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经为啥靠走的

老农

（4）探寻自由的基座

    道是德的依据，也就是前面提过的老子所列出的人的精神结构的顶层部分。这是现代所不接受、不承认的部分，贬之为中世纪的残余。然而，否定了古代传统的现代人，也就遭遇了精神危机。这就是他们无法回答的“三大问”。因为，他们不关心“德”，也不懂“德”，自然更找不到“道”来支撑“德”。为了解决这关键的“三大问”，他们找来了一个名号响彻宇宙的“大火把”——自由，来照彻宇宙。然而，自由是什么？说起来让人不由凄惶得紧，“自由”竟是啥也没有，一片空白。没错，作为回答人类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最终依据，自由就是一片空白，没有依据。这不是佛、道思想中那个有意味的“空”，也不是“无为”，就是单纯的茫然、没有方向、没有依凭、零价值、纯粹的客观。这是可怕的“客观”，等于宣告所有的主观仅仅是主观，等同于臆想或偏好，不值得信任；也等于宣告哲学就是各种高级的主观之“表演”，是昂贵的“废物”。一句话，哲学“死”了。这也等于同时宣告，“三大问”根本就是多余之问，任何回答都是主观的臆想或偏好，都没有绝对的肯定依据。




    至此，在哲学领域就只剩下三样东西：虚无主义、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它们本质上是一个东西：自由主义。这个“三位一体”之道，就是现代西方实际的思想逻辑。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对“一片空白”的一种主观认同。请注意，是“主观”的认同：本来，“一片空白”意味着在理论上，一个人做什么，旁人都无从评价，无法判定是非优劣（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所谓“自由”是对古典时代的一场大闹天宫式的逆袭，一场成功的造反、篡位、颠覆秩序）。但自由主义进而很狡猾地做了一个概念偷换，把无（外部）标准等同于无（外部）约束（无标准可能出于无知或标准被推翻，不等于没有约束）。这样，自由就只遵从个人自己的理性（甚至仅仅是意志）的标准和约束，“无（外部）约束”就等于一个人怎么做都行。




    无标准=无约束，各位，这是什么心态？是什么思维逻辑？这是典型的作弊学生的心态和逻辑：以为把监考老师逐出考场，就可以为所欲为，随意作弊，“合法”作弊。当然，“合法”作弊只在一种情况下成立，那就是社会的最高权威倒了，这样，法也就没了。而这样的事，在西方的确真实地发生了，那就是——上帝“死”了。由此，作为形而上学的信徒，西方思想界便无所适从了，各种“主义”纷纷出笼，力求“填补”哲学根基的空洞（这“洞”实在太大了，根本填不了）。




    对于形而上学信徒失去形而上学依据的痛苦，中国人可能难于理解。但那就如同一个无腿的人，失去了拐杖或轮椅后，寸步难行的困苦。形而上学有什么好处，能让人如此执迷？那就是，在它的照管下，一切都明晰、绝对，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你看西式花园通常都是整整齐齐，线条分明，丝毫不乱的。这正是形而上学的理想实现。可以说，整齐划一、一丝不苟就是形而上学的终极追求。曾经，西方哲学最发达的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德国人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在欧洲是出了名的。当然，其拘谨、僵化、压抑也是出了名的。德国餐食的单调乏味可以作证。所以，他们喜欢借助啤酒来麻醉一下自己的神经，缓解压抑带来的沉重。




    自由主义把西方从传统思想的约束下解脱出来，以形而上学的习性，搞自由绝对化，走极端，而肆意“作弊”，不对，应当叫“自由”行动，放下良心，只管发财。这才是资本主义在西方起家的思想根基。当西方统治世界后，它也得制定标准，制定规矩，带头遵守规矩，约束新的作弊行为。然而，惯于作弊的人更喜欢约束别人，而非约束自己（连带个口罩都难如登天），尤其是当遵守规矩会被其他“学霸”超越的时候，其“作弊”的本性就会按捺不住、掩藏不住地暴露出来。这几年，我们已经从某些国家的表现中见证得足够多了。




    看清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无道本质，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传统的“德”依据什么，回答“三大问”要根据什么？




    道就是德的依据。为什么？道是宇宙运行的“规矩”。换个说法叫“规律”也行，实质不变。人作为宇宙天地的产物，自然也要做个守规矩（规律）的人。懂规矩，守规矩，就叫有德。但是，道并无明文规定，也无画面形象，更无传音入耳，何以为凭？古人用了两条“腿”走路：一条叫“天之道”，无言无声无形，“道可道，非常道”，得靠人去参悟。悟得了，自然地遵行；另一条叫“人之道”，把现实中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天意”，落实为圣人、祖宗之法，照搬照行。前一条路最理想，但往往缓不济急。而“道不可须臾离”，社会生活哪一天能缺了规矩？为了解决日常需要，即便不理想的规矩，也比没有规矩强。故，人之道更有市场。




    人之道，有一个根本的漏洞：天意也罢，圣人之法也罢，其实都是人的意志的投射，是有目的、目标的。目标实现了或失败了，道也就无用了，或者只能给别人去用了。从更哲学的角度说，人之道，把人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目标实现（或失效）了，道也便不再关注（那个）人了，即人之道总是有限的，人的发展却不会停止，当人的发展超越了人之道，人就面临自由的困境（现代西方已经充分展示了这一困境）。对此，人有两种选择：作弊谋私利（做齐天大圣）；或者，去参悟天之道，取经。为什么要参悟？因为，天之道，是无限之道。无限之“物”，不可证实、不可证明、无法言说，无法道尽。只能体悟、参入、融入。天之道有三个特征体现其对人的重要意义：无目的，有序，灵活多变（水可以体现这三点，所以，老子以水比圣人之德）。人之道也有三个特征：有限，有目的，伪无限（靠神话或形而上学的推升）。这三点即构成“葫芦性”：目的，可吸引人；有限性，便于人相信和掌握；伪无限，可蒙蔽人。葫芦“装”人，即将人框入有限性中。西方有个神话，讲一个力大无比的强盗拦路打劫。他还有一个残忍的嗜好：他有一张铁床，凡被他抓来的人，都要被他扔到这张床上，身体长过床的长度者，强盗就截去长出的那部分身体；身体短于床的，强盗就强行拽扯那人，直到其身体与床一样长。显然，这个床与葫芦在哲学上是同样的功用，是暴力版的“葫芦”。因为葫芦“化”人的效果与这床一致。所谓“化”，就是消解人的个体性、主动、创造和超越精神，剩下的就只有规规矩矩。




    当孙悟空破除了思想上的迷雾，回复了自己生活和思想本来的样子，人就容易回归圆明本性，做回自己和生活的主人。这便迎来了下一章节：“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这“月明”，正是指圆明。

几点补遗

        七星剑

    妖怪的五件宝贝，之前已经探究过四样了，但七星剑还没聊过。所以，这里还是要补上一笔，免得有所缺憾。




    七星剑应该是妖魔五件宝贝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件，但这不等于它“废物”，反而是因为它太霸道了，才失去了发挥真正“实力”的机会。这有点象核武器，因为威力太霸道，只能作为战略威慑之用，而不大会真正使用。那么，七星剑厉害在哪里呢？“七星”就是北斗七星，即北斗。在银角大王假扮伤者、迷惑唐僧时，孙悟空曾质问他为何不念《北斗经》，作者就间接提示了七星在此处的所指。古人相信，“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即它们掌管人的生死。所以，北斗就代表主宰人生死命运的力量，结合权力的寓意，就是指国家的司法体系。于是，七星剑就暗示生杀大权。妖魔拥有七星剑，看似掌握了这个权力。其实，这还是一种私下交易性质的勾当，根本没有合法正当性，也就难得发挥出决生死的威力。毕竟，人命关天。枉法杀人，干系重大，执法者轻易不敢造次。妖魔也就很难借刀杀人了。但，他们可以此做保护伞，寻求自保，能令自己免于牢狱之灾，逃脱正义的惩罚。所以，他们拿着七星剑尽管奈何不了孙悟空，却足以抵挡孙悟空通过合法途径降魔的努力。

        斗法的现实性质

    在作者笔下，“平顶山斗法”看似轻松、有趣，象儿童恶作剧式的游戏。其实，这是作者对意识形态的主题，做的举重若轻的低调处理妙手，于嬉戏谑闹之中，陈仓暗渡。如果写得过于明显，在皇权时代，恐有惑众之嫌，招来不测之灾。况且，作者本就没有政治企图，只是在以文学手法，描画自我修行、追求内心清净世界的内在景象而已，何必惹来不必要的猜疑呢？




    不过，人与社会很难截然分开。毕竟，人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的变化与社会的变化本就会相互促动，相互影响。就如前面说过的，人的本性不单在自身，也在于与社会的关联之中。因此，个体的修行必然也成为社会变化的一部分，对社会发生种种微妙的作用。




    作为与黄袍怪一样的意识形态之怪，金角、银角二魔同时象征意识形态的外在和内在存在，即外在的思想统治和内在的思想影响。修行者在修行中，很难仅仅只处理自身的内在部分，而不去触碰身边其他人的内在部分，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之网。这样，就难免要招致“三座大山”的压制或感受其阴影的笼罩。所以，低调还是必要的。作者写孙悟空感叹高调招祸（“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自然也是因为有过这方面的切身体会。然而，既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独善其身”注定只是一种假象。儒家历来主张“修齐治平”，一个人的善，或多或少总要逐渐扩展到自身之外。否则，“吃独食”的善，难道不是一种伪善吗？而善，体现到行动上，就必然要与恶较量，就必须长出牙齿来。不论是真汉子，还是“女汉子”，阳刚之气、尚武之风、侠肝义胆都可以有。不然，何以为善？唐僧软弱的善总是让徒弟“背锅”，这似乎也是作者对无力之善的一种善意讽刺。妖魔之为妖魔，总有其强大的一面、对于多数人有效施展“魔法”的一面。面对这种强大，善良的人们也不得不自强起来。所以，现代的善男信女们，尤其是年轻人，不要一面被消费主义、“岁月静好”之类的大火旺灶蒸到“酥烂脱骨”，一面又抱怨生活艰辛，现实险恶、“我太难了”。这两面实是一体之两面，一个人若非被妖魔的葫芦“化”成了水（即“酥烂脱骨”），又怎么会陷在葫芦里出不来了呢？孙悟空尽管曾经不如妖魔那么懂得葫芦的奥妙，还落入了“葫芦陷阱”里，但却没有被“化”掉，最终还想出办法脱困了。所以，不“化”是第一步（之前的修行成果的显现），然后，才可能有脱困之机。而且，脱困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行，绝非朝夕之功（故事里的神话叙事，只是一种文学修辞、对实际的浓缩和象征，乃至有戏剧性的夸张），六百里平顶山，同样是要一步步走出来的。

        妖魔的身份

    既然说到妖魔的身份，就必须说一说，平顶山为何会有兄弟两个妖怪。认真读过原著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银角大王比较活跃，而老大金角大王较为沉闷，也更沉稳。这种气质差异源自他们的身份差异。因为，身为意识形态之怪，老二象征道教中为虎作伥的邪门歪道，老大则象征儒门中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既然要装君子，金角大王做事自然是有“原则”滴——骗人的事是做不得滴，也不建议身边人做。所以，老二骗唐僧的时候，要瞒着老大去干。而且，老二借用“三座大山”，其中也包括儒家的政治势力，更要瞒着点老大。故而，银角在行骗前特意吩咐手下：“你们都各回本寨，但不许报与大王知道。若是惊动了他，必然走了风汛，败了我计策。”




    那么，这里就没有佛家的事了吗？当然少不了它。故事最后交代，整个一场“阴谋”（或阳谋），观音是主导者。这就是说，不管观音是否真是主谋，意识形态的“锅”，佛家也得“背”。“三教合一”怎么能少了佛门呢？“三座大山”里不也有一座须弥山吗？

        妖魔的复活

    故事最后，二妖居然轻易就复活了，没事人似的就回到原单位、原岗位自在去了，连孙悟空历尽艰险缴获的宝贝，也一件不留地还回去了，这似乎是一个很气人的结果。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也是低调处理的一部分。前面说了，生杀之力在于七星剑，葫芦化人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和改造而已，与肉身生死无关。而作为意识形态之怪，所谓“缥缈同归兜率院”，其实就是被放逐到九霄云外之意，是在思想领域被判了“极刑”的——被历史无情淘汰了，被时光的车轮碾的粉碎了。而《西游记》则历久弥新，放射着永恒的光彩。

        德

    道德是违背人的天性的，所以，通常最有道德的人，往往是老人、成人，那是长期在社会中进德修业的结果。如果，道德合乎人的天性，那，婴儿和儿童才最应该是德高望重者，不是吗？既然，按照一般规律，道德更“喜欢”年长者，可为什么老子却那么看重赤子、婴儿呢？显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是因为，他认为，本性圆明最接近道，最象道德崇高的真人、圣人。所以，老子不象儒家那么看重仁义道德（老子称之为“下德”），而看重“上德”。上德是超越于道德（“上德不德”）、而能在各种条件下始终把握住现实真相，并找到恰切应对之道，实现道的理想境界的内在能力。它直接来自与道的连接，是悟道的一个结果。




    但是一个人没能悟道怎么办呢？那就不会有上德。那么，似乎他只能去抓住下德了。如果，下德他也抓得不牢靠呢？那他只能成为一个小人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道德的这整个系统违背人的天性的地方了。简单一句话：不轻松（压力山大）！显然，人们对此早就熟视无睹了。但人们真的安心接受了吗？恐怕没有，只是很无奈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有一个重大的缺陷。




    在北方话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词儿，叫：德性（有时也写作“德行”）。它是什么意思呢？通常，这个词在两类场合里用得较多，一个是激烈地骂他人道德人品低下时，一个是在亲密关系中彼此嗔怪时。两种情况的共同特点是需要直指人身。比如，当女性娇嗔地说出一声：德性！那含情带俏的语气告诉我们，她其实说的就是：你这个“坏”小子！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德性大致上就是一个人的真实面目。不是面子，而是本相。简单说，这就是一个人不带社会面具的自我。这其实是每个人天天都清清楚楚与之如影随形的内在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把如此日常而关键的部分，仅仅留给这个很少使用的“德性”来指代呢？




    从这里就带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古典集体主义传统文化中，基本没给自我留出一个单独的位置，而是以各种身份、角色，把它基本“吸收”掉了（而实际上根本吸收不掉），以至于连一个正式对应的词都没有。传统文化总是从社会视角审视一切。道家更是从宇宙（天地）视角审视一切。这样，人就要么被划分为（道家的）真、至、圣、贤（人）和纭纭众生（“刍狗”）；要么被划分为（儒家的）圣贤、君子与小人，再有就是（官方视角中的）官与民，诸如此类。即由文化中强势的一方来划分出人的分类。人不需要不确定的自我、这个多余的自我。社会中人只需要有身份和角色就够了。这种思维与现代理念是轩格不入的，即便在古典时代，它也是问题多多的。由于没有明确的文化位置，人的自我（尤其是读书人）要么在儒、道、佛之间跳来跳去（想想贾宝玉、李叔同先生的出家），要么“外君子、内小人”式地戴着面具。这样，面子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因为，面子是自我仅存的公开、合法的存在形式。但是，面子=自我吗？实际上，面子是自我被礼、义、廉、耻充分“绑架”的状态。想想人们在酒桌上为了该不该喝一杯酒而争得面红耳赤的场景，就能发现，这是人的自我在绞尽脑汁地玩一场用“礼义廉耻”“锁定”（他人的）自我，或让（自己的）自我“突围”的无意识游戏。酒桌似乎成为人们展示和接触（自己与他人）相对真实的自我的难得机会。由此，我们便又看到了另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酒桌（与饭桌）在中华文化圈的现实生活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帮助人们部分地实现“自我与自我”的面对面相遇，而非“面具与面具”的相遇。因此，这样的场合就为作出某些重要关系或关联上的重大决定，提供了适合的场景和时机，有助于增强互信（可信度是存疑的）和了解。




    这也凸显出人的自我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集体无意识之一（比如，我们可以借用英语的思维方式“照个镜子”：英语中有单独的宾格词汇，如：‘me’作为‘I’的宾格，显示了“自我”的特殊存在方式——“我”成了自己以他人视角进行观察的客观对象）。而中国的古典传统中缺乏这样的特别视角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人被无意识地认定为与自己的身份、角色完全重合（如此便是符合礼、义），不多也不少。这种重合如果有所“漂移”（不合乎礼、义），那就一定是“心”在“活动”。因此，心在中国文化中实际承担了“真实自我”的功能，而且，往往是作为“有罪”的存在，受到压抑和惩戒。对应的词汇就是：心猿意马（之类）。这予人的文化暗示就是：“心”（真实自我）是不好的（而“德”是好的）。因为，“心”（真实自我）让人不能符合文化规范好了的“德”（身份和角色设定）。在古典文化意识中，不合于“德”的“心”，就是“放心”（被放纵的心，溢出“德”的范围的“心”）。修行，就是要努力让“放心”“回归”“德”。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性”这个词会在口语中有这样奇特的用法了。真实的自我，成了德之外的“性”，它是不为文化道德所接受的，是“坏”的，是秩序运行中的异物，只会造成社会机器的“卡壳”，必须丢出去。这种思维缺失导致我们只承认、只允许好的、善的存在，而极力排斥坏的、恶的。基本上，人人都在做着这种无法成功的“两分法”，受着道德偏好上过分不切实际的二元对立的折磨。最后，自我的迷失，导致我们发展出一种善于集体批判和集体监督，而不善于自我审视和自我监督的文化习性。缺乏自律的能力，这是个体道德的重大缺失。这足以令一切社会制度在微观层面失效，根子则在于自我的迷失。但在宏观层面，由于，第一，存在对最终结果的正确评判（集体评判）；第二，集体评判作为唯一有效的评判（如，原则上，皇权也不能干预史官对历史的书写和评论）常规地发挥着作用，因此，中国人可以以万众一心（注意这里的心）的形式，做成几乎一切想要做成的事，只要不出破坏集体意志（即“心”）的奸臣（如秦桧之流）。相应地，如果出现纷乱的社会局面，那么，个体是很难坚守真正的“德”的。因为，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失效了，于是，众人之“心”（那个原本就溢出了“德”的范围的“放心”，就真的被“放”出来了）。于是，便形成一盘散沙和“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社会局面。




    如今，我们的文化已经在让看不见的“心”变成可见的自我上有所建树（如各种网络上的自我展示）；今天的大数据都已经能准确地刻画一个人的多维面貌了。那么，如何在维护必要的个人隐私的同时，展示真实的自己，就是一个关键的社会任务。比这更重要的，或许是如何持续地建设自我，完善自我，而不是玩弄人设，自欺欺人，甚至坑蒙拐骗。《西游记》的“降妖除魔”可以给予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而在这些文化建设的工作上，有一个问题却是不能忽视的。




    爱美厌丑是人的天性，道德却是违背天性的。这样，道德上的爱美厌丑，则是一种混沌不清的标准，往往就是双重标准，导致道德的失效（比如，前面提过老子说的“众人皆知美之为美”的后果）。“双标”是普遍存在的，无论东、西。但西方人作为形而上学信徒，对信仰比对道德上心，在信仰的名义下，许多不道德的事情都可以做出来，而不受谴责。因此，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不那么道德的自我的存在。即便出现了道德失败的情况，也只是个体的责任，而与集体无关。中国则不同，道德是集体的事，一人失德，集体“丢人”（以前经常有“你丢了大家或XX人的脸”的说法，“XX”可以是地方、单位、家族等）。所以，人们总是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立场，处理许多失德之事（包括家暴）。这样的道德观，也导致个体与集体的相互“绑定”。这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只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特点，是由对道德的重视所造成的。




    但是，重视道德却又没有清晰的标准，则会令众人裹足不前，首鼠两端。其结果就是社会的思想发展停滞于此，虚耗心力。道德文章徒然成为表面功夫、做官的敲门砖。之所以会如此，就因为，道德，由于其违背天性，而不可能是某种确定的结果或因果律（比如，吃了饭就能饱，是因果律；但读了圣贤书，却未必一定有道德）。道德（修行），是不确定的艰苦过程，是将天性转化为非天性、将非天性的精神理想目标，转化为内在的近乎天性的精神境界。如果只关注结果，就如同拔苗助长，错失一切，只会两手空空，徒劳无果。实际上，任何精神的收获（无论是道德的、情感的，还是知识的）都必须遵循这个逻辑。只不过，道德标准的模糊性往往使问题彻底失去判断依据，而坠入混沌迷雾。




    于是，诸多误导性的替代标准便纷纷粉墨登场，长袖善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便是最常见的品种（道德绑架就是它们的“嫡亲子”），其他的，诸如神秘主义（如邪教）、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独断主义（齐天大圣、我命由我不由天）……等等，也是历史的“常客”，填补着时代失道后的标准空缺，直到“圣人出，而玉宇清”。当前，我们讲的是依法治国。但法律只管到礼与义，而管不到仁与德，更不能代替道。




    今天，世界历史同样正处在由混沌向清澄过渡的模糊阶段，时间正越来越接近那清澄的一端。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游记》开篇处的“会元大论”：“譬于大数，若到戌会之终，则天地昏冥，而万物否矣。再去五千四百岁，交亥会之初，则当黑暗，而两间人物俱无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岁，亥会将终，贞下起元，近子之会，而复逐渐开明。邵康节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到此，天始有根……”




    《西游记》的伟大意义不在于可能被当作某种神秘的预言，向我们预示未来，而在于它在那个古典时代的思想混沌中，给人的自我提供了一条真正而永恒的文化前路：持之以恒地向人的精神顶点攀登，以成就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便是其第一回回目所书：“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灵根在哲学深层理解上，就是指自我。虽然，作者未必有这样明确的主观意图（他可能是以“灵根”指代人的意识或是指自己曾经的童稚状态），但在客观上，这等于以点带面，指代了所有人的精神在人生开始时尚未进入文化秩序的状态，其中也就必然包含了人的自我在内。而这个自我在《西游记》的世界中将得到一个全新的前景（而不是如古典文化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合格的某种身份或某个角色）。这样，《西游记》就从古典文化中突围而出，给自我提供了一条不可剥夺的“赛道”：取经，从而，一举将古典文化带到了现代的大门口。而且，它还携古典时代的文化资产及自身的创新成果，十分难能可贵地弥补了现代文化机制的重大不足。




    现代文化虽然发现并承认了自我的存在，准许自我合理合法地存在。但其理、其法只是现代人盲人摸象“摸”出来的很狭小的一块领地，自我存在的绝大部分空间还依旧是混沌不清的。西方以自由的名义，将这部分空间交给人的自我去自行安排，“自由”便成了瞎摸一气的遮羞布。这次西方抗疫的实践就充分暴露了这一点。




    《西游记》则借“取经”象征性地明确了自我存在的意义，那便是：每一代都必须永恒地、不断地探求生活和人生之道，以实现一种合道的理想。道作为这一切的顶点，而使一切有了终极的规定性。（顺便插一句：在“取经”的旅程中，评价一个人的道德状态，或许能更加符合客观真实，有可能避免以道德绑架将人“乱棍打死”或是无妄“捧杀”）。而现代则虚构了一个“自由”来安抚自我，实际只是一张画饼。人们扑向它，得到的只能是随机的不确定结果，等于碰运气，多半得到的都是失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则是群体性失望的总爆发。所以，自由（碰运气）绝非人类的长久之计，合“道”才是。因为，道，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已经成为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人类未来的唯一答案。孙猴子就是再能折腾，也翻不出如来佛的这只手掌心。自然，如来佛就是道。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久远的未来，当人类已经移民到各个星球，分散到宇宙各处，或许，共同体可能就被“分离体”代替了。人类就又要在分与合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展开新的博弈。

        无目的性

    最后，说说生活的无目的性。生活没有目的，是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推动生活的是本能，而非目的。自然界中的生活大体如此，人的生活的基本面貌也大体如此。这样的生活状态是生活的基质、基础。然而，有一些特别活跃的灵魂超越了本能的活法，有了自己的计划，并成为人群中的出众者。而人类便渐渐有了文化和文明。出众者为此贡献颇多，也有了出众的位置。出众者有高于本能的某些可贵特质。社会给予其出众的位置，是人们期待他（她）能继续发挥出高于本能的表现来。然而，我们通过历史知道，结果往往令人失望：私有制的诞生表明，文明还是屈从于本能的贪婪。这不是少数出众者单独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即众人的本能力量远远强于少数人的出众特质的力量。这便是文明的“1.0版”：表面看，是少数出众者利用出众的位置（权力）劫夺了基础生活（即无目的的生活），创造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文明。但实质上，是人类的本能劫夺了少数人的出众特质，把基础生活改造为“文明”的生活。人类有了文明的资材（物质和精神建设的成果），但这些资材却又总是被人的本能肆意挥霍、践踏。而私有制反倒是令文明资材的挥霍者和践踏者的数量偏少，并令他们受到多数人的一定制约。从而，就实际效果说，在大体上保护了文明的成果（假如，一个国家或企业实行财产人人平分，基本上，这个国家或企业就会消失了）。




    因此，从文明的角度说，所有文明的生活都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不断增强、提升人的出众的特质，抵消本能的过强的力量，并与之达成平衡，实现真正的文明（达到文明的2.0版、3.0版……）。




    然而，私有制下的“文明”（即不文明）生活始终是以私人占有为目的的，这种目的性必然压制其他众多目的和可能性，人是不自由的。正是私有制长期的“有为”，让多数人无法自由而为（比如，在学区房面前，有多少家长有自由呢？）。这样的生活不仅不文明，而且低于无目的的生活。这就是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的原因所在。但历史无法倒退，逃避也解决不了问题。“面朝大海”就是逃避式的空想。人最终还是得面向社会。




    实现文明的途径，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懈地增强自身的出众的特质，抵消本能的过强的力量，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吴承恩的“释厄”方案大意如此。在这点上，儒家的“修齐治平”与之方向一致（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不同。而且，吴承恩有更深刻、全面的思考、发现和总结，也有更细致的梳理和具体“路线图”，也就更有效和有针对性，成功的机会也就更高）。




    生活就象一座大旅社，灵魂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循环不已。生活安顿着灵魂，灵魂又在旅社中不时地鼓捣些什么，以为生活的目的就在自己的鼓捣中。




    如果，我们把生活比作时间，那灵魂就是伴随时间的滴答声。在多数时候，这滴答声只是跟随时间脚步的亦步亦趋者。但生活中，总有某些时刻，这滴答声会变成嘹亮的歌声，穿透云层，又降落大地。




    看透生活的人之所以热爱生活，只因为生活是灵魂的家（而非旅社，否则，灵魂何以为家？）。当灵魂激昂时，便以自己的歌声，作为对生活的报答、回赠或回敬。而生活，依旧是个大旅社，看一个个灵魂来了又去，不动声色。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生活本质上的无目的性，始终是每一个灵魂必须理解的一个基本事实。



（本章 完）

老农

取经为啥靠走的——《西游记》正解之认知卷

作者：愚夫老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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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件大活儿

（四）乌鸡国探秘

    《西游记》解读至此，我们越来越看到它的宏大开阔、汪洋恣肆和深不可测。究竟有多深？单是第36回的回目里一句：“心猿正处诸缘伏”，就非常的深刻，解说起来就非常复杂。为了看清这深度的真相，咱们就以“缘”为鹄的，来个纤毫毕现。不过，说来话长，也要慢慢道来。

缘起

    故事一开始，师徒间讨论了既往行程的长短。其他三人都觉得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了，在整个取经任务中应该已经占了相当的分量了。可孙悟空却说“早哩”，差得远呢，“还不曾出大门哩”，“还在堂屋里转哩”。也就是说，在孙悟空这里，即便在平顶山已经把社会运行和一个人日常过活需要的“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看懂了，也不过是小菜一碟，仍旧是“螺蛳壳里作道场”，格局狭小、摆不开。他心目中的格局是与天地同宽、同高，“把这青天为屋瓦，日月作窗棂；四山五岳为梁柱，天地犹如一敞厅”。这可着实把那三位惊呆了：老兄，你说的到底是啥意思啊？
实在说，在平顶山，取经人已经经历了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经历的挑战，而且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可喜可贺。然而，乌鸡国故事一开头说的“径下高山前进”6个字，就已经把成绩抛到了脑后，朝着更高的目标、更陡峭的山峰进发了。第36回回目中的另一句：“劈破傍门见月明”，则暗示了取经人要彻底扫清思想的迷雾，还世界一个天清气朗。这也正是“立帝货”在此出场的原因。当然，作者不是真的要“立帝”，而只是要从根子上，厘清思想基础，为人们认识人间提供可靠、坚实的依据而已。故而，假托一个“乌鸡（无稽）国”来充作思想展开的舞台。同时，公鸡司晨，预示黎明的到来，而说“乌”则仍然是黑的，表明光明尚未到来（来的只是“月明”）。况且，行程只过了大约三分之一，离终点尚远，何来光明？但走了三分之一，也应该有一个积极、明确的成果和肯定了（“诸缘伏”和“见月明”便是）。作者的冷静清醒，伴随的是他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高歌猛进。相应地，尸魔系列也随着乌鸡国故事的展开，而进入了高潮，可谓精彩纷呈，光华四溢，令人目不暇接。原因则不仅在于思想与艺术上的挑战激发了作者探索与创作的热情，更在于作者全身心投入的求道激情与他沉重的生活体验的深度碰撞，迸发出了耀眼的火花，释放出了强烈的热度，点亮了沉沉黑夜里的希望，融化着麻木心灵上的坚冰。身为读者，我们又怎能轻易放过这样出彩的华章，不细细体味，用心咀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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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缘：思想

    故事的冲突大剧，从一场不大不小、喜感十足、却看似与主干情节无关的借宿风波起，徐徐展开。其间，孙悟空的魄力、自信，与唐僧的拘谨、无能，借助寺院僧官前倨后恭的态度转变，产生了戏剧性的强烈反差。尤其是孙悟空那句促狭、张狂的离谱台词：“赶早打扫干净房子一千间，老孙睡觉”，与唐僧对孙悟空醋意浓浓的整体评价：“鬼也怕恶人”，两相映衬，张力满满：世上有这样滑稽梯突的“恶人”吗？——老子们就是来借宿一个晚上，尔等刁僧，不念同道之情，却百般嘲讽、推拒。老孙就还你个千倍“折磨”、“报复”：打扫一千间房子！如此童心烂漫、只图过嘴瘾式的“折磨”、“报复”，古今文学作品中应该是不多见的。而在孙悟空这样奇绝而典型的表达中，作者是寄寓了思想的深意的，加上唐僧的“恶人”的评价，则凸显了孙、唐之间思想上的重大差距与隔阂。这也正合乎故事的主题设定：思想的抵触与换新。而第36回回目的两句话，已经揭示了主题实现的基本路径：“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旁门见月明”。

    要说“诸缘伏”，看故事情节，我们可以理解，它是指孙悟空用棍棒打破门扇，打碎石狮，慑服了众僧，赢得了他们一定的尊重，算是“伏”了；八戒、沙僧对师兄也是佩服的；但唐僧不服，认为这不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而是“恐怖主义”，是作恶。因此，孙悟空对唐僧还有一个以理服之的环节要做。于是，故事中就有了一场师徒对月吟诗，谈玄论道的好戏，却让我们这些现代人看得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咱们还是要仔细说道说道：啥是“诸缘”，啥是“正处”，才看得懂三个徒弟们究竟在说什么奥秘的东西。

    “诸缘”就是各不相同的许多“东西”，包括但不限于：线索、缘起、条件、经历、经验等，总之是通往结果的中间项。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成功便是成功之父了。这“父”和“母”就是“诸缘”了，还有“父”和“母”的结合也是“诸缘”之一，等等等等。一句话，“缘”是配角，却离不了（甩不开），要不停与之周旋，按下这个，那个又冒出来，让人不得安生。直到我们找到那个正确的点、关节、说法、做法等等等等，这些“缘”们才会消停一会儿，让人喘一口气。否则，它们就会一直撩拨着人，似乎在说：“看我，我就是主角，就是那个对的‘XX’”。当它们消停了，也就是“伏”了，才是大局已定，所有相关方就都该干嘛干嘛去了。这样的结果就是正确的结果、正确的方式、正确的道路等等等等。而之前那些不能带来正确结果、却总是声称“自己正确”的方式、路子等等，就是“旁门”。“旁门”就是误导人，干扰人、让人总是错过对的方向和出路的、似是而非的假象（也在“诸缘”之内）。

    “正处”是最关键的。一个人找不到那个“正处”，就会陷在“诸缘”的包围中，看谁都有可能是最终答案，眼花缭乱，蒙头转向，最后精疲力竭，走投无路。也可能就举手投降了，随便抓个看着顺眼的“缘”就认了；还有的，绝不放弃，可能歇歇力，再次出发，再得到一样的结果（唐僧9次取经，应该属这一类型）；再有的，就是遇到了最后的幸运，找到了理想的目标，给之前的一切“诸缘”一个圆满的交待。这个就算是“见月明”。

    以上是给“诸缘”、“正处”等一个综合的、笼统的解释，算是叩门探路。下面，我们将聚焦到在这本故事中它们真正的意涵所指，以便揭开“乌鸡国”中一层层深藏不露的秘密。

    在上一个故事中，取经人看明白了“操作系统”的基本架构，更看穿了旧式“系统”的朽败不堪，抛掉了头脑中对以往思想灌输的迷信、盲从，但尚未得到新的、堪用的“操作系统”，根本原因是，尚未找到可作为新系统之基础的立足点，那个在哲理上颠扑不破、无法动摇的基石。在这样的局面下，从哲学的角度说，以往哲学思想所坚持的所有立足点，都必须重新检验、考察，而不能再直接沿用，它们就自然成为了在基石议题上的“诸缘”，面对着取经人严格的审视。

    以哲学眼光看世界，这世上有三种本源性或准本源性的现象：物质（能量）现象、生命（本能）现象、灵魂（精神）现象。其中，灵魂是准本源性现象（理由见下）。所谓“本源性现象”，即不可还原到其他更基本、更初始的状态或形态的现象。

    为什么聊《西游记》，忽然要聊这么“哲学”的话题？原因就在于思想“清零”后，必须找到新的起点、基点，而这正是吴承恩在此处建构本故事寓言体系的前提。不明了这个前提，就完全找不着“北”了。所以，也就不得不要从“盐打哪儿咸”说起。再有，生命是什么，灵魂是什么，难道不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吗？如果能坚持看完相关内容，一定会有所启发，因为，笔者会在此提出重要的全新基本观点。还请少安毋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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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命（本能）现象来说，虽然，生命起源于物质世界，但生命活动无法还原为物质的运动，原因在于——在生命起源时，特定的物质运动，在某些特别的条件（后来便已不复存在）下，组合到一起，产生了生命。这些聚合在一起的物质运动组合形态，呈现了与物质运动迥异的属性，即：生命具有自我维持、生长、发育、繁殖等能力。这些是与物质运动截然不同的，也就无法还原为物质运动。在各类创世神话中，生命都是神的创造，而不会被看作来源于自然（即物质世界）。即便今天在科学眼中，生命起源于自然，科学却并不能告诉我们，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而且，各种用物质手段创造生命的尝试也都无法获得成功。这些，其实都表明，生命已经独立于物质世界，而自成世界，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世界的支配（比如，动物的迁徙行为，就是在摆脱季节变化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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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果我们对生命现象的理解仅此而已，那么，我们就基本没有理解什么。理解生命的核心在于理解本能。

    本能：生命体积极维护自身各项生理功能完整、健康、持续运作的倾向。它是生命能够存在的核心因素，其实质在于生命体各部分间的整体协同性。这种协同性使生命超越了单纯的多种物质运动组合/物体组合所能达成的组合效应。简单说，生命“力”>机械“力”。这是类比性的表述。生命的生理活动的实质意义在于，生命体依靠特定的活动，来调动机体各部分共同参与，以维持整体协同性，类似于“对表”。这些既具有特定生理功能，又具有整体“对表”功能，即协调各部分为一个整体、相互配合运作的活动，才是令生命脱离物质界的核心特质。这个特质应该称为目标导向。也就是说：无目标，无整体；无整体，无生命。而“目标”，必然体现为全力投入的特定活动，失去这种全力投入的目标，生命的各部分就会逐渐解离整体、脱序，以至最终生命体瓦解。而生命体为了维护整体（协同）性，往往保有多重的覆盖机制，连通全身（就象一个成语里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人体有血液循环系统，提供整体协同的功能，还有经络系统提供另一重的整体协同机制，又有神经网络连接全身各处等（此外，人的意识系统、情感系统等也有类似功能，后面再说）。因此，生命体的特质便可概括为：网络保整体，整体向目标，目标固生命。目标作为生命体运作的核心要件，首先表现为本能。本能，不思而得，自发自动，正是生命自发维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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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目标在作为本能出现之前，却早已存在了，即作为前生命（比如病毒）运动的核心特质而存在，算是本能的“前辈”。前生命运动是不稳定的，自身也不够强大，很容易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变化、乃至解体，相应地，其目标也恒常变化着（比如说，病毒的变异性也源出于此）。但即便如此，目标的导向价值始终存在，维持着前生命运动的活力，并最后诱发了前生命运动的有利新变化，逐步进化为真正的生命。比如说，氢原子与氧原子结合成水分子，这不是目标导向，只是物质运动规律。但病毒复制自身的活动是目标导向的，因为，它必须调动、协调多种并不会自动聚合的运动有序地整合起来，达成一个不断重复的结果（如感染人：在合适的环境中，即在被感染者体内，不停复制自身，过程中可能伴随着对被感染者机体细胞的巨大破坏）。

   这种混乱直到生命的出现而得到终止，对应的，是本能的形成。本能令目标成为真正的目标：有始有终，有序有限，而非无“脑”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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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多磨

    好事多磨的另一种通俗的说法是：缘分到了，好事就成了（所谓“缘分到了”是说那些“中间项”、准备工夫、必要条件都齐备了）。这两种说法都有劝人接受不成功的现状，继续努力的意思，算是善意的安慰。但“心猿正处诸缘伏”却说的是一种必然规律，即人们将一个领域充分探索完毕，自然就知晓“正处”在何处了。同时，那些曾经不确定的、貌似“正处”的选项，也都褪去光环，只作为曾经的经历（缘），保留在历史中。一个“伏”字也就揭示探索历程所带来的最神秘、最宝贵的蜕变经验：那些过往曾被视为正确的东西，只是一些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经历和经验而已，只是些“我以为”、“你以为”而已（孔子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了解一下），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大多数时候在现实的迷雾中跟随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亦步亦趋、磕磕绊绊，却又必不可少的探寻、求索过程。而在这个过程的终点，则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吴承恩则说：“劈破旁门见月明”。

    一旦这样的“正处”为社会所正确认识，就会带来全新的局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求索者、取经人为了赢得这样的前景，则要如王国维所指出过的那样，必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还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历代的仁人志士则是筚路蓝缕，百折不回，乃至赴汤蹈火，舍身取义。因为，谁不痛恨黑暗！谁不向往光明！而那些愿意为争取光明而向黑暗抗争到底的人，方为英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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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文学是浪漫的，现实却是实打实的。诸缘总是在说：“我是那个正确的。”它们不伏，不肯让道，取经人就必须与之周旋，不得不受其折磨，与之斗争、较量，直至将其打倒、制服。

    以上，我们说的是以旁观者视角所见识到的景象。如果，我们化身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当局者”，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反应呢？作为人，我们会发懵，然后挣扎，摸索……。作为不知生命为何物的“前生命”又会如何呢？它只会沿着它的“缘”（它的目标导向）全力前进（只要条件允许）。在进化（“取生命之经”）的道路上，它会创造出无数种可能的前生命形态，不断在其中尝试各种组合，解组，再组，日益复杂（不同形态间则是“春秋战国”，纵横捭阖，合纵连横，千姿百态），直至生命出现。生命与前生命的本质不同在于，生命的目标导向运动是一个闭环结构，而前生命的目标导向运动始终未能闭合，是个开环结构，介于生命与物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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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生命的出现也并非一蹴而就，不是“一唱雄鸡天下白”。最初的闭环结构并不稳定，因为“诸缘”并未齐备，还缺少若干必要的元素：可能是细胞膜的功能、结构不完善；可能是细胞液的“配方”不均衡；或是细胞的基因有太多的“bug”（错误），等等等等。就象秦虽然扫平六国，统一六合，又有法家、中央集权的加持，但还是缺少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乃至（后来的）佛家的普度众生思想的佐助，以致诸缘未备，社稷不稳，天下群雄并起，最终江山易手。

    秦朝的失败同样在于“开环”未能闭合：整个国家的权力只系于一人，而没有形成对权力的必要的制约，上下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是单纯的以上率下。到了二世，就出现了指鹿为马的“奇观”、异象。

    闭环与开环的不同在于：闭环是统一的能量驱动全体，能量不散失；开环则是能量多由一端传递至末端，便消耗、散失。结果则是：闭环不断升级、进化；开环则终将耗尽能量，自行瓦解（气数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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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

    在继续探讨闭环的话题之前，咱们要先说说何为“正处”、“月明”，因为，这很重要，带有根本性。道德不是从天而降的，圣人不是从天而降的（孙悟空居然自称“天生圣人”），生命也不是从天而降的。那么，他（它）们从哪里来？我们探讨“缘”、“正处”等元素，正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

    从发展的（相对）终点看发展进程，终点之前的所有环节都是不完善的中间过渡，是“缘”；但对于不知道“答案”的“答题者”来说，许多看起来不错的中间环节都像是答案。如果“答题者”信了这样的答案，自然会带来停滞，带来诸多问题。所以，要破除对假答案的迷信，继续探索真正的答案。

   所谓正处，不是正位。心猿的正位是啥？《西游记》的最后告诉我们，是斗战胜佛。那美猴王、齐天大圣是啥？就是孙猴子的“诸缘”。“行者”倒是可以归入心猿的“正处”之列。“行者”在佛教体系中大致相当于见习僧人。但在作者这里，则是修行者的意思。从修行的角度说，正处是通往大道的正确轨迹上依次相继的各点，只要在正确的轨迹上持续向前，都算“正处”。“诸缘”就是这条轨迹上的许许多多的分叉、歧路。

    用通俗的话说，“正处”是靠谱的；“诸缘”是貌似靠谱的不靠谱。“立帝货”为啥是立帝货？因为，原先靠谱的被证明不靠谱了——真国王都被塞到井里了，假国王占据了朝堂。这当然不靠谱了。所以，新的靠谱的东西就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