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风险”提示
看到如此慎重的准备功夫，咱们恐怕也能更明确地意识到，更新“操作”系统的议题，应该不是诸多一心忙着张罗吃饭、过日子的人们会感兴趣的。一来，操心这种复杂的问题太费神；二来耽误挣钱、吃饭、过日子。洞里的妖怪也怕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事先就做出了提醒：“兄弟，你有些性急，且莫忙着。你若走出门，不管好歹，但是和尚就拿将来，假如不是唐僧，却也不当人子。”一般和尚只知道照本念经，根本不会生出动“操作系统”的念头，犯不着惊动他们。本妖已经采集了唐僧一行的人脸“大数据”，可以精准捕捉的。这妖怪的确是很专业的！对付一般人绝对都是降维打击的碾压态势，以致于妖怪都不愿随便向平常人等暴露自己的真正实力。
所以说，那些热衷踏实过日子、时不时喝酒、撸串的人，就不要老是惦记“诗和远方”了，远方的妖怪不是你想遇上的；那些有些情怀、心中向往“诗和远方”的人呢，就在家周边的小山、小河边探幽访庙就可以了，别“说走就走”，去远方未知的莽莽山林里当任性的“驴友”，等到被人用担架抬回来，就真的“不当人子”了；而那些铁了心要征服（或说见识）远方的人，就做好觉悟的功夫，好好与平顶山的这伙毒魔狠怪恶战三天、三月、甚至三年吧！为啥可能是三年呢？因为时间短了，根本不够你“死”个十回、八回的。
14、开杠
话说，抓住了八戒、闻到了腥味的妖怪彻底盯上了取经队伍，反过来就是说，那些投身思想“远方”的修行者们已经清醒地置身其中，直面旧思想的无边的“巨网”（即妖魔）了，修行者又会先被哪根“网”线粘住呢？
前面咱们提过，“操作系统”是有“调性”（即服务方向）的。调性相同的人，才能凑到一块儿。既然唐僧是个“打卡慈善家”：逢善必慈，那妖怪就要“秀”出相同的调性，才能接近他。于是，这拴人的第一根“线”就是善。妖怪首选的策略是“善图”——“不可恶取，……只可以善去感他，赚得他心与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计，可以图之。”“以善图之”，就是打“正义牌”。有句常被人说起的道德格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要识破这些漂亮的谎言，真心不易！否则，就不会有尸魔白骨夫人作祟了，善良的人们也就没那么多、那么轻易上当受骗了。更不容易的，则是拆穿谎言，避免人们受骗。因为，那些闪光动听的名义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尸魔，蛊惑着人们的心智，蒙蔽了人们的双眼和判断，才让知情者无法畅所欲言，揭穿骗局（说多了，反倒要招致众人的反感、疏远），于是，孙悟空们往往不得不违心地陪着妖魔演戏。
但孙悟空的调性可不算是什么“善性”，而是“霸气”，只求碾压对手。让他温情款款地象个护士一样伺候伤病者，那真是选错了人。唐师傅意识不到这点，沙僧却是门儿清。“沙僧笑道：‘这个没眼色的老道！我驮着不好，颠倒要他驮。他若看不见师父时，三尖石上，把筋都掼断了你的哩！’行者驮了，口中笑道：‘你这个泼魔，怎么敢来惹我！你也问问老孙是几年的人儿！你这般鬼话儿，只好瞒唐僧，又好来瞒我？我认得你是这山中的怪物！想是要吃我师父哩。我师父又非是等闲之辈，是你吃的！你要吃他，也须是分多一半与老孙是。’”
然而，接下来的对话，立刻让唐师傅反感起来。“行者道：‘你既怕虎狼，怎么不念《北斗经》？’三藏正然上马，闻得此言，骂道：‘这个泼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驮他驮儿便罢了，且讲甚么‘北斗经’、‘南斗经’！’”我佛家讲究的是以慈善渡人，你讲道教的法术救命，（明显调性不合），是几个意思！？想唱对台戏！？孙悟空不敢硬怼师傅，只好转向妖怪说话。“行者闻言道：‘这厮造化哩！我那师父是个慈悲好善之人，又有些外好里（木+牙）槎。我待不驮你，他就怪我。驮便驮，须要与你讲开：若是大小便，先和我说。若在脊梁上淋下来，臊气不堪，且污了我的衣服，没人浆洗。’”我把你这个假装“慈善”的“操作系统”装到老子自己的手机里，你可别给老子乱下载安装app，弄些有的没的，坑老子话费或是损害老子名誉，我可要举报你的。那妖怪自然是接着装好人，承诺不在暗地里做手脚。“那怪道：‘我这般一把子年纪，岂不知你的话说？’”“行者才拉将起来，背在身上。”这样，假慈善的“操作系统”算是安装到孙悟空身上了。
可这样毕竟是调性不合——孙悟空（比如网络上的自干五们）的“草莽霸气”对唐师傅生硬而矫情的真慈善也才刚腾出点空间来，意思意思；现在，再添个假慈善，怎么能顺气儿呢（系统不兼容，手机肯定很卡呀）？孙悟空就要卸载妖怪的“系统”。妖怪哪儿肯呀？他便遣来“三座大山”“正义”地镇压，让孙悟空动弹不得。具体是哪三座山呢？书中说是：须弥山、峨眉山，再加一座泰山。笔者曾见网上有位网友指出这三座山分别是佛教（须弥山）、道教（峨眉山）和皇权（泰山）。这是很有见地的。须弥山和峨眉山代表的是思想上的压制，泰山则代表政治权力的压制。思想上的对立，还有辩论探讨的空间：故事中说，孙悟空肩头扛了两座山还能飞奔，意思是指修行人还有信心、有能力“舌战群儒”。可一旦权力介入进来，“那大圣力软筋麻，遭逢他这泰山下顶之法，只压得三尸神咋，七窍喷红”——立马挣展不起了。
就好比说，网上有争议的话题，有些有手段的机构或“大V”，先是动用自身资源，再是利用“水军”反复打压对手，最后干脆鼓动平台封杀对手。这最后一招，就相当于泰山压顶。好在，这平台的权力只是妖怪私下“勾兑”出来的，皆因妖怪的段位高，勾兑的手段厉害罢了。所以，平台最后还是害怕事情无法收场，自己将来要吃“瓜络”，就主动给孙悟空“解封”了。由此可以看出，大环境才是决定权力为谁所用的关键，这是有绝对刚性的。
15、刚性的解锁与回归
孙悟空究竟是怎么从三座大山底下解脱出来的，其实，作者是没有明说的。故事中说，是山神、土地畏惧大圣威名，而主动移开了大山。这只是结果，而非真正的经过。实际上，这里面隐含着故事中最难理解的内容，需要仔细拆解一番，否则，故事就只剩下热闹了。
从三座大山下解脱出来，包括两个层面的解放：政治（或行政）层面的和思想层面的解放。前者只能依赖“有司”（今天说是“有关部门”）。比如，如果作者因言获“罪”，就须“有司”来开释其“罪”。故事中，山神、土地主动移山，就是这方面操作的象征。这一解放，相对而言，没多少好解读的，都是“有司”的操作，修行者能下力的地方不多或不重要。如果有官方文件，参看即可（只可惜没有）；而思想层面的解放则是修行的重头戏。如果这上面不过关，修行就是白耽误工夫。而过不过关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试想，原本，孙悟空在“操作系统”上只能盲人摸象、亦步亦趋，相对于居高临下、可随意把玩“操作系统”的妖怪，是居于弱势地位的（参见之前孙与日值功曹的对话内容与解读）。怎么他从山下刚一出来，就马上能从容占了对手的上风呢？这其中的转圜，就是需要解读的重点。
由于孙悟空被三座大山给“欺负”惨了，以至他在山下只能哀叹自己之前行事太高调了：“‘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叹罢，那珠泪如雨。”然而，转过头来，当他得知妖怪竟能随意支使山神、土地、调遣大山时，一个重要而关键的问题自然就冒出来了。
权为谁所用？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是由文明的基本理念（其中也包括对权力的定义）决定的。这是权力的刚性的源头。
这里首先要明晰一个重要观念：文化与文明的区别。
（1）文明的含义
粗略地说，文化是人们自主赋予生活的稳定而普遍的样式；而文明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的能给人们带来普遍而满意的幸福的总体安排。所以，文明是有重要的标准要求的，即普遍的幸福。也因此，文明是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的，当它不再能带来普遍幸福的时候。而文化则不会发生危机（比如，当一种语言文字将要消亡，当一种技艺或艺术能力失传，并不会引起普遍的焦虑或担忧）。对于文化，人们只是自主地选取或放弃，就象换件衣服、发型、餐式或婚礼仪式，诸如此类。故，文明是自带“刚性”的，为的是维护普遍的幸福。换言之，文明的善是“有牙齿”的。而文化的善似乎只有浪漫。最典型的现象就是文化通常可以随意喜欢，自由撷取；而加入一种文明则需要满足一定的资质：要么入教，要么入籍（如国籍、户籍）。比如，在中国过去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存在着明确的城乡二元结构，想要完全享受城市文明，得取得城市户籍。
打个形象的比喻，文化是给生活涂上一种色彩，而文明则是给生活建一所房屋。房屋是必须要有明确归属的，并且，要有一定的能力来保证归属的恒定。因此说，权力的唯一作用就是保证文明这所“房屋”可以让真正的主人居住。而“三座大山”在正常情况下的意义便在于维持“房屋”的归属和坚固。“三座大山”是任何一种文明的必需、“刚需”。用中国话讲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古代造城，乃至造万里长城，是造物质的“三座大山”；而社会的道德、意识形态、法律等则是精神和制度的“三座大山”。无论哪一种，都怠慢不得。轻忽了，“房屋”就会垮掉或慢慢烂掉。近些年许多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苏联的解体等，都是精神的“三座大山”被他人攻占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座大山”不仅守护着金山银山，更守护着万里江山。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但普遍地文化意识不足，更缺乏明确的文明意识，以为那只是个人自由范围内的事情。许多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可说是随性、随意、迟钝、麻木，任人摆布，随声附和，甚至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自觉的文明意识，就是文明大门上的一把锁。文化可以开放，文明则要“门户小心”。当然，“小心”是有标准的，不能变成“小心眼”、狭隘自私。因为，文明的要旨是带给人们普遍而满意的幸福。如果“门户小心”弄成阶层固化、利益固化（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一国之内），那就是金角、银角大王的做派，就会招来孙悟空做对手了。
孙悟空当然不会和金角、银角们讨论文明不文明的问题，他在意的是权力为谁所用的问题。而权力，也是有文化和文明属性的。
（2）权力的属性
在西方文化中，权力就是力量、实力、power，即拳头硬就有权力。有权力而有权利：凭实力赢得利益，然后可以分利。而只有有实力的人才可以参与分利，这才叫权利。至于没有实力的人，既无权力，也无权利。这是赤裸裸的野蛮，毫无文明可言。所以，为了掩盖野蛮，现代西方又抛出了一套虚假的观念体系：人人生而平等，吧啦吧啦……可实际呢——西方妇女至今在婚后还要随夫姓，美国妇女到上世纪60年代才获得投票权，美国黑人要经过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对待（也只是名义上的平等，否则又何来的“黑命贵”运动呢？），等等等等。文明的外衣，野蛮的体魄，这是西方的“双标的”权力观。而重视科学技术，也正是这种权力观念的一个必然（科技能增强实力，即拳头的硬度）。这样说起来，野蛮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发展科技上会更卖力。
中国的权力观是另一种景致。“权”字的本意，通俗地说，就是指“秤砣”。俗话说，“秤砣虽小压千斤”。权之所以管用，在于有相关的体系（今谓之“平台”）——称杆、提钮、称钩、准星（刻度）——可以放大作用力。如果从力的放大的基本原理上说，这个体系叫“杠杆”，核心的要素就两个：直杆和支点。它们也是权力可以撬动更大力量的根本所在。什么是权力的直杆呢？就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什么是支点呢？就是“义”。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中国文化一直是恪守整体观的。恪守整体观，要求人看事情，要看透、看全，才有妥当的判断和处置（比如，为了确保对一个人看透、看全，就要“盖棺定论”）。而不坚持整体观的人，则会受欲望、压力、各种偶然因素的左右，而随波逐流，最终必然被现实淹没、挫败。可以说，恪守整体观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乃至万年）的最核心关键之一，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论。
那么，看透、看全会怎样呢？
在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丁伟和孔捷都当上了军长，又一起在军事学院里深造，他们在里面学到了一条重要的战略原则是一句古话：“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而看事情、看问题能看透、看全者，才有能力“谋万世、谋全局”。
现在流行一句“鸡汤话”，大意是：真正的勇敢，是在看透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我真的很好奇，这是什么奇异的勇敢？生活欺负了我，我看清了这一点，然后，继续挣扎着活下去。这充其量叫弱者的韧性，再拔高点，叫顽强的生命力，也就这样了。哪里敢称勇敢！如果这也配称勇敢，那战士们都该洗洗睡了。再进一步，如果所有的人都如此“勇敢”，如此热爱苟活，而没有人或少有人象个战士一样真正地去战斗，那生活还可以让人看透一千次、一万次，也看不透它变本加厉的黑暗。所以，苟活就是纵容黑暗。心甘情愿当一个弱者，还想拥有幸福，这样的人真的看透了生活吗？因此，这句话必须要改一改：真正的勇敢，是在看透生活后，去积极地战斗、创造、建设，然后，再谈热爱，否则，连值得热爱的对象都没有——去热爱糟糕的生活？这“勇”的又是哪门子的“敢”啊？你确定这不是变态、异化？假如，非要现在就热爱生活，那也该热爱战斗的生活，如同孙悟空喜欢降妖一般，而不是热爱苟活。
一个真正把生活看透、看全的人，会是生活的铁杆“粉丝”、热爱者。本来嘛，即便单单身为一个生命体，只要身心健康，吃嘛嘛香，热爱生活是再正常、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他（她）爱的是正常、自然的生活。中国文化一个好的地方就在于，始终明白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是自然生活的样子，没有特别目的的样子（老子就说：无为而无不为），不需要做“人上人”，不用去“天外天”。海子的诗里，有几句是对的：“春暖花开”、“喂马劈柴”，但是，不需要“面朝大海”。真的不需要。“面朝大海”是多出来的，是“有为”，是不自然。我还是想再多说一遍：生活是无目的的。中国人有句人人知晓的俗话，道出了这一真相，叫：“民以食为天。”老子则说的更明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不是要人自闭，而是叫人不要有“机心”。而生活原本就是如此的。但人与人的关联却会使某些细微的改变或差别被放大、强化而加强，产生不平衡，生出更多的欲望、追求，导致总体的不平衡。这就需要权力出面来恢复平衡。
古来流传下的尧传舜的治理天下的心法“十六字真言”，说的就是关于平衡的事：“人心惟危，道心为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就是那根杠杆的直杆，容易倾倒、失衡；道心就是义，就是那个支点，它正确的位置很微妙，不易放准。办法就是找准位置；摆直人心，直直地把握（即让杆平直不扭曲），让支点对准中心，从而让杆平衡。而平衡的生活，就是无目的的生活。不是没有目的，而是让种种目的，彼此平衡起来，让生活总体上宁静安详。上古神话说什么天缺地陷，女娲补天。而本故事中，银角大王介绍过，老子化身女娲补天，就是说生活失衡，需要用一些办法加在失衡的一头（补天），使杠杆平衡。而“葫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则所谓“葫芦”就是从思想上调节人们的欲望，恢复社会平衡的办法，这是葫芦的“正根儿”。作者在这里可没有瞎说。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权力就是社会自我维持平衡的关键力量，是公器。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故又有“替天行道”，确保了公器公用，维护社会的总体平衡。“治大国若烹小鲜”，没事别乱动，别扰乱了平衡。而妖怪私用“三座大山”，就是破坏了公器公用的原则，罪行严重。但妖怪却认为，这是本事、是自由。究竟是什么？
（3）山、葫芦与自由
三座大山的形象，代表了一个文明、一个社会确保自身内部稳定的力量，即思想的掌控与政权的稳固，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器，是很严肃的事情。孙悟空的态度表明，他其实是尊重这种力量和安排的。这一方面，是因为500年的镇压，让他有了足够的体会和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刚刚在宝象国，解决了黄袍怪后，彻底丢掉惟我独尊思想的结果。因此，孙悟空也就没对它们再下工夫，即不想染指公器。但这并不等于不追究妖怪对三座大山的滥用。作者通过转换，由两个葫芦和一个净瓶给替代了“三山”，一则，将修行的重点转移到思想层面，聚焦于自身内在的认知改造，深化对“操作系统”的理解；二则，借此来彰显妖怪思想上的罪行，并通过孙悟空与其斗法，来惩戒妖怪和止恶。
三座大山不仅有暴力的内容（政权中的暴力机器的部分），更有文化的“内力”，通过塑造人的“操作系统”，用有形与无形的力量，规范或塑造每个人，或说“赋魂”于人，即给人“安装”“操作系统”。这就是前面说的葫芦的作用之一。妖魔对葫芦的僭用正是其邪恶之一。
① 自由是谁说了算？
前面笔者提出一个观点，即事物的本性存在于该事物与环境的关联体中。这是有一定哲学和基本事实依据的。比如：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事物总在发展变化等。特别是关于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关联起来的，脱离具体社会，谈人的抽象本性，就好象在真空中研究鸟一样，这只不幸的鸟将既不能呼吸（会死），也不能飞翔了。
近来有一句口号很“火”，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话，人在郁闷时，吼一嗓子，很爽；把它当烈酒刺激一下喉咙也还行。但要拿它当饭吃，还得斟酌斟酌。首先，地球上有一件事，到哪儿都是躲不开的，叫做：地心引力或（重力）。一个物体质量越大，重力就越大。类似地，人在社会中，也有“社会引力”：比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比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比如“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比如树大招风；比如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或人微言轻）……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一个基本事实：人没法只管自己走路，社会其实早就给人划下了无数的道道，想自由，先问问社会答不答应。
所以说，人与社会是高度相关的。用中国话说：没有国，哪有家？例如，在百年前，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是：面黄肌瘦，脑后拖着条大辫子；或是裹个小脚，穿着旗袍，走路风摆杨柳，柔弱无力。然而，1949年后的中国，特别是经过朝鲜一战之后，“病夫”的帽子就被掀翻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就此确立，谁还敢小瞧中国，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了。那是中国人“变性”了吗？不是啊！是社会变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从“三座大山”统治的暗无天日，变成了以“天下大同”为理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东方红”了！于是。“人民万岁”了！“六亿神州尽舜尧”了！这不正是另一种样式的“橘生淮南”吗？
社会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否达到了影响本性的程度呢？让我们从更基本的生物学改变来看几个例子：比如，人类的驯养、驯化、改良将狼变成了狗，将野猪变成家猪，将野生稻子变成高产稻、超级稻。再如人们将植物种子带上卫星或太空舱，经宇宙射线照射而变异，或在实验室里直接转基因，甚至给人转基因也并非不可能。可见，环境、社会作为生命和人的诞生地，当然具有影响生命和人的本性的力量（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了人。这“劳动”当然是在社会中的劳动，而不是私人的劳动）。人或生命能选择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尊重、顺服或抗拒这种力量。古典时代的人们通常是顺服的，现代人则要求自由。只不过，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还在于各人各家的解释，这就难免有种种混乱了。
想要“由我不由天”的话，咱得清楚，最多能选一、两点，来“由我、不由天”（即抗拒），其余大部分得认命、“由天”。自由议题上的混乱，大体就是因各家选的那一、两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一个人觉得可“由己”的问题，别人却觉得该“由天”）。如，有人看重物质，有人注重精神，有人重视集体安全，有人偏好个体自决，等等。其实，不管怎么选，在大局上，自由，终归是社会可能给予的自由，不是自己可以随意的自由。富裕的社会，能给的自由就多一些；反之，自然就会少许多。古人的顺服，多半就是因为物质条件不足以支撑许多人的自由，只能满足少数人享受“人上人”的待遇。今天谁还执意去追求“人上人”的快感，其思想意识，应该被送进博物馆展览展览（当然，现在的互联网似乎更便于展示），让众人好好“围观”一下。
但古人同样需要可以自主的感觉，这就要靠文化的“赋权”了，即让现实合理化，也能让人满足。比如，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知足常乐”。这样把人生的际遇归结于神秘的不可抗力，大家都一样，就能安心于各自的命运了。每个时代，都要找出这样的决定性力量，给顺服或抗拒一个合理的理由。现代人把希望寄托于自由、平等，以为这就象在超市选商品一样自由、平等，至少是期待社会能提供这样的自由、平等。显然，人们忘记了，这样的好东西其实是当年的先烈“冒着敌人的炮火”拿血、拿命换来的，怎么就能象用手纸似的随意享用呢？眼里还有没有文化和文明的泰山矗立着呢？
粗略地说，在古代，道家主流的选择是尊重并顺服自然，抗拒人为的、社会的过度的塑造；儒家主流的选择是顺服社会的需要和塑造，而对人自然的本性则区别对待（总体是不与社会相抵触，而不是只有尊重自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而中国古人常是儒、道并用的（进取时是儒家，超脱时是道家。换来换去，更健康、洒脱，起码心里不那么纠结）。
但两家都存在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毛病——假定一个永恒不变的基准（天意或自然），再推导出一套原则和方法，奉为金科玉律，不容质疑。因此，两家都假定了人有不变的天性（道家说是“自然”；儒家说是“仁义道德”）。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就如同主张世上有神灵一般，只能信其有，无法证其无。因为，人只能认识有限，无法认识无限（神是对无限的一个称呼）。而古人相信神灵，是因为他们希望世界能如己所愿，办法就是拜托神灵。但现代人只相信自己，这和古人是一样的形而上学：把自由、把个性当成神的替代品，叩首膜拜。这种相信“神原则”的思维方式就是被装进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葫芦”里给“化”掉了。所以，今天的人在面对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东西时，还是会和古人一样惊呼：“天啊！”这表明他遇到了类似于无限（实则是超出他个体的认知疆域）的东西了。
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必须选择某个绝对的东西（相当于神）来相信，以作为思想、精神的基准、基点（即便是婴儿，也会天然地以本能为基点），否则，人就会成为一个混乱而无法有效行动，并因此无法生存的“裸机”。在一个人的社会化进程中，他也会获得一定的社会理性基点（比如，儿童对父母的信任。证据：日后，人在痛苦难忍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喊：“妈呀！”因为，强烈的痛苦触及或动摇了他的基点了），并由此开始发展与社会有效的互动模式，建构与社会的联结。这个过程，就是逐步获得“操作系统”的过程。老子称为“为学日益”。但老子很清楚，这是一种对人的有限的改造，运用到一定程度，就会“死机”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因为，任何具体的基点，其承载力总是有限的，正是这种限度把人给限制死了，而人自己还意识不到，常会盲目地坚持既有基点及对应的“操作系统”不放（谁见过刀把自己给割了？类似地，一个人拥有了操作系统，他怎么能够不换基点，还用这个系统改造系统本身呢？）。所以，老子才要人“为道日损，以至于无”，才能不被旧道、旧基点、旧操作系统给限制死，不断走出新的道路来，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但老子的这种思想还主要是被道家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而非作为哲学的基准（老子的“道”是“非常”道，是活的，很不容易用）。道家的基准还是以一个绝对物（如自然）为起点的，这就无法避免被其限制“死”，而“死”于其“道”。最终，那些不甘“寂寞”者，只能以成仙升天来构建一个虚幻的无限未来，注定走向瞒和骗。
谁能以“无”作为精神和思想的立足点呢？自然是悟道者、能悟空者。佛家对此也是欣然首肯的。并且，佛家（大乘）有更系统化的思想理论体系来指导修行者达到目标，这就是“真经”。但是，世人有几个能领悟佛家深奥的思想理论呢？于是，吴承恩出现了，他用他亲身经历的独特修行过程现身说法，告诉人们如何去悟道、悟空，并把其在精神世界的亲身经历演义成取经的故事，来阐述这部更为生动、易懂的“真经”。悟空的自由，是精神自主的自由，不是逾越社会和大众的自由。社会对这种自由通常是不了解的，常常会有诸多误会：《西游记》中就有这样的解说：“行者气呼呼的道：‘师父，你不知就里。我等保护你取获此经，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以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寿享长春，法身不朽：此所以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来暗夺之耳。’”（第99回）
② 自由由内而外
其实，老子早就指出了悟道的一般方法和原则，即“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无，也并不是真的归零，而是彻底的圆融、和谐、浑沌，和光同尘，“湛兮似或存”。而这种状态，就是合于“道”。在精神上，则达到一种相对完满的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一幅全景图：二千多年前的老子在《道德经》中为我们提供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结构全图，只是没有明说。原文如下：“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道、德、仁、义、礼”就是人的一个完整、有序的精神结构。
“礼”是人与社会互动的介面，是表面，是面子。孙悟空假扮“倚海龙”跪拜老妖狐，金角、银角跪拜孙假扮的妖狐，都是礼；而孙悟空故意绊倒精细鬼和伶俐虫做“见面钱”，则是孙杜撰出来的“礼”。可见礼有多么不真实。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就是形容礼的虚伪、心的险恶。当然，礼是社交的必需、互动关系的外显、强烈情感的有序释放（如婚礼、葬礼、国礼、庆典等）。没有礼，人也会寸步难行（比如，着装就是基本的礼仪内容之一。老子对着装的态度是：“被褐怀玉”）。
“义”属于理性的认知、判断，它自然比“礼”更靠近人的思想和精神内在一些。“义”的内容则是人与人联合的关键要点（就是“义”字中的那一笔“点”）。通常，人在社会中，必须掌握基本的礼和义。但传统中国文化明显缺失了一块，就是科学知识。就是在懂道理，懂规矩，懂做人之外，还要再加上“懂科学”（但不要迷信“科学”）。
仁是什么呢？孔子说仁是“爱人”，又说：“唯仁者能好（hào）人，能恶（wù）人。”说明仁能主导人的情感走向。它位处的精神结构就是情感态度，这个结构是直接决定人与人关系亲疏的根据。它也更向人的精神内核靠近了。因此，情感可以先于理性影响人的态度，如我们常说的“先入为主”，就是由于情感居于更接近精神“上游”的位置所致。人对事物的判断往往也是情感先行的（如爱屋及乌）。一些西方政客以反智言论将疫情责任“甩锅”中国，却能在西方民众中得到认同，背后的原理在此。所以，其语言反智，但其谋略不仅不反智，而且十分精明，正是利用了情感先行的原理。
类似的，人与人的沟通，也应遵循这样的规律，才能达成好的沟通效果。如家长教育孩子，不要只注意讲道理，那只是在义或礼的层面做工作 。如果孩子对家长讲的道理、甚至对家长本身都有情感上的抵触，理就很难讲进去。这就要上溯到“仁”（即情感）的层面，先沟通彼此的情感，才能打开心门，沟通义、礼。否则，“牛不饮水强按头”，就会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个下场。
事实上，这个原理已经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力量出于私心，而肆意滥用到令人愤怒的地步了！西方政客的“甩锅”，严重恶化了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情感态度，使得身处西方的中国人时时承压，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而在中国，人们则被另一类诡异的伎俩重重包围。这就要进入更深的精神领域来说了。
前面说了情感先行的原理。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爱或恨，或更一般的情感态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说“德”了。德包含了：人对自我的认识、对自己与环境（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对这关系的规划以及通过实践其规划而在自身得到的内外在成果（即人格），这一切就叫德。这其中，人的自我认识以及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共同构成人的（自我）身份意识（如阶级、等级、民族、国别、乡土等诸方面的稳定意识），还有角色意识（亲缘角色、职业角色等可切换的意识）。其中，身份意识是决定情感态度的先决原则（如阶级意识决定了阶级情感）。所以说，空泛地谈论“仁”是虚伪的，必须要明确身份意识，才能知道“仁”是什么成色的。换言之，德是仁的根据，是魂。有什么“德”，就有什么“仁”；有什么“德”，才有相应的道德，就能孕育什么样的道德。
德能解决的问题，基本相当于现代人最根本的哲学上的“灵魂三大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当然，古人的德的内容不同于今人，但原理是一致的，都是解决最根本、核心的问题的。但是，现代人却又不及古人，因为，今人没有任何确定的依据来回答上述三问，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严重的、由于“德”的不确定，而导致的现代人身份先天不确定的问题（身份自由的问题）。
今天，有一种相当恶劣的“身份政治”，刻意利用身份的先天不确定性，来营造人的异样的身份意识，从基础层面破坏人与人的联合，并孕育种种异样的道德、另类的“仁”，来肆意冲击社会的道德体系，达到解构道德的险恶目的，并最终服务于解构社会的阴谋。在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文化极力地竖起一道道身份意识的藩篱（如种族、性别、性取向、环保、动保、“X命贵”等等等等），挑动人群的撕裂。
在我们身边，这类破烂玩意在我们身边也早已遍地开花，花样翻新：从无事生非的身份标签，如“XX后”（80后、90后、00后……）、“XX星座”，到见缝插针的等级标签（金主爸爸、富二代、穷二代、高富帅、吊丝、失败者loser、X渣、X霸、女神、剩女、单身狗、各种“鄙视链”……），再到夸大其词的行为标签（“拖延症”、“路怒症”、“直男癌”、“吃货”、“剁手党”……），还有带人跳沟的情感异化（蔑视英雄、“包”治百病、粉丝愚忠、饭圈、“精日”、“精美”等等）、精致利己的责任异化（“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国不爱我，我不爱国”……）、生活哲学异化（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小确幸”、“不要大国崛起，只要小民尊严”……）、人格异化（物化女性、神话成功者、贬低平凡者）诸如此类，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的综合效果就是导致社会的隔阂、割裂、互不相通，纷争四起，且根本难以消解。
如今，玩弄这类身份政治的伎俩已经被人民所唾弃，并且，其手法也被人民逆用——“打工人”的出现，一举扫除了资产阶级的网络传媒机制强加在人们身上种种虚妄的标签，以相似的方法初步回击了恶劣的“身份政治”的操弄（只不过，这还只是一种自居于弱者的反击）。反过来说，所有的“身份政治”的玩法，本质上就是不仁，是破坏人与人的联合，好方便背后势力下手，谋利谋权。
这种现代版的“葫芦”与“净瓶”，同样是要人自愿相信，才起作用的。这就相当于妖怪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得答应一声，才能把孙悟空吸进葫芦里去。实际上，现代“妖怪”玩这手已经相当高明了，绝对堪称“把势”。比如电信诈骗，就是钻空子，利用各种你容易相信的借口（借助准确的个人信息）骗人上套。而某些势力操弄舆情，误导大众，已经侵犯了社会公器，危害极大了。《西游记》中，孙悟空被三座大山压倒，就与此相类似。吴承恩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打下了深深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忠孝思想烙印，以及其他价值观念的印刻。其中，有许多是已经变成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东西了。这些思想垃圾被诸多自私的势力用来操控舆论、影响社会发展方向，不仅阻碍人的思想解放，更阻碍社会的进步，威胁社会的根本稳定和全体的利益福祉。但由于这种操弄利用了“主流”的思想观念，显得“毫无”问题，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正视和重视，更无法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越来越恶劣的局面，使社会日益走向深渊。吴承恩原本试图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的注意，但得到的大半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式的下场。于是，他不得不沉下心来，从根本上寻找问题的出口，从而发现了人们思想上深藏着的种种“尸魔”一般的有害垃圾，才是令社会陷入困境（即“厄”）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吴承恩才着意关注于消除人们（首先是他自己）头脑中腐朽的文化思想的有害影响。因此，他在这里依旧很明确地转入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以葫芦来隐喻妖魔对大众思想的操弄。
故事中，当孙悟空从山神、土地口中得知妖怪遣山易如反掌后，他具体是这样反应的：“行者听见‘当值’二字，却也心惊。仰面朝天，高声大叫道：‘苍天！苍天！自那混沌初分，天开地辟，花果山生了我，我也曾遍访明师，传授长生秘诀。想我那随风变化，伏虎降龙，大闹天宫，名称大圣。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唤。今日这个妖魔无状，怎敢把山神、土地唤为奴仆，替他轮流当值？天啊！既生老孙，怎么又生此辈？’”老孙本领高强，却也从未想过把权威当破鼓瞎捶、当“哈喽Kitty”一样随心所欲地搬弄。这些妖魔怎么这样不讲规矩啊！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很准确地点出了孙悟空的自我身份意识（“德”的一部分），也就表明了孙悟空对社会的基本情感态度是：认同并愿意合作、顺服。即孙行者原本并没打算改动自己头脑中“操作系统”设定的“服从权威”的规矩。因为，他其实尚未进入对“道”的探究阶段，仍然是个“行者”，处于“天然”地默认旧“道”、并在旧“道”的范围内、认真进德修业的进度中（他在道德上的欠缺还是太多了）。
然而，妖怪滥用葫芦，愚弄天下，其丑陋、自私的行径彻底打碎了“权威”的设定，把旧“道”置于十分可疑、乃至毫无信誉的地位上，等于废掉了孙悟空（吴承恩）以往所坚守的基点，也包括其“德”（身份意识）。孙悟空，才会喊出一声“天啊！”——这是一脚踏空后的失落，以及忽然没了立足之地的惶惑。通常，人处在如此境地，会陷于痛苦、迷茫，不知所措。但作者已经“替”孙悟空经历了完整的“痛苦——反思——觉悟”的漫长、艰辛历程，并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解放。体现在孙悟空身上就是他有着“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的抗挫能力，自然已经超越常人，其应对之道，也就更有反击力和攻击性——孙悟空要在这个“项目”上跟妖怪们好好“玩”上一会儿了。
③ 玩得既严肃又有趣，是一种本事
“玩”的意义有三个：1、探索对象，2、探索关系，3、构建关联。在这三个意义上，“玩”的共同行为特征是：尝试各种角度、可能性，开发潜能（对象的与自身的）。所以，玩有建设性和（助）成长性。因此，当权威倒塌、基点丧失后，玩可以作为一种既严肃又积极的过渡行动，能最高效地重建某种短期的权威认同和关联（或以自己为权威：师心自用；或找到新的相对合理的权威），及时找到新的立足点，前提是得有玩的心情，这显然比哭天抹泪、怨天尤人要健康得多，内心也强大得的。所以，这种“玩”需要本事和实力的支撑。孙悟空正好有“玩”的资本和兴致，也就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极佳的观赏机会，去看一看，在权威共识缺失、社会思想基点坍塌后，一个思想和精神健全、健康者，如何积极摆脱反动权威的残余影响，回归精神家园。
孙悟空的的第一个本事，也是吴承恩的第一个本事，是他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能够理清历史的脉络，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见下）。
历史是权威的重要源头。一种错误的历史描绘，足以颠覆权威的合法性。所以，有位伟人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同理，虚妄的权威必定要依附虚妄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是经不起真相的考验的，只能依靠更多、更大的谎言来支撑，最终，必然走向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阻止人们去看清真相，找到真理和真正的权威。这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便是那所谓“霞光焰焰”的二件宝贝：红葫芦和玉净瓶。
妖怪事先交待了宝贝的使用要点之一是“径至高山绝顶”，那就是要占据思想制高点的意思。而妖怪心中的所谓“制高点”也是虚妄的，是依形而上学的空洞逻辑自行推导的，及由教条主义自封的。而真正的制高点是源自历史真实的。这点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显然，小妖，不管是“精细鬼”，还是“伶俐虫”，只会耍小聪明，对制高点的战略及战术意义完全懵懂不通，当不了这样“高端”骗术的玩家，很轻易地就完败于孙悟空手下。而孙悟空对付小妖的好戏，还体现了孙悟空的第二个本事：谋略。因为，作为对生活看透、看全者，才能有高级的“谋”。
“好耍子”的孙悟空先“摇身一变，变做个老真人（道士）”，与妖怪找齐“调性”，随即用所谓“见面钱”的虚构梗，抢占了战术“制高点”，因为，孝敬见面钱的自然是身份更低的一方；接着，再以“饥饿营销法”兜售“度人成仙”的鬼话，占据了战役制高点。鬼话，小妖能相信，是因为它迎合了妖怪们形而上学的癖好，天马行空正是形而上学的“红利”。最后，作者用一面黑旗（指代北方真武）的意象暗示了明朝永乐皇帝的“黑”历史，揭露其权威的真实来历（永乐帝宣称“靖难之役”得真武大帝襄助而成功，故格外崇奉真武，并在武当山大修宫观乃至山顶的铜殿供奉之），从而占据了战略制高点，用所谓“装天”的把戏，狠狠嘲讽了篡位者（永乐帝曾被称为“太宗”，与李世民同一个称号<庙号>，两人都有篡位的经历）的丑陋面目，戳穿了儒家编织的皇帝是圣人的意识形态谎言。于是，旧儒家经心搭建的关于仁义道德的“善”的网线完全绷断了，挂在线上的全部形而上学伦理（君君臣臣之类）和教条主义诫命（忠君报恩等）都纷纷坠地，摔得粉碎。当然，这样的结果只是一个初步的战役性质的胜利，因为，孙悟空还不能就此赢得真正可靠的思想基点，而这也就成为他在下一个斗法环节中的致命弱点，并导致了他的被俘。
④ 心无归属，玩多了，必然会“飘”、会翻车
在第一战中，妖魔因为过于迷信自己的忽悠大法而轻敌，只派小妖下场，导致惨败，连宝贝都丢了。第二战，便不敢再掉以轻心，准备祭出绝招法宝：“幌金绳”。
这样，刚刚丢开了虚伪道德的杂碎，头脑清醒的修行者就该清醒地面对现实利害的考验了。因为，失去了原本坚定的信仰（孙悟空刚失去了原本稳固的“德”，即身份意识，如今是个暂时的“玩家”，甚至可能是个机会主义者），人是很容易跟着现实利益随波逐流的。这便是“幌金绳”（利益诱惑或考验，俗语谓：“说银子傻白，说金子幌眼”）出场的时候。
幌金绳为何在妖怪母亲手里？她为何又是一只狐狸？这个与哲理无关，只与作者的人生经验相关，咱们留到下一章来探究。这里，咱们只关注宝贝本身。为什么孙悟空用幌金绳对付妖怪不灵，而妖怪对付孙悟空却管用呢？故事里说，是妖怪会“松绳咒”和“紧绳咒”，作者真是会玩梗。实际上，“紧绳咒”就是大诱惑或大胁迫，利益诱惑（胁迫）越大，作用越强；“松绳咒”就是“今年过节不收礼”。孙悟空这样的穷和尚能送出什么礼？他的“礼”，谁能看上，谁脑残，您说是不是？所以，孙悟空用“幌金绳”自然不灵。那么，妖怪有什么诱惑能扣住孙悟空（实际是暗指吴承恩）呢？这就要从妖魔出身的阵营说起了。
金角和银角原本是太上老君的童仆，一个管金炉，一个管银炉，本来应该是眉清目秀、恭谨有礼的小鲜肉，怎么却成了头上长角的怪物呢？这应该与他们在“炼丹界”的地位和欲求有关。他们在天上就参与了老君的炼丹活动，也至少尝试过长生修炼，银角就说过：“若是吃了他（唐僧）肉就可以延寿长生，我们打甚么坐，立甚么功，炼甚么龙与虎，配甚么雌与雄?只该吃他去了。”在《西游记》中，炼丹隐喻的就是修行。从修行的意义上讲，童仆的身份标明了与修行相关的一类人，他们在见识、能力与格局上，水准稚弱（仿如幼童），难以独立走完修行的艰难过程（思想上没有获得立足的基点），很难通过修行提升自身境界，但又渴望得到修行的功果，便总想走捷径，立杆见影，自然就会投机与随波逐流。而他们恰恰接近权力与相关的资源，有相当的条件和动机假“公”济私，既搞腐败又搞潜规则。“当婊”、“立牌”还要“封人口”。他们想要出人头地，又不行正道，这便是头上长角。其手段浅薄，行为丑陋，品行低劣，让人没法尊重他们，只想揭其丑，破其势，驱（逐）其身。这是妖怪成妖的实质，也是孙悟空从不正经对待他们，只是一味戏耍他们的原因。而他们所属的阵营，则是掌握公权力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掌握着权力的分配，能向当年的吴承恩提供仕途出路或希望，这便是对作者曾经最大的诱惑。孙悟空被幌金绳捆住，最后还被拴在柱子上受到羞辱，影射着作者自己入仕受辱的经历。
作者以猴子自嘲，又以猴子尾巴和红屁股隐喻了受辱背后的深刻原因。尾巴和屁股指涉的就是人对于利益的贪求。人只要活着，就要吃饭、睡觉、穿衣、传宗接代，就离不开“利益”二字。这就如尾巴和屁股一般无法取消，难以隐藏。而一个人，如果修行不到位，就难免要露出尾巴和屁股来。这是吴承恩对我们所有人恶作剧式的嘲讽，也是他的自嘲，更是对自己和所有人的警醒：修行不够时，记得把尾巴和屁股藏起来。不然，就会象猴子那样“穿帮”了。这个，的确很“吴承恩”。《淮安府志》就指出吴承恩“善谐剧”。本故事中，这个“红屁股”变“黑屁股”的梗就很诙谐、很“剧烈”。而在故事里，向孙悟空发出这样提醒的偏巧是猪八戒，这不是偶然的。当孙悟空假扮老妖婆混进妖洞后，未免太得意、飘飘然起来了（飘也是因为内心无基准），以至于拿自己的同伴搞恶作剧，这不是好苗头。而猪八戒及时提醒、打断了孙悟空的自我放飞。后来，又帮助孙悟空找到了屁股的盲点，起到了“预警系统”应有的作用。正是这样的查漏补缺，使孙悟空不再被幌金绳所制约，把关注点转回到继续深入消除旧“道”残余，求取可靠的新基点上，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掌握妖怪的各种“先进”法宝，超越妖怪的本事，比妖怪更能干（这些斗法情节，都要从修行的意义上去理解）。
对利益的贪婪和腐败，正是统治者丧失权威的重要原因，并致使小妖有样学样，“下凡”来，耍弄宝贝，谋取私利，更大大加重了腐败的危害。吴承恩将这些都清醒看在眼里，再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无疑足够大大更新、改进社会的“操作系统”及其顶层设计。只不过，吴承恩身居事外，更多关注的是个体修养的问题，改进的是自家的“操作系统”（比如把“红屁股”改作“黑屁股”，一笑）。
当然，“操作系统”的改进工作十分繁复，非一日之功。孙悟空改完了“黑屁股”，接着，又遇到了新麻烦。本来，他已经知道了妖怪葫芦的诀窍，应该能避开这个陷阱，可他为何又偏偏中招了呢？
故事中给出的理由是，假名字应该无效。其实，这是孙悟空思想上形而上学思维（形而上学是旧道、旧德僵化的思维模式）的残余，以为名与实是挂钩的，假名没有可供挂钩的“实”，所以，妖怪的宝贝葫芦作用不到自己。然而，从实质上讲，名不与实挂钩，只是指代“实”而已。孙悟空一向重名，认为名就代表了自己的真实社会存在（比如，他当年以为“齐天大圣”就与玉帝平起平坐了），过分看重社会评价（即名），丧失了思想上的自主性。这就等于自己被装进了社会评价的“葫芦”中去了。由此，也可看出，实事求是并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认识方法。你得不断仔细地拂去蒙在眼前的各种迷雾和薄纱，不断磨练自己的圆明本性，直至来到那纯净无染的地步、境界。吃了苦头、教训，孙悟空看来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同样用假象（假象正是妖怪的形而上学思维所期待的结果，所以能骗到他）蒙蔽了妖怪的判断，从而脱困。进而炮制出一个升级的葫芦神话，令对手就范，实现了完全的“还治其身”。而他胜利后的庆祝仪式，也顺理成章以嘲弄形而上学的方式展开：“那山上都是些洼踏不平之路，况他又是个圈盘腿，拐呀拐的走着，摇的那葫芦里郭郭索索，响声不绝。……不觉的到了洞口，把那葫芦摇摇，一发响了。他道：‘这个像发课的筒子响，倒好发课。等老孙发一课，看师父甚么时才得出门。’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口里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这也宣告了被妖怪奉若珍宝的东西，完全成为过时的笑柄、连篇的鬼话。
妖魔玩弄权术和意识形态的鬼花招，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是咎由自取。但他也非自愿地做了一回好教员，促使孙悟空（吴承恩）不得不搞懂这些复杂的玩意，好彻底对这些垃圾货色“免疫”。
在中国文化中，权是离不开“秤杆”和支点（提钮）的。当妖魔把权抽离开秤杆的整体，为私欲随意搬用时，权，就成了平民百姓承受不起的“三座大山”。这是吴承恩以独到眼光做出的智慧创造，可谓入木三分，准确形象地传递出妖魔们颠覆权力秩序的行为特征。实际上，掌权者在秤杆系统中是关键的那一小坨，既是极少数，又是不可缺的关键者。一旦他（们）脱离了那个系统，权自然也会易手，他（们）便不再关键，而只是一小坨。历史上，所有可耻失败的统治者，都逃不脱这个逻辑。
葫芦是思想控制的表观部分，包括舆论、载体（如传媒）和思想逻辑。思想控制的另一块则是内容部分，这是妖魔的另一大法宝：扇子。“扇”即善，就是价值上的正面主张，如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站在这些道义制高点上，连平民百姓说话时，都有充足的底气，何况掌权者，简直想灭谁就灭谁，决无二话。孙悟空不跑又能怎样？但妖魔主张善实是伪善，所以，孙悟空能把善（扇）“偷”走。其实，就是妖魔的伪善被揭穿了。一旦在天下人面前丢掉了道义制高点，“扇”（善）就再难捡回来了。妖魔再想扇风点火就不容易了。如此，孙悟空要在思想上战胜妖魔（即革除自己头脑中旧道德的腐朽残余）也就水到渠成了。这就到了书中说的“本性圆明道自通”的状态了。这还不是“得道”的意思，而是能通向道、接近道的状态。
（4）探寻自由的基座
道是德的依据，也就是前面提过的老子所列出的人的精神结构的顶层部分。这是现代所不接受、不承认的部分，贬之为中世纪的残余。然而，否定了古代传统的现代人，也就遭遇了精神危机。这就是他们无法回答的“三大问”。因为，他们不关心“德”，也不懂“德”，自然更找不到“道”来支撑“德”。为了解决这关键的“三大问”，他们找来了一个名号响彻宇宙的“大火把”——自由，来照彻宇宙。然而，自由是什么？说起来让人不由凄惶得紧，“自由”竟是啥也没有，一片空白。没错，作为回答人类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最终依据，自由就是一片空白，没有依据。这不是佛、道思想中那个有意味的“空”，也不是“无为”，就是单纯的茫然、没有方向、没有依凭、零价值、纯粹的客观。这是可怕的“客观”，等于宣告所有的主观仅仅是主观，等同于臆想或偏好，不值得信任；也等于宣告哲学就是各种高级的主观之“表演”，是昂贵的“废物”。一句话，哲学“死”了。这也等于同时宣告，“三大问”根本就是多余之问，任何回答都是主观的臆想或偏好，都没有绝对的肯定依据。
至此，在哲学领域就只剩下三样东西：虚无主义、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它们本质上是一个东西：自由主义。这个“三位一体”之道，就是现代西方实际的思想逻辑。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对“一片空白”的一种主观认同。请注意，是“主观”的认同：本来，“一片空白”意味着在理论上，一个人做什么，旁人都无从评价，无法判定是非优劣（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所谓“自由”是对古典时代的一场大闹天宫式的逆袭，一场成功的造反、篡位、颠覆秩序）。但自由主义进而很狡猾地做了一个概念偷换，把无（外部）标准等同于无（外部）约束（无标准可能出于无知或标准被推翻，不等于没有约束）。这样，自由就只遵从个人自己的理性（甚至仅仅是意志）的标准和约束，“无（外部）约束”就等于一个人怎么做都行。
无标准=无约束，各位，这是什么心态？是什么思维逻辑？这是典型的作弊学生的心态和逻辑：以为把监考老师逐出考场，就可以为所欲为，随意作弊，“合法”作弊。当然，“合法”作弊只在一种情况下成立，那就是社会的最高权威倒了，这样，法也就没了。而这样的事，在西方的确真实地发生了，那就是——上帝“死”了。由此，作为形而上学的信徒，西方思想界便无所适从了，各种“主义”纷纷出笼，力求“填补”哲学根基的空洞（这“洞”实在太大了，根本填不了）。
对于形而上学信徒失去形而上学依据的痛苦，中国人可能难于理解。但那就如同一个无腿的人，失去了拐杖或轮椅后，寸步难行的困苦。形而上学有什么好处，能让人如此执迷？那就是，在它的照管下，一切都明晰、绝对，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你看西式花园通常都是整整齐齐，线条分明，丝毫不乱的。这正是形而上学的理想实现。可以说，整齐划一、一丝不苟就是形而上学的终极追求。曾经，西方哲学最发达的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德国人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在欧洲是出了名的。当然，其拘谨、僵化、压抑也是出了名的。德国餐食的单调乏味可以作证。所以，他们喜欢借助啤酒来麻醉一下自己的神经，缓解压抑带来的沉重。
自由主义把西方从传统思想的约束下解脱出来，以形而上学的习性，搞自由绝对化，走极端，而肆意“作弊”，不对，应当叫“自由”行动，放下良心，只管发财。这才是资本主义在西方起家的思想根基。当西方统治世界后，它也得制定标准，制定规矩，带头遵守规矩，约束新的作弊行为。然而，惯于作弊的人更喜欢约束别人，而非约束自己（连带个口罩都难如登天），尤其是当遵守规矩会被其他“学霸”超越的时候，其“作弊”的本性就会按捺不住、掩藏不住地暴露出来。这几年，我们已经从某些国家的表现中见证得足够多了。
看清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无道本质，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传统的“德”依据什么，回答“三大问”要根据什么？
道就是德的依据。为什么？道是宇宙运行的“规矩”。换个说法叫“规律”也行，实质不变。人作为宇宙天地的产物，自然也要做个守规矩（规律）的人。懂规矩，守规矩，就叫有德。但是，道并无明文规定，也无画面形象，更无传音入耳，何以为凭？古人用了两条“腿”走路：一条叫“天之道”，无言无声无形，“道可道，非常道”，得靠人去参悟。悟得了，自然地遵行；另一条叫“人之道”，把现实中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天意”，落实为圣人、祖宗之法，照搬照行。前一条路最理想，但往往缓不济急。而“道不可须臾离”，社会生活哪一天能缺了规矩？为了解决日常需要，即便不理想的规矩，也比没有规矩强。故，人之道更有市场。
人之道，有一个根本的漏洞：天意也罢，圣人之法也罢，其实都是人的意志的投射，是有目的、目标的。目标实现了或失败了，道也就无用了，或者只能给别人去用了。从更哲学的角度说，人之道，把人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目标实现（或失效）了，道也便不再关注（那个）人了，即人之道总是有限的，人的发展却不会停止，当人的发展超越了人之道，人就面临自由的困境（现代西方已经充分展示了这一困境）。对此，人有两种选择：作弊谋私利（做齐天大圣）；或者，去参悟天之道，取经。为什么要参悟？因为，天之道，是无限之道。无限之“物”，不可证实、不可证明、无法言说，无法道尽。只能体悟、参入、融入。天之道有三个特征体现其对人的重要意义：无目的，有序，灵活多变（水可以体现这三点，所以，老子以水比圣人之德）。人之道也有三个特征：有限，有目的，伪无限（靠神话或形而上学的推升）。这三点即构成“葫芦性”：目的，可吸引人；有限性，便于人相信和掌握；伪无限，可蒙蔽人。葫芦“装”人，即将人框入有限性中。西方有个神话，讲一个力大无比的强盗拦路打劫。他还有一个残忍的嗜好：他有一张铁床，凡被他抓来的人，都要被他扔到这张床上，身体长过床的长度者，强盗就截去长出的那部分身体；身体短于床的，强盗就强行拽扯那人，直到其身体与床一样长。显然，这个床与葫芦在哲学上是同样的功用，是暴力版的“葫芦”。因为葫芦“化”人的效果与这床一致。所谓“化”，就是消解人的个体性、主动、创造和超越精神，剩下的就只有规规矩矩。
当孙悟空破除了思想上的迷雾，回复了自己生活和思想本来的样子，人就容易回归圆明本性，做回自己和生活的主人。这便迎来了下一章节：“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这“月明”，正是指圆明。
几点补遗
七星剑
妖怪的五件宝贝，之前已经探究过四样了，但七星剑还没聊过。所以，这里还是要补上一笔，免得有所缺憾。
七星剑应该是妖魔五件宝贝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件，但这不等于它“废物”，反而是因为它太霸道了，才失去了发挥真正“实力”的机会。这有点象核武器，因为威力太霸道，只能作为战略威慑之用，而不大会真正使用。那么，七星剑厉害在哪里呢？“七星”就是北斗七星，即北斗。在银角大王假扮伤者、迷惑唐僧时，孙悟空曾质问他为何不念《北斗经》，作者就间接提示了七星在此处的所指。古人相信，“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即它们掌管人的生死。所以，北斗就代表主宰人生死命运的力量，结合权力的寓意，就是指国家的司法体系。于是，七星剑就暗示生杀大权。妖魔拥有七星剑，看似掌握了这个权力。其实，这还是一种私下交易性质的勾当，根本没有合法正当性，也就难得发挥出决生死的威力。毕竟，人命关天。枉法杀人，干系重大，执法者轻易不敢造次。妖魔也就很难借刀杀人了。但，他们可以此做保护伞，寻求自保，能令自己免于牢狱之灾，逃脱正义的惩罚。所以，他们拿着七星剑尽管奈何不了孙悟空，却足以抵挡孙悟空通过合法途径降魔的努力。
斗法的现实性质
在作者笔下，“平顶山斗法”看似轻松、有趣，象儿童恶作剧式的游戏。其实，这是作者对意识形态的主题，做的举重若轻的低调处理妙手，于嬉戏谑闹之中，陈仓暗渡。如果写得过于明显，在皇权时代，恐有惑众之嫌，招来不测之灾。况且，作者本就没有政治企图，只是在以文学手法，描画自我修行、追求内心清净世界的内在景象而已，何必惹来不必要的猜疑呢？
不过，人与社会很难截然分开。毕竟，人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的变化与社会的变化本就会相互促动，相互影响。就如前面说过的，人的本性不单在自身，也在于与社会的关联之中。因此，个体的修行必然也成为社会变化的一部分，对社会发生种种微妙的作用。
作为与黄袍怪一样的意识形态之怪，金角、银角二魔同时象征意识形态的外在和内在存在，即外在的思想统治和内在的思想影响。修行者在修行中，很难仅仅只处理自身的内在部分，而不去触碰身边其他人的内在部分，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之网。这样，就难免要招致“三座大山”的压制或感受其阴影的笼罩。所以，低调还是必要的。作者写孙悟空感叹高调招祸（“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自然也是因为有过这方面的切身体会。然而，既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独善其身”注定只是一种假象。儒家历来主张“修齐治平”，一个人的善，或多或少总要逐渐扩展到自身之外。否则，“吃独食”的善，难道不是一种伪善吗？而善，体现到行动上，就必然要与恶较量，就必须长出牙齿来。不论是真汉子，还是“女汉子”，阳刚之气、尚武之风、侠肝义胆都可以有。不然，何以为善？唐僧软弱的善总是让徒弟“背锅”，这似乎也是作者对无力之善的一种善意讽刺。妖魔之为妖魔，总有其强大的一面、对于多数人有效施展“魔法”的一面。面对这种强大，善良的人们也不得不自强起来。所以，现代的善男信女们，尤其是年轻人，不要一面被消费主义、“岁月静好”之类的大火旺灶蒸到“酥烂脱骨”，一面又抱怨生活艰辛，现实险恶、“我太难了”。这两面实是一体之两面，一个人若非被妖魔的葫芦“化”成了水（即“酥烂脱骨”），又怎么会陷在葫芦里出不来了呢？孙悟空尽管曾经不如妖魔那么懂得葫芦的奥妙，还落入了“葫芦陷阱”里，但却没有被“化”掉，最终还想出办法脱困了。所以，不“化”是第一步（之前的修行成果的显现），然后，才可能有脱困之机。而且，脱困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行，绝非朝夕之功（故事里的神话叙事，只是一种文学修辞、对实际的浓缩和象征，乃至有戏剧性的夸张），六百里平顶山，同样是要一步步走出来的。
妖魔的身份
既然说到妖魔的身份，就必须说一说，平顶山为何会有兄弟两个妖怪。认真读过原著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银角大王比较活跃，而老大金角大王较为沉闷，也更沉稳。这种气质差异源自他们的身份差异。因为，身为意识形态之怪，老二象征道教中为虎作伥的邪门歪道，老大则象征儒门中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既然要装君子，金角大王做事自然是有“原则”滴——骗人的事是做不得滴，也不建议身边人做。所以，老二骗唐僧的时候，要瞒着老大去干。而且，老二借用“三座大山”，其中也包括儒家的政治势力，更要瞒着点老大。故而，银角在行骗前特意吩咐手下：“你们都各回本寨，但不许报与大王知道。若是惊动了他，必然走了风汛，败了我计策。”
那么，这里就没有佛家的事了吗？当然少不了它。故事最后交代，整个一场“阴谋”（或阳谋），观音是主导者。这就是说，不管观音是否真是主谋，意识形态的“锅”，佛家也得“背”。“三教合一”怎么能少了佛门呢？“三座大山”里不也有一座须弥山吗？
妖魔的复活
故事最后，二妖居然轻易就复活了，没事人似的就回到原单位、原岗位自在去了，连孙悟空历尽艰险缴获的宝贝，也一件不留地还回去了，这似乎是一个很气人的结果。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也是低调处理的一部分。前面说了，生杀之力在于七星剑，葫芦化人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和改造而已，与肉身生死无关。而作为意识形态之怪，所谓“缥缈同归兜率院”，其实就是被放逐到九霄云外之意，是在思想领域被判了“极刑”的——被历史无情淘汰了，被时光的车轮碾的粉碎了。而《西游记》则历久弥新，放射着永恒的光彩。
德
道德是违背人的天性的，所以，通常最有道德的人，往往是老人、成人，那是长期在社会中进德修业的结果。如果，道德合乎人的天性，那，婴儿和儿童才最应该是德高望重者，不是吗？既然，按照一般规律，道德更“喜欢”年长者，可为什么老子却那么看重赤子、婴儿呢？显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是因为，他认为，本性圆明最接近道，最象道德崇高的真人、圣人。所以，老子不象儒家那么看重仁义道德（老子称之为“下德”），而看重“上德”。上德是超越于道德（“上德不德”）、而能在各种条件下始终把握住现实真相，并找到恰切应对之道，实现道的理想境界的内在能力。它直接来自与道的连接，是悟道的一个结果。
但是一个人没能悟道怎么办呢？那就不会有上德。那么，似乎他只能去抓住下德了。如果，下德他也抓得不牢靠呢？那他只能成为一个小人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道德的这整个系统违背人的天性的地方了。简单一句话：不轻松（压力山大）！显然，人们对此早就熟视无睹了。但人们真的安心接受了吗？恐怕没有，只是很无奈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有一个重大的缺陷。
在北方话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词儿，叫：德性（有时也写作“德行”）。它是什么意思呢？通常，这个词在两类场合里用得较多，一个是激烈地骂他人道德人品低下时，一个是在亲密关系中彼此嗔怪时。两种情况的共同特点是需要直指人身。比如，当女性娇嗔地说出一声：德性！那含情带俏的语气告诉我们，她其实说的就是：你这个“坏”小子！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德性大致上就是一个人的真实面目。不是面子，而是本相。简单说，这就是一个人不带社会面具的自我。这其实是每个人天天都清清楚楚与之如影随形的内在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把如此日常而关键的部分，仅仅留给这个很少使用的“德性”来指代呢？
从这里就带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古典集体主义传统文化中，基本没给自我留出一个单独的位置，而是以各种身份、角色，把它基本“吸收”掉了（而实际上根本吸收不掉），以至于连一个正式对应的词都没有。传统文化总是从社会视角审视一切。道家更是从宇宙（天地）视角审视一切。这样，人就要么被划分为（道家的）真、至、圣、贤（人）和纭纭众生（“刍狗”）；要么被划分为（儒家的）圣贤、君子与小人，再有就是（官方视角中的）官与民，诸如此类。即由文化中强势的一方来划分出人的分类。人不需要不确定的自我、这个多余的自我。社会中人只需要有身份和角色就够了。这种思维与现代理念是轩格不入的，即便在古典时代，它也是问题多多的。由于没有明确的文化位置，人的自我（尤其是读书人）要么在儒、道、佛之间跳来跳去（想想贾宝玉、李叔同先生的出家），要么“外君子、内小人”式地戴着面具。这样，面子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因为，面子是自我仅存的公开、合法的存在形式。但是，面子=自我吗？实际上，面子是自我被礼、义、廉、耻充分“绑架”的状态。想想人们在酒桌上为了该不该喝一杯酒而争得面红耳赤的场景，就能发现，这是人的自我在绞尽脑汁地玩一场用“礼义廉耻”“锁定”（他人的）自我，或让（自己的）自我“突围”的无意识游戏。酒桌似乎成为人们展示和接触（自己与他人）相对真实的自我的难得机会。由此，我们便又看到了另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酒桌（与饭桌）在中华文化圈的现实生活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帮助人们部分地实现“自我与自我”的面对面相遇，而非“面具与面具”的相遇。因此，这样的场合就为作出某些重要关系或关联上的重大决定，提供了适合的场景和时机，有助于增强互信（可信度是存疑的）和了解。
这也凸显出人的自我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集体无意识之一（比如，我们可以借用英语的思维方式“照个镜子”：英语中有单独的宾格词汇，如：‘me’作为‘I’的宾格，显示了“自我”的特殊存在方式——“我”成了自己以他人视角进行观察的客观对象）。而中国的古典传统中缺乏这样的特别视角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人被无意识地认定为与自己的身份、角色完全重合（如此便是符合礼、义），不多也不少。这种重合如果有所“漂移”（不合乎礼、义），那就一定是“心”在“活动”。因此，心在中国文化中实际承担了“真实自我”的功能，而且，往往是作为“有罪”的存在，受到压抑和惩戒。对应的词汇就是：心猿意马（之类）。这予人的文化暗示就是：“心”（真实自我）是不好的（而“德”是好的）。因为，“心”（真实自我）让人不能符合文化规范好了的“德”（身份和角色设定）。在古典文化意识中，不合于“德”的“心”，就是“放心”（被放纵的心，溢出“德”的范围的“心”）。修行，就是要努力让“放心”“回归”“德”。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性”这个词会在口语中有这样奇特的用法了。真实的自我，成了德之外的“性”，它是不为文化道德所接受的，是“坏”的，是秩序运行中的异物，只会造成社会机器的“卡壳”，必须丢出去。这种思维缺失导致我们只承认、只允许好的、善的存在，而极力排斥坏的、恶的。基本上，人人都在做着这种无法成功的“两分法”，受着道德偏好上过分不切实际的二元对立的折磨。最后，自我的迷失，导致我们发展出一种善于集体批判和集体监督，而不善于自我审视和自我监督的文化习性。缺乏自律的能力，这是个体道德的重大缺失。这足以令一切社会制度在微观层面失效，根子则在于自我的迷失。但在宏观层面，由于，第一，存在对最终结果的正确评判（集体评判）；第二，集体评判作为唯一有效的评判（如，原则上，皇权也不能干预史官对历史的书写和评论）常规地发挥着作用，因此，中国人可以以万众一心（注意这里的心）的形式，做成几乎一切想要做成的事，只要不出破坏集体意志（即“心”）的奸臣（如秦桧之流）。相应地，如果出现纷乱的社会局面，那么，个体是很难坚守真正的“德”的。因为，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失效了，于是，众人之“心”（那个原本就溢出了“德”的范围的“放心”，就真的被“放”出来了）。于是，便形成一盘散沙和“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社会局面。
如今，我们的文化已经在让看不见的“心”变成可见的自我上有所建树（如各种网络上的自我展示）；今天的大数据都已经能准确地刻画一个人的多维面貌了。那么，如何在维护必要的个人隐私的同时，展示真实的自己，就是一个关键的社会任务。比这更重要的，或许是如何持续地建设自我，完善自我，而不是玩弄人设，自欺欺人，甚至坑蒙拐骗。《西游记》的“降妖除魔”可以给予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而在这些文化建设的工作上，有一个问题却是不能忽视的。
爱美厌丑是人的天性，道德却是违背天性的。这样，道德上的爱美厌丑，则是一种混沌不清的标准，往往就是双重标准，导致道德的失效（比如，前面提过老子说的“众人皆知美之为美”的后果）。“双标”是普遍存在的，无论东、西。但西方人作为形而上学信徒，对信仰比对道德上心，在信仰的名义下，许多不道德的事情都可以做出来，而不受谴责。因此，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不那么道德的自我的存在。即便出现了道德失败的情况，也只是个体的责任，而与集体无关。中国则不同，道德是集体的事，一人失德，集体“丢人”（以前经常有“你丢了大家或XX人的脸”的说法，“XX”可以是地方、单位、家族等）。所以，人们总是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立场，处理许多失德之事（包括家暴）。这样的道德观，也导致个体与集体的相互“绑定”。这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只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特点，是由对道德的重视所造成的。
但是，重视道德却又没有清晰的标准，则会令众人裹足不前，首鼠两端。其结果就是社会的思想发展停滞于此，虚耗心力。道德文章徒然成为表面功夫、做官的敲门砖。之所以会如此，就因为，道德，由于其违背天性，而不可能是某种确定的结果或因果律（比如，吃了饭就能饱，是因果律；但读了圣贤书，却未必一定有道德）。道德（修行），是不确定的艰苦过程，是将天性转化为非天性、将非天性的精神理想目标，转化为内在的近乎天性的精神境界。如果只关注结果，就如同拔苗助长，错失一切，只会两手空空，徒劳无果。实际上，任何精神的收获（无论是道德的、情感的，还是知识的）都必须遵循这个逻辑。只不过，道德标准的模糊性往往使问题彻底失去判断依据，而坠入混沌迷雾。
于是，诸多误导性的替代标准便纷纷粉墨登场，长袖善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便是最常见的品种（道德绑架就是它们的“嫡亲子”），其他的，诸如神秘主义（如邪教）、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独断主义（齐天大圣、我命由我不由天）……等等，也是历史的“常客”，填补着时代失道后的标准空缺，直到“圣人出，而玉宇清”。当前，我们讲的是依法治国。但法律只管到礼与义，而管不到仁与德，更不能代替道。
今天，世界历史同样正处在由混沌向清澄过渡的模糊阶段，时间正越来越接近那清澄的一端。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游记》开篇处的“会元大论”：“譬于大数，若到戌会之终，则天地昏冥，而万物否矣。再去五千四百岁，交亥会之初，则当黑暗，而两间人物俱无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岁，亥会将终，贞下起元，近子之会，而复逐渐开明。邵康节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到此，天始有根……”
《西游记》的伟大意义不在于可能被当作某种神秘的预言，向我们预示未来，而在于它在那个古典时代的思想混沌中，给人的自我提供了一条真正而永恒的文化前路：持之以恒地向人的精神顶点攀登，以成就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便是其第一回回目所书：“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灵根在哲学深层理解上，就是指自我。虽然，作者未必有这样明确的主观意图（他可能是以“灵根”指代人的意识或是指自己曾经的童稚状态），但在客观上，这等于以点带面，指代了所有人的精神在人生开始时尚未进入文化秩序的状态，其中也就必然包含了人的自我在内。而这个自我在《西游记》的世界中将得到一个全新的前景（而不是如古典文化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合格的某种身份或某个角色）。这样，《西游记》就从古典文化中突围而出，给自我提供了一条不可剥夺的“赛道”：取经，从而，一举将古典文化带到了现代的大门口。而且，它还携古典时代的文化资产及自身的创新成果，十分难能可贵地弥补了现代文化机制的重大不足。
现代文化虽然发现并承认了自我的存在，准许自我合理合法地存在。但其理、其法只是现代人盲人摸象“摸”出来的很狭小的一块领地，自我存在的绝大部分空间还依旧是混沌不清的。西方以自由的名义，将这部分空间交给人的自我去自行安排，“自由”便成了瞎摸一气的遮羞布。这次西方抗疫的实践就充分暴露了这一点。
《西游记》则借“取经”象征性地明确了自我存在的意义，那便是：每一代都必须永恒地、不断地探求生活和人生之道，以实现一种合道的理想。道作为这一切的顶点，而使一切有了终极的规定性。（顺便插一句：在“取经”的旅程中，评价一个人的道德状态，或许能更加符合客观真实，有可能避免以道德绑架将人“乱棍打死”或是无妄“捧杀”）。而现代则虚构了一个“自由”来安抚自我，实际只是一张画饼。人们扑向它，得到的只能是随机的不确定结果，等于碰运气，多半得到的都是失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则是群体性失望的总爆发。所以，自由（碰运气）绝非人类的长久之计，合“道”才是。因为，道，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已经成为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人类未来的唯一答案。孙猴子就是再能折腾，也翻不出如来佛的这只手掌心。自然，如来佛就是道。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久远的未来，当人类已经移民到各个星球，分散到宇宙各处，或许，共同体可能就被“分离体”代替了。人类就又要在分与合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展开新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