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必要及展望
【网文前言】本文初稿完成于2012年秋参加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及访问贵州大学文学院和厦门大学文学院之后。当时根据对学术活动的最新体察，深悉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之难，遂有意对相关问题做一系统的梳理，因而有此文稿。之后新的一年到来，又面临着各种新的计划尝试，今年下半年先后有了“中国西北西南行”和“地中海-德国游”。复值本人“新仁学”网站开通在际，对于中国人文科学和仁学的关系问题，到了必须再次加以梳理以提出一篇相关论述之时。与此同时，遂自然地想到这篇一年前已基本完成的、主题颇有联系的文章，也就一并将其整理定稿后先行发布。两文思想相通而论述角度并不相同，待该文发布后，有兴趣读者可以相互参照。（2013，11，1）O。举要：人文科学与仁学传统
A。学术价值评判机制
B。分析角度
C。西学理论本位主义
D。现代西方人文科学问题何在
E。文化和学术
F。现代人文科学发展的困境
G。人文学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理论
H。人文科学理论和哲学的互动关系
I。传统学术现代化与文物商品化学术格局
J。 人文学术全盘西化及寄生性学术格局
K。现实， 媒体，理论
O。举要：人文科学与仁学传统
1。目的：按照人本伦理原则、科学理性方法、全球文化学术积累，在中文地区发展全人类人文科学事业，以建设含括文史哲宗艺领域内科学化的新人文科学系统。（坚守伦理价值和理性方向：孔学精神）
2。方法：培养学人的正确个人伦理态度和科学治学方法，创造性地完成在学术制度内生存、在制度规范外努力的积极学术实践。（以个人伦理意志抵制潮流力势：孟子精神）
3。第一障碍：历史上的、现行的学术等级制度偏见和学术权威影响。按照上述伦理和理性原则本身、而不是按照任何古今名人范例，坚守正确治学目标和探索科学理性方法，智慧地摆脱基于彼此利害关系的学术集团之直接间接的威权性控制。（以坚定意志与灵活方法摆脱学术权威压力：阳明精神）。
4。第二障碍：学术活动内的商业化侵蚀，文娱、媒体的市场化文化环境，高端理论的读者群比例之空前缩小，“德不孤必有邻”之可能性的进一步削弱。（以义利之辨原则抵制商业化的精神腐蚀；以学术求真志趣抗拒名利引诱。宗羲精神）
A。学术价值评判机制
不同的人文学术的“科学性价值”评定型态（内含着科学性级别）差别甚著，如：
1。传统人文学术的标准
2。中国上世纪前半叶形成的人文学术标准
3。当代海外华人人文学术标准
4。现当代西方主流人文学术标准及其次级衍生体：留学生国内学术标准
5。现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的前沿和理论高端的学术理论标准
6。新世纪全球化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科学理念及其革新化标准
在国内外人文学术界内实践、批判、反思人文科学发展前途时所根据的学术价值评判标准非常不同。各国、各地的人文学术相关讨论中普遍存在着主题上和方法上的含混性和混合性，随之产生的观点、目标、方法方面的差异，即属自然现象。这样的混乱性讨论或辩论，也就必然产生“鸡同鸭讲”效果，因为彼此在论述同一课题时彼此根据不同，各自的reasoning立场 和 arguments方式必然不同。结果，学术讨论相当于“各说各话”、“各抒己见”，而彼此难以发生积极性的、“有成果的”论点交集。如此混乱性讨论的现象，其负面效果还不只是浪费时间而已，而是还呈现着“思想在交流中”、“相关问题均在严肃思考中”之假象，并可以此假象瓦解着学人对自身参与的学术实践及其目标之本质的认知以及弱化着自我学术真实提升的努力意识。这样讨论的结果，最后无非归结于“学术权威决定论”或“学术制度决定论”，此两种决定性作用均非根据真正“科学性”标准所确立者。
本文意图论证：此一世界人文科学中普遍现象的内容、性质、作用、前提、结构诸相关参量的不同搭配关系，决定着不同的学术价值估量机制。因此，如果坚持（例如）上述6种型态或科学性级别系列中的不同型态（或不同搭配的混合型态）作为论述者的立场设定，彼此的观点和推断必然不同。这样产生的学术思想辩论欠缺有意义的学术价值，不过是不同观点和立场之间的混战而已。
B。分析角度
所谓人文学术价值分析及评估，其次还须确定“评判者”的身份类型，计有：a。个人利益立场、b。集体利益立场、c。个人道义立场、d。集体道义立场。这四种不同的分析和评估立场，必然导致不同的评估结果。其中a与d的立场性对立关系最为尖锐，因为此对立为双元性对立：利益性和道义性的双对立。此处所说的立场提出者身份，不是指立场表达者的实际上为代表个人还是代表集体（发言者必然是个体），而是此个体的论述立场为个人性还是集体性。此一立场设定的含混性，主要取决于该立场是出于个人（或集体）利得性动机还是出于个人或集体的义理性动机，在此存在着利得性立场和义理性立场的对立。当然，此“利得性”和“义理性”的标准还可进一步加以区分；如义理性利得和非义理性利得，如此等等。本文的论述都是以集体性（整体性）的“义理性利得”（=科学性提升+理想性达成）为立场设定的。因此必然排除了关于如何“增加个人和集体之利得或实惠”之方法或手段等问题的考虑。此外，还存在着从现实化角度和理想化角度考虑的的基本立场对立性，后者直接相关于思考观点的选择。
1。等级制度格局：我们必须透过中国人文科学现状的“平面”，把握其构成、条件、发展的“立体构成”，如此才能对其有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和推测。为此，在此认识分析中首先需要摆脱根据三十年来国内所实行及确立的学术格局和流行观念作为相关认知的经验主义前提及根据。现状是观察研究的部分材料，远远不是全部材料。相关认知的全部材料，不仅须包括国内外各地区的学术状况，而且须包括古今历史上的学术状况。当前存在的学术格局是在特定时空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明显特殊性、临时性、实用性，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其理念上的“无根性”：即开放型人文学术于新时期几乎“凭空而起”，并在诸多偶然因素下形成后自然延用至今者。所以，我们所谈的，并不是如何“提升”当前人文科学教育水平这样的实际性问题，因为这类思考仍然局限于现状的既有格局和观念之内，并不直接相关于本文涉及的有关根本性和长远性的中国人文科学真正现代化发展的“大政方针”问题。设问的动机、角度、根据、目标的选择，直接决定着思考的深广度及其质量。此类属于“中国文化战略层”思考的问题，当然也是首先必须超越今日文教界官本位格局才能进行的。官本位的文教制度只能解决低层次的“浅近实用性”问题，不可能进行高瞻远瞩之下战略性的、全局性的大思考。因为今日全球化世界，各国无不将物质性财富增加作为百分之90的国策目标，在战略性层次上没有文化学术的地位。而在官本位格局下形成的学术等级制度也必然是普遍名实难符的。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官本位文教制度中，对于上述基本性学术问题，进行任何深刻的观察和实践性思考。这是本论题研究所面对的一种实践学矛盾，因为深入广泛的思考本来是需要制度性力量的支持的。
2。个人名利追求手段：本论题位于“战略性层次”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必须摆脱当前学者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格局。民族和人类集体性的学术理想方向的问题，与个人如何在现有格局下扩大个人利得（美其名曰个人学术提升）的策略性思考没有任何关系。时当全球处于全盘商业化控导的社会文化格局之中，个人“唯利是图”人生观态度是“内嵌”于此商业化时代伦理的。因此，现实中任何人文科学问题的讨论，也无不充满着商业化气息，遂自然地演变成人文学者如何在纯粹功利主义时代有效追名逐利的问题。学者，特别是年轻学人，往往有意无意地混淆自身面临的此一含混问题（兼涉人生观和知识论）：民族集体性的人文科学进步和个人在学界制度内如何有效“晋阶”的问题。据直接观察，相当多学者的“学术思考”本质上都是有关个人“名利追求策略学”式的思考。本文观点与此类商业化竟争时代个人追求名利目标的“智慧学”思考，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本人学术意见无助于青年学人在职场环境及其规范内“多快好省地”出人头地）
3。国际化误区：前述两种与本论题“不相干的”观点和立场都会自然挂靠到一个似是而非的“伪客观性”条件上去：所谓现行国际化的“高标准”。人们以为“国际标准的认可”可成为人文科学质量判断的一种客观的尺度根据。此一观点特别容易和官本位学术制度挂钩，因为当今全球文化商业化大趋势在中国文化学术界已形成根深蒂固的崇洋媚外的制度性格局和共识。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简单易行。因为，崇洋媚外就是趋炎附势的某种具体化。趋炎附势本其功利主义原则即会不辨价值性是非而以纯粹的功利追求有效性、可行性、实惠性作为官本位学术制度拟定大政方针的基本依据。既然崇洋媚外成为官本位学术制度的基本学术标准，自然不必要、不可能对所崇向所钦慕者加以检讨和批评。国际化标准的采纳本质上源于官本位制度，二者必然相辅相成，以至于二者未来将以其合力影响中国人文科学之方向。因为学术趋炎附势的实际即是对任何学术“准官本位制度”的靠拢或依靠。这一背景却是我们此处所说的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问题讨论所必须首先要加以摆脱的。因为，我们的问题一定是要将任何国际标准，特别是在国际上根深蒂固的现行学术制度，都同样纳入检讨和批评范围之内。更深一步看，此一文科文化领域的崇洋媚外倾向也是社会全盘商业化大环境的产物。因为，无论就一般商业化来说还是就商业化以之为基础的科技工商职业来说，的确存在着一个真实、有效、统一的世界级标准。于是人文学界的制度化功利主义者们遂倾向于向科技工商文化看齐，急欲将人文科学事业也逐步纳入国际人文科学文教制度之内，并按 “国际公认规范”对本国人文学术予以控导。质言之：人们以为将中国人文科学纳入国际化统一学术制度内加以操作，即相当于在促进中国人文科学及教育的现代化事业。这一看法和实践，却反可成为今日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中之最大误区。此一误区最难破除，因它与学界权势集团的利益谋划完全一致，学术性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转化为利益性问题。
C。西学理论本位主义
对西学理论亦步亦趋态度，正是此一制度化的国际人文科学之现状，此一趋向实乃中国人文科学发展中“最隐蔽的陷阱”。
1。由于百年中国文化学术现代化以来各阶段、多层次的“滞后“历史，在人文科学（含国学和西学两部分）界的显著缺点是代代相承的、现代人文科学标准下的基本功之不足。就此学术基本功方面改善的需要来说，二战前的中国国学和现代西方学术主流，都是中国人文科学最重要的学习领域和追随榜样，但此二者本身如今均也有待于继续改善和革新。于是人们以为所谓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化问题，也许即是针对基本功的不足而相应于此两种榜样予以补充和提高的问题，也就是可以完全通过将五四以来的国学与现代欧美学术作为模仿、继承的对象，如此即可逐步提高本国人文学术的水平。就现实情况来看，这样的“定义”是再确实、再可行不过的了。因为此两种模范的学术水平，比起当前中国人文学者的水平来，确实高过太多。特别是其中西学部分，甚至于可以说，这是一个于理永远会高过中国人文学术理论的西学现实。
2。那么，我们先不谈“国学”部分，只就西学部分言，本文对此的质疑产生于何处呢？问题在于：我们只是按照当前西学制度化规范加以比对遵行，却欠缺一个对其学理质量的独立考察和批判的工作（这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者，我们可能没有意愿为此，我们大多数人，特别是负责人士，当然地视此为可靠标准，不须质疑；再者，我们大多数学人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有效质疑。现代人文学留学生的普遍特点是对于其西学导师学术只能遵循而少有对其进行独立价值判断的能力）。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并不是出于“历史的必然”，而是出于人们“不约而同”共同采取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表面上，这样的态度产生于明显的现实需要，即人们把现成“跟风”当成了必须如此而行者。实质上，此一现象却产生于两种主观性态度：实惠需要和趋炎附势心理，人们以为如此选择才便于沿国内外功利主义渠道前进并最终有助于获得个人名利。不管如何，这样的个人方向的选择都排除了一种最根本的态度选择：追求科学真理。
3。于是，百年来的学术现代化历程中，学者们很少有一个对现代西学理论持有真正科学态度的需要。如若不信，试比较一下自然科学家。他们在走向个人科研事业道路时很快就树立了一个“客观的”真理标准，而不一定是“西方标准”。如果恰恰是西方人创造或延用的标准，也必定是先经受了某种（无关于地域与资历的）“客观”标准的检验而加以确立的。中国的科学家们于此不再存在有一个对于西方学界亦步亦趋的模仿心态，而是人人都知道自己有平等权力按照世界统一的学术标准（自然科学当然采取“普适价值”）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工作，其自然结果往往可能超出西方科学家的原有水平。自然科学本身的特点使其较容易为一切文化传统中的青年学人所掌握并可使后者不分文化背景地达至超越西方同行的学术水准。此一特点加上时代文化社会条件也使得科学家们自然地（和自身名利追求本能一致地）具有着治学求真的动机和目标。反之，人文学术由于没有此种科学性的“普适价值”特点，加以学术紧密地与西方语言背景缠结在一起，非西方的人文学者往往只能在西学材料基础上以“求成”（运作此人为材料之“成功”，其标准完全由学界历史偶然地加以规定）为动机和目标。其结果是非西方人文学者，特别是其理论家，必然结构性地长期居于二流地位。
D。现代西方人文科学问题何在
1。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在二十世纪发展的结果，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看，都达到了西方文明史上最高的水平。那种厚古薄今的观点是非科学的。由于两个世纪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也随之大为发展，以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长期以来都成为西方文化的杰出标志。因为各个方面都显著地超过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西方“文科”的全面发展到了80年代似乎遇到突然的“缓进”，而冷战以后则继而全面停滞下来。这后冷战的二十年也恰是笔者居留西方时期。据笔者观察，“西方理论”的创造性方面的“缓进”似乎已不是什么偶然的、一时的现象，而成为一种新时代历史过程中的不可避免趋向：即西方思想似乎大幅度地转变了其思想史上求真的动机和目标，结果新世纪、新时期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社会现象：人文学术已逐渐成为全面商业化社会中职场内追名逐利的手段和渠道；即其方向从传统上求真方向全面地转而为（通过求成而）求利（名利权）方向。后冷战时代的功利主义人文学术并随着人类社会商业化、市场化的大发展而空前显著地被纳入多方面的制度化系统。结果，在西方历史上，人文学术空前地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学者不再必须按照真理标准和主体自由意志进行学术实践，而多须按照客观的社会化制度渠道去“遵行规则”，以便求得学术市场上的成功。于是，在社会全面市场化条件下，学术实践成为个人间相互求利竟争的准商业化行为，此行为须完全按照制度的规范、规则、方式、目标进行。因此从动机和目标两方面看，人文学者的心态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文学界既乏客观真理标准，也无求真心态，结果学人只有按竟争轨道（如运动员般，如商人般），按合法的“游戏规则”，追求竟争中的胜利。此所谓学术求成、求胜，则是需要按照社会现行规则系统和渠道进行的社会性行为。此种学术实践制度也就是职业化制度。人文学术行为被纳入“软硬”（社会性机构与学术性规范）双重制度化系统，从而完成了从1960年代的个人自由意志表现趋于高峰到新世纪的人文学术社会市场化的大演变。人文学术于是不再成为人生、社会、历史、认知方面“真理探求”的手段，而成为社会性职业化的“游戏规则”：商业化时代学人求名、利、权的渠道。内容材料不同，学者的动机和目标与商人和科技人士的绝对功利主义目标没有区别。地球或人类，在动机层或态度层上，成为了“平的”。人文科学并进而成为科技工商市场化制度的附属品或附庸。因为商业化时代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以金钱化标准衡量的，人文学术因为“生产力”含量极弱，其社会地位在西方各国遂不同程度上被逐渐降低，甚或仅被视为一种“文化教养学”。（人文学术，一方面作为学人职场求成的手段，另一方面成为“学术文物”，如同历史艺术品古董般；前者指其职能，后者指其价值）
2。笔者曾多次指出，今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分界明显。自然科学的求真目标和（通过以它为基础的技术）求利目标完全一致；社会科学因具有较具体的实证性和实用性，其求真目标和求利目标也在相对意义上接近于一致，其科学性的进步远较人文科学明显，其中的经济学和法律学也已日渐科学化、可操作化，甚少受到往日古典人文思想的影响了。人文科学由于欠缺“客观的”、可资检验的标准，加以与商业化时代视为至高无上的物力生产目标没有什么关系，其商业化演变的结果首先就是：“求真”与“求利”目的可以、甚至于必须相互分离，以便充分地“融入”商业市场化大环境内以求继续生存。因此“人文科学”的当代质变最为严重。其明显标志是，人文科学成为了一般“教养学”和“准艺术化活动”。二者均逐渐远离科学真理的朝向性，其限制和功能发生了巨变。其质量评判标准不再是客观真理，而是某种学术市场化规则（硬性的职业制度化规则和软性的价值观的制度化规则之和）。
学术内容的发展，学术职业制度化的发展，社会商业市场化的发展，共同导致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和制度性发展齐头并进，此一貌似的学术进步正隐蔽在学术制度化强化发展之内。而此学术制度化强化又与社会文化的商业化大方向结构性相关。人文学术的“学术性标准”逐渐体现在其制度性运作和市场化效果等技术性操作方面。思想价值的标准转换为文教界准技术性指标。学术的内容和性质成为制度化运作的材料和工具；因而独立于制度化标准的人文科学的学术性标准全面趋于弱化；思想求真的目标遂由制度渠道内具“可操作性的”参量所取代。而后者直接相关于人文科学界的职业市场化运行的指标。
3。文化精神和人文科学
在古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中，文化和思想的主体是人文学术（人文科学的前身）。科技工商为主的现代化社会形成后，社会文化的主体变为三主区：a。科技工商，b。感性化文娱产业，以及c。（与现世人寿保险制度相对应的）“来世人寿保险”系统信仰学。三者均可成为制度化的、法制化的、公平竟争化的个人间“名利权”追求系统。传统时代作为主体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学术，被新时代改造成科技工商的、名利权朝向的社会制度内依附性、妆饰性、寄生性之“人文产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立，首先就表现为人文文化主体性和科技工商主体性的对比。人类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一种基本矛盾：文明和文化的进步促进了社会与文化的科学性提升，而人文学术在几百年受益于科学进步之后却突然落入一种非科学性或反科学性境地。其今日的表现就是：人文科学理论的准艺术化趋向（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和人文科学的技术化趋向。前者从信仰、动机、目标上决定着学者的非科学性方向，后者从方法方式上决定着学者的弱思想性方向。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人文型文化，文化品的创造者和接受者是“唯一知识分子阶层”，即读书人阶层，而其核心是士大夫阶层。四书五经之“学术”和诗词曲赋之“文艺”，作为文化之核心与主体，都属于人文型文化。工、商、农等技术性职业基本上不参与人文文化世界。而读书人参与的“政法性技术”活动，其纯技术知识性含量较低，且有吏司“技术人员”之辅助，以至于任何读书人都有可能胜任其“政务”。古代较简单的政治生活和读书人的文史型知识准备。遂可以使之兼长政治技能与人文修养。因此，传统文化是古典高级人文型文化，其作者和受者都是人口中的少数“文人”或“文化人”。中国现代社会百年来的发展已经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性质和功能。就狭义文化而言，从作者、受者到内容都基本上与传统文化不同了。广义而言，现代文化成为技术型文化，狭义而言，现代文化成为大众娱乐文化。从狭义文化的结构上看，作者和受者分属两个阶层：广义技术人员和广义文体人员。就广义文化言，“读书人”的绝大多数主体成为各类技术人员，其文化品的范围和类别比古代大为扩充，其物质性文化含括一切物质性享受型态，而其“精神性文化”基本上成为“感性娱乐型文化”，所谓“精神”其内涵基本上远离了高端人文文化，而被统一为各种感官享乐型文化。文化品的受者大多数均为不同层阶的技术人员，虽技术性内容不同，远离高端人文文化则为普遍倾向，因为技术化教育和职业内容的主体即为准科技知识（包括今日已经高技术化了的政、经、法人员）。具有较高精神性内涵的文学，古代“精神含量较高的”诗词曲赋，现代以来则为 “精神含量较低的”通俗小说和影视作品所取代，后者主要供占人口大多数的技术人员和准技术人员消遣的。从狭义文化学上看，古代人文文化和现代娱乐文化代表着社会文化方向的根本不同：古代人文朝向的文化方向和现代科技工商朝向的文化方向。人文学术在古代为社会文化之主体，在现代化的今日则为社会文化之附庸。
E。文化和学术
1。在现代技术化社会，此技术化与商业化已经叠合为一体。商业技术化社会中不同职业人口间的技术性程度不同，从半手工劳动到高级科学家、金融家等。教育的等级化对应着技术能力的等级化。但是，在狭义文化方面，一切技术性类别的人口其文化水平可大体拉平。因为，虽然人员间在技术性教育和职业方面程度不一，但在“非技术性文化教养学习和受取”方面的时间大体相似，也就是绝大多数准技术人员的文化需要的性质大体相同。于是在现代商业技术化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感性娱乐品的需求方向已历史上空前一致化了。换言之，他们在技术性技能掌握方面千差万别，而在此社会格局中排除高端人文文化的态度则趋于一致。这是技术化人生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性后果。结果，占据社会绝对支配地位的科技工商人士也自然地支配着社会文化的走向。这样的文化走向，必然在统一的社会文化界内排斥着高端人文文化的发展，也即在此商业化社会中高端文化品日益欠缺市场性需求。于是在传统社会的人文精神性和现代社会的感性娱乐性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性。
2。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关系，与上节分析结果直接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一般文化和人文学术间的差别，但二者之间相互协调，而且“读书人”不少均可兼顾二者。自然因为古代人文学术的“理论技术性”较低，文士不难同时参与二者。重要的是，人文学术研究和人文文化创造是“同质性的”，如“文学”既可以标志作品创作，也可标志对文学品的研究。但在现代社会中“人文学术”作为广义文化类别将同时面对着双重压力：人文学术和科技学术的对立，以及人文学术和通俗文艺的对立。如同一“文学”，古代指“阳春白雪”，现代指“下里巴人”。（现代技术化知识分子的科技知识如属“高级”，其文娱素养与需要则仍然属于“低级”，其程度与兰领阶层没有多大差别，二者占人口的大多数，自然共同决定着文化艺术的走向与风格）况且，一个最重要的古今之别在于，由于“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内涵的古今迥异，高端人文文化及学术的人口在“知识分子”界的比例将数十倍地缩小。人文学术社群的范围极度缩小后，“作者和受者”的参与群均属于绝对的小众，其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也相应大幅度降低。此乃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3。在社会文化全面商业化发展的局面下，全球人文科学的内容和目标面临着全面弱化其科学性发展的主客观压力：客观上，自然科学，技术管理，商业化潮流，使得人文科学逐渐失去其社会文化的重要性；主观上，在此社会文化型态中，思想意识功利主义商业化的人文学人大大弱化了科学性治学动机，以便更好地适应人文学术高度制度化、技术化的职业环境之要求。二者共同导致现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认知、方法、预测）程度，与自然科学相比，差距进一步加大，并因社会全盘商业化的发展而渐渐失去其认知能力和社会文化影响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权鼎立”、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理想格局不复存在。欠缺实证性的人文科学并将全面依附于前二者的“科学世界”而成为其某种“技术性附庸”。这就是，人文科学的“材料”将成为由前二者以及商业化社会型态共同设定的职业化、制度化渠道内之“技术性操作”的材料。思想内容将成为人文科学话语的另类手段：即语言性、文史性、思想性、理论性的诸组成部分，都可以成为仅在此预定的制度化渠道内被运作的“加工材料”。此“材料”可以是文字性“实体”，也可以是话语性“思想”。思想和理论，都可以仅成为按固定硬体和软体“游戏规则”操作的对象。决定此思想和理论的不必是内在的科学真理标准，而可以是对其进行操作的外在的技术性规则。学者可能变为主要遵循外在技术性操作规则的操作者。
4。大众读者和专业读者
传统人文学术的非技术性和非理论性，使之成为今日“雅俗共赏”的对象。在古代，当知识分子的构成和学术文化的内容均属全面统一化时代，无所谓雅俗区分。即凡属知识分子均可成为人文学术的读者。现时代，当人文学术渐趋现代化、理论化、专业化之后，学科的性质成为雅俗二分，其中有其双方面的原因：学术本身的专业化以及知识分子的科技化。前者使得一般读者和专业人士在知识的等级和门类方面必然区分，后者一方面导致“科技工商知识分子”失去传统学术知识以及各自只熟悉本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使得大众在两方面失去知识：在高深专业技术方面以及在传统学术方面。于是，学术和读者各自在构成和功能上参差不齐。这是一般情况。对于人文学术来说，则大众和专业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幅降低了本质上属于非技术性、非理论性的传统人文学术修养，另一方面更加不熟悉现代化了的现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知识。但是，在人文学术界，学者可以兼具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即其人文知识包含着传统通俗性和现代理论性，因此可面对两类读者：大众和科技工商人士与人文知识份子。前者的科技工商知识无关于人文理论知识， 因此难以理解现代人文科学内容，但可接受人文学术界的半通俗性部分。现代人文科学包含的传统性和半通俗性部分，遂成为人文科学专业人士和其他人士可共同接受的部分。同理，人文科学界的学者可以同时担任专业化和通俗化人文学术表达者，而这两类“读者”的兴趣和作用并不相同，却均可成为相关学者表达讯息的反馈源。也就是学者可同时面对两类非同质性读者，也即以不同方式维持与两类读者的互动关系。如果学者以追求学术真理为目的，此一情境并无关系；但如受功利主义驱使治学，“读者”或追随者的多少将与个人的学术活动利得大小有关系。此种混合性关系类型也成为人文科学科学性发展的障碍并导引人文学者企图绕开“学界小众”、朝向“社会大众”，改为推出各种迎合社会趣味的半通俗性作品。人文学者的矛盾处境是：其学术领域属于小众，但其名利追求和扩大学术影响的愿望朝向于大众。二者之合力即为今日人文学术的媒体化发展。新时代媒体世界，既限制着又诱惑着人文科学的发展方向。
F。现代人文科学发展的困境
1。中国人文学术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着五种挑战：在“知识界”，科技工商技术性知识的压倒性地位（社会性压力）；自然科学知识在科学性、技术化程度上远远高超于人文科学（知识性压力）；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的科学化革新目标（理论性压力）；流行文学艺术及媒体文化对人文学术理论的有力排挤（文化性压力）；全人类人文科学整体全面革新的需要（科学性压力）。此外，一个最大的“危机”在于：科学性发展方向和职业性发展方向的含混性，导致的中国人文科学生命力的消耗；其“危机性”更存在于此危机不被认识和不被重视的技术化文化环境中。“危机性”的涵义于是包括：在商业技术化社会的通俗性文化和学术市场化的双压力下，a。人文学术或人文科学的价值的急速流逝；b。现代传统人文学术研究水准的相应降低；c。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受到职业制度化的结构性限制。
2。在现代科技工商导向的文化世界中，欠缺客观标准和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深陷于两大障碍之中：职业化标准吞噬着科学化标准（客观障碍）以及功利化动机吞噬着求真性动机（主观障碍）。前者通过两套异质性标准（逻辑科学性和职业可行性）的混合，结构性地阻碍着人文科学朝向真正科学性方向前进；后者通过两套异质性标准（求真和求利）的混合从动机层面上内在地阻碍着学者朝向科学化方向发展。简言之，和科技工商的科学性与个人求利性的一致性结构不同，人文科学中职业化客观制度要求和其与主观功利心态的相互适应，从主观上和客观上协同地、结构性地阻碍着人文科学朝向真正科学化方向发展。
3。科技工商制度化大环境遂成为与人文科学和高级文艺创作本质上对立的关系。其对立性除了功利主义大环境与人文求真小环境之间的对立所导致的“高级人文及其理论”的“生产方”的客观机制性萎缩外，相应的“消费方”的主观机制性萎缩（求利动机全面取代求真动机）更为彻底。于是此高级人文文化（由生产和消费共同组成的）“市场机制”制约着、反映着现代人文科学及高级文艺必然趋于“物化”、通俗化、感官娱乐化，而且其未来展开的此一文化娱乐化大方向被掌控社会舆论的科技工商主流牢牢地控制着。
G。人文学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理论
1。古代自然思想史，近代自然科学史，现代自然科学，乃是三个不同的学术系统。如果近代数学及科学史和现代数学及科学仍可构成广义的统一科学体系，均被纳入广义的“现代科学”，那么二者与前科学时代的自然学术史（包括西方古代自然哲学史与李约瑟主编的中国传统科技史）应该说各属不同的文化世界，不可再统一论述（即不能再用所谓的自然哲学将二者在哲学面上加以统一）。“现代人文科学”理念的产生本来应该完全对应于、来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理念，因为二者共同含有的“科学性”应该使其在某一逻辑层次上相互类同。但是十分明显，事实并非如此：所谓现代人文科学的内容和方式是包含着大量古代或“前科学时代”的文化思想史内容的，是古今一体的。“古今一体”事实本身就标志着“人文科学”标称内在的含混性或“不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本来应该将此领域称之为“人文学术”，或如美国人所说的“the humanities”。作为现代“人文学〔术〕”，它自然地包括着科学性部分和非科学性（或历史性）部分；它成为一个奇怪的“学术怪胎”：兼具科学性和非科学性（文字性、历史性、艺术性）。由于构成不同，现代科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社会与文化功能当然不可能相同。结果，特别在美国，“人文学”因为被视为“人文教养学”，自然可以古今一体，以至于在美国留学的一些人文理论学者甚至于不熟悉欧洲所说的“人文科学”类别。正是在此背景下，国际汉学，作为一种职能上的少数族裔文化教养学，也可纳入同一“人文学”总范畴之内。有关哲学，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研究，就这样成为具科学性与“文学性”的文史混合物。（近现代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史学与文学融汇为一，就是根据当前人文学的现状所构思的）
2。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上世纪初兴起的德文词“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以及稍后西方普遍使用的“社会科学”，其中的“科学”一词都标志着人文学术内含有真正“科学性因素”，这个科学性因素是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因素具“同质性的”。上世纪初，科学的和非科学的对比，首先存在于自然科学和古典学术之间，其次存在于自然科学和哲学之间，再其次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只是到了二次大战后，此种对立开始出现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也就是，在传统学术或“人文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形成了“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之间关键性对比。因为此一对比性认识论框架，在人文学术内部的进一步科学性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新的发展却是首先源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构成于战后以来更趋成熟之故。人类知识不能够再简单化地二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性的（人的）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了，因为人的或社会的科学内部已经发展出“科学性足够明显的”领域，即偏重于实用性、可操作性的政、经、法。此三大领域的各自构成在二十世纪内均快速重新明确其内容、主题、目的、方法，因此在技术性、实用性、预期性方面明显靠拢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标准了。这些在内容界限、方法技术和运作目标方面进一步科学化的“社会的”科学，从传统人文学术世界中被大幅度地分离出来。此内部分离的结果同时析离出了偏于传统性的人文学部分。而后者最终成为科学性vs非科学性二分法的最重要也最困难的领域：这就是现代人文科学。
H。人文科学理论和哲学的互动关系
1。人文学〔术〕或the humanities的科学化发展在西方各国情况不同。在任何地区近代以来的人文学在其含有的科学性比例方面都是在逐代增加之中的，其内容构成、性质、方法与其历史上的对应部分各有区别。此种科学性因素，在人文学内大多发生于文献学方法论方面，因为其“内容”和“主题”不仅大多古今贯通，而且现代人文科学也是以古代传承的资料作为其内容主体的。在现代人文学术中以现代文献学方法论整理古代人文学术遗产，至今仍属于各科构成的主要基础。在此背景下，人文学术中传统的“理论化部分”主要指传统哲学或古典哲学部分。而人文学术的划分大体上仍延用着古典学术分类法：文、史、哲、宗、艺等。由于均以人文学术史为主要内容，现代人文学和古典人文学大体维持着“同质性”，也就是人文教养性，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于是，哲学的内容即古今一体的哲学史，史学的内容即“准科学”和“准艺术”结合而成的“历史类 文学”，文学更是以古今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字性诗歌、戏剧、小说”资料总体。近代以来的所谓“科学性的”文学研究主要是对文学史作品的文献学、语史学式的资料整理性研究。正像自古以来与文学性对比的“科学性”就体现于哲学类文本中一样，现代人文学术中的“理论性”习惯上仍体现于哲学类话语中。这种情况，自二次大战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人文科学逐渐成熟的发展中，主要在欧洲，出现了与“哲学性”对比的“理论性”。于是“人文科学理论”成为了当代人文学术世界中的新概念。
2。哲学，人文学，人文科学理论
一个世纪以来当哲学演变为现代哲学阶段以来，哲学思维方式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古典部分和现代部分之间从主题到方法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差异。现代哲学的发展之一表现在哲学的“理论化”越来越扩及人文学的各个领域。也就是学者开始用“理论化方法”或“哲学性方法”处理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学术研究”开始从文献学式、语史学式的准资料学研究扩展至理论化（“哲学式”）研究。于是二次大战几十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名目：不仅有历史哲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也有文学哲学，艺术哲学，甚至于电影哲学等等。在此，哲学和理论几乎等义，即人文学术的“理论化”即“哲学化”，也即“用哲学方法”分析其他文史材料的意思。其中包含的统一目的是对传统文史资料进行“理论化的”研究。那么，这样的哲学式理论化研究和现代科学式的理论研究之间的异同如何呢？
3。全球各地人文学术今日共同面对的认识论瓶颈是：各式传统哲学式理论观和伦理观与新人文科学所需要的新理论观和伦理观之间的有分有合联系。如何形成二者之间合理的划界，如何从传统哲学理论观与伦理观过渡到现代理论观的新形态，已成为新人文科学有效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至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文科学理论家们对此尚无正确理解，更未能相应地开始对其自身之学术基础与结构进行调节改造的决心。此种现象至今到处存在于国内外学界，因此古今哲学如今仍然一体地被纳入当代哲学专业，而自然科学早已与古今哲学划清界限了，仅此一端已可显示作为人文科学理论主体的哲学之构成的混杂性。中外学界仍然一概采取“厚古薄今”立场，不知“哲学”应该现代化，正如自然研究必须现代化以成为自然科学一样。而哲学的现代化又不可能只在自身专业内进行，而应在人文科学全体领域中进行，并转换为、参与到新人文科学理论建设过程中（战后跨学科方向的人文科学理论与战前哲学本位主义的人文科学理论，在性质上显著不同）。由“古典哲学”转换为“现代理论”的过程，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思想革命”之一，其参与因素又须广泛涉及人类文化、科学、人文学术、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哲学之“现代化”事业，是一个涉及到人类文明全局的问题。因为“哲学”包含着人类文明中最初、最早的理论思维或科学思维型态，它几千年来一直伴随着文化学术发展的方方面面，并始终不同程度上、不同方面地参与着、存留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的构成中。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梳理其存在、改造、淘汰、发扬的各个方面不同的问题。
I。传统学术现代化与文物商品化学术格局
1。“传统人文学术”和“现代人文科学”的异同关系问题是今日中国学界面临的最困难的认识论挑战，因为二者在内容、目的、方法上密切叠合。一方面现当代一切传统学术研究都必然加入了现代科学性因素，而另一方面传统学术本身的固有特点妨碍着其在“科学理论层次上”的变革。首先是学者价值观方面的含混认知，不明确传统学术中哪些要坚持、哪些要变革。其次是照例受到制度性功利主义意识的干扰，一些国学业界学者和学术集团固守传统学术的构成和实践方向，由于其具有的“传统特殊性”及其与民族历史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关联，使其倾向于拒绝自身学术的现代化革新；即学者和集团出于功利主义考虑而强调保持学术的传统性，从而以非学术性的利益观取代学术性科学观。结果，因小失大：得个人功利主义之“小利”，弃民族学术现代化发展之“大利”。今日广义国学界的严重问题是，由于逐代师承知识论的局限，师生们中间相当多人士根本不能“理解”此处所讨论的问题意义何在？为什么？因为在各专业内弥漫着各自的学术观点“共识”，此种共识是源于长期单学科封闭性造成的。学者当然阅读各类书籍，但是他们由于学术思想训练偏狭而不能正确理解其他学科理论著作的涵义而主观地（未得他学科专家予以验证地）任意把握之。
2。此等功利主义取向的传统学术保守主义，当然也是存部分地源于“人文科学无用论”之普遍共识。此种共识本身又源于当代人文科学总体滞后性本身，因此形成了一种循环论逻辑：不思改进现实→现实不得改进→现实仍然落后→因此学术现实自然不被重视→从而可继续维持其作为学术取利手段及文物商品类得材料。在这里，问题仍然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求利还是求真（义）？如是前者，导利的途径不难实用主义地任意加以选择；如是后者，就得在今日科学时代先问一个什么是合乎现代理性标准的 人文学术之“真”？而相应的解答不可能只在传统学术范围内获得，今日治传统学术者，必须有同时增扩现代化知识的努力。此等努力又涉及到学者“心志”之诚意度的问题。实际上，利用现代知识名词对传统学术进行妆饰性“加工”的作为，正成为今日人文学术界急功近利倾向导致的普遍偏差。因为其学人的根本动机是功利主义的，此现代功利主义亦相当于传统儒家功利主义之延伸。如果没有对现代化的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入理解，所谓现代人文学术不过是对传统材料的消极“保管”及功利主义“利用”而已。结果，材料的保管本身被当成了学术，此学术在今日商业化社会中接着被转化成“文物品”而增附了另一种“实用价值”：学者的身份成为准古玩收藏家、鉴赏家、“ 文 字 性 文 物 买卖家” 。此一趋向的危险是：传统学术的确可以在此新身份形成和获得社会确认后而成为“新型”文化品，并可占 居着文化界的支配性地位。它将窃 取“人文科学”的名义，将其安插到此作为准文物的传统学术内容中，并 从 而可 在学术界扩大其文化影响力。其直接结果是：有力地阻碍着传统学术的科学性现代化发展，在此阻碍机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学者的价值观问题：即反仁学价值观；也即学者求利而非求义的 人 生 观 。或者，以乡愿方式将求利动机和行为说成是求义行为。
3。按照仁学观点，现代人文学术的保守不前倾向乃源于学者个人的以学求利的动机（或附加以伪伦理性动机和目标），而更深层的反仁学动机是违反仁学之“人能弘道”原则，即放弃一国求其学术思想科学化发展之大目标，转而追求以学求利之小目标：借 助 民族学术遗 产 ， 通 过 国 际 性“ 泛 文 物”（含文字性及非文字性两类） 交 易 渠 道 （含文物买卖及准文物性国学交流），不通过现代化的学术思想实践而诉诸于泛文物之历史性价值本身来 追名逐利。保守人文学术一方面放弃仁学求真、求义的大目标理念，甘愿以史地性狭隘传统价值观自限，另一方面放弃以有效人文学术手段介入世界学术大局之志向。他们所拒绝的反而是 “真儒学”致天下学之胸怀，如系后者，就该花 大 力 气在目标、材料、方法上改造传统学术研习方式 ，认 真 争 取 有效参与世界人文科学主流活动， 并 在 此 人 文 学 术 界 内的 “ 主 战 场”上投入有意义的国际人文理论交流。而如固守国学及儒学的某种学术民族主义立场，则只不过暴露了他们自身怯于真实进取的、色厉内荏的违孔生存态度。
J。 人文学术全盘西化及寄生性学术格局
1。由 于 东方和中国的传统学术的“科学落后性”（低逻 辑 性 和 低 应用性），来自“西方科学传统”的自然科技，一个世纪来已成功地成为非西方社会的学术文化的主体。社会文化的全面西方式发展，也共同促成了人文学术文化的“全盘西化”。其中的西学部分，由于现代化教育系统，从形式到内容的全盘西化，成为社会文化的大方向。首先，西学中的社会科学属于百分之百的西学型态。其次，现代人文科学的主体基本上也是属于西学系统。其制度性原因正在于百年来的留学制度及其与国内职业性安排的结构性关联。由于语言、知识、社会条件、国内环境等因素，中国的西学部分必然是“结构性地”、长期地低于并依附于西学留学国的学术世界。此其一。留学生回国后由于国内学术环境的局限以及职业竟争的压力，共同导致其西学造诣的提升受到结构性的限制，并只能长期依附于西方主流学术亦步亦趋。此其二。此一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偏颇性结构性地导致中国人文科学将长期停留于世界学界的二流地位。
2。全球学术商业化、职业化、制度化、技术化的结果，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学术教育结构朝向全 球 化 同一目标发展。西方人文科学制度成为非西方地区人文科学发展的模型。其结果是，一方面在其优点方面，依附于西方学术的中国学界必然结构性地不如其 模 范 国学 术，而后 者 的 缺点方面则反而较容 易 传布于中国学 界 。此优缺点标准是指其 思想学术性价值本 身 ，而在新世纪人文学术技术性制度化的发展导致人文科学的学术标准将进一步 趋 于技术性和实用性，并因此而 更易于传播于世界各地。甚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部分，在国际汉学吸引下，也可能按照西方式制度规范在其学术技 术 规范化 （ 国 际 规 范 化 ）层面上朝向西学。此一趋势将由于教育形式之西式全球化的发展（主要根据职业化、标 准 化 、 技术化、市场竟争化的全 球 化 需要）而逐渐加强，并被纳入以西方学术为主体的学术教育全球制度化的等级系统内。（今日连国学类学科都要求其学人具有一定“洋资历”〔语言，学位，访学等〕以作为其学术资格凭证之一，可谓已经在崇洋的风潮下走火入魔了）
3。这样的发展型态主要因为，现代非西方社会完全遵行 西方商业技术化意识形态模型进行发展，其主 导 的社会最终目标则是物质性 生产和物质性 享受的增加。在此强大的商业物质化发展的大方向下，传统学术文化也必然被变相纳入此一方向而最 终 导 致 发展出 其另类准物质化的生产品（ 人 文 学 术 的 文 物 化 和 商 品 化 ） 。后者的直接后果是：放弃历史上的学术文化之“传统精神”内涵，而按照“现代功利主义”方向对其进 行（与国际接轨式的） “改造”。不是朝向人文科学的“现代义理”方向的改造，而是朝向商业化物利生产方向的改造（借助传统文史材料，但采用国际市场上通行的“推销术”）。传统思想学术的准商业技术化的改造遂使其失去古 典 人 文 精 神 之 力 能 ， 也 就 因人文思想之 准 商 业 化 发展而 失 去 了 对 此 全 球 物 质 化 文 化 进 行抗衡的能力（ 此 一抗衡能 力 只 能 来 自 学 术 思 想 的 现 代 科 学 性、 理 性 化的发提升，而为此必须首先要求学人有来自传统伦理精神的主体独立意志力，后者却恰恰是今日急功近利的国学学人加以放弃的） 。更为严重的是，学术的表面上的“传统价值话语”仅成为另类技术性操作的材料，从而一方面弱化了其价值学评判功能，而另一方面又提供着学 术 思 想中 伪价值学话 语 的假象，从而因其 “ 以 假 充 真 ”的 伪 现 代 化 学 术 形 态 而 可能 更 根 本 地 削弱学者的 价值学、思想性反思的意识和能力。因为，价值学标准如不与有效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结合，将没有任何真正学术思想效力。这一倾向当传统学术事业演变为“国际化”（走向国际）后，其独立治学意志力将进一步弱化。结果， 在本专业内，“国学”可能进一步挂钩于“国际汉学”，在学术实践方式上则进一步融入全球学术商业化系统。
国 学 现 代 化目事业和 国 际 汉 学建设 在 构 成 和 任 务 上 具有 本 质 上的 差 异， 对 此 话 题 本 人 二 十 年 来 论 述 多 多 ， 惜 因 学 界 趋 炎 附 势 和 功 利 主 义 成 习 ， 对 此 重 要 问 题学人至今 少 有 认 真 思 考者 。 国 际 汉 学 则 处 于 世 界 人 文 学 界 职 业 制 度 化 发 展 的 总 环 境内 ， 学 者 秉 学 术 求 胜 意 识 ， 想 方 设 法 制 造 国 际 学 术 影 响 力 。 即主 要 通 过 和其与两 岸 学 界 的 多 元 化 交 流 关系网强化其在 国 际 学 界竟 争 中 之“ 位 势 ”与声名。反过来，急于“走向国际”的国内国学者们（由于西语、西学、西方关系之弱点）则将这些游走于国际的汉学交际家们视 为其 走 向学术 国 际 之 “跳 板”。在此“国学与汉学”的国际交流中，“传统学术”可蜕化为双方借以进行功利主义合作沟通的“物质性媒介”。
K。现实， 媒体，理论
媒体与人文科学理论的“矛盾”首先是在读者比例方面：读者大众不具备人文科学理论的知识和兴趣，因此媒体的发展， 无助于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其次，媒体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化内容的大众性，进一步说明了大众文化本身和人文科学的疏远性。但是，在此问题的关键性在于：人文科学，通俗文化，大众（指一切非人文科学学者，非指“科技教育”程度低者）三者却“分享”着共同的“对象”：人、社会、人际关系。专业学术和通俗文化都以此作为“对象”。当然研究的“对象”本身有层次性，方面性，而不同的层次和方面都存在于同一自然实体---人与人群---上。对于此“对象基体”A（ 人） 来说，它相当于一个“与人及人际关系相关的诸因素之系列”。而对于不同的相关“研究者”来说，各自于此对象基体上只选择所相关的因素子系列作为其研究思考的“直接对象”（B）。但是不同的B1、B2、B3等均最后存在于、作用于同一A上，即均相关于同一“人或人群”。而不同“作用方”（人文科学，文化，媒体）各自的作用（效果）均须“着力”于同一基体对象（ 人与人群） 。即作用方的直接对象固然只是基体对象的一个部分，而作用于此直接对象的（ 影 响 ） “力”的显示和效果必然涉及“整体人和人群”。因为一切与人相关的作用力都须在人的意志统一操控下才能够被实现。换言之，不同的作用方最后仍然会在同一的基体对象上会聚、冲突以及彼此折冲消长。人文科学，大众文化，各式媒体，虽然各自的直接对象彼此区分，其最终对象却归于一，即其间接对象仍是同一的。这就是人 文 科 学 和 大 众 媒 体 互 动 关 系 中 的 关键性困难所在。
对此现象的认知仍在于“人文科学理论”中存在有以下不同的层次性：传统学术，现代实用性学术，现代理论性学术。三种不同的理论层次级别，相关于不同的直接对象和间接对象之构成。随着人文科学的“理论性”层阶 的不 同 ，作用方和受作用方的关联性程度有别。对于当代理论而言，大众和文化虽然都是学 术 “研究对象”，但均非直接作 用 对象，即非直接受作用方。因此，当代人文科学理论应该与媒体保持距离并不期待对媒体、大众文化、大众产生直接作用。正如理论物理学不直接对工程技术和工人产生作用一样。如 果 不 是 这 样 ， 而 是 企 图 直 接 形成“ 理 论 联 系 实 际 ”目的 ， 也 就 是 企 图 以 学 术 思 想 直 接 介 入 社 会 现 实 问 题 的 讨 论 和解决， 就会 在双 方 面 （ 学 术 和 现 实 ）造成障 碍 （ 相 当 于理论物理学家企图直接处理工程学问题时的效果 ）。现实状态固然不能成为验证学术理论的手段，学术理论也没有能力分析、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学术理论家不能认清自身的身份和职能却出于急功近利动机或“道德性误会”而随意介入社会现实问题，结果，虽然因此而获得了媒体上的知名度，却既无助于其本人的学术专业之提升，也无助于社会问题之解决。此一情境中哲学家的这类“身份错置”现象尤为严重，对此中外皆然。顺便指出，就哲学而言，其现代化过程中的“身份危机”是双重的，由于未能充分体察今日跨学科理论的发展，其认知与分析能力实际上均在衰弱中。结果，一方面它并不胜任于处理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并不胜任于处理现代学术理论的问题。由于问题专门，我们在此不加论列了。
由于时代的迅速演变和科技的空前发展，人文学术的社会环境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因此学术的形成、交流、结果、影响等等方面今日都离不开其广义现代媒体世界（含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二者）的互动关系。而此新媒体世界又必然与全球商业化发展的支配性态势相关。在此情况下，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的问题甚至于比六十年代锐意于人文科学创新的法国更为复杂。至于正在企图在人文学术思想方面走向世界的中国，所须思考的相关问题之复杂性也必然倍增。新媒体世界不仅改变着文本资讯的载体形式，而且改变着学术思想创生、表达、传播、留存的诸形式。其结果也将对学术思想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产生至今还意想不到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本文所谈的各种问题自然仅只具有临时性效力，发布此文却仍然期待可以在此发展阶段上提供相关思考角度，特别是中华仁学伦理学和人类人文科学发展的关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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