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现代文明为我们展示的“人性”图景：一边是“科学”对“正途大道”的语焉不详、遮遮掩掩；一边是牛头马面、傀儡魑魅“繁荣兴旺”、群魔乱舞。这就是新愚民主义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以“科学教”的僵化思维挡住正路；一方面以“自由”的名义为各种旁门左道、坑人绝路，摇旗鼓噪、头条霸榜、吸睛吸粉。对了，还有一大类“正道”：大片里的英雄、动画片里的“名侦探”、各种穿越剧（文）里的“爽角色”，只是看得摸不得。当然，那些“周边”产品还是摸得的，掏银子就行。总之，不是生意，就是各种算计、各种坑，就问你躲不躲得过？
按照科学标准，凡事都讲究证据充分，还得可重复验证。但人生路只能走一遍，重复你个大爷啊，重复！所以，“人生”就成了冷灶，科学想烧也烧不旺。天天给人吃夹生饭，您不觉的硌牙吗？不觉得。因为，我现如今根本就不好好吃饭了，专吃“垃圾食品”、“猪食”、“吃瓜”，我的“味蕾”、品味，还有精神健康都已经是“垃圾级”的了，饭的滋味早就想不起来了，也消化不了了，不提也罢。唉，提起来都是泪，唉！
——现如今，多少人以妄为常，认邪作正，恰如乌鸡国中的王子、王后，认贼作父、认妖为夫。这才是最可怕的！哈姆雷特好歹知道叔叔不是爸爸，可以生气、可以痛苦，可以挣扎，可以计划反抗，死也死个明白。乌鸡国的母子俩连生气、痛苦的机会都没有，只有莫名的郁闷、困惑，正如王后所说：“这桩事，孩儿不问，我到九泉之下，也不得明白。”吴承恩真是太了不起了，这样难以说清的状况，他用一个虚拟的故事就呈现得明明白白，连不识字的娃娃、老人都能清楚知晓。神！
精神的扭曲、异化绝非一日之功。对此的觉察、醒悟，也需要一面神奇的镜子，来做参照。
我们先以圣人做参照。按孔子自述，他十五岁时，关于人生的追求应该是有了重要的价值发现，有了一个朦胧的计划，要去找到人生的根本支柱，所以会“志于学”。差不多花了十五年时间，到了三十岁时，孔子找到了那个支柱：思想的正确根基、价值观的核心、被称为信仰的东西。这是可以让人生切实依靠的价值，能支撑人生，所以能使人在社会中坚定地“立”住。
一般人把“立”理解为“成家立业”，是过于外在化、物质化、狭隘化了，也就容易跑偏了。家也好，业也好，不是都有可能败掉吗？如何能确保人生“立”住呢？所以说，这“立”是指内在“立”住了，不易动摇了。
这内在（即灵魂）当然与外在是相互关联的，与社会、与他人是充分、有效地互动着的，并在社会中切实地找到了自己有意义的位置和努力方向，可算是初步地“明明德”了。通俗地说，是大概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能吃几碗干饭（能干些什么）了。高级点说，是知道自己的大概使命（关于家庭、家族和社会的）了。孔子的使命是“克己复礼”，毛主席那一代革命者则以“改命”（自己的、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人类的）为使命，并终生践行，矢志不移。因此，他们都是真正要致力于亲民、新民，并达于至善的。所以，就有了后面的“不惑”（马列中国化），“知天命”（建国），“耳顺”（确立大国地位），从心所欲（富国、强兵、推翻霸权……）。
当然，这是镜子，也是一条道路，一种修行方法，是儒家的修法。孔子称“克己复礼”，孟子说：要“集义”，“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镜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一项涉及全社会的事业中去，持续不停地浸淫其中，保证你不得不持续地进步，否则就会落后，失败，被淘汰出去。从乐观、积极的角度看，这是奋斗，是战士的荣幸；从悲观、软弱的眼里看去，就是吃苦受累、自讨苦吃。后来的统治者把这条路变成了“君子”的专门通道，当官的“仕途”，其实就是将之异化了，庸俗化了，轻松了，也就与修行无关了。蒋介石推行的“仁义道德”，便是这种变异“儒学”，又焉能不败？
一般人想学走这条路，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关键是没法去全面参与社会活动，也就没法保持住真切的价值体验和感受，就会走到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肤浅的路子上去。然后，就会觉得，圣人的法子不适合我（或我周围的人）。比如，教育自己的孩子，就会一味说教、讲大道理；自己在生活中就爱愤世嫉俗，看谁都是腐化堕落、或愚昧迷信之徒，只有自己明白道理，却没人信自己，就如《西游记》中的唐僧，内在不通，还自以为高尚、正确，在现实中却寸步难行。
孟子说的“集义”，不仅是集合各种“义”于自己的思想、心灵，重要的是要通、要化，要能与自己内在的神秘运转协同共振，即“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要与“气”相通。这比从价值发现切入更深了几层，非经深刻地领悟，没法随便模仿。就象我党的革命道路，也是从无数失败和血泪教训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坐在空调房里又怎能领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