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新国学的三易书院校训与师生守则 上世纪初的54新文化运动,大力反对死记硬背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旧私塾国学读经风气,引进西学,推崇德、赛先生,打倒孔家店,认为汉字落后,难认读、难查字打字,要改方块汉字为西洋式的分词连写音素拼的长蛇阵。甚至胡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推崇德、赛先生是好的,但提出打倒孔家店就自相矛盾了,因孔、孟就是救护世界的圣人级德先生。由于54 运动片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西洋,煽起一股崇洋西化风,催生了西风派。西风派自已不研究国学与汉字,又大力压制研究国学与汉字的东风派。以致近百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如小学课本被繁难的西洋式的分词连写音素拼霸占,不让更简易的的音节字母拼的国学拼音进入中小学。 上世纪50年代初,海归博士曾性初,出任华东师大心理系的系主任、国务院学术委会心理学科组召集人成员,在教育部《教育研究》刊上,提出《汉字好学好用》论,马上受到西风派围攻打压,被禁答辨。S码支持《汉字好学好用》论,同样得不到发言权。直到1987出席华东师大一教研会,才向曾主任面呈了支持《汉字好学好用》论的万言书。表示将从优选注音法、查字法、打字法三方面,来证明与实现汉字易教易学易用,但难在三五年里拿出证明两好三易的字典、打字软件、课本等。 西风压倒东风的邪风,早已被中华民众警觉到,由于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华的复苏,国人逐渐恢复民族文化的自信,终于爆发了新世纪初的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强烈呼声。但由于近百年国学受到极大的压制,没多大的研究进展。于是出现单纯的复古读经风潮,如台湾王财贵教授的死记硬背复古读经论说,迅速席卷大陆内外。 本世纪初,国学读经热在全国兴起,约有3000家私塾、学堂、书院涌现全国,读经声响彻各地,民间教育实验盛况空前,多处出现读经村。 深圳最高峰的梧桐山,有着全国规模最大的“读经村”。这个以创新为标志的城市,教育的民间改革也最先发端。三四十家私塾,散落在梧桐山下火柴盒似的民房里。近千名孩子放弃了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在梧桐山读经诵典。 2004年,画家张中和办起了梧桐山第一所私塾,取名“蒙正学堂”。2009年,刘海峰在梧桐山开办了己谦学堂。这新兴的读经热,主要推动者是台湾学者王财贵。随后二十年,他成为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精神领袖。在一千余场讲座中,王教授大力倡导,中国的孩子需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学习的方法就是大量读经,大量背诵。 王财贵流传最广的一次演讲中,他用宗教读经狂的手法举例说,因为怀孕的母亲坚持读了十个月《论语》,出生的孩子不仅相貌不凡,而且知礼懂事,晚上从不哭闹。这经不住科学推敲的美丽宗教式神话,让众多父母动了心。王财贵教授宗教式读经论诱使众多白领高工资父母宁可信其有,何必信其无,拜倒在王氏说下,情愿每年花几万带孩童来读经村母子双修。 2004年深圳梧桐山办首个私塾的张中和“蒙正学堂”,几年内私塾迅猛发展,成为私塾密度在全国都是最高的国学村。大批怀有国学情怀的家长,他们每个学生每年学费约五到十万,将孩子送入私塾,自己也在山上租了房子,陪读。张中和学堂的读经教师凌龙有些得意的说:“我们叫共学。”其他地方只有高考陪读,只有在梧桐山,才有家庭,为了小孩读经而陪读。 国学村各私塾,都把王氏宗教式读经的单调死记硬背法奉为教条,这种教法简易便用,对普及读经起了很大的启动推动作用。但过于单调欠科学,难以持续充分发挥经书效能。五、六年后,家长们发现经典读得烂熟的孩子中,一部分认字都有问题。王氏读经论及其方法,没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凌龙曾经是张中和学堂的读经老师,她也开始怀疑王氏的死记硬背读经法。2012年,他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凌龙学堂,她针对读经多年还不认字的情况,决定改为要教私塾的孩子先认字,再读经。但这改革被其他堂主质问,“王财贵老师说了不用先认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十年后的2013年发现,一些曾背熟整本《大学》、《诗经》、《易经》的学生,很多已忘,只能吞吞吐吐的背一些片段。一年倒闭的私塾就有十来所。2013年9月,刘海峰关掉了自己的学堂,离开了梧桐山。 死读硬背古经的国学热因王氏死读硬背法而兴,又因死读硬背法而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于是催生了三易书院三易私塾的新国学。 致力于中西传统文化精华探索与中文易教易学研究的三易书院,提出了革新旧国学的新国学,创新的推出了中文易教易学易用的S码注音识字查字入门三易的中文之钥。 S码眼中的国学,是指能代表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之学。在没有文字以前的几十万年里,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之学,只有靠言传口授口读传承。有了文字的近几千年里,该以认识文字的形音义来传承国学,不宜仍只靠口授读记。 因此中国的国学,既要发掘传统文化精华扬弃渣滓,又要研究汉语汉字的各自规律及两者联系的规律,解决汉字的好学好用好教问题,以便由死记硬背读望天书的诵经,上升为自学经文的形音义。由于近几十年大陆与台湾都是西风压倒东风,没能很好研究破解汉语汉字的难学问题,难免王教授不敢先提自学识字读经,片面宣传从简易的读望天书的诵经入手。 台湾王氏死读硬背诵经法,不但在大陆日益受到怀疑,台湾也有学者一开头就不同意,提出了识字查字打字与读经相结合的新国学。如高雄戚桐欣研究员,1979年就把他的单笔画永字八法查字打字码,呈报台湾内政部。大陆S码文革期间的初型的《简拼字草案》,也是文革后的1978年尾,才敢呈报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这世纪初,戚老从网上与上海书同文会了解到S码后,开始了戚码与S码的合作,力倡把曾主任《汉字好学好用》论与戚老中易课题、S码课题,扩升为两好三易论的识字查字打字与读经相结合的新国学。戚老每年元旦,都拉S码联名,向台湾教育部提交试用识字查字打字相结合的儿童课本的建议。戚老还把S码制作的戚、祁、S码三合一打字版软件及《戚爷爷讲中文》推荐到美、台的一些大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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