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经为啥靠走的
大家好，本帖是从本人发在其他论坛的文章中截取的西游解读系列中的一篇，有需要的话，我会陆续补齐其余的篇章。谢谢大家的关注。取经为啥靠走的——《西游记》正解之认知卷
作者：愚夫老戎
QQ：821892804
四、一件大活儿
（三）斗法平顶山
1、卸载/UNLOAD
“平顶山”故事里，作者究竟要讲些什么，如果咱们用手机的使用来打比方，会比较好解释。
在前一个故事“宝象国”中，作者告诫读者们，要把自己头脑中“一心要做人上人”的那个“app”应用给卸载掉，省得它每天没事让自己的脑子老是琢磨着“冲、冲、冲”，太费电了。这“app”实际上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竞争议题。而要切实杜绝赢家通吃、零和博弈的竞争意识，转向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创新意识，就不得不处理更深层次的思想意识，也就是基本的哲学观念（含价值观念），实际就相当于更换手机的操作系统，从“安卓”换到“鸿蒙”。
这种操作，在《老子》中有非常重要而明确的说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一开始，一个人拥有了一部新手机，手机里原本就有了操作系统（比如安卓系统），还有许多用得上、用不上的应用程序（app)。然后，自己还会往手机上安装一堆自己以为有用的其他应用程序。这就是“为学日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这些app，有些好用，有些不好用。然后会把不好用的给卸载掉，既节约内存，又提高效率。这叫“为道日损”。后来，又发现整个手机系统性地落伍了，原因是出现了更先进的鸿蒙系统，可以实现万物互联。于是，就琢磨着换操作系统，或者连手机也换了，不是无为，而是“华为”，从此实现“无不为”（万物互联）。
很自然，手机的更换是轻而易举的，只要有足够的“money”。然而，一个人的头脑要更换“操作系统”，谈何容易！用故事中的台词说：“要发三四个昏是。”——准备来几次“黑屏”吧！孙悟空则照例是大包大揽，拍着胸脯大声说：没事，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转回头，就把八戒给坑了一道。这项操作相当于打“麻醉”或是“封闭”，以减轻内心的痛苦感，因为，八戒代表的是人的情感系统。打过这剂“预防针”后，最核心的工作就要开始了。
2、常见问答/FAQ
在核心工作开始之前，咱们还是有必要先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即啥叫“操作系统”。所谓操作系统，对于手机、电脑来说，也是一种软件、程序，却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是基础的软件、基础平台，是决定其他软件如何运行的软件。因为它决定了手机、电脑上的各种资源（硬件、电能、时间）和信息如何调动、分配、转移、加工以及得出结果与显示结果。它就好比是搭戏台的。有了台子，演员（即其他应用软件，如各种app）才好在台上表演唱戏；它又好比球赛的基本制度、规则，规定了球员、裁判如何参与球赛，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啥时做，啥时停以及判断输赢的依据等等。
若是往大里说，对于一个社会，它就相当于社会的基本信仰、宗旨、习俗、制度、法律、道德；往小里说，它就是一个人的三观，尤其是价值观。而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信仰、信念。多数人共同的信仰、信念形成一个社会主流的观念，决定了社会的基本宗旨，即“主义”。比如，中国一直奉行集体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乐于协商、协调、协作，与人为善；而西方的主流是个人主义，惯于自由竞争，关注个人权利。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劣，但有相对的优劣，即是否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是否适合具体的现实情况。
人和社会的信仰、信念决定了行为、行动的根本方向，具有刚性。机器（电脑、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也承载了机器运行的全部内部规则，不容丝毫紊乱。如果其中有矛盾、冲突、bug，就会令机器出错、停摆。
然而，对于人和社会，且不说系统本身就内生着众多矛盾，冲突，就算是外部世界，也在不停变动，个体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于是，即便曾经完美的“操作系统”也不得不随条件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变成废物，被淘汰。所以，修补也罢，升级也罢，更新也罢，就成为“操作系统”的常备选项。像电脑的操作系统就经常性地要升级、更新、打补丁。
在传统时代，一个人拥有一套“操作系统”或许能对付一辈子，乃至几辈子。更关键的是，几乎没有谁会想到要主动更新自己头脑中的“操作系统”——毕竟，人好好地活着，即便遇到个把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了，怎么搞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不是吃错药了吗！
实际上，故事一开始，孙悟空完全没想到要挑战这么难的题目，还是习惯性地照以往的思路，要凭本事降妖。当“日值功曹”（算是仙界派给唐僧的隐身“外勤”，负责暗中传信和保镖工作）装扮的砍柴樵夫提醒他小心应付时，孙悟空却说：“烦大哥老实说说，我好着山神、土地递解他起身。……若是天魔，解与玉帝；若是土魔，解与土府。西方的归佛，东方的归圣。北方的解与真武，南方的解与火德。是蛟精解与海主，是鬼祟解与阎王。各有地头方向。我老孙到处里人熟，发一张批文，把他连夜解着飞跑。”这思路正合乎被社会的一般“操作系统”规定好的“资源”分配规则，孙悟空很熟悉、很精通这些规则，却不清楚这些规则背后“系统”的架构和运行。结果，他遭到了功曹的无情讥讽：“你这个风泼和尚，想是在方上云游，学了些书符咒水的法术，只可驱邪缚鬼，还不曾撞见这等狠毒的怪哩。”你只会些浅表的东西，会摆弄几个app程序，根本不知道内里的精要，哪知道什么系统架构！这时的孙悟空顶多就象一个只会使用手机的高手，却完全不了解手机内部系统的知识，还自以为手机界精英呢！以他这样“矮子观场”的水准，揣想妖怪的行为做派，自然也是井蛙之见、格局湫隘的——“行者道：‘造化，造化！但不知他怎的样吃哩？’樵子道：‘你要他怎的吃？’行者道：‘若是先吃头，还好耍子；若是先吃脚，就难为了。’樵子道：‘先吃头怎么说？先吃脚怎么说？’行者道：‘你还不曾经着哩。若是先吃头，一口将他咬下，我已死了，凭他怎么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若是先吃脚，他啃了孤拐，嚼了腿亭，吃到腰截骨，我还急忙不死，却不是零零碎碎受苦？此所以难为也。’”你瞧，无论从哪一头开始，都是那种一厘米、一厘米往前推进的“笨办法”，完全是亦步亦趋的模式。这是“盲人摸象者”在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中，漫无边际、茫然无知、盲目摸索的行为状态下，所习惯的认知和行动风格：抓住一条线索，逐寸逐寸地小心前进。然而，妖怪的道行可是高级得太多了。“樵子道：‘和尚，他那里有这许多工夫，只是把你拿住，捆在笼里，囫囵蒸吃了！’”所谓“囫囵蒸吃了”就是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的操作模式，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完全是高屋建瓴者“降维打击”的架势。就好象做算术题：“1+2+3+4……+100=？”。亦步亦趋者，只知道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累加，累死累活还容易出错；而整体把握者，只要用归纳法总结数列的排列规律，再以乘法、加法结合的简捷算式，迅即得出结果，是标准的“降维解题”。
显然，要从亦步亦趋切换到高屋建瓴，当然要改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了。而悟空一时还不可能明白这两者的真正区别。“行者笑道：‘这个更好，更好，疼倒不忍疼，只是受些闷气罢了。’樵子道：‘和尚不要调嘴。那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神通极大极广。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去，也须要发发昏是。’”所谓“五件宝贝”，不管是几件，指的就是“操作系统”的主要内部结构、标准的功能模块。掌握了这些“宝贝”的相关知识，也就大体搞明白了“操作系统”的基本要义。
这样的知识当然是比较精深的东西，一般人未必需要掌握。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变化，如果还想拥有一套有效、稳定的“操作系统”，起码也得拥有一套灵活、包容性强大的“操作系统”。如何让一套死板的、刚性的“操作系统”变得灵活、更具包容性呢？
《西游记》作者已经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前一章解读过的：“义结孔怀，法归本性。”义，就是人与世界、与他人的友好联结，而“法归本性”就是要让自己的人性回归于万事万物共通的“本性”。这就要达到悟道的境界，才能实现“三契”。只要还存留着任何一点僵化的一己之性，就可能成为自己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沟通的障碍、冲突的源头，就会令彼此受困，失去自由。要象《心经》上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就是把自家的“操作系统”更新到与道同步，达到最大的包容性。因为，世界上最大的不是天，而是一颗能包容的心。对于一般人，可能不用追求达到极致，但在这条道路上能走上尽可能长的一段路，绝对是必要而有百益的。
要升级、更新“操作系统”，对于机器相对容易，可要更新人的“操作系统”就很难，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操作方式根本不同：机器的运行、停止，可由人决定；而人的“操作系统”的运行、停止只能由人的“操作系统”自身决定。换言之，人的“操作系统”不能停止（“停”了，人就“瘫痪”了）。要更新，只能“带电”更换“部件”和系统，这样的操作必然导致“系统”在更新期间，动不动就会死机、崩溃（发懵、发昏、难受，乃至昏倒），造成更新进行不下去。所以，才很难，才会有俗话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的“本性”，一个在于身体，一个取决于“操作系统”（扩大了说，脾气、性格也包含在内）。而身体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本性难移”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操作系统”难“移”。然而，《西游记》干的就是最难的事，而且专门负责让人脱胎换骨。于是，我们就有了《西游记》的一套常见问答——
妖质问：我是神经病，你管我呢！
孙悟空答：嘿！老孙就专管各种神经病，专治各种不服！
妖问：你凭啥？！
孙答：凭我有药啊！
妖问：你有啥药？
孙反问：你有啥病？
妖答：说出来吓死你！本妖有九九八十一种病！
孙应：多大事儿！老孙有九九八十一种药，专治你的疑难杂症，包你药到病除，脱胎换骨。咱的口号就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妖（手扶头）：我晕！
大家不要误会孙悟空在这里是强加于人，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中国人“和为贵”的处世原则，就象中医决不会打上门去强给人治病一样。孙悟空的降妖基本是隐喻修行者的自修自饬。
当修行者治好了自家身上“妖精”的81种病，也就完成了自己“操作系统”的升级、更新，达到“顶配”了。但这并非一劳永逸了，而是从此以后，再要更新就比较容易、不大会发昏了，可以“君子从善如流”、可以“君子豹变”，也可以“大人虎变”，更了不起的是能舍生取义，义无返顾。这就是心灵自由了，这不是所谓“财务自由”可同日而语的。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
3、归零与撤网
那么，“操作系统”怎么更换呢？老子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差不多就是要将意识归零或近乎清零，回归人的单纯的本性、天性、本真状态，近乎婴儿、赤子。当然，不是真的取消意识，而是不再执着于固化的意识和意念，如婴儿般放松、自然、自在和自由。这样已经很接近于得道的状态了。
接近不等于是：“婴儿”也罢，“无为”也罢，不是人生的目的（“红孩儿”之难就出于这样的误解，以为“婴儿”就是人生的理想状态），而是自由宁静的良好状态。宁静方能致远，淡泊而后明志。所以，清零也不是最终结果，而是为了“安装”新的、更优良的“操作系统”，从而为了大多数人，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去奋斗，去创造；也为了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去经验、去成就，不白来世上走一回（“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此即“义结孔怀，法归本性”。
在意识层面，完成了如此“清零”的工作之后，才有了“乌鸡国”的“婴儿”现身。此是后话，这里只先点一句，以提示故事前后的意义连贯性。
在“平顶山”故事的最后一回（第35回）回首，有一首回前诗，可看作是主旨诗。其开头第一句说：“本性圆明道自通，翻身跳出网罗中。”正因为修行人意识清零，回归本性，故而才回复到“圆明”的状态，思想意识达到了可通“道”的地步。那么，“网罗”又是指什么呢？显然，那是在思想意识“清零”前，曾经深陷其中的思想之网。所以，在“清零”之后，才有了“翻身跳出”其中的成果。这么说，还是有些笼统。“网罗”具体是指什么呢？
4、说来话长
话长是缘于话题的复杂。因为，这里必须探讨一下人类文明迄今的演化。（如果哪位对这个话题暂时不感兴趣或觉得篇幅太大，也可以先略过不看。）
现代的没落
人类社会为合作而存在，因合作而得维系，因合作而发展壮大，繁荣兴盛。然而，在人们分配合作带来的丰硕成果时，很难再始终如一地保持合作的态度。反而，为了攫取更多利益份额而展开了各种“反合作”。这也就是所谓的“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显然，“（以）利结合作”，也会“（以）利解合作”，建立在纯粹利益动机上的合作无法持久。
幸好，人类合作的主流从来就不是单纯建立在利益动机之上的，而是首先由各种现实契机和条件自然促成的，比如血缘关系、等级关系，这些在动物的群居生活中就十分普遍。人类社会也不能例外。《西游记》第一回中描写的石猴与猴群的生活既是动物式的，也是人类式的。而人类还有更多超出利益动机、维系合作的力量，文化传统（习俗、神话、道义、道德、信念、信仰）、情爱、梦想、希望等等，都是促成人群结合的重要因素。
但是，世上无不散的宴席。一种群体结合（合作）的成功，总会来到一个分水岭，令结合走到终点。对动物来说，可能是首领的衰老或新挑战者的强大。对于人类来说，这分水岭，笔者另称之为“饱和点”：成功带来的益处导致溢出了既有结合的约束力——或是产生了巨大的诱惑；或是引发了过大的胁迫力量。前者促使弱势者要冒险突破合作的约束与“强势者的压制（比如违法、犯罪乃至造反），以占有更多的益处；后者则推动“强势者”滥用优势地位（今天的高科技也潜藏着这样的威胁），破坏合作的约束（比如搞腐败、垄断），侵占群体的利益份额，获得更多利益，巩固乃至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利益、地位（比如战国争霸直至秦王封帝）。
不过，合作的力量永远是更大的力量。当合作的既往成功达到饱和点之后，旧合作的潜力已开发殆尽，无力掌控它所创造的财富（物质的及精神的）。人们就必须、也必定会发明更有效的合作形式（比如网络），以恢复合作，并借助合作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和成就。由此，我们就会看到一条规律：合作——饱和点——混乱过度期（如春秋、战国时代）——创造新合作。这是合作的周期律。而新旧两种合作就是新旧两种社会制度或两个不同时代，如分封制（周代）和集权制（秦、汉），或如西欧的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
随着人们对这一规律自发或自觉的利用，时代的频繁更替取代了社会制度的大颠覆，人类便进入了“现代”（一刻不停在变动的时代）。现代，是人们不断主动调整合作方式和机制的、不断自我革新、频繁迭代的时代。也是人类在两代人之间，乃至在一代人之内，就不得不更新自己的“操作系统”的时代。许多人无法主动跟随这样快速的变化，而不得不沦为“吃瓜群众”、时代的看客。所谓“宅一代”、“佛系”，因此而生。所谓亚文化群体与现象（如“二次元”、“中二病”等）也是不同时代的快速过渡中产生的滞后现象。由此，人类社会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种种异象、乱象乃至俗称的“比烂的时代”，都是现代已总体越过“饱和点”，进入混乱过渡期的“正常”表现，是人类社会迟迟不能创造出新的合作形式而出现的无所适从和茫然。
在这样一个“非时代”的混乱期，中国、中国特色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却日益凸显出来，成为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亟待认清的一个关键因素和力量。因为，在中国身上潜藏着开启新时代的核心文化密码和创造性力量。
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的一种神奇存在呢？
话，还是要从文明的演化升级说起。
会，还是元？这是个问题
人们目前所看到并关注的文明升级现象（如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奴隶制到封建制，等等），实则都同属于一种文明之内的更新迭代，是次级迭代，而非大类上的文明升级。
《西游记》一开篇讲到“会元论”：一元等于十二会，一会等于一万来年等等。假如从文明升级的角度上讲，次级迭代就相当于在“会”与“会”之间的变动，它们都处在一元之内。而这个“一元”就是父系社会文明。因此说，人类社会只经历过一次大类文明升级——由母系社会文明升级到父系社会文明。
为啥说这是升级不是倒退呢？首先，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还一直是在发展进步的。因此，后出现的形态通常比旧有的高级、先进。否则，人类不就是在发傻、犯蠢吗？其次，父系文明比母系文明先进、高级在哪儿呢？先进就不多说了（生产工具和方法的持续改进），主要说说高级的地方。人类之间的合作最初是以血缘、亲情（以母亲为中心）及狭小地域内的共居关系为基础的。在这样的合作中，女性的母性、温柔、耐心、细致、周到的特质大放光彩，成为组织、协调群体活动的核心要素。女性在群体中拥有高贵的地位。但当饱和点来临，这样的合作模式无法保证跨血缘、跨族群、跨地域合作的成功。人类必须发现新的合作基础，创造新的合作方式。而这些东西，后来便出现了，这便是图腾的力量、神话（传说）的力量。这种抽象的精神力量是借助人的想象力来发挥影响的，男性在这方面的创造力明显走在了前面，于是，逐步取代了女性的领导地位。进而，文明发生了转型、升级，由较小范围的群居发展到跨地域的联合，直至后来产生了国家。
作为文明之母，母系文明是一种和谐型文明，在人际合作上，主动、紧密且充满人情味，附着着浓厚的血缘、亲缘、地缘关联。而到了父系文明时代，合作名义上是基于抽象的观念（图腾、共同的遥远祖先、虚幻的神明等等），实际上则基于现实的利益联结，并受到力量平衡的制约（军事、暴力、神灵信仰、禁忌、法律规范）。合作的主动性降低（尤其底层民众往往是被迫劳动），合作中的离心倾向增强，往往需要外部约束来提高合作的稳定性（法律约束、契约义务、暴力压迫）。连男女结合也离不开婚姻制度（一纸证书）的保障。人类的合作、国家、集团乃至家庭都存活于周期律之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国家、集团、小群体、团体）保障自身存在并延续的手段只能是利益和获取利益的能力，即实力。保持并不断提高实力，就成为核心的工作，要“更快、更高、更强”。文明便进化为竞争型文明。在这样的变化之下，竞争性合作，甚至单纯的竞争，都优于单纯的合作（一味讲仁义的宋襄公陷于失败，遭到嘲笑，蒙受羞辱就“顺理成章”了；“老实人吃亏”也不是什么偶然的不公，而是竞争使然）。最初，父系文明仅是外部竞争，内部合作；至此，竞争已进入内部（在中国，战国时，各国竞相变法的内容便是引入内部竞争机制，激发民间的活力，增强国家实力）。代价就是伤害了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和谐关系（古人讲这是“人心不古”）。秦帝国甚至必须用严刑峻法来维持社会秩序，以至二世而亡。汉初依然社会不稳，统治者引入道家思想才有效应对了局面。之后，过度的竞争意识又蠢蠢欲动（“八王之乱”），迫使汉武帝起用儒家思想来抑制离心倾向。从此，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延续了二千年。
综上，既往文明经历了由狭小地域文明（和谐型文明）到广大跨地域文明（竞争型文明）的升级过程，也即母系文明向父系文明转型的演变过程。时至今日，竞争型文明也即父系文明也已经来到了自身的饱和点，而且，已经越过了饱和点，开始了混乱过渡期（各发达国家普遍的“少子化”趋势，便是衰落的明证）。
文明的下一步在哪里？
当此之时，回顾一下中华文明将有莫大的益处。
文明的未来与中华文明
（1）男性的权力如何压倒了女性的权力及其长远后果
人的本性是要过得幸福；人在朴素的情感上是要做个好人，赢得所有人的认可、喜爱、赞赏。于是，在人的意识上，就要协调好这两个目标：又幸福又好。这是天然的、自然的“三契”。这在原始的和谐型文明中是容易实现的。因为在狭小地域（比如村落）中，人们彼此相互了解，十分熟稔，且利益上休戚与共。因此，相对容易做到共同幸福、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情感上的共通、舆论的统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监督作用。然而，当合作进入到跨地域条件时，上述天然的有利条件便消失了。不同地域的人，认知、情感、习惯都有众多差异，“三契”的条件不复存在。人们往往会舍弃情感上的契合，而专注于意识与本性上的契合；即利害的权衡。这正是男性优于女性的领域：男性敢于抛开内心对于陌生人的不安全感，勇于冒险追求利益和机会，从而赢得在跨地域合作上的机会与成果，获得在跨地域合作上的话语权，进而，逐步取得更多的权力，并渐渐取得对女性的优势的主导地位，最终，取得完全的控制权，取代了女性在族群中的领导地位。进而，主动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炮制并传播神话（传说），神话自己和自己的主张，影响更广大范围的众多人口，由此结成更广范围的族群的联合（注：此处刻意不提男性在武力上的天然优势，主要在于，暴力换不来长久的合作，而文化的力量可以）。
“三契”的平衡打破后，天然情感（如孟子看重的“恻隐之心”）的力量受到压抑，并逐渐被弱化（弱化成“良心”和人性的底线。类似于“农夫和蛇”的诸多道德故事告诫人们：人应该有良心，但不可有无界限的仁善。这种无界限的状态，其实正是人们久已遗忘的“三契”的和谐状态，是人被祝福的样子、在天上乐园的样子，只是它不大适合竞争的社会而已）。在竞争型文明的大多数的进取和创造性活动中，良心，都会被排在靠后的位置，竞争意识则被大大强化，逐步上升为一种主要的行为动机。人类社会是以合作为主基调的，适度的竞争可以让人摆脱对合作的过度依赖，避免一味地“躺在”合作舒适的“怀抱”中，不思进取。但过度的竞争意识则会伤害合作，破坏社会的合作基石。人人自危，必然导致人人自保，合作便步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了。这一点，中国的道家看得极为透彻并大力抵制。如道家说的“天之道”，削峰填谷，弥合差异，创造和谐；“人之道”，贪求利益，沉迷竞争，两极分化。道家的主张是反竞争的——要人持后、守雌、无为、逍遥、坐忘、遗世独立、退隐田园。
但这些消极主张不足以抵抗竞争的上升势头。最终，人类的竞争脚步甚至走在了时间的前头，创造出了“现代”，这一“奇观”（某种意义上是“怪胎”）。原始和谐的“三契”被切削、压模、异化成了“真、善、美”的分立、隔阂，以致于哲学上竟出现了“从事实得不出‘应该’”的道德伦理的荒诞局面，即真≠善≠美。科学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各管一摊，自立山头，利益为大。一切都能分开，各自论价叫卖，足斤足两，良心买卖，实则无非是标榜而已，实际实行起来，多半走样。而人们只会怪罪理论空洞，却完全意识不到，良心已经被扔在地上，踩在脚下，被搓成了灰、渣，捡都捡不起来了。
实际上，原初不存在良不良心的。心就是心，是一个整体。“上德不德”。一旦打碎了这个整体，一切都成了算计，才有了所谓的“良心”。“下德不失德，故无德。”再是小心翼翼地手捧良心，也只是捧着道德的“灰”、“渣”而已。这便是道家的道德整体观对整体和谐破坏后的竞争社会的冷峻批判，也是对父系文明和竞争型文明的一种朴素的、自发的否定。它所凭借的则是对母系文明、和谐型文明的认同与怀念。老子希望人们“绝圣弃智”，返璞归真，回到上古结绳记事的文明状态，正是要人依靠真实的经验和记忆，而非靠欲望和想象鼓起的贪婪来指导生活，以此来阻止那些过多、过滥的、有害的进取心与创造力（敢为天下先者）在社会上的施展。
(2)周礼、道家和儒家
老子思想的源头一方面来自史料，另一方面则得自周人对古今文化的创造性综合改造。周人融和谐型文明与竞争型文明于一炉，由重神转向重人，由重命转向既重命更重德，力求再造一个新型的和谐型文明。这实质上是对母系文明精神的部分复活，弥补了竞争型文明忽视情感维度的文化短板，使上层对民众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影响有温度、能深入人心，而不只是以威势震慑人心。换言之，周人比商人更懂人，也更相信人。更关键的是，周人重新定义了“高贵者”——高贵者的天赋使命是向好向善，能完成这一使命的人才真的高贵。因此，周人创造了更自觉的和谐型文明，依靠一整套文化机制（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法律体系……），来维系其持续运转。这实际上是重新定义了“文明”。它的典型代表即周礼，但核心不在此，而在其整体性。后来，这一整体性制度体系渐渐废弛，周礼就失去了灵魂，徒有其表。道家批判儒家，重点便在于儒家只抓到了周礼的肢节，而没有抓住灵魂。这个充分体现整体性的灵魂，老子命名为“道”。其前身正是周人心中的天命：天命必须落实为德，而德又展开为一整套制度安排，来组织全部的社会生活。这便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在儒家，天命又重新沦为不可捉摸的神秘存在。这实则是道的失落。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德为实际的根据，从中提炼出“仁”来大力宣扬。“仁”胜在（比“道”）容易理解、接受，进而“吸粉”无数，再“流量变现”，影响力非凡，最终，成为主流。这证明了一个常识：实用胜过精准，好味道胜过刻骨入髓。但这样的实用主义就始终面临着一个致命的能力焦虑——对明君（圣人）的焦虑（含“清官焦虑”）。因为明君（圣人）是真正得道、懂道的天命之选，唯有他才能施行真正精准到位、入骨入髓的仁政。只可惜，这样的圣人“五百年才出一个”。人民就常常在痛苦的煎熬中被动地等待“天开眼”。
儒家的最大功绩在于让“真正的文明和高贵”（仁义）飞入寻常百姓家。孔子的“有教无类”，突破了王公贵族对精英教育的垄断，使“命贵”不再专属于极少数人。而道家做的更加彻底，直接将“天命”替换为“道”，彻底开放了“通天”的道路，只要水平够，没人能拦住你。中国人一直坚信凡人也能成神（如关公、二郎、妈祖等等），思想源头就在这里。孙悟空就是相信了道家的这一神话，以为自己真的已经达到人的极致了，却不知，那些不过是旧时代对人性的有限理解下的“宏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宏大深邃的世界还等着他去探索呢！
有道，在道家就是基本的资质；在儒家就是神话传说，十分难得，以致孔子要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当然，从实践的角度说，道家是理想派；儒家是实干派，别管得不得道，先“照葫芦画瓢”干起来再说。“离了张屠夫，咱也不能吃带毛猪”，“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别说，凭着儒道两家（后来添了佛家）的共同守护，中国的和谐型文明一路走来，虽有磕磕绊绊，磨难曲折，终究是不绝如缕，薪火相传，延绵悠长。
（3）竞争的“网罗”
从唯物的角度说，竞争型文明绝对是个贪欲无穷的“暴力大胃王”，是超级的资源消耗者，注定要以永不休止的扩张、索取、占有并耗尽资源来维持实力，赢得竞争，最终，与环境同归于尽。这是竞争的本性使然。因此，这样的文明是速朽的。曾经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都是如此。人类的文明要想拥有长远的未来，注定要抛弃竞争型文明，走上和谐型文明的道路。
竞争型文明的核心要义，也是它对人类长远命运最致命的伤害，便是将一切价值贬为工具和材料，去填竞争的黑洞（“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变化是不变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竞争文明最“响亮”的口号）。而其策略便是让竞争无所不在，将所有人绑定在生死线上，只能专注于竞争以保命，无暇分神，疲于奔命（除非以垄断换来“长命”）。之后，再以没有深度的庸俗娱乐占有人们仅存的闲暇时光，而不去质疑和思考：除了日常的电视肥皂剧、电子游戏、电影、“剁手购物”、明星八卦，再有，便是打卡旅游、打卡消费、打卡健身……。今天，更有一大文化“癌症”：手机上瘾，成为一剂猛料，助力于把人工具化、“肥料化”、乃至“废料化”。这项文化“事业”目前更有“大数据”这一魔幻工具助阵，使之如虎添翼，攻城略地，无坚不摧，其巨爪之下，鲜有幸存者。正是普天下之人，莫非大数据之“俘虏和人质”。
这些是竞争型文明制造的适合于人们生活方式的“网罗”，而更隐蔽、更关键的，是思想、价值观的“网罗”。它完全自动化地“后台运行”，让人根本毫无觉察。即便偶尔觉察了，也难以反驳、反抗，多半还是“顺其自然”了事。比如，我们在选择职业也好，创业也好，会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唯独有一样，不用考虑而是直接默认，那就是“要成功”。多新鲜！谁做事不是奔着成功去的？难道不盼着成功，还盼着失败？那我请问一声，您是盼着谁成功？是您自己成功，还是别人成功？您又盼着谁失败？是您自己失败，还是别人失败？答案自然是明确的。所以，这就是竞争，就是人与人的战争。上一章，我们提到的囚徒困境，它是怎么来的？它就是这么来的，是竞争文明造成的。这就是“网罗”的力量。
因此，只要你看中了成功，就是看中了那件“黄袍”；只要你追求成功，你就是“黄袍怪”。你就必须遵循它背后全套冷酷的规则和逻辑，你就必须登上竞争的船。上了“贼船”，就得做“贼”做的事；入了妖怪的套子，你就是妖怪，没有别的可能。这就是“网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有人要问了，如果我不选“成功”，还能选什么？回答也是明确的，在竞争文明中，只能选“成功”。除非你换一种文明类型，换成和谐型文明。那么，和谐在什么地方？很有意思，它是现成的，就在每个（或大多数）家庭的内部。中国自古以来的“家国一体制”就是力求将和谐文明从家庭扩展至全社会的制度设计。在家里，我们通常希望人人成功，没人失败。即便谁失败了，其他成员也会上来帮助，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可惜，在竞争型文明中，家庭与家族的和谐也在慢慢褪色、残败。社会上离婚率的高企、生育率的下降就是明显的指征）。同样，如果社会是一个和谐的集体，那就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人为社会做贡献（人人都是坚定的唐僧），并追求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而不是个人狭隘的成功。这样的社会就是极乐国，就是美好的人间。问题是：你、我、他、她有没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这关键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否能象唐僧一样，或至少愿意象唐僧一样，走一条艰苦的取经之路，去征服九九八十一难，让自己脱胎换骨。首先，就是我们能否在思想上挣脱竞争型文明套在我们心灵上的严密“网罗”。而这，就是“平顶山斗法”对于今天的我们的现实意义所在。
那么，中国的文明就是完全的和谐型文明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中国的文明实践受到竞争文明的影响，是要偏离道的，会走上歧途一阵子。明朝便是一个例子。明朝自建立起便偏向了权力垄断。朱元璋为了一姓之私，精心设计并实施了十分成熟的专制制度，走上了极端的排他性权力竞争的路线，核心便是文化垄断和制度垄断。文化上只许教授钦定的四书五经，制度上只许研读四书五经的合格人员担任官员。这一切看起来很“儒家”（学而优则仕），其实只是把儒家打造成替朱家看家护院的一根打狗棍而已。这样的文化政策和制度政策，只满足了一姓之私，而非民众福祉。民众的福祉，要由懂得民众、接近民众的组织者来维护，而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朱元璋的专制设计，把官员都塑造成“贴牌儒家”，有名无实，彻底败坏了儒家的信誉和威信。当官就是为财，成了人们的真实信条，仁义道德的大道理只是装门面的幌子。可以说，这正是儒家实用主义长期施行的必然后果。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明清的历史正是很好的证明。而道家远在二千年前已预言了这样的后果（参见《西游·奇游——通天与道》中关于《庄子·庚桑子》的评论）。
有这样的“儒家”，现实中的“道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大批顶着淡泊名利、世外高人光环却四处钻营的“山人”就是一个突出现象。此外，以道家修仙之术招摇撞骗，也是大行其道、泛滥各地（宫廷与民间）、颠倒众生。伪儒伪道于社会、民众，一个夺利，一个骗财，又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共同编制着愚弄人民的精神网罗，以方便肆意谋取各自的私利。他们欺负了人（通天河的灵感大王）、骗了人，还“让人帮着数钱”，其毒害天下，莫此为甚！要彻底打倒这些伪儒伪道，就必须在哲学上根本地破除他们编织的思想陷阱，回归道与德的源头，回归人的自然本性，才能让人重新拥有明澈的眼眸、正确明晰的判断，做回思想意识健全的正常人。这就是“本性圆明”和“跳出网罗”的本意。
蒙和骗是最烂最坏的竞争，又是竞争的末路、最下流，或者说，是竞争的异变。如果抢、偷、骗都成为“主流”的话，这社会也就要灭亡了。因为，合作已死。
以上，为了解释这两句主旨诗，却要解释这么一大篇关于文明的内容，实在是极难的。因为，要整体梳理出文明的源头、演化，乃至末路，以及出路，才能跳出网罗，才有可能恢复“圆明”。圆：圆满、不亏不欠、无损；明：无染、清澄。圆明就是处于天然的“三契”和谐状态。当然，本章还是专注于哲学上的清理，恢复的是思想意识上的清澄状态，称为“明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下一章“乌鸡国”才是情感上的清理，消解心结，完全实现“三契”，回复“婴儿”状态。
5、合作的难题
虽说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但合作却不是人的天性。尽管人的天性中有一些有利于合作的因素，却也同样有不利于合作的因素。所以，合作与人的天性的结合始终是人类社会的重大难题。可以说，几乎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的实质都可以归结为如何协调天性与合作的关系问题。
合作与天性最大的冲突在于：合作，天然地是弱者的最优选项；合作，天然地使人具有了依赖性，依赖他人的善意合作。可就天性而言，人愿意做强者，愿意享有自由，不愿意依赖他人，故倾向于不合作（所谓“万事不求人”）；但同时，人又愿意享乐，不愿辛劳，愿意不劳而获。于是，又倾向于利用合作占便宜，让别人多付出，自己少付出，轻松获利。所以，人对合作的态度天然是矛盾的。
面对矛盾，道家选择了回避、逍遥：不合作，少合作，尽量满足基本天性，抑制天性的恶性发作（比如少合作，就少了“搭便车”、占便宜的可能）；儒家选择集体主义的和谐合作，讲仁义，行仁义；处在两者之间的，是世俗的实用主义。于是，统治者用法家“人性恶”的视角来监督一切实用主义的表现，控制恶的发生、发作。这是中国的办法。
西方是以自由主义放任天性，放任矛盾，以博奕来“出清”矛盾（不是化解矛盾，比如“甩锅”就是一种出清的方式），并以法律来监控“放任”，使之不至于颠覆社会秩序。
集体主义合作有忽视能力的倾向，往往容易助长不劳而获的的天性，最终毁掉合作的基础；自由主义的放任，总是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利用、盘剥，再抛弃（今俗谓“割韭菜”），造成两极分化，令社会在极化中撕裂，完全破坏合作。
那么，走向和谐文明的道路在哪里呢？是不是只要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OK了呢？我想，这是倒果为因了。和谐文明不是人类道德高尚的产物，而是相反。否则，任何时候，人们只要普遍地到处建起一座座“道德裁判所”，假以时日，应该能形成某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规矩。唯一的疑问是，这种规矩是否具有真实的生命力，能够塑造出一个有持久生命力的文明呢？恐怕，道家会给这种设想大泼冷水的。他们会说，嘁，这种人为的规矩是反自然的，是无道的伪文明，“不道早已”（已：完结）。这样看，道德并不是开启和谐的钥匙。
实际上，类似这种想用设定规矩创造和谐社会的做法，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人试验过了，结果是天下大乱。这个人就是在《西游记》里被重点点名过的王莽。他被作者视为与齐天大圣同罪的存在，以至于作者宁可顶着“130年”的“时差”，也要让大闹天宫与王莽篡汉“同框”。显然，吴承恩很不看好王莽那种很儒家、很周礼、很圣人式的理想和做法。那，作者心中的答案是啥呢？
或许，按照吴承恩“法归本性”的理念，理想的合作是统合天性的矛盾，用适合的方式应对天性的不同表现，实现人与社会的最大满足。比如，用对等的合作（如多劳多得）鼓励人发展能力，自己动手创造满足需要的各种条件；用集体主义的和谐合作救助弱者，使之走上不断提高能力的良性发展道路；用强制（如法律）的“合作”治理好逸恶劳的懒惰习气（强制的“合作”的更悠久的“恶性版本”就是阶级压迫和剥削）。
那么，假如有这样理想的社会安排，谁是这种理想合作的协调者呢？换言之，再好的制度设计，没有合格的执行者，也是枉然。即便勉强找个接手人，也只会走上不合理的歪路。
这样的合格者的要点便在于：他在自己身上解决了合作与天性之间的协调问题。
然而，解决合作与天性间的问题，却不能只是着眼于合作，那样，必然会陷入儒家的困境中去。
按照儒家思想，既然合作是“刚需”，必然有一种强大的意志决定了人必须合作，这个东西就是“天意”。“天意”规定了人必须遵从仁义道德来实现合作。孔子把这个称为“天命”。孔子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懂得了这个“天命”。这“天命”可不是专属他个人的，而是属于所有人的（把“天命”理解为个体专属的人生走向，是文化后来发展的结果）。认为“天命”属于所有人，这是孔子了不起的发现。过去，“天命”只是贵人的禁脔，平头百姓哪里值得老天如此眷顾！但是，把“天命”普惠于所有人，并不能解决合作与天性间的冲突。孔子自己不就说吗：“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以说，儒家提出了人人都该修德，这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但儒家却没有解决如何确保“德”能真正普及的问题，反倒是把“德”重新变成了“圣人”的“特供”，变成了少数人比多数人“尊贵”的理由（“礼不下庶人”）。
类似地，如果只着眼于天性，同样无法解决合作与天性的冲突，而只会陷入道家的窠臼中。但是，道家的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那就是要顺着天性来探索合理的解决方案，毕竟，天性是人的活力的源头。而吴承恩提出的是“义结孔怀，法归本性”的方案。前半句讲要坚持良性合作，后半句则讲要结合人的本性。并且，还要持之以恒地修行，以实现内在的“三契”，最终达到良性而持久的自由境界。这是个体内修的最高成就，是以个体无须外求的最大福祉为收获的，被吴承恩称为可“尽报此一身”。所以，他的方案不是着眼于社会需要（即不假外求），而是追根溯源、立足于个体自身的，因此是在根本上可行的。同时，又是与社会需要协调一致，甚至是远远高于社会需求的。惟其如此，才足以保证当事者能对社会负责，而不是先对自己“负责”。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修行中完成了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取经人（修行者）对自己负责的重要一步是在平顶山完成对旧有的修行逻辑的超越，回归人的真正天性，从而去探索新的人性可能、新的人性境界，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理想。而回归真正天性，就是回归“本性圆明”。
6、圆明、圆明，我想你
“本性圆明”的重要性有多高，看看作者为它准备的四回故事的篇幅，就会有点感觉了。为了对下一步的“斗法”目标有更明晰的把握，有必要先认真说一下“本性圆明”和不落网罗。
“本性圆明”是什么样子呢？圆：不缺不损，一样不少，一点不缺，原样未变；明：清澄无染，未受影响。比如，生产线刚下线要出厂的合格成品，就是这样的。不过，这是“死”的状态。再举个“活”的例子。生物学上有一类特别的细胞叫“干（gàn）细胞”。它能在诱导下发育成体内任何一种细胞，如神经细胞、生殖细胞，或各种组织细胞等。象干细胞这样拥有全部潜能、全部可能性的样子，就叫“本性圆明”，也是原初的“三契”。往更深里说，这是一种“三昧”（三昧是译音，跟“三”没有关系）状态，后面，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就从这里来。不过，这种原始和谐的、未分化的混沌状态是一次性、一过性的。当它朝任何方向一迈步，或被外部影响一渗入，就开始不圆不明了。如《西游记》一开头说石猴刚诞生时，“目射金光，射冲斗府”，就是圆明状态。但千里眼和顺风耳又预报说，他“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就是说外界影响的渗入，令其不再圆明了。动物幼崽和人类婴幼儿萌萌的样子，近乎这种圆明；即便稍大一些的幼儿、儿童，憧憬着长大了要当这当那，也还是近于圆明；再到了十几岁、二十出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劲头，还是有鲜明的圆明气。然而，到后来，踏入社会，被烟火气一熏，又有几人、又能剩下几丝圆明的意思呢？通常不是变成精明，就是变得世故，或是兼而有之。而圆明，反而成了他羞于提及的年少幼稚、“老炮儿”口中自嘲的“生瓜”。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本性圆明”就是一个人原本健康、健全的样子，特别是精神的淳朴、纯粹，甚至是天真（在竞争社会，天真的人会早早“挂”掉的）。这是“圆明”最初的样子，是“原初圆明”。
每个人都如孙悟空一般，曾拥有这样脆弱又可贵的“圆明”。但大多数人后来都失去了，想找也很难找回了。可唐僧一直没丢，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分子，他背起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取经重担，不知深浅地勇敢上路。而结果，自然相当凄惨：死了九回（九是个虚数，喻其多、不可计数），直到找到了孙悟空做帮手。而孙悟空经过平顶山之后，还另外多了一种别样的圆明，不是那种原始和谐、未分化的浑沌状态，而是在分化之后的、自觉的再和谐、“再浑沌”。这种浑沌，是浑朴，是大智若愚，是被褐怀玉，是不受利害、诱惑、各种扰动所影响的自主稳定，能随时往各种方向行动，又随时能收回来，即拥有各种可能性。老子称之为婴儿、赤子；孔子称之为中庸、君子不器；《中庸》称之为“君子时中”；而吴承恩称之为“本性圆明”，不落网罗。所以，这里是吴承恩与传统思想“齐天”之处，也就是“平顶”之地（一样高了）。而500百年前“齐天大圣”的“齐天”，则是买椟还珠的盲目——根本不知道“天”在哪里呢！实在说，“天”不在天上，而在回复了“圆明”的精神中。
对于传统思想，无论是“赤子”，还是“中庸”，它们都是个体精神向颠顶攀升的根本支点，是其修养学问最精深微妙处的基点，属于最顶级概念的范畴。其他的“高大上”概念，如真人、圣人、神仙等等，均是这种内在成就的对外“变现”（兑现）。因此，就修养境界上说，已经是顶级层面了。而这里，也就成为吴承恩的真正出发地：从此处之后，吴承恩的取经路就真的要跨出传统思想的千年“宅邸”（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至吴承恩时代，约数是1500年，故在乌鸡国，孙悟空要以取经时的唐朝为中点，说什么“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俱尽晓得”，实际就是站在1500年后，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意思）的“大门”，起跑了。从此，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不过，孙悟空要真正“跑”起来，还要等到了车迟国才是时候。在那之前，他作为一个“有情有义的猴王”，还得替作者还三笔“感情债”：对上、对下、对自己。不然，就这么说走就走地“仰天大笑出门去”，真要让人以为走出来的是个没心没肺版的“天线”宝宝了。稍微说远了些，主要是为了指出前后故事的关联性，也凸显“本性圆明”的意义：突破了“操作系统”的神秘性，也就开始拥有了思想上的自主性，不再人云亦云地被意识形态所左右了，可以自主判断和行动。
“本性圆明”，是自古及今所有精英教育追求的一种基本的理想人格状态。拥有它，足以成就任何英雄豪杰、贤达俊才。“历代人人皆属此，称王称圣任纵横。”（第一回）唯如此，方能应对九九八十一难，趟平十万八千里路。反之，网罗缠身的人，要么早早“阵亡”，要么始终在旧格套里追逐幻影（如齐天大圣），食古不化、打转转（正如下一个故事开头，行者所说的：“早哩，早哩，还不曾出大门哩！”）
实际上，圆明的本性就潜藏在每个人体内，偶尔在不经意间，于时光的裂隙中，我们能窥见自己的圆明本性，那可能是你转瞬即逝的灵光乍现，那是命运给我们的珍贵线索。抓住这个“线头”，就能慢慢摸索到本性的门前。这样的“线头”，也可能在梦中出现（如下一个故事），也可以通过一点点清理旧“操作系统”，确保它渐渐浮现并清晰起来。平顶山斗法说的就是逐步清理“操作系统”的这回事。
7、外国的“行者”们
说到这儿，咱们不妨再做个横向比较，拿西方的文学作品做参照。
与《西游记》题材相仿的两部西方古典传奇式作品有《唐吉诃德》与《天路历程》。笔者对《唐吉诃德》还是挺喜欢的，喜欢唐吉诃德的纯真、执着、异想天开和疯疯癫癫。而仔细想来，这位名字里也带个“唐”字的“西唐”，与唐僧这位“东唐”，骨子里流动的居然是同一种气质：理想主义。而其源头就是他们紧紧守护的原始圆明、浑沌本性。这便是唐僧长生不老的真正秘密所在，也是“西唐大哥”敢于自封骑士的依据所在。他守护的是人类宝贵的原始天性，守护着人类全部的发展潜能与无限可能，也就守护住了人类永不丢失的希望和未来。这份守护是何等宝贵！
当然，看清了这一点，也就看清了另一点：“西唐”与“东唐”的相似，也恰恰表明了他与孙悟空的不同、《唐吉诃德》与《西游记》的不同——在孙悟空的伴护下，“东唐”最终脱胎换骨了，最后是飞着回到大唐的。这意味着“东唐”变得与孙悟空一样了，达成了自觉圆明（这正是吴承恩的理想：让天下与自己父亲一样的千千万万的人们都能变得本性圆明。“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而“西唐大哥”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蜕变，一直保持着原初浑沌的样子，最后是败给现实，而灰心丧气地回到家里。原因恐怕是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教徒，谨守着意识形态规范，不越雷池。与这一点相同，《天路历程》里的主角“基督徒”，一路走来，尽管不断发生着蜕变，从开始害怕末日审判，到最后坦然进入天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但却也始终不越意识形态的雷池，不触碰“操作系统”的核心，仅只修正自身与核心“操作系统”相抵触的私心杂念与外在干扰。因此，这两位西方文学人物都堪称“意识形态分子”，忠实地按照“操作系统”的脚本诚实地“运行”着。惟有孙悟空，真是个水银做的猴子，见缝就钻，意识形态的篱笆根本圈不住他，只能在他头上安个紧箍，才有可能刹住他无穷的“野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唐吉诃德做了天性的执着守护者，而“基督徒”则是天性发展的特定宗教轨道上的忠实践行者，孙悟空却是天性的无穷可能的可信赖的大胆开发者与实干者（孙行者）。这个境界高度，我就不好多说了，大家自己看吧。
孙悟空的大胆却可信赖，源于紧箍的存在。这个需要重点说说。紧箍不仅代表集体的道德意志，更是对未来负责任、起保障作用的安全（甚至有点保守的）意识。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一点对于那些开发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的专业人员和团体，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紧箍只能起到底线的防护作用，不能解决前进的问题。唐僧之前取经却九次被吃的经历，很能说明这一点。如今，他与孙悟空师徒搭档、合作取经，该如何掌握紧箍咒的使用原则和策略呢？这是个关系到取经会不会半途而废的重要问题。
所以，我们先要重新审视道德。
8、德不孤，必有源
道德是违背人的天性的（人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算是对天性的一种证明），它的实质是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其意义在于创造人类的联合，但又不止于此。道德还是人的最高可能性、人的最高成就。因为，让一个生命自我牺牲是最难的，而自愿的牺牲中必定蕴涵着其认定的最高价值。这样的价值序列应当是从其真实的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没有真实生长过程的道德，注定是一种“舶来品”：不仅是不知其源头何来，也不知其让自己何往。
社会与合作，当然是道德的最直接、最要紧的源头。而具体的社会及其认可的具体合作方式，就是具体的道德的产生源头（一个极端的例子：“盗亦有道”）。自然，这样的活的道德（体系）也是遵循“义结孔怀，法归本性”的原则的。
按纯科学的观念，人，从天性出发，有无数种可能的发展方向，道德只是其中一种，做个恶棍也可以是其一。《西游记》第七回说：“光明一颗摩尼珠，剑戟刀枪伤不着。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作。善时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角。无穷变化闹天宫，雷将神兵不可捉”，说的就是天性有各种发展可能。各种可能性在纯客观的判断中，似乎不存在特异的优先性。换言之，怎么样都可以。这一点是自由主义的逻辑地基。但现实中从来就没什么纯客观的判断（和选择）。人时刻都被价值包裹着，任何判断都有价值标准参与其中。因此，一切的可能发展方向都要经过价值标准的过滤和筛选。“纯客观”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而已。而合作则是人类不可排除的价值与价值标准。
合作是群体生活的重大价值依赖和前提。它首先就会滤掉相当大一部分天性的发展可能，构成了对天性的特定的压抑。施加和接受压抑就成为对人的基本文化挑战之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人性就是在这种挑战中逐步塑造的。所以，人的发展总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人不可能实现一切可能性。文化就是对可能性筛选之后的成果。就如同良种的培育：淘汰不良的，留下优秀的，不断地优选之后，就有了文化。
对于天性，压抑什么，发展什么，是文化的实质。文化的“顶层设计”就是对压抑和发展方向做的选择“清单”。而哲学和伦理学就是文化的顶层设计。它们就是“操作系统”的总开关。这个“总开关”，在道家称为“道”，而在儒家则称为“道学”。“道学先生”如今已成为保守僵化的代名词。原因就在于儒家把过往历史经验总结的道德体系视为人性的“终极答案”。与此相似的迷思，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鼓吹的“历史终结论”（人类社会的终极完美形态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云云）。
文化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优选的工作从未停止过，只因人的天性的发展还从未停止脚步。在这一点上，道家是对的：“道可道，非常道。”但道家以为文化可以自然而然地发展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了：既然人已掌握了文化这一工具，就必然会加以充分运用，区别只在于谁去用、如何用的不同。“自然而然”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今天的社会是以博弈的方式来决定文化的和社会的方向。但这种方式已经、且继续释放出天性中过多的作恶潜能，创造出过多无谓的、乃至极有害的人造“奇观”。如今，“奇葩”已经司空见惯，就是源于这种博弈的“创造”，是源于恶意或反合作的潜能释放。
文化的本质是合道。既往的道或不能适合今天的需要，因为，今天的人已不同于既往。新的道要靠今天的人自己来探寻。但我们如果承认道德是发展的，就必须承认道德也是继承的。也就要明白道德是渐变的，而不能跃变。抛弃公认的道义，自说自话，那就是抛弃了道德的根本——合作。古人云：“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道德的实际取向原则（但也不能只是迁就，还要前进，所以，是有破有立）。惟我独尊是霸道，是失道，是无道，自然也是没文化。所以，唐僧掌握念咒的权柄，就是“以百姓心为心”的意思。
唐僧自己的问题是，他拥有的道德，是“舶来品”，而不是从切实的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这样保守僵化的东西，在真实的生活中，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物”，就如同当年的马克思主义，非经过中国化、本地化之后，不能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一样。印度的佛教也要在传入中国几百年后，转型为禅宗，才成为中国的佛教。所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也只是念念经而已。唐僧要做的是一步一步，一手一脚地亲身经验取经的全部历程，才取得一部“真经”，而不是在大唐做个照本宣科的“念经僧”。这个“一手一脚的亲身经验”，就包括一手一脚地从旧的“操作系统”中挣扎出来。这就是斗法的过程。这里的“斗法”，不是你坏我好，你死我活地斗，而是在继承、渐变、逐步出新中转化。所以，故事结尾，二妖被“化掉”了，却又复活了（这可不是因为他们有后台，有搞特殊、搞腐败的特权。这个要在“操作系统”的渐变演化层面上去解释）。
在这样的挣扎过程中，“本性圆明”的价值是独特而不可轻视的。
道德是渐变的，“操作系统”也是。所以，更新“操作系统”的过程中，既要守好道德底线，又要改造旧道德、旧体系中不合理的地方。这就需要两种东西：道德与游戏精神。前期的孙大圣缺乏道德自律，最后“杯具”了；唐僧则缺乏游戏精神（或说创造性），一样屡屡“杯具”（九次被吃，又有九九八十一难）。而道德+游戏精神，正是自觉的“本性圆明”（不是“原始圆明”）。因此，“圆明”又多了一层道德评价的意义：因为合乎道德而圆满、光明。这种“圆满光明”是就结果说的，而不是就过程说的：遵循道德，就会多付出代价，多背负许多的黑暗和苦痛，中国人说“吃亏是福”。当然，要吃亏，也分时候。对恶人，决不能随意让自己吃亏，那样可能是要命的。除非，你要“以身饲虎”。唐僧在取经的后期就学乖了许多，多听悟空的话，少上妖怪的当。所以，这样的圆明是不容易的。孔子说：“中庸不可能也！”——太难了。唯其难，所以，前来报信的功曹才提醒悟空要“腾那乖巧，运动神机，仔细保你师父；假若怠慢了些儿，西天路莫想去得。”要做到“腾那乖巧，运动神机”，就需要“道德+游戏精神”，既要负责任，又要敢冒风险。用今天的话讲，可能应该叫：守正创新。
要守正创新，就要“腾挪乖巧”，不乖巧，一守正就“守死”了，“西天路莫想去得”；而既要乖巧，又要守正，没有圆明本性，也断然不可能，那样，是会一“乖巧”就变成取巧，往往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样是“西天路莫想去得”。所以说，“本性圆明”具有重大而关键的基础性意义。
9、本性圆明才有根本创新
要说本性圆明才有根本创新，《西游记》本身就可以作证。它可是古典文学中一种独特的文学品类的开创之作，没有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做不出这样的文章来的。而作者的这种精神气质中就包含了本性圆明。
那么，人的本性是什么，是自由，还是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善，是恶？我以为都不是。人的本性其实也是生命的本性。
生命的正常本性就是存在。而作为本性，存在就意味着让自身与环境既区别又融入共舞。这就是人的、以及生命的本性。
“圆明”则是打开存在的无穷可能性，拥有（而非占有）无穷的可能性。这里，“拥有”和“占有”是有重要区别的。拥有无穷的可能性，就是无为（即不占有）而无不为。“拥有”是融入对方又不自我消解，是和而不同。占有则是严格区分彼此，是“分而不同”。占有的同时也是被占有、被束缚，也就不能拥有无穷的可能了（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就是被“饱”给惯习惯了。类似地，“忘本”也有这方面的因素）。本性圆明，则是不“忘本”，也就能回到起点、原点，就拥有了无穷的创造性。生命的本性体现为生生不息，也就是创造不息，这是生命存在（即自我延续）的具体方式。创造的意思便是：构建出一个独立、自立的新维度且能与既有一切充分互动（即融入共舞）。
独立与融入（充分的互动性），是生命本性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我看来，最先说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的人，应该是隐隐感悟到生命本性这两个方面的，只是他理解得过于狭隘了，只注意到独立的一面，却忽略了融入（也是关联互动）的一面。如果没有关联，天和地为什么要诛灭人呢？如果他能发现关联，就不会只看到关联的负面意义（比如诛灭），而也会同时看到正面的价值（比如天生地养）。
独立与融入（充分的互动性），这两方面的完美协调就等于一个杰作的诞生。真正的杰作总是让人爱不释手——“不释手”是因为看不够；看不够是因为总有新的发现、感觉和感悟。这就是它具有充分互动性的体现。也因为这种互动，这一新维度能独立、自立，并能与旧有的各种维度相互连接，同时不会被它们淹没。生物进化史充分体现了生命的创造性；人类的文明史充分体现了人类精神力量的创造性。
拥有无穷的创造可能，首先就意味着自由。这是生命本性的一个体现（对于个体生命，这种自由并不明显，而主要体现在生命漫长的多样化频出的进化过程中）。其次，在创造行为中包含着不可或缺的价值选择行为，这是意志的体现（与上述自由一样，主要体现为长期进程中的选择性）。意志是本性面对无穷可能而在当下涌起的自我导向，背后的推力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创造本能。也就是说，本性的最深处就是自由意志，无此，则无本性，即无性。那就与无机物一样了（无动亦无变）。而且，生命的本性并不单独存在于生命体体内，而是相互关联地存在于生命与环境联结的大的关联体内（比如，“橘生淮南则为桔，橘生淮北则为枳”，哪个是橘子的本性？）。明确了这一点，生命与精神的独特力量便在于创生新的存在维度。这就是生命和精神的本性的最大体现，体现在它对于环境的无穷响应可能中。而只有“本性圆明”，才最大程度拥有无穷的响应能力。
这种本性、力量，是大自然亿万年日积月累的进化过程一点一点凝聚而成的，并且其再造生成（比如人类抚养下一代）也是要在足够的时间、空间和环境条件下，一点一滴、一个又一个环节、一个又一个阶段的有序发育才最终完成的，其中的每一步都是与环境充分互动才实现的，蕴涵了无穷的信息与结晶，而繁多这样的“无穷”才构成了一个生命、一个精神。这样无限艰辛、无限繁复的历程，以及那样无限复杂的关联体，人类即便能以技术手段模仿，那与再造一个生命、一个精神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即便未来人类的技术能力强大到能够模拟这样的历程与关联体，那也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伦理问题：我们有权力创造一个异样或同类的生命或者精神吗？这样的创造合乎人类的目的吗？
明乎此，所谓人工智能的问题其实也就明确了。人类在可能的将来根本不必考虑什么“真正的人工智能”，只需考虑创造能满足一定需要的机器就行了。正如飞机不是鸟，但比鸟类更有用，能搭载人与货，而鸟不行；鸟的灵性与生气是大自然的财富，能激发诗人、艺术家的灵感和创意，能引起普通人的愉悦和美感。而这又是机器所不能的。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制造一些受控的工具是合理的。可在人类连自己都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在人类彼此之间还冲突不断、麻烦不断的情况下，再去挖空心思制造一些类人的生命或精神（智能）出来，只能让麻烦升级。更糟的是，人类现有的及未来可预见的能力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却为了狂妄的野心，无知而盲目地投入到这样的追求中，只能虚耗海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这样的选择就是本性不圆明的一个错误后果。与其这样犯错，远不如将这些精力和资源用于人类社会的有效建设上去，以为将来文明的大爆发夯实基础，准备条件。
本性圆明就是为使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最大化而准备的核心条件，即拥有无穷的可能，人能从中挑选一些可能性，并创造出既合乎本性又合乎道义的新世界来。
探索未知领域的合格“前锋”们，之所以能确保守住底线，关键就在于回复“圆明”或是“准圆明”。没有这个条件，只要诱惑足够大，道德底线根本不够看的。“圆明”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位置，也就是合道（或近于合道）的状态，有无穷（或“准无穷”）的可能性，无论是进取的可能还是“退舍”的可能。从无穷的可能性中，筛选出合乎道德要求的发展方向、方案和成果，总是可能的。所以，人才能守住道德底线（在这一点上，儒家有不同的思路）。反之，如果从现有的可能性中，已经或暂时挖掘不出合道的进取机遇，那么诚实地承认自己已经无力前进，而坦然退出，也是圆明的表现。可以不用为了勉强维护面子或局部利益，而置大义于不顾。
所以，（自觉的）圆明已经是高于道德的境界，这是道德更加深邃而永恒的源头。儒家肯定不同意这种道家式的信念，而会认定道德本身就是一切善的源头（因为道德就是天意）。这也就解释了吴承恩为什么让“金蝉子”投胎下凡：金蝉子（即唐僧的前世）当年作为佛祖的二弟子，其实信奉的就是儒家的道德信念，完全不理解这等比道德更高的境界，才会被贬下凡，去重修功果。而他在凡间只知一味高举道德大旗的表现，也证实了他修为上的这一缺失。
10、必要的说明
凭良心说，吴承恩是传统的文人，但不属于那种温良恭俭让式的传统文人、君子楷模。孙悟空身上的“野性”、痞气、市井风可以作证。举个例子说，吴承恩不见容于传统文人，且被他们执意要剥夺作者身份的一个理由居然是：传统文人是极在乎声名的（孔子就说过君子自重的话），相应的，也极在乎自己的名字，绝不会拿自己的名字不当回事，更不会故意去贬损它。可吴承恩竟然偏偏就如此“漫不经心”（实际是非常经心）地置自己的名字于尴尬境地（即前一章提过的第29回：“承恩八戒转山林”和第9回：“承恩的，袖蛇而去”），由此可证，吴承恩绝不可能是《西游记》作者云云。言外之意，吴承恩若是作者，指定不是“好人”，甚至说狠点，“不是人”。在他们眼中，只有行动规矩，处事妥帖，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爱惜羽毛，绝不出格出圈的人，才是好人，才是君子楷模。换言之，只有儒家圣人及其忠实传人，才配进入文明的殿堂，供后人瞻仰、膜拜。
对于这样的“圣人控”，“齐天大圣”，就是吴承恩给予他们的最直接回答。“齐天大圣”居然是一只“too young too simple”的猴子！大胆！胡闹！这还了得！可在吴承恩的笔下，这还是一只单纯、天真、可爱的猴子。这说明什么？它表明，吴承恩的的确确曾经是一位诚心诚意、如假包换的“圣人控”，甚至可以说是“圣人癌”“晚期患者”，虔诚到了自认为“天生圣人”的地步。够狂吧！青年时代的他，其自信、理想、信仰全都建立在儒家的圣人理想以及对“内圣外王”的终极承诺上，可说是到了如醉如痴、不达到圣人境界决不罢休的地步。然而，经历一次次的科举失利，这份豪情也一点点崩碎。一旦这座精神大厦被现实击得粉碎、瓦解，自然就令他有了幻灭感和被欺骗、被愚弄感。因为，被现实“击沉”的不仅是理想、信仰，还有被这些价值引领的人生和他的自我。彻底的失败，才是最沉重的“五行山”，让他难以翻身，并在痛苦的压抑中沉沦经年。那些噬心蚀骨的黑暗岁月，的确如孙悟空在五行山下“渴饮溶铜”，“饥餐铁弹”的日子一般熬炼人。但吴承恩的确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他最终还是完整地挺过来了。他的人生也在这样沉沦之后，比别人厚重了许多倍，抵得过别人几辈子的经验。这些都成为他的宝贵人生财富，并在日后焕发出强烈的光芒。在这些财富面前，那些空洞的虚荣，根本就轻如鸿毛，不值一提，除了诱骗、蒙哄轻信者，完全就毫无价值。孙悟空不去把它以及相关联的偶像（如车迟国的三清偶像）推翻在地，丢进轮回之所，真的是天理不容。
后来的吴承恩不再看重“圣”字了，而是看重“胜”字，把“自圣的傻瓜”式的矫情乃至轻狂，当作人生的累赘、包袱（如今称作“偶像包袱”），愉快地扔掉了。在第45回，孙悟空让八戒把三清的偶像丢进厕所里去的时候，作者显然早已丢掉了这个包袱——大闹天宫时，孙大圣在佛掌中的不“庄尊”，正是故意凸显作者对“自圣把戏”的不屑。吃够了偶像包袱苦头的人，才会知道轻装行路有多么愉快！由此，他看重的是“自胜”（老子说过：“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而吴承恩的胜和强，竟然到了连老子的牌位偶像都要打翻的地步，绝对是佛家的狂禅精神。这可不是对道祖的痛恨，而是对“我执”的抛弃。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悟空最后正果为“斗战胜佛”了。
一个自胜者，还会在意一个作为标签使用的名字吗？咱们在“平顶山”的后半程里就会见到孙悟空对待名字的洒脱、奔放了，这更明确、生动地代表了作者抛掉“我执”后的立场和态度。
不过，此处的重点不在名字的梗，而在于，他是怎么自胜的？作者创作《西游记》要服务的目的是什么？《西游记》可不是为了四平八稳、熨贴平顺的人生来的，它不对生活抱这么天真、廉价的幻想，而是更切合实际，是作为一个能为人生的波折、坎坷、磨难而绝对兜底的守护者而来的。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就叫《西游释厄传》。因此，当你的人生一派幸福祥和的时候，可以不去留心《西游记》（当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话，可以关注）。但是，当你身陷困境的时候，必看。看什么？就看这五个带罪之身（四人一马）如何一步步走出困境绝地，走上通天大道。尤其对于那些遭遇深层次矛盾和困境（如中年危机或事业转型），需要对人生或事业改弦更张的人们，平顶山故事，这场更新“操作系统”的挑战，是他们极佳的借鉴读物，或许能让他们在放松愉悦的阅读中抓住智慧的灵光，得到有益的启迪。
11、欢乐的斗法
扯了这么大一篇拗口的评说，才挨到正题上，好象有点愧对读者们了。但愿，各位客官能见谅、包涵老夫则个。
话说“平顶山”可算是《西游记》中写的最轻松、有趣、好玩的，而排第二的，可能要数“车迟国”故事。
在“平顶山”故事中，欢快轻松的气氛，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阳春三月的暖风，向取经的行路人扑面而来。行人们的好心情正如那怡人的春光，在春风中轻扬：“轻风吹柳绿如丝，佳景最堪题。时催鸟语，暖烘花发，遍地芳菲。 海棠庭院来双燕，正是赏春时。红尘紫陌，绮罗弦管，斗草传卮。”
这样的好心情源于他们降伏了“黄袍怪”，解救了“百花羞”，穿过了“宝象国”，从而“师徒们一心同体，共诣西方”（实现了“三契”）。作者特意营造这样轻松的气氛，是为了平衡此处难度升级的任务。而且愉悦的心态，也正是关键的游戏精神的体现，适合修行人充分发挥创造力，以应对更加复杂的挑战。
因此，贯穿于“平顶山”中的欢乐，便不同于“车迟国”中的欢快。前者是自由而持续的欢乐，作者将场景设置在山野中展开，让野猴子撒开了玩，玩到尽兴，既巧妙、高效地化解了妖怪的老谋深算、老奸巨滑造成的险恶，也缓和了故事寓意的沉重；后者则是战胜了对手后的胜利的骄傲与欢乐，要点在于戏剧性的冲突，是要展示在人前的，所以要设置在人烟稠密的都市和宫廷中展开。前者基本是放松的、不焦虑的。后者则总是在紧张焦虑——胜利——放松——紧张焦虑的循环中，起落涨跌，并随着对手态度、实力和赌斗的逐步升级而不断强化。相反，在“平顶山”里，对手的厉害、宝物的霸道，都不过是提升游戏趣味的必需，只是在增加故事的欢乐气氛，从不曾减低孙悟空与妖怪周旋的盎然兴致。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种特别的情况全都归因于一件事：所谓“平顶山斗法”完全是修行者自主选择进行的一场深度的自我思想改造。它以全面和谐为目标，要消除思想意识内在深层的矛盾冲突，达到整合统一，实现“本性圆明”。因此，过程中一切都是可控的，或以不失控为度。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乃是因为，深度改造的任务，绝非朝夕之功，要持之以恒，有坚定的信心，有跑马拉松的耐力和“续航力”，也要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能动精神，不畏惧、不松懈，不跑偏，不焦不躁，耐心周旋：能及时发现新的可能性，识别并抓住，精准出击，决不盲动。观音和老君的特意安排、日值功曹的提前告知，都提示了这一点（自主可控，即妖怪没有真正的主控权。正如通常情况下，任何自我改造不会让自己发狂；任何企业的自我革新，也不希望造成局面的大混乱）。而从心理上讲，修行人的自控，首先就很醒目地表现在孙悟空主动安排猪八戒巡山，并放任他被妖怪抓去，即“莲花洞木母逢灾”。
“木母”一词，点明了它指的是心理意义上的情绪本能，不仅是指猪八戒。“灾”，具有“命里注定”的意思：该有此一劫。那是什么躲不过的倒霉事呢？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就是说，吃苦，忍受一定的痛苦，是赢得美好的必要代价。对于人的情绪本能、身体本能来说，这是躲不过的“劫”和“灾”。对于理智来说，这是绕不过、省不掉的过程。古人的一个说法有几分应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不过，孙悟空尚不知道这个“谋”该有多大，只能走一步看几步，能做的先提前做起来。这便是孙悟空对八戒一番看似无情和顽皮的安排的本意。换言之，把八戒“送”到妖洞里，就是要一直感受问题的存在，并告诉自己：不许叫苦！说到底，苦是自己选的，也终究是吃得起的。而且，结果也是美好的。因此，说起来，是吃苦了，但这里终究是吉祥之地。所以，妖洞也叫做个“莲花洞”，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体现着宝相庄严，正代表了修行人突出的自律精神。
俗语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古典文化中，适度的禁欲、自律是做人的基本要义。对于修行人则更要严格许多。莲花洞里的二妖，之所以是妖，就在于他们打算放弃修行和自律，走捷径，以某些现成的、却可能已过时的思想充作大道，完成思想、信仰建设。故事里，妖魔说：“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寿长生，我们打甚么坐，立甚么功，炼甚么龙与虎，配甚么雌与雄?只该吃他去了。”具体说，就是不追求本性圆明，不追求根本性的超越，而只取现成流行的道家“返本还原”或儒家的“中庸”，作为修行的鹄的（因为，唐僧到现在还是个保守的教条分子，固守着旧思想、旧观念）。这样的放弃与选择（趋乐避苦），看似稳妥捷径，实则是坐井观天，失去真正自由的绝路。真正的自由总是与高度的自律紧密相连的（两者的深刻联系，咱们要到第50回“金兜洞”再细加探究了）。自律不是简单地遵守既有的道德律令，而是真诚地给自己“立法”并严格执行。孙悟空从“大圣”到“行者”的身份转变就是最好的例证。孙悟空能在这里撒开了“玩”而又不乱性，分寸感十足（比如，在压龙洞前为了自我尊严的牺牲而痛哭，是一个明证），当然与他的突出的自律性是分不开的。
12、能苦中作乐，才是真能乐
由于日值功曹的提前示警，孙悟空自然便要开始做规划、定预案了，也就是调配资源、分派任务、制定规矩。这些恰恰就是“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作者用“提前示警”一招，便不显山、不露水地全面激活并展示了“操作系统”的基本运作模式，可谓十分巧妙。既然名为“系统”，必然有诸多子模块。比如，孙悟空给八戒派活儿时，就描述了两个“子模块”：“看师傅”与“巡山”，并说明了两个模块的基本工作内容与相应的流程和标准（俗谓之“套路”，无贬义）。生活中类似的，如饭馆点菜的套路、医院就诊的套路、网络购物的套路……。这些套路其实就是它们背后的整个体系（或饭馆、或医院、或网购平台）与其服务对象（客户）互动的标准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操作系统”事先内定好的。当然，“操作系统”是人为了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目的决定了“操作系统”的“调性”（服务方向），而编制具体“套路”的人（对于手机、电脑来说，这个人通常是“程序猿”）决定了套路的风格。人们从每一种套路模式中，不仅可以体会到“操作系统”的调性，也能感知到具体套路应对客户的风格，进而揣摩到“程序猿”们的“猿性”。
自然，自诩为“老把势”的孙悟空早已摸透了自己这位“猪队友”的套路：偷懒——睡觉——撒谎——蒙混过关（如此不自律的“调性”，简直与二妖是一路的，也难怪该他进洞了）。而孙悟空自己的套路风格还是恶作剧式的（直男的无情+高傲者的蔑视+顽皮）——玩的是“钓鱼式执法”的套路：挖坑、跟踪、查证、审判、惩戒。其中，虽是满满的“正义”，却是不大仁慈，不够人性化。因为，孙悟空自己的“猿性”还有待于更加“人性化”呢（要到“红孩儿”之后了。而在此刻，他对于“调性”是没有特别选择的，如果让他参与分食唐僧肉，似乎也能“随缘随喜”。当然，在修行的意义上，“孙悟空吃唐僧肉”，是指修行者对旧思想理论的合理继承）！
好在，这一切不“人道”，前面说了，都是修行者对于自己做的事前心理准备、心理建设和自律，只求做到：事中不叫苦，咬牙挺过去。对自己粗暴点也是可以理解和必要的（比如，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又比如，“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些都离不开自律、主动的吃苦精神）。但这种“粗暴”是有限度的。作者在故事中没有明说的一点是：“看师傅”和“巡山”不是二选一的活儿，其实都是八戒的任务：“巡山”是去感受挑战的难度（置身其中）；“看师傅”则是忍住不叫苦，但要保证不出事儿。至于饿了、黄了、瘦了，只要程度不严重，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的标准就是，在更新、升级“操作系统”期间，持续地承受一定程度痛苦的煎熬，还要保持感觉的清醒、适度的敏感，还不能发生“死机”、“瘫痪”，保持“系统”正常且积极的运作。这就是十分关键的“看护”任务（显然，猪八戒在妖洞里的表现还是及格的。这个后面再说）。而“看护”任务所需的资源就是敏锐的感觉。这里的难度在于，感觉既不能太敏锐，也不能太迟钝。太敏锐了，在问题上还没取得进展呢，就缩回来了，那就白忙活了；太迟钝了，眼看系统要“死机”、要崩溃了，甚至出危险了，还不知道收手，那就有大麻烦了。这就有点刀尖上跳舞、高空中走钢丝的惊险劲儿（类似的，某些脑外科手术中，医生会要求病人进行交谈甚至弹琴，以确定手术没有破坏大脑的正常功能）。所以说，这是比道德律令更高级的自律。
然而，“操作系统”的问题与大多数系统性问题一样，具有根源性的影响，总要体现在方方面面、时时处处。导致前进路上，处处遇雷，遍地是坑，天罗地网，难逃难避。所以，功曹才提醒孙悟空要“腾那乖巧，运动神机，仔细保你师父；假若怠慢了些儿，西天路莫想去得。”要勇于前进，又要（根据感受）及时转向，随机应变，灵活应对。这种精细的操作，要求用理性驾驭感性，而不能片面地跟随感性。如果全凭感觉办事，或者过多依赖感觉，就会象八戒初遇妖怪时这样：“原来是道路不平，未曾细看，忽被萝藤绊了个踉跄。挣起来正走，又被一个小妖睡倒在地，扳着他脚跟，扑的又跌了个狗吃屎；被一群赶上按住，抓鬃毛，揪耳朵，扯着脚，拉着尾，扛扛抬抬，擒进洞去。咦！正是：一身魔发难消灭，万种灾生不易除。”
这种高难度的挑战，挑战者没有一点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显然是不敢尝试的。而孙悟空，恰好就不缺乏这种精神——视困难如游戏。这一点，尤其在更新“操作系统”的事情上，是极其关键的。孙悟空就自夸：“不打紧，不打紧。我们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发发儿就过去了。”孙悟空的这点精神，其源头中，必然包括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豪迈气度，还有庄子的“鲲鹏展翅扶摇九万里”的逍遥气质。不过，发豪言、说壮语是容易的；要真刀真枪地解决问题，还必须胼手砥足地干出来、拼出来才行。象孙悟空这样玩一样地就把问题一个个解决了，那只能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是作家为了实干者们鼓劲、打气、加油而特意创造的象征寓言：玩，是表象、“面子”；开心，是上的油彩；征服艰难困苦，才是“里子”，是作者对人生的真实事像与心像的象征性、艺术性描摹。
13、“风险”提示
看到如此慎重的准备功夫，咱们恐怕也能更明确地意识到，更新“操作”系统的议题，应该不是诸多一心忙着张罗吃饭、过日子的人们会感兴趣的。一来，操心这种复杂的问题太费神；二来耽误挣钱、吃饭、过日子。洞里的妖怪也怕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事先就做出了提醒：“兄弟，你有些性急，且莫忙着。你若走出门，不管好歹，但是和尚就拿将来，假如不是唐僧，却也不当人子。”一般和尚只知道照本念经，根本不会生出动“操作系统”的念头，犯不着惊动他们。本妖已经采集了唐僧一行的人脸“大数据”，可以精准捕捉的。这妖怪的确是很专业的！对付一般人绝对都是降维打击的碾压态势，以致于妖怪都不愿随便向平常人等暴露自己的真正实力。
所以说，那些热衷踏实过日子、时不时喝酒、撸串的人，就不要老是惦记“诗和远方”了，远方的妖怪不是你想遇上的；那些有些情怀、心中向往“诗和远方”的人呢，就在家周边的小山、小河边探幽访庙就可以了，别“说走就走”，去远方未知的莽莽山林里当任性的“驴友”，等到被人用担架抬回来，就真的“不当人子”了；而那些铁了心要征服（或说见识）远方的人，就做好觉悟的功夫，好好与平顶山的这伙毒魔狠怪恶战三天、三月、甚至三年吧！为啥可能是三年呢？因为时间短了，根本不够你“死”个十回、八回的。
14、开杠
话说，抓住了八戒、闻到了腥味的妖怪彻底盯上了取经队伍，反过来就是说，那些投身思想“远方”的修行者们已经清醒地置身其中，直面旧思想的无边的“巨网”（即妖魔）了，修行者又会先被哪根“网”线粘住呢？
前面咱们提过，“操作系统”是有“调性”（即服务方向）的。调性相同的人，才能凑到一块儿。既然唐僧是个“打卡慈善家”：逢善必慈，那妖怪就要“秀”出相同的调性，才能接近他。于是，这拴人的第一根“线”就是善。妖怪首选的策略是“善图”——“不可恶取，……只可以善去感他，赚得他心与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计，可以图之。”“以善图之”，就是打“正义牌”。有句常被人说起的道德格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要识破这些漂亮的谎言，真心不易！否则，就不会有尸魔白骨夫人作祟了，善良的人们也就没那么多、那么轻易上当受骗了。更不容易的，则是拆穿谎言，避免人们受骗。因为，那些闪光动听的名义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尸魔，蛊惑着人们的心智，蒙蔽了人们的双眼和判断，才让知情者无法畅所欲言，揭穿骗局（说多了，反倒要招致众人的反感、疏远），于是，孙悟空们往往不得不违心地陪着妖魔演戏。
但孙悟空的调性可不算是什么“善性”，而是“霸气”，只求碾压对手。让他温情款款地象个护士一样伺候伤病者，那真是选错了人。唐师傅意识不到这点，沙僧却是门儿清。“沙僧笑道：‘这个没眼色的老道！我驮着不好，颠倒要他驮。他若看不见师父时，三尖石上，把筋都掼断了你的哩！’行者驮了，口中笑道：‘你这个泼魔，怎么敢来惹我！你也问问老孙是几年的人儿！你这般鬼话儿，只好瞒唐僧，又好来瞒我？我认得你是这山中的怪物！想是要吃我师父哩。我师父又非是等闲之辈，是你吃的！你要吃他，也须是分多一半与老孙是。’”
然而，接下来的对话，立刻让唐师傅反感起来。“行者道：‘你既怕虎狼，怎么不念《北斗经》？’三藏正然上马，闻得此言，骂道：‘这个泼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驮他驮儿便罢了，且讲甚么‘北斗经’、‘南斗经’！’”我佛家讲究的是以慈善渡人，你讲道教的法术救命，（明显调性不合），是几个意思！？想唱对台戏！？孙悟空不敢硬怼师傅，只好转向妖怪说话。“行者闻言道：‘这厮造化哩！我那师父是个慈悲好善之人，又有些外好里（木+牙）槎。我待不驮你，他就怪我。驮便驮，须要与你讲开：若是大小便，先和我说。若在脊梁上淋下来，臊气不堪，且污了我的衣服，没人浆洗。’”我把你这个假装“慈善”的“操作系统”装到老子自己的手机里，你可别给老子乱下载安装app，弄些有的没的，坑老子话费或是损害老子名誉，我可要举报你的。那妖怪自然是接着装好人，承诺不在暗地里做手脚。“那怪道：‘我这般一把子年纪，岂不知你的话说？’”“行者才拉将起来，背在身上。”这样，假慈善的“操作系统”算是安装到孙悟空身上了。
可这样毕竟是调性不合——孙悟空（比如网络上的自干五们）的“草莽霸气”对唐师傅生硬而矫情的真慈善也才刚腾出点空间来，意思意思；现在，再添个假慈善，怎么能顺气儿呢（系统不兼容，手机肯定很卡呀）？孙悟空就要卸载妖怪的“系统”。妖怪哪儿肯呀？他便遣来“三座大山”“正义”地镇压，让孙悟空动弹不得。具体是哪三座山呢？书中说是：须弥山、峨眉山，再加一座泰山。笔者曾见网上有位网友指出这三座山分别是佛教（须弥山）、道教（峨眉山）和皇权（泰山）。这是很有见地的。须弥山和峨眉山代表的是思想上的压制，泰山则代表政治权力的压制。思想上的对立，还有辩论探讨的空间：故事中说，孙悟空肩头扛了两座山还能飞奔，意思是指修行人还有信心、有能力“舌战群儒”。可一旦权力介入进来，“那大圣力软筋麻，遭逢他这泰山下顶之法，只压得三尸神咋，七窍喷红”——立马挣展不起了。
就好比说，网上有争议的话题，有些有手段的机构或“大V”，先是动用自身资源，再是利用“水军”反复打压对手，最后干脆鼓动平台封杀对手。这最后一招，就相当于泰山压顶。好在，这平台的权力只是妖怪私下“勾兑”出来的，皆因妖怪的段位高，勾兑的手段厉害罢了。所以，平台最后还是害怕事情无法收场，自己将来要吃“瓜络”，就主动给孙悟空“解封”了。由此可以看出，大环境才是决定权力为谁所用的关键，这是有绝对刚性的。
15、刚性的解锁与回归
孙悟空究竟是怎么从三座大山底下解脱出来的，其实，作者是没有明说的。故事中说，是山神、土地畏惧大圣威名，而主动移开了大山。这只是结果，而非真正的经过。实际上，这里面隐含着故事中最难理解的内容，需要仔细拆解一番，否则，故事就只剩下热闹了。
从三座大山下解脱出来，包括两个层面的解放：政治（或行政）层面的和思想层面的解放。前者只能依赖“有司”（今天说是“有关部门”）。比如，如果作者因言获“罪”，就须“有司”来开释其“罪”。故事中，山神、土地主动移山，就是这方面操作的象征。这一解放，相对而言，没多少好解读的，都是“有司”的操作，修行者能下力的地方不多或不重要。如果有官方文件，参看即可（只可惜没有）；而思想层面的解放则是修行的重头戏。如果这上面不过关，修行就是白耽误工夫。而过不过关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试想，原本，孙悟空在“操作系统”上只能盲人摸象、亦步亦趋，相对于居高临下、可随意把玩“操作系统”的妖怪，是居于弱势地位的（参见之前孙与日值功曹的对话内容与解读）。怎么他从山下刚一出来，就马上能从容占了对手的上风呢？这其中的转圜，就是需要解读的重点。
由于孙悟空被三座大山给“欺负”惨了，以至他在山下只能哀叹自己之前行事太高调了：“‘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叹罢，那珠泪如雨。”然而，转过头来，当他得知妖怪竟能随意支使山神、土地、调遣大山时，一个重要而关键的问题自然就冒出来了。
权为谁所用？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是由文明的基本理念（其中也包括对权力的定义）决定的。这是权力的刚性的源头。
这里首先要明晰一个重要观念：文化与文明的区别。
（1）文明的含义
粗略地说，文化是人们自主赋予生活的稳定而普遍的样式；而文明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的能给人们带来普遍而满意的幸福的总体安排。所以，文明是有重要的标准要求的，即普遍的幸福。也因此，文明是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的，当它不再能带来普遍幸福的时候。而文化则不会发生危机（比如，当一种语言文字将要消亡，当一种技艺或艺术能力失传，并不会引起普遍的焦虑或担忧）。对于文化，人们只是自主地选取或放弃，就象换件衣服、发型、餐式或婚礼仪式，诸如此类。故，文明是自带“刚性”的，为的是维护普遍的幸福。换言之，文明的善是“有牙齿”的。而文化的善似乎只有浪漫。最典型的现象就是文化通常可以随意喜欢，自由撷取；而加入一种文明则需要满足一定的资质：要么入教，要么入籍（如国籍、户籍）。比如，在中国过去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存在着明确的城乡二元结构，想要完全享受城市文明，得取得城市户籍。
打个形象的比喻，文化是给生活涂上一种色彩，而文明则是给生活建一所房屋。房屋是必须要有明确归属的，并且，要有一定的能力来保证归属的恒定。因此说，权力的唯一作用就是保证文明这所“房屋”可以让真正的主人居住。而“三座大山”在正常情况下的意义便在于维持“房屋”的归属和坚固。“三座大山”是任何一种文明的必需、“刚需”。用中国话讲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古代造城，乃至造万里长城，是造物质的“三座大山”；而社会的道德、意识形态、法律等则是精神和制度的“三座大山”。无论哪一种，都怠慢不得。轻忽了，“房屋”就会垮掉或慢慢烂掉。近些年许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苏联的解体等，都是精神的“三座大山”被他人攻占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座大山”不仅守护着金山银山，更守护着万里江山。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但普遍地文化意识不足，更缺乏明确的文明意识，以为那只是个人自由范围内的事情。许多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可说是随性、随意、迟钝、麻木，任人摆布，随声附和，甚至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自觉的文明意识，就是文明大门上的一把锁。文化可以开放，文明则要“门户小心”。当然，“小心”是有标准的，不能变成“小心眼”、狭隘自私。因为，文明的要旨是带给人们普遍而满意的幸福。如果“门户小心”弄成阶层固化、利益固化（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一国之内），那就是金角、银角大王的做派，就会招来孙悟空做对手了。
孙悟空当然不会和金角、银角们讨论文明不文明的问题，他在意的是权力为谁所用的问题。而权力，也是有文化和文明属性的。
（2）权力的属性
在西方文化中，权力就是力量、实力、power，即拳头硬就有权力。有权力而有权利：凭实力赢得利益，然后可以分利。而只有有实力的人才可以参与分利，这才叫权利。至于没有实力的人，既无权力，也无权利。这是赤裸裸的野蛮，毫无文明可言。所以，为了掩盖野蛮，现代西方又抛出了一套虚假的观念体系：人人生而平等，吧啦吧啦……可实际呢——西方妇女至今在婚后还要随夫姓，美国妇女到上世纪60年代才获得投票权，美国黑人要经过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对待（也只是名义上的平等，否则又何来的“黑命贵”运动呢？），等等等等。文明的外衣，野蛮的体魄，这是西方的“双标的”权力观。而重视科学技术，也正是这种权力观念的一个必然（科技能增强实力，即拳头的硬度）。这样说起来，野蛮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发展科技上会更卖力。
中国的权力观是另一种景致。“权”字的本意，通俗地说，就是指“秤砣”。俗话说，“秤砣虽小压千斤”。权之所以管用，在于有相关的体系（今谓之“平台”）——称杆、提钮、称钩、准星（刻度）——可以放大作用力。如果从力的放大的基本原理上说，这个体系叫“杠杆”，核心的要素就两个：直杆和支点。它们也是权力可以撬动更大力量的根本所在。什么是权力的直杆呢？就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什么是支点呢？就是“义”。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中国文化一直是恪守整体观的。恪守整体观，要求人看事情，要看透、看全，才有妥当的判断和处置（比如，为了确保对一个人看透、看全，就要“盖棺定论”）。而不坚持整体观的人，则会受欲望、压力、各种偶然因素的左右，而随波逐流，最终必然被现实淹没、挫败。可以说，恪守整体观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乃至万年）的最核心关键之一，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论。
那么，看透、看全会怎样呢？
在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丁伟和孔捷都当上了军长，又一起在军事学院里深造，他们在里面学到了一条重要的战略原则是一句古话：“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而看事情、看问题能看透、看全者，才有能力“谋万世、谋全局”。
现在流行一句“鸡汤话”，大意是：真正的勇敢，是在看透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我真的很好奇，这是什么奇异的勇敢？生活欺负了我，我看清了这一点，然后，继续挣扎着活下去。这充其量叫弱者的韧性，再拔高点，叫顽强的生命力，也就这样了。哪里敢称勇敢！如果这也配称勇敢，那战士们都该洗洗睡了。再进一步，如果所有的人都如此“勇敢”，如此热爱苟活，而没有人或少有人象个战士一样真正地去战斗，那生活还可以让人看透一千次、一万次，也看不透它变本加厉的黑暗。所以，苟活就是纵容黑暗。心甘情愿当一个弱者，还想拥有幸福，这样的人真的看透了生活吗？因此，这句话必须要改一改：真正的勇敢，是在看透生活后，去积极地战斗、创造、建设，然后，再谈热爱，否则，连值得热爱的对象都没有——去热爱糟糕的生活？这“勇”的又是哪门子的“敢”啊？你确定这不是变态、异化？假如，非要现在就热爱生活，那也该热爱战斗的生活，如同孙悟空喜欢降妖一般，而不是热爱苟活。
一个真正把生活看透、看全的人，会是生活的铁杆“粉丝”、热爱者。本来嘛，即便单单身为一个生命体，只要身心健康，吃嘛嘛香，热爱生活是再正常、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他（她）爱的是正常、自然的生活。中国文化一个好的地方就在于，始终明白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是自然生活的样子，没有特别目的的样子（老子就说：无为而无不为），不需要做“人上人”，不用去“天外天”。海子的诗里，有几句是对的：“春暖花开”、“喂马劈柴”，但是，不需要“面朝大海”。真的不需要。“面朝大海”是多出来的，是“有为”，是不自然。我还是想再多说一遍：生活是无目的的。中国人有句人人知晓的俗话，道出了这一真相，叫：“民以食为天。”老子则说的更明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不是要人自闭，而是叫人不要有“机心”。而生活原本就是如此的。但人与人的关联却会使某些细微的改变或差别被放大、强化而加强，产生不平衡，生出更多的欲望、追求，导致总体的不平衡。这就需要权力出面来恢复平衡。
古来流传下的尧传舜的治理天下的心法“十六字真言”，说的就是关于平衡的事：“人心惟危，道心为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就是那根杠杆的直杆，容易倾倒、失衡；道心就是义，就是那个支点，它正确的位置很微妙，不易放准。办法就是找准位置；摆直人心，直直地把握（即让杆平直不扭曲），让支点对准中心，从而让杆平衡。而平衡的生活，就是无目的的生活。不是没有目的，而是让种种目的，彼此平衡起来，让生活总体上宁静安详。上古神话说什么天缺地陷，女娲补天。而本故事中，银角大王介绍过，老子化身女娲补天，就是说生活失衡，需要用一些办法加在失衡的一头（补天），使杠杆平衡。而“葫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则所谓“葫芦”就是从思想上调节人们的欲望，恢复社会平衡的办法，这是葫芦的“正根儿”。作者在这里可没有瞎说。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权力就是社会自我维持平衡的关键力量，是公器。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故又有“替天行道”，确保了公器公用，维护社会的总体平衡。“治大国若烹小鲜”，没事别乱动，别扰乱了平衡。而妖怪私用“三座大山”，就是破坏了公器公用的原则，罪行严重。但妖怪却认为，这是本事、是自由。究竟是什么？
（3）山、葫芦与自由
三座大山的形象，代表了一个文明、一个社会确保自身内部稳定的力量，即思想的掌控与政权的稳固，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器，是很严肃的事情。孙悟空的态度表明，他其实是尊重这种力量和安排的。这一方面，是因为500年的镇压，让他有了足够的体会和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刚刚在宝象国，解决了黄袍怪后，彻底丢掉惟我独尊思想的结果。因此，孙悟空也就没对它们再下工夫，即不想染指公器。但这并不等于不追究妖怪对三座大山的滥用。作者通过转换，由两个葫芦和一个净瓶给替代了“三山”，一则，将修行的重点转移到思想层面，聚焦于自身内在的认知改造，深化对“操作系统”的理解；二则，借此来彰显妖怪思想上的罪行，并通过孙悟空与其斗法，来惩戒妖怪和止恶。
三座大山不仅有暴力的内容（政权中的暴力机器的部分），更有文化的“内力”，通过塑造人的“操作系统”，用有形与无形的力量，规范或塑造每个人，或说“赋魂”于人，即给人“安装”“操作系统”。这就是前面说的葫芦的作用之一。妖魔对葫芦的僭用正是其邪恶之一。
① 自由是谁说了算？
前面笔者提出一个观点，即事物的本性存在于该事物与环境的关联体中。这是有一定哲学和基本事实依据的。比如：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事物总在发展变化等。特别是关于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关联起来的，脱离具体社会，谈人的抽象本性，就好象在真空中研究鸟一样，这只不幸的鸟将既不能呼吸（会死），也不能飞翔了。
近来有一句口号很“火”，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话，人在郁闷时，吼一嗓子，很爽；把它当烈酒刺激一下喉咙也还行。但要拿它当饭吃，还得斟酌斟酌。首先，地球上有一件事，到哪儿都是躲不开的，叫做：地心引力或（重力）。一个物体质量越大，重力就越大。类似地，人在社会中，也有“社会引力”：比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比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比如“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比如树大招风；比如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或人微言轻）……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一个基本事实：人没法只管自己走路，社会其实早就给人划下了无数的道道，想自由，先问问社会答不答应。
所以说，人与社会是高度相关的。用中国话说：没有国，哪有家？例如，在百年前，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是：面黄肌瘦，脑后拖着条大辫子；或是裹个小脚，穿着旗袍，走路风摆杨柳，柔弱无力。然而，1949年后的中国，特别是经过朝鲜一战之后，“病夫”的帽子就被掀翻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就此确立，谁还敢小瞧中国，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了。那是中国人“变性”了吗？不是啊！是社会变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从“三座大山”统治的暗无天日，变成了以“天下大同”为理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东方红”了！于是。“人民万岁”了！“六亿神州尽舜尧”了！这不正是另一种样式的“橘生淮南”吗？
社会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否达到了影响本性的程度呢？让我们从更基本的生物学改变来看几个例子：比如，人类的驯养、驯化、改良将狼变成了狗，将野猪变成家猪，将野生稻子变成高产稻、超级稻。再如人们将植物种子带上卫星或太空舱，经宇宙射线照射而变异，或在实验室里直接转基因，甚至给人转基因也并非不可能。可见，环境、社会作为生命和人的诞生地，当然具有影响生命和人的本性的力量（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了人。这“劳动”当然是在社会中的劳动，而不是私人的劳动）。人或生命能选择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尊重、顺服或抗拒这种力量。古典时代的人们通常是顺服的，现代人则要求自由。只不过，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还在于各人各家的解释，这就难免有种种混乱了。
想要“由我不由天”的话，咱得清楚，最多能选一、两点，来“由我、不由天”（即抗拒），其余大部分得认命、“由天”。自由议题上的混乱，大体就是因各家选的那一、两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一个人觉得可“由己”的问题，别人却觉得该“由天”）。如，有人看重物质，有人注重精神，有人重视集体安全，有人偏好个体自决，等等。其实，不管怎么选，在大局上，自由，终归是社会可能给予的自由，不是自己可以随意的自由。富裕的社会，能给的自由就多一些；反之，自然就会少许多。古人的顺服，多半就是因为物质条件不足以支撑许多人的自由，只能满足少数人享受“人上人”的待遇。今天谁还执意去追求“人上人”的快感，其思想意识，应该被送进博物馆展览展览（当然，现在的互联网似乎更便于展示），让众人好好“围观”一下。
但古人同样需要可以自主的感觉，这就要靠文化的“赋权”了，即让现实合理化，也能让人满足。比如，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知足常乐”。这样把人生的际遇归结于神秘的不可抗力，大家都一样，就能安心于各自的命运了。每个时代，都要找出这样的决定性力量，给顺服或抗拒一个合理的理由。现代人把希望寄托于自由、平等，以为这就象在超市选商品一样自由、平等，至少是期待社会能提供这样的自由、平等。显然，人们忘记了，这样的好东西其实是当年的先烈“冒着敌人的炮火”拿血、拿命换来的，怎么就能象用手纸似的随意享用呢？眼里还有没有文化和文明的泰山矗立着呢？
粗略地说，在古代，道家主流的选择是尊重并顺服自然，抗拒人为的、社会的过度的塑造；儒家主流的选择是顺服社会的需要和塑造，而对人自然的本性则区别对待（总体是不与社会相抵触，而不是只有尊重自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而中国古人常是儒、道并用的（进取时是儒家，超脱时是道家。换来换去，更健康、洒脱，起码心里不那么纠结）。
但两家都存在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毛病——假定一个永恒不变的基准（天意或自然），再推导出一套原则和方法，奉为金科玉律，不容质疑。因此，两家都假定了人有不变的天性（道家说是“自然”；儒家说是“仁义道德”）。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就如同主张世上有神灵一般，只能信其有，无法证其无。因为，人只能认识有限，无法认识无限（神是对无限的一个称呼）。而古人相信神灵，是因为他们希望世界能如己所愿，办法就是拜托神灵。但现代人只相信自己，这和古人是一样的形而上学：把自由、把个性当成神的替代品，叩首膜拜。这种相信“神原则”的思维方式就是被装进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葫芦”里给“化”掉了。所以，今天的人在面对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东西时，还是会和古人一样惊呼：“天啊！”这表明他遇到了类似于无限（实则是超出他个体的认知疆域）的东西了。
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必须选择某个绝对的东西（相当于神）来相信，以作为思想、精神的基准、基点（即便是婴儿，也会天然地以本能为基点），否则，人就会成为一个混乱而无法有效行动，并因此无法生存的“裸机”。在一个人的社会化进程中，他也会获得一定的社会理性基点（比如，儿童对父母的信任。证据：日后，人在痛苦难忍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喊：“妈呀！”因为，强烈的痛苦触及或动摇了他的基点了），并由此开始发展与社会有效的互动模式，建构与社会的联结。这个过程，就是逐步获得“操作系统”的过程。老子称为“为学日益”。但老子很清楚，这是一种对人的有限的改造，运用到一定程度，就会“死机”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因为，任何具体的基点，其承载力总是有限的，正是这种限度把人给限制死了，而人自己还意识不到，常会盲目地坚持既有基点及对应的“操作系统”不放（谁见过刀把自己给割了？类似地，一个人拥有了操作系统，他怎么能够不换基点，还用这个系统改造系统本身呢？）。所以，老子才要人“为道日损，以至于无”，才能不被旧道、旧基点、旧操作系统给限制死，不断走出新的道路来，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但老子的这种思想还主要是被道家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而非作为哲学的基准（老子的“道”是“非常”道，是活的，很不容易用）。道家的基准还是以一个绝对物（如自然）为起点的，这就无法避免被其限制“死”，而“死”于其“道”。最终，那些不甘“寂寞”者，只能以成仙升天来构建一个虚幻的无限未来，注定走向瞒和骗。
谁能以“无”作为精神和思想的立足点呢？自然是悟道者、能悟空者。佛家对此也是欣然首肯的。并且，佛家（大乘）有更系统化的思想理论体系来指导修行者达到目标，这就是“真经”。但是，世人有几个能领悟佛家深奥的思想理论呢？于是，吴承恩出现了，他用他亲身经历的独特修行过程现身说法，告诉人们如何去悟道、悟空，并把其在精神世界的亲身经历演义成取经的故事，来阐述这部更为生动、易懂的“真经”。悟空的自由，是精神自主的自由，不是逾越社会和大众的自由。社会对这种自由通常是不了解的，常常会有诸多误会：《西游记》中就有这样的解说：“行者气呼呼的道：‘师父，你不知就里。我等保护你取获此经，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以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寿享长春，法身不朽：此所以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来暗夺之耳。’”（第99回）
② 自由由内而外
其实，老子早就指出了悟道的一般方法和原则，即“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无，也并不是真的归零，而是彻底的圆融、和谐、浑沌，和光同尘，“湛兮似或存”。而这种状态，就是合于“道”。在精神上，则达到一种相对完满的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一幅全景图：二千多年前的老子在《道德经》中为我们提供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结构全图，只是没有明说。原文如下：“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道、德、仁、义、礼”就是人的一个完整、有序的精神结构。
“礼”是人与社会互动的介面，是表面，是面子。孙悟空假扮“倚海龙”跪拜老妖狐，金角、银角跪拜孙假扮的妖狐，都是礼；而孙悟空故意绊倒精细鬼和伶俐虫做“见面钱”，则是孙杜撰出来的“礼”。可见礼有多么不真实。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就是形容礼的虚伪、心的险恶。当然，礼是社交的必需、互动关系的外显、强烈情感的有序释放（如婚礼、葬礼、国礼、庆典等）。没有礼，人也会寸步难行（比如，着装就是基本的礼仪内容之一。老子对着装的态度是：“被褐怀玉”）。
“义”属于理性的认知、判断，它自然比“礼”更靠近人的思想和精神内在一些。“义”的内容则是人与人联合的关键要点（就是“义”字中的那一笔“点”）。通常，人在社会中，必须掌握基本的礼和义。但传统中国文化明显缺失了一块，就是科学知识。就是在懂道理，懂规矩，懂做人之外，还要再加上“懂科学”（但不要迷信“科学”）。
仁是什么呢？孔子说仁是“爱人”，又说：“唯仁者能好（hào）人，能恶（wù）人。”说明仁能主导人的情感走向。它位处的精神结构就是情感态度，这个结构是直接决定人与人关系亲疏的根据。它也更向人的精神内核靠近了。因此，情感可以先于理性影响人的态度，如我们常说的“先入为主”，就是由于情感居于更接近精神“上游”的位置所致。人对事物的判断往往也是情感先行的（如爱屋及乌）。一些西方政客以反智言论将疫情责任“甩锅”中国，却能在西方民众中得到认同，背后的原理在此。所以，其语言反智，但其谋略不仅不反智，而且十分精明，正是利用了情感先行的原理。
类似的，人与人的沟通，也应遵循这样的规律，才能达成好的沟通效果。如家长教育孩子，不要只注意讲道理，那只是在义或礼的层面做工作 。如果孩子对家长讲的道理、甚至对家长本身都有情感上的抵触，理就很难讲进去。这就要上溯到“仁”（即情感）的层面，先沟通彼此的情感，才能打开心门，沟通义、礼。否则，“牛不饮水强按头”，就会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个下场。
事实上，这个原理已经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力量出于私心，而肆意滥用到令人愤怒的地步了！西方政客的“甩锅”，严重恶化了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情感态度，使得身处西方的中国人时时承压，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而在中国，人们则被另一类诡异的伎俩重重包围。这就要进入更深的精神领域来说了。
前面说了情感先行的原理。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爱或恨，或更一般的情感态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说“德”了。德包含了：人对自我的认识、对自己与环境（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对这关系的规划以及通过实践其规划而在自身得到的内外在成果（即人格），这一切就叫德。这其中，人的自我认识以及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共同构成人的（自我）身份意识（如阶级、等级、民族、国别、乡土等诸方面的稳定意识），还有角色意识（亲缘角色、职业角色等可切换的意识）。其中，身份意识是决定情感态度的先决原则（如阶级意识决定了阶级情感）。所以说，空泛地谈论“仁”是虚伪的，必须要明确身份意识，才能知道“仁”是什么成色的。换言之，德是仁的根据，是魂。有什么“德”，就有什么“仁”；有什么“德”，才有相应的道德，就能孕育什么样的道德。
德能解决的问题，基本相当于现代人最根本的哲学上的“灵魂三大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当然，古人的德的内容不同于今人，但原理是一致的，都是解决最根本、核心的问题的。但是，现代人却又不及古人，因为，今人没有任何确定的依据来回答上述三问，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严重的、由于“德”的不确定，而导致的现代人身份先天不确定的问题（身份自由的问题）。
今天，有一种相当恶劣的“身份政治”，刻意利用身份的先天不确定性，来营造人的异样的身份意识，从基础层面破坏人与人的联合，并孕育种种异样的道德、另类的“仁”，来肆意冲击社会的道德体系，达到解构道德的险恶目的，并最终服务于解构社会的阴谋。在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文化极力地竖起一道道身份意识的藩篱（如种族、性别、性取向、环保、动保、“X命贵”等等等等），挑动人群的撕裂。
在我们身边，这类破烂玩意在我们身边也早已遍地开花，花样翻新：从无事生非的身份标签，如“XX后”（80后、90后、00后……）、“XX星座”，到见缝插针的等级标签（金主爸爸、富二代、穷二代、高富帅、吊丝、失败者loser、X渣、X霸、女神、剩女、单身狗、各种“鄙视链”……），再到夸大其词的行为标签（“拖延症”、“路怒症”、“直男癌”、“吃货”、“剁手党”……），还有带人跳沟的情感异化（蔑视英雄、“包”治百病、粉丝愚忠、饭圈、“精日”、“精美”等等）、精致利己的责任异化（“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国不爱我，我不爱国”……）、生活哲学异化（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小确幸”、“不要大国崛起，只要小民尊严”……）、人格异化（物化女性、神话成功者、贬低平凡者）诸如此类，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的综合效果就是导致社会的隔阂、割裂、互不相通，纷争四起，且根本难以消解。
如今，玩弄这类身份政治的伎俩已经被人民所唾弃，并且，其手法也被人民逆用——“打工人”的出现，一举扫除了资产阶级的网络传媒机制强加在人们身上种种虚妄的标签，以相似的方法初步回击了恶劣的“身份政治”的操弄（只不过，这还只是一种自居于弱者的反击）。反过来说，所有的“身份政治”的玩法，本质上就是不仁，是破坏人与人的联合，好方便背后势力下手，谋利谋权。
这种现代版的“葫芦”与“净瓶”，同样是要人自愿相信，才起作用的。这就相当于妖怪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得答应一声，才能把孙悟空吸进葫芦里去。实际上，现代“妖怪”玩这手已经相当高明了，绝对堪称“把势”。比如电信诈骗，就是钻空子，利用各种你容易相信的借口（借助准确的个人信息）骗人上套。而某些势力操弄舆情，误导大众，已经侵犯了社会公器，危害极大了。《西游记》中，孙悟空被三座大山压倒，就与此相类似。吴承恩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打下了深深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忠孝思想烙印，以及其他价值观念的印刻。其中，有许多是已经变成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东西了。这些思想垃圾被诸多自私的势力用来操控舆论、影响社会发展方向，不仅阻碍人的思想解放，更阻碍社会的进步，威胁社会的根本稳定和全体的利益福祉。但由于这种操弄利用了“主流”的思想观念，显得“毫无”问题，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正视和重视，更无法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越来越恶劣的局面，使社会日益走向深渊。吴承恩原本试图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的注意，但得到的大半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式的下场。于是，他不得不沉下心来，从根本上寻找问题的出口，从而发现了人们思想上深藏着的种种“尸魔”一般的有害垃圾，才是令社会陷入困境（即“厄”）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吴承恩才着意关注于消除人们（首先是他自己）头脑中腐朽的文化思想的有害影响。因此，他在这里依旧很明确地转入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以葫芦来隐喻妖魔对大众思想的操弄。
故事中，当孙悟空从山神、土地口中得知妖怪遣山易如反掌后，他具体是这样反应的：“行者听见‘当值’二字，却也心惊。仰面朝天，高声大叫道：‘苍天！苍天！自那混沌初分，天开地辟，花果山生了我，我也曾遍访明师，传授长生秘诀。想我那随风变化，伏虎降龙，大闹天宫，名称大圣。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唤。今日这个妖魔无状，怎敢把山神、土地唤为奴仆，替他轮流当值？天啊！既生老孙，怎么又生此辈？’”老孙本领高强，却也从未想过把权威当破鼓瞎捶、当“哈喽Kitty”一样随心所欲地搬弄。这些妖魔怎么这样不讲规矩啊！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很准确地点出了孙悟空的自我身份意识（“德”的一部分），也就表明了孙悟空对社会的基本情感态度是：认同并愿意合作、顺服。即孙行者原本并没打算改动自己头脑中“操作系统”设定的“服从权威”的规矩。因为，他其实尚未进入对“道”的探究阶段，仍然是个“行者”，处于“天然”地默认旧“道”、并在旧“道”的范围内、认真进德修业的进度中（他在道德上的欠缺还是太多了）。
然而，妖怪滥用葫芦，愚弄天下，其丑陋、自私的行径彻底打碎了“权威”的设定，把旧“道”置于十分可疑、乃至毫无信誉的地位上，等于废掉了孙悟空（吴承恩）以往所坚守的基点，也包括其“德”（身份意识）。孙悟空，才会喊出一声“天啊！”——这是一脚踏空后的失落，以及忽然没了立足之地的惶惑。通常，人处在如此境地，会陷于痛苦、迷茫，不知所措。但作者已经“替”孙悟空经历了完整的“痛苦——反思——觉悟”的漫长、艰辛历程，并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解放。体现在孙悟空身上就是他有着“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的抗挫能力，自然已经超越常人，其应对之道，也就更有反击力和攻击性——孙悟空要在这个“项目”上跟妖怪们好好“玩”上一会儿了。
③ 玩得既严肃又有趣，是一种本事
“玩”的意义有三个：1、探索对象，2、探索关系，3、构建关联。在这三个意义上，“玩”的共同行为特征是：尝试各种角度、可能性，开发潜能（对象的与自身的）。所以，玩有建设性和（助）成长性。因此，当权威倒塌、基点丧失后，玩可以作为一种既严肃又积极的过渡行动，能最高效地重建某种短期的权威认同和关联（或以自己为权威：师心自用；或找到新的相对合理的权威），及时找到新的立足点，前提是得有玩的心情，这显然比哭天抹泪、怨天尤人要健康得多，内心也强大得的。所以，这种“玩”需要本事和实力的支撑。孙悟空正好有“玩”的资本和兴致，也就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极佳的观赏机会，去看一看，在权威共识缺失、社会思想基点坍塌后，一个思想和精神健全、健康者，如何积极摆脱反动权威的残余影响，回归精神家园。
孙悟空的的第一个本事，也是吴承恩的第一个本事，是他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能够理清历史的脉络，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见下）。
历史是权威的重要源头。一种错误的历史描绘，足以颠覆权威的合法性。所以，有位伟人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同理，虚妄的权威必定要依附虚妄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是经不起真相的考验的，只能依靠更多、更大的谎言来支撑，最终，必然走向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阻止人们去看清真相，找到真理和真正的权威。这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便是那所谓“霞光焰焰”的二件宝贝：红葫芦和玉净瓶。
妖怪事先交待了宝贝的使用要点之一是“径至高山绝顶”，那就是要占据思想制高点的意思。而妖怪心中的所谓“制高点”也是虚妄的，是依形而上学的空洞逻辑自行推导的，及由教条主义自封的。而真正的制高点是源自历史真实的。这点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显然，小妖，不管是“精细鬼”，还是“伶俐虫”，只会耍小聪明，对制高点的战略及战术意义完全懵懂不通，当不了这样“高端”骗术的玩家，很轻易地就完败于孙悟空手下。而孙悟空对付小妖的好戏，还体现了孙悟空的第二个本事：谋略。因为，作为对生活看透、看全者，才能有高级的“谋”。
“好耍子”的孙悟空先“摇身一变，变做个老真人（道士）”，与妖怪找齐“调性”，随即用所谓“见面钱”的虚构梗，抢占了战术“制高点”，因为，孝敬见面钱的自然是身份更低的一方；接着，再以“饥饿营销法”兜售“度人成仙”的鬼话，占据了战役制高点。鬼话，小妖能相信，是因为它迎合了妖怪们形而上学的癖好，天马行空正是形而上学的“红利”。最后，作者用一面黑旗（指代北方真武）的意象暗示了明朝永乐皇帝的“黑”历史，揭露其权威的真实来历（永乐帝宣称“靖难之役”得真武大帝襄助而成功，故格外崇奉真武，并在武当山大修宫观乃至山顶的铜殿供奉之），从而占据了战略制高点，用所谓“装天”的把戏，狠狠嘲讽了篡位者（永乐帝曾被称为“太宗”，与李世民同一个称号<庙号>，两人都有篡位的经历）的丑陋面目，戳穿了儒家编织的皇帝是圣人的意识形态谎言。于是，旧儒家经心搭建的关于仁义道德的“善”的网线完全绷断了，挂在线上的全部形而上学伦理（君君臣臣之类）和教条主义诫命（忠君报恩等）都纷纷坠地，摔得粉碎。当然，这样的结果只是一个初步的战役性质的胜利，因为，孙悟空还不能就此赢得真正可靠的思想基点，而这也就成为他在下一个斗法环节中的致命弱点，并导致了他的被俘。
④ 心无归属，玩多了，必然会“飘”、会翻车
在第一战中，妖魔因为过于迷信自己的忽悠大法而轻敌，只派小妖下场，导致惨败，连宝贝都丢了。第二战，便不敢再掉以轻心，准备祭出绝招法宝：“幌金绳”。
这样，刚刚丢开了虚伪道德的杂碎，头脑清醒的修行者就该清醒地面对现实利害的考验了。因为，失去了原本坚定的信仰（孙悟空刚失去了原本稳固的“德”，即身份意识，如今是个暂时的“玩家”，甚至可能是个机会主义者），人是很容易跟着现实利益随波逐流的。这便是“幌金绳”（利益诱惑或考验，俗语谓：“说银子傻白，说金子幌眼”）出场的时候。
幌金绳为何在妖怪母亲手里？她为何又是一只狐狸？这个与哲理无关，只与作者的人生经验相关，咱们留到下一章来探究。这里，咱们只关注宝贝本身。为什么孙悟空用幌金绳对付妖怪不灵，而妖怪对付孙悟空却管用呢？故事里说，是妖怪会“松绳咒”和“紧绳咒”，作者真是会玩梗。实际上，“紧绳咒”就是大诱惑或大胁迫，利益诱惑（胁迫）越大，作用越强；“松绳咒”就是“今年过节不收礼”。孙悟空这样的穷和尚能送出什么礼？他的“礼”，谁能看上，谁脑残，您说是不是？所以，孙悟空用“幌金绳”自然不灵。那么，妖怪有什么诱惑能扣住孙悟空（实际是暗指吴承恩）呢？这就要从妖魔出身的阵营说起了。
金角和银角原本是太上老君的童仆，一个管金炉，一个管银炉，本来应该是眉清目秀、恭谨有礼的小鲜肉，怎么却成了头上长角的怪物呢？这应该与他们在“炼丹界”的地位和欲求有关。他们在天上就参与了老君的炼丹活动，也至少尝试过长生修炼，银角就说过：“若是吃了他（唐僧）肉就可以延寿长生，我们打甚么坐，立甚么功，炼甚么龙与虎，配甚么雌与雄?只该吃他去了。”在《西游记》中，炼丹隐喻的就是修行。从修行的意义上讲，童仆的身份标明了与修行相关的一类人，他们在见识、能力与格局上，水准稚弱（仿如幼童），难以独立走完修行的艰难过程（思想上没有获得立足的基点），很难通过修行提升自身境界，但又渴望得到修行的功果，便总想走捷径，立杆见影，自然就会投机与随波逐流。而他们恰恰接近权力与相关的资源，有相当的条件和动机假“公”济私，既搞腐败又搞潜规则。“当婊”、“立牌”还要“封人口”。他们想要出人头地，又不行正道，这便是头上长角。其手段浅薄，行为丑陋，品行低劣，让人没法尊重他们，只想揭其丑，破其势，驱（逐）其身。这是妖怪成妖的实质，也是孙悟空从不正经对待他们，只是一味戏耍他们的原因。而他们所属的阵营，则是掌握公权力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掌握着权力的分配，能向当年的吴承恩提供仕途出路或希望，这便是对作者曾经最大的诱惑。孙悟空被幌金绳捆住，最后还被拴在柱子上受到羞辱，影射着作者自己入仕受辱的经历。
作者以猴子自嘲，又以猴子尾巴和红屁股隐喻了受辱背后的深刻原因。尾巴和屁股指涉的就是人对于利益的贪求。人只要活着，就要吃饭、睡觉、穿衣、传宗接代，就离不开“利益”二字。这就如尾巴和屁股一般无法取消，难以隐藏。而一个人，如果修行不到位，就难免要露出尾巴和屁股来。这是吴承恩对我们所有人恶作剧式的嘲讽，也是他的自嘲，更是对自己和所有人的警醒：修行不够时，记得把尾巴和屁股藏起来。不然，就会象猴子那样“穿帮”了。这个，的确很“吴承恩”。《淮安府志》就指出吴承恩“善谐剧”。本故事中，这个“红屁股”变“黑屁股”的梗就很诙谐、很“剧烈”。而在故事里，向孙悟空发出这样提醒的偏巧是猪八戒，这不是偶然的。当孙悟空假扮老妖婆混进妖洞后，未免太得意、飘飘然起来了（飘也是因为内心无基准），以至于拿自己的同伴搞恶作剧，这不是好苗头。而猪八戒及时提醒、打断了孙悟空的自我放飞。后来，又帮助孙悟空找到了屁股的盲点，起到了“预警系统”应有的作用。正是这样的查漏补缺，使孙悟空不再被幌金绳所制约，把关注点转回到继续深入消除旧“道”残余，求取可靠的新基点上，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掌握妖怪的各种“先进”法宝，超越妖怪的本事，比妖怪更能干（这些斗法情节，都要从修行的意义上去理解）。
对利益的贪婪和腐败，正是统治者丧失权威的重要原因，并致使小妖有样学样，“下凡”来，耍弄宝贝，谋取私利，更大大加重了腐败的危害。吴承恩将这些都清醒看在眼里，再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无疑足够大大更新、改进社会的“操作系统”及其顶层设计。只不过，吴承恩身居事外，更多关注的是个体修养的问题，改进的是自家的“操作系统”（比如把“红屁股”改作“黑屁股”，一笑）。
当然，“操作系统”的改进工作十分繁复，非一日之功。孙悟空改完了“黑屁股”，接着，又遇到了新麻烦。本来，他已经知道了妖怪葫芦的诀窍，应该能避开这个陷阱，可他为何又偏偏中招了呢？
故事中给出的理由是，假名字应该无效。其实，这是孙悟空思想上形而上学思维（形而上学是旧道、旧德僵化的思维模式）的残余，以为名与实是挂钩的，假名没有可供挂钩的“实”，所以，妖怪的宝贝葫芦作用不到自己。然而，从实质上讲，名不与实挂钩，只是指代“实”而已。孙悟空一向重名，认为名就代表了自己的真实社会存在（比如，他当年以为“齐天大圣”就与玉帝平起平坐了），过分看重社会评价（即名），丧失了思想上的自主性。这就等于自己被装进了社会评价的“葫芦”中去了。由此，也可看出，实事求是并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认识方法。你得不断仔细地拂去蒙在眼前的各种迷雾和薄纱，不断磨练自己的圆明本性，直至来到那纯净无染的地步、境界。吃了苦头、教训，孙悟空看来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同样用假象（假象正是妖怪的形而上学思维所期待的结果，所以能骗到他）蒙蔽了妖怪的判断，从而脱困。进而炮制出一个升级的葫芦神话，令对手就范，实现了完全的“还治其身”。而他胜利后的庆祝仪式，也顺理成章以嘲弄形而上学的方式展开：“那山上都是些洼踏不平之路，况他又是个圈盘腿，拐呀拐的走着，摇的那葫芦里郭郭索索，响声不绝。……不觉的到了洞口，把那葫芦摇摇，一发响了。他道：‘这个像发课的筒子响，倒好发课。等老孙发一课，看师父甚么时才得出门。’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口里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这也宣告了被妖怪奉若珍宝的东西，完全成为过时的笑柄、连篇的鬼话。
妖魔玩弄权术和意识形态的鬼花招，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是咎由自取。但他也非自愿地做了一回好教员，促使孙悟空（吴承恩）不得不搞懂这些复杂的玩意，好彻底对这些垃圾货色“免疫”。
在中国文化中，权是离不开“秤杆”和支点（提钮）的。当妖魔把权抽离开秤杆的整体，为私欲随意搬用时，权，就成了平民百姓承受不起的“三座大山”。这是吴承恩以独到眼光做出的智慧创造，可谓入木三分，准确形象地传递出妖魔们颠覆权力秩序的行为特征。实际上，掌权者在秤杆系统中是关键的那一小坨，既是极少数，又是不可缺的关键者。一旦他（们）脱离了那个系统，权自然也会易手，他（们）便不再关键，而只是一小坨。历史上，所有可耻失败的统治者，都逃不脱这个逻辑。
葫芦是思想控制的表观部分，包括舆论、载体（如传媒）和思想逻辑。思想控制的另一块则是内容部分，这是妖魔的另一大法宝：扇子。“扇”即善，就是价值上的正面主张，如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站在这些道义制高点上，连平民百姓说话时，都有充足的底气，何况掌权者，简直想灭谁就灭谁，决无二话。孙悟空不跑又能怎样？但妖魔主张善实是伪善，所以，孙悟空能把善（扇）“偷”走。其实，就是妖魔的伪善被揭穿了。一旦在天下人面前丢掉了道义制高点，“扇”（善）就再难捡回来了。妖魔再想扇风点火就不容易了。如此，孙悟空要在思想上战胜妖魔（即革除自己头脑中旧道德的腐朽残余）也就水到渠成了。这就到了书中说的“本性圆明道自通”的状态了。这还不是“得道”的意思，而是能通向道、接近道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