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如何走向反人类的？
西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就暴露了理性（主义者）的野心了。更进一步说，理性以及科学（意识）的终极动机就是要求“我”能掌控一切。用曹操的话说：“宁教我负天下人，勿教天下人负我。”这是科学（理性）质疑一切的深层动机。只不过，曹操不知道“理性”这个词，而西方人发明了它，而且明确地把理性的确实的地基建立在“确定性”之上。只可惜，“确定性”这种可贵的（或者说，特殊的）性质只存在于纯粹的物质可验证领域，即宏观物理世界。一旦进入人文领域或微观量子世界，绝对的确定性便无从谈起了。因为，这些领域的存在，从根源上，就起于不确定性或未知的力量。理性又向谁去要所谓的“确定性”，甚至是“绝对的确定性”？
所以说，理性从起心动念处，就蕴含着巨大且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力量。关键是，理性绝不相信理性会犯错。如此失去了彻底的自省精神，绝对的理性无异于绝对的危机。一旦所谓“理性的办法”无法满足其要求，那它当然会转身成为非理性。对于个体，他会犯大错，甚至走上犯罪之路；对于国家，则会产生幻觉，任性妄为，乃至是反人类，比如二战时，德意日走向法西斯化。
理性地反人类的事，在美国是成年累月、系统化地实施着的。比如，美国从未真正停止过对外战争；比如它国内的警察任意地持照“合法”杀害平民（黑人、白人或其它人种），事后无责，且不用偿命；政府抗疫不力，乃至故意破坏抗疫，同样无责。可一旦人民胆敢反抗（比如在街头激烈抗议或冲击国会），“法律的铁拳”立马呼啸而至。在那里，自由、民主、人权、平等都是纸糊的样子货——晴天摆起，雨天必烂。因为，那里的自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自由，也就必然要走向反人类。它之所以成为反人类的，还因为有现代技术和现代理念的“加持”，否则，反动的力量无法达到反人类的“高度”和效力（顺便说一句，日本核废水排海，也是因为核技术的“力量”，而具有了一定的反人类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里的人民，有些也不免染上了反人类的毒性，近年兴起的反亚裔的暗涌，便是表现之一。
从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对立来看，以往被称为阶级斗争的矛盾，今天则时常表现为反人类与护人类的斗争。这既是文明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的果实落入了越来越少的人手里，他们与大多数人的关系也就越发对立）；也是人类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全世界的少数人越来越少，于是不得不早早联合起来。这也迫使全世界的多数人联合起来的趋势日益地强烈起来。而少数人的联合必然要激烈地阻止和破坏多数人的联合。比如，破坏“一带一路”、指责中国搞“疫苗外交”，以及公知、“带路党”在网上、网下的反动言行）。
不过，我们这里揭示的理性的真相，还只是其比较容易观察到的表层。当我们越过这一表层看到其深层，却会发现理性来源于人性。对理性的迷信、执着，则是人性误入了歧途。
人性
什么是人性？对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了，一个人不同时期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所以，这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思想领域，是一座巨大的原始森林。
从孔子对中华和蛮夷的明确分别来看，他认为中华代表的就是人性，而蛮夷则代表野蛮，因为，中华有仁义道德、有周礼，而蛮夷没有；从宗教角度看，则本教代表人性，而异教就代表野蛮；从法律角度看，死刑与非死刑划分出了人性与野蛮的界线——被判处死刑的人肯定是失去人性、灭绝人性的；从阶级的角度看，背叛与忠诚则是划分人性的分水岭，背叛阶级的必然是人性败坏了。
以静态的方式看，人性是天生的：“人之初，性本善”；以发展的眼光看，人性是不断生成的，就如同病毒的变异——在不断传播中不停变异，恐怕还有人类在暗中制造新的变种；以理想化的眼光看，圣人才是人性的最终答案。这要靠人的自觉修养，如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西游记》第一回的回目就说：“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其开篇诗更是说：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把人性的成功发展看作造化由混沌向澄明不断上升的“会元功”和“释厄”之“方”。
那么，人性是从天而降的（即天生的），还是自然生长的呢？
笔者认为，当然是自然生长的。
它开始于群居动物的社会性。然后，人的大脑的发达，使人产生了自我意识，产生了羞耻感，然后是尊严与荣誉感（荣誉感出于个体的行为、表现满足了群体的价值需要）。然后，最关键的是，有了语言。
有了语言，则有了群体性的记忆，就有了价值标签，有了社会性的奖惩机制。羞耻感与荣誉感就被普遍地确立了。于是，人性在社会层面也确立了。这是群体利益对个体的要求、规范与引导，但却是他律的、外源性的、不稳定的。如资源匮乏时，群体对人性的要求执行得较好；资源丰裕时，就会松懈、甚至废弛了。随后，当资源再次匮乏时，人性便消失了，依旧是弱肉强食。久而久之，会有人真正领悟了其中的规律性，并且将人性变成内在的需要，将群体的利益追求转化为自己的内心向往：即深刻地领悟了他人、群体及其与自己的关系，并落实到自己的一言一行的方向选择、价值判断上，最终，人性成为自己内在的稳定属性。人性便第一次在个体层面实现了（社会性内化了）——第一个圣人诞生了。
由上可见，人性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什么样的社会与什么样的需要，就会诱导出什么样的人性——当然是那个社会以为“善”的“人性”。《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是指这个（即所谓“之初”是社会最初确立的人性标准，它当然是该社会认定为“善”的样子。
人性在社会层面诞生之后，与具体的个体结合，会出现各种具体不同的表现。《三字经》接着说：“性相近，习相远”，即是对应这一点。而实际上，直到第一个圣人养成了，一个社会才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善”、人性，具体是什么样子，否则，就只会凭自己的理想，自由发挥（就像人们最初想象共产主义社会一样）。
类似的例子：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人们只想到手机就是移动电话而已，哪里会想到手机在今天几乎可以取代一切（稍许夸张了些）。就像单细胞生命不可能想象生命可以达到多么复杂的程度，直到它一步步创造了生命的无数的新形态。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人性概念的多个层面：1、理想、想象层面；2、“平均水平”的“人”性；3、“真正”的人性（即圣人）；4、未知的发展潜力；5、无限的前景。
其中，第二个，“平均水平”的“人”性，是现实的人在社会中达成的人性一般水准，是混合了人的动物性、人性的理想层面及圣人水准的多面体。我们通常提到的人性往往就是指这个“人性”。它是驳杂不纯的，关键是混合了动物性（如“食色性也”）在其中，因此，几乎是对人性的误解，准确说，是人性标准向现实中人类多数之现状的妥协。
中华文明的幸运之处在于，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诸多圣人，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并以我们特有的自我意识、羞耻感和荣誉感、语言（及思维方式）等框定了我们认同的人性的基本属性。
不过，上述议论还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的，即把人性限定为某种“样子”的人性。这是对人性的根本的误会。人类文明的诸多大问题，诸如文明冲突、宗教战争、道德纷争、各种哲学思想的破产等等，都与这个误会有莫大关系。这个误会就是——把圣人当做人性的标准，把圣人的人性当做真正的人性。应该说，这是古典时代的思维惯性在人性问题上的残留，是现代社会在人性问题上的无意识。比如，说到今天的人性标准，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大概会是：自由、民主、平等、人道主义、无私、奉献、诚实、守法、守信（契约意识）、创新、理想、信念、勇敢……，愿意的话，可以继续罗列下去，直到满意或厌烦为止。
这样的罗列，其实与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一样的思维方式：把人性等同于具体的美德或善。这是什么？就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啊！
人性和人性发展的成果（即德性）不是一回事，人性是人发展善的能力，具体说，是人对自身的弱点、缺点的超越能力。关于人性的误区则是把上述超越的成就和成果当作人性，就如儒家把“仁义礼智信”当作人性。相对来说，道家较为清醒，对儒家的说法不以为然，以为“仁义”之类只是“道”之下的“德”。“德者，得也。”道才是根本，德，不过是道在具体实践中的变现。
人性的本质即人的自我完善能力。人有这个能力，才是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处。
人的自我完善能力包括：自觉、求知、自律、觉他、合作（其中，“觉他”包括：1、觉知他人；2、帮助他人觉知、觉悟）。
具体来说，儒家的认识与此还是有比较接近之处的，只是一方面归错了源头，二是理解范围狭隘了些。比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明明德”涵容着“自觉、求知、自律”三点；“亲民”对应着“觉他”；“至善”内含着“合作”。但儒家把这些能动的意识归源于“道”（“天”是其源头），就成了外在于人的绝对唯心的东西了。其次，只限于道德和人际范围，把自然与物质世界排除在外了。
西方现代推崇的理性，有“自觉”；有片面的“求知”（关注客观，昧于主观）和片面的“自律”（限于规则和契约）；少了“觉他”和“合作”。
理性主义的要害还是自私的贪心：“我”要掌控一切。即便他对世界抱有最美好的愿望，也是他认可的“美好”,而不能是你所认可的“美好”。理性主义贪心的背后是这样一个执念:只要能抓住这个世界的关键（如本质、规律，或是力量之类，对常人，可以是财富、地位、美貌、爱情之类），就能让世间一切如我所愿。他相信这点，便也力求如此塑造世界（或是自己）。传统时代的古典“理性主义”便发展为封建的专制主义；在苏联发展为僵化的、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而在西方现代，理性主义超越了古典（故而为现代），发展为以效率为中心的工具理性。社会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也都看到、体会到了——
工具理性把社会改造成了野蛮的丛林世界，搞的是全方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规则博弈、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强者“不讲武德”，用规则“捕猎”弱者。规则背后还是实力。有实力者制定规则，玩弄规则，破坏规则。最后，就是规则失效，弱者麻木（“佛系”、“宅”由此而来）。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理性只截取了人性中有利于私心的部分，即自觉、求知、自律，而抛弃了觉他和合作，是对人性的阉割，也是对社会的扭曲。
对于这种现代的“理性专制”，积极的反抗就是找回人性中被理性抛弃的部分：觉他与合作，即唤醒他人，携手合作，以团结的力量打碎丛林世界及其吸血的“捕猎”规则（比如，所谓的“起跑线”：只要你心甘情愿在思想上“站”到所谓的“起跑线”上，你就成了事实上的被捕猎者。跑得再快，也依旧是猎物。区别只不过是早些或晚些“被捕”而已。换言之，你站到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就真的“输在起跑线上”了。你还想跑吗？）。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1-5-26 20:11 编辑
以下将是最新的更新，将是第一次发布，敬请期待。
“理性主义者”拒斥觉他与合作，核心是出于要掌控一切的野心。而觉他与合作，就免不了要让渡一部分主导权，他又如何掌控一切呢？所以，迷信理性的西方，走到哪儿，都要搞殖民主义的那一套；给出所谓的“帮助”都不会无私、无偿，都要附加苛刻的条件，以保证自己的主导权，能掌控局面。如果不能掌控，那就推翻重来，或是“退群”、“双标”。时至今日，西方已经深陷“理性”的陷阱之中，无法自拔。让我们从哲学认识、从根本上，以东方智慧来帮他们拔一拔。
首先，从东方智慧中挑两句话做引子：第一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话，中国人都明白。可在西方人就会理解不了：“退一步”就是一步，怎么是“海阔天空”？不可能！况且，“我”退一步，若对方进一步，“我”就更糟，更不可能“海阔天空”。确实，照这么算计，肯定理解不了这句话，也更指望不上能理解“吃亏是福”了，不说也罢。第二句：“一阴一阳之谓道”，怎么理解？是说：像一男一女那样发生“人与人的连接”，然后，“生生不息”？可以肯定，许多中国人也不理解这句话，更不可能指望西方人能多理解它了。故此，就让我们从根本的哲学认识上来理解这句话，也认识一下理性的真实成色吧。
西方人认为，理性是“理性的”，缘于他们以为理性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不主观的，因此，理性能全面、严密、精细地，因而也是彻底地认识事物。的确，西方开创的科学（方法）把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之上，大大提升了人类的能力。但在哲学认识上，却产生了严重的倒退，造成了“理性主义”误区，不，这里要换一个更准确的名词：“理性错觉”，它涵盖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一神教，以及一切唯我独尊的思想体系（诸如教条主义、“独尊儒术”下的儒家体制，乃至个人的完美主义等）。
什么是“理性错觉”？那就是理性的两大误区：认为理性能（或未来能）认识一切，以及，认为理性可以在实践上控制一切。显然，这里的两个“一切”是不一样的。前一个的确是无所不包的，即便在当下不能做到认识一切，但至少可以严格明确已知与未知的界线，从而达到第二个“一切”——与目标实现有关的一切。即，在实践上控制目标实现的全过程。
然而，即便理性将“一切”从全宇宙缩小到仅与有限的具体目标的实现相关的范围内，这个“一切”依然不是理性所能认识和把握的。具体说，在微观上，量子是不可把握的；在宏观上，整体是不可把握的。因为，理性对它们的认识必定是不完全的，故无法把握它们。比如，为了确保目标的绝对实现，“我”必须排除或消除一切未知与不可控的因素。但是，“我”如何能排除一切“我”不知道的东西呢？“我”又如何能消除一切“我”不能控制的东西呢？这两点都是“我”无法彻底做到的。所以，任何目标的实现过程永远都包含着不确定性。用中国话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而“万无一失”这句话只能是成功后才能说的。
放下“一万”，我们只说说“一”——从宇宙的纷繁复杂，我们进入纯粹抽象、简练的数学，只说数字“1”。
小学生都知道：1+1=2 。但要确保1+1=2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你能想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