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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原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教授在网络上对之前不少网友关心的殷墟人骨DNA和殷墟人种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解答。其重点在于讨论早年间对于殷墟人骨DNA测试中是否存在“高加索”类型这一悬案，以及不少历史爱好者由此产生的联想。我们父系祖源研究所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当年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就网友关心的一些问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第一，为什么没有公布殷墟的Y染色体类型？实际上，由于结构和数量上的差异性，线粒体DNA相对于核DNA更为稳定，更有利于保存和提取。所以无论中外的基因组学研究都是从线粒体DNA起步的，在2007年复旦大学首次尝试提取古代样本中Y染色体DNA之前，国内尚没有一家机构做过此类工作。唐际根所提到的对殷墟人骨的测试发生在1997年，回顾这一时期国内少量的古DNA研究也都是通过提取线粒体DNA完成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父系血缘家族在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代表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自然也得到了格外的关注。但对于殷商王族父系遗传的研究现阶段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殷墟王陵级别的大墓无一例外的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任何遗骨保存下来，这从根本上导致了我们无法直接检测到商王本人的遗传信息。
殷墟王陵区第二，殷墟人骨的测试结果为何会接近“高加索”？从唐际根老师之前文章中提供的信息来看，1997年到2000年间通过中国科学院检测的“黑河路”遗址的一批样本在当时确实经测试人员判断“接近西亚人骨”。那么这个结果是否可靠呢？唐际根老师在文中怀疑国外学者与遗骨的接触可能污染了样本。笔者通过追踪当年国内关于古DNA研究的一系列科研结果发现，这批殷墟人骨之所以接近“西亚”类型还存在其他更为可能的原因。 在世纪之交，国内的古DNA检测刚刚起步，由于当时收集的各地区参照样本有限，对线粒体DNA不同支系的分化关系及地域分布也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会存在有一定的误判。由于这批检测数据并没有发表，我们无法对其作出直接的分析。我们将以另一个案例来解释这种误判是如何发生的。
2001年，当时身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王沥发表了一篇题为《古DNA：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探知过去》的论文，文章中介绍了其部分古DNA检测与分析的工作，其中包括对山东省临淄地区2500年前及2000年前两个古墓群中古人类群体DNA的分析。无独有偶，其分析的结果显示这批遗骨与殷墟遗骨一样“与现代西亚地区人群更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还提到了对殷墟人骨的检测工作。
2005年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中国古代人群的mtDNA多态性研究》中，使用国际通用的分型方法重新分析了这批临淄古墓群的样本。结果发现，这批样本在分型上包括了线粒体单倍群A、B4’5、C、D、F、G2、M*等，实际上都属于东亚地区常见的类型。
为了找到两次研究结论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我们追踪到了王沥在2000年发表于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的文章《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文章中认为2500年前的临淄古人很大程度上与当代欧洲人群接近，2000年前的临淄古人则介于当代欧洲人与当代东亚人之间。
通过分析文章的研究方法我们发现，文章中并没有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命名方法进行分类。而是仅仅使用了非常有限的位点来构建不同样本间的分化关系，其用于建树的参考人群也非常有限而缺乏代表性。由于当时缺少对人类线粒体谱系在分化和分布上的复杂性的充分认识，最终导致了结果上巨大的偏差。
这是现代人线粒体DNA的谱系树，非洲之外的现代人绝大多数都属于线粒体单倍群M和线粒体单倍群N的下游类型。其中线粒体单倍群M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区，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则以线粒体单倍群N为主，此外线粒体单倍群N的部分支系在欧亚大陆东部也有很广泛的分布。
线粒体单倍群M、N、R的分布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如果选取的位点过少，一个群体中线粒体单倍群N（特别是其下游的R）的比例越高，就会显示越接近西亚和欧洲。群体中线粒体单倍群M的比例越高，就会显示越接近欧亚大陆东部地区。而文章中用来作为东亚人群对照组的日韩、蒙古、阿尔泰地区也正是线粒体单倍群M最为的高频区。 2500年前临淄古人墓葬中高频出现的线粒体单倍群B和线粒体单倍群F都是N的下游分支，线粒体单倍群N在该墓葬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65%，乍看之下，与欧洲样本更为接近。2000年前的临淄古人墓葬中，线粒体单倍群N的比例下降到了45.5%，自然看起来像是介于当代欧洲人群与东亚人群之间。 但实际上东亚常见的N的下游支系A、B、F等与欧洲常见的N的下游支系U、HV等共祖时间在五到六万年以上。线粒体单倍群A、B、F都集中分布于东亚地区，发现于北京距今四万年前的田园洞人的线粒体便属于单倍群B。
线粒体单倍群A、B4'5、F的分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世纪之交，局限于当时的研究分析方法、缺少合理的对照样本、忽视线粒体分化与分布的复杂性，都很可能造成此类的误判。而家族墓葬本身所具有的遗传多样性较低的特点更可能加剧了这一误判的产生。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分子生物学是一门发展十分迅速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认知水平的更新换代也非常频繁，陈旧的研究结论很容易产生误导的作用。 第三、殷商族群真实的遗传特征是怎样的？唐际根教授在之前的文章中从商代人物雕像的角度分析了殷商族群的种族特征，而近几年，关于殷商族群的体质人类学及分子人类学研究也都有了许多最新的进展。
殷墟王陵出土青铜人面吉林大学2010年发表的论文《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中，对殷墟中小墓商代居民的种系来源做出了判断。文章中将殷墟的中小墓分为两组，其中中小墓B组多为小型墓葬，陪葬品较少，可能代表了当地的平民。中小墓③组多为中型墓葬，有一定的陪葬品甚至殉人，可能代表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贵族。通过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人群进行比较发现两者都在东亚人群的体质范围内，中小墓B组接近“古中原类型”，而中小墓③组接近“古东北类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殷商族群关系密切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及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人骨也都体现出“古东北类型”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吉林大学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2015年联合发表了论文《商族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索》。文章结论中认为商族人群是一个复杂的和多元化的人群集合体。殷墟出土人骨显示，殷商平民继承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同时受到了来自北方人群体质特征的影响。殷商的上层、甚或本身可能与王族成员有关的人群，他们的体质形态更多的呈现出北亚蒙古人种为主、混有东亚蒙古人种因素的特征，这与西辽河流域和东北的西部地区的古代人群有关，这可能暗示了商族的早期起源可能与该地域的古代人群和文化有关。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人类骨骼体质特征的形成并非仅受生物遗传的影响，所以还需结合其他方面的研究对于该结论进行检验或修正。 2018年发表的论文《2004年殷墟大司空遗址出土人骨线粒体DNA研究报告》中，公布了大司空遗址中六个古代样本的线粒体DNA结果。分属线粒体单倍群D*、D4、D5、B5b、N9a、Z，都是常见于东亚地区的类型。
此外，笔者通过邮件联系文章作者了解到，大司空遗址的样本由于保存条件较差，降解严重，未能获取Y染色体DNA数据。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来国内科研能力的进步，对于殷墟人骨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从最新的研究结果来看，殷商族群的人群构成虽然具有一定的多元性，但在遗传上都属于东亚人群的范围内。除了早期一些不成熟的研究之外，并没有再发现过接近于西亚或是高加索地区人群的样本。 殷商族群是华夏族群及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源流之一，其遗传信息的研究对于汉民族起源、迁徙有着重要的意义。相信不远的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关于殷墟或其他殷商族群相关遗址的古DNA研究，而研究内容也将涵盖线粒体DNA、Y染色体DNA、常染色体等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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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0-8-4 12:5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