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标准是奢侈的，在小偷和强盗眼里，就是“犯傻”。当然，在人的眼里，畜牲才是傻的那个。可畜牲不这么认为。因为，牠们不懂，牠们只懂动物性。
但是，如果我们中国人仅仅信奉孝道，也并不比之高明。因为，孝道的内核与“我的”主义毫无二致：我孝敬的必定是“我的”父母、“我的”长辈，而非别人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关注的核心也始终是“我的”圈子的利益（需要）。但这里有一点不同：儒家借助仁义道德、天下情怀，倡导了一种和谐型文明，将家的温情扩展到全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而将中华文明提升到人的高度、人性的高度，而不再仅仅是“我的”圈子、动物性的水平。
基督教也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但终究要求“兄弟”必须是入我教来才行。不入我教，就是异类。所以，基督教文明终归仍属“我的”主义：只有“我的” ，才“真实”存在，才配存在。
哈姆雷特王子的难题：存在还是毁灭，究其实质，是东方文明（人性文明）传入西欧后激起的一丝涟漪，莎士比亚借丹麦王子的故事在思考是否要遵从人性文明而反抗“圈子文明”。最终，王子毅然选择以毁灭自身为代价来打破“圈子文明”的狭隘、窒息和丑陋，从而展现出一抹人性的光芒。
这一抹光芒和中国历史上那些在山巅上、闪耀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芒的仁人志士们比起来，就黯淡许多了——王子只是站在人性文明与“圈子文明”的过渡、交界地带，刚刚出发而已，应该只是站在人性的山脚下。毕竟，他还需要装疯卖傻来掩饰自己的人性的存在，借以在一群动物般存在的人群中保护自己。
而和“乌鸡国”故事比起来，《哈姆雷特》的差距就更大了。因为，乌鸡国故事反思的是儒家的人性方案难以落地的难题——儒家把人性归于天意（如，人之初性本善），变成神话。当神话在明代中后期破产后，人性文明也就开始瓦解了。吴承恩反思儒家的问题，正是试图从理论深层挖出根源，解救文明瓦解的危机。这才是“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的真意。
正是在乌鸡国故事中，吴承恩打破儒家关于人性的神话起源说（源自天意、源自圣人），并试图探究人性如何从动物性中诞生的秘密。这正是第38回开头说：“逢君只说受生因，便是如来会上人”的内涵所指。注意，只要开始探究这个秘密，就是“会上人”了（哈姆雷特还在纠结要不要选择人性的道路呢）。至于找出这个秘密，那是整个《西游记》下半部的“取经”任务。
而且，由于取经人在下半部已经升级到“如来会上人”了，所以，取经人的直接导师也自然换成佛（如来、弥勒、燃灯佛），而不再是观音菩萨了。故观音菩萨在下半部中也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了。很自然，在上半部结尾，观音的工作就是帮助取经人找到探寻人性的起点、起跑线，即天性（参见《西游·奇游》中解析“通天河”故事的内容）。
天性是一个中性且充满生机的概念，已经充分摆脱了旧的道德观强加在其上的贬抑性观念，足以支撑取经人展开新的探索。但是在“乌鸡国”，这天性还被诸多杂质包裹着，丢在废园内，毫无光芒，即我们此处说的动物性，被唐僧贬为“恶人”之性。
这里说的“恶人”之性、“杂质”等，其实就是动物性中的仇恨部分。仇恨源于受苦或痛苦。
痛苦与仇恨
当今世界是这样一个状况：西方借助理性和技术文明，给人类（主要是给西方自己）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可能），但他们只想独霸自由，不愿与人分享。因为他们不喜欢（全世界共享太平、自由的文明前景），因为他们以为这自由是他们创造的（凭什么让别人共享？），也因为他们文明内核的深处还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不自信、小家子气，让他们不相信这自由足够让全世界共享。
前面我们说过，动物性的本质是眷恋（对世界的眷恋），并伴随着仇恨（对世界的仇恨）。而西方尤其显得苦大仇深。历史上，这深重的仇恨令西方人很难团结一致，长期陷于冲突和纷争的苦海。最后，是基督教驯服了这仇恨，给西方人的心灵带来了一丝平和与宁静。“原罪”说和“末日审判”（的可怕前景）是基督教降服西方式仇恨的两大法宝。原罪说告诉西方人：你们的仇恨（和痛苦）是天生如此的，是上帝的意思，人人如此，不必纠结。这让西方人能心安。但末日审判的前景又让他们不能安于现状，必须努力改造自己、赎罪，免得将来下地狱。
同时，基督教还有另一件法宝：“救赎”说。救赎说令赎罪努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上天堂，也把西方人对世界的眷恋转移到了天国，从而不必恼恨极其糟糕的现实世界（再糟也能接受而不必到处发泄仇恨）。相反，谁若怨恨、报复，就是魔鬼附体，就是对抗上帝，就是加重罪孽，将来必下地狱。于是，一个针对西方人现实处境和动物性的精神控制闭环完美构成。
但这种思想体系是有重大缺陷的：原罪与天国的并置，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力而自卑；在未来面前，同样自卑而无力。“羔羊”就是这种无力与自卑的形象凝结，也注定了羔羊们必须在“黑暗的中世纪”痛苦地煎熬一千年。直到东方的人性文明开始照亮这黑暗，一点点唤醒了“羔羊”，也同时唤醒了“羔羊”身上那被宗教“封印”的“仇恨魔鬼”。“羊”又做回了“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