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翻译翻译，什么叫特么的“平等”
孙悟空的“平等”，不同于西式的“平等”——脱离实际的、“为主义而主义”的形而上学，也不同于传统“三教”中的平等因素：佛教的“平等”是基于“痛苦人人有份”的虚无主义（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道家的“平等”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式的“绝情主义”（“太上忘情”）；儒家的“平等”是基于天命的“唯意志论”（“我欲仁，斯仁至矣”，即人人均可向善向仁，但选其他的，都是“小人”），倒是与心学有些接近。
自周代以来，“天人合一，世界大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平等底色。秦末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体现的是机会主义式的平等观，即孙悟空口中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那只能意味着无尽的混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天命思想压制了纯粹的机会主义，使“道义”得尊。晋代的道家发扬道义，标举“我命由我不由天”，却走向了成仙超升的神秘主义之路，其中凝结了儒道两家的思想结晶：以“天地不仁”消解了儒家的天命束缚，将解放了的唯意志论与“命”的观念结合，便成了“我命由我不由天”，但这还是精神贵族之路，与广大平民无关。
玄奘法师舍身取经就是想寻求能适合所有人的道义之路，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这就要提到佛教思想。佛教的思想是消极、虚无的。这一点在《西游记》中的唐僧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比如，当孙悟空在打死白骨精后说：“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则说：“我命在天，该那个妖精蒸了吃，就是煮了也算不过。终不然你救得我的大限?”很显然，在唐僧的观念中，“天命”是排在第一位的，其他的理想、使命等等，都得靠后排，基本看不到儒家积极有为的精神。这更多是佛教消极观念的反映。也正是因此，宣称“普渡众生”的佛教才会被统治者允许存留在主流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并逐步与儒家思想融合。而打白骨精时的孙悟空的积极、务实，仍属机会主义。唐僧信奉“道义主义”，遵行慈悲仁善，坚信正义之必然性，容不得机会主义当道。
顺便说一句，平民的思想通常是机会主义式的（猪八戒是一个典型：形势不对时，立刻要散伙、分行李），比如，人们常说的“民以食为天”，天然就自带机会主义的基因。假如有以此为“主义”的人，一味“务实”，沉迷于实用主义，活脱脱就是“净坛使者”的种。一旦现实条件改善到高于生存的底线，其思想行为立即就会开另类花结另类果。这些另类“花果”也是人类活力的体现，其中有些是创造力的产物，但更多是逸出“道义圈”的相当具破坏力的展现，其中的一类就叫“黄袍怪”。
没有道义的约束，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一定会成妖做魔，无法无天。所以，一定要给“齐天大圣们”戴上紧箍，时不时念念咒。但是，反过来，象唐僧那样，陷入消极虚无，冀望来世，或全凭教条，不顾实际，那是“十世修行”也不成的。
心学破除教条、“天命”，回归本心，确有解放思想之效。但一句“致良知”又直接回到了旧儒学“仁义礼智信”的窠臼，无法带来实质的改变。
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儒家）道义主义、（佛教）虚无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在现实面前都是预设认识立场、对现实加“滤镜”的、非客观的，充其量只能算“小道”。《西游记》讲的是大道，是客观的、唯物的、实事求是的。这是它高于心学的本质所在。这也是孙悟空的平等的力量源泉。换句话说，孙悟空的平等就是实事求是。没有先入为主，没有预设立场，一切服从大道大义（即天下人共同的福祉）。孙悟空的金箍棒源于大禹，“是大禹治水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这就是实事求是，依事物的本性来治理事物。这就是最实实在在的平等。大禹用疏导的方式治水，正属于吴承恩所说的“法归本性”的路子。而实事求是“求”来的就是大道。因此，这里面不只有平等，还有自由，还有仁善，还有无穷的力量，还有最高的权威，在这样的铁棒之下，机会主义的黄袍怪必然会被打得“无影无踪”，最后只能躲到玉帝的卵翼之下，苟且延生。
（四）总的梳理
既然我们已经探到了作者给读者巧妙留下的最深谜底，那么，也就可以将整个故事中的几处关键的文学意象作个明晰的梳理，让文学的图画对接上现实的影象，看到文学花朵脚下的真实土壤，借以管中窥豹，具体而微地领略到作者在四回故事的杰构中经营的是何等的精心细致、宏阔深远又斑斓瑰丽。
在本故事一开始，作者特意描写了孙悟空久违500年的一片滔滔海水：
烟波荡荡，巨浪悠悠：烟波荡荡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脉。潮来汹涌，水浸湾环：潮来汹涌，犹如霹雳吼三春；水浸湾环，却似狂风吹九夏。乘龙福老，往来必定皱眉行；跨鹤仙童，反复果然忧虑过。近岸无村社，傍水少渔舟。浪卷千年雪，风生六月秋。野禽凭出没，沙鸟任沉浮。眼前无钓客，耳畔只闻鸥。海底游鱼乐，天边过雁愁。
这写的是海水吗？如果你以为是，那作者又要“坏笑”了：你果然又大意了。他写的其实是孙悟空当年的叛逆精神，“烟波荡荡，巨浪悠悠”，形容的是叛逆“波涛”的来龙去脉高远深广，（但未必会持久——波涛总有平息的时候），“潮来汹涌，水浸湾环”，说的是叛逆袭来的声势既暴烈又盲目。假如这是形容久旱之后的涌泉、甘霖，人们只回欢呼，不会讨厌。正因为说的是叛逆，才会令那些生活平顺幸福的人们（福老、仙童）不悦——所以，这就是在说它人见人嫌，人见人愁，人人远避，只有野物相伴。正是这叛逆的精神，成为了当年“齐天大圣式（要超过所有人和事物）妄想”的精神起点，也是此时孙悟空残忍杀死上千猎户的精神“帮凶”。这个才是孙悟空后来说的“妖精气”的真正内涵。
那么，此刻的孙悟空对过往的叛逆经历是什么态度呢？作者紧接着借描写花果山说了出来——“这大圣倍加凄惨。有一篇败山颓景的古风为证。古风云：回顾仙山两泪垂，对山凄惨更伤悲。当时只道山无损，今日方知地有亏。可恨二郎将我灭，堪嗔小圣把人欺。行凶掘你先灵墓，无干破尔祖坟基。……豹嫌蟒恶倾颓所，鹤避蛇回败坏间。想是日前行恶念，致令目下受艰难。”“仙山”是当年与众人格格不入、自以为是的叛逆经历与记忆。“山无损”和“地有亏”写出了当年的鲁莽和目下的愧悔。“行恶念”正是指叛逆，而这个“恶”字的评价，已经显示了孙悟空回归正常认识轨道的立场。
过往的沉痛教训，早已令孙悟空与旧我拉开了极大的距离。于是，这叛逆的“气息”，在孙悟空，是既熟悉又疏远，既是遥远的过往，又是去而复返的当下。孙悟空对于它是既无奈又在当下十分依赖。因为，失去前途的郁闷，挤兑得他只能重拾起叛逆的旗帜，才能强打起精神，去见“故人”。故此，作者写道：“那大圣把旗（即猎户们带上山的‘杂色旗号’）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子，将旗挂于洞外，逐日招魔聚兽，积草屯粮，不题‘和尚’二字。”“杂彩花旗”四字形象地写出了孙悟空当下的复杂心绪。
在作者看似虚构的、毫无现实性的情节里，实际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性经验，展现的是心灵的内在戏剧。这正符合作者在第一回就明确告知读者的创作手法：“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作者借着他精到的文学技艺，不动声色，却能横生奇幻，将这内在世界微妙的意味精准而生动地传达了出来。这大开大阖、气象万千、灵动飞扬的创造，的的确确是大师级的手笔！
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借着这个梳理的机会，先澄清一个小小的疑问。可能有细心的读者会有个质疑：你这么笃定说齐天大圣是黄袍怪，可为啥他俩一个披赭黄袍，一个披淡黄袍？
袍子颜色的深浅，首先反映的是地位有区别：赭黄袍是当时的帝王专用色，齐天大圣披这颜色的袍子就是违禁、犯上，体现了其行为的叛逆性质，自然也是孙悟空极端渴求做“人上人”欲望的反映。而淡黄袍并无违禁、犯上的意味，可以理解为是“蹭”帝王专用色的“擦边球”，体现的是人们对尊贵地位的羡慕和模仿心理。
其次，从认知上说，作为故事角色的黄袍怪代表奎星、科举，象征人们对功名利禄的渴求，处于众人广泛知晓的现象层面，属于浅层的心理动机；而以齐天大圣象征的“超越一切”之妄想，处于抽象的哲学层面，属于深层心理动机。故而，作者“定义”：齐天大圣是黄袍怪“500年前的旧祖宗”。颜色的深浅也对应了两者所处心理层面的深浅。
无论颜色深些、浅些，均显示着披袍者的超凡出众，高居人上，这是“黄袍”的核心属性，不随深浅而改变。因此说，从现象上看，是两件袍子；本质上却是一件。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明白了这个关系，再看故事情节演绎的逻辑，也就能解析出其中的人性共通之处。
回到故事情节来。这个暂时复活的叛逆精神重新出山了，而且换了面目变成了黄袍怪。催生这一变幻的现实逻辑是什么呢？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唐僧在途中短暂歇脚的“黑松林”。这个意象，在小说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后来的“半截观音老鼠精”故事里又再度出现了）。正是在这里，唐僧又和八戒、沙僧走散了，随后就自己投进了黄袍怪“怀里”。
在古典文学中，最有名的“黑松林”，首推《水浒》中鲁智深搭救林冲之所。那本是差役欲杀害林冲之地，凶险血腥。吴承恩无疑受此意象启发，将之上升到哲学一般层面，用以象征艰险的人世，而且这个“黑”更加偏向“险恶”的一面。正是“黑松林三藏逢魔”。
既然“黑松林”是这样的存在，那普通人身处其间，会有什么感受？不用说你也能想到。作者是这样写的：“长老在那林间，耳热眼跳，身心不安。”长老也清楚，“此间不是个住处”。可寻常的力量（即八戒和沙僧）根本不能依靠。正常人会想什么出路，好在艰险的人世中求得长久的安宁？毫无疑问，多数人会想要出人头地、做“人上人”，而不是“人下人”。这不正好是自己投向了黄袍怪的“怀抱”吗？这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念头和选择了。那作者为啥说唐僧“情思紊乱，却走错了”呢？错在哪里呢？
当人人争做“人上人”，逃避“人下人”，就自然会把所有人都当成对手，乃至敌手，这只会令“黑松林”更“黑”，社会就变成了“丛林”。这样，众人共同的“明智”的选择，就会走向本意的反面：本意是寻求光明，却把所有人都竖立为对手、敌手，那就必输无疑了！一个人怎能打败所有人？这不就是暗无天日了吗！因此，做这样的选择就是“情思紊乱，却走错了”。比如说，大家都想让自家孩子上名校，结果，却把普通的房子搞成了天价的“学区房”，莫非孩子上个学，家里还得有“矿”不成？这还只是一个房子，关于孩子上学其他的事，就不多做罗列了。这就是标准的“所有人害所有人”的最坏选择，学名叫“囚徒困境”。具体啥意思，还不了解的人可以到网上自行搜索。
我们可以推脱说，这困境是社会的责任，个体很无辜。但假如人人都无辜，社会不也就没责任了吗？毕竟，社会就是一个个个人组成的。所以，走错了就是走错了，必然会有相应的后果。对于吴承恩来说，父辈为他选了科举之路，吴承恩却不愿陷入困境，而期望自开新路，实际却走上了叛逆之路，这就是后果。
通常来说，后浪总是要批判前浪的。可要是过了头，就搞成叛逆了。叛逆自然有更大的代价。前面说的孙悟空的愧悔和纠结就反映了代价的沉重。
叛逆并不一定真有罪（比如，为了公众利益的“叛逆”往往是正义的：日心说挑战地心说，却成了“异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却成了“共匪”等等），但失败的叛逆往往不是运气不好那么简单，而通常是选错了道路，那样的错误至少也是思想上的罪过。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既是思想有错，也是行为有罪了：表面上，孙大圣的罪在叛逆行为，而根子上却是选错了路——错在重复旧有的等级思想和目标。看似叛逆，实则是对腐朽过去的“继承”。这也就难怪孙悟空在500年后要说当年是被如来“哄了”：所谓“被哄”指的是把如来虚设的“天边”当作自己的极限而止步不前，具体说，就相当于是把旧的价值体系（儒释道）当作全部的可选项，而没有做到真正的超越（只满足于披上黄袍，成为“齐天大圣”），所谓的“叛逆”也就名存实亡了，即便“成功”了，也会活成自己原本讨厌的样子——变成另一个“玉帝老儿”，不过是又一个“黄袍怪”而已。——你不去追求卓越和真正的超越，而只求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黄袍怪”。这样，你的失败就会令自己格外的羞愧（本故事中刚回花果山时的孙悟空就是如此），直到你找到了真正正确的方向。
说到这儿，我们也就看到了，吴承恩父辈的选择是“黄袍怪”，吴承恩的叛逆也是“黄袍怪”，两者的共通点就是“齐天大圣”（“要做人上人”的欲求）。两代人看似南辕北辙，可“齐天大圣”却是在背后连接两代人的共通的深层原始精神力量。它又以“黄袍怪”的双重身份（奎星与猴行者）交叉活跃在两代人的人生追求路上。这是一幅多么复杂又奇幻的精神画卷啊！而作者的一支神妙之笔，竟然匪夷所思地把它写成了一个精彩的文学故事。我们还是不要再罗嗦什么“不可思议”了，还是继续欣赏就好。
在写黄袍怪的模样时，作者是这样刻画的：
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呀呀。两边乱蓬蓬的鬓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样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悬崖（木+骨）（木+出）桠槎。斜披着淡黄袍帐，赛过那织锦袈裟。拿的一口刀，精光耀映；眠的一块石，细润无瑕。他也曾小妖排蚁阵，他也曾老怪坐蜂衙。你看他威风凛凛，大家吆喝，叫一声爷。他也曾月作三人壶酌酒，他也曾风生两腋盏倾茶。你看他神通浩浩，霎着下眼，游遍天涯。荒林喧鸟雀，深莽宿龙蛇。仙子种田生白玉，道人伏火养丹砂。小小洞门，虽到不得那阿鼻地狱；楞楞妖怪，却就是一个牛头夜叉。
描写中除了狰狞的外貌（魁星传统）、典雅的装束、犀利的钢刀、精妙的品味(精致而又暴力），就是嵌入了齐天大圣过往的经历与神通（筋斗云），还有作者本人的诗意，这些斑斓纷纭的意象“强行”拼贴在一处，令读者摸不着头绪。
从“荒林喧鸟雀”起，到结尾，说的是妖魔的洞府，但更是在说妖魔精神上的深层“根据地”。“荒林”是杂乱的林子，意指诗中前述的杂乱意象；“喧鸟雀”意指这些杂乱的种种刻画会令人众说纷纭。但是拨开这些表面现象，探寻深处，就会发现这些现象下隐藏的共同根源是妖魔精神深层的力量，这就是“深莽宿龙蛇”的意思。“龙蛇”正是原始的精神力量的代称。由它却可提炼出人类永恒追求超越的精神内核，这正是黄袍怪在哲理意义上的“舍利子玲珑内丹”。“仙子种田生白玉，道人伏火养丹砂。”说的是这原始的精神力量，在好人手里能创造出美好的结果（想必，《七龙珠》里的神龙和龙珠的创造，也受到过《西游记》里这种精神内核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发吧）。然而，一旦走错了门径，上了歪门邪道（即“小小洞门”），那虽然不是地狱，但被错误放纵（或培养）的原始力量也能变得如同地狱恶鬼般可怖（比较容易联想到的是《七龙珠》里的比克大魔王）。
此外，在妖怪的洞府里，有一样特别的装置——定魂桩。这个意象代表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比如：科举成功，光宗耀祖，就是黄袍怪洞里的“定魂桩”）。而通常，人们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定魂桩”定得死死的，摆脱不开，仿佛是人体内“自带”的“尸魔”，对人的心灵纠缠不休、花样百出。百花羞公主出现解救唐僧，正是文学将人心从科举八股文的禁锢中带出的隐喻。然而，解救虽是解救了，唐僧却是从后门走掉的，寓意走的并不光明磊落，走得并不彻底，还留着许多“尾巴”。所谓“摆尾摇头逐浪游”还是有随波逐流的气质在。这也完全合乎社会的意识形态神话的源远流长的顽固特性，正如黄袍怪最后交代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神话与反“神话”
不用说，作者对黄袍怪的批判是十分生动的，也是至为深刻的。不仅从现象上纤毫毕现，更直指人性的极深处，意在叫人全面而彻底地认清一个人对无限自由（胜过所有人、所有物，做人上人）的贪欲是一种病，即作者说的“妄想”。
然而，妄想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往往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这构成了对妄想的极大滋养。此外，妄想还需要更适宜的土壤，才能发芽，出土，茁长，以至开花、结果，再繁衍无穷。离开了这样的土壤，妄想也只能是想想而已。那么，什么是它更适宜的土壤呢？
前面提到的那两个独角鬼王是不是“土壤”呢？黄袍是他们献出的，齐天大圣的名号也是他们首倡的。更不可思议的是，齐天大圣这样过分的称号，玉帝和整个天庭就那么接受和承认了，即便只是在名义上。天庭应该也算是“土壤”了吧。还有，几百年来，咱们读者不也欣然接受了齐天大圣的存在了吗，即便只是在神话故事里？咱们之中又有几个人，最初能不被齐天大圣的风采所折服，而击节赞叹乃至神往呢？
那么，线索也就出现了。请问，“齐天大圣”们在哪里？“无限自由”又在哪里？恐怕只能是在神话里吧。当然，今天还有另外的答案：在现代人自我编织的种种幻想和“意淫”里、在大片里……
古往今来，神话一直是文明最厚重的土壤，其中蕴涵着文明无限的密码，是人性最原初、最纯粹的体现。
然而，“神话”也是妄想最佳的滋生土壤，是最能误导人的：我们把人神话了，就有了圣人；把事情神话了，就有了奇迹；把爱情神话了，就有了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把金钱神话了，就多了许许多多的“爸爸”；把道理神话了，就有了黄风怪；把自己神话了，自己就变成了黄袍怪。
在“神话”的世界里，什么都会有，一切都可能，惟独缺少了真实。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只活在真实里，我们或许会看不起自己的。因为，我们都很渺小，很平凡，很俗气，……所以，我们离不开神话。我们甚至宁愿活在神话里，也不愿看到真实。
这不，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但，这可能有点太过沉重了，不是大多数人愿意背负的重量。孟子说的似乎有更大的接受度：“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毕竟有“大任”的光环在，比只有沉重的压抑要好得多。不过，这仍然不会是多数人的期待，只能适合于部分有企图心的人。
与这些相比，“神话”真是好太多了：用不着付出过多真实的努力，只要想想就好，再编几个暂不“出发上路”的借口，就可以完美神游了。神话就是这样廉价的东西，绝对是“价廉物美”，货超所值。要是还能把这“货”卖给相信神话的买主，那就真的梦想成真了！所以，神话最后的结局，不是馅饼，而是陷阱——掉坑里的，不是自己，就是被自己推下去的别人（孙悟空就是被独角鬼王给推进“齐天大圣”的坑里了。而独角鬼王的真名叫做“惟我独尊”）。
人类历史中不乏勇士和负重者，但也充斥着诸如廉价“神话”这样的糟粕、垃圾，以及靠着这些污浊、废弃物生存的骗子、阴谋家。我们心中美好的本质究竟是朝向何处生长，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历史、文化和现实中识别出营养和垃圾，并作出相应的选择。选对了，就能生长、强壮；选错了，就会生病、枯萎。《西游记》这貌似神话、却事实上反“神话”的“天书”，就是想帮助人们提升辩识力和抗“病”力的好书，是作者一生亲身经历的总结与对人生、人性和社会深思熟虑的成果。开卷有益，正是要多读这样的好书。
而作者在此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人性并非神话，正义也不是神话，它们都是真实的存在。当孙悟空规劝公主“却怎么将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时，正是在帮助她的心思回归真实，放下“神话”。这里还包含着敬畏、服从外在的权威、规则，放弃“自我神话”的意义。而“公主闻此正言，半晌家耳红面赤，惭愧无地。”可见，真实的力量，终归还是大过“神话”的。我们从这里，也能顺便猜到作者在故事中隐而未发的另一件在思想上“弃暗投明”的个案，就是孙悟空的思想转变。他怎么会在同猪八戒一道回去救师父之前说这样一段话的——“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不难想见，孙悟空就是在深入反思之后，勇敢地刀刃向内，革了自己旧思想、旧习气的命，然后，选择了回归合理的规则、秩序，远离叛逆（即妖精气），并力求用创新的、合乎道义的方法开辟新的人生道路。所以，孙悟空不是简单的归顺，而是欲以创新追求卓越、超越。
追求卓越，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合理的动机，是人性的自然要求。但我们一定要追求合乎道义的东西，也一定要追求真实的东西，千万要摆脱神话的幻影（猴行者主动跑来辅佐唐僧取经，不就是那位不知名的作者想借取经的神话来神话自己、过过瘾吗？），摆脱理想化的陷阱，摆脱对神话的渴求和依赖，脚踏实地沿着正义和道义之路，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走下去，哪怕只是迈出了那么一小步，前进了那么“不起眼”的“一丢丢”，那也是实事求是的“一丢丢”，胜过那凌空蹈虚的一筋斗的“十万八千里”。在这个意义上，黄袍怪的“舍利子玲珑内丹”也是超越了神话，而直指追求真正的卓越。这才是人性中永恒不灭的宝贵内核。孙悟空得到了它，心里就有了定盘星，就不容易再陷入追求的误区了。
对主旨诗的后续解读
说得这么热闹，问题也变简单了：既然作者思考得这么深刻，他为什么不去搞哲学，反而要搞文学呢？
原因也是很实在的：吴承恩为了寻求济世的大道，实际也是为了找到思想自救的出口，前前后后在儒、道、释的“思想迷宫”里撞得天昏地暗，仍然没有找到答案（但却在传统哲学这个“八卦炉”里炼成了“火眼金睛”）。直到他自己经由自身的经历获得大彻大悟，才洞晓过往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洞见了人们人生中思想上、生活上可能会经历多少误区、陷阱、磨难（所谓“九九八十一难”），却可能依然难见“灵山”（唐僧“九世修行”都没有成功）。于是，他用大多数人都能看懂的故事形式，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思想蜕变历程（也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以求帮助更多人能更顺利地走出思想的迷宫（就如孙悟空保着唐僧去取经），赢得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与解放。《西游记》结尾时，作者十分诚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目的：“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
哲学的总结，只有少数人会去看，可奇幻的故事却能让大多数人都能看到，进而有机会接触到思想的启发。所以，吴承恩没有去做哲学家，而是做了文学家。所以，他其实是披着文学家外衣的哲学家、思想家。
而本故事中的这首主旨诗所阐述的，就是作者人生修行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
前面咱们聊了诗的头两句。这两句，分开看都很好，合起来就会产生类似于下面这样十分难缠的问题：让一个人一边要遵行道义，一边又要合乎自己的本性，两者其实是容易产生矛盾的。到底该怎么来权衡与平衡二者的关系呢？
比如，如果要大义灭“私”，我灭吗？如果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教条禁区，张扬人性的新发展，我冒吗？当问题达到尖锐处，我要如何自处，才能合乎大道呢？
不用说，唐僧肯定选坚守道德，哪怕杀身成仁，以死殉道。猪八戒则是坚决自保要紧，道义放两边。显然，这两条道，作者认为都不理想：前者不适合大多数人，后者就是走歪路。那他，会怎么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呢？
诗的头两句已经说了，道义和本性，两手都要抓。这是主旨。关键是“怎么抓”。
作者说了：“金顺木驯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
这两句说的是一个意思：首先必须让意识与情感彼此统一，才能走上正轨，就是说，你得自觉自愿，心甘情愿，诚心诚意来寻求解决之道，“非诚勿扰”。然后，才能：“共登极乐世界，同来不二法门。”
法门就是通向自由和解放（“极乐世界”）的哲理之门。“不二”就是不再受困于“二”（即上面说的两难困境），也是没有别选的唯一之门。那如何才能进入“不二法门”呢？“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之元神。”
这是说，必须要修行。而且，这里有成熟的总体体系、路径可循，也有确定的终极目标（“元神”即一个人根本的灵魂，喻指修行的终极目标）要认同，目标就是成佛；成佛是对悟道的比喻，也就是说这终极目标不局限于佛教的思想体系，而是对应于哲学的普遍领域。与此相对的，则是世俗之流以“功名利禄、酒色财气”配自己的“元神”，那就成了后面说的“六门趣”。
总的方向、路径定了，标准也要给出，那就是：“兄和弟会成三契，妖与魔色应五行。”
“三契”就是意识、情感、无意识（无意识是沙僧）三者的统一，这就要求义与本性、与当下的情感态度都契合，这个标准真是不低。因为它意谓着一个人的内心做到了最大的和谐、一致、真诚，而且是超出了真诚的真（比如道家的“真人”、“返璞归真”等说法中的“真”），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怎样呢？那就是世间的千姿百态（即五行）、颠倒幻惑，也即妖与魔（色指众相）。有句话叫：“未佛皆魔”（没成佛的都是魔），可知魔有多少。
“三契”的确是很高的标准，但这正是一切人类事务的自然要求——人们总要求完善的行动而非有缺陷的行动。
把“三契”展开来说：义与本性的契合，从“义”的角度说，就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接地气，相当于中医所说的辨症施治，对症下药。比如，当初观音劝说沙僧和八戒参加取经时，就是如此进行；而从本性的角度说，义与本性的契合，则是要在发扬个性时，合乎道义、规矩，有礼有节，而非肆意妄为，只考虑一己私利。孙悟空受观音点拨，主动要求参加取经的表现，就符合这点，书中的形容是：“那大圣见性明心归佛教”。显然，经过500年的熬炼，孙大圣对道义的领悟力（不妨称为“义商”）大大超过了另两位“悟”字辈师弟。
义与情感相契合，就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或者意味着受教者打开了心结，能够心甘情愿。否则，可能会“口服心不服”（口服可能是出于利害的考量，不是本心本愿），“到地不到位”，容易三心二意，“出妖蛾子”（后来的“六耳猕猴”作为“二心”，实出于此，即诚心还不够的结果）。正面的例子，则有“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及最广为流传的“家合万事兴”。
本性与情感的契合，则是指落实在具体操作环节时，要完善“客户体验”。若体验不妙，一样可能招致失败，至少也会增加不必要的误会和阻碍。就如两夫妻过日子，性格不和，也可能导致劳燕分飞。这大体就是不断提高“情商”的事情。
象在“无底洞”时，孙悟空一讲“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以及杨木、檀木的区别话头，八戒当即心悦诚服的情节，充分证明他们在取经的历程中各自的情商都得到了长足的提升，因此，一个愿教会教，一个愿听会听，彼此间的相处及配合融洽许多了。原先一个轻视、戏弄对方，一个怀疑、防备对方，给对方拆台、使绊子等等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如果反过来，“三契”中只做到部分契合，或毫无契合可言，那必然会麻烦不断，甚至寸步难行，可不就相当于遍地是妖魔了吗？“三契”实即成功的理想标准。而在成功之前，总会状况百出，形形色色。恰如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有了宗旨、目标、路径和标准，具体的做法也就明确了：“剪除六门趣，即赴大雷音。”依据上述宗旨、目标、路径和标准就能识别好歹了，那么祛除自身所有的迷惑、误区（即种种“六门趣”，六门指人身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知觉通道，“趣”指沉迷的状态），就能一步步达到悟道的胜利境界。
这首诗高度浓缩、总结了“西游”修行的基本框架，并被置于“尸魔系列”的第一个故事之中，意在以此取代以往的各种修行理论（包括儒、释、道在内），成为真正有效的“不二”“总径”，帮助人们走好自己人生的“取经路”。有了这样的正“经”，过去既有的那些功能类似的古老或传统的理论、意识形态都成了“左道”和误区，需要修行者统统放下、避开。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们，注定要和取经人分道扬镳。故事的结尾，作者说的十分含蓄、婉转——“君回宝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参佛祖。”
解读至此，我们恰好可以回应一下本系列解读的题目：取经为啥靠走的。
从哲学上讲，旧日的宗教、教条、意识形态等等形而上学是主观性的，人的私心私利也具有主观性，它们往往都不具备客观的态度、平等公正的态度，也拒绝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形而上学与私心私利也最容易结合在一起，产生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这种结合的例子。又比如，儒家的仁义道德始终容留了统治阶级的主观需求：要人民乖乖听话，不得“犯上作乱”。因此，“儒家的仁义”也就始终是一种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平等公正、不客观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它与人的私心（首先是统治者的私心，其后可以是任何个体的私心）天然地就具有“前定姻缘”。因此，只要条件适合，黄袍可以“秒变”黄袍怪，绝对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秒懂”：为什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因为，“老蒋”推行的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套形而上学货色，它们正是私心最好的保护伞、遮羞布以及“训练营”、“亲友团”和“朋友圈”。它们惟独经不住人民大众实事求是的“考较”，最终令国民党失去民心，失去天下。所以说，国民党的失败，根子上，除了阶级立场的失败以外，还有就是哲学和文化上的失败，是凡事不肯实事求是的失败。同样，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的诸多大挫折也都出于这个原因，都是以形而上学主观性压制客观性，从而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道路。
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同样时时刻刻面临着依据主观性还是依据客观性的关键选择。选择“依据主观性（标准）”，就会掉进私心和个人缺陷的陷阱中去，最终招致失败。反之，凡事实事求是，根据客观实际来行动、做事，就能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就有望一步步实现目标。
实事求是，就是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前进，不退缩，不逃避，不得“是”，不停“求”。这正是取经精神的灵魂。反之，孙悟空飞来飞去的“筋斗云”则是主观性的道路，看上去又快又“爽”，可就是取不来真经，飞得越快，越容易撞山墙。
前面说的主旨诗中的“法归本性”以及“兄和弟会成三契”就内含着实事求是的要求。“法归本性”就不用说了——方法要沿着事物的本性来——一目了然。“三契”是很高且内在的标准，是否达到，不能预知，要经实际检验。而人在遇到实际困难考验时，各种问题立即暴露：取经路上，有多少祸乱不是因取经团队达不到“三契”造成的：有唐僧驱逐孙悟空，有孙悟空不听从唐僧，有行者戏弄八戒，有悟能妒忌悟空，还有沙僧心怀不满，冷眼旁观，等等等等。如此“不契”，自然妖魔丛生。更有甚者，在“隐雾山折岳连环洞”，有个豹子精施展“分瓣梅花计”，令三兄弟完全分散，各忙各的，互不通气，把好好一个唐僧，白白留给了妖魔。比如，咱们开车时，酒上头、闲聊天、看手机、捡东西，各种分心，结果——你懂的。
总之，人生奋斗过程中所有的不契都有深刻的内在、外在的社会、文化和个性的原因（这些原因中，内在的部分就叫做“尸魔”，而外在的部分可以称为社会群体的、或文化的“尸魔”），是滋生各种主观性、片面性的丰厚土壤，是通向真理路上的妖魔、阻碍。取经人的任务就是以“三契”为标准，搜检出各种“不契”的内、外因（种种“尸魔”），用智慧的、创新的方法去超越层层主观性，达成不断深化、牢固的内与外、内与内的契合，直至最终悟道，得见如来。
不得不说的、最、最、最重要的话
在本故事中，作者表露了他对叛逆的态度基调是——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对创新的认同，对规则的认同，突出表现在对“义”的认同（义结孔怀），以及同时要求“法归本性”，这两条的结合必定要以创新来实现，以实事求是来开路。
即便如此，作者仍实事求是地看到，叛逆作为一种追求变革的自然手段，不会自然地消失，而是会反复出现：因为它太自然了。比如，“后浪们”总会把自己的主观性当作理想化的真实目标，全情投入，并因此把“前浪们”的慎重、冷静当作“僵化”、“世故”、“守旧”来批判，在过激的冲动下，走向叛逆。
故而，孙悟空在本故事里，对叛逆也只做到了理性上的否定，以及对规则在理性上的认同。他在本故事最后说的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当唐僧不断感谢和称颂行者的功劳时，“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厚之情也。’”“那话儿”就代表规则和约束，显然，孙猴儿还没法自然地领受它们的“情”。他在感情上，既没有达到对叛逆的远离，也没有达到对规则的驯顺。
这两点在孙悟空身上近乎是不可能的，读者也不肯接受（这恰恰反映出叛逆具有强烈的自然基础）。但作者已是饱尝叛逆之苦，决不会再任由它肆意驰骋，只是孙悟空还需要一次关键性的感情上的转化，以达到前面说的“三契”状态，且主要是在感情上与规则的契合，与叛逆的切割。这个任务直到“真假猴王”一关才得以完成。
如今，网上流传说，在那一关里，真的悟空被打死了，六耳猕猴悄悄取代了孙悟空，混进取经队伍里，直至到达西天云云。这虽说是明显想多了，但至少在感觉上是很敏锐的——的确，在“真假猴王”一关里，孙悟空的一部分是被“消灭”了，那就是他在情感上对叛逆的认同，也即“二心”。因此，孙悟空不是被“干掉”了，而是在消除了内在的矛盾后，心理变得更整合、一致了。这同时也消解了早在《西游记》前七回所产生的一个重大矛盾：名义上，孙悟空被说成是妖猴，但实际上，他却又被描绘成光彩夺目的大英雄。作者真正要肯定和赞美的是人类追求超越的永恒动力。但在让它焕发出不熄的光彩之前，一定要先超越自身，超越叛逆。在“宝象国”，作者完成了第一步，在“真假猴王”中完成了第二步。
叛逆者的肩头是挑不起名叫“责任”的担子的。而没有责任压肩，叛逆终不过是一种青春的躁动，不可能持久，既难开花，更难结出好果，至多是一地鸡毛或结下难以下咽的苦果。而叛逆者要挑起“责任”的担子，则要有所归属，有所臣服，把自己交给某种高于自身的东西，从而完成叛逆者对叛逆的超越。所以说，叛逆是有自我颠覆属性的，它要么“翻车”，要么经由臣服，找到责任而自我超越。
水泊梁山竖旗造反的好汉们也尝试了后一条道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替天行道”的责任，却因为“天”的虚无飘渺（实则他们应以民为“天”，但这未免太超前），而归于虚无。这也意味着他们尚未臣服于哪个，他们只服自己。后来，他们归顺了朝廷，却实际上臣服于了一个在道德上低于他们的集团，最终未能完成超越，反归于寂灭——一种自我耗尽后的冰冷结局。梁山的下场是对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命运的一个投影，也是一切人类群体宿命的一个缩影，那就是，当前方再无高山可攀时，只能走向没落。
好汉们归顺于一个道德上日趋没落的集团，这是他们走投无路的悲哀。而孙悟空有幸找到取经的出路，则是出于作者长期沉淀（没有500年那么长）之后的自我突破和超越。这种超越，终究是叛逆与责任担当结合的产物。俗话说：“家有倔子不败家。”叛逆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你必须挑战绝顶的高峰，从而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高峰，也就找到了自己超卓的目标和使命。因此，叛逆是一个人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最难的“加试题”。你若没有个金刚钻，最好别揽这摊瓷器活儿！
唐朝的玄奘法师揽了这摊“活儿”，于是，有了取经的传奇。后来，许许多多的人都来尝试书写这部传奇，直到来了个叛逆的吴承恩，才算“找”对了“正主”。而吴承恩在两次失败的尝试之后，第三次才成功登顶。他深知叛逆不是件容易的事，才要把五行山、500年、紧箍咒、唐僧、九九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统统加在孙悟空的身上，借此告诉咱们：叛逆有道，负重致远；任性没戏，紧箍伺候。
最终，作者并没能完全消灭孙悟空的叛逆基因（故事里，如来就没打算殄灭“六耳猕猴”，只是孙猴子容不下他）。因为孙悟空在全书的最后仍在表达对紧箍的不满和抗争。这才是真实的猴子、真实的人性。也因为这份真实，《西游记》才是不朽的。
《西游记》就是作者由叛逆（“傲来国”）开始的探索历程（“取经路”）的最后产物。而“取经”的成功，则是作者继承传统（就要先归属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也超越叛逆之后的成就。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说《西游记》的根本宗旨，那就是前面提过的两句话：天人合一，世界大同。《西游记》结尾时说“同生极乐国”，就是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反映。“极乐国”就是大同世界，它不排斥任何人，你、我、他、她……都可一同生活在其中。这是作者心目中的最高义。“义结孔怀”也包含着把所有人都视为兄弟的意思：只要认同这个最高义，所有人也都能亲如兄弟。中国人几千年来也一直秉持这份大同理想而认同一句“四海之内皆兄弟”。《西游记》中高扬的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理念，也符合上述宗旨。这些正是作者对传统的根本的继承。而作者的继承还包括对传统西游故事题材的继承以及古典文学历史发展成果的继承。
但《西游记》不是保守地继承传统，而是以创新的思想和方式，发现了全新的内在世界，并落实在了独特的文学世界中，从而开辟了传统的“新疆域”。这是《西游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处。作者做这一切的目的，则是力求能让古老的理想，通过真正有效的途径落到实处。而“天人合一”可说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可靠路径，这个“天”就是自然，而不是天空的“天”。脱离了人的自然性，“大同”的基础就不存在。难道要到虚无飘渺的天国去寻求“大同”的基础吗？那样天马行空，还怎么“同”到一处呢？而“法归本性”就是“天人合一”的实现路径（本性就是“自然”在人身上的体现），也是“义结孔怀”的实现路径。换言之，吴承恩第一次将“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理想明确落实到了可行、可操作的微观层面，并作为他的“造化会元功”（“造化”也是自然）的第一块基石，安放在此处。
而这块基石（即前述主旨诗）则是关于心灵自我解放的一部浓缩的心理学、心灵自我运动的心理学。这样“自然”的心理学是现代和西方所没有的。
现代和西方有的 是静态的、解剖式的、“人造”的心理学，即便有一门“发展心理学”，那也只是关于心理随人生时光展开的心理现象的罗列。总之，现代和西方心理学是将心理当作“物”、当作分立的“部件”的组合来看待的。这种逻辑和生理学家拿着手术刀解剖动物尸体，观察其生理组织和结构是一样的。这种逻辑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科学思维”。
这种逻辑是片面的，把它用于研究“物”应该还算是成功的，但用于人、尤其是用于心，由于其内在深植的片面性视角，则其在目前还是“缘木求鱼式”的，至少是南辕北辙的。
科学的世界观在根本上是物化的、分立的世界观，而非整体的世界观，这就是“科学思维”对世界加的“滤镜”。在“科学思维”中，生命是物，是某种机器+算法，人也是物（机器+算法）。作为物，作为可分“部件”的组合，它们对于科学，可能是具体的、真切的；而作为自然的产物，作为整体，生命和人本身对于科学，反倒成了抽象的、模糊的存在，难以确切定义的“X”。科学无奈地把“它们”丢给艺术去随意涂抹，丢给社会去自由打扮。于是，人权、动物权、女权、同性恋权、XX权……都来了，这类涉及生命和人的本质属性的、总是颇富社会争议性的主题，在给人们增添了许多的喧闹和吵嚷之外，就只剩下莫衷一是。这科学吗？这显然不科学。但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自由就够了嘛！在这里，科学的片面性失衡就鲜明地展现出来了：科学只管物；人嘛，给他（她）自由就好了。科学就是这么对人类“负责”的。或者说，它是负不起责的。（马斯克已经把芯片植入猪脑了，未来还要轮到人脑。到那时，人与物就真的分不清界线了。不过，这种幻想，同永动机一样，一定是无法实现的，制造出一些生命的惨剧或是错乱的大脑倒是可以肯定的，除非，他和他的团队能重新审视他们的探索方向。当年，永动机的幻想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热力学定律；今天，人们幻想“真正”的人工智能以及脑机融合，也无非是因为误会了生命与心灵的本质属性。举个最简单的、可用常识判别的点——人是会出错的，也可以出错；机器可以出错吗？机器出错，就不会被允许使用，因为机器不会自我纠错，我说的是真正的自我纠错。如果机器能自我纠错，就是真正的智能，那它与人脑融合，不就等于两个“自我”集合在一个脑子上了吗？“这个脑子”不会疯吗？那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二心”了！）
与此不同，吴承恩的心理学，更准确些，应称为心灵学，显然是“不科学”的，而是天人合一的，是有机的，整体的。它决不把人和心物化，看成是分立“部件”的机械组合，而是在天人合一的原则下，完整、有机、真实又生动地展现其活力，呈现矛盾、冲突、转化与融合，并最终达到完善、和谐。
看上去，吴承恩也把心区分为几种功能的组合，比如“兄弟”、“五行”、“三契”等等，但这种表达只是一种语言策略，是借用，而非概念定义。至今也无人能说清五行（金木水火土）与取经五众如何确切对应，就是明确的证据，因为，作者根本就没有此意（他在第100回干脆明说了：“五行论色空还寂，百怪虚名总莫论”）。他对人物（取经五众）的基本定位就是：“一体真如转落尘，合和四相复修身。”（“一体”即唐僧，“四相”即孙猪沙龙马，他们全“合和”于一“身”）。
因此，我们就看出，他讲述心灵的话语既是客观的，又是诗意的、文学的、灵动的，充满象征和隐喻的。因为，他是为人、为普通人讲述这一切的，是为了让他们理解，而用适合心灵的话语与人们沟通，更是为了大多数人能受益、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长远幸福来思考和总结的。所以，他不愿用只有专门家才能理解的复杂术语和体系，把大众挡在“深沟高垒”之外。吴承恩在400多年前就为我们做出了这么杰出的典范，用《西游记》100回的篇幅讲述了人的心灵解放的真实、完整的历程，值得我们来好好领会。每当我们去亲近那个“泼猴儿”的时候，自然就能找到解放、自由、独立、自主、自尊、自信、自豪的快乐，所以，《西游记》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永远在召唤着人类的奋斗精神，不停地向前、向前……
取经为啥靠走的——《西游记》正解之认知卷
作者：愚夫老戎
QQ：821892804
四、一件大活儿
（三）斗法平顶山
1、卸载/UNLOAD
“平顶山”故事里，作者究竟要讲些什么，如果咱们用手机的使用来打比方，会比较好解释。
在前一个故事“宝象国”中，作者告诫读者们，要把自己头脑中“一心要做人上人”的那个“app”应用给卸载掉，省得它每天没事让自己的脑子老是琢磨着“冲、冲、冲”，太费电了。这“app”实际上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竞争议题。而要切实杜绝赢家通吃、零和博弈的竞争意识，转向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创新意识，就不得不处理更深层次的思想意识，也就是基本的哲学观念（含价值观念），实际就相当于更换手机的操作系统，从“安卓”换到“鸿蒙”。
这种操作，在《老子》中有非常重要而明确的说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一开始，一个人拥有了一部新手机，手机里原本就有了操作系统（比如安卓系统），还有许多用得上、用不上的应用程序（app)。然后，自己还会往手机上安装一堆自己以为有用的其他应用程序。这就是“为学日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这些app，有些好用，有些不好用。然后会把不好用的给卸载掉，既节约内存，又提高效率。这叫“为道日损”。后来，又发现整个手机系统性地落伍了，原因是出现了更先进的鸿蒙系统，可以实现万物互联。于是，就琢磨着换操作系统，或者连手机也换了，不是无为，而是“华为”，从此实现“无不为”（万物互联）。
很自然，手机的更换是轻而易举的，只要有足够的“money”。然而，一个人的头脑要更换“操作系统”，谈何容易！用故事中的台词说：“要发三四个昏是。”——准备来几次“黑屏”吧！孙悟空则照例是大包大揽，拍着胸脯大声说：没事，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转回头，就把八戒给坑了一道。这项操作相当于打“麻醉”或是“封闭”，以减轻内心的痛苦感，因为，八戒代表的是人的情感系统。打过这剂“预防针”后，最核心的工作就要开始了。
2、常见问答/FAQ
在核心工作开始之前，咱们还是有必要先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即啥叫“操作系统”。所谓操作系统，对于手机、电脑来说，也是一种软件、程序，却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是基础的软件、基础平台，是决定其他软件如何运行的软件。因为它决定了手机、电脑上的各种资源（硬件、电能、时间）和信息如何调动、分配、转移、加工以及得出结果与显示结果。它就好比是搭戏台的。有了台子，演员（即其他应用软件，如各种app）才好在台上表演唱戏；它又好比球赛的基本制度、规则，规定了球员、裁判如何参与球赛，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啥时做，啥时停以及判断输赢的依据等等。
若是往大里说，对于一个社会，它就相当于社会的基本信仰、宗旨、习俗、制度、法律、道德；往小里说，它就是一个人的三观，尤其是价值观。而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信仰、信念。多数人共同的信仰、信念形成一个社会主流的观念，决定了社会的基本宗旨，即“主义”。比如，中国一直奉行集体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乐于协商、协调、协作，与人为善；而西方的主流是个人主义，惯于自由竞争，关注个人权利。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劣，但有相对的优劣，即是否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是否适合具体的现实情况。
人和社会的信仰、信念决定了行为、行动的根本方向，具有刚性。机器（电脑、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也承载了机器运行的全部内部规则，不容丝毫紊乱。如果其中有矛盾、冲突、bug，就会令机器出错、停摆。
然而，对于人和社会，且不说系统本身就内生着众多矛盾，冲突，就算是外部世界，也在不停变动，个体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于是，即便曾经完美的“操作系统”也不得不随条件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变成废物，被淘汰。所以，修补也罢，升级也罢，更新也罢，就成为“操作系统”的常备选项。像电脑的操作系统就经常性地要升级、更新、打补丁。
在传统时代，一个人拥有一套“操作系统”或许能对付一辈子，乃至几辈子。更关键的是，几乎没有谁会想到要主动更新自己头脑中的“操作系统”——毕竟，人好好地活着，即便遇到个把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了，怎么搞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不是吃错药了吗！
实际上，故事一开始，孙悟空完全没想到要挑战这么难的题目，还是习惯性地照以往的思路，要凭本事降妖。当“日值功曹”（算是仙界派给唐僧的隐身“外勤”，负责暗中传信和保镖工作）装扮的砍柴樵夫提醒他小心应付时，孙悟空却说：“烦大哥老实说说，我好着山神、土地递解他起身。……若是天魔，解与玉帝；若是土魔，解与土府。西方的归佛，东方的归圣。北方的解与真武，南方的解与火德。是蛟精解与海主，是鬼祟解与阎王。各有地头方向。我老孙到处里人熟，发一张批文，把他连夜解着飞跑。”这思路正合乎被社会的一般“操作系统”规定好的“资源”分配规则，孙悟空很熟悉、很精通这些规则，却不清楚这些规则背后“系统”的架构和运行。结果，他遭到了功曹的无情讥讽：“你这个风泼和尚，想是在方上云游，学了些书符咒水的法术，只可驱邪缚鬼，还不曾撞见这等狠毒的怪哩。”你只会些浅表的东西，会摆弄几个app程序，根本不知道内里的精要，哪知道什么系统架构！这时的孙悟空顶多就象一个只会使用手机的高手，却完全不了解手机内部系统的知识，还自以为手机界精英呢！以他这样“矮子观场”的水准，揣想妖怪的行为做派，自然也是井蛙之见、格局湫隘的——“行者道：‘造化，造化！但不知他怎的样吃哩？’樵子道：‘你要他怎的吃？’行者道：‘若是先吃头，还好耍子；若是先吃脚，就难为了。’樵子道：‘先吃头怎么说？先吃脚怎么说？’行者道：‘你还不曾经着哩。若是先吃头，一口将他咬下，我已死了，凭他怎么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若是先吃脚，他啃了孤拐，嚼了腿亭，吃到腰截骨，我还急忙不死，却不是零零碎碎受苦？此所以难为也。’”你瞧，无论从哪一头开始，都是那种一厘米、一厘米往前推进的“笨办法”，完全是亦步亦趋的模式。这是“盲人摸象者”在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中，漫无边际、茫然无知、盲目摸索的行为状态下，所习惯的认知和行动风格：抓住一条线索，逐寸逐寸地小心前进。然而，妖怪的道行可是高级得太多了。“樵子道：‘和尚，他那里有这许多工夫，只是把你拿住，捆在笼里，囫囵蒸吃了！’”所谓“囫囵蒸吃了”就是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的操作模式，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完全是高屋建瓴者“降维打击”的架势。就好象做算术题：“1+2+3+4……+100=？”。亦步亦趋者，只知道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累加，累死累活还容易出错；而整体把握者，只要用归纳法总结数列的排列规律，再以乘法、加法结合的简捷算式，迅即得出结果，是标准的“降维解题”。
显然，要从亦步亦趋切换到高屋建瓴，当然要改造自己的“操作系统”了。而悟空一时还不可能明白这两者的真正区别。“行者笑道：‘这个更好，更好，疼倒不忍疼，只是受些闷气罢了。’樵子道：‘和尚不要调嘴。那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神通极大极广。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去，也须要发发昏是。’”所谓“五件宝贝”，不管是几件，指的就是“操作系统”的主要内部结构、标准的功能模块。掌握了这些“宝贝”的相关知识，也就大体搞明白了“操作系统”的基本要义。
这样的知识当然是比较精深的东西，一般人未必需要掌握。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变化，如果还想拥有一套有效、稳定的“操作系统”，起码也得拥有一套灵活、包容性强大的“操作系统”。如何让一套死板的、刚性的“操作系统”变得灵活、更具包容性呢？
《西游记》作者已经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前一章解读过的：“义结孔怀，法归本性。”义，就是人与世界、与他人的友好联结，而“法归本性”就是要让自己的人性回归于万事万物共通的“本性”。这就要达到悟道的境界，才能实现“三契”。只要还存留着任何一点僵化的一己之性，就可能成为自己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沟通的障碍、冲突的源头，就会令彼此受困，失去自由。要象《心经》上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就是把自家的“操作系统”更新到与道同步，达到最大的包容性。因为，世界上最大的不是天，而是一颗能包容的心。对于一般人，可能不用追求达到极致，但在这条道路上能走上尽可能长的一段路，绝对是必要而有百益的。
要升级、更新“操作系统”，对于机器相对容易，可要更新人的“操作系统”就很难，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操作方式根本不同：机器的运行、停止，可由人决定；而人的“操作系统”的运行、停止只能由人的“操作系统”自身决定。换言之，人的“操作系统”不能停止（“停”了，人就“瘫痪”了）。要更新，只能“带电”更换“部件”和系统，这样的操作必然导致“系统”在更新期间，动不动就会死机、崩溃（发懵、发昏、难受，乃至昏倒），造成更新进行不下去。所以，才很难，才会有俗话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的“本性”，一个在于身体，一个取决于“操作系统”（扩大了说，脾气、性格也包含在内）。而身体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本性难移”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操作系统”难“移”。然而，《西游记》干的就是最难的事，而且专门负责让人脱胎换骨。于是，我们就有了《西游记》的一套常见问答——
妖质问：我是神经病，你管我呢！
孙悟空答：嘿！老孙就专管各种神经病，专治各种不服！
妖问：你凭啥？！
孙答：凭我有药啊！
妖问：你有啥药？
孙反问：你有啥病？
妖答：说出来吓死你！本妖有九九八十一种病！
孙应：多大事儿！老孙有九九八十一种药，专治你的疑难杂症，包你药到病除，脱胎换骨。咱的口号就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妖（手扶头）：我晕！
大家不要误会孙悟空在这里是强加于人，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中国人“和为贵”的处世原则，就象中医决不会打上门去强给人治病一样。孙悟空的降妖基本是隐喻修行者的自修自饬。
当修行者治好了自家身上“妖精”的81种病，也就完成了自己“操作系统”的升级、更新，达到“顶配”了。但这并非一劳永逸了，而是从此以后，再要更新就比较容易、不大会发昏了，可以“君子从善如流”、可以“君子豹变”，也可以“大人虎变”，更了不起的是能舍生取义，义无返顾。这就是心灵自由了，这不是所谓“财务自由”可同日而语的。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
3、归零与撤网
那么，“操作系统”怎么更换呢？老子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差不多就是要将意识归零或近乎清零，回归人的单纯的本性、天性、本真状态，近乎婴儿、赤子。当然，不是真的取消意识，而是不再执着于固化的意识和意念，如婴儿般放松、自然、自在和自由。这样已经很接近于得道的状态了。
接近不等于是：“婴儿”也罢，“无为”也罢，不是人生的目的（“红孩儿”之难就出于这样的误解，以为“婴儿”就是人生的理想状态），而是自由宁静的良好状态。宁静方能致远，淡泊而后明志。所以，清零也不是最终结果，而是为了“安装”新的、更优良的“操作系统”，从而为了大多数人，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去奋斗，去创造；也为了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去经验、去成就，不白来世上走一回（“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此即“义结孔怀，法归本性”。
在意识层面，完成了如此“清零”的工作之后，才有了“乌鸡国”的“婴儿”现身。此是后话，这里只先点一句，以提示故事前后的意义连贯性。
在“平顶山”故事的最后一回（第35回）回首，有一首回前诗，可看作是主旨诗。其开头第一句说：“本性圆明道自通，翻身跳出网罗中。”正因为修行人意识清零，回归本性，故而才回复到“圆明”的状态，思想意识达到了可通“道”的地步。那么，“网罗”又是指什么呢？显然，那是在思想意识“清零”前，曾经深陷其中的思想之网。所以，在“清零”之后，才有了“翻身跳出”其中的成果。这么说，还是有些笼统。“网罗”具体是指什么呢？
4、说来话长
话长是缘于话题的复杂。因为，这里必须探讨一下人类文明迄今的演化。（如果哪位对这个话题暂时不感兴趣或觉得篇幅太大，也可以先略过不看。）
现代的没落
人类社会为合作而存在，因合作而得维系，因合作而发展壮大，繁荣兴盛。然而，在人们分配合作带来的丰硕成果时，很难再始终如一地保持合作的态度。反而，为了攫取更多利益份额而展开了各种“反合作”。这也就是所谓的“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显然，“（以）利结合作”，也会“（以）利解合作”，建立在纯粹利益动机上的合作无法持久。
幸好，人类合作的主流从来就不是单纯建立在利益动机之上的，而是首先由各种现实契机和条件自然促成的，比如血缘关系、等级关系，这些在动物的群居生活中就十分普遍。人类社会也不能例外。《西游记》第一回中描写的石猴与猴群的生活既是动物式的，也是人类式的。而人类还有更多超出利益动机、维系合作的力量，文化传统（习俗、神话、道义、道德、信念、信仰）、情爱、梦想、希望等等，都是促成人群结合的重要因素。
但是，世上无不散的宴席。一种群体结合（合作）的成功，总会来到一个分水岭，令结合走到终点。对动物来说，可能是首领的衰老或新挑战者的强大。对于人类来说，这分水岭，笔者另称之为“饱和点”：成功带来的益处导致溢出了既有结合的约束力——或是产生了巨大的诱惑；或是引发了过大的胁迫力量。前者促使弱势者要冒险突破合作的约束与“强势者的压制（比如违法、犯罪乃至造反），以占有更多的益处；后者则推动“强势者”滥用优势地位（今天的高科技也潜藏着这样的威胁），破坏合作的约束（比如搞腐败、垄断），侵占群体的利益份额，获得更多利益，巩固乃至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利益、地位（比如战国争霸直至秦王封帝）。
不过，合作的力量永远是更大的力量。当合作的既往成功达到饱和点之后，旧合作的潜力已开发殆尽，无力掌控它所创造的财富（物质的及精神的）。人们就必须、也必定会发明更有效的合作形式（比如网络），以恢复合作，并借助合作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和成就。由此，我们就会看到一条规律：合作——饱和点——混乱过度期（如春秋、战国时代）——创造新合作。这是合作的周期律。而新旧两种合作就是新旧两种社会制度或两个不同时代，如分封制（周代）和集权制（秦、汉），或如西欧的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
随着人们对这一规律自发或自觉的利用，时代的频繁更替取代了社会制度的大颠覆，人类便进入了“现代”（一刻不停在变动的时代）。现代，是人们不断主动调整合作方式和机制的、不断自我革新、频繁迭代的时代。也是人类在两代人之间，乃至在一代人之内，就不得不更新自己的“操作系统”的时代。许多人无法主动跟随这样快速的变化，而不得不沦为“吃瓜群众”、时代的看客。所谓“宅一代”、“佛系”，因此而生。所谓亚文化群体与现象（如“二次元”、“中二病”等）也是不同时代的快速过渡中产生的滞后现象。由此，人类社会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种种异象、乱象乃至俗称的“比烂的时代”，都是现代已总体越过“饱和点”，进入混乱过渡期的“正常”表现，是人类社会迟迟不能创造出新的合作形式而出现的无所适从和茫然。
在这样一个“非时代”的混乱期，中国、中国特色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却日益凸显出来，成为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亟待认清的一个关键因素和力量。因为，在中国身上潜藏着开启新时代的核心文化密码和创造性力量。
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的一种神奇存在呢？
话，还是要从文明的演化升级说起。
会，还是元？这是个问题
人们目前所看到并关注的文明升级现象（如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奴隶制到封建制，等等），实则都同属于一种文明之内的更新迭代，是次级迭代，而非大类上的文明升级。
《西游记》一开篇讲到“会元论”：一元等于十二会，一会等于一万来年等等。假如从文明升级的角度上讲，次级迭代就相当于在“会”与“会”之间的变动，它们都处在一元之内。而这个“一元”就是父系社会文明。因此说，人类社会只经历过一次大类文明升级——由母系社会文明升级到父系社会文明。
为啥说这是升级不是倒退呢？首先，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还一直是在发展进步的。因此，后出现的形态通常比旧有的高级、先进。否则，人类不就是在发傻、犯蠢吗？其次，父系文明比母系文明先进、高级在哪儿呢？先进就不多说了（生产工具和方法的持续改进），主要说说高级的地方。人类之间的合作最初是以血缘、亲情（以母亲为中心）及狭小地域内的共居关系为基础的。在这样的合作中，女性的母性、温柔、耐心、细致、周到的特质大放光彩，成为组织、协调群体活动的核心要素。女性在群体中拥有高贵的地位。但当饱和点来临，这样的合作模式无法保证跨血缘、跨族群、跨地域合作的成功。人类必须发现新的合作基础，创造新的合作方式。而这些东西，后来便出现了，这便是图腾的力量、神话（传说）的力量。这种抽象的精神力量是借助人的想象力来发挥影响的，男性在这方面的创造力明显走在了前面，于是，逐步取代了女性的领导地位。进而，文明发生了转型、升级，由较小范围的群居发展到跨地域的联合，直至后来产生了国家。
作为文明之母，母系文明是一种和谐型文明，在人际合作上，主动、紧密且充满人情味，附着着浓厚的血缘、亲缘、地缘关联。而到了父系文明时代，合作名义上是基于抽象的观念（图腾、共同的遥远祖先、虚幻的神明等等），实际上则基于现实的利益联结，并受到力量平衡的制约（军事、暴力、神灵信仰、禁忌、法律规范）。合作的主动性降低（尤其底层民众往往是被迫劳动），合作中的离心倾向增强，往往需要外部约束来提高合作的稳定性（法律约束、契约义务、暴力压迫）。连男女结合也离不开婚姻制度（一纸证书）的保障。人类的合作、国家、集团乃至家庭都存活于周期律之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国家、集团、小群体、团体）保障自身存在并延续的手段只能是利益和获取利益的能力，即实力。保持并不断提高实力，就成为核心的工作，要“更快、更高、更强”。文明便进化为竞争型文明。在这样的变化之下，竞争性合作，甚至单纯的竞争，都优于单纯的合作（一味讲仁义的宋襄公陷于失败，遭到嘲笑，蒙受羞辱就“顺理成章”了；“老实人吃亏”也不是什么偶然的不公，而是竞争使然）。最初，父系文明仅是外部竞争，内部合作；至此，竞争已进入内部（在中国，战国时，各国竞相变法的内容便是引入内部竞争机制，激发民间的活力，增强国家实力）。代价就是伤害了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和谐关系（古人讲这是“人心不古”）。秦帝国甚至必须用严刑峻法来维持社会秩序，以至二世而亡。汉初依然社会不稳，统治者引入道家思想才有效应对了局面。之后，过度的竞争意识又蠢蠢欲动（“八王之乱”），迫使汉武帝起用儒家思想来抑制离心倾向。从此，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延续了二千年。
综上，既往文明经历了由狭小地域文明（和谐型文明）到广大跨地域文明（竞争型文明）的升级过程，也即母系文明向父系文明转型的演变过程。时至今日，竞争型文明也即父系文明也已经来到了自身的饱和点，而且，已经越过了饱和点，开始了混乱过渡期（各发达国家普遍的“少子化”趋势，便是衰落的明证）。
文明的下一步在哪里？
当此之时，回顾一下中华文明将有莫大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