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老农

博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原道》：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上来看，教育的作用是传续文明。

　　从现阶段我们承担的历史使命角度来看，教育的作用是培养华夏文明的传承者、建设者、守护者与开拓者。

　　从集体西方的角度上来看，教育的作用是巩固西方主导的全球殖民地秩序，培养维护西方利益的殖民地精英，帮助其管理世界。

　　教材是教育生态的核心，教育是文化生态的核心。中国当下教材暴露出骇人听闻的种种乱象，足以证明我们的文化生态恶化的程度。

　　教材是文明的种子。

　　在漫长的文明长河中，传承文明、守护文明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头等大事。正如农业文明选育良种一样，华夏民族把圣王先贤、英雄巨匠们的精神与技艺载入史册，作为教材代代相传，正是这种优中选优的叠加与积淀，智慧、勤劳、不屈不挠、胸怀家国天下等优秀品质成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

　　每当蛮族入主中原，不仅要抢掠华夏文明的种子，还要通过各种手段，通过杀戮、奴化、物化，用屠杀与文化转基因的方式消灭、异化华夏文明的种子，妄图把锦绣中华变成它们的牧场与殖民地，把华夏民族改造、驯化为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隶民族。

　　在满清与西方列强三百年的努力之下，它们几乎就要成功了。

　　鲁迅先生笔下那些麻木的看客，就是被奴化改造后，失去文明意识、家国意识的奴隶僵尸。

　　新中国建立之初，一个拥有4.75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能勉强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只有可怜的200万人，而这200万所谓知识分子，接受的又是怎样的教育呢？

　　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满清奴化教育体系培养的维护其腐朽统治的反动文人；一类是在西方或西方在华设立的教会学校培养的西式知识分子；一类是接受过满清或西方教育，在以辛亥革命、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为代表的反封建反殖民地，救亡图存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民族意识与文明意识不断觉醒，坚持华夏立场的知识分子。

　　这三类知识分子区别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这些人的区别关键在于为谁服务的问题？出路的问题？跪着还是站着的问题。

　　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黑暗秩序，但随即而来的全盘西化，让中国陷入更加致幻的西方殖民秩序的泥淖。在霸权强大的威压之下，在财富、技术与舆论营造的“自由、民主、现代”的圣光之下，不少刚刚从满清的文明黑洞爬出来，稍稍透了一口气的中国人，就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才是摆脱苦难的先进文明。

　　从1850年天主教会在上海设立徐汇公学算起，到1925年在北京创办辅仁大学止，短短几十年间，包括清华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在内，西方列强在华建立的大学与教会学校超过2000所。

　　西方列强是在为华夏民族培养人才么？怎么可能呢，它们不过是为了殖民者培养西方文明的传教士与代理人。不为世人所知的是，西方大学的源头就是神学院，原本就是为培养传教士与巩固天主教廷统治而生的。

　　新中国对这些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工具有着清醒的认识。1951年1月，《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颁布，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这些承载着西方列强重要使命的大学，最终在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教员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新中国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终结了华夏民族三百年世代为奴的历史，终结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的殖民地秩序，华夏民族重新掌控了自己的命运。

　　这种历史巨变在教育上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推行大众教育、消除精英教育。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设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学和识字组。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教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1949到1969年间， 新中国先后四次开展全民扫盲运动，大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与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解决因长期战争而影响学业的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专门成立了育英小学，但随着干部子女的集中，这所学校慢慢有着向“特殊化”、“贵族化”发展的苗头。

　　1952年，教员专门给周总理写信，让他针对贵族学校进行整治和整改，必要时直接废除，不能让贵族学校这种容易搞特殊的学校存在，扰乱中国的教育事业。

　　为了不让育英小学蜕变成贵族学校，周总理做了不少工作，开始接收普通工农兵的家属子女进来学习和读书，成为一所真正融于群众的平民小学。

　　早在延安时期，教员一直坚持教育要面向大众，面向广大工农子弟。在教员影响下，当时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各种学习班、业余学校、工农速成学校等都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教育的场所。

　　1951 年，教员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教员口中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而他的教育理念，促成了现代教育的革命：上世纪70年代的工农兵大学。

　　作为分布于各行各业、基数最大、最具朝气、最纯粹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工农兵大学最能体现教育的人民属性。

　　或许会有人要说，教育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没有知识分子，凭什么办教育？

　　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与工农兵区别开来呢？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劳动群众的一员，他是工人的知识分子，是农民的知识分子、是军队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人民教育这里，知识分子不具备精英的光环，他只是普通大众的一员。

　　如果知识分子不愿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这种知识分子主导的教育就成了精英教育，就背离了教育的人民属性。

　　推行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因为底子薄、起步晚、任务重。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国家迅速发展壮大不只是口号，而是生死攸关、存亡续绝的必然选择。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写于1963年的这首词，正是当时新中国面临复杂国际局势，亟需强大自身的历史写照。

　　了解这一时代背景，我们再来审视我们的教育，就能理解，新中国需要的不仅是面向全社会的大众教育，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务实、更高效率培养人才的教育。

　　朝鲜战场上的惊世一战之后，真正奠定新中国大国地位的，是"两弹一星核潜艇"，这在西方眼中原本是一个在贫穷落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那时的新中国一无技术，二少人才。

　　奇迹是怎么诞生的呢？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创新。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没有足够的核物理专家，就一边干，一边从大学生中培养。

　　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为解决研究所人手不够的问题，邓稼先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挑选了28位没有学过核物理专业，更没有学过如何研制原子弹的大学生，邓稼先带着这些青年学生一边搞试验场地建设，一边学习理论，一边搞原子弹科学研究。

　　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这些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点亮了中国人的第一颗核弹蘑菇。

　　原子弹研制成功的意义不止是国防上的、华夏民族精神财富上的，同样也是教育方面的，这是中国人理论联系实践的又一次现场教学，现场实操，是兼具创新与效率的教育革命。

　　1968年7月，教员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后批示：“教育要革命，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把论文写在车间里、写在大地上、写在田野里、写在天空之上、写在深海之中……而今天有多少高材生的论文真正创造了价值，又有多少“知名学者”的论文，是自己写的呢？

　　今天，当我们深受高等教育形式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实践之痛，再回头看看新中国的劳动教育，是时候反思与回归正确的教育之道上了。

　　即便在直播和流媒体主导人们文化生活的时代，我们仍能从李子柒的内容创作中看见其劳动者的底色，在快节奏物欲横流的浮躁生活中品味传统生活与劳作的诗意。相反，那些身价百亿坐在直播间把嘴唇涂得血红，雌雄莫辨的妖娆主播，却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反感，它们是病态的社会生态催生的妖艳毒菌。

　　抓紧意识形态教育，捍卫文明色彩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呢？因为这关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关乎我们革命果实在谁手里的问题，关乎文明色彩的问题。

　　岳飞、霍去病告诉我们，自古以来，我们华夏民族都背负着家国精神，不管再强的敌人，我们都能战而胜之，犁庭扫穴，痛歼丑类；同时要警惕，内奸是更危险的敌人。

　　方志敏、赵一曼、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希望我们记住，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希望他们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代代相传；同时更要警惕内奸把英雄的名字从史书中抹除。

　　终其一生，教员都在呼吁继续革命。今天，当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终于理解了他的苦心。

　　继续革命，不仅仅是同善于伪装、工于心计，用糖衣炮弹、自由神教、物欲与奶头乐麻痹与俘获人心的反华势力作斗争，更是与自己的私欲做斗争。

　　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初心，在西方反华势力的威逼利诱之下，成了西方反华势力的代言人，在堡垒内部蝇营狗苟，在它们长期的破坏之下，当代中国的文化阵地已经岌岌可危，连人教版儿童教材这种核心堡垒都失守了。

　　无数先烈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流血牺牲，是因为在他们心中，有一个可爱的中国。

　　而如今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竭力把我们的伟大文明和国家涂抹的丑陋不堪，一些受其影响，被蒙蔽、被欺骗的新生一代会以自己的文化种族为耻，失去了自己的灵魂，甚至以为虎作伥为荣，彻底沦为隐藏在人群中的反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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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放弃了意识形态教育，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诱惑之下，在西方物欲文化糖衣炮弹的诱惑之下，用什么武器可以使我们免于腐化堕落呢？而在旧中国殖民地病态环境中产生的资本家与公知，连同它们的后代只配沦为西方资本的附庸，成为荼毒国人的病毒、奴才与狗。

　　意识形态建设、革命文化教育过时了么？这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领域，为了更好地守护与抗争，我们的文化工作者需要与时俱进。

　　事实上，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洗礼，新中国建立的包括“国防七子”在内，带有红色基因的大学，才是教员留给这个时代最为珍贵的遗产。

　　无论是国防装备、科研设备、关乎国计民生重要装备日新月异的升级换代，还是贡献给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些带有红色基因的大学院校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贡献，完全碾压那些表面光鲜，用国际排名彰显存在感的知名高校。

　　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会后，教员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明确指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教员更是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先后成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国营制片厂，这些电影制片厂自成立后，先后拍摄了《横空出世》、《铁道游击队》、《芙蓉镇》、《白毛女》、《开国大典》、《南征北战》、《上甘岭》、《英雄儿女》、《大决战》、《林海雪原》等影响几代人，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把人民文艺工作推向今天的文艺工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峰。

　　再看后来风靡大陆的港台作品，什么蛊惑仔，什么甜蜜蜜，什么渣庸穷妖，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再到后来本土文坛的污烟瘴气，从丰乳肥臀到屎尿屁，再到武汉日记、教材中的铯氰插画，每况愈下，不堪入目。

　　我们需要认清一个基本的事实：正是新中国实施的全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坚持意识形态教育以及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化艺术，造就了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生态，培养了无数爱国爱党、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富于牺牲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守护者。

　　正是在教育与社会生态方面的巨大努力，奠定了新中国70年经济腾飞的人才、技术、管理、产业基础，也为华夏民族的复兴积聚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

　　尼克松在著作《1999，不战而胜》中预言，“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时候，我们就不战而胜了。”

　　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并不是预言家，他用于颠覆红色中国的武器是好莱坞、可口可乐与自由女神，后来的布热津斯基又发明了奶头乐。

　　尼克松并不是第一个对中国幻想不战而胜的美国人，在他之前，就已经有美国人这么做了。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司徒雷登的父母受美南长老会的派遣，到中国从事传教工作。到了司徒雷登这里，已经是世袭的传教士了。

　　随着满清的覆亡与北洋政权的建立，面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中国，美国审时度势地改变了传教的策略。

　　1918年，美国南北长老会命令司徒雷登在华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第二年春天，司徒雷登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燕京大学校长。

　　在有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度，用大学校长的名义传播自由民主的美国新宗教，自然要比虚无缥缈的上帝要受欢迎得多。

　　凭借多年办教会学校的经验，以及在旧中国积攒的人脉，司徒雷登顺理成章地做起了艾奇逊政府在蒋家王朝的驻华大使。

　　教员在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剖析过尼克松前任伪善的嘴脸。变换不同身份，装着爱中国人也爱美国人的司徒雷登，真的爱中国么？它只不过是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人而已。艾奇逊政府也好，尼克松政府也好，今天的拜登政府也好，美国的本质是什么呢？资本家当家作主，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杀人。

　　不管是传教士，教会大学、好莱坞、奶头乐、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盖茨基金会，都是侵略殖民中国的工具，自始至终，其侵略殖民的目的都未曾改变。

　　1919年，一些西方扶植的文化学者借着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大肆鼓吹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是什么意思呢？作为西方主导全球殖民体系的一部分， 全盘西化本质上就是放弃独立自主、放弃文化复兴，用以“撒谎、欺骗、偷窃”为荣的西方文明取代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把刚刚从满清文明黑洞出逃出生天的华夏民族转手卖给了西方列强，接着做牛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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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有一些人喜欢宣传新中国7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这当然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成绩，这是亿万新中国劳动者与建设者辛辛苦苦用劳动创造的财富。一代人干了几代人的活，劳动者原本应该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但是他们的劳动成果被新的三座大山压榨得干干净净。

　　我们不能用GDP数字魔术来淡化、掩盖出现并逐渐恶化的问题。

　　这些存在社会分配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发展到今天，高校、研究机构、科教文卫到处充斥着与西方关系盘根错节的恨国党，而这些占据要路重津的坏种们，培养出来的是宋庚一、吴勇、季子越、杨舒平等新一代毒苗。

　　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是没有未来的。

　　稼穑之道与治国之道是相通的。

　　对于文明传承而言，培育良种，优中选优，实现优秀基因的正向加成与繁衍，可以造就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数千年来，华夏的圣王先贤、英雄巨匠们代代相传的事情。

　　但这仍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及时、干净地刈除危害生态的毒虫、杂草。一旦田间管理出了问题，让杂草与入侵物种成了气候，文明的种子就面临劣化甚至绝收的结果 。

　　在身处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呢？

　　我们需要根植传统文化的现代教育。

　　文明是服务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秩序，文明的基础是人的发展，是分工协作，是健康可持续的社会生态。

　　无论是资本秩序还是宗教秩序，与这种文明架构完全不兼容，它是唯一的，只存在于华夏文明这里。

　　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化之根，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很多人认为，国际化与现代化的中心在西方，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人类的未来。

　　国际化与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国际化本质上是国际秩序，是主导秩序还是服从秩序。而且国际化的中心不是固定不变的，汉唐宋明都曾是国际化的中心，都曾是国际化秩序的主导者。

　　现代化的本质是技术应用的效率，当新技术在较短时期被广泛应用时，现代化就实现了。在华夏民族跌入满清文明黑洞之前，神州大地数千年间一直是全球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而今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社会的回归。

　　只有当我们把以人为本、爱好和平、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变成全球的主导秩序，人类才会真正迎来美好的未来，而这正是今天华夏文明教育的使命。

　　我们需要体现人人平等的大众教育。

　　《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别有用心的人总喜欢用绝对平均主义来曲解儒家经典，不知道是中了西方机械僵化思想的毒，还是没有读懂《论语》。在先秦经典中，关于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例子不胜枚举，关键在于不违背“中庸之道”的原则下灵活解决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用最极端的方式解决一般问题的人一般都会被认为脑子不正常。而故意曲解儒家经典的人，并不是要寻求极端情况下的解决办法，而是用一片叶子否定一片森林，其目的是阻止“均”与“安”。

　　具体到教育领域，“均”就是人人平等的大众教育，它的背面是精英教育。

　　精英教育是精英秩序的体现，它的社会生态是马太效应，是剥削与压迫，社会的撕裂与对抗。

　　这正是1952年，当教员看到育英小学有演变成精英学校的苗头时，要求整改甚至废除的原因之所在。

　　教育平等对应的是社会身份的平等，是整个社会生态的平衡。


　　我们需要服务于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实践教育
　　随着《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义务教育劳动教育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指导文件的颁布，我们欣喜地看到，教育正回归其培养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初衷上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学术交流的掩盖下，在市场看不见手的操控之下，教育变成商人渔利的工具，变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舞台。

　　现代化的强国是干出来的，不是市场上买来的，更不是吸食民主鸡精凭空变出来的。

　　劳动是生产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唯一正道。只有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并付诸行动之时，才会真正杜绝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的投机心理与操作空间，整个社会的生态才会根本好转。

　　我们需要与反华势力、利益集团、自我腐化做斗争的继续革命的教育

　　徐长元，2714套房产、家族涉黑资产超过百亿；张家慧，“中国法院系统史上最富有的法官，身家至少200亿；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

　　这些年来，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不是多收了三五斗，而是贪官们被绳之以法；百姓最恨的，不是这些硕鼠贪墨了多少，而是相比于刘青山张子善，惩罚太轻。

　　贪官是如何养成的？塌方式腐败又是如何形成气候的呢？

　　放弃了与境外反华势力、利益集团的斗争，放弃了自我腐化的斗争，放弃了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如何防微杜渐，不给贪腐变节提供空间呢？除了刀口向内，自我革命之外，最好的法宝是群众路线，让群众来监督公仆，让群众来教育公仆，保证文明的成色，保证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渝。



　　我们需要以天下为己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王道教育

　　技术的发展，国际合作密切，让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我们已无可能关上门自己发展，即便我们自己愿意偏安一隅，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也要打上门来杀人越货。

　　西方殖民地秩序没落之际，建立世界新秩序已成为华夏民族的历史使命。

　　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而是别无选择。在旧秩序的法则中，如果中国不愿意成为新秩序的领导者，必将被旧时代的野兽们撕成碎片。

　　从凯勒齐计划到德克里克堡病毒，从洛克菲勒到盖茨基金会，从索罗斯到耶伦，从哈萨克斯坦到乌克兰，我们不难看到世界乱象背后的鬼手。

　　中国人并非两手空空，毫无准备。这取决于文明的底蕴，取决于领导者的魄力与时机。

　　在与美苏两个世界霸主交恶，新中国被全方位围堵制裁的情况下，教员提出第三世界理念，广交朋友，在绝境中主动出击，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美国制订亚太战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国的情况下，中国人再一次整饬天下，经济上规划一带一路，政治文化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塑造中国主导的经济新秩序，在政治上打破集体西方主导的经济殖民体系，在世界层面上推动殖民地国家推脱新殖民秩序的”土地革命“，建立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协作、公平分配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

　　这正是华夏文明主导的，新时代主导世界的王道秩序，而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以天下为己任，建设与领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

　　而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与时俱进地做好新时代华夏王道理论的教育与扫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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