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条件就是必须保证 1=1 。如果1≠1，那么，1+1≠2 。比如：1杯水+1杯冰≠2杯水 ；1杯水+1杯酒精≠2杯（体积）液体；1个量子+1个量子≠2个相同的量子 。所以说，1=1 、1+1=2 只是思想游戏、文字游戏，落到现实中，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而1≠1，才是实际世界的真相。正如我们常说的，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没有两个相同的人，一个人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如果，理性连“1”都认不清，又如何敢说认识一切、掌控一切？那不过是理性的一厢情愿、一个迷梦。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1-5-28 20:54 编辑
当然，理性不会真的这么弱，连这点都看不破，只是不说破而已。古往今来，传统的经济都是等价交换的，连道德都是如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到了“理性的”现代，就出幺蛾子了：说好的“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怎么总是变成“马太效应”呢？为什么最后输的总是弱者呢？显然，当人们都在运作“等价交换”（1=1）的时候，实际的结果却一定是 1≠1，而且，不等的结果总是更有利于强者、资本，而不是弱者。然后，道德也不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而是最有“理性”的有善报，果然是很“彻底”的理性。
由于事实上的 1≠1，那么，1-1≠0，而是1-1=1个全新的世界。过去，这就是一个新的剥削世界，马克思说是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世界）（但他们说是“平等自由”的世界）。而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是不知道这个多出来的部分的（这里暂不打算探究哲学认识之外的内容）。换句话说，在马克思之前，1就是1；然后，（马克思说）1背后有一个未知的部分，正是这个部分成就了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的重点就从此引出——如果1是“阳”，那1背后多出来的部分就是“阴”，而一阴一阳的组合，就能创造一个世界。这就该算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吧。
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21-5-28 20:55 编辑
然后，今天的故事是这样的：甲靠自己的绝技成功了，这是“1”。而甲的竞争对手乙，通过研究“1”，创造了更好的“1”，大概是要胜过甲了。这两个“1”之间也出现了阴阳之别。按照“道”的原理，阴阳互动，也可以生生不息。甲和乙合作可以创造更好的世界：1-1=全新的世界，要减掉的就是彼此的对立和敌意，减掉损人利己、赢家通吃，创造真正的平等自由。只可惜，陷入理性错觉的西方人只懂得“1”的数学公式，只懂得1-1=0（即零和博弈），却很难理解上述“1”的“化学公式”，更难以相信它们。因而，一个全新的世界就无法简单地到来。
从对1的不同看法上，就能充分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不同品质来。
中国人认为一个事物内部总是有阴，有阳，有五行，有……称为“内里乾坤”。因此，每个事物都是不同的、独特的。也因此，中国人不习惯把丰富、具体的事物抽象为一个纯粹、贫乏的符号，抽象为“1”。相反，对待每一个“1”都会另眼相看，比如“龙生九种，各个不同”，“五个手指不一般齐”，“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医生看病也讲“辨症施治，对症下药”。正因为有“内里乾坤”，中国人（乃至东方人）比较内敛，信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最高原则，变得心思细腻，城府很深，外表不动声色。也因为“求诸己”的信念，中国人的最高学问是道德、是做人，而不是关于“外物”之“物理”、“科学”，并以为那都是“奇技淫巧”，君子不屑乃至于“不齿”，以至于连写小说都是丢人的事。
西方人好像没有对事物独特性的“悟性”。他们偏好的是力量、征服、控制、对抗、你死我活，偏好的是紧张、刺激、扭曲、压迫的体验，喜欢行动、外求，而非内敛、领悟。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更集中于“作用”与“反作用”上：我推，你动、我击，你倒、我杀，你死。通过这样外在化的方式，就算是认识事物了。所谓“事物”就是等待“作用”的对象而已。而“作用”的终极源头，便是“上帝”；启蒙之后，则是“我”。在哲学上，称为“主体”。主体相对于客体而存在，主、客由作用（反作用）来连结。
由于对“作用”的敏感，就会关注“作用”的成效，关注手段和结果，最高的学问是“成功学”。在“黑暗的中世纪”，主体是“上帝”，人的手段很有限，就是虔诚、祈祷、赎罪，以求“上天堂”的结果。后来，东方的印刷术传来了，手段可以升级了。于是，有了“赎罪券”。这成效“杠杠的”：看得见、摸得着，又快又稳。“虔诚”、“祈祷”就过时了、淘汰了。教士们就这样把自己的事业“玩”坏了。启蒙就来了，“上帝”倒了，“我”成了主体，被解放了，自由了。但自由却急缺手段，于是科学、技术应运而生。关于外物的知识成体系地被生产出来，对于成效的评价体系也被成体系地打造出来。而且，手段从来都是主体的手段，从来都是自带主体的。这叫做“权力（权利）”。过去，权力是上帝的；启蒙后，就是人的，而且是专属于主体的。如果是客体，即便是人，也只有挨“权力”捶的份，是没有、不配有“权力（权利）”的。总之，权力（权利）是外在的，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反映，而非事物的内在禀赋。“天赋人权”是赋予主体的，是专门支配客体的。作为客体，就没有权力（权利）。落到实际事务中，便是“落后就该挨打”，“弱肉就该强食”。这是西方对权力的本真认知。
这种野蛮、落后、原始、滴血的权力观，我们可以在西方自私、野蛮、血腥的殖民史中，在其种族歧视、压迫、灭绝中，在对待公义、公理的虚伪“双标”中，在他们的冷血傲慢中，看得清清楚楚。这哪里有一丝丝文明的样子！秉持这样原始落后的权力观，还妄称文明，我只能奉送其四个字：臭不要脸！
我们先暂停道德评判，重启哲学视角。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能看到，由于敏于向内，中国人不断深入人性和物性那渺不可及的最深处，最终发现了“道”——那难以充分把捉、变化无穷的道。又由于这近乎终极的发现，中国人乐于与道同行，而不斤斤刻意于一时的结果：文人求的是做人、做学问；百姓求的是做人、过日子；更注重标准（义）和动机（善恶）；有了成就则归于上位者的帮助（天意、皇恩、祖荫、冥报），归于动机的纯正和对义（标准）的尽心恪守。即便做商品宣传，也必是：正宗古方，良工精制，货不二价，童叟无欺。若是谁偷工减料，表里不一，那是要遭人唾弃的。“身正不怕影子斜”，这是君子；影正身歪，则是虚伪小人。“心”最重要，结果是其次的。谁若把这关系颠倒过来，就是“舍本逐末”，旁门左道。在这样的文化倾向中，注重外物、注重手段和结果的科学，如何能发展起来？不是被视作不务正业，便是心术不正、逆天妄为。
在西方文化眼里，事情则是另一番模样。上帝是天然正义的，做什么都正义。启蒙后，“我”继承了“上帝”的主体地位。“我”就是正义（“我思故我在”是对“我”的加冕）。这是西方现代文化与哲学思想最隐秘、且秘而不宣的基石，是“上帝即正义”的现代翻版。
但是，“我即正义”的合法性需由“自由”来证明和背书。需要证明，这件事，成了隐蔽的“新上帝”的死穴。为此，“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天赋人权”这些个无脑神话自然出笼。目的只有一个：支撑“自由即正义”的神话。而这个神话则隐蔽地支撑“我即正义”的神话。自由即“由自”，即由“我”，那“我”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只要你打不倒我，只要你没我“自由”。这“自由”靠技术、靠手段、靠力量，靠这些本领的成功（运用）（彭佩奥自夸说：“我们撒谎，欺骗，偷盗，而且还有完整的培训课程”，并称“这是美国实践的荣耀”）。所以，对于西方，成功就是正义，本领就是“正义”的使者。科学不再只是技术和知识的事，而是正义的事业，连带着，理性也被神话，成了正义的同义词。所以，理性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本身就是价值的化身。
被神话的理性，自然就会造就“理性错觉”。没有这错觉，自由岂不是没有了坚实的依靠？正义岂不是随时有被打败的风险？失败者，就没有了证明，就没有了正义性与合法性， 就什么也不是，是“贱民”，是尘埃。
绝不容忍任何失败，这样的死性，你让西方人如何“退一步，海阔天空”？如何“吃亏是福”？纯属对牛弹琴，与虎谋皮！
以上便是理性的真实成色。
早在一百多年前，列宁就宣告：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可它却“垂而不死”，反而“熬死”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独霸全球。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前面的“黄袍怪”一章中，探究过文明的分型，提出了竞争性文明与和谐性文明之分。这个概念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无论苏联还是西方，尽管有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但其运行的主导原则是相同的，即竞争：对外争霸，对内则力求提高效率。效率是竞争获胜的关键。而提升效率的核心策略就是所谓的“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西方叫“马太效应”：有的让他更多；没有的让他更少（“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其落地实行都靠压榨弱小者。这样的“竞争游戏”的胜者也必然会把这个提升效率的策略“玩”到登峰造极：今天的“美帝”，因为“印钱”效率最高，所以，就无休止地印。冷战后，美帝就是靠金融帝国主义维持其运行效率，维系霸权。当然，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能判断出，“印钱”过日子是一条近乎吸毒成瘾的绝路。可美帝偏就乐此不疲。而指引它走上这条道路的恰恰就是理性。
理性是个好东西，但是被滥用了，成了理性神话。如同科学神话一样（任何好东西都会被标成“科学的”，而不管它属不属于“科学”），理性也被等同于智慧，抢夺了智慧的大部分“地盘”。所以，我们在使用“理性”这个词时，一定要回归“理性”之本位：即理性只是一个思维工具，是思考、判断和决策的辅助工具，是智慧的一个构成元素，而不是智慧本身。理性擅于衡量具有确定性的事物和关系。只有确定性才使它有“理”可依。而面对不确定，理性则一筹莫展，只能依靠非理性的方式：情感（价值偏好）、信仰、直觉、猜测，乃至碰运气（如赌博）。当然，真正智慧的道路只有一条：道。而“道”也不是一条路，而是“道可道，非常道”，是“无为无不为”，也就是无穷的道，无数条路，是唯有悟道者才有信心、有力量、能坚持的路、能走通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