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简史
概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宝库中，诗歌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中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诗歌一直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紧密相关。古代祭神、节庆的时候，要唱诗祈福、祝愿；朋友聚会或离别时，要作诗言欢、赠诗惜别；青年男女谈恋爱时，也常以诗歌相与赠答、互诉衷曲；外出旅行看到名胜古迹，人们往往要题诗赞美。唐宋以后，科举考试也要考做诗，诗做得好，还可以得到功名，获得做官的资格。而且，自先秦开始，就有“诗缘情”、“诗言志”的传统，历代诗人都喜欢用诗歌来述怀、抒情，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感受和看法。三千多年来，中国诗坛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美、感人的作品，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下面就让我们漫步在历史画廊中，回顾一下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了解其伟大的艺术成就。先秦两汉诗歌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在口头上唱的歌谣。这些歌谣往往和先民的劳动生活、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是配合着音乐舞蹈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难以窥见其历史面貌。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谕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称之为《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共有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王、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160首，又称十五“国风”。“雅”有“正”的意思，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有105篇。“雅”又因产生的时代和乐调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多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的表现内容较为丰富。“雅”、“颂”中有些作品带有“史诗”的性质，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但《诗经》的精华在于十五“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唱爱情，赞美劳动，揭露现实，是“国风”中最为动人的主题。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就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开了中国爱情诗的先河。《诗经》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后人曾经归纳为“赋、比、兴”。“赋”是铺陈叙述，“比”是比喻，“兴”是起兴。《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诗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比较普遍，修辞巧妙，韵律和谐。但是，《诗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后来汉儒借《诗经》所阐发的“诗言志”、“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圭臬。中国诗歌的另一源头是《楚辞》。《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名平，是楚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后因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谗害排挤，被楚怀王放逐了。在放逐途中，他爱国之心不改，把满腔的郁闷写成了一首首感情浓烈、文辞华美的诗篇。他后来看到楚国必将灭亡，人民水深火热，而他又无力回天，遂自投汨罗江而死。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诗人。现在能够肯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离骚》集中反映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在这首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里，屈原反复倾诉了对国家的热爱，讴歌了美好的人生理想，表达了自己决不同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发自肺腑的诗句，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真理的心声。《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祀乐歌改作和加工而成的一组诗歌，或写人对神的礼赞倾慕，或写神灵间的眷念、爱情，语言优美，情思忧伤。《楚辞》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诗经》别样的诗歌美学风格，以其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想像，铺陈华美的语言，勃发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汉代诗歌，有直接从《诗经》而来的四言体，但因形式上的僵化，未能出现优秀的作品；有运用《楚辞》形式写成的“楚歌”体，亦少有创新。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汉乐府的产生和汉代音乐机构－乐府关系密切。史载秦汉立乐府，但乐府的真正繁荣自汉武帝始。它的职责是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后来人们便把乐府所采集和演唱的民歌叫做“乐府诗”、“乐府歌辞”。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尤多抒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等，写人民的困苦；《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公无渡河》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和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焦仲卿妻》则是封建家长干涉青年婚姻所酿成的一个悲剧。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且时有真率稚气。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的“二二”节拍，抑扬顿挫，韵律上更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值得彰明显著的大事。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萧统编入《昭明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哀怨虽深，却平平说出，娓娓道来。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和平远。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魏晋南北朝诗歌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时期。创作成就最大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等建安七子。他们一扫汉末文人的颓唐，通过亲身体验，学习乐府民歌来反映国家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企求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名垂青史的奋发精神，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语言上深受乐府民歌影响，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风格。后人把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慷慨情怀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称为建安风骨，或者称之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曹植在建安诗人中年龄最小，艺术成就却最为突出。他前期深受曹操喜爱，纵情任性，风流不羁；后期名为藩王，实际上遭到曹丕、曹叡的猜忌和迫害，常怀忧惧之心。他才华横溢，写诗颇多，通过各种题材，采用直写、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多方面抒写其内心世界的彷徨和悒郁。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在内容之深邃和艺术之精湛两方面，均超迈前人，钟嵘《诗品》誉之为“诗中之圣”，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范型。建安文学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在魏晋易代之际，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恐怖，嵇康直接抗争，诗文均愤世嫉俗，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阮籍不敢公然反对，外表佯狂放诞，内心十分痛苦。其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远绍《小雅》、《楚辞》，近承《古诗十九首》，受“言不尽意”玄学思想和险恶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多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得隐晦曲折，意旨遥深，归趣难求，创造了黑暗政治下用诗歌进行抗争的新形式。他的这种五言咏怀组诗的体制，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左思《咏史》、郭璞《游仙》、陶渊明《饮酒》、庾信《拟咏怀》、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组诗，精神上都与之一脉相承。西晋时期，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渐渐疏远，文人诗创作走入低谷。陆机、潘岳等人，于诗歌形式上用力颇多，文才斐然，然内容贫乏，骨力不振。只有左思能自出机杼，独立不群。他的《咏史诗》八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把历史现象和个人遭际融为一体，批判当时的门阀制度，倾吐寒士的不平，辞情慷慨，风格遒劲，对后世咏史诗影响很大。此后诗坛的复振，要到东晋、刘宋两代，代表作家是陶渊明、谢灵运。陶渊明，字元亮，曾更名潜。他受时代思想和风气的影响，早年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同时也有“大济于苍生”的想法。由于时局动荡，他迟迟没有出仕。后为贫穷所迫，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但是他深感官场险恶、政治污浊，于彭泽令上毅然弃官归田了。他的诗歌按内容可以分成田园诗和咏怀诗。田园诗是他的独创，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桃花源诗》等，或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自己毅然怡然自得的心境，或歌颂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后人称之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他的咏怀诗围绕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崇高品格，代表作有《饮酒》、《杂诗》、《读山海经》等。他的诗歌出语平淡，不事雕琢，风格清新，意境淳美，是情、景、理的统一。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后代诗人像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都从他身上学到人生品格，从他诗中得到艺术养料。和陶渊明多写田园不同，当时另一位大诗人谢灵运，则热衷于山水。谢灵运，系东晋重臣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刘宋代晋后，仕宦不得意，转而放情山水。他的山水诗观察细致，感受敏锐，往往能真切地描绘出山水之美来，叙事、写景、说理兼长，诗风清新自然。他又以炼句著称，像“池塘生春草”、“白云抱幽石”等名句，都传诵一时。他是中国诗歌史上大力描写山水的第一人，开创了山水诗派，直接引领了谢脁、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创作。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民歌的新发展。东晋、宋、齐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期。南方民歌大多属于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内容几乎全是关于男女爱情的，代表作有《西洲曲》、《子夜歌》、《读曲歌》等。这些作品多为五言四句，情调哀怨缠绵，艳丽柔弱，且喜用双关谐音，语言活泼，当时文人仿作甚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民歌题材广泛，感情直率，语言朴实，风格刚健。其中《木兰辞》叙事与抒情相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与此同时，南北朝文人诗的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刘宋诗坛的一般趋向是更重隶事，也就是抄书用典。刻划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倡“声律说”，诗文力求谐调，对于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和谢脁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他们除了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的创造，影响了后来诗歌的发展。其中鲍照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诗风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他又创制七言歌行，在诗体发展上大有贡献。谢脁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他的一些五言四句短诗，仿自《吴声歌曲》，出语天然，情深味长，对于唐人五言绝句极有影响。他的诗歌还继承了谢灵运描写山水的传统，但是摒弃了谢灵运铺排板滞的弊病，也绝少玄言的尾巴。虽然不废雕刻和藻绘，但能归于自然和清绮，所以风格秀逸，情致动人，使得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击节称赏。南朝后期，社会风气绮靡，朝纲日益堕落，士人气质纤弱，所作诗歌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萧纲等人写作的“宫体诗”，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庾信也是在“宫体诗”创作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且为“徐庾体”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他在出使北朝、被羁不返之后，生活境遇大变，而能突破齐梁体的藩篱，融合南北诗风之长，由冶艳而刚健，成为南北朝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后期的诗歌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异国的愧耻不安的心境。他的诗用事贴切，造语新颖，在体制声律上更加接近律绝等近体诗的格调，启唐人之先鞭。唐宋诗词唐宋两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唐诗的繁荣，首先体现在数量上。仅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诗人就有两千二百余人，作品四万九百多首，共九百卷。不过，更主要的标志是涌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以及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唐诗的艺术水平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再加上题材、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的高峰。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诗歌承梁陈宫体而来，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都是文学侍从之臣。但是他们精研声律，探索出五七言新体诗联间粘缀合律的规律，促成了近体律诗的定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始冲破绮靡诗风牢笼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继承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改造了宫体，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变为明快清新。稍后，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诗歌开始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初唐诗歌逐渐摒弃了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起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如果说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那么，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盛唐时期，诗坛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和杜甫。李白主要生活在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是盛唐之音的天才歌手。贺知章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将他尊为“诗仙”。但是，李白并不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开元、天宝时期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而李白却毫不掩饰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又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成为后人反抗黑暗现实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想像奇特，手法夸张。他的乐府诗很多，取材广泛，用来抒写自己的奔放不羁的感情。他的七言歌行又掺入杂言，雄壮、缥缈而奇丽。他的五、七言绝句，纯任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优柔不迫，闲雅超远。明代胡应麟就认为唐代五、七言绝句，以李白为最。杜甫的生活经历跨越了安史之乱，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不幸、民众的疾苦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诗史”。他的五、七言古诗，格调大变，沉郁顿挫。七言律诗在他手中正式成立，沉着而痛快。后人认为杜甫律诗为唐律之最，其中五律极尽声律、句法变化之能，七律亦精炼而多创造。他的诗歌博大精深，既有清新刻画的句子，又有议论和用典，有严肃也有诙谐，有柔情也有沧桑。所以，自中唐开始，杜甫就被称为“诗圣”，宋人更是推崇备至，谓“杜甫集开诗世界”，后人似乎从任何角度都能从中各取所需。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李杜之外，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以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一是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王、孟等人继承了陶渊明吟咏田园、谢灵运刻画山水的传统，又加以发展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表达隐逸的思想和情怀，描摹自然幽静和生气之美。他们的诗多采用五古和五律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其中王维山水田园诗更是将诗情、画意、音乐美，与道家、禅宗的意趣结合起来，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高岑等人的边塞诗，其源出自鲍照、刘琨，以边塞战争题材为主，表现了边塞风情、军中苦乐，以及诗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和慷慨不平之气，亦交织着儿女情肠。这些诗大都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面对盛唐这一诗歌高峰，中唐诗人力求新变，诗风走向多元。韩愈、孟郊诗歌多“不平之鸣”，喜押险韵窄韵，意象壮伟瑰怪，诗境奇崛雄豪。元稹、白居易诗风走向平易，用语质朴明白，音律琅琅上口。刘禹锡的怀古诗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寓意深远。柳宗元多写被贬之后的悲愤抑郁，山水诗简洁深婉。李贺诗歌重在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想像奇特，构思不拘常法，语言峭奇艳丽，诗境诡谲。晚唐诗坛以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为代表。他们感慨盛世之不再，诗中充满迟暮黄昏的情调，极幽艳晚香之美，预示着一个诗歌创作伟大时代的结束。其中，李商隐诗学杜甫、韩愈，擅长律绝，典雅华丽，情深意远。他的《无题》等爱情诗，内蕴深刻的世情和人生感慨，哀艳绵渺，堪称诗苑奇葩。杜牧的诗尤以七绝最为有名，其咏史诗议论政治得失，讽刺帝王荒淫，豪健跌宕，意气风发。温庭筠尤有“绮才艳骨”。在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别出蹊径，开启了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追求平淡的诗歌发展方向。苏轼是北宋诗坛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多达四千多首，才情豪迈，挥洒自如。诗中充满谐趣，饶有禅理，比喻之丰富、新鲜，使人叹服不已。他的门下黄庭坚不但在创作上穷力追新，体现了宋诗重筋骨思理的特色，而且总结出一些谋篇、造句、炼字等方面的规律，得到了陈师道等人的响应，开创了江西诗派，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南宋诗人的优秀代表有杨万里、陆游等人。他们大多由江西诗派入手，而能自出机杼。杨万里诗写景最工，有机趣，重“活法”，被称为“诚斋体”。陆游继承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等大家的传统，植根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在平易晓畅中呈现出一股恢宏踔厉之气，是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但是，晚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坛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却是词的发展和兴盛。词，原名曲子词，就是“歌词”的意思。词起源于隋，所配的音乐是燕乐，即一种供宴会演奏的音乐。它在体制上和诗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词有词调，同一词调又有不同的格律，形成数体。其次，由于乐调繁简不同，而形成长短不同的诗篇，一般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种。词在唐代有所发展，敦煌曲子词中有一些是盛唐时期的作品，具有清新的民歌风格。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不久便引起文人的注意和仿效。中唐文人学习民间词，为词体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写了一些成功的作品。晚唐五代，文人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温庭筠、韦庄等人为首的花间词人，在填词时往往取当前情事，表现艳遇怨慕与离愁别绪，形式藻丽浓艳，细美婉约。南唐是五代时期词坛的另一个创作中心，代表作家有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人。其中冯延巳所表现的士大夫的忧生隐衷，李煜亡国后所抒写的迫烈沉痛的故国之思与深广的人生感慨，均已改变了五代词狭小的空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北宋前期，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承五代余绪，主要表现士大夫流连光景、感伤节序的闲愁淡怨，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惯用的小令为主。至柳永、苏轼登上词坛，宋词始能自辟门径。柳永在乐调形式上开风气之先，他采用北宋流行的新曲，大力发展慢词来表现市井生活与羁旅情怀，并把赋的铺陈手法引入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为此后词体革新提供了足够驰骋才情的形式基础。苏轼是宋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词体革新家。他的词打破了前人“词为艳科”的狭隘传统，题材广泛，将怀古、感旧、记游、悼亡、说理等诗中常见的题材引入词中，气象阔大，豪放飘逸。他还“以诗为词”，冲破了词的音律束缚，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对词体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苏轼之后，周邦彦妙解声律，善于创调。词法上推陈出新，讲究谋篇，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女词人李清照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宋室南渡之后，民族矛盾尖锐，产生了张元干、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词人，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辛词不但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而且以文为词，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而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他的词气盛言宜，无往而不利，感染力强，尤其是他那些抒写爱国激情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姜夔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清空幽冷，于辛弃疾之外另立一宗，在南宋词坛的影响也很深远。元明清诗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唐诗、宋词一样，元代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元人小令。小令也叫“叶儿”，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很像一首单调的词，但字数不限。由于它诞生于民间，较之以往的诗词，形式更为灵活，文字更为通俗。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性。在风格上，尖锐泼辣，清新幽默，毫无酸腐之气。同时，因有大量的北方方言融入其中，又呈现出浓厚的北方地域色彩。就其发展而言，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金末到元成宗大德年间，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他们的作品大多质朴自然，比较接近民歌，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后期从元武宗时到元末，代表作家主要有张可久、乔吉、雎景臣等。他们作品的风格趋于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词藻，内容也开始远离现实，有些作品竟与唐宋词的形式韵味相差无几了，如张养浩的《双调水仙子·寻梅》、张可久的《越调凭栏人·江夜》等。元明清时期，诗歌虽然继续发展，但是创新和拓展之处较少。元代诗坛，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只有杨维桢尚能开宗立派。他的诗以乐府诗和竹枝词著名，一些诗既藻词丽句，又奇特险怪，人称“铁崖体”。明代诗坛稍有起色，规模有所扩大。明初高启诗才最高，风格豪迈，但不到四十就被杀，影响有限。此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虽然都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然在创作上成就不大。明末清初，江山易主对诗人心灵的冲击很大，诗歌创作亦起波澜。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号为“江左三大家”。吴伟业诗取盛唐而出入唐宋，形成了声律妍丽的“梅村体”。康熙年间，有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国朝六家”。雍正、乾隆年间，名家迭起，沈德潜持“格调说”，袁枚主“性灵说”，翁方纲倡“肌理说”。但是，有清一代，还要数龚自珍诗内容最具忧患意识和哲理色彩。他的诗大歌大哭，风格瑰丽奇肆。晚清诗坛，流派众多，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等人的“同光体”。而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响亮口号，对中国近现代诗歌尤其是白话诗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词尽管在金元时期出现了元好问、萨都剌等颇有成就的作家，但渐趋衰微。清词素有“中兴”之誉，百余年间，各派并出。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清初三大家。陈维崧词效仿苏辛，才力卓著，开创了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南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为浙西派的宗师。纳兰性德崇尚李煜，尤以清新自然的小令著称。嘉庆年间，张惠言又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应有比兴寄托。清末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词人和优秀作品，但在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了。综上可见，中国古典诗歌的生命力极其旺盛长久，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变化、革新，为中华民族先后培植出先秦诗骚、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文人诗、唐诗、宋词、元曲等一朵朵诗苑奇葩。她不但以自身独特持久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后人不断去欣赏、去品味，而且用她所承载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滋养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去创造新的诗歌艺术、新的民族文化。（杜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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