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未来与中华文明
（1）男性的权力如何压倒了女性的权力及其长远后果
人的本性是要过得幸福；人在朴素的情感上是要做个好人，赢得所有人的认可、喜爱、赞赏。于是，在人的意识上，就要协调好这两个目标：又幸福又好。这是天然的、自然的“三契”。这在原始的和谐型文明中是容易实现的。因为在狭小地域（比如村落）中，人们彼此相互了解，十分熟稔，且利益上休戚与共。因此，相对容易做到共同幸福、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情感上的共通、舆论的统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监督作用。然而，当合作进入到跨地域条件时，上述天然的有利条件便消失了。不同地域的人，认知、情感、习惯都有众多差异，“三契”的条件不复存在。人们往往会舍弃情感上的契合，而专注于意识与本性上的契合；即利害的权衡。这正是男性优于女性的领域：男性敢于抛开内心对于陌生人的不安全感，勇于冒险追求利益和机会，从而赢得在跨地域合作上的机会与成果，获得在跨地域合作上的话语权，进而，逐步取得更多的权力，并渐渐取得对女性的优势的主导地位，最终，取得完全的控制权，取代了女性在族群中的领导地位。进而，主动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炮制并传播神话（传说），神话自己和自己的主张，影响更广大范围的众多人口，由此结成更广范围的族群的联合（注：此处刻意不提男性在武力上的天然优势，主要在于，暴力换不来长久的合作，而文化的力量可以）。
“三契”的平衡打破后，天然情感（如孟子看重的“恻隐之心”）的力量受到压抑，并逐渐被弱化（弱化成“良心”和人性的底线。类似于“农夫和蛇”的诸多道德故事告诫人们：人应该有良心，但不可有无界限的仁善。这种无界限的状态，其实正是人们久已遗忘的“三契”的和谐状态，是人被祝福的样子、在天上乐园的样子，只是它不大适合竞争的社会而已）。在竞争型文明的大多数的进取和创造性活动中，良心，都会被排在靠后的位置，竞争意识则被大大强化，逐步上升为一种主要的行为动机。人类社会是以合作为主基调的，适度的竞争可以让人摆脱对合作的过度依赖，避免一味地“躺在”合作舒适的“怀抱”中，不思进取。但过度的竞争意识则会伤害合作，破坏社会的合作基石。人人自危，必然导致人人自保，合作便步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了。这一点，中国的道家看得极为透彻并大力抵制。如道家说的“天之道”，削峰填谷，弥合差异，创造和谐；“人之道”，贪求利益，沉迷竞争，两极分化。道家的主张是反竞争的——要人持后、守雌、无为、逍遥、坐忘、遗世独立、退隐田园。
但这些消极主张不足以抵抗竞争的上升势头。最终，人类的竞争脚步甚至走在了时间的前头，创造出了“现代”，这一“奇观”（某种意义上是“怪胎”）。原始和谐的“三契”被切削、压模、异化成了“真、善、美”的分立、隔阂，以致于哲学上竟出现了“从事实得不出‘应该’”的道德伦理的荒诞局面，即真≠善≠美。科学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各管一摊，自立山头，利益为大。一切都能分开，各自论价叫卖，足斤足两，良心买卖，实则无非是标榜而已，实际实行起来，多半走样。而人们只会怪罪理论空洞，却完全意识不到，良心已经被扔在地上，踩在脚下，被搓成了灰、渣，捡都捡不起来了。
实际上，原初不存在良不良心的。心就是心，是一个整体。“上德不德”。一旦打碎了这个整体，一切都成了算计，才有了所谓的“良心”。“下德不失德，故无德。”再是小心翼翼地手捧良心，也只是捧着道德的“灰”、“渣”而已。这便是道家的道德整体观对整体和谐破坏后的竞争社会的冷峻批判，也是对父系文明和竞争型文明的一种朴素的、自发的否定。它所凭借的则是对母系文明、和谐型文明的认同与怀念。老子希望人们“绝圣弃智”，返璞归真，回到上古结绳记事的文明状态，正是要人依靠真实的经验和记忆，而非靠欲望和想象鼓起的贪婪来指导生活，以此来阻止那些过多、过滥的、有害的进取心与创造力（敢为天下先者）在社会上的施展。
(2)周礼、道家和儒家
老子思想的源头一方面来自史料，另一方面则得自周人对古今文化的创造性综合改造。周人融和谐型文明与竞争型文明于一炉，由重神转向重人，由重命转向既重命更重德，力求再造一个新型的和谐型文明。这实质上是对母系文明精神的部分复活，弥补了竞争型文明忽视情感维度的文化短板，使上层对民众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影响有温度、能深入人心，而不只是以威势震慑人心。换言之，周人比商人更懂人，也更相信人。更关键的是，周人重新定义了“高贵者”——高贵者的天赋使命是向好向善，能完成这一使命的人才真的高贵。因此，周人创造了更自觉的和谐型文明，依靠一整套文化机制（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法律体系……），来维系其持续运转。这实际上是重新定义了“文明”。它的典型代表即周礼，但核心不在此，而在其整体性。后来，这一整体性制度体系渐渐废弛，周礼就失去了灵魂，徒有其表。道家批判儒家，重点便在于儒家只抓到了周礼的肢节，而没有抓住灵魂。这个充分体现整体性的灵魂，老子命名为“道”。其前身正是周人心中的天命：天命必须落实为德，而德又展开为一整套制度安排，来组织全部的社会生活。这便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在儒家，天命又重新沦为不可捉摸的神秘存在。这实则是道的失落。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德为实际的根据，从中提炼出“仁”来大力宣扬。“仁”胜在（比“道”）容易理解、接受，进而“吸粉”无数，再“流量变现”，影响力非凡，最终，成为主流。这证明了一个常识：实用胜过精准，好味道胜过刻骨入髓。但这样的实用主义就始终面临着一个致命的能力焦虑——对明君（圣人）的焦虑（含“清官焦虑”）。因为明君（圣人）是真正得道、懂道的天命之选，唯有他才能施行真正精准到位、入骨入髓的仁政。只可惜，这样的圣人“五百年才出一个”。人民就常常在痛苦的煎熬中被动地等待“天开眼”。
儒家的最大功绩在于让“真正的文明和高贵”（仁义）飞入寻常百姓家。孔子的“有教无类”，突破了王公贵族对精英教育的垄断，使“命贵”不再专属于极少数人。而道家做的更加彻底，直接将“天命”替换为“道”，彻底开放了“通天”的道路，只要水平够，没人能拦住你。中国人一直坚信凡人也能成神（如关公、二郎、妈祖等等），思想源头就在这里。孙悟空就是相信了道家的这一神话，以为自己真的已经达到人的极致了，却不知，那些不过是旧时代对人性的有限理解下的“宏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宏大深邃的世界还等着他去探索呢！
有道，在道家就是基本的资质；在儒家就是神话传说，十分难得，以致孔子要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当然，从实践的角度说，道家是理想派；儒家是实干派，别管得不得道，先“照葫芦画瓢”干起来再说。“离了张屠夫，咱也不能吃带毛猪”，“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别说，凭着儒道两家（后来添了佛家）的共同守护，中国的和谐型文明一路走来，虽有磕磕绊绊，磨难曲折，终究是不绝如缕，薪火相传，延绵悠长。
（3）竞争的“网罗”
从唯物的角度说，竞争型文明绝对是个贪欲无穷的“暴力大胃王”，是超级的资源消耗者，注定要以永不休止的扩张、索取、占有并耗尽资源来维持实力，赢得竞争，最终，与环境同归于尽。这是竞争的本性使然。因此，这样的文明是速朽的。曾经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都是如此。人类的文明要想拥有长远的未来，注定要抛弃竞争型文明，走上和谐型文明的道路。
竞争型文明的核心要义，也是它对人类长远命运最致命的伤害，便是将一切价值贬为工具和材料，去填竞争的黑洞（“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变化是不变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竞争文明最“响亮”的口号）。而其策略便是让竞争无所不在，将所有人绑定在生死线上，只能专注于竞争以保命，无暇分神，疲于奔命（除非以垄断换来“长命”）。之后，再以没有深度的庸俗娱乐占有人们仅存的闲暇时光，而不去质疑和思考：除了日常的电视肥皂剧、电子游戏、电影、“剁手购物”、明星八卦，再有，便是打卡旅游、打卡消费、打卡健身……。今天，更有一大文化“癌症”：手机上瘾，成为一剂猛料，助力于把人工具化、“肥料化”、乃至“废料化”。这项文化“事业”目前更有“大数据”这一魔幻工具助阵，使之如虎添翼，攻城略地，无坚不摧，其巨爪之下，鲜有幸存者。正是普天下之人，莫非大数据之“俘虏和人质”。
这些是竞争型文明制造的适合于人们生活方式的“网罗”，而更隐蔽、更关键的，是思想、价值观的“网罗”。它完全自动化地“后台运行”，让人根本毫无觉察。即便偶尔觉察了，也难以反驳、反抗，多半还是“顺其自然”了事。比如，我们在选择职业也好，创业也好，会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唯独有一样，不用考虑而是直接默认，那就是“要成功”。多新鲜！谁做事不是奔着成功去的？难道不盼着成功，还盼着失败？那我请问一声，您是盼着谁成功？是您自己成功，还是别人成功？您又盼着谁失败？是您自己失败，还是别人失败？答案自然是明确的。所以，这就是竞争，就是人与人的战争。上一章，我们提到的囚徒困境，它是怎么来的？它就是这么来的，是竞争文明造成的。这就是“网罗”的力量。
因此，只要你看中了成功，就是看中了那件“黄袍”；只要你追求成功，你就是“黄袍怪”。你就必须遵循它背后全套冷酷的规则和逻辑，你就必须登上竞争的船。上了“贼船”，就得做“贼”做的事；入了妖怪的套子，你就是妖怪，没有别的可能。这就是“网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有人要问了，如果我不选“成功”，还能选什么？回答也是明确的，在竞争文明中，只能选“成功”。除非你换一种文明类型，换成和谐型文明。那么，和谐在什么地方？很有意思，它是现成的，就在每个（或大多数）家庭的内部。中国自古以来的“家国一体制”就是力求将和谐文明从家庭扩展至全社会的制度设计。在家里，我们通常希望人人成功，没人失败。即便谁失败了，其他成员也会上来帮助，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可惜，在竞争型文明中，家庭与家族的和谐也在慢慢褪色、残败。社会上离婚率的高企、生育率的下降就是明显的指征）。同样，如果社会是一个和谐的集体，那就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人为社会做贡献（人人都是坚定的唐僧），并追求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而不是个人狭隘的成功。这样的社会就是极乐国，就是美好的人间。问题是：你、我、他、她有没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这关键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否能象唐僧一样，或至少愿意象唐僧一样，走一条艰苦的取经之路，去征服九九八十一难，让自己脱胎换骨。首先，就是我们能否在思想上挣脱竞争型文明套在我们心灵上的严密“网罗”。而这，就是“平顶山斗法”对于今天的我们的现实意义所在。
那么，中国的文明就是完全的和谐型文明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中国的文明实践受到竞争文明的影响，是要偏离道的，会走上歧途一阵子。明朝便是一个例子。明朝自建立起便偏向了权力垄断。朱元璋为了一姓之私，精心设计并实施了十分成熟的专制制度，走上了极端的排他性权力竞争的路线，核心便是文化垄断和制度垄断。文化上只许教授钦定的四书五经，制度上只许研读四书五经的合格人员担任官员。这一切看起来很“儒家”（学而优则仕），其实只是把儒家打造成替朱家看家护院的一根打狗棍而已。这样的文化政策和制度政策，只满足了一姓之私，而非民众福祉。民众的福祉，要由懂得民众、接近民众的组织者来维护，而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朱元璋的专制设计，把官员都塑造成“贴牌儒家”，有名无实，彻底败坏了儒家的信誉和威信。当官就是为财，成了人们的真实信条，仁义道德的大道理只是装门面的幌子。可以说，这正是儒家实用主义长期施行的必然后果。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明清的历史正是很好的证明。而道家远在二千年前已预言了这样的后果（参见《西游·奇游——通天与道》中关于《庄子·庚桑子》的评论）。
有这样的“儒家”，现实中的“道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大批顶着淡泊名利、世外高人光环却四处钻营的“山人”就是一个突出现象。此外，以道家修仙之术招摇撞骗，也是大行其道、泛滥各地（宫廷与民间）、颠倒众生。伪儒伪道于社会、民众，一个夺利，一个骗财，又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共同编制着愚弄人民的精神网罗，以方便肆意谋取各自的私利。他们欺负了人（通天河的灵感大王）、骗了人，还“让人帮着数钱”，其毒害天下，莫此为甚！要彻底打倒这些伪儒伪道，就必须在哲学上根本地破除他们编织的思想陷阱，回归道与德的源头，回归人的自然本性，才能让人重新拥有明澈的眼眸、正确明晰的判断，做回思想意识健全的正常人。这就是“本性圆明”和“跳出网罗”的本意。
蒙和骗是最烂最坏的竞争，又是竞争的末路、最下流，或者说，是竞争的异变。如果抢、偷、骗都成为“主流”的话，这社会也就要灭亡了。因为，合作已死。
以上，为了解释这两句主旨诗，却要解释这么一大篇关于文明的内容，实在是极难的。因为，要整体梳理出文明的源头、演化，乃至末路，以及出路，才能跳出网罗，才有可能恢复“圆明”。圆：圆满、不亏不欠、无损；明：无染、清澄。圆明就是处于天然的“三契”和谐状态。当然，本章还是专注于哲学上的清理，恢复的是思想意识上的清澄状态，称为“明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下一章“乌鸡国”才是情感上的清理，消解心结，完全实现“三契”，回复“婴儿”状态。
5、合作的难题
虽说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但合作却不是人的天性。尽管人的天性中有一些有利于合作的因素，却也同样有不利于合作的因素。所以，合作与人的天性的结合始终是人类社会的重大难题。可以说，几乎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的实质都可以归结为如何协调天性与合作的关系问题。
合作与天性最大的冲突在于：合作，天然地是弱者的最优选项；合作，天然地使人具有了依赖性，依赖他人的善意合作。可就天性而言，人愿意做强者，愿意享有自由，不愿意依赖他人，故倾向于不合作（所谓“万事不求人”）；但同时，人又愿意享乐，不愿辛劳，愿意不劳而获。于是，又倾向于利用合作占便宜，让别人多付出，自己少付出，轻松获利。所以，人对合作的态度天然是矛盾的。
面对矛盾，道家选择了回避、逍遥：不合作，少合作，尽量满足基本天性，抑制天性的恶性发作（比如少合作，就少了“搭便车”、占便宜的可能）；儒家选择集体主义的和谐合作，讲仁义，行仁义；处在两者之间的，是世俗的实用主义。于是，统治者用法家“人性恶”的视角来监督一切实用主义的表现，控制恶的发生、发作。这是中国的办法。
西方是以自由主义放任天性，放任矛盾，以博奕来“出清”矛盾（不是化解矛盾，比如“甩锅”就是一种出清的方式），并以法律来监控“放任”，使之不至于颠覆社会秩序。
集体主义合作有忽视能力的倾向，往往容易助长不劳而获的的天性，最终毁掉合作的基础；自由主义的放任，总是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利用、盘剥，再抛弃（今俗谓“割韭菜”），造成两极分化，令社会在极化中撕裂，完全破坏合作。
那么，走向和谐文明的道路在哪里呢？是不是只要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OK了呢？我想，这是倒果为因了。和谐文明不是人类道德高尚的产物，而是相反。否则，任何时候，人们只要普遍地到处建起一座座“道德裁判所”，假以时日，应该能形成某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规矩。唯一的疑问是，这种规矩是否具有真实的生命力，能够塑造出一个有持久生命力的文明呢？恐怕，道家会给这种设想大泼冷水的。他们会说，嘁，这种人为的规矩是反自然的，是无道的伪文明，“不道早已”（已：完结）。这样看，道德并不是开启和谐的钥匙。
实际上，类似这种想用设定规矩创造和谐社会的做法，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人试验过了，结果是天下大乱。这个人就是在《西游记》里被重点点名过的王莽。他被作者视为与齐天大圣同罪的存在，以至于作者宁可顶着“130年”的“时差”，也要让大闹天宫与王莽篡汉“同框”。显然，吴承恩很不看好王莽那种很儒家、很周礼、很圣人式的理想和做法。那，作者心中的答案是啥呢？
或许，按照吴承恩“法归本性”的理念，理想的合作是统合天性的矛盾，用适合的方式应对天性的不同表现，实现人与社会的最大满足。比如，用对等的合作（如多劳多得）鼓励人发展能力，自己动手创造满足需要的各种条件；用集体主义的和谐合作救助弱者，使之走上不断提高能力的良性发展道路；用强制（如法律）的“合作”治理好逸恶劳的懒惰习气（强制的“合作”的更悠久的“恶性版本”就是阶级压迫和剥削）。
那么，假如有这样理想的社会安排，谁是这种理想合作的协调者呢？换言之，再好的制度设计，没有合格的执行者，也是枉然。即便勉强找个接手人，也只会走上不合理的歪路。
这样的合格者的要点便在于：他在自己身上解决了合作与天性之间的协调问题。
然而，解决合作与天性间的问题，却不能只是着眼于合作，那样，必然会陷入儒家的困境中去。
按照儒家思想，既然合作是“刚需”，必然有一种强大的意志决定了人必须合作，这个东西就是“天意”。“天意”规定了人必须遵从仁义道德来实现合作。孔子把这个称为“天命”。孔子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懂得了这个“天命”。这“天命”可不是专属他个人的，而是属于所有人的（把“天命”理解为个体专属的人生走向，是文化后来发展的结果）。认为“天命”属于所有人，这是孔子了不起的发现。过去，“天命”只是贵人的禁脔，平头百姓哪里值得老天如此眷顾！但是，把“天命”普惠于所有人，并不能解决合作与天性间的冲突。孔子自己不就说吗：“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以说，儒家提出了人人都该修德，这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但儒家却没有解决如何确保“德”能真正普及的问题，反倒是把“德”重新变成了“圣人”的“特供”，变成了少数人比多数人“尊贵”的理由（“礼不下庶人”）。
类似地，如果只着眼于天性，同样无法解决合作与天性的冲突，而只会陷入道家的窠臼中。但是，道家的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那就是要顺着天性来探索合理的解决方案，毕竟，天性是人的活力的源头。而吴承恩提出的是“义结孔怀，法归本性”的方案。前半句讲要坚持良性合作，后半句则讲要结合人的本性。并且，还要持之以恒地修行，以实现内在的“三契”，最终达到良性而持久的自由境界。这是个体内修的最高成就，是以个体无须外求的最大福祉为收获的，被吴承恩称为可“尽报此一身”。所以，他的方案不是着眼于社会需要（即不假外求），而是追根溯源、立足于个体自身的，因此是在根本上可行的。同时，又是与社会需要协调一致，甚至是远远高于社会需求的。惟其如此，才足以保证当事者能对社会负责，而不是先对自己“负责”。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修行中完成了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取经人（修行者）对自己负责的重要一步是在平顶山完成对旧有的修行逻辑的超越，回归人的真正天性，从而去探索新的人性可能、新的人性境界，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理想。而回归真正天性，就是回归“本性圆明”。
6、圆明、圆明，我想你
“本性圆明”的重要性有多高，看看作者为它准备的四回故事的篇幅，就会有点感觉了。为了对下一步的“斗法”目标有更明晰的把握，有必要先认真说一下“本性圆明”和不落网罗。
“本性圆明”是什么样子呢？圆：不缺不损，一样不少，一点不缺，原样未变；明：清澄无染，未受影响。比如，生产线刚下线要出厂的合格成品，就是这样的。不过，这是“死”的状态。再举个“活”的例子。生物学上有一类特别的细胞叫“干（gàn）细胞”。它能在诱导下发育成体内任何一种细胞，如神经细胞、生殖细胞，或各种组织细胞等。象干细胞这样拥有全部潜能、全部可能性的样子，就叫“本性圆明”，也是原初的“三契”。往更深里说，这是一种“三昧”（三昧是译音，跟“三”没有关系）状态，后面，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就从这里来。不过，这种原始和谐的、未分化的混沌状态是一次性、一过性的。当它朝任何方向一迈步，或被外部影响一渗入，就开始不圆不明了。如《西游记》一开头说石猴刚诞生时，“目射金光，射冲斗府”，就是圆明状态。但千里眼和顺风耳又预报说，他“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就是说外界影响的渗入，令其不再圆明了。动物幼崽和人类婴幼儿萌萌的样子，近乎这种圆明；即便稍大一些的幼儿、儿童，憧憬着长大了要当这当那，也还是近于圆明；再到了十几岁、二十出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劲头，还是有鲜明的圆明气。然而，到后来，踏入社会，被烟火气一熏，又有几人、又能剩下几丝圆明的意思呢？通常不是变成精明，就是变得世故，或是兼而有之。而圆明，反而成了他羞于提及的年少幼稚、“老炮儿”口中自嘲的“生瓜”。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本性圆明”就是一个人原本健康、健全的样子，特别是精神的淳朴、纯粹，甚至是天真（在竞争社会，天真的人会早早“挂”掉的）。这是“圆明”最初的样子，是“原初圆明”。
每个人都如孙悟空一般，曾拥有这样脆弱又可贵的“圆明”。但大多数人后来都失去了，想找也很难找回了。可唐僧一直没丢，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分子，他背起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取经重担，不知深浅地勇敢上路。而结果，自然相当凄惨：死了九回（九是个虚数，喻其多、不可计数），直到找到了孙悟空做帮手。而孙悟空经过平顶山之后，还另外多了一种别样的圆明，不是那种原始和谐、未分化的浑沌状态，而是在分化之后的、自觉的再和谐、“再浑沌”。这种浑沌，是浑朴，是大智若愚，是被褐怀玉，是不受利害、诱惑、各种扰动所影响的自主稳定，能随时往各种方向行动，又随时能收回来，即拥有各种可能性。老子称之为婴儿、赤子；孔子称之为中庸、君子不器；《中庸》称之为“君子时中”；而吴承恩称之为“本性圆明”，不落网罗。所以，这里是吴承恩与传统思想“齐天”之处，也就是“平顶”之地（一样高了）。而500百年前“齐天大圣”的“齐天”，则是买椟还珠的盲目——根本不知道“天”在哪里呢！实在说，“天”不在天上，而在回复了“圆明”的精神中。
对于传统思想，无论是“赤子”，还是“中庸”，它们都是个体精神向颠顶攀升的根本支点，是其修养学问最精深微妙处的基点，属于最顶级概念的范畴。其他的“高大上”概念，如真人、圣人、神仙等等，均是这种内在成就的对外“变现”（兑现）。因此，就修养境界上说，已经是顶级层面了。而这里，也就成为吴承恩的真正出发地：从此处之后，吴承恩的取经路就真的要跨出传统思想的千年“宅邸”（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至吴承恩时代，约数是1500年，故在乌鸡国，孙悟空要以取经时的唐朝为中点，说什么“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俱尽晓得”，实际就是站在1500年后，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意思）的“大门”，起跑了。从此，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不过，孙悟空要真正“跑”起来，还要等到了车迟国才是时候。在那之前，他作为一个“有情有义的猴王”，还得替作者还三笔“感情债”：对上、对下、对自己。不然，就这么说走就走地“仰天大笑出门去”，真要让人以为走出来的是个没心没肺版的“天线”宝宝了。稍微说远了些，主要是为了指出前后故事的关联性，也凸显“本性圆明”的意义：突破了“操作系统”的神秘性，也就开始拥有了思想上的自主性，不再人云亦云地被意识形态所左右了，可以自主判断和行动。
“本性圆明”，是自古及今所有精英教育追求的一种基本的理想人格状态。拥有它，足以成就任何英雄豪杰、贤达俊才。“历代人人皆属此，称王称圣任纵横。”（第一回）唯如此，方能应对九九八十一难，趟平十万八千里路。反之，网罗缠身的人，要么早早“阵亡”，要么始终在旧格套里追逐幻影（如齐天大圣），食古不化、打转转（正如下一个故事开头，行者所说的：“早哩，早哩，还不曾出大门哩！”）
实际上，圆明的本性就潜藏在每个人体内，偶尔在不经意间，于时光的裂隙中，我们能窥见自己的圆明本性，那可能是你转瞬即逝的灵光乍现，那是命运给我们的珍贵线索。抓住这个“线头”，就能慢慢摸索到本性的门前。这样的“线头”，也可能在梦中出现（如下一个故事），也可以通过一点点清理旧“操作系统”，确保它渐渐浮现并清晰起来。平顶山斗法说的就是逐步清理“操作系统”的这回事。
7、外国的“行者”们
说到这儿，咱们不妨再做个横向比较，拿西方的文学作品做参照。
与《西游记》题材相仿的两部西方古典传奇式作品有《唐吉诃德》与《天路历程》。笔者对《唐吉诃德》还是挺喜欢的，喜欢唐吉诃德的纯真、执着、异想天开和疯疯癫癫。而仔细想来，这位名字里也带个“唐”字的“西唐”，与唐僧这位“东唐”，骨子里流动的居然是同一种气质：理想主义。而其源头就是他们紧紧守护的原始圆明、浑沌本性。这便是唐僧长生不老的真正秘密所在，也是“西唐大哥”敢于自封骑士的依据所在。他守护的是人类宝贵的原始天性，守护着人类全部的发展潜能与无限可能，也就守护住了人类永不丢失的希望和未来。这份守护是何等宝贵！
当然，看清了这一点，也就看清了另一点：“西唐”与“东唐”的相似，也恰恰表明了他与孙悟空的不同、《唐吉诃德》与《西游记》的不同——在孙悟空的伴护下，“东唐”最终脱胎换骨了，最后是飞着回到大唐的。这意味着“东唐”变得与孙悟空一样了，达成了自觉圆明（这正是吴承恩的理想：让天下与自己父亲一样的千千万万的人们都能变得本性圆明。“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而“西唐大哥”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蜕变，一直保持着原初浑沌的样子，最后是败给现实，而灰心丧气地回到家里。原因恐怕是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教徒，谨守着意识形态规范，不越雷池。与这一点相同，《天路历程》里的主角“基督徒”，一路走来，尽管不断发生着蜕变，从开始害怕末日审判，到最后坦然进入天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但却也始终不越意识形态的雷池，不触碰“操作系统”的核心，仅只修正自身与核心“操作系统”相抵触的私心杂念与外在干扰。因此，这两位西方文学人物都堪称“意识形态分子”，忠实地按照“操作系统”的脚本诚实地“运行”着。惟有孙悟空，真是个水银做的猴子，见缝就钻，意识形态的篱笆根本圈不住他，只能在他头上安个紧箍，才有可能刹住他无穷的“野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唐吉诃德做了天性的执着守护者，而“基督徒”则是天性发展的特定宗教轨道上的忠实践行者，孙悟空却是天性的无穷可能的可信赖的大胆开发者与实干者（孙行者）。这个境界高度，我就不好多说了，大家自己看吧。
孙悟空的大胆却可信赖，源于紧箍的存在。这个需要重点说说。紧箍不仅代表集体的道德意志，更是对未来负责任、起保障作用的安全（甚至有点保守的）意识。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一点对于那些开发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的专业人员和团体，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紧箍只能起到底线的防护作用，不能解决前进的问题。唐僧之前取经却九次被吃的经历，很能说明这一点。如今，他与孙悟空师徒搭档、合作取经，该如何掌握紧箍咒的使用原则和策略呢？这是个关系到取经会不会半途而废的重要问题。
所以，我们先要重新审视道德。
8、德不孤，必有源
道德是违背人的天性的（人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算是对天性的一种证明），它的实质是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其意义在于创造人类的联合，但又不止于此。道德还是人的最高可能性、人的最高成就。因为，让一个生命自我牺牲是最难的，而自愿的牺牲中必定蕴涵着其认定的最高价值。这样的价值序列应当是从其真实的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没有真实生长过程的道德，注定是一种“舶来品”：不仅是不知其源头何来，也不知其让自己何往。
社会与合作，当然是道德的最直接、最要紧的源头。而具体的社会及其认可的具体合作方式，就是具体的道德的产生源头（一个极端的例子：“盗亦有道”）。自然，这样的活的道德（体系）也是遵循“义结孔怀，法归本性”的原则的。
按纯科学的观念，人，从天性出发，有无数种可能的发展方向，道德只是其中一种，做个恶棍也可以是其一。《西游记》第七回说：“光明一颗摩尼珠，剑戟刀枪伤不着。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作。善时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角。无穷变化闹天宫，雷将神兵不可捉”，说的就是天性有各种发展可能。各种可能性在纯客观的判断中，似乎不存在特异的优先性。换言之，怎么样都可以。这一点是自由主义的逻辑地基。但现实中从来就没什么纯客观的判断（和选择）。人时刻都被价值包裹着，任何判断都有价值标准参与其中。因此，一切的可能发展方向都要经过价值标准的过滤和筛选。“纯客观”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而已。而合作则是人类不可排除的价值与价值标准。
合作是群体生活的重大价值依赖和前提。它首先就会滤掉相当大一部分天性的发展可能，构成了对天性的特定的压抑。施加和接受压抑就成为对人的基本文化挑战之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人性就是在这种挑战中逐步塑造的。所以，人的发展总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人不可能实现一切可能性。文化就是对可能性筛选之后的成果。就如同良种的培育：淘汰不良的，留下优秀的，不断地优选之后，就有了文化。
对于天性，压抑什么，发展什么，是文化的实质。文化的“顶层设计”就是对压抑和发展方向做的选择“清单”。而哲学和伦理学就是文化的顶层设计。它们就是“操作系统”的总开关。这个“总开关”，在道家称为“道”，而在儒家则称为“道学”。“道学先生”如今已成为保守僵化的代名词。原因就在于儒家把过往历史经验总结的道德体系视为人性的“终极答案”。与此相似的迷思，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鼓吹的“历史终结论”（人类社会的终极完美形态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云云）。
文化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优选的工作从未停止过，只因人的天性的发展还从未停止脚步。在这一点上，道家是对的：“道可道，非常道。”但道家以为文化可以自然而然地发展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了：既然人已掌握了文化这一工具，就必然会加以充分运用，区别只在于谁去用、如何用的不同。“自然而然”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今天的社会是以博弈的方式来决定文化的和社会的方向。但这种方式已经、且继续释放出天性中过多的作恶潜能，创造出过多无谓的、乃至极有害的人造“奇观”。如今，“奇葩”已经司空见惯，就是源于这种博弈的“创造”，是源于恶意或反合作的潜能释放。
文化的本质是合道。既往的道或不能适合今天的需要，因为，今天的人已不同于既往。新的道要靠今天的人自己来探寻。但我们如果承认道德是发展的，就必须承认道德也是继承的。也就要明白道德是渐变的，而不能跃变。抛弃公认的道义，自说自话，那就是抛弃了道德的根本——合作。古人云：“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道德的实际取向原则（但也不能只是迁就，还要前进，所以，是有破有立）。惟我独尊是霸道，是失道，是无道，自然也是没文化。所以，唐僧掌握念咒的权柄，就是“以百姓心为心”的意思。
唐僧自己的问题是，他拥有的道德，是“舶来品”，而不是从切实的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这样保守僵化的东西，在真实的生活中，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物”，就如同当年的马克思主义，非经过中国化、本地化之后，不能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一样。印度的佛教也要在传入中国几百年后，转型为禅宗，才成为中国的佛教。所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也只是念念经而已。唐僧要做的是一步一步，一手一脚地亲身经验取经的全部历程，才取得一部“真经”，而不是在大唐做个照本宣科的“念经僧”。这个“一手一脚的亲身经验”，就包括一手一脚地从旧的“操作系统”中挣扎出来。这就是斗法的过程。这里的“斗法”，不是你坏我好，你死我活地斗，而是在继承、渐变、逐步出新中转化。所以，故事结尾，二妖被“化掉”了，却又复活了（这可不是因为他们有后台，有搞特殊、搞腐败的特权。这个要在“操作系统”的渐变演化层面上去解释）。
在这样的挣扎过程中，“本性圆明”的价值是独特而不可轻视的。
道德是渐变的，“操作系统”也是。所以，更新“操作系统”的过程中，既要守好道德底线，又要改造旧道德、旧体系中不合理的地方。这就需要两种东西：道德与游戏精神。前期的孙大圣缺乏道德自律，最后“杯具”了；唐僧则缺乏游戏精神（或说创造性），一样屡屡“杯具”（九次被吃，又有九九八十一难）。而道德+游戏精神，正是自觉的“本性圆明”（不是“原始圆明”）。因此，“圆明”又多了一层道德评价的意义：因为合乎道德而圆满、光明。这种“圆满光明”是就结果说的，而不是就过程说的：遵循道德，就会多付出代价，多背负许多的黑暗和苦痛，中国人说“吃亏是福”。当然，要吃亏，也分时候。对恶人，决不能随意让自己吃亏，那样可能是要命的。除非，你要“以身饲虎”。唐僧在取经的后期就学乖了许多，多听悟空的话，少上妖怪的当。所以，这样的圆明是不容易的。孔子说：“中庸不可能也！”——太难了。唯其难，所以，前来报信的功曹才提醒悟空要“腾那乖巧，运动神机，仔细保你师父；假若怠慢了些儿，西天路莫想去得。”要做到“腾那乖巧，运动神机”，就需要“道德+游戏精神”，既要负责任，又要敢冒风险。用今天的话讲，可能应该叫：守正创新。
要守正创新，就要“腾挪乖巧”，不乖巧，一守正就“守死”了，“西天路莫想去得”；而既要乖巧，又要守正，没有圆明本性，也断然不可能，那样，是会一“乖巧”就变成取巧，往往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样是“西天路莫想去得”。所以说，“本性圆明”具有重大而关键的基础性意义。
8、德不孤，必有源
道德是违背人的天性的（人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算是对天性的一种证明），它的实质是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其意义在于创造人类的联合，但又不止于此。道德还是人的最高可能性、人的最高成就。因为，让一个生命自我牺牲是最难的，而自愿的牺牲中必定蕴涵着其认定的最高价值。这样的价值序列应当是从其真实的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没有真实生长过程的道德，注定是一种“舶来品”：不仅是不知其源头何来，也不知其让自己何往。
社会与合作，当然是道德的最直接、最要紧的源头。而具体的社会及其认可的具体合作方式，就是具体的道德的产生源头（一个极端的例子：“盗亦有道”）。自然，这样的活的道德（体系）也是遵循“义结孔怀，法归本性”的原则的。
按纯科学的观念，人，从天性出发，有无数种可能的发展方向，道德只是其中一种，做个恶棍也可以是其一。《西游记》第七回说：“光明一颗摩尼珠，剑戟刀枪伤不着。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作。善时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角。无穷变化闹天宫，雷将神兵不可捉”，说的就是天性有各种发展可能。各种可能性在纯客观的判断中，似乎不存在特异的优先性。换言之，怎么样都可以。这一点是自由主义的逻辑地基。但现实中从来就没什么纯客观的判断（和选择）。人时刻都被价值包裹着，任何判断都有价值标准参与其中。因此，一切的可能发展方向都要经过价值标准的过滤和筛选。“纯客观”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而已。而合作则是人类不可排除的价值与价值标准。
合作是群体生活的重大价值依赖和前提。它首先就会滤掉相当大一部分天性的发展可能，构成了对天性的特定的压抑。施加和接受压抑就成为对人的基本文化挑战之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人性就是在这种挑战中逐步塑造的。所以，人的发展总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人不可能实现一切可能性。文化就是对可能性筛选之后的成果。就如同良种的培育：淘汰不良的，留下优秀的，不断地优选之后，就有了文化。
对于天性，压抑什么，发展什么，是文化的实质。文化的“顶层设计”就是对压抑和发展方向做的选择“清单”。而哲学和伦理学就是文化的顶层设计。它们就是“操作系统”的总开关。这个“总开关”，在道家称为“道”，而在儒家则称为“道学”。“道学先生”如今已成为保守僵化的代名词。原因就在于儒家把过往历史经验总结的道德体系视为人性的“终极答案”。与此相似的迷思，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鼓吹的“历史终结论”（人类社会的终极完美形态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云云）。
文化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优选的工作从未停止过，只因人的天性的发展还从未停止脚步。在这一点上，道家是对的：“道可道，非常道。”但道家以为文化可以自然而然地发展的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了：既然人已掌握了文化这一工具，就必然会加以充分运用，区别只在于谁去用、如何用的不同。“自然而然”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今天的社会是以博弈的方式来决定文化的和社会的方向。但这种方式已经、且继续释放出天性中过多的作恶潜能，创造出过多无谓的、乃至极有害的人造“奇观”。如今，“奇葩”已经司空见惯，就是源于这种博弈的“创造”，是源于恶意或反合作的潜能释放。
文化的本质是合道。既往的道或不能适合今天的需要，因为，今天的人已不同于既往。新的道要靠今天的人自己来探寻。但我们如果承认道德是发展的，就必须承认道德也是继承的。也就要明白道德是渐变的，而不能跃变。抛弃公认的道义，自说自话，那就是抛弃了道德的根本——合作。古人云：“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道德的实际取向原则（但也不能只是迁就，还要前进，所以，是有破有立）。惟我独尊是霸道，是失道，是无道，自然也是没文化。所以，唐僧掌握念咒的权柄，就是“以百姓心为心”的意思。
唐僧自己的问题是，他拥有的道德，是“舶来品”，而不是从切实的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这样保守僵化的东西，在真实的生活中，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物”，就如同当年的马克思主义，非经过中国化、本地化之后，不能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一样。印度的佛教也要在传入中国几百年后，转型为禅宗，才成为中国的佛教。所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也只是念念经而已。唐僧要做的是一步一步，一手一脚地亲身经验取经的全部历程，才取得一部“真经”，而不是在大唐做个照本宣科的“念经僧”。这个“一手一脚的亲身经验”，就包括一手一脚地从旧的“操作系统”中挣扎出来。这就是斗法的过程。这里的“斗法”，不是你坏我好，你死我活地斗，而是在继承、渐变、逐步出新中转化。所以，故事结尾，二妖被“化掉”了，却又复活了（这可不是因为他们有后台，有搞特殊、搞腐败的特权。这个要在“操作系统”的渐变演化层面上去解释）。
在这样的挣扎过程中，“本性圆明”的价值是独特而不可轻视的。
道德是渐变的，“操作系统”也是。所以，更新“操作系统”的过程中，既要守好道德底线，又要改造旧道德、旧体系中不合理的地方。这就需要两种东西：道德与游戏精神。前期的孙大圣缺乏道德自律，最后“杯具”了；唐僧则缺乏游戏精神（或说创造性），一样屡屡“杯具”（九次被吃，又有九九八十一难）。而道德+游戏精神，正是自觉的“本性圆明”（不是“原始圆明”）。因此，“圆明”又多了一层道德评价的意义：因为合乎道德而圆满、光明。这种“圆满光明”是就结果说的，而不是就过程说的：遵循道德，就会多付出代价，多背负许多的黑暗和苦痛，中国人说“吃亏是福”。当然，要吃亏，也分时候。对恶人，决不能随意让自己吃亏，那样可能是要命的。除非，你要“以身饲虎”。唐僧在取经的后期就学乖了许多，多听悟空的话，少上妖怪的当。所以，这样的圆明是不容易的。孔子说：“中庸不可能也！”——太难了。唯其难，所以，前来报信的功曹才提醒悟空要“腾那乖巧，运动神机，仔细保你师父；假若怠慢了些儿，西天路莫想去得。”要做到“腾那乖巧，运动神机”，就需要“道德+游戏精神”，既要负责任，又要敢冒风险。用今天的话讲，可能应该叫：守正创新。
要守正创新，就要“腾挪乖巧”，不乖巧，一守正就“守死”了，“西天路莫想去得”；而既要乖巧，又要守正，没有圆明本性，也断然不可能，那样，是会一“乖巧”就变成取巧，往往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样是“西天路莫想去得”。所以说，“本性圆明”具有重大而关键的基础性意义。
10、必要的说明
凭良心说，吴承恩是传统的文人，但不属于那种温良恭俭让式的传统文人、君子楷模。孙悟空身上的“野性”、痞气、市井风可以作证。举个例子说，吴承恩不见容于传统文人，且被他们执意要剥夺作者身份的一个理由居然是：传统文人是极在乎声名的（孔子就说过君子自重的话），相应的，也极在乎自己的名字，绝不会拿自己的名字不当回事，更不会故意去贬损它。可吴承恩竟然偏偏就如此“漫不经心”（实际是非常经心）地置自己的名字于尴尬境地（即前一章提过的第29回：“承恩八戒转山林”和第9回：“承恩的，袖蛇而去”），由此可证，吴承恩绝不可能是《西游记》作者云云。言外之意，吴承恩若是作者，指定不是“好人”，甚至说狠点，“不是人”。在他们眼中，只有行动规矩，处事妥帖，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爱惜羽毛，绝不出格出圈的人，才是好人，才是君子楷模。换言之，只有儒家圣人及其忠实传人，才配进入文明的殿堂，供后人瞻仰、膜拜。
对于这样的“圣人控”，“齐天大圣”，就是吴承恩给予他们的最直接回答。“齐天大圣”居然是一只“too young too simple”的猴子！大胆！胡闹！这还了得！可在吴承恩的笔下，这还是一只单纯、天真、可爱的猴子。这说明什么？它表明，吴承恩的的确确曾经是一位诚心诚意、如假包换的“圣人控”，甚至可以说是“圣人癌”“晚期患者”，虔诚到了自认为“天生圣人”的地步。够狂吧！青年时代的他，其自信、理想、信仰全都建立在儒家的圣人理想以及对“内圣外王”的终极承诺上，可说是到了如醉如痴、不达到圣人境界决不罢休的地步。然而，经历一次次的科举失利，这份豪情也一点点崩碎。一旦这座精神大厦被现实击得粉碎、瓦解，自然就令他有了幻灭感和被欺骗、被愚弄感。因为，被现实“击沉”的不仅是理想、信仰，还有被这些价值引领的人生和他的自我。彻底的失败，才是最沉重的“五行山”，让他难以翻身，并在痛苦的压抑中沉沦经年。那些噬心蚀骨的黑暗岁月，的确如孙悟空在五行山下“渴饮溶铜”，“饥餐铁弹”的日子一般熬炼人。但吴承恩的确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他最终还是完整地挺过来了。他的人生也在这样沉沦之后，比别人厚重了许多倍，抵得过别人几辈子的经验。这些都成为他的宝贵人生财富，并在日后焕发出强烈的光芒。在这些财富面前，那些空洞的虚荣，根本就轻如鸿毛，不值一提，除了诱骗、蒙哄轻信者，完全就毫无价值。孙悟空不去把它以及相关联的偶像（如车迟国的三清偶像）推翻在地，丢进轮回之所，真的是天理不容。
后来的吴承恩不再看重“圣”字了，而是看重“胜”字，把“自圣的傻瓜”式的矫情乃至轻狂，当作人生的累赘、包袱（如今称作“偶像包袱”），愉快地扔掉了。在第45回，孙悟空让八戒把三清的偶像丢进厕所里去的时候，作者显然早已丢掉了这个包袱——大闹天宫时，孙大圣在佛掌中的不“庄尊”，正是故意凸显作者对“自圣把戏”的不屑。吃够了偶像包袱苦头的人，才会知道轻装行路有多么愉快！由此，他看重的是“自胜”（老子说过：“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而吴承恩的胜和强，竟然到了连老子的牌位偶像都要打翻的地步，绝对是佛家的狂禅精神。这可不是对道祖的痛恨，而是对“我执”的抛弃。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悟空最后正果为“斗战胜佛”了。
一个自胜者，还会在意一个作为标签使用的名字吗？咱们在“平顶山”的后半程里就会见到孙悟空对待名字的洒脱、奔放了，这更明确、生动地代表了作者抛掉“我执”后的立场和态度。
不过，此处的重点不在名字的梗，而在于，他是怎么自胜的？作者创作《西游记》要服务的目的是什么？《西游记》可不是为了四平八稳、熨贴平顺的人生来的，它不对生活抱这么天真、廉价的幻想，而是更切合实际，是作为一个能为人生的波折、坎坷、磨难而绝对兜底的守护者而来的。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就叫《西游释厄传》。因此，当你的人生一派幸福祥和的时候，可以不去留心《西游记》（当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话，可以关注）。但是，当你身陷困境的时候，必看。看什么？就看这五个带罪之身（四人一马）如何一步步走出困境绝地，走上通天大道。尤其对于那些遭遇深层次矛盾和困境（如中年危机或事业转型），需要对人生或事业改弦更张的人们，平顶山故事，这场更新“操作系统”的挑战，是他们极佳的借鉴读物，或许能让他们在放松愉悦的阅读中抓住智慧的灵光，得到有益的启迪。
11、欢乐的斗法
扯了这么大一篇拗口的评说，才挨到正题上，好象有点愧对读者们了。但愿，各位客官能见谅、包涵老夫则个。
话说“平顶山”可算是《西游记》中写的最轻松、有趣、好玩的，而排第二的，可能要数“车迟国”故事。
在“平顶山”故事中，欢快轻松的气氛，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阳春三月的暖风，向取经的行路人扑面而来。行人们的好心情正如那怡人的春光，在春风中轻扬：“轻风吹柳绿如丝，佳景最堪题。时催鸟语，暖烘花发，遍地芳菲。 海棠庭院来双燕，正是赏春时。红尘紫陌，绮罗弦管，斗草传卮。”
这样的好心情源于他们降伏了“黄袍怪”，解救了“百花羞”，穿过了“宝象国”，从而“师徒们一心同体，共诣西方”（实现了“三契”）。作者特意营造这样轻松的气氛，是为了平衡此处难度升级的任务。而且愉悦的心态，也正是关键的游戏精神的体现，适合修行人充分发挥创造力，以应对更加复杂的挑战。
因此，贯穿于“平顶山”中的欢乐，便不同于“车迟国”中的欢快。前者是自由而持续的欢乐，作者将场景设置在山野中展开，让野猴子撒开了玩，玩到尽兴，既巧妙、高效地化解了妖怪的老谋深算、老奸巨滑造成的险恶，也缓和了故事寓意的沉重；后者则是战胜了对手后的胜利的骄傲与欢乐，要点在于戏剧性的冲突，是要展示在人前的，所以要设置在人烟稠密的都市和宫廷中展开。前者基本是放松的、不焦虑的。后者则总是在紧张焦虑——胜利——放松——紧张焦虑的循环中，起落涨跌，并随着对手态度、实力和赌斗的逐步升级而不断强化。相反，在“平顶山”里，对手的厉害、宝物的霸道，都不过是提升游戏趣味的必需，只是在增加故事的欢乐气氛，从不曾减低孙悟空与妖怪周旋的盎然兴致。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种特别的情况全都归因于一件事：所谓“平顶山斗法”完全是修行者自主选择进行的一场深度的自我思想改造。它以全面和谐为目标，要消除思想意识内在深层的矛盾冲突，达到整合统一，实现“本性圆明”。因此，过程中一切都是可控的，或以不失控为度。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乃是因为，深度改造的任务，绝非朝夕之功，要持之以恒，有坚定的信心，有跑马拉松的耐力和“续航力”，也要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能动精神，不畏惧、不松懈，不跑偏，不焦不躁，耐心周旋：能及时发现新的可能性，识别并抓住，精准出击，决不盲动。观音和老君的特意安排、日值功曹的提前告知，都提示了这一点（自主可控，即妖怪没有真正的主控权。正如通常情况下，任何自我改造不会让自己发狂；任何企业的自我革新，也不希望造成局面的大混乱）。而从心理上讲，修行人的自控，首先就很醒目地表现在孙悟空主动安排猪八戒巡山，并放任他被妖怪抓去，即“莲花洞木母逢灾”。
“木母”一词，点明了它指的是心理意义上的情绪本能，不仅是指猪八戒。“灾”，具有“命里注定”的意思：该有此一劫。那是什么躲不过的倒霉事呢？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就是说，吃苦，忍受一定的痛苦，是赢得美好的必要代价。对于人的情绪本能、身体本能来说，这是躲不过的“劫”和“灾”。对于理智来说，这是绕不过、省不掉的过程。古人的一个说法有几分应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不过，孙悟空尚不知道这个“谋”该有多大，只能走一步看几步，能做的先提前做起来。这便是孙悟空对八戒一番看似无情和顽皮的安排的本意。换言之，把八戒“送”到妖洞里，就是要一直感受问题的存在，并告诉自己：不许叫苦！说到底，苦是自己选的，也终究是吃得起的。而且，结果也是美好的。因此，说起来，是吃苦了，但这里终究是吉祥之地。所以，妖洞也叫做个“莲花洞”，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体现着宝相庄严，正代表了修行人突出的自律精神。
俗语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古典文化中，适度的禁欲、自律是做人的基本要义。对于修行人则更要严格许多。莲花洞里的二妖，之所以是妖，就在于他们打算放弃修行和自律，走捷径，以某些现成的、却可能已过时的思想充作大道，完成思想、信仰建设。故事里，妖魔说：“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寿长生，我们打甚么坐，立甚么功，炼甚么龙与虎，配甚么雌与雄?只该吃他去了。”具体说，就是不追求本性圆明，不追求根本性的超越，而只取现成流行的道家“返本还原”或儒家的“中庸”，作为修行的鹄的（因为，唐僧到现在还是个保守的教条分子，固守着旧思想、旧观念）。这样的放弃与选择（趋乐避苦），看似稳妥捷径，实则是坐井观天，失去真正自由的绝路。真正的自由总是与高度的自律紧密相连的（两者的深刻联系，咱们要到第50回“金兜洞”再细加探究了）。自律不是简单地遵守既有的道德律令，而是真诚地给自己“立法”并严格执行。孙悟空从“大圣”到“行者”的身份转变就是最好的例证。孙悟空能在这里撒开了“玩”而又不乱性，分寸感十足（比如，在压龙洞前为了自我尊严的牺牲而痛哭，是一个明证），当然与他的突出的自律性是分不开的。
12、能苦中作乐，才是真能乐
由于日值功曹的提前示警，孙悟空自然便要开始做规划、定预案了，也就是调配资源、分派任务、制定规矩。这些恰恰就是“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作者用“提前示警”一招，便不显山、不露水地全面激活并展示了“操作系统”的基本运作模式，可谓十分巧妙。既然名为“系统”，必然有诸多子模块。比如，孙悟空给八戒派活儿时，就描述了两个“子模块”：“看师傅”与“巡山”，并说明了两个模块的基本工作内容与相应的流程和标准（俗谓之“套路”，无贬义）。生活中类似的，如饭馆点菜的套路、医院就诊的套路、网络购物的套路……。这些套路其实就是它们背后的整个体系（或饭馆、或医院、或网购平台）与其服务对象（客户）互动的标准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操作系统”事先内定好的。当然，“操作系统”是人为了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目的决定了“操作系统”的“调性”（服务方向），而编制具体“套路”的人（对于手机、电脑来说，这个人通常是“程序猿”）决定了套路的风格。人们从每一种套路模式中，不仅可以体会到“操作系统”的调性，也能感知到具体套路应对客户的风格，进而揣摩到“程序猿”们的“猿性”。
自然，自诩为“老把势”的孙悟空早已摸透了自己这位“猪队友”的套路：偷懒——睡觉——撒谎——蒙混过关（如此不自律的“调性”，简直与二妖是一路的，也难怪该他进洞了）。而孙悟空自己的套路风格还是恶作剧式的（直男的无情+高傲者的蔑视+顽皮）——玩的是“钓鱼式执法”的套路：挖坑、跟踪、查证、审判、惩戒。其中，虽是满满的“正义”，却是不大仁慈，不够人性化。因为，孙悟空自己的“猿性”还有待于更加“人性化”呢（要到“红孩儿”之后了。而在此刻，他对于“调性”是没有特别选择的，如果让他参与分食唐僧肉，似乎也能“随缘随喜”。当然，在修行的意义上，“孙悟空吃唐僧肉”，是指修行者对旧思想理论的合理继承）！
好在，这一切不“人道”，前面说了，都是修行者对于自己做的事前心理准备、心理建设和自律，只求做到：事中不叫苦，咬牙挺过去。对自己粗暴点也是可以理解和必要的（比如，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又比如，“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些都离不开自律、主动的吃苦精神）。但这种“粗暴”是有限度的。作者在故事中没有明说的一点是：“看师傅”和“巡山”不是二选一的活儿，其实都是八戒的任务：“巡山”是去感受挑战的难度（置身其中）；“看师傅”则是忍住不叫苦，但要保证不出事儿。至于饿了、黄了、瘦了，只要程度不严重，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的标准就是，在更新、升级“操作系统”期间，持续地承受一定程度痛苦的煎熬，还要保持感觉的清醒、适度的敏感，还不能发生“死机”、“瘫痪”，保持“系统”正常且积极的运作。这就是十分关键的“看护”任务（显然，猪八戒在妖洞里的表现还是及格的。这个后面再说）。而“看护”任务所需的资源就是敏锐的感觉。这里的难度在于，感觉既不能太敏锐，也不能太迟钝。太敏锐了，在问题上还没取得进展呢，就缩回来了，那就白忙活了；太迟钝了，眼看系统要“死机”、要崩溃了，甚至出危险了，还不知道收手，那就有大麻烦了。这就有点刀尖上跳舞、高空中走钢丝的惊险劲儿（类似的，某些脑外科手术中，医生会要求病人进行交谈甚至弹琴，以确定手术没有破坏大脑的正常功能）。所以说，这是比道德律令更高级的自律。
然而，“操作系统”的问题与大多数系统性问题一样，具有根源性的影响，总要体现在方方面面、时时处处。导致前进路上，处处遇雷，遍地是坑，天罗地网，难逃难避。所以，功曹才提醒孙悟空要“腾那乖巧，运动神机，仔细保你师父；假若怠慢了些儿，西天路莫想去得。”要勇于前进，又要（根据感受）及时转向，随机应变，灵活应对。这种精细的操作，要求用理性驾驭感性，而不能片面地跟随感性。如果全凭感觉办事，或者过多依赖感觉，就会象八戒初遇妖怪时这样：“原来是道路不平，未曾细看，忽被?萝藤绊了个踉跄。挣起来正走，又被一个小妖睡倒在地，扳着他脚跟，扑的又跌了个狗吃屎；被一群赶上按住，抓鬃毛，揪耳朵，扯着脚，拉着尾，扛扛抬抬，擒进洞去。咦！正是：一身魔发难消灭，万种灾生不易除。”
这种高难度的挑战，挑战者没有一点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显然是不敢尝试的。而孙悟空，恰好就不缺乏这种精神——视困难如游戏。这一点，尤其在更新“操作系统”的事情上，是极其关键的。孙悟空就自夸：“不打紧，不打紧。我们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发发儿就过去了。”孙悟空的这点精神，其源头中，必然包括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豪迈气度，还有庄子的“鲲鹏展翅扶摇九万里”的逍遥气质。不过，发豪言、说壮语是容易的；要真刀真枪地解决问题，还必须胼手砥足地干出来、拼出来才行。象孙悟空这样玩一样地就把问题一个个解决了，那只能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是作家为了实干者们鼓劲、打气、加油而特意创造的象征寓言：玩，是表象、“面子”；开心，是上的油彩；征服艰难困苦，才是“里子”，是作者对人生的真实事像与心像的象征性、艺术性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