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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汉字发展的基本过程和方向 什么是汉字？就是表示汉语单词的文字。汉字体式，是汉字的结构方式和元件形状的外表形式。不要把汉字与汉字体式混为一谈。 汉字的基础是汉语，汉语属于人类语言第三阶段的语言，所以，汉字具有第三阶段语言所对应的文字的一般特性。同时，汉字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的特殊轨迹。他的轨迹，表现在两个方面： 1、汉字体式的不断更新过程； 2、汉字的构字理念和构字方式的发展过程。 这两个过程是并行的交合在一起进行的，现在分别论述如下。 先说汉字的体式发展过程： 汉字如世界各国的文字一样，最早也是由结绳记事演变而来的。汉字发展的基本历史过程是：结绳记事---画图记事----图符文字（图符表词意）----象形文字（表词意）----符号文字（表词意）。 下图是江苏连云港古代岩画： 下图是云南沧源古代岩画： 下图是河南舞阳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陶片上的符号： 记事图画还不能算作“文字”，表示语言单词的图符，才是“文字” 史前陶器刻符，是华夏文字的萌生期。古书记载黄帝之史官“仓颉”创制文字。黄帝距今约五千年。 汉字从诞生以来，就出现不断更新体式的“蛇蜕皮”现象。为什么？ 因为，社会不断发展，就逼着人们不断提高汉字的性能，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 提高汉字性能的主要办法，就是在汉字的结构上，尽量实现“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使之能“以律类推，学少知多”，同时简化笔画形态和整字的结构形态，使之更便于记忆和书写；提高书写速度的主要办法，主要是发明新的书写工具、新的载字材料和新的书写技巧。 这两种办法的每一次更新，就使汉字体式更新一次。汉字从诞生以来，至今已经出现过多次体式更新了。 今天，新的汉字处理工具电脑的出现，就逼着没有规律性、规范性、标准性的“汉字楷体系统”，更新成具有规律性、规范性、标准性的“意、音双表新体汉字系统”。同时，今天，中国由40年前的“小农业经济社会”进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需要全民普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需要与世界各国的人民密切交往，世界第一难学的汉字楷体系统，给中国大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世界各国的人民大众学习汉语汉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也逼着必须把难学的“汉字楷体系统”，更新成中、外人民大众都十分易于学会的文字。 下面，就详细论述这种体式更新的原因和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文字记录的事情随着增多，这就需要随着提高书写速度。但是，汉字的“以字构字”的造字方式，却导致随着字数的增加而使书写速度降低。 为什么要采取“以字构字”的造字方法呢？ 因为，在汉朝以前，汉语人没有发现汉语拼音原理，所以，不可能用汉语拼音符号，来构建汉字。只会用最简单的不同形状的笔画，来组建一个个方块字。由于最简单的不同形状的笔画，是很有限的，只有即使种。要用这几十种笔画构建美观有便于识别的方块形的汉字，只能构建出1000个左右。但是，汉语单词却有千万个。为了扩建更多更多的汉字来表示之，于是就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字合成一个新字。 这样，用于合成字的原先的单个字，就成为“独体字”，用“独体字”组成的字，就称为“合体字”。 采用这种“以字构字”的方法，就能构建出无限的新字来。于是就适应了汉语单词无限增多的需要。但是，这种“以字构字”的扩字方法，有造成另一个问题：随着新造“合成字”的增加，新字的笔画数就随之增加；随着单字笔画数量的的增加，读、写难度也随之增加。历代的人们，为了提高书写速度，人们除了提高自身的书写熟练程度以外，还采取了如下4种办法： 1、使用新的书写工具和新的载字材料。 2、创造新的书写技巧； 3、简化笔画形态和减少整字的笔画数量。 4、改进整字的结构方式。 新的书写工具和新的载字材料，会自然改变笔画形态；人们为了是字形更美和书写更简便，就会创造新的书写技巧和新的笔画形态。由此就会改变原先的汉字形态，于是就出现了不同于原先的新的汉字体式。 新的汉字体式，必须比旧的汉字体式书写速度快、易于学会、更美观，才能被大多数的人们使用起来。 在书写工具是刻刀，载字材料是甲骨的基础上，汉字表现为“甲骨文”体式。 在发明了用竹棒（聿）蘸着颜色水，把字写在羊皮或布帛上的基础上，汉字就表现为“籀字”体式； 在发明了毛筆，把在写在竹简上的基础上，汉字就表现为“隶字”体式； 在纸张成为普遍的载字材料以后，用毛笔在纸上写字的基础上，汉字就表现为“章草”、“今草”、狂“草”、“楷字”等体式； 在刻板印刷和活字排版的基础上，汉字就表现为“宋体字”体式。 今天，电脑成为处理汉字的主要工具。要让电脑用有限的构字元件构建出无限的汉字，就必须把目前的无规律性、无规范性、无标准性的汉字“楷体系统”，改进升级成具有规律性、规范性、标准性的“意、音双表新体汉字系统”。 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上看，中国最早的国家雏形，是部落酋长国。后人称道的黄帝、炎帝、蚩尤等，就是较早的部落酋长国的酋长。一些部落酋长国的酋长为了记事，开始委任他的记事官实行“结绳记事”或“画图记事”。后来由于各部落酋长国之间互相联盟或互相兼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较大国家，叫做“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国家大了，必须记录的事情多了，“画图记事”显得慢了，国家的记事官，就对表事“图画”进行简化，创建了表示语言单词的象形文字。
夏朝发展至商朝前期，“图符文字”被更新成“契文”（用刀刻划出来的文字）。夏朝时期，就有了青铜。人们用青铜刀，把文字刻在树皮、竹片、骨片上、龟甲上。 商朝殷人事鬼敬神，故甲骨卜辞的遗留很多，这些卜辞文，后人叫做“甲骨文”或“契文”。甲骨文属于“象形文字”。 上图是商朝司母鼎铭文，属于契文体： 夏、商、周三朝的政治体制，都是“分封领主制”。宗主国之下，分封为很多诸侯小国。由于交通不发达，各诸侯国独立性逐步增强，反应在文字方面，就出现了文字体式的逐渐分化。在商朝宗主国使用的“契文”体式的同时，有些领主国因为发明了“新的写字工具”，由此就改变了文字的体式。例如，商朝时期的“西岐国”----周朝的发源地，发明了“竹棒笔”。竹棒笔，是把一根小竹棒的下部劈成细丝，蘸上颜色水，在皮革上、或布帛上写字。人们把这种写字工具叫作“竹聿（yu4）”。后来把“竹”、“聿”合成一个字为“筆”。 在发明了用竹棒蘸着颜色写字的方法以后，做字方式由刻划变成书写；同时，载字材料也发生了改变---由甲骨、石片等材料，改为布帛、皮革、竹片等材料。由于写字方法比刀刻简易，可以使笔画的线条变得柔软流畅和变化多端，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契文”的新的体式----“籀体字”。 下图是西周时 下图是秦国的“石鼓文”，属于“籀文”体（又称为“大篆”） 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前781年），国家推出“史籀篇”，作为儿童识字教材，目的是在全国普及“籀文字体”。这说明，周朝从取代商朝之前，官用文书字体，就是“籀字”。不过，“甲骨文字体”（契文体）并没有被同时废止，很多诸侯国依旧通行“甲骨文字体”。 下图是公元前497—前489年的一个 侯马盟书，此书用毛笔写的，属于“甲骨文字体”： 毛笔，可能在“竹聿”出现不久就出现了。最初的毛笔可能是把一小撮羊毛绑在一段小竹棒的下端，蘸着颜色水写字的。毛笔比竹聿又改进了一步，由此导致“隶体字”的出现。 东周（公元前770---前265年）以后，周朝的各诸侯国不听周朝宗主国号令，各自为政，原来统一使用的文字，各国逐步加以改变，出现了“文字异形”现象，分别为“齐、燕、晋、楚、秦”五种类型。而《说文解字》录有“古文”“奇字”“篆书”。“古文”为齐、燕、晋、系文字；“奇字”为楚系文字；“篆书”为秦系文字 下图是秦朝使用的“籀文”（大篆）： 下图是小篆“ 甲骨文（契文）是由“象形文字”到“符号文字”的过度阶段的文字。甲骨文（契文）已经是汉字体系成熟的文字。《说文解字》所谓的“六书”造字法，皆见于其中。 前后两种汉字体式的更新，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不是全靠国家命令完成的，还要依赖广大使用者的认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新的汉字体式被一些人创建出来，与当时通用的文字并用，但是，只有那些被多数群众认可，并得到政府认可推广的文字体式，才会替换掉当时的通用汉字体式而成为新的通用汉字体式。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在隶体字全面替换篆体字之前，早已出现在一些文件中的了。周朝在统一中国后200年， “甲骨文”仍然是社会通用文字。到了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前781年），国家才推行“籀体字”（秦人称作‘大篆’）。当时出了一个“史籀篇”，作为儿童识字教材，以便向全国推行“籀体字”，让“籀体字”成为国家通用文字体。后来，“籀体字”虽然成为国家通用文字体了，但是，并没有使“甲骨文”从此走下社会舞台。到了战国初期（公元前497年），晋国地区的“侯马盟书”的文字，还是“甲骨文”体式的。 “隶体字”，它是在发明了毛笔以后，用毛笔在竹简上书写“契文”的“横画”时，写成“落笔蚕头，收笔燕尾”的笔画形态。状似蝌蚪，称为“蝌蚪文”。由于隶书比“籀文”简化、美观，书写也比“籀文”快，所以，秦朝以后，就开始普及起来，改称为“隶书字”。“隶体字”并不是一次演变而成的，而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而成的。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古隶字”，是战国时期的。 下图是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竹简隶字： 下图是汉朝时期的隶字： 秦始皇结束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中国以后，秦朝把“籀文”（又称‘秦篆’（以石鼓文为代表）简化为“小篆”定为官方文书字体，但是，并不禁止民间使用“隶体字”。 “隶体字”经秦、西汉早期，逐步普及，至西汉中晚期宣帝、成帝时，已见“八分”隶法。“隶体字”在汉初，取代了“小篆字”的官方文字的地位。汉、魏、晋朝，都把隶体字作为官方文书字体。 社会不停地发展，需要的文书不断增多。到了汉朝，国家事务空前增多，从而使文书量大量增加，为了适应书写大量文书需要， “隶体字”成为官方文书用字。在隶体形成过程中，早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造纸”，到汉朝时期得到了普遍使用，这就导致了还有另一种字体也同时在形成，这就是在“隶体字”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书写更快的“章草字体”。到了西汉元帝时，就通行“章草字体”了。 下图是汉朝“章草”： 下图是汉朝今草： 存有隶势短撇的“章草”笔法，也零星见于战国、秦简牍中，而完整的“章草”作品则出现在西汉元帝、成帝时的汉简。 去除隶势短撇的“今草”笔法，散见于两汉简牍中，至迟在东汉中晚期已具雏形，经三国魏晋渐趋成熟。 与“今草”约略同时，解散隶法的新隶体逐步形成“古行书”与“古楷书”，其形体结构和笔法也散见于简牍墨迹中，历三国到魏晋而成熟。魏钟繇、东晋王、谢家族的墨迹，为其典型代表。 唐朝把王羲之的《兰亭序》作为代表的“行书体”，发展成“真体”（后来称为“正楷”）。 作为官用文书的标准化文字。宋体字，为了适应刻板印刷而出现的文字体式。 由于汉字的“独体字”是直接“表意”，间接“表音”（读音是靠口传的）的，并且在结构上，没有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所以，用“独体字”构建出来的“合成字”，也是直接“表意”，间接“表音”（读音是靠口传的）的，并且在结构上，没有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的。所以，以往的各种汉字体式，都是直接“表意”，间接“表音”（读音是靠口传的）的，并且在结构上，没有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的。 作为表示汉语单词的汉字，最佳的构字方式，应当是用“示意符号”和“拼音音元件”合起来组建一个个汉字。只有这样才能同时直接表示出汉语单词的“词音”、“词意”，才算与汉语单词实现了“完全匹配”，才能具有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但是，从甲骨文到宋体的一切体式的汉字，都是“直接表意、口授读音”的，都与汉语单词匹配了一半；因此，从甲骨文到宋体的一切体式的汉字系统，都没有彻底解决难写难记的问题，也没有使汉字的任何一种体式稳定下来，也就不能终止体式再次更新的现象。由此出现了不断更新的“蛇蜕皮”现象。 历史上，汉字的发展变化，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的。明朝以来，中国的社会就一直停滞在小农业经济的社会里。社会停滞了，社会对汉字楷体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也就没有新的需求了，汉字体式也就没有发展的动力了，汉字体式也就不发展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使用“楷体”和“宋体”。 汉字从图符文字到宋体字，在体式上作过7次升级更新了。汉字体式经过多次更新，为什么在前、后两种汉字体式系统的更替时，都能顺利地实现，也不会出现文化断层和新、旧字的文盲呢？原因有二： 第一、在“汉语拼音原理”发现之前，或者没有把汉语拼音符号，作为组成汉字的基本元件之前，汉字不能同时既直接表音，又直接表意，只能二择其一。由于汉语是语音多载的语言，存在大量的“同音异意词”，所以，汉字只能“直接表意，口授读音（读音是靠口传的）”。 这时，汉字就只能具有如下的功能和特性： 1、直接表意，口授读音（读音靠口口相传）。 2、字形单载，即“以形表意，意异形异，一意一字，一字一形、一字一音”。 3、不带语法。 4、各字互相独立，可以按汉语语法自由组合成二字合成词、多字合成词或语句。 5、可以用现有的独体字为元件，来构建一个合成字，作为新字。 6、可以创建无限的新字来表示汉语的无限的新词。 7、字体为方块形。 这7点也是从“籀体字”到“宋体字”的历代人们造字时所遵循的原则。所以，人们把从籀体字到宋体的各种字体都叫做“汉字”。 不带语法，这是由汉语的语法特性和单词特性能决定的；方块形的文字比线形文字识别率高，把汉字做成“方块形”的，也是实际的需要使然。因此，从“甲骨文”到“宋体”的各种体式的汉字，都具有上述7点基本特性。 第二、汉字7次体式更新，都是由书写工具和载字材料的改进引起的，所以，并不涉及构字元件的更换问题，也不涉及造字方法的问题，也不改变人们的语言习惯和用字习惯。例如，“耕”（意、音合成字，古音从“井”），大约是用木耒翻地时期的人们造出来的。到了商朝，木耒换成了“铜铲”翻地，人们并没有把“耕”字的左旁“耒”换成“金”。到了汉朝，用牛拉鉄犁耕地，人们在把篆体字更新为隶体字时，也没有把“耕”字的左旁，换成“牛”。 因为以上两条原因，所以，历史上，在前后两种字体转换期间,两种字体就可以互当异体字混用，由此就实现了“无缝”转换。这种“无缝转换”，自然会很顺利地进行。由于是“无缝转换”，所以，在转换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新、旧两种汉字的文盲和出现转换的经济成本了。但是转换以后，经过二、三代人以后，就会出现新、旧字体的文盲了。例如，现在认识楷体字的人，如果不查《大篆字与楷体字对照表》，就不能认识下面的这四个大篆字，
是“秋收冬藏”了。 新、旧字体转换，经过50年以后，就会出现旧体字的文盲，但是不会出现汉字文化历史断层。为什么？这是因为： １、汉族还存在；２、汉语还没有变；３、国家政府不断修订《字典》，有新、旧汉字的对照表；４、各级政府的文书档案，都得到法定的保存；５、民间保存了大量的书籍和口头“传记”资料，等等。这样，就不会造成汉字文化历史出现断层了。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因为汉字体式的变更出现过历史文化断层。所以，虽然2000多年前的孔子，撰写的《春秋》和《诗经》等书，都是用“大篆体”写的，却仍然通过大篆---小篆---隶体----楷体---宋体字的依次传递誊写，流传至今。 汉字体式经过了多次更新，为什么新体汉字的发明人，很少有记载呢？ 因为文字的发展，一贯走的是“民间自由发明，官方收集整理、推广”的路子。在以往的历史上，每一种汉字体式的更新，一般都是先从民间开始的，都有一个“由渐变的改良变化，到质变的体式更新”的渐进过程。 汉字体式的改变，是广大的使用者为了便于记忆和书写，逐渐对现用书写工具进行改进和对“现用字体”的笔画形状或笔画数量，进行简化或者减少。于是就会形成一种与现有字体结构形态不同的“变体字”。开始是个别出现的，这些个别的“变体字”，通过人们互相学习、交流，与当时通用的字，互为“异体字”混用，自然地逐渐地传播开来。政府每隔1、2百年或更朝换代之后，就对民间增添的“新字”和“变体字”，进行一次收集，然后对其字体的形状和读音、含意，进行一次规范，使其系统化、标准化；定型后，出一本“字书”（字典），作为人们今后使用标准字体。 “变体字”，开始是不成独立系统的，是依附于既用字体系统的，是与“旧体字”混用的；后来通过国家规范、号召或者名人带头示范，使“变体字”的使用比例，逐渐超过“旧体字”的使用比例，逐步形成一个“新体字”系统，最终完全代替“旧体字”系统。这种“新、旧字体”的更替，是人们分散地、逐步地、“自然而然”地进行的。所以，无从确定具体的“新字”的开创人。所以历史文件上就无记载了。 早在汉朝之前，就有人发现了两个汉字快读，就会形成一个新音，例如“皮（pi2）袄(ao3)”，说快了就成了“瞟(piao3)”。人们把这种“变音”现象称作“切音”。东汉人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一书，里面给每个字的注音，就是采用“切音”法的。 敦煌石窟曾经发现一个署有（南北朝时期的）“南梁汉比丘守温述”的韵学写本残卷。上面记载了30个汉语声母的代表字: 舌头音： 端透 定 泥 正齿音： 审 穿 禅 照 舌上音： 知彻 澄 日 清喉音：心 邪 晓 牙音： 见溪 群 来 疑 浊喉音：匣 喻 影 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的南梁国汉人和尚“守温”，已经发现了“汉语拼音原理”。 如果他再进一步创建一套“汉语拼音符号”来替代上述30个汉字，就可以用这一套“汉语拼音符号”直接给汉字注音，从而替代从前的“切音”注音法了。如果在这套“汉语拼音符号”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用汉字的偏旁和这套汉语拼音符号，构建一种“意、音双表”的新体汉字系统，就可以更新原先的“只表意不表音”的汉字“真体”系统了。 但是，由于中国从“南北朝”时代到 “民国”时期，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停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社会里，社会没有发展科技的迫切需要；政府极度轻视科学技术的研究，文人都以读书做官为目标，加之从汉朝到清朝，都是汉字保守者主导思想文化领域，从宋朝以后，统治阶级从提倡“敬畏孔子”，延伸到“敬畏文字”，延伸到“厚古薄今”。因此，文字创新就无从谈起了。连把汉字的“切音”注音法，改为用“守温”的“30个汉语声母的代表字”注音法都不敢，更不敢发明“汉语拼音符号”，来组建直接表音的“部件”，来取代“形声字”上的口授读音的“部件”了。 中国人不用，却被善于进取革新的日本人利用了。日本留唐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和留唐的学问僧“空海”利用“汉语拼音原理”。分别创建了汉字“真体”部件“片假名” 和汉字“草体”部件的“平假名”。 日本人为什么要发明“假名（日语拼音符号）”呢？ 日本国在中国的唐朝之前，没有表示日语的文字。到了中国的唐朝时期，日本国派人到中国的唐朝学了汉字，回国后，就用汉字来表示日语。而日语中，却同时存在着大量的“单音节单词”和“多音节单词”。单音节词，可以用一个汉字的字意来表示之；而多音节单词，如果用一个汉字的字意来表示，一个汉字就得读成多个音节，这样，就让人们很难学会；如果用两个以上的表意汉字的读音来表示日语的一个多音节单词的词意，就把这些汉字当作日语的“音节符号”来使用了。这些只起“音节符号”作用的汉字与表示日语单音节词的含意的汉字，混在一起使用，就使人们分不清哪个字是“纯表意”的，哪个字是“纯表音”的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就发明了“假名”。 同时，日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单音节的同音异意词”，“假名”不能区分之，也只能用表意的汉字来表示之。这就是日文存在假名与汉字并用的原因。 “假名”又分为“片假名”和“平假名”。这两种“假名”是一一对应的。为什么要有两种呢？并不是让它们像英文那样有大写和小写的作用。主要原因是： 因为“片假名”是借用汉字“真体”的部件。但是有时会出现与“真体字”的独体字相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发明了“平假名”。“平假名”，借用汉字的“草体部件”，这样就避免了与真体字相混的情况。 与日本文人相比，中国的文人就显得保守和笨拙了。 唐朝时，中国的文人，就只会用“表意”的汉字“音译”外语单词。例如：“般（bo）若(re)”，就是印度文“佛经”上的一个词的汉字音译。就不如日本人那样，创建一套“汉语拼音符号”来表示之或者造一个新的汉字来表示之。近代中国的一些权威文人，还是在用“表意”的汉字来“音译”外来单词。这样，就把“表意的汉字”变质成了“音节符号”，这些只起“音节符号”作用的汉字，夹在“表意”的汉字中间，就使汉字出现了“歧义”，从而使汉字文章表达既啰嗦又不准确了。现代汉语中，60%以上的常用二音节单词都来自日本，这些二音节单词，大多数都是用常用汉字音译的。这样，就导致了70%以上的常用汉字出现了“歧义”。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直到今天，中国还是用汉字音译大量的英文多音节单词。由于汉语必须汉字的支持，汉字的退化变质，直接导致了汉语的退化变质-----由单音节词为主的言简意赅的最先进的语言，退变为以多音节词为主的啰嗦冗杂又不准确的语言。 今天，中国的一些人，也想学着日本的样子，发展多音节单词，以便实现其“汉字拉丁化”的主张，这是先进向落后看齐的愚蠢做法，或者叫做“东施效颦”。 现在来讲汉字的构建方式的发展过程： 整个汉字系统，历经多次体式更新，在体式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同时并行的还有一个构字方式的发展过程。由于汉字一直保持直接表意，不直接表音的方式，为了适应汉语单词不断增多的情况，就不得不采取多种造字的方法来创建新字。 不同的造字法，出自不同不同的造字理念，由此出现不同的字理诠释；但是，各种不同造字理念中，有两个共同的目的：1、为了扩大汉字的数量；2、尽量提高汉字的性能，尽量使之易记易写。因此，虽然不能在整个系统上实现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但是，能造就很多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部首字族”、“标音字族”和使“意、音合成字（形声字）”的数量由最初的20%左右，增加到今天的80%左右。 汉字从“甲骨文”时的字数几千个，至“楷字体”时，增加到几万个，是因为采取了多种造字方法的结果。这些造字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10种： 1、“因物写形法”： 在“甲骨文”体系中，就体现出对于有形的事物，用“因物写形法”造字，例如：山、 水 日 、月、鱼、虫、等等。这类字称为“象形字”。 “像形字”是从原始的图画演变而成的，仍保留着原始图画的影子。但是，如果没有人对这种字的含意进行解释，人们还是不能了解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是不能让人“见形晓意”的。例如：“秉”----可以解释为“手握着禾的形状”，这当然是一种“约定的含意”；这种文字本身没有直接表示读音的笔画。这样一来，它的读音也是由人们“约定”的，靠口传的。所以，它的读音，是从外部附加上去的（即口授读音）。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直接表意，口授读音”。 2、“符号表意法”： 对于些抽象的概念，没有形可写，就任意造一个“符号”来表示之，这种造字法，许慎称为“指事”，确切的说法，应当叫做“符号表意法”。例如：厶、甲、亦、大、小、、甘、色、声、看、等等。这类字，称为“指事字”。 “指事字”，也是“直接表意，口授读音”的。 3、变形造字法： 前人在创造“独体字”时，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叫做“变形法”。就是“一字变写成另一字，而读音相同”。 例如：“止”，把中间的长“丨”缩写为“丶”，把上边的“短横”，变写为“右挑”，把左边的短“丨”变写为“丿”，把下边的“长横”变写为“捺”。这样一变，“止”就变成“之”。其书写顺序与“止”相同。“之”意为“走路”。“之”，表示的是一个人在曲折的路上行，上面的点，表示的是从很远的距离看到的一个人头。 再如“走”字。“走”的本意就是在路上“跑”。所以，“走”字的上边部分，实际不是“土”，而是人迈开大步跑，两腿劈成一条直线了，所以成了“土”的形状；“走”字的下边的部分，实际是“止”字的变形----把左边的“|”变成“丿”；把下边的“一”，变成“捺”，成了“人”字形。 再如“至”字，是“走”字倒过来，又变写-----把“土”移到下边；“止”中间的长“丨”，变写成“一”；“人”变写成“左三角”；左边的“一”，变写成“点”，压在“三角的右端”。其书写顺序与“走”相反。走“（倒）到”了，即为“至”。所以，“止、之、至”在古代是同音字。 再如，“丸”是“元”的变写。把“元”的下横，缩小为“丶”，放到“丿”的中部，把“弯钩”的上端，接在“上横”右端。所以，“丸、元”在古代是同音字。 人们最先造出来的“像形字”和“指事字”和“变形字”，一般都是“独体字”。 所谓“独体字”，是相对“合成字”而言的。没有“偏旁”的字，称为“独体字”。有“偏旁”的字称为“合成字”。在“合成字”上，其中一部分称为“偏旁”，另一部分，称为“主部”。例如：潘，“氵”为偏旁，“番”为主部；厕，“厂”为偏旁，“则”为主部；翩，“羽”为偏旁，“扁”为主部；臭，“自”为偏旁，“犬”主部。“偏旁”和“主部”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这个合成字上是“偏旁””的，在别的字上，可能是“主部”。例如：射，“身”为主部，“寸”为偏旁；躺，“尚”为主部，“身”为偏旁；村， “寸”为主部，“木”为偏旁。 “独体字”，在结构上是无规则的，是没有系统性、规律性的和标准性的。所以在读写时，是无规律可循的，只能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形状、含意和读音。 无限有形的和抽象的事物，就要创造无限的不同形状的“独体字”来表示之。但是，为了便于记忆和书写，每个“独体字”的笔画数量就不能过多。笔画不能过多，“独体字”的数量就不能无限扩展。这就与要表示的无限的事物，发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人们想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独体字”为基本元件，组建“合成字”，来扩展汉字的数量。用“直接表意，口授读音”的独体字，组建起来的“合成字”，仍然是“直接表意，口授读音”的字。组建“合成字”也如创造“独体字”一样，必须遵循上述“7条造字原则”。 在组构建“合成字”时，为了便于记忆，尽量做到按一个“组字法则”来进行。人们最先想到的“合成字”的组字方法，是“字义关联构字法”。于是出现了第4种造字的方法。 4、字义关联构字法： 具体做法是：为了尽量使“合成字”结构省简，就确定一些最简的“独体字”作为构建“合成字”的“基本元件”。例如：一、| 、丿、 人、厂、甲、乙、手、羊、犬、马、车、山、水、 日、月、色、白、黑、心、刀、衣 、等等。 然后，根据这些元件的本义或延义或象形寓意，把它们拼合成一个字，从而导出这个“合成字”的含意。 “字义关联构字法”主要有如下四种： A、拼意法。 例如，用“不、好”两字的含义，拼合成“孬”字。用“不、用”两字，拼合成“甭” 字。 B、字义导出法。 例如：“女、子”相拥，为“好”；上小下大为“尖”； “意”---音从心出，表达的是心意； “癔”----“意”被“病”包，就成一种精神病。 C、象形导出法。 例如：“出”，“屮（草）”从“凵（坑）”中上冒。“閂”，“門”中的“一”，形如一条木 棍，两扇门板，用木棒连起来，门就閂住了，开不了。 D、行为导出法。 例如：“泵”---石头掉到水里，就使水上扬。 用“字义关联构字法”构建的“合成字”，如果逆导起来，其结果一般就不是唯一的了。例如：用“出”表示“远山比近山更高”的意思，也能说得通的。所以，“字义关联构字法”构建的“合成字”，所表示的含义，还是靠人们“约定”的。如果事先不记住它的“约定含义”，还是不能知道它的准确“字义”的。 按照“字义关联构字法”构建的“字义关联构字法”，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又因为这类字的组成元件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字义”的提示作用，所以，人们读、写起来，就感到比较容易了。 但是，社会是永不停止地的向前发展的，新事物是永远不断地出现的。由于“组字元件”数量是有限，所合成的字也是有限的。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现，这种“字义关联构字法”所造出的字的数量，达到极限了，就再也不能涵盖新出现的事物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逼着人们另想新的构字方法。于是出现了第5种造字方法。 5、意、音结合法： 这种新的构字方法，是用两个已有的“独体字”或“合成字”，组合成一个新字。与“字义关联构字法”不同是：让其中的一个“元件”表示（间接的）该“结合字“的读音；让另一个“元件”起到区别于其它的同音字的作用，并兼有提示该“组合字”的字义的作用。“结合字”的字义，是由该“组合字”的整体字形来表示的。 “同音异义字”，主要用如下两种办法来区分的： A、表音部件相同时，让区分部件不同： 例如：灌、罐、觀、瓘、鹳。在这些字上，口授读音的“部件”都是“雚”； 区分和提示字义的部件分别是“水、缶、见、玉、鸟”。就“表音”这点看，这就形成了一个“雚音字族”。 B、区分部件相同时，让表音部件不同： 例如：枝、栀、椥。这些字的“偏旁”都相同，都是“木”；“表音部件”分别是：支、巵、知。就“表意”这点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木义字族”。 由于“意、音结合字”具有字族特性，具有局部的规律性，这就减轻了人们记“音”的难度。所以，比“意、意结合字”更优越。因此，一些“意、意结合字”，后来也被改成“意、音结合字”了。例如“射”，在“大篆体”时，是“弓、手”合成的，到了“小篆体”时，改成“身、手”合成的,读音从“身”。 这类合成字，被东汉许慎归称为“形声字”-----这里的“形”是动词，与今天的“表”字同义，“形声字”，就是“间接表声字”。 这类字的读音，仍然是间接的（靠口传的），表音的元件，在口传期间，由于各个地方语言的不同和历史的变迁，会发生讹变，所以，表音的元件，对于字的读音是没有固化作用的。 例如：“沔、湎、渑”，这三个字，在造字的当时，“丏”、“面”、“黾”是同音的，读音可能都是“mian3”；但是，到了今天，《新华字典》中，“丏”注音为mian3,“面”注音为mian4,“黾”注音为min3。这样，在今天，“面、黾”对于“湎、渑”来说，就没有标音的作用了，只剩下字形的不同，用来区分字义的作用了。 这种用“意、音结合法”造出来的字，又形成一个字类，单看这一字类，它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由于，这种组字规则冲破了“联想构字法”的构字法的狭小圈子，在基础元件字和其他字中选择构字部件，就为构建新字开辟了更广的数量空间；同时，又具有“意、音”双提示功能。因此，用“意、音组合法”造的字，就比用“字义关联构字法”造的字数更多，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使汉字的新加数量与新词出现的数量，保持平衡的状态。 还有同时使用“字义关联构字法”和“意、音结合法”构建出一个“合成字”的方法。 例如：“搧”----手摇扇子，读音同“扇”。“晴”---青天有日，读音同“青”。 6、切音结合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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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 11:47:27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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