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取经系列之五——善的来历，道德的来历
善的来历，道德的来历作者：愚夫老戎
善从哪儿来？
孟子以为，人性本善，有恻隐之心为证。恻隐之心（同情心）是人对同类（或其他生命）遭受不幸时的感同身受和给予帮助的自发冲动。其背后是人对于“恶”的畏惧、拒斥和厌恶。因此，可以说，这善是由恶激发出来的。这正合乎“阴阳相生”的道理。实际上，没有恶，也就无所谓善；没有善，也难说恶。因此，也没有绝对的善。就拿恻隐之心来说。当我们对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时，这叫恻隐；但当他人享受幸福，或到达人生巅峰，兴高采烈时，我们也感同身受时，会如何呢？当然会有人也为之高兴、同喜；但也必会有人不快——凭什么你有我没有！由此心生嫉妒。可见，体会他人的心情、感受，这一能力，用到另一个方向，却可能会变得“不善”起来。我们还能说“人性本善”吗？倒不如说是，善中生出了恶。不过，话说回来，善更多还是生善——让人有更敏锐的同情能力、更细致周全的善。
人受难会让人同情，这是人遭遇恶的一个后效。恶包括外来的，也有内生的（如疾病、衰老），这些都会引来他人的同情。还有另一种遭恶也能引来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人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极限（如死亡），而放下了对自我的偏执，愿意满足他人的意愿和需要。可见，人知道了自己的极限，才知道放下自我、转向（由不善转向善）。所以才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思想、行为不要超越合理的限度，以免招致恶果。有了自知，才有可能“从善如流”。要从善如流，要学会区分“我”的需要和“我的需要”。比如，一个小学生老是想打游戏，这是“我”的需要；而作为学生，学习才是他正常的需要，而且，最好成为他认同的、“我的需要”。当然，母亲想让孩子放下“我”的需要，认同“我的需要”，就需要明白孩子情感上的一个刚性需要：“我”需要确认“我”是被爱我的人约束着。当孩子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获得了必要的满足，他就有机会接受正当的、“我的需要”，而能够合理地放下“我”的需要。而当孩子能自然地把“我的需要”当作“我”的需要，这就叫有德（得）——懂得自我约束的必要和道理。
道德自律总免不了给人留下“自我压抑”的印象，容易让人，尤其是喜欢自由的现代人，对道德约束保持戒心，敬而远之。与自律或压抑之类保守性行动相比，现代人更喜欢正向的、进取性的行动，比如说“创造价值”。它会让人产生比道德更“道德”、更高明的幻觉。说它是幻觉，是因为，它实际将人从道德拉低到价值，到动物的水平。动物是价值行家，且往往在特定领域是“大师”，如狗鼻、鹰眼，那是动物安身立命的重要资本，得则生，失则死。即便如此“厉害”，动物对价值的掌控力是弱小的，常常行走在生死边缘。因为，它们基本只能依赖本能掌控价值。也因此，它们会执着于自我意志（自我意志是本能的外显）。
人能依靠集体合作掌控价值，故能远离生死，安心生活。维系集体离不开道德，道德教人何时坚持自我，何时放下自我，遵从规则或他人（听话），从善如流。
客观而言，价值相对于道德是无边无际的。造一把杀人凶器也是创造价值，如果是人，就会三思而行。因为人有道德。类似地，一坨屎虽然也有其价值，但人一般不会因为“创造”了一坨屎而引以为荣。这同样是因为人有道德，知道羞耻。
道德实为个体用以掌控一切价值的综合能力。这是“道德”一词的本意。作为一门学问，在中国古代，道德就相当于今天说的哲学。老子将之分为道与德两个部分。而儒家将道德只局限到了德的部分，专注于维护社会秩序，是一种思想上的退步。而现代西方将人归结为自由意志，则是更大、更严重的退步，退到了动物的水平。
不过，这种退步也并非全无意义，它至少也同时退出了封建时代的道德僵化，让人有可能重新思考道德的源头。然而，西方人在这个任务上基本是失败了。西方哲学家们反复地在“真≠善”的问题上绊倒、摔跤、争执、分裂，莫衷一是。结果，便是任由政治家（后来是政客）们搬弄所谓“自由”、“民主”的空洞说辞，十足的道德无能。
实际上，依据前面说的“善由恶起”的原理，道德是由人的极限所规定的。即，“道”是由极限所限定的道路。极限之外就是深渊、失败、灾难，是恶的渊薮。不遵循道，就会落入深渊、遭恶、受难，得到教训。得到教训就是德（得）。
得道是积极、主动、顺畅的；得到教训则是消极、被动、压抑的。所以，人们刚接触道德都是排斥的、抵触的、抗拒的。但，得道是艰难的，成功几率受限；得到教训倒是“容易”得多，一顿暴打就能让人知道利害。所以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论。这实际是利用了“善由恶生”的原理。
阴阳互生，恶也可由善生。当人们不知“道”，只知“德”时，德的消极、被动、压抑就会成为一个绝对的力量，成为一种普遍的恶。比如，如今美国的“政治正确”，西方人的“宁要自由，不要口罩”，以及我们当年的“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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