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取经之五——中西现代方法论的不同
文化取经之五——中西现代方法论的不同作者：愚夫老戎
西方现代的方法论充分体现在科学上，可以说科学就是其方法论。科学是怎样的呢？对事物定义系统、清晰、明了，不容混淆——界定明确；对事物观察细致、全面、系统，从里到外不留死角（当然是在定义的范围内，范围之外不论）；对事物的描述完整、定量、精确；对事物的操作（工程实施）规范、严密、精确，一丝不苟。
这一整套方法给人的整体观感：科学象一位注重仪式感的完美主义者，举止规范、稳妥，面面俱到，让人放心。而科学也充分做到了“科”与“学”：界分明晰，毫不含糊（“科”）；可以充分传递、模仿（可学）。因此，大到火箭、卫星的发射、运行，高楼、大坝的建造，小到针线、螺钉的制造，甚至快餐厨房制作西式“肉夹馍”，流程和结果都稳定、可靠，可复制。这才有了现代的工业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大规模生产，极少人生产可满足大量人的需要，社会生产力不断跃升，极大改变了世界和人类社会。
与此相对，中国的方法论自古及今一脉相承的，都是基于整体论下的千人千面，不拘一格，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自然主义式的、建立在实践经验上的摸索总结，是分散化、局部化、经验化乃至个性化的，呈现为门派众多，各擅一能，即中国方法论是基于个体经验的整体论，是一个个的“活体”，彼此间无法进行简单的拆分、组合、融通，也无法简单汇聚成统一、规范、自洽的体系。即便是两个个体之间，如师徒间，也不能做到充分一致。因为，个体经验总是有差异的。
这种极度离散的多元格局也只能有一个评价标准：看结果。比如，“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这样的标准使中国人崇实而不迷信，相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相信“一物降一物”、“人定胜天”，凡事看结果，谁也不服谁，容易一盘散沙。
所以，中国人又选择了儒家，注重礼（讲究规矩），并依赖中央集权制度提供稳定、统一的公共秩序。而“官本位”正是这种依赖渗透到精神层面的产物，令高度离散的群体精神可以迅速凝聚一体。这是千百年政治实践的结晶。
然而，细究起来就会洞见其中的实质：中国人骨子里是讲实用为主的，“官本位”也是实用的策略，而非一种信仰。但若就此把中国人的方法论定为实用主义，则是很不准确的，甚至是张冠李戴了。
就拿抗疫来说，中西差距鲜明：讲科学的（西方）不科学，反倒沦为实用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封锁“伤害”了经济，就解封，解封让疫情猛增又再封锁。完全成了不伦不类；而看似不讲科学的中国民众在政府的组织管理下，统一行动，严防死守，十分科学。这说明，西方的科学也只是一种方法，而非信仰。而且，西方人无论在信仰，还是方法论上，才是真正的一盘散沙，凝聚不起来。
而中国人在紧急关头，能看清方向，团结一致。正如一句成语所说：“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当年的抗日是如此，抗美援朝是如此，汶川救援是如此，今日的抗疫也是如此，看来显现为一种举国体制。其实，这决不仅仅是某种体制，而是体现出中国人集体一致的一种神秘的信仰。信什么？信“道”。
道在中国无处不在，小到味道、“知道”，大到治国之道、人间大道，庄子说：“道在屎溺。”有道明君当政，则天下大治，盛世辉煌；无道昏君临朝，则天下大乱，灾祸横行。
道是不可见的。在微观琐事上的道难以精确定义，但在宏观大事上，道往往容易看清，可以明确分辨（有道无道）。正是道的这种灵活多变的体现方式，造就了中国人形散而又神凝的独特风格。
所以，相对于科学，我给中国人的方法论定了一个名词，不是“X学”（如道学、儒学、玄学），而是“中道”（“中”是“命中目标”的“中”）。称其为“道”，而不称“学”，是因为道不可学，而须悟。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因为，中道不是单纯的方法论，而是整体论。
世界无法格式化，无法严格切分成一个个单一面，更不是一个个面向的组合。所以，把人的思想区分出世界观、方法论的路子，本身就是失真的。“世界观”能穷尽人对世界的观察吗？“方法论”能穷尽一切方法而论吗？如若不能，岂非捡一块，丢一堆吗？中国人不愿干这样的“傻事”，而是宁愿囫囵抓起，最后，统一总结成一个“道”字。道就意味着辐射全体，把握全体。有道则能全体一致，无道则各行各道。
道不是事物的固有属性，而是世界（具体部分）与人的结合，是天人合一。不同的结合水平就有不同的道。道的高下也就在于这结合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曾经，科学促进了人与世界的结合，也算有道、高道。但科学本质上是对世界的切割、界分，不是整体论。所以，在面对复杂关系（或微妙变化，如病毒变异）时，就手足无措，顾此失彼了（比如抗疫）。而整体论则能因其全面关照的品性，而更具创造性、变化潜力和包容度，能有效、从容应对复杂局面。中医对抗疫的应对就十分有效，与西医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中道与科学不是对手关系，而是对世界的根本不同性质和路数的应对体系：科学是基于有限观察下的切割操作；中道是自然、整体应世中的个性化应对，不同个体、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道（的表现）。正所谓：“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其道是完整性与个体性的体现，是整体与个体充分互动的体现与产物。不预设条条框框，从而令整体不受束缚地涌现，并从中发现与个体性的结合点。
而科学则用定义、划界把世界（事物）“拘束”起来，画地为牢，在界限内操作，出了界就应对不了，甚至视而不见，容易把见到的当做全部，也就很容易犯下形而上学的错误。这恰恰是意识的惯技。
意识是见不到整体的。整体要靠悟。换言之，整体是不可见的（曾有专制者狂言：“我只见过人，从没见过人民。”），不可穷举的，永远溢出于已知的。在这一根本点上，科学是被重重教训过了的。
曾有一句科学名言：数学是上帝用来书写宇宙的语言。这种思维的下意识前提正是认为世界是可以精确定义的。这种思维很容易就把可定义的当做全世界，而“少数”不可定义的就忽略不计了。然而当量子力学掀起微观世界的一角后，科学就再也无法回避世界本质的不确定性了。爱因斯坦很不喜欢这样的局面，甚至质疑量子力学，宣称“上帝不掷骰子”。崇奉理性的爱因斯坦不习惯面对世界本质的不确定。但中国的“中道”则习以为常，甚至甘之如饴，擅长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的妙招。所以，科学未来的发展必定是要走上“中道”的路子的，毕竟，旧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借鉴中道，才有希望。
这决不仅仅是某种体制，而是体现出中国人集体一致的一种神秘的信仰。信什么？信“道”。
所以，中道与科学不是对手关系，而是对世界的根本不同性质和路数的应对体系：科学是基于有限观察下的切割操作；中道是自然、整体应世中的个性化应对，不同个体、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道（的表现）。正所谓：“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其道是完整性与个体性的体现，是整体与个体充分互动的体现与产物。不预设条条框框，从而令整体不受束缚地涌现，并从中发现与个体性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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