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新汉字楷体系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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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关于更新汉字楷体系统的讨论

  

   大家都知道，一些社会通用工具，之所以常存不衰，都是因为它能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新需要而不断增加新的功能。“工具的功能，决定着工具的结构”。所以，为了增加功能，其结构就必须随之作相应的改进提高。

汉字是表示汉语单词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如其他的一般社会通用工具一样，为了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新需要，就必须不断增加新的功能；然而，在汉语的性质不变的情况下，汉字要增加新的功能，就要进行体式升级更新或字体改革。汉字体式更新或字体改革，必须本着继承旧字的一切优点，克服旧字的现存的主要缺点，不会增加新的缺点，并能实现新旧字体的“无缝转换”的原则。否则，就会失败。

我们的前人很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每当汉字出现了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的功能缺陷时，就对汉字只作“改进”，或“改革”。所以，汉字从诞生以来，就出现了不断更新或改革的“蛇蜕皮”现象。

这样的做法，使汉字长存至今。

1840年以后，楷体系统也遇到了必须更新，才能适应社会新需要的情况。然而，楷体系统的更新，搞了一百多年，至今却毫无进展，原因在哪里呢？是技术性的困难太大了吗？是反对派的阻力太大了吗？是汉字发展到楷体以后，就到了不可再改进的“完美无缺的顶峰”了吗？其实，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是，走错了方向，错误地搞了“汉字罗马化”。

这一章中的各节，都是从反、正两方面，来论证汉字楷体系统升级的路径和方案的。本章中的各节，是各自独立的。因此，在各节之间，某些语句可能有重复提起的现象，显得啰嗦了。但是，不这样，每节的内容就不够完整严密了。

汉字楷体系统的更新，如果从1892年算起，到2019年，已经有127年的历史了，但是，至今也没有实现。这就需要总结这10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正确的更新办法，达到既能充分发挥汉语、汉字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又能避免汉语、汉字，在当今现代信息化时代的世界语言文字大竞争中被其他语言、文字淘汰的后果。

讲到“总结历史经验”，就必然涉及到人。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目的是为了揭示客观规律和创造利用客观规律的新的方法。所以，就必须摒弃一切妨碍科学探讨的，例如：迷信“权威”、政治思维、顾及利益、顾及人情、等等。在“真理”与上述“”发生矛盾时，屈服于上述“”的人，是绝对不敢揭示“真理”的，更不会有创新作为的。所以，我们在看待和分析楷体系统的“改革”历史的时候，要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历史事实。

第一节    汉字罗马化的缘起和失败

    交通工具，是一种社会化实用工具，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由人推车发展成畜力车，又发展成蒸汽火车，又发展成汽车、电力火车、飞机、超音速火箭、宇宙飞船等等。

文字是人们用来表示语言单词的一种社会化实用工具，它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即不断地增加其功能和改进其特性，不断地向着易于广大民众读写和机器快速处理的方向发展变化。所以，世界各国的文字，都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的汉字体式，历史上也经过如下不断地升级更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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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40年以来，世界和中国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892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汉字改革”运动。这说明，中国正在使用的汉字楷体系统，出现了很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的问题，所以需要升级更新了。

100年前，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汉字改革”运动呢？起因如下：

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清朝政府就受到世界上许多大大小小工业国家的频繁的侵略，而每次的反抗侵略的战争，不论敌国大小和远近，都以清朝的失败、赔款、割地、献出殖民地等等的屈辱结果而告终。这样的结果，也打开了“夜郎自大”的清朝的封闭的国门，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了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潮流中来了。从而使中国人看到了广阔的世界情况。人们开始用“中、外对比”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状和检讨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于是，发现中国与世界工业列强国家相比，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已经十分落后了。落后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工业的落后，工业的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其实这是片面的认识）。因此，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清朝洋务派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是，科学的发展是依赖一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所以，学西方技术，就必须同时实行西方的大工业商品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就牵扯到国家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必然危害了既得利益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清朝的统治集团就提出“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戒令。但是，这样的学习方式，必然是旱田里栽水稻，是不会成功的。

向西方工业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工业的做法，史称“洋务运动”。搞“洋务运动”的官员们，当然不会提出“改革救国”的口号，只能提出了“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口号。

为什么要提“教育救国”呢？因为在发展工业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而这些技术人才从何处来呢？只能通过学校教育出来。于是就仿照西方工业国家的教育方式，办起了“洋学堂”。但是，上学是要花很多钱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子弟是无钱上学的，上得起学的只能是富家子弟。而富家子弟，自古以来的思想，就是“上学是为了当官发财”。所以。他们即使学了科学技术，也不会到工厂里去干技术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有钱上学堂的，不想干技术活；能干技术活的，却无钱上学。

   西方工业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能干技术活的工人呢？中国的洋务派人士，从对比中发现，外国人的学习成本比中国人的学习成本低得多，98%的人都识字。而中国人为什么98%的人都不识字呢？因为中国的汉字比西方的拼音字母文字难学得多，学习的成本高得多。这样，“教育救国”就遇到了巨大障碍。

     中国的一些文人，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就以为他们一切都先进，并且看到世界多数国家都实行“拼音字母文字”。他们看到，西方工业国家所使用的拼音字母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从而使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不直接表音，其结构又没有规律性，必须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笔画繁多，十分难学，致使中国的文盲率达到98%以上。

虽然汉字有体式不断改进升级的历史前例可以参考，但是，中国的文人从来没有把中国的汉字体式的不断更新现象，进行研究，找出现象背后的规律，总结出指导汉语汉字发展的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理论”。

由于中国从来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发展的理论，洋务派文人们，就全盘接受了西方片面的错误的“语言文字学”。因此，就认为“罗马字母文字”比“汉字”先进（其实是不可类比的），于是就提出用“罗马字母”组成“汉语拼音文字”来替换“汉字楷体系统”。

其实，中国在唐末、五代时期，就已经发现汉语“音素”了。

敦煌石窟曾经发现一个署有“南梁（公元502—557年。属于“南北朝时期”的）汉比丘守温述”的韵学写本残卷。上面记载了30个汉语声母的代表字:

唇音：    不芳 并 明           齿头音：精 清 从

舌头音：  端透 定 泥           正齿音： 审 穿 禅 照

舌上音：  知彻 澄 日           清喉音：心 邪 晓

牙音：   见溪 群 来 疑         浊喉音：匣 喻 影　

由于中国长期处在保守的小农业经济的不求进取社会里，后来也就没有人对守温的发现，作进一步加深研究利用了。所以，这个发现，并没有被应用到给汉字注音上去。

明朝中期，中国的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原来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这种纯拼音字母的文字，对于“教徒”背诵“小经”，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但是，如果当作大众使用的文字，可就没有“实用价值”了，因为它不能区分汉语中大量的“同音异义词”。

明朝末年，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罗马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的，把与“汉语音素”相似的“罗马字母”，当“汉语拼音字母”，来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罗马化的文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当然，这种用外文“音译”的汉字读音，仅仅是近似音，既不会实现标准的汉语读音，也不能当做一种表示汉语单词的“文字”来代替汉字。

这些外国人做法，对于他们认识汉字，有点帮助，而对于汉语人来说，就没有实用意义了。这是因为这样的拼音字母文字，一是不能区分汉语中大量的“同音异义词”，二是不能与汉字楷体系统实现“无缝转换”，因此就不能取代汉字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戅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改革汉字的运动。

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存案可查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 福建厦门人卢戅章(1854-1926)，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他去新加坡学过三年英语回国后，研究拼音字。于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这种新字，把罗马字母及其变体，当作示厦门语言的拼音字母，实行“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卢戅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卢戅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

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 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义符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 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 罗马系：采用罗马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 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罗马系。

1908年，“改革派”吴稚辉（吴敬恒）发表文章，鼓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

“保字派”的代表张炳麟，对其进行了批判，反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提出为使汉字好学，可以减省某些汉字的笔画、创造一套为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在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该文被视为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这些“汉字改革派”，毫无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指导，仅仅凭自己的感性的片面的认识，就“鹦鹉学舌”地对于楷体汉字进行“改革”，所以，他们的各种“改革方案”，放到实践上，不能区分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同音异义词”，因此，广大民众自然就不能使用。

在“汉字改革派”出现的同时，就出现了“汉字保守派”。“汉字保守派”也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只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和守旧习惯，对“汉字罗马化”加以反对的。所以，清朝晚期的“新汉字方案”，得不到官方和民众的支持，第一波“汉字罗马化”的运动就退潮了。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一些“汉字改革派”的人士，和“汉字保守派”人士都加入了“国民政府”，并在文化界掌握了重要权力。

“民国”成立之初，新政府，为了解决中国向“工业化”发展的“瓶颈”，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于是，国民政府在1913年2月25日，在北平（今天的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这些代表中，既有“汉字保守派”也有“汉字改革派”。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

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汉字笔画式的、罗马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后期，读音统一会副议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符号”。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符号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读音统一会”按照“保字派”的意志议定了汉字笔画式的汉字记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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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音”（后来叫做“老国音”），出版了《国音字典》，灌制了发音唱片，推广了“北方大众普通话”（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西周称雅言、晋代称通语、明清叫蓝青官话——就是西起陕西蓝田，东到山东青州的黄河流域的大众话）。

两派的第一次争斗，“保字派”取得胜利。到新中国 成立时，这套“注音符号”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使用40年了

    借鉴西方语言拼音原理，分析出汉语“音素”，并用“汉语拼音符号”给汉字注音，比原来用“切音”给汉字注音，准确又易学。这是中国汉字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的风潮越来越大。出现了对汉字楷体系统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2年，钱玄同提出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简体字的具体方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该方案指出，针对汉字难识难记问题，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方法。但是，鉴于汉字的问题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办法是唯一的选择。钱玄同在该方案中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成为后人简化汉字的重要依据。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月刊》成为“汉字改革派”的宣传口舌，连篇累牍地发表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的文章，诸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在这“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声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就成了“汉字改革派”的一言堂。凡是鼓吹“国语罗马字”的就是时髦的“革命派”，就成为会中的风云人物、决策人物，说啥是啥。钱玄同、黎锦熙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统一会”就马上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黎锦熙提出修改“国音”、修改《国音字典》的提案（内容是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统一会”就立即成立了“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统一会”中凡是不赞成废除汉字的就说是“保守派”，就会陷入“勿容置喙”的困境，就连“统一会”的会长张一麐也只能退避三舍。在“汉字改革派”成为“国语运动”领军人物的背景下，手段高明的湘潭人黎锦熙，成为议定“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的“数人会”（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刘复等六人组成）的绝对权威。1926年“数人会”议定的“国语罗马字”，其实就是西洋人威妥玛方案的翻版，除了增加了字母标调之外，其字母形式和1910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字母形式没有多大的差别。其字母标调法虽然是赵元任的，但语音系统却是黎锦熙推崇的威妥玛模拟的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其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尖音读为团音，即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取消了尖音、合并了尖团的“国语罗马字”一出台，就遭到了“汉字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汉字保守派”一是不赞成汉字罗马化，二是不赞成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国罗派虽然与1926年自行公布了“国语罗马字”，但是，教育部不赞成，国民不认可，“国罗” 名存实亡了。

1926年8月，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了。原先在北京“中华民国政府”任职的一些“汉字罗马派”官员，都转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继续任职。在学术争论上一贯主张“兼受并蓄”的蔡元培当上了南京大学（属于教育部的）的校长。黎锦熙马上恳请蔡元培公布“国语罗马字”，由于蔡元培倾向于汉字罗马化，又和黎锦熙是朋友，就应黎氏之求，以个人地位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国罗”虽然被公布，但教育部仍然不承认，仍然指令用区分尖团音的“邮政式”拼写北平大学的校名，而不准用“国罗”拼写。钱玄同、黎锦熙对此提出抗议，但教育部不与理睬。“国语罗马字”再次搁浅，合并尖团的“新国音”再次搁浅。

1926年,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  

1932年又是风云突变，一、二八”上海事变，日军焚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担任要职的黎锦熙乘机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长，就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了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取消尖音的《国语常用字汇》（原名《国语词典》），将“国语罗马字”和合并尖团的“新国音”搬上了字书，随后就极力鼓吹“国罗”是法定文字，“新国音”是法定标准音。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该书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该字表推行不久，因遭到众多人士的反对，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达“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此举标志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失败。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罗马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罗马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并且“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其实，文字没有政治性，所以，此言不对）；说罗马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罗马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罗马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罗马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罗马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其实，文字对于国家的统一与否，不起作用；拼音文字也不会消灭方言；英国、法国、德国各地的方言很多）。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此为谎言），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改进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罗马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也推行不开，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

在“国民政府”任职的黎锦熙和赵元任于1926年创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第二年，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也研究并创制“罗马字母化的文字”，他们称为“拉丁化的新汉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出现“南罗”“北拉”现象。

1930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改名为《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简称“北拉”)。

瞿秋白写成的《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是参照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创制的“汉字拉丁化方案”。苏联制定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给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扫除文盲的。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扫除文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并有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的战略思考。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

1930年9月26日在海参崴（被沙俄强占）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称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说：“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会上，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2.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①字母,②拼写规则,③写法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方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同，“买”写为maai,“卖”写为mai。

大会在还涉及到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1930年9月“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过后，首先在苏联的华工中推行，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被介绍到国内。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出版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书籍。接着，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成立了这样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据统计，从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总共有300多个。

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还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情赞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

为了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汉字拉丁派”就大力宣传如下“道理”：

一、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比汉字容易得多。

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

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

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当时也有很多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义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对于当时新文字运动给以极大的赞赏。毛泽东对于新文字运动是积极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i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字：“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

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意，经常闹误会。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推行过多年，但是，一直效果不佳，最终没有推广下去。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罗马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罗马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并且“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罗马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

    在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字母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这样，第二次汉字改革高潮，也退潮了。

1949年10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先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一些“汉字罗马化派”的官员，又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职了，共产党中的“汉字拉丁化派”的官员，自然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官员。这样，“汉字罗马化派”与“汉字拉丁化派”就合为一派了，统称“汉字改革派”。

1949年10月21日，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协会的成员都是“汉字改革派”。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在1952年２月５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隶属国务院，拟定汉字改革方案和组织方案的实验及推行。毛泽东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指导，并通过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这方面的重大问题。于是，出现了第三次汉字改革高潮。

    新中国要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字母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曾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字母”。对于这个提议，郭沫若、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

    但两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毛主席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拼音字母形式，应该是民族的，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形式来制订。

    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原因是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五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1953年“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国内各界学者征求关于改革汉字的“方案”。到1955年，共收到国内外人士的“方案”有655种。

这些方案，归纳起来，从外部形式上看，有楷字笔画式的，有外文拼音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有速记符号式的；从性能上看，有纯拼音字母表声类，有纯拼音字母意、音双表类，有“形声字”扩展类，有“拼音形声字”类。

   但是，最后，毛泽东又返到吴玉章主张的观点上来了。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使得几年来，关于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化新文字，并在中央开会通过。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这个以拉丁字母为结构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重蹈了“利、金方案”复辙，经过多次实验证明，根本行不通。所以，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众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名为《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在向社会公布时，改为《汉语拼音方案》，从中删去了“文字”二字，内容就根本变了。

周恩来在此次讲话中说： “……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

  这等于政府放弃了“汉字拉丁化”的改革方案。所以，第三次汉字改革的高潮，也退潮了。

三起三落的汉字“改革”，不是因为汉字楷体系统完美得不可改变的程度了，更不是因为汉字楷体保守派的坚决反对造成的，而是因为“纯拼音字母文字”，完全不适合汉语的“语音多载”特性, 完全违反了汉字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没有实用价值。

   自从“汉字改革”方案被推向社会进行实施，就同时出现了“革新派”和“保守派”，并出现两派的利益之争和学术之争。在“利益”面前，只有势力大小才能决定胜负；由于双方都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所以，“学术之争”，就变成了“以错怼错”的混战。双方都是尽力编造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谁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汉字保守派”，不准对汉字楷体系统作任何的变动；“汉字拉丁派”也只允许“拉丁化”的汉字改革方案，不允许任何别的改革方案。

  因此， 第三次汉字改革的高潮，从表面上看似乎退潮了，但是，从1949年以来，由于“汉字拉丁派”一直占据着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主导地位，所以，“汉字拉丁化”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上的错误，并没有得到任何纠正；并且，这种错误还在继续下去，但是，改变了手法。

“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目标，仍然“汉字罗马化”的。他们更没有总结100多年以来“汉字罗马化”失败的经验教训，从而创建出指导汉语、汉字健康发展的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理论。

按理说，既然《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不能作为“文字”“方案”了，就没有道理还留着这个《汉语拼音方案》的名称了，把它改为《汉字注音方案》才名副其实。

    为什么不改呢？这不是“疏忽”，这是“汉字拉丁派”继续推行“汉字拉丁化”的一个障眼法。标题虽然删去了“文字”二字，但是，里面的实际内容没有丝毫的改变。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秋季开始，教育部把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这个拉丁字母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顶替了1913年的《国音注音方案》，把楷字笔画注音符号---勹（波）、夂（泼）、冂（莫）、匚（佛）。。。。。。。。，改成英文字母的。

直到今天，虽然经过60年的实践证明，“汉字拉丁化”根本行不通。然而，主张“汉字拉丁化”的人们并不认错，在2000年10月30日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此《法》的“第十八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这个《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其实就是黎锦熙在担任“中华民国”的商务印书馆的馆长时，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的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国语罗马字新国音”方案的翻版。这个方案，砍掉《康熙字典》中的尖音、舌面鼻音、入声和一些合成音型等语音成分，例如“积”、“七”“西”、“泥”、“鄂”声母和韵母“捱”。所以，这个《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字注音符号”也是不合格的。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是一种强制汉语、汉字退化变质的错误的方案。它完全违背了汉语、汉字发展的客观规律，给汉语增多了大量的“同音异义词”。严重的危害了汉语的准确性和精简性。使汉语的“言简意赅”的特性不复存在了。

   与此同时，汉字拉丁派，又把1935年8月，“中华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又在1936年“暂缓推行”的“第一批简体字表”，略加修订和补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汉字简化字一表”在1956年公布了。并且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规定，编纂了“新华字典”，从而大量地增多了“同音异义”字。

后来，又在楷体系统内不断增加“简化字”，但是又不造新的汉字，又提倡多音合成词，又提倡“音译”多音节外来单词，等等，这些做法，也都是违背汉语、汉字发展规律的。

   这些做法，在主张“汉字拉丁化”的人们看来，实现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没有实现的两个目标：一是“国语罗马字新国音”方案的实行。二是“楷体简化字”的推行。

从1955年以来，在中国的语言文字学界，就出现了三派----“汉字罗马派（又叫汉字拉丁派）”、“汉字保守派” 和“楷体升级派”。“汉字保守派”，不承认汉字楷体系统在现代社会中凸显的一切缺点和弊病，说汉字楷体是“完美无缺的”，“是汉字发展的顶峰”，“是不必改进的，不可改变的”。

  从1955年以来，“汉字拉丁化派”，就一直占据着中国语言文字主导权。由于“汉字拉丁派”和“汉字保守派，两派都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发展的理论作指导，是以错误怼错误的混战，谁也说不服谁。这就导致了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停滞和语言、文字在使用上的越来越混乱局面。

“汉字拉丁化派”，在加大推行简化汉字和“汉字拉丁化”的“理论”宣传的同时，并用政治“大棒”打击反对“汉字拉丁化”的人们，不断扩大“简化楷字”的数量，停止创造新的汉字，合并同音异义字，扩大合成多音词，支持对外语多音节单词实行“音译”、等等，以引导汉语朝多音节词语言的方向退化，为最终实现“汉字拉丁化”奠定语言基础。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语言文字“学者”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论”和观点，把这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充斥在“字典”、“教科书”和各种公文和报刊、杂志等宣传媒体里。以此达到最终实现“汉字拉丁化”的目的。

“拉丁化的汉字”不但违反了汉字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汉语实际情况，根本没有“实用价值”，而且完全割断了汉字文化的历史，给人们的造成很多不必要麻烦和不必要的损失，理所当然地受到绝大多数汉语人的拒绝。

“拉丁化的汉字”，在国内都行不通，“汉字拉丁派”却想把“拉丁化的汉字”推向国外，于是在1970年搞出了一个“国际标准ISO 7098《文献工作——中文的罗马化》”。后来对此“标准”又做过几次补充修改。

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出现新一轮的“洋务运动”。照搬照套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发达国家的东西的做法，占据了上风。搞起了全民普及英语的教育，助推了“汉字拉丁化”的错误做法，加速了汉语、汉字的退化变质。

1985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时，把从前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改成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会上不再提“文字改革”了。虽然名义上不“改”只“工”，但是，“工作”的内容还是“汉字拉丁化”。仍然禁止民众使用“繁体字”；仍然禁止对于“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的评论、反思，禁止为适应现代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改进升级汉字楷体系统的研究和争论；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改革和随意“简化”楷字、砍掉汉语“尖音”和一些“音型”的错误的理论和错误做法，仍然一点也不做清理和纠正。这些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做法，不单仍然保留在教科书、字典和各种刊物里，还在一些语言、文字“学者”那里继续推广；小学的“汉语拼音教育”也没有改正为“汉字注音教育”；还要继续扩大“简化楷字”的数量；于对英语冲击汉语，导致汉语汉字退化、变质和使用混乱的情况，不认为是汉语、汉字的混乱、衰落、失败、退化，还说是“发展”，不但不纠正，还极力加以支持。因为汉语汉字越退化，越能加快汉语汉字朝着英语英文的方向变化的速度，越能加快实现他们的“汉字拉丁化”的目标。

所以，又在1986年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在1988年发布了7000字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在1996年1月22日发布实施了《中文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在这个文件的前面是这样说的：“继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未竞的事业，促进中文拉丁化的脚步。”

又在1999年发布了《国家标准通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在2009年8月12日发表了“通用规范汉字征求意见稿”，此稿里有8300个简化字。此稿受到广大人民的一致反对，至今没有公布施行。

  一些人出于牟取私利的目的，乘“引进外资”，搞“合资开办工厂”等经济行动之际，大力“炒作”起英语来了。“炒”得全国普及英语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英语成了比汉语还受重视的必学课；从选用工人到选拔公务员，无一不搞“英语考试”过关。把“汉字拉丁化”提升到“语言英语化”了。汉语、汉字在英语、英文面前，黯然失色。英语、英文在教育、科技、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鸟占雀巢”地挤占了汉语、汉字的关键的位置。连中央电视台的台标都不用中文用英文。从而导致英语热持续一直升温，汉语汉字持续降温，人们对于汉语汉字的态度，变得非常轻蔑，青年人的汉语汉字应用水平急剧下降，使用汉语汉字时，变得很不严肃、很不规矩了。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字使用最混乱的局面：滥用“错、白字”，滥造“新词”，对外语单词，搞“音译”不搞“意译”，或者直接使用英文和“英文缩写字母”，按英语语法说汉语、等等。这类东西，充斥在一切中文电子信息中和书刊读物、文件、说明书、广告牌、等等各中书面文件中。汉语、汉字出现了快速地严重地退化、变质。汉语汉字退化得不成体统了，言简意赅的汉语，退化成冗杂罗嗦的不伦不类的杂语了。汉字文章，简直就像一个老太婆的“针线筐”，里面“断针乱线，破扣残襻，东洋败絮，西域烂绢”都有，这是世界任何国家的文字所没有的混乱现象。

  汉字楷体系统的诸多缺点和弊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中国陷入了美国的“因特网”陷阱以后，汉字楷体系统的缺点，对于中国的信息安全和中国的命运的问题，充分显现出来了。因此，一些关心汉字汉语前途和国家安全的爱国人士，对于汉字拉丁派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面对社会上的批评和建议，“汉字拉丁派”，不是反思以往的错误和广泛听取采纳广大民众的合理建议；不是认真研究汉语汉字发展的规律，创建正确的语言文字发展的理论，以指导汉语汉字的正确发展。

反而为了压制反对派，在2000年，搞出了以继续推行“汉字拉丁化”和“简化汉字”为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但是，这个《法》的出台，并没有扭转汉语汉字的在使用上的混乱局面，也没有压住社会对于他们的批评和“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呼声以及“改进升级汉字楷体系统”的要求。

2012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些政协代表提出“恢复使用汉字繁体”。非“拉丁化”的汉字楷体改进派，也在各种场合批判“汉字拉丁派”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做法，提出废止“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停止“汉字拉丁化”的一切做法，清理“汉字拉丁派”错误“理论”和错误观点，创建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理论，用克服了楷体系统的一切缺点，继承了楷体系统的一切优点的“科学理想的新体汉字”，来升级汉字楷体系统，以适应今天“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这时，“汉字拉丁派”，便拿起《语言文字法》来压制。并说：当前的主要工作方向是汉字“要稳定，要“规范”，“即使要变，也只能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规范”。他们的“稳定”和“规范”内容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简化字”和“汉字拉丁化”。 其实，“稳定”“规范”都是假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今天英语、英文对于汉语、汉字的竞争优势，逼迫汉语汉字，按“汉字拉丁派”希望的方向加速地退化变质。就如鸡蛋的内部遭到细菌侵蚀一样，外壳没变，蛋黄正却在加速地变质。

“汉字拉丁化”推行了几十年年，就是推行不开，也使“汉字拉丁化派”认识到了，不首先把汉语退化成如英语一样的“以多音节为基础的语音单载的语言”，汉字就不会被“拉丁化”的。所以，把“文字改革”改为“语言文字工作”，其实是改变了“攻打”方向，另选“突破口”，是把“改革汉字”放在“改革汉语”之后。但是，如果公然说“改革汉语”，就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于是就把“文字改革”改为“语言文字工作”。全民英语热和汉语汉字的乱象，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但是，虽然“汉字拉丁派”在政治势力上大于“汉字保守派”，并费尽心机地推行“汉字拉丁化”100年，却始终抹不掉“汉字拉丁化”的根本缺点---不能区分汉语中的大量的“同音异义词”，从而不能使“拉丁化的汉字”成功替换“汉字楷体系统”。

而“汉字保守派”虽然政治势力和“理论”都弱于“汉字拉丁派”，但是，他们依据“拉丁化的汉字”不可实用的现实情况，就怼定了“汉字拉丁派”，从而形成了两派长期对峙的局面。

这种长期对峙的局面，使楷体汉字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缺点，长期的不到解决。反而使英语乘虚坐大，挤占了汉字主要的位置，使汉语汉字发生退化变质，朝着被淘汰的深渊跌落下去。

只要大多数的中国人不愿意让汉语汉字消亡，汉字楷体系统的升级更新的呼声就不会停止。所以，从1892年开始的汉字改革运动，至今还没有完成。

  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全面大竞争的时代。这种全球性的全面竞争的大势，会逼着中国为了避免“落后挨打”，不得不进行全面的不断地改革和发展。这样，最终会形成遵循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办事的“优胜劣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会及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切权利“晶格”，使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得到充分地发展。那时，汉字罗马派和汉字保守派就吃不开了。不适应现代化、信息化时代要求的汉字楷体系统，就会理所当然地被完全适应现代化、信息化时代要求的新体汉字系统所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