚至包括北洋大臣袁世凯及其属下的直隶学务处，都是大力支持的，如王照所言：“袁世凯提倡官话字母，间接助余之处甚多。”因此，这官话字母推行速度快且声势浩大，前后共推行十年，遍及13个省，是当时切音字运动诸方案中影响最大推行最广的一种。相反，管学大臣张百熙与两江总督张之洞却不以为然，反倒处处掣肘。严修当时曾感叹说：“袁项城独能极端赞成官话字母，而张南皮自命大教育家对此反格格不入，何也？在受文毒之深故也！”到了1907年，浙江桐乡人劳乃宣在王照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又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编成《简字全谱》，包括全国各地方言，从此，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地方也广为流传。1910年，摄政王载沣因拼音官话报“触其忌讳”，悍然发令，严禁传习官话字母，并封闭拼音官话书报社。王照及好友纷纷上书请愿于资政院，力求挽回，因学部反对，未果，王照被迫避居江苏。
进入民国以后，无论是当时的民国政府还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对语言统一问题都十分重视，并开始筹建“读音统一会”。于1913年2月15日，来自全国各地选派的44名代表参加的“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会上选举吴稚晖任议长，而王照虽然仅得五票，也被选为副议长。当时读音会中，苏浙两省人多势众，并且力主“三十六个新字母中要采用南人的十三浊音”，而王照却反对新字母中采用浊音，并与东南代表展开激辩，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三十余日仍未决。后来，王照带人到教育部代部长家中请愿，声称“读音统一会”已变成了“苏浙读音统一会”，并以辞行相迫。结果，在代部长的干预下，在次日表决通过的决议中，声母中采用十三浊音的提案遭到否决。如此一来，王照与江浙代表的隔阂愈发加深，矛盾终至激化，发展到拳脚相向。一日，江浙会员汪荣宝在与王照争辩后，回到座位后与人谈话中说到“黄包车”，岂料王照将其吴语口音的“黄包车”误听为“王八蛋”，遂挽起衣袖、攘臂离席回应道：“你骂我王八蛋，我就来揍你这个王八蛋！”便拳痛殴对方。汪荣宝被无端误解，含恨离开会场，此后不再出席会议。王照也因脾气暴躁，急火攻心，竟至吐血不已，痔疮也一并发作，每于座中破溃时，血流殷殷至脚踝之处。
此次会上，王照对后来的民国大佬、并力主南系浊音的会长吴稚晖，同样不予客气。这年4月22日，他曾咄咄逼人地问吴：“我且问你，你是姓‘吴’名‘敬恒’呢？还是姓‘诸’名‘共同’呢？”因为在吴侬软语中，这几个字是念不清楚的。这一问，也惹恼了吴稚晖，当下宣布辞去议长职务。吴辞职后，作为副议长王照继任议长，但随着他病情加重，两周后也告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到了5月22日，“统一读音会”得以闭会，会上通过了6500多个汉字读音，定名为《国音汇编》；还通过39个“注音字母”。就这样，历时三个多月的“读音统一会”终于在争吵打斗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会议结束后，这教育部长和次长都换了人，会上通过的“注音字母”与《国音汇编》也被束之高阁，无人过问了。王照不甘心，到了次年，又通过王璞等25人在北京成立了“读音统一期成会”，两次呈请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建议强制并向全国推行。但当时袁世凯正忙于复辟帝制，无暇旁及，后又遇到政局动乱，这两次呈请也就不了了之。一直等到了1918年，在“注音字母”于中国知识界已经流布甚广的潮流下，由蔡元培任会长的“国语言研究会”再次向教育部请愿公布“注音字母”，教育部这才公布了已经搁置五年的“注音字母”，王照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总算有了一个完好的结局。在大陆，这套“注音字母”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之前，而在台湾和海外的部分华人中，至今仍在使用。
王照一生历尽坎坷，到晚年虽家境清贫，但致力“教育救国”之心仍不改初衷。他自己说：“三十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他在与胡适先生交往中说：“下面没普及教育，上面没高等教育，明白人哪里来？”他认为，“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而一切财政、外交、边防等等，都只是维持国家而使这教育主义可以实现的工具。”1931年，王照出版《小航文存》，胡适之先生为之作序，对“文存”一书大加称赞，认为内中有些篇章“皆是历史原料，关系甚大”，“必传无疑”。胡适在序言中称道王照“这位七十二岁的老新党在思想上还是我的一位新同志”，文中写道：“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他在贤者之责一篇的末段有这八个字，‘朋友，朋友，说真的吧！’我去年十月读了这八个字，精神上受着很大的感动。这八个字可以代表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精神，也可以代表王先生这四卷文存的精神。读这四卷文存的人尽可以不赞成王先生的思想，但总应该对他这点敢说真话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礼！”
1933年6月1日，王照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当时《大公报》用“老新党王照逝世”为题，整版登载其一生的经历。灵柩从北京运往家乡安葬时，花圈、挽联与祭品装了整整一节火车。京、津两地许多社会名流及各大学师生都前往致祭送行。当棺木运至天津宁河芦台时，当地的乡绅及中小学校师生列队等候，恭迎灵榇，隆重祭奠，可谓人人敬仰，一时称盛。从中也可以看出王照毕生所从事的汉语拼音和官话运动的深入人心与影响巨大。
来源: 《海内与海外》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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