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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原人，我爱中原话（随笔）
潘永修
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年，发现这里有些方言缺乏学问。如：青菜类，明明是蒜苔，北京人叫蒜苗；我问：那真正的蒜苗又该怎么称呼？他们说叫“青蒜”。同样，我们说的韭苔，北京人叫韭菜花；那纯粹的韭菜花呢？花与苔不分。北京把炒菜用的长豆角叫“豇豆”，芸豆叫“扁豆”；而我们中原地区所说的豇豆只有五六寸长，成熟后收获干粒的那种（一般与瓜地间作种植），而扁豆却是粒儿极小又扁扁的那种豆，才名副其实。对人的称谓，也与中原地区不同，如：祖母娘家的兄弟辈，在山东应该叫舅姥爷，而北京喊“舅爷爷”，内外不分。爷爷的哥哥，我们那儿叫“大爷爷”，而北京叫“大爷”，在中原，伯父才叫大爷呢，岔辈了不是？丈夫不叫丈夫，北京叫“老公”，而我们中原地区把公爹称作“老公公”，一字之差，差一辈。排行最小的舅，明明是小舅，北京却叫“老舅”；最小的叔，明明是小叔，却称作“老叔”， 大小不分。在中原地区，早晨、晚上用大米小米熬的米汤，也有的称“稀饭”，都能说得过去；可北京却称它为“粥”、“米粥”。按理说，只有用面糊糊熬的才可以称其为粥。所以，听起来就很别扭。像这一类的差异，真是太多了，枚不胜举。 在北京话与中原话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常私下戏言：燕山脚下，毕竟是圣人没到过的地方！ 但对北京话也要一分为二，有的也很生动，且比较含蓄，如：北京骂人话“丫的”（丫头生的），有的干脆就说一个字“丫”，够含蓄了吧。就不像我们中原人骂起来，日、操、熊，全与性有关。心里乱腾腾的，北京称“闹心”，也很贴切。再比如：北京人不说“二”，认为“二”是骂人话，概与“二百五”有关，只有对差心眼又鲁莽的人才称他“二”。喝酒喝醉了，北京不说喝醉，而是说“喝高了”、“喝大了”，既含蓄又文雅。北京的白薯，中原人叫红薯，又叫地瓜。在北京，分的比较细，白瓤的叫白薯，红瓤的叫红薯，而中原地区只说红薯，没有白薯一说。 关于普通话（过去叫“官话”），有些人把北京话跟普通话划等号，其实不是。老北京的方言（又称京腔）与普通话有不少差异。最明显的是很多卷舌音，儿化，如：点儿、地儿、明儿……；另一个是倒装句，“吃饭了吗您？”“干嘛去了您？” 男人是娘娘腔，女人多是滚淌嘴。听女人们说话、拉家常，显得特贫、特絮叨，油嘴滑舌。但北京话也有特精炼的口语，如“成”（行，可以，就这样吧）、“得”（好啦，得了吧）、“甭”（不用）、“地儿”（地方，位置）、“德性”、“没辙”、“敢情”、“拧巴”、“瞎掰扯”、“犄角旮旯”等，用字少，含意丰富。 前不久，我去哈尔滨旅游，发觉那里的方言与普通话非常接近。我就纳闷，为什么哈尔滨话与普通话最接近？后来在北京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它引用了爱新觉罗·瀛生的话说：是“清初八旗汉军将辽东语带到北京，形成了清代北京话。”文章还说到：北京话的源头，一是明初建文、永乐年间迁都时从应天府（南京）带来的南京官话，二是清初汉八旗从盛京（即沈阳）带来的东北官话，这些官话与北京当地的方言语音杂揉而成。 有资料显示，建国初期，关于以何地语音确定为普通话时，上层很有一些争论。据说曾有三个方案，一个是北京话，另一个是东北地区的四平话，还有一个是武汉话。争论的结果确定以北京话为基础，而否决了四平话和武汉话。我获悉这段资料的时候，正是二十年前，易中天在电视上讲《三国》的时候，我心里特有感慨。那一段时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铺天盖地的“易腔”，易中天讲话的那种语调配上他的嗓门，我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简直是不堪入耳。后来，我再也听不得湖北人说武汉话。我也多次向人坦承：都是易中天把武汉话给糟蹋了。 后来，随着赵本山小品的盛行，以沈阳口音为代表的东北腔在演艺界十分盛行，一时间在电视娱乐节目上霸屏，凡是小品、喜剧，不管是不是东北的，一律模仿东北腔。有的模仿得又不像，鹦鹉学舌，非驴非马，令人作呕。那时，我就想，当初幸亏没有把四平话确立为普通话。早年，我们山东人闯关东的甚多，改革开放后又陆续返回来，可他们操的那满嘴的“臭靡子”腔（我称它为“东北软语”），实在让人不大待听。 当然，作为北方人，以前，我最讨厌的是吴侬软语，我儿子曾有十几年生活在上海，我们常去那里小住一段，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当地语音，在小区，在公交车上，听上海人说方言，跟听外语差不多，哇拉半天，不知所云。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港澳回归，对广东话，尤其是港澳腔的讨厌程度绝不亚于吴侬软语。八十年代，影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火遍天下，那着那种腔调加上港澳方言发音的歌词，实在不敢恭维，那也叫音乐？每次听，每次身上都起小米。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对四川话和西北腔，似乎不怎么讨厌。我总觉得，四川话（包括大半湖南话）拖着长音，是唱着说的。而山西陕西话是感冒鼻塞后说出来的，全是鼻音，不信，你捏着鼻子说几句试试。 论本来说，只有中原地区才能代表我们大汉族，只有中原地区才能代表我们大中国，也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包括方言土语有来历，有学问，有渊源，既然如此，那么，当初确立普通话的时候，为什么没把“中原话”作为普通话（哪怕仅止是方案之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了。但我仍然猜想：第一，历史原因：虽然历史上的国家都城，汉朝400年国都在西安（长安）不说，唐朝300年在洛阳，北宋又300年在开封（汴梁），那是真正的中原腹地，但后来的元、明、清三朝700年的国都全在北京，京腔京韵的官话已经坐成了不争的事实。第二，不揣冒昧地说，大概，在建国之初的时候，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出身于中原地区，又走上社会顶层、能够左右形势的大老（如茅盾、郭沫若、张奚若、周有光等）太少，即使有些文化人，也大多是地位不高、名声不显、权威不大，因而人微言轻，说话不力，才致使中原地区的语言语音没能成为中国的普通话标本。这对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堪称中华民族之摇篮的中原地区的几亿人丁来说，何啻是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千古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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