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人间的恶魔
博索：人间的恶魔几年前，行程中偶遇一座亚美尼亚教堂的布道仪式。
当那些黑袍黑帽的神职人员出现在台上的那一刻，我想到了撒旦。
这几日，加拿大天主教会寄宿学校发现原住民儿童遗骸的事件震动了整个世界。但很少有人知道，天主教会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比发生在加拿大的，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4年7月，广州市中星小学两名六年级小学生发现一块刻有“帝国主义的罪证”的石碑，记载了帝国主义借着办“圣婴院”的名义，残酷虐杀逾四万名中国儿童的历史史实。这块石碑由广州民政局1951年立于此地。
“圣婴院”是天主教会从事“孤儿救助”的宗教“慈善”机构。
在满清与旧中国那个民不聊生的黑暗年代，绝望无助的穷苦人家无力抚养新生的孩子，冀望这些“文明国度”的“爱心家园”来给孩子活下来的希望。这些婴童的父母绝对不会想到，他们亲手把鲜活的生命，送进了一个阴邪的坟墓。
中星小学发现石碑的地方，原来是加拿大满地可天主教无原罪女修会圣婴院，由加拿大天主教修女于1909年创建。
这家圣婴院规定：当市民将婴孩送到那里托养时，必须先填写表格，内容是孩子生死，该院概不负责，并规定婴孩入院后不准亲属探望，和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学校如出一辙。
为什么一定要填死亡免责保证书呢？有了这份保证书，就可以不用为婴童的死亡承担责任了，它们原本也没打算让这些婴童好好活着。
这些婴孩入院后先被放在地下室里；过一天半天以后，如还没有死，才被送去“洗礼”。
据当地公安分局关于出生、死亡登记的材料，该院有一天收容六个婴孩，第二天便报死亡六名；又一次收十名，死十名。
而死去的婴儿则直接掩埋在附近的山坡上，由于掩埋不深时常发出臭味，附近居民有意见，后来圣婴院就挖了若干“死仔井”，深约三丈，阔五尺，里面装满了婴儿尸体。
据统计，在人民政府接管这家“圣婴院”之前，从1950年1月，到1951年3月，该院共收容婴儿2216名，有幸活到接管日的，只有48名多数处于生病状态的女婴。短短一年间，就有2168名婴儿夭折，死亡率达97.8%。纳粹集中营都没有这么高的死亡率。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惨剧的发生？
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圣婴院，不过是一门生意。
虽是穷人，婴儿入院也要交抚养费，手续费。
因为是穷人，这种费用大多都是一次性的。
养育婴童，是需要成本的。
圣婴院的爱心修女们采取了消减成本最直接的办法。
送来的婴儿越多，婴儿死的越快，宣传做的越好，募捐收的越多，收益率就越高。
不要和魔鬼谈什么人性，叮咚作响的金币才是他们真心侍奉的上帝。
“白头盔“”爱心主题”摄影技能是祖传的，一百多年前，它们就把这一套玩的炉火纯青。
广州教会慈善机构不是孤例，整个中国的教会慈善机构都在做这样的生意：
温州救济院育婴所，自1947年1月至1949年10月，共收婴儿1392名，死1086名。
武昌圣若慧善功修女会从1928年到1951年，二十多年接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
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婴孩，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福州群众在西北郊马鞍山挖出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群众愤怒地称为“万童坑”。
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从1936年至1949年，共收超过4万名婴儿，活下来的只有197人。1953年，徐汇区人民代表大会在育婴堂立“万婴碑”。
……
请记住这个邪恶家族在在天主教入华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从16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与教堂深入中国乡村，极大的侵蚀与污染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传教士以传教为掩护，大肆掠夺文化资源，搜集经济情报及五千年积累的各行业的工艺技术。
传教士的累累恶行终于激起民间的怒火，酿成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这是一场民间自发的，对华夏民族文化血统与精神家园的捍卫。
然而腐朽反动的满清政权与列强沆瀣一气 ，联手镇压了义和团运动，让天下百姓看清了其作为列强走狗的反动实质，仅仅12年后，对华夏民族犯下滔天罪行，彻底失去民心的满清覆亡。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解放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这种压迫与剥削是全面而彻底的，不仅是经济与阶层的剥削与压迫，更有精神的奴役与桎梏，晚清与民国那些遍布城乡的教堂与十字架，正是社会底层永生背负的沉重枷锁。
在有五千年文明史，在以无神论作为基础世界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在乡村的泛滥成灾，不能不说是文明的倒退与莫大的讽刺！
义和团的失败，使得一百年前华夏民族挽救文化主权最后努力以悲壮的结局结束，而此后西方宗教披着学校与医院的外衣，以传播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以救死扶伤的名义，再度卷土重来。事实上，它们服务的不是上帝，而是贪欲，是统治世界的列强。
伟人创建的新中国看穿了西方宗教的伎俩，关停教会学校、发展中医事业，弘扬工农兵文化。为什么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有着一往无前的魄力与昂扬奋斗的精神气质。那是因为他们建设的是自己的国家，人民自己的教育，人民自己的文化，人民自己的医疗卫生。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了三百年的黑暗、三百年的沉默与抗争，华夏民族的魂魄再一次回归自身。那个时代的人民，有着最为健壮的体魄与最健康的灵魂。在那个时代，炼石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许多上古的神话，又一次在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重演。
反观此前的晚清与民国，得到了西方文明世界在文化、科技、教育诸方面的“全面帮助”，培养了那么多据说“堪比诸子百家”的民国大师，建立了那么多的医院和学校。中国变成文明国度了么？中国人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么？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又提高了多少？
租界遍地、兵连祸结、民不聊生，高利贷与黄赌毒成为社会日常。
从满清的奴隶，到列强的奴隶，再到日本人的奴隶。
上海滩的洋行、南京与重庆的舞会，李大钊、李公仆、赵一曼与刘胡兰的牺牲，鹰洋，红酒与鲜血，都在努力维持一种秩序，殖民地的秩序，奴隶社会的秩序。
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以“新文化”的名义传播的西方价值、标准与制度，都是这一秩序的边界、种子与养料。它吞噬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秉道而行的致世精神，把这个民族改造成原罪深重，亟待救赎的灵魂，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变成西方宗教与列强的奴隶。
在被宗教洗脑之后，原本神全气足的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与健全的精神，成为被宗教领袖与境外势力剥削与操纵的行尸与瘟疫。
西方列强在华传教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个民族钉死在蒙昧、落后与原罪的十字架上，以确立其上帝与救赎者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
前些时日，河北小果庄引发的新一轮疫情与韩国大邱邪教活动造成疫情爆发同出一辙，让人不免为之焦心。当今中国，有多少小果庄，有多少座教堂，有多少教徒？
触目惊心之后，我们更要反思，为什么经历了新中国的文化改造之后，还会有那么多的宗教势力死灰复燃，以致俨然成了各地扎心的景观？
从朴槿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邪教在韩国的泛滥，其对政权的影响，暴露了宗教的另一层野心。
宗教的泛滥，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经济的凋敝、人民大众文化的荒芜与组织的崩溃。
伟人离开之后，他的治国方略被全盘否定。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被个体经济与私有化所取代。农村从互助合作、机械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退化成生产力低下、规模分散、抗风险能力差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
人民公社主导的人的聚集、技术的聚集、资本的聚集被解构，农村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沦为城市的劳动力与原料的来源。而城镇化进程与计划生育又加速了农村的空心化。
人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
工农兵文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化主流，这是人民自己的文化。这是那个时代的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因为这是反映他们生活的文化。土是土了点，可日子总会越过越好，大众文化也会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呈现时代的风貌。
然而，在一切以GDP建设为中心之后，大众文化就慢慢远离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港台文化，日韩文化，欧美文化，精英文化、宗教文化。唯独没有大众文化的与时俱进，唯独没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流行文化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
在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传统社会里，无论城市或者乡村，一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里没有西方宗教野蛮生长的土壤，正如高产的农田里没有杂草生长的空间。
宗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承担着文化的传续与家族的治理。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宗族作为实际存在的基层组织，其价值指向并非总能与国家一致，所以宗族是作为封建残余被改造的，取而代之的是基层党组织与人民公社。在集体主义文化成为社会主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和人民公社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当GDP建设成为重心，私有化不可逆转之后，人民公社不复存在，基层党组织也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之下，凋敝的不仅仅是农村的人口，农村的经济，更有农村的文化，农村的精神风貌。
正气不足，邪气乘虚而入。
西方宗教在农村泛滥成灾，而此时的农村早已千疮百孔。
在一个否定新中国革命成果的时代，千疮百孔的又何止是农村呢？
八十年代以后，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西方的技术、欧美的文化、社会制度，西方体系主导下的制度建设与考核标准，让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向越来越脱离人民。在公知与精英们的鼓吹与引导之下，西方的制度与文化几乎成了政治正确的现代宗教。
很少有人再提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著作，他几乎成为禁忌。既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讲述马列主义，也要剥离他的思想与影响。
在中国，剥离了伟人思想的马列主义，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实践，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经验。马列主义的与时俱进，本质上就是伟人思想的与时俱进，为人民服务的与时俱进。
公知与精英之所以畏惧他，反对他诋毁他，是因为他的眼中只有人民和国家，在他的时代，没有害人虫的生存空间。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文化的问题，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和被人民服务的文化的问题，是谁彰显文化价值，主导文化方向，提供文化产品与的问题。前者是为国家为人民流血牺牲的烈士，是邓稼先，是雷锋，是焦裕禄，是王进喜，是伟人，是被解放的人民自身……后者是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是权贵，是买办资本家，是宗教领袖，是精英公知……
人民的文化植根于历史，植根于传统，植根于革命的成果。
西方宗教的本质是殖民地文化的入侵，它通过对华夏文明的颠覆与对传统文化的替代，来建构西方列强的统治权。
宗教作为蒙昧落后的社会现象死灰复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不充分、基层组织不健全、社会治理不完善的产物。
在现代中国，我们要用先进的文化，去改造落后的、蒙昧的文化，而不是以包容、开明的借口，为宗教的发展扫除障碍，提供便利。那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正确方向，而只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改造宗教的是为了更好的推进文化复兴，民族复兴，为了更好的推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文明富强的现代文化强国。
“国之大事 惟祀与戎。”这句话的通俗的意思是说， 文化与保卫文化的力量，是文明国家存在的基础 。有什么样的主导文化，时代就呈现什么样的精神风貌。
为什么新中国的建设者身上有一股让人见之难忘的精神气质，那是因为在走出了300年的黑暗之后，华夏民族的魂魄，回归到浴火重生的自身。
宗教是吞噬人类文明的黑洞。
在文明与黑暗的抗争过程中，有一代代圣哲先贤的身影。
孔子告诫人们“不语怪力乱神”，因为怪力乱神会妨碍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会迷失方向。
张融警告世人远离佛教，因为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
韩愈撰《谏迎佛骨表》中规劝天子，佛本夷狄，奉之则天道废，仁义断，道统绝。
沈榷抨击传教士蛊惑教众、变乱华夏历法、破坏儒家文化，教人不祭祀祖先。
义和团运动则是人民群众对传教士恶贯满盈行径的最愤怒，最直接、最正义的反抗，是任谁也无法污蔑与抹黑的。
……
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贯穿人类历史的全部。
从东汉明帝佛教在中国出现，到萧梁佞佛身死国灭，用了500年；从佛教东传，到以灭佛著称“三武一宗”的周世宗完成阶段性成果，差不多用了1000年。
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西方传教士与买办官僚集团里外勾连，到明朝的灭亡，只用了150年的时间。
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满清战败，西方传教士与教堂在华加速渗透，到满清灭亡，再到蒋家王朝退守一隅，只用了50年的时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宗教带来的不是文明与希望，不是爱与悲悯，它只会加速人间的撕裂，灵魂的消逝，社会的沉沦。
在华的西方宗教之所以没有得到“三武一宗”式的彻底清算，是因为在过去的300年，西方宗教背后的势力，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没有根本改变。
贸易战与抗疫的双重失败，昭示着西方的灯塔已然黯淡。
在东西方文明交棒的历史潮流之中，沉疴末路的西方，还有多少能量能继续输出与保有自己的影响力呢？
一切乱象，一切问题，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是发展方式的问题，是是否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随着伟人的回归，随着人民中心的回归，随着新农村的回归，随着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回归。重塑信仰，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已成为当前与今后的重要内容。
宗教作为一种落后的、蒙昧的社会现象，在复兴的中国，在奔向新千年的中国，在接续传承、重塑“好家风”的中国，在努力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中国，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国之大事 惟祀与戎。”这句话的通俗的意思是说， 文化与保卫文化的力量，是文明国家存在的基础 。有什么样的主导文化，时代就呈现什么样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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