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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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进击

作者：愚夫老戎

一、前言三条

    一、任何人类实体——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团体、单位、政党、国家——都有“自我”。如今，人类又创造了一种准实体：人工智能。

    二、自我是一个自行闭合（封闭）的空间。不能闭合意味着不够稳固、不能长久，意味着不成熟。天真的人的自我是敞开的，常常不设防的，很容易受到伤害。

    闭合空间的简化形象就是球体或球形。而其实际模样则无从描摹，无限复杂，有无穷的样貌。但我们仍可以用一个词来涵盖这种丰富性。这个词就是：人性。

    人性，这个词，意味着人的或自我的一种共性：不完美、不完善。这一共性首先来自于闭合性本身，即封闭性：自私、狭隘、隔绝、疏离、冷漠等等都是封闭性自带的缺点。其次，不完美源自闭合的不到位、不牢固。人都有缺点。这些缺点除了前述的之外，多源于闭合结构的漏洞、空隙和空虚之处。

    上述不完美构成了人性的陷阱：人试图以种种不合适的方式、方法改变和规避人性的不完美，反而强化了缺陷或扭曲了人性，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并且使问题更难得到改进，导致恶性循环，最终招致周期律的清算。

    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是人类从不吸取教训。这说的正是这一陷阱。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自我-球形-人性-陷阱”。

    三、要跳出人性的陷阱，只有一条路。而这条路则意味着无数条路、所有的路。


    补充一点。


    人工智能是不能自行闭合的。它实际只是人的理性思维的技术性投射。但由于可叠加人类行为的丰富性（如大数据），它又具有超越理性的多面性（如通过大数据进行“学习”、自我迭代），从而形成独特的开放性，但又始终落后于人的创造性和现实的多样性（以及偶然性）。

    这种准实体永远面临一个责任困境：即模仿实体的思维、判断、决策和行为，却无力承担一个实体应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也即永远无法闭合，如同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需要监护的“被监护者”。

    从（政治的或商业的）实践上讲，这种永远的监护者最终只能由政府或国家来充当。所以，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只能局限在那些责任轻微的场景中。而任何重大责任（如自动驾驶）的场景，都必定要有政府和国家来担保。这就不是商业能解决的事情了。

    结论：人工智能的应用必须有政府的强参与。换言之，只要想推动人工智能极大发展，就必定导致商业行为变为社会集体行为，也就是社会主义。

    这是人工智能的属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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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进击”指什么

    自我的实质功能是在现实中维持生存，故此，它必须闭合。闭合则必然带来前述的那些缺点，令自我陷于焦灼乃至绝望，并极力挣扎。各种欲望、争夺乃至残暴，均是足以表现这种自我困境的症状。至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不过是这困境下的哀嚎。




    西方人应对困境想到的是所谓“自由”，表明了他们的文化短视，看不到问题的基础就在于自我（的闭合），妄想以强化自我来摆脱困境，实际无非是作茧自缚。西方在抗疫和美国在控枪上的无解，证明了这种策略的根本失败。


    要摆脱自我的困境，跳出人性的陷阱，唯一的路径就是打开“自我”的闭合空间，恢复“自我”敞开的能力。人们说保持童心，其实就是期望回归未闭合的样子。


    因此，自我的进击就是要从闭合“进击”至打开，敞开自我，放下自我，直至无我。庄子的《逍遥游》主旨便是放下一切凭恃（无所待），以得逍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人最终极的凭恃便是自我。唯有放下自我，才有“无己、无功、无名”。你看，连无我都有三个层次，可知自我的进击绝非易事。它实际是从生存走向生命至上、至美的境界，与万物同游，“自由”连给这种境界提鞋都不配。因为，实际上，“自由”反而是个累赘。


    我们不得不为我们先贤的伟大而赞叹，而自豪，并为自己生为他们的后人而庆幸，而激奋，而努力向上。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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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一的路径

    在说唯一的路径之前，需要先讲一下一条岔路。

    儒家见到道家的理论很先进，决定也照方抓药搞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来。但觉得道家的理论属于“高配版”，一般人成不了事。便决定搞个“低配版”，但看上去却相当的“高大上”。这便是《大学》。

    《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止于至善”，就意味着“闭合”。闭合于圣人（境界）。于是，性质完全失真，重新落入困境和陷阱之中，无法自拔。因此，儒家终于也只是一条歧路。

    《庄子·庚桑楚》中就明确指出了儒家的根本错误在于标榜好坏、善恶、贤愚，并有所取舍，实际相当于自我封闭于所谓好、善、贤、圣之中，也必然引发相应的困境和陷阱。所以，文中明确预言：“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后世儒家为救济自身理论的缺陷，援佛入儒，最后，干脆来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终究改变不了其割裂整体的“胎里病”，这是其理论和思想基因，也是方法论上的缺陷：唯心主义加形而上学。佛教的问题在于唯心主义加虚无主义。现代西方号称有科学站台，但实际未能免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痼疾，科学不过是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婢女”角色。

    道家的问题在于唯心主义，但方法论上秉持整体观，却能极大弥补其缺陷，故而产生了实事求是的致思方法，并有诸多如中医、兵家、历法、农艺及各种手艺等这样相对成熟、务实的实践领域，维系了中华文明之脉，绵延不绝。

    因此，自我的进击的唯一路径就是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就是不割裂整体，对一切一视同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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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从两仪到无穷

    如果说打开是阳，闭合是阴，那么，中国过往的历史就在这八个字中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是打开，合是闭合）。无论分合，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天。古人也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


    自秦始皇起，这个天就被理解为大一统的秩序，其中有一个坚固的内核。秦始皇以为这个内核就是自己的家族，可以从一世、二世，直至万世。事实证明，这个内核的确存在，但绝非某个家族，而是道。


    秦以后的早期儒家，包括早期道家，以为这个道会体现为五行的生克变化，主宰着天和天下的秩序。就连东汉末年造反的黄巾军，也要主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木的主宰周期已完，土的主宰周期开启）。显然，那时的文化思考是闭合在五行体系里，拔不出脚了。这表明，无论阴阳，其实都成了阴，没有了阳，那就不合道了。随后的三国、两晋都气数不长，根子应该就在此。


    东汉在文化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机，那就是佛教的引入。


    由此，五行体系被“空无思想”刷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格局被打开了。


    佛教盛行之前，文人的命运只能受政治的拨弄，好容易出了个陶渊明，在酒杯中寻找桃花源，在山水间，寻求生命的安宁。至于其他人，要么在穷奢极侈中找寻刺激，要么在怪诞孤僻中自我安慰。这也是文化的闭合造成的人性困境。


    佛教的“空无思想”将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势完全打破，以虚无否定一切，可谓兜底一击。由此中国开启了全新的文化探索。唐僧取经就发生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至禅宗出现，中国文化的天被再次安排妥当，阴阳平衡——道可道。当然，在此之前的政治实践已经领先一步，开放（打开）已是自然而然的现实——胡人都能担当地方大员，可见唐人的文化自信有多么强大。


    这时的道，阳是开放，是不拘一格；阴是自主，是为我所用。如此，万物皆备于我（当然，这其中的封闭性也是日后动乱的祸根——安禄山能割据坐大，正是封闭性在地方上的体现。包括后来的藩镇割据——总之，儒家的封闭性是其思想大本营）。


    抛开政治的演绎，单纯看文化的新局。我们能看到，佛教为中国人开放了人性发展的巨大可能性，让更多的人可以尝到人性正果的味道。这对于这些幸运人士无疑是一种彻底的解放，也就难怪唐僧能以誓死之心，不惧千难万险，征服万里关山，取回文化的宝藏。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与此相比，人生现实命运的变换，不过是过眼云烟，梦幻泡影。“黄粱一梦”的故事出现在这个阶段，一点都不奇怪。这意味着——文人乃至所有人都不再是现实命运的奴隶了，而且，在终极意义上，也不再是自我的奴隶了——终极的解放是可以实现的。


    从此，自我就成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肉身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容器——皮囊，安放的是人性的本质。人只有充分认清这个本质，才能不再迷失于各种诱惑和变化，迷失于对自我的执着（我执），始终与道同行，得到生命的本真。比如，在佛教中，佛与菩萨都有许多法相。这一个个法相就是一个个临时“自我”，专门针对凡人的“我执”，以随机开启凡人的心智，令其觉醒，颇有一人一方，辨证施治的意思。


    发展到后来，人们对“自我”的多样性也有所觉悟，并体现为文化上的多样化创造——多神论的体系化编创（比如道教神谱中有三位天尊、四大天王、28星宿……；佛教有诸多佛祖、四大菩萨、八大金刚、108罗汉……），进而演变为民间小团体的多样性聚合，最典型的莫过于“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创造。所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莫非对多样性一体的生动演绎，透射出的是“自我”的无穷可能性，以及不执着于单一价值、僵化教条、封闭自我的开放和活泼生机。


    《西游记》中孙悟空喜欢“多里捞摸”，要学“七十二变”；猪八戒则有“天罡数三十六变”，隐喻的也是自我的丰富多样。而沙僧却不能变化，隐喻的则是人性本质的不变性（“车迟国”中沙僧也变化过一次，应属于作者早期创作的痕迹，被作者自己保留了下来）。


    正是这样的文化格局，让人们获得了极大的人性解放，能有效开发、释放生命、人性的无尽潜能，创造无限丰富的中华文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与此相伴的，则依旧是儒家保守、固化的价值范式：光宗耀祖、荣华富贵。今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身上依然遗传着这个文化老怪的顽固基因。为此，他们可以出卖诸多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文明基石：人民、国家、主权、信仰、原则、人格、道德、规则。可见这种落后价值对集体的危害性丝毫不容小视。而这种顽固基因的本质还是自我和我执。对这样的人，自我不是人性本质的通道和工具，而是相反——人性本质倒是自我的工具。若是连本质都成了工具，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出卖和售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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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

    最近看到有思考者拈出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这是个基础性的问题，值得做必要的梳理。

    以本篇“前言三条”说，社会也是有“自我”的，故社会革命自然可以纳入“自我革命”的范畴中。从形式上讲，两者可视作一件事，即实体的主动自我更新。

    从实践和具体内容上讲，个人的自我与社会从来就是不可割裂的。任何自我都是社会的产物，都是社会性存在。

   

    正如树叶不能脱离树枝生存一样，自我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续。鲁滨逊即便孤身在荒岛上生存，也依然是个社会人，维持着诸多文明人的生活习惯，甚至要组建“宫廷”，虽然其“廷臣”不过是猫狗之类。

    因此，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必然是密切相关的。

    具体来说，当社会是积极进取的时候，社会革命与（个人的）自我革命是相互推动、促进的正向关系；当社会陷于保守、腐朽时，就会压制、消磨、摧残多数人的自我，使之趋于萎靡、萎缩、渐渐异化、乃至空壳化，直至消亡（如自杀事件频发）。这时，许多不甘于沉沦的积极分子，就会自主展开自我革命，力求摆脱社会的腐朽影响，重新掌握对自我的主导权，并进而推动社会革命，唤醒更多人的自我，一同加入革社会命的队伍。这便是社会被革命。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模式。《西游记》讲述的实际也是这样一个故事。

    《西游记》第一回就说：“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正是那：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

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

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第八回又借佛祖之口批判道：“但那南赠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第十三回，借泾河龙王滥用权力引发一系列官场腐败行为，更加具体、生动、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深刻而普遍的腐朽性。

    因此，取经行动就具有了由个人自我革命（脱胎换骨），进而引发社会革命的改天换地的历史主动创造精神。这是《西游记》之所以伟大的最重要因素。

    返观今日，从全球范围说，整个人类社会正处在深度腐朽的阶段（俗谓之“比烂”）。而中国，则如同一个洁身自好的自我革命者，要将自身当做火种，去做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事业。同时，在中国自身的社会环境中，积极与消极、进步与腐朽则正处于激烈较量的重要历史进程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是当下时代的生动写照。坚守正义、谋求进步的人们要得到自我的正当权益，就不得不与消极、腐朽的势力做最坚决的斗争，也就是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展开、进行，两方面革命（乃至四方面革命：个人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相互促动，以反动做进步的“磨刀石”，激发、激励更深刻、广泛的探索与革命实践，直至彻底推翻腐朽的旧秩序，建立进步的新秩序，使自我与社会，中国与全球共同得到新生。

    从理论上说，自我革命离不开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也离不开自我革命，两者是同一进程的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扩展到全球，中国革命也是国际革命的重要部分，国际革命也需要中国新的革命进程的点火和加油。正如共产主义者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共产党宣言》开篇说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个“幽灵”正是一个革命了的自我，与旧世界格格不入，不被认识、不被认同、遭受猜疑、遭受排斥、乃至打压、摧残。但是，这个“幽灵”身上却具有无穷的新生力量、解放力量、摧毁（旧世界的）力量以及建设（新世界的）力量。它是齐天大圣，它是愚公和精卫，是夸父和女娲，是历久弥新的正义要求，是人民心底积蓄的强烈渴盼，是地底的火，它总要烧穿旧的地壳，涤荡罪恶，带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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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今日世界深度腐朽的一个深层原因

    马克思强调过一个重要的精神、文化观念——异化。为什么会有异化？人（乃至文化）为什么会异化？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能排除掉人的自然的、强健的力量，做到这一点？


    答案是：商业精神。


    商业精神，看上去是一个很正常、健康、积极、开拓、富创造性的东西。但这只是以一般的观察得出的印象。如果细查其核心本质，则不然。


    商业精神的内核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做最开放的事，求最封闭的果。最开放是指沟通四面八方，最封闭是指私人垄断。这是不是很邪性？很吊诡？然而，这却是关于商业精神最具常识性的性质认知，也恰恰是最本质的认知。


    这种特殊性质导致一切商业行为都具有了战争的属性，俗谓“商战”、“商场如战场”。要把开放的“公地”，悄然变为个人的“封闭私地”，当然要有非常的手段、隐秘的手段，自然非商业莫属。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商业的这份属性，也是建立在私有制、货币和市场的基础之上的。私有制诞生时，做的就是把“公地”变为“私地”的事；货币则同时兼具公用和私有的属性；市场亦然，既沟通四面八方，又常常被少数人暗地操控。


    正是上述力量的存在，才能赋予商业如此“传奇”的魔力：富可敌国是一种可能，又足以影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道德、日常生活，从生到死，从内到外，无远弗届，无微不至。


    然而，商业精神脱胎于商业，却能达到哲学上说的异化的“境界”，则非借助资本主义不行。原因很简单：异化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对商业的特殊属性，中国古人有深刻的洞察，故而也对其极端防范。前有大商人吕不韦的榜样存在，足够引起历代统治者的警觉。后有对商人的浓厚的歧视政策，严格限制其在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发展空间，可谓是“打入另册”。在这样严防死守的对待下，商业精神想异化谁？想都不要想！


    没有被异化的社会奉行的是基本的朴素的价值观，如同情照顾贫者、弱者，给远行的客人提供方便、食宿，善行、义举受到最高的褒奖、礼遇等等。


    然而，商业精神一旦大规模侵入社会文化精神的肌体，混乱与灾祸就是必然的结局。明朝中后期（尤其当发展到末期）就是中国最惨痛的历史教训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灾难的远因。


    远的不说，单就价值观的异变而言。过往，人们普遍把富人为地方造桥修路视为极高的善举。可在异化之后的观念中，却变成：“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如果仅仅是桥破一点，路烂一点，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商业精神普遍入侵社会造成的最大危害，恰恰是异化了人们精神的核心，也异化了价值观。人们再不把他人视为与自己价值一体的存在，而是视为可利用的工具、竞争的对手、乃至可剥削的对象（俗谓“韭菜”）。人类相互支撑的关系，完全变异为相互倾轧、乃至敌对的关系。


    就这一点说，商业精神不啻为人类文明的毒剂、祸水。


    如果没有它，两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发生的。顶多就是发生一些地域性的冲突、战争，如同古代一样。当然，如果没有它，资本主义全球化也是不存在的。如今商业精神健康的开拓价值，已然被它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所压倒，成为极其负面的力量，时刻在毒化着人们每一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小到一根雪糕，大到抗疫检测，乃至卖国教材、精日、精美……


    国际上，昂撒人几百年横行世界的内在仰赖就是这商业精神：冒险、开拓、无情掠夺。当世界还算“空旷”的时候，其开拓性尚可容许。如今，遍地皆是“熟地”，哪里还容得下野蛮的“私掠”？


    那么，商业精神有可能转型吗？不可能。除非取消个人私有制度。因此，人类文明必须更换精神内核，从昂撒的商业精神，替换为道家的自然精神和儒家的和平仁道、天下为公，进而达到普遍的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这将是未来数百年内人类文明发展的不二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