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山东省内多地教育局要求各学校图书馆、阅览室、读书角下架易中天等作者的图书：
这则消息的真假未知，却已经有一堆臭虫开始给易中天“鸣冤叫屈”。
笔者倒希望消息是真的，并且希望各省都能够向易中天看齐。
笔者支持易中天说话的自由，也支持易中天出版的自由；但学校采购、陈设哪些图书给学生看，这是学校的自由，更应该是广大家长的自由（事实上家长没有了这个权利）。总不能你出版了一堆有毒的垃圾，还要强迫孩子看吧？这反倒是违背了自由的基本精神的。
据网传的消息，此次在学校阅览室被下架的是易中天的《中华经典故事》系列，包括“论语”、“庄子”、“孟子”、“禅宗”、“周易”系列共6册。
某些为易中天“鸣冤”的臭虫颠倒黑白，说学校要禁“论语”、“庄子”、“孟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易中天的这套书不过是摘取了论语、庄子等中华经典著作中的一些小故事，按照易中天的理解、用易中天自己的语言重新诠释了一遍而已；而诠释经典的图书在而今可谓是汗牛充栋，下架了一套易中天的书，就妄称什么“禁四书五经”，这未免太看得起易中天了。
前不久，因为小学数学教材“毒插画”事件，被家长们网络检举出了一堆“涉黄”的中小学儿童读物，其中便有易中天的这套201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果麦文化发行的《中华经典故事》。
其实，易中天的《中华经典故事》在2017年已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版，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2019版的《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丛书被指责“大量插图人物形象不雅，甚至对话低俗”：
关于插图的问题，网络上讨论已经比较多了，笔者不再赘述。
即便抛开2019版《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插图问题不谈，如果我要给孩子选择经典故事读本的话，绝对不会选择这套书。易中天的《中华经典故事》的文字内容在网络上并不难找到。笔者也特意找来翻了一下，从文本上来看，尽管不乏很多夹带私货、用“厚黑学”诠释经典的内容，但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只是，无论是从诠释内容的准确性角度看，还是从文字的优美性角度看，易中天的《中华经典故事》都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也就是一般地摊文学的水准。
有人或许要辩解称“易先生的书写得通俗易懂，适合小学生看”，然而，就算是“口水话”般的通俗易懂，林汉达先生的《中国历史故事集》比易中天的书好太多了。
笔者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暑假正在读这本书
比起林汉达的“故事集”，易中天的“故事”除了浪费纸张，浪费公帑，笔者实在看不出其他实际用处。
但在资本家书商眼里却并不这么看。出版社和各地教育局之所以要力推易中天的这套书，所看重的是正是易中天的名气！前者更看重的是“名气”所能够带来的利润！
通过股权受让等方式，私营书商果麦文化与易中天、杨红樱、韩寒……等众多作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注：韩寒母亲周巧蓉是果麦的原始股东；2017年12月，易中天与果麦合伙签署《股权认购协议》，正式成为果麦股东），这些著名“作家”成了公司的摇钱树，而易中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仅易中天浪费纸张的《中华史》系列，在2013年5月-2019年底就实现了635.32万册的总销量；2017-2019年，易中天一个人就分别为果麦文化带来了2738.74万元、3790.73万元、2999.43万元的营业收入，并且由于定价的提高，与易中天合作的有关图书策划与发行业务毛利率由2017年的42.65%持续升至2020年的54.85%，其中2019年出版的《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功不可没”。
果麦文化2018年前五大版权供应商
据媒体报道，201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套《中华经典故事》之前半个月，这套书已经被提前预定了4000套（虽说文字内容并不多，全套228元的定价却不低）。此前，各地教育局拿着公共教育经费中划拨的“巨款”引进易中天的这套垃圾书送到学生面前，本身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易中天的书怎么被“送”进各学校图书室的？这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笔者今天先不深究。这一次山东率先做出的“下架”举动，不过是“亡羊补牢”之举。
从上面的信息看，易中天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著名作家”、“学者”，更是一个妥妥的图书资本家；在果麦文化与易中天的全面合作开始前，易中天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身份和“实力”：
而作为私营的书商，无论是易中天名下的“上海易中天文化传播工作室”还是果麦文化，其本身都没有图书出版资质，要获得书号只能与国营的上海文艺出版合作，资本与权力是怎么勾兑的，我们也暂且不表。
市场经济时代，做图书赚钱似乎不“寒碜”，问题是易中天不仅要赚钱，还要放毒，这问题可就大了。
尽管《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绘图被指低俗的第一时间，出面回应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但笔者想说的是，易中天本人对插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网友们挖掘出了2019版《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的插图作者是“美籍华人”胡永凯，似乎这个人才是罪魁祸首：
然而，我们回看2019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新版彩图本《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发布会，易中天是怎么介绍的：
也就是说，邀请胡永凯制作新版彩图本的绘图，是“易中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并且是二人“携手创作”的结果。易中天那些不方便用文字公开表达的东西，就通过胡永凯的绘图精确地表达出来了。
易中天与胡永凯（左）
易中天在新书发布会上自述“这套书的读者，老到九十九，小到刚会走”，那么他究竟想通过这套打色情擦边球的低俗绘本，向心智未全的未成年人灌输什么东西？说轻一点是要“误人子弟”，说重一点是要“毁灭下一代”。
放到纸醉金迷的时代背景下看，易中天向未成年人灌输的这套“低俗色情”，不过又是资产阶级制造“奶头乐”的一部分，他不是在做自我标榜的“开启民智”、“我注六经”，而是在“六经注我”、用流氓般的低俗，消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家国情怀的精华部分，帮助资本制造一群纵情声色犬马的“消费机器”。
笔者注意到，此次山东一些地方的教育局清理的还有易中天的《帝国的惆怅》这本书。相比新版彩图本《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易中天更早出版的这本《帝国的惆怅》问题更大。
例如，他把列强侵略中国，说成是要“‘改造’中国”，“与其说是要‘亡我国家’，毋宁说是要‘亡我制度’”：
把“鸦片战争”这个名字说成是我们对英殖民者的误会，说英殖民者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推销鸦片、“掠夺钱财和妇女”，而是为了“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
《帝国的惆怅》这本书首次出版时间是2005年，彼时正是易中天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时候；也正是通过央视的《百家讲坛》这个大舞台，才让易中天一夜爆红，问鼎作家财富榜，一步步成为“书商资本家”。
笔者疑惑的是，当初在“造神”易中天的时候，节目组的人员真的就不了解易中天是什么人，是贩卖什么立场观点的吗？
后来，因为易中天逐渐膨胀，在百家讲坛大放厥词，抛出各种奇葩观点，引起巨大社会争议，才被观众赶下了讲坛，而这时“瘟神”早已养成了气候。
作为公然宣传“如果谁对茅于轼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份子，易中天同样发迹于“河殇”时代；那时，矮化中华文明、诋毁中国革命、崇尚西方文明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共识，易中天也不例外。
比起老公知李泽厚的遮遮掩掩，意气风发的易中天还觉得他保守了。易中天曾在他2001年出版的著作《书生意气》中写道，“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大意就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易中天语）。易中天认为李泽厚过时了，“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照着说’，也不愿意‘顺着说’。然而一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于是便有了易中天的大胆说、放开说，说了还有人撑腰、还能发迹。
只是不成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我矮化的“河殇”时代过去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来临了，民族主义高歌猛进，易中天们似乎也不合时宜了。
无论是被B站网友扒皮的《帝国的惆怅》美化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勾当，还是此次引起巨大争议的新版彩图本《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插图作者的美籍身份，将“瘟神”易中天拉下神坛的都是持民族主义基调的网民，这个基调背后的一贯逻辑是“一切责任在美”。
然而，笔者疑心，民族主义的基调能彻底“放倒”易中天们吗？离开了儿童读物赛道，易中天大可以换一个赛道继续赚钱——只要图书市场化的格局不变、少数书商而不是劳动人民掌握“生产资料”的格局不变。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不难理解易中天当初是怎么登上神坛的，也不难理解制作读插图的吴勇团伙为何只被“罚酒一杯”——这背后的关键在于“阶级”，而不在于“民族”。
至于易中天们的“崇洋媚外”、“自我矮化”，这不过是后发国家的资产阶级及为其摇旗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贯尿性——“对内压迫必然对外投降”。
自媒体时代，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前，笔者其实并不担心公共知识分子所传染的“奴性”，诚如《财新》杂志副主编高昱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所感叹的，“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
易中天们真正的危害，乃是在于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就要通过制造“奶头乐”来赚钱，还顺手在赚钱过程中毒害青少年、制造“消费机器”去赚更多的钱；只要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毒绘本”、“毒插图”乃至“读物变毒物”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而因为同样的根源，劳动者不仅被异化为了“消费机器”，还被异化为了“生产工具”，后者才是更广泛、更严重的问题。
正如易中天在评论铁链女事件的文章《愿所有女孩都能成为谷爱凌，而不是......》所抛出的观点“贫穷和愚昧才是万恶之源”，空洞地去指责“贫穷与愚昧”，却不讲造成一部分人贫穷与愚昧的原因，掩盖私有制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造成了底层的贫穷与内卷（乃至互害）的事实。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早已成名的易中天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名气，忠实地充当了一回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这才是他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危害所在。
所以，真正能够识别并送走“瘟神”的，只能是马列毛主义的火眼金睛。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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