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有文字，古突厥文可能來源於匈奴文
司馬遷在《史記》中明確表示匈奴人不懂文字使用司馬遷信誓旦旦地在《匈奴列傳》中表示：匈奴沒有文字，用口頭命令傳達信息，並靠此維繫統治。考古發掘的證實匈奴有文字。在蒙古高原的阿爾善岩和查干河地區，還有陰山岩石上的書記符號，已經被中國、蒙古和俄羅斯的考古學家整理出了約520個。它們很明顯有自己的系統，是反覆出現的系列，絕非單個或者偶爾出現的記號。其中的某些字符，還和古代北歐的如尼文有相同之處。
現代學者整理出的一份匈奴字母表
陰山岩畫的匈奴書記符號下邊就轉載幾份論文來源:《文物》 2016年04期蒙古國赫列克斯浩萊山谷6號回鶻墓園出土突厥魯尼文瓦考析作者 宋國棟 陳永志 包文勝 &古突厥文來源新探作者 芒·牧林
古突厥文來源新探作者 芒·牧林來源：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學術研討會, 2004古突厥文是如何產生的？它創製於何時、何地？其字母體系從何而來？自從一百多年前該文字被發現、解讀以來，這些問題已成為人們研究的一個熱門課題，可謂眾說紛雲，迄今尚未取得大家較為滿意的結論。凡接觸過古突厥文和北歐地區曾使用過的「如尼文」（Runic）的人們，將兩者相比較之後，一致確認：它們之間非常相似。其符號系統都是由點、線、孤和圈構成，其中有些符號完全相同。對這種酷似類同的文字，起初（即在古突文尚未被解讀時期），人們認為兩者是一種文字。所以，當初發現古突厥碑銘時，學者們將它稱作「Ruhic」（俄文拼寫為РУНЫ）文（漢譯為「如尼」、「盧尼」、「儒尼」等）。到公元1893年，丹麥的湯姆森初步解讀了古突厥文之後①，大家才把流行北歐地區的「Runic」文和見於蒙古草原上的古突厥文區別開來，將前者稱作「Runic」文，把後者名為「突厥如尼文」。
儘管如此，從這兩個名稱上，我們可以看出，人們還沒有把這兩種酷似同類的文字，完全區別開來，這反映着學者們發現兩者之間存在某種內在聯繫的觀察。故有人推測，「突厥如尼文」可能源於北歐的「如尼文」；也有人持相反意見，認為「如尼文」源自「突厥如尼文」。近來，我們研究匈奴人曾使用過的「匈奴文」時，發現「古突厥文」的字母符號和「匈奴文」完全類同②。那麼，北歐地區「如尼文」、「古突厥文」和「匈奴文」三者之間，它們的整個符號系統的形態、構造，不僅酷似類同，而且其中完全相同符號的頻率極高，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呢？弄清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對闡述這三種文字的淵源關係，及至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的文化源流，意義重大。正因為如此，本文試圖以新近獲得的有關草原民族古文字、符號的資料，對古突厥文的起源提出個人的意見，求教於眾師。一、古突厥文簡介關於古突厥文，中外學者寫了不少介紹文章。但為討論的深入，覺得有必要再此作一些簡介。「古突厥文」是突厥民族於六、七世紀左右創製、使用的一種死文字。最早的報導見於荷蘭人魏津（N.Widzen）1692年發表的著作中③，然而對於古突厥文實物載體，是由俄羅斯派往蒙古的以雅德林采夫（H.M.ЯДРИНЧЭВ）為首的考查隊於1889年，在蒙古鄂爾渾河畔草原上，發現刻有古突厥文的兩塊石碑開始的。此碑後來定名為「劂特勒碑」和「毗加可汗碑」。不久，丹麥、俄羅斯等國的考古學家們，在蒙古北部葉尼塞和西伯利亞草原上，相繼發現了刻有古突厥文的石碑④。對這些碑銘文字，當初人們尚不清楚它是何人所使用的何種文字，故按其所發現的地名稱作「鄂爾渾文」、「葉尼塞文」、「西伯利亞文」或叫作「鄂爾渾——葉尼塞文」等。進而又有人發現，這些碑銘符號與早年於北歐地區考古發現的被稱作「Runic」文的符號系統極為相似，故誤認為兩者系同一種文字，便起名為「如尼文」。到1893年，丹麥的語言學家湯姆森（V. Tnomsen）初步解讀了這些碑文並認定它記錄的是古代突厥語的文字⑤。從此，將古突厥文與北歐地區「Runic」文區別開來，稱作「突厥如尼文」，最後才定名為「古突厥文」。
「古突厥文」是一種音素、音節混合型文字，有39個基本符號，加上某些符號的變體和異體總共有90個符號。依據以往發現的碑文，手抄本等資料考查，學者們公認該文字創製時代是活動於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國時期，即公元552—744年間。史料表明，古代的突厥汗國、回紇汗國、高昌回鵑王國等操突厥語種的遊牧民族，都曾使用過這個文字。而且，在當時的黠戛斯、骨利乾等語言相近的一些民族，也曾使用過它。可見，古突厥文是公元六、七世紀間，在北方草原上一度盛興的古老文字。二、古突厥文來源的諸說對於古突厥文的來源，學術界一直爭論的課題。因各家所依靠的「證據」不同，眾說相異，熟難統一，歸納起來，大體有兩派觀點。即「西來說」和「自製論」。「西來說」的基本論點是：突厥人通過中亞地區的粟特人接觸了屬古埃及腓尼基文字系統的阿拉美文而藉以創製了古突厥文或古突厥文源於「哥特文」、「荷蘭文」等。比如，初次解讀古突厥文的湯姆森，經比較考查，古突厥文三十八個字母中有二十三個符號與阿拉美文符號相同或相似。因此，他認為阿拉美文是通過中亞伊蘭等地傳入突厥，被改造為記錄突厥語的文字⑥。古利亞什托爾內（K y shtoniy）認為北涼被北魏滅亡（公元439年）後，突厥族阿史那氏的祖先，跟隨沮渠氏殘部到吐魯番盆地建立起高昌國時，突厥人通過早已在那裏居住的粟特人，接觸了阿拉美文字，並使之適合於突厥語而創製了古突厥文⑦。吉謝烈夫（Kiselev）、諭爾巴克（Sherbak）等人認為於公元六至七世紀，西突厥人在七河一帶建立過突厥中心。當時在那裏曾有許多粟特人。所以，突厥人很可能是首先在那裏使用阿拉美系文字字母，來適應突厥語的嘗試⑧。俄國的吉謝烈夫，依據在突厥文中有來自突厥人印記的「↓」（讀，箭之意）、「 」（讀、y，月亮的意思）等符號（對此情形，最早發現的是湯姆森——筆者注），認為「鄂爾渾文是借用的文字，又是本地的發明。」⑨日本人山田信夫認為，可能在六世紀下半葉，木杆可汗（即木汗可汗）在位時（公元553—572年），對中亞進行征服中接觸了阿拉美文字。此外，芬蘭的阿斯培林（J.R.Aspelin）說：「它是芬蘭族東遷的歷史產物」。即他的意思是古突厥文經芬蘭人，如「如尼文」演變而來。後來，他又提出古突厥文是楚德人的文字符號10。俄國人波波夫說：「古突厥文起源於印歐語系的哥特文」11。凡此種種說法，均在「西來說」的論點上完全統一起來了。「自治論」的觀點認為：古代突厥人有過使用氏族、部落印記的習俗，他們將這些印記符號銘刻在所到之處岩石上，後人稱它為「突厥岩畫符號」。有些學者覺察到古突厥文字母符號與突厥的印記符號很近似，所以他們提出古突厥文源於其「印記符號」或「岩畫符號」的見解。歷史學家薛宗正，依據古代突厥人曾使用過的馬印圖符造型，「恰似突厥儒尼文的形態特點，」故他推斷：「完全有可能馬印孕育出的文字符號，這就是儒尼文字產生的內因。」進而他又說：「大批突厥貴族子弟就學長安，掌握了漢字、漢文，方塊漢字恰恰就是由點、線、鈎、孤組成的，從而受到啟發，這就是儒尼文產生的外因。」「於是參稽漢字形和粟特文的拼音原理，以固有的馬印為基礎，加以改造簡化其形志，使之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12。內蒙古的著名考古學家蓋山林先生，根據他多年研究北方地區岩畫資料說：「突厥岩畫里出現的各種符號中與古突厥字母」，「存在着驚人的同似現象」。他例舉出三十個符號與古突厥文符號作了比較。如：岩畫符號：突厥字母：因此，他說：「從上表不難看出，古突厥字母與突厥岩畫之間存在着洲源關係，即古突厥文字母是由岩畫符號發展而來的。至少在突厥文的大部分字母來自岩畫中的符號。」並由此他得出：「突厥字母，是自古以來遊牧人的岩畫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升華的產物，它直接來源於突厥岩畫中的各類符號（包括有徵號、印記、記號等）。早在突厥人之前的若干世紀，就已經出現了類似突厥字母的符號，經過數世紀的發展，至到突厥時代，才臻於成熟，在眾多的各類符號基礎上才創造了北方第一種文字——突厥文」的結論13。百餘年間，對古突厥文的來源，中外學者們儘管提出種種推測和考證根據，但經我們核查，無論「西來說」也好，「自製論」也罷，均沒有把創製古突厥文的歷史背景、環境條件、符號原型及其產生的事實過程，全面考查和闡述清楚。換句話說：「西來說」和「自製論」都存在着考述上的片面性。所以，前人們對古突厥文來源的種種觀點，都難以令人信服。比如，「西來說」就沒有拿 出突厥人到底在何時、何地、如何把阿拉美文的原型改造成自己民族文字的碓鑿證據。從各民族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符號創製自己新的文字的一般經驗看來，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共性規律。首先是本民族的某些代表人物或部分成員，直接掌握了作為創製自己民族文字原型的彼方語言和文字，然後才進入創製自己文字的階段；其次，所依據的彼民族文字和創製出的新的民族文字之間，表現出母體和子體之間淵源關係的完整對應關係，即字母形態相似，符號讀音對應；第三，凡借用其他民族文字來創製的新的民族文字，其符號體系的讀音一開始就比較穩定，很少出現一符多變體、一音多符號的情形。例如，源於古埃及腓尼基文字而改創的希臘文、源於阿拉伯文改制的粟特文、源於梵文創製的藏文、源於漢字的日本片假名，等等，無不如此。可是，「古突厥文」與「阿拉美文」之間，除小量符號的形態相同或相似之外，其他方面看不出任何傳承關係的明顯痕跡。例如，古突厥文與阿拉美文之間形體相同符號的讀音比較觀察，沒有一個符號的讀音相對應的情形：相同符號 阿拉美文讀音（拉丁音標） 古突厥文讀音（國際音標）B C M X O P V 因此，只能說，古突厥文和阿拉美文之間看不出有淵源關係的可能性。所以，我國突厥學專家耿世民先生指出：「關於突厥人在何時、何地接觸阿拉美文並用之作為古代突厥文原型問題，現在尚不清楚。」14我贊同他的意見。「自治論」者們說的，古突厥文源於「岩畫符號」、「馬印」符號的意見，我們認為它是有一定道理和事實依據。但就古突厥文誕生的起源而言，我們覺得論證作得尚不夠充分。例如，薛宗正先生認定的古突厥文的原型「馬印」，從時間和符號形體方面，與古突厥創製創作的年代、符號體系不太相附。為了說明事實，在這裏展示出薛宗正先生所論及的「馬印」，即宋玉博在其撰著的《唐會要》里記載的阿史那氏族系使用的馬印有十餘種： （匐利羽馬印）、 （回紇馬印）、 （俱羅勒馬印）、 （蘇羽馬印）、 （食余 沒渾馬印）、 （赤馬印）、 （阿史德馬印）、 （契苾馬印）、 （解薛馬印）、 （奴剌馬印）、 （蘇農馬印）、 （闥阿史德馬印）、 （拔延阿史德馬印）、 （熱馬印）、 （吉利叱利馬印）、 （阿史那馬印）等。從時間上看，這些馬印使用的年代為唐代（公元618—907年），似乎比創製並已使用的古突厥文年代晚了一些；從符號形體上看，我們幾乎找不到古突厥文字母符號與這些馬印圖符之間有何淵緣關係，若說它們受漢字某些影響痕跡更難貼近事實。至於蓋山林先生提出的古突厥文源於「突厥岩畫符號」一說，如前所說，有一定道理。但仔細考查突厥民族岩畫分佈地域和延續年代，我們認為僅以《烏蘭察布岩畫》為依據，顯得視野範圍小了一些。如果把古突厥文創製的年代和其符號母體——突厥岩畫符號所刻畫的地域擴及到古代突厥人活動的領域——從陰山南北、鄂爾多斯高原、阿爾泰地區及漠北蒙古草原等所發現的大量岩畫符號廣泛聯繫起來考查，可能對探索古突厥文起源更為有利一些。不過，從古代岩畫符號里，區別清楚哪些是突厥人的遺蹟，哪些是匈奴、鮮卑、柔然、韃靼等民族所遺留下的文化遺蹟，可能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事情。三、古突厥文的三個來源「西來說」證據不足，「自製論」有其局限性，那麼古突厥文的起源來自何處？筆者想在前人們研究成果基礎上，以新的資料作些補充闡述，企望使古突厥文起源說更為完善、更貼近其創製實踐的歷史事實。我認為古突厥文的來源有三，分述如下：（一）古突厥文的遠祖，是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民族氏族、部落的印記符號系統（包括古代岩畫符號和牛、馬印記等）。廣闊的蒙古高原、阿爾泰地區、遼河流域、西伯利亞地區、陰山、賀蘭山周圍，大量散佈着先民們留下的形體基本相似，風格類同的岩畫符號。據筆者所見有限資料不完全統計，其數量多達五百種以上15。正如蓋山林先生所指出：「岩畫本是人類在沒有文字之前，代替文字記錄社會生活的、由象形性岩畫發展到抽象符號」。上述地區原野、山嶺地區岩石上保留下來的岩畫符號，是歷代先民，包括山戎、蠻夷、 獫狁、丁令、匈奴、東胡、鮮卑、柔然、拓拔以及突厥、回鶻等諸多遊牧部落和民族的民眾，相繼銘刻、存留至今的文化遺產。其時代上限距今5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下限為公元10世紀前後。至於這些岩畫符號里哪些是屬於哪一個民族所創造的遺產，恐怕是無法分辨清楚的難題。比如：↓、O、+、1、X、 、 、 、 、 、 、 等符號，從新石器時代的陶符到「匈奴」、「古突厥文」里，均可見到。不僅如此，夏商周時代產生的古金文、甲骨文、漢字的前身、女真文、契丹文等，疑是它們都從古代先民的創製、使用的印記符號基礎上創製而產生，古突厥文也不例外。我們從「古突厥文」字母符號中，均可見到那些年代久遠的古老氏族、部落印記符號，可見古突厥人創製其文字時所選用的母體符號系統，並不是他們的獨創，而是從遠古先民所遺留的岩畫符號繼承、延續下來的產物。所以，筆者認為，數千年來傳承、遺留下來的北方遊牧民族先民創造的岩畫符號和印記符號，是古突厥文藉以創製的鼻祖。（二）「匈奴文」符號，是創製古突厥文的蘭本。經筆者考證比較觀察，古突厥文的九十個符號與 「匈奴文」的符號基本相同，其相同頻率達90%以上（見古突厥文、「匈奴文」和如尼文字母符號、讀音比較表）。這一事實，說明了什麼呢？「匈奴文」和古厥文之間是否存在源緣關係？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對「匈奴文」作一簡要介紹：我所說的「匈奴『戎書』」（這是筆者給匈奴文字所起的名稱），是指匈奴人創製並使用過的一種獨特的文字。據典籍文獻記載和有些語文工作者的研究，經筆者的考查，匈奴人確實有過自己的文字。桓寬在其《鹽鐵論》一文中說：匈奴「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又據洪鈞在《元史譯文證補》一文中報導：「匈奴阿提拉與西國使者往來，壇坫稱盛，有詩歌詠，比古時匈奴文字。羅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也有通拉丁文者。」16那麼，「匈奴文」是個什麼樣的文字呢？《周書·突厥傳》云：「其書（指突厥——筆者注）字類胡。」這裏的「胡」為指匈奴。由此，可知「匈奴文」也是類似突厥文，兩者相似。公貢布扎布在其《習學藏文簡明詞彙集》的序言中和他參加主持編纂的蒙文《甘珠爾經》（即《大藏經》）第六十卷九十一面，當介紹世間各種文字時，均提到「匈奴的文字」。雖然有如上報導，但...「匈奴文」是個什麼樣的文字，史書無具體展示...，故人們未見其面貌。到公元九世紀末，在北歐地區從匈人和阿瓦爾人（通常指西遷的柔然人）墓葬物上發現一種由點、線、鈎、孤構成的「死文字」。起初人們稱其為「Runic」文。近來，本世紀七、八十年代，蒙古國的A.達木丁素仁17、 蘇米雅巴特爾18、 沙格德日蘇仁19等人，依據考古發現的資料，相繼發表文章，介紹了...《匈奴的文字》...。筆者將他們發表的文章上，將匈奴人和阿瓦爾人遺物上銘刻的符號搜集起來，共達137種：1 2 3 4 5 6 7 8 9 10<一>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二>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71 72 73 74 75 76 77 78<三> 79 80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四> 108 109 110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121 122 123 124 125 126<五> 127 128 129<六> 130131 132 133 134 135 136<七><一>1—9號字符，是蒙古國地區出土的匈奴「金人像」上的銘文20；<二>10—50號字符，是在我國承德地區出土的「匈奴刀」上的銘文21；<三>51—78號字符，是匈亞利地區考古發現的「阿瓦人」的遺物——三角形木製針泉盒上的刻符22；<四>79—107號字符，是在德國境內斯坎迪納地區考古發現的匈奴人遺物上的銘文23；<五>108—125號字符，是保加利亞古代首都遺址上考古發現的「阿瓦爾」人遺物上的銘文24；<六>126—129號字符，是從諾維地區發現的「如尼文」25 ；<七>130—136號字符，是蘇聯和蒙古地區匈奴古墓、古城遺址獲得的各種物品上銘書的零星符號26。在整理上述資料的符號時，對裏面重復出現的符號，一律只收前面出現者而後者未錄。就在這裏集錄的136個「匈奴文」符號，尚需說明幾點：第一，上列符號中有二十幾種，是一種符號的異體並存者。因為古代人，其文字尚未完全規範化之前，一種符號的形體上下、左右顛倒書寫是常見現象，如甲骨文里就有這種情形。例如： 與 、 與 、 與 、 與 、 、 ， 與 ， 與 ，↑與↓等。第二，這些匈奴文符號里，挾雜着一些一般作為氏族、部落氏標用而非屬文字符號者。例如： 、 、 、 、 等。第三，上面集錄的匈奴文符號里，基本上包括了匈人西遷到北歐時所帶去，曾被廣泛使用長達800餘年（公元3世紀到11世紀）的「Runic」文的歷代變體。由此推測，...「Runic」文可能是原始匈文規範化了的遺存者...。追尋兩千多年前出現的「匈奴文」（即匈奴西遷之前創製的古匈奴文）的起源，我們可以肯定地回答說，它是源於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及其先民們所創造、使用的氏族、部落及其所屬各家族的印記符號系統。因為這是他們的祖先自進入新石器時代就創造、使用並傳承給後裔們的符號系統。例如： 、 <一> 、 、 、 、 、 、 、 、 、 、 <二> 、 、 、 、 、 、 、 、<三> 、 、 、 、 、 、 、 、 、 <四>等等。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是「匈奴『戎書』」的基本符號。註：<一>，內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古墓出土的屬於《紅山文化》前期的陶文，其時代約踞今6000年前27；<二>，西安半坡、馬家窯文化出土的陶符，其時代距今5000年前28；<三>，北美地區發現的印地安人的「象徵」文字符號，其時代不詳，可推測為一萬年前印地安人的祖先從亞州大陸遷徙時所帶去文化遺蹟；<四>，巴西地區岩畫符號，其時代可能比<三>略晚些29。上面所引證的印記符號體系，是遠古時代蒙古利亞人種的各分支，從其祖先那裏傳承並廣泛使用的氏族、部落印記符號。後來，隨着蒙古人種氏族、部落的繁衍、分化遷徙，這些原始符號體系不斷被改造、增添而形成了現今發現的、遍佈於亞洲廣大地區、數量龐大而形體豐富多彩的印記符號系統。它們被繪刻在陶器上者，稱之為「陶符」或「陶文」；被銘刻、書寫在生產、生活用具上者，稱之為「銘文符號」；或被銘鑄在金屬物品（如鍾、鼎、刀、貨幣等）上者，稱之為「金文」等等。蒙古人種的後裔們使用這些印記符號系統，作為「氏標」（「圖騰」）和「印章」、「馬印」等文化，一直延續使用至今。所以，我們把古代祖先們使用的氏族印記符號銘刻在任何載體（陶器、岩石、鑄件等等）上者，統統視為同源、同功能的符號系統。「金文」、「甲骨文」、「漢文」、「匈奴文」、「彝文」等中國的各種古老文字，就是將他們從其祖先那裏承載下來的氏族印記符號，加以利用給予新的生命力而創製的不同民族文字。因此，「匈奴文」才是北方草原遊牧氏族創製的第一種文字。
這一事實說明，古突厥文與匈奴文符號，同岩畫中出現的古代氏族、部落印記符號完全相同的原因所在。我們認為，以上介紹的銘刻在匈人（還包括阿瓦爾人）遺物上的文（即「Runic」文的前身）和流行於北歐地區的西遷匈人所帶去的「Runic」文，遠在突厥民族登上歷史舞台——建立其民族政權實體（公元552年伊利可汗土門建立汗庭）和突厥文創製使用前幾個世紀，即匈奴人早在公元一世紀左右就已經創製使用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對這種「匈奴文字」。後來匈人將其古文字帶到北歐，形成了「Runic」文。但原始匈奴文，有多少字母，其讀音如何？我們正在探索中。研究表明，匈奴文字對「古突厥文」的誕生起到了直接影響。換句話說，古突厥文和「匈奴文」之間，極可能存在着某種淵源關係。其理由如下：首先，將古突厥字母與「匈奴文」及流行於北歐地區的「Runic」文符號、讀音相比較考查，其相同比例達90%以上。古突厥文、匈奴文和「Runic」文符號、讀音比較一覽表順序 古突厥文 「匈奴文」符號 如尼文符號 讀音 符號 讀音1 、a，、a è2 [ ]、y，、i I3 、O、、u K4 [ ]、Ö，、ü5 [ q ]、q，硬6 [ q ]、q（與[ ]拼） P7 、q（與、拼） ↓、↑ ↑ t8 、K（軟） F a9 、K(與[ ]、拼 B b10 [ ]、Y（硬）11 、ɡ（軟）12 、t1（硬）13 、t2（軟）14 、d1（硬） S15 、d2（軟） X X d16 、b1（硬）17 、b2、a（軟） 父、 父 C18 、j1、i（硬） D、O 父 j19 、j2（軟） 、P、q P W20 、n1（硬） 、C21 、n2（軟）22 、r1（硬）23 、r2（軟） I24 、I1（硬）25 、I2（軟） Y、26 、S1（硬）27 、S2（軟） I I i28 [ n ] (鼻音化)29 、P I30 、n f31 、m 父 O32 、C133 、C2 R34 [ ∫ ]、S35 、Z36 、、It e37 、、nc ŋ38 、、nc d39 、rt40 分寫號古突厥文字母，規範不太嚴格，古代各地文獻中出現的字母符號使用情況，彼此有不少出入，所以諸家整理、公佈的字母表符號多寡不一，其形體相異現象也不少。我選用了胡振華教授刊布的字母表30。匈奴文符號中帶有<*>號者，表示在北方岩畫中出現者。從以上比較表可看出，在古突厥文39個基本符號中，除[ ]外，其餘38個符號及其近40個變體（或叫作「異體」），均在匈奴文符號中找到了相同者，相同率達90%以上。流行於北歐地區的古「Runic」文（瑞典——娜威體）24個字母中，形體相同者有20個，相同率為83%；音形相同者有8個，佔30%。古突厥文字母和匈奴文符號之間以及與匈奴文的變體Runic之間形音完全相同的比例如此之高，該作何解釋呢？這絕不是偶然巧合現象，是三者之間存在某種淵源關係的反映。第二，匈奴文是北方蒙古草原遊牧民族先於古突厥文的首創者。其證據就是匈奴「金人像」和
承德地區出土的「匈奴刀」上的銘文。它們都是公元一世紀前後的匈奴人墓葬里發現的匈奴人的遺物。【針首刀（刀首呈尖刺狀）刀身與尖首刀相似，但刀首尖端更長，刀柄有直紋，正面兩條、背面一條，銅質不精，製作也很粗糙，文字也簡單或無文，主要流通於長城內外，故又稱"匈奴刀"。"匈奴刀"在日偽時期曾出土於承德、張家口一帶，被日本人所得，現在多藏於日本。】比如，匈奴「金人像」出土於蒙古國寶力根省孛兒克——亢愛蘇木境內的匈奴古墓。經碳14測定，該墓的年代為距今1920士40年31。故確認此物為匈奴西遷之前（公元一世紀左右）的作品。由此，可以確認，匈奴人創製、使用文字的年代比突厥人創製、使用文字早數百年。這就是說，古突厥文誕生於匈奴文之後，而且它們的符號相同頻又如此高，完全有可能後者借用前者符號體系並加以改造，使之適應於突厥語言而創造的文字。兩者之間存在親緣關係，似乎可以肯定。第三，從突厥人和匈奴民族之間交往關係上，我們也可推測古突厥文與匈奴文之間有某種聯繫。多數史學家認為...突厥民族，是丁靈人與斯基太人融合而形成。據史料記載，伊朗語族系統的斯基泰人（漢藉文獻稱作「塞種」、藏語裏稱蒙古人為「sok」，即「sak」人）起初從黑海北部中亞草原遷徙，經高加索地區來到額爾齊施河流域，與當地的丁靈人通婚，歷經數百年的混血（主要是丁靈母、斯基泰父）融合，大約在公元初期開始形成「鐵勒」部落，成為從屬於匈奴的民眾。又經過三、四個世紀的發展，成為匈奴人後裔——柔然的屬民。至到公元六世紀，高昌（即鐵勒的別稱）人推翻柔然，建立起突厥汗國。從此，突厥民族便登上了政治歷史舞台。在這長達800餘年光景里，突厥人及其先民，始終和當時統治大漠南北的匈奴及其後裔柔然人關係密切。經筆者考查，突厥人、匈奴人、柔然人講的語言，同屬阿爾泰語系的幾個相對獨立的語族語言。正因為如此，突厥民族受蒙古高原上最發達的文化——匈奴文化的影響下成長、發展起來的。突厥人在經受匈奴人及其後裔柔然人之間長期緊密聯繫過程中，借用匈奴文的符號系統創製自己的文字——古突厥文，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四、古突厥文的起源主要來自其民族本身的氏族、印記符號我們在上邊講述古突厥文與匈奴文之間的關係時，儘管兩者之間存在諸多相同或相近之處，但我只說是「受影響」，而沒有武斷確定：古突厥是唯獨借用匈奴文創製的文字，為什麼？其原因有二：一個是匈奴文符號的音值尚未確定，而北匈奴人帶到北歐的「Runic」文字母的音值和古突厥字母的讀音相差不少，故看不出它們之間的關係象藏文與梵文、粟特文與阿拉伯文那樣，二者形體、讀音基本對應的事實。二是古突厥文本身是非常適於突厥語本身特點的文字，而不是象完全借用其他文字創製的文字那樣，存在全部外來的痕跡。那麼，古突厥文創製的基礎是建立在什麼樣的自身土壤上的呢？我認為它是主要利用其突厥語系民族本身的氏族、部落印記符號創製的文字。有何依據？突厥語稱其氏族印記為「Tamγɑ」。古代突厥民族的先民們，同生息於蒙古高原上的其他遊牧民族一樣，自古就有使用自己氏族、部落印記的習俗。僅舉部分文獻記載為例：波斯史學家拉施特在其主編的巨著《史集》中就記載了突厥之先祖烏古斯汗，對其後裔二十四部（即所謂烏古思汗的二十四個孫子）分別給指定了印記符號。它們是：（海亦qayi）、 （巴雅惕、bayat）、 （阿勒—合剌兀里，alq( )rauli）、 （合剌—牙兀里，q(a)ra）、 （牙思兒，yazr）、 （都客兒，duk(a)r）、 （都兒谷兒合，durdarqa）、 （牙巴兒里，yaparli）、X（兀失兒，auus(i)r）、 （乞集裏，qizil）、 （必克——迭里，bīkdilī）、 （合兒勤，qarqin）、 （巴顏都兒，bai(a)ndur）、 （必赤捏，bic(i)neh）、 （札兀勒都兒，jauldur）、T（赤卜尼，cibni）、 （撒羅兒，Salur）、 （亦木兒，yimur）、 （阿剌亦溫惕乞，alaiuntki）、 （兀兒乞思，aurkiz）、 （必克的兒，bikdir）、 （不克都思，bukduz）、 （亦哇，yiweh）、↑（乞尼黑，qiniq）。據拉施特說，烏古思汗是突厥和蒙古的祖先，生活於公元前2—3千年的傳說人物32。突厥語言學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他於公元11世紀70年代完成的《突厥語大詞典》中，在「烏古思」（ ）條目下，也記載了烏古思人二十二個氏族的「標誌」和「牲畜」印記。它們是：（克尼克，k1inik1）、 （喀伊格，KɑYiq）、 （巴雲杜爾，bɑyundur）、（厄瓦，ivɑ，亦稱伊瓦，yivɑ）、 （薩爾古爾，sal ur）、 （阿夫沙爾，ɑfxɑr）、 （貝克梯里，b ktili）、 （比格迪茲，bügdüz）、（巴亞特，bɑyɑt）、 （亞茲吉爾、yɑz ir）、 （埃伊米爾， ymür）、（喀喇伯呂克，karɑ bÖlük）、 阿爾喀剌伯呂克，ɑlkɑ bÖlük）、 （伊格迪爾，igdir）、 （於雷吉爾，üragir，又稱玉雷吉爾，yur gir）、 （圖梯爾卡，tutirkɑ）、 （烏拉雲德魯格，ulɑyundlu ）、 （突蓋爾，tüg r）、 （佩切內克，p q nak）、（丘武爾達爾，qwuldɑr）、 （切布尼，q bni）等。喀什噶里注釋說：「烏吉思，突厥部落之一」，「各有自己的標誌和烙在畜身上的印記，他們憑這些印記識別各自的性畜。」「上面列出的是烏古思人的基本氏族」33。從以上資料我們得知，拉氏和喀氏是在不同時代、依據不同資料所作的記錄，儘管兩者之間部落名稱和印記符號不盡相同，但古代突厥人有普遍使用氏族、部落印記標誌的習俗這一點上，提供了確鑿的事實證據。再就是上邊記述過的唐代突厥人的「馬印」實際上就是他們氏族、部落的印記無疑。突厥民族和北方草原遊牧民族一樣，他們把這些印記符號，除作為氏族的標誌繪製在旗幟上以示其徽征外，印在協約書上作為印章，在草上舉行重大集會、作祭祀活動時，又將各自的印記符號銘刻在聚集的岩石上，以示留念；作成烙印，烙在牛、馬、駝等大畜的某些特定部位，以示他們屬於何氏。這種習俗是很普遍的。據現今出版的《哈薩克族文化史》34、《哈薩克族簡史》35等書，也記載了他們自古傳承下來的使用氏族印記的習俗。例如：（康里）、 （烏孫* ）、O（杜拉特）、I（依斯得）、I（鐵力克）、 （色依克姆）、 （加尼斯）、△（烏沙克特）、 （阿勒班）、 （別克布拉提）、 （錫爾格勒）、 （扎拉衣爾）、↓↑（鼠尼施庫勒，*千恰克勒↑↓）、 （別斯坦巴勒）、Y（鼠木耳，*契莫爾）、 （恰爾拉什特、 ）、 （契科爾加）、 （庫喇拉斯）、 （蘇萬，蘇旺）、 （布脫巴依、*布特拜 ）、 （撒別脫，*塞姆別提）、 （克普恰克）、 （弘吉剌惕）、 （賽厄勒）、 （芒格泰，*曼塔衣 ）、 （乃曼）、 （巴格納勒，*伽那勒 ）、 （塔拉克特， ）、OOO （阿爾根，*OOO ）、 （馬太，*塔依 ）、 （沙迪爾）、 （克列，*X ）、 （瓦克，* ）、 （艾爾格尼特，* ）、 （喀拉克烈）、 （巴勒塔勒，* ）、 （沙爾交馬爾提）、 （托熱，*托列 ）、 （克列衣提，* ）、 （塔馬）、 （阿爾欽）、 （喀喇沙塔爾）、 （馬斯卡爾，* ）、 （別爾希）、 （鼠木昆，*徐買克依 ）、 （阿勒吞，*阿勒亭 ）、 （色尼莫爾）、 （居依，* ）、T（加格爾巴勒，*加勒拜勒）、 （鐵力烏，* ）、+（杜爾提塔拉）、 （蘇納克，* ）、從（尼錫爾，* ）、 （阿拉夏）、 （切克特，* ）、 （塔孜達爾，*塔達爾 ）、Z（加帕斯）、 （艾林姆洛，*艾勒姆烏勒 ）、O（塔本）、OO（阿爾根）、 （鐵力斯坦巴勒塔本）、 （阿布丹（阿勒班），* ） （翁坦巴勒塔布，*烏尼唐巴勒塔本 ）、（克爾達熱 ，克爾迭熱* ）、（阿達依，阿喇衣牙剌依* ）、 （喀拉克色克）、 （卡爾佩克）。（按：帶有*附號者為《哈薩克族簡史》的記載與《哈薩克族文化史》記載，相出入者。）我們在這裏用如上大量篇幅詳細介紹「匈奴文」、烏古思和哈薩克族的氏族印記，是想給讀者展示：印記符號與古突厥字母符號之間可能存在的歷史聯繫。綜上所考，我們可依據一定證據說，古突厥文絕非是「西來說」所言，源於「阿拉美文字」而創製者；也不完全是突厥民族自行獨立創製的文字，而是：受到在蒙古高源上占統治地位的匈奴文化——特別是依據其匈奴文字為蘭本，再加上從它們自己自古傳承下來的氏族印記符號為基礎，創製而誕生。我想，這一結論更切合古突厥文誕生的歷史事實。
司马迁《匈奴列传第五十》中记载：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
《說文》釋曰：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凡毋之屬皆从毋。
“毋文書”，没有明确表示匈奴人不懂文字使用，可能是停止了文字书信的沟通，而以语言口令为交流方式。
《匈奴列传第五十》又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夏后氏中原之人，必然懂得文书的使用，即使被舜帝迁往三危地区的三苗，也未必不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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