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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执一念 拉丁一生
——评说周有光先生的拉丁情结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前世今生
伏枥老骥369
今年的1月14日，世纪老人周有光先生，在他的生命刚刚迎来第112个年头的第二天，即匆匆驾鹤西去。笔者也和许多人一样，为痛失这样一位稀有的文化老人而深感惋惜。 本不该在这个时候，来烦扰这位老人家，但几个月来看到媒体上许多言过其实的文章，把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越吹越神，越抬越高。舆论把制定《方案》的功劳归结于周一人身上，把一顶精致豪华的“汉语拼音之父”的高帽，作为桂冠，硬扣在他的头上。联想到2008年庆祝《方案》50周年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鼓动宣传，考虑到现在说不定又有多少家媒体、多少人，正在卯足了劲儿，紧锣密鼓，筹备《方案》60花甲子大庆，故此决定：赶紧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希望能给人们燥热混沌的脑袋，泼上一盆冰水，降降温，让这个《方案》所造成的损失尽量减少一些。故写下如下文字。 周先生一生的事业，50岁时迎来一个急转弯，由经济学金融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改行而为语言文字工作。具体地说，就是被调到国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中的“汉语拼音委员会”，从事汉语拼音符号的研究制定工作。在这个以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的16人的委员会中，周名列第十二。因周在这个委员会中，与另外两个委员一起，负责做一些众委员们例会集体讨论所形成的意见的具体落实工作，也因其他委员们大多已先后谢世，又因《汉语拼音方案》几十年里被节节拔高的需要，于是，周也就顺势被一些人众口市成了“汉语拼音之父”。 那么，这顶“桂冠”，扣在周的头上合适吗？《汉语拼音方案》，真的就像一些人所渲染的那样神圣神秘，完美无瑕吗？还配为之编织一顶高得吓人的桂冠吗？ 在这里，要想准确评价周有光的贡献和历史定位，准确认识《汉语拼音方案》的本质，就不能不先说说一个十分沉重而又不得不直面的话题，那就是曾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几近百年的“文字改革运动”。
一段不堪回首又不忍言说的往事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感谢时代，感谢时间，给我们提供了新的高度和新的视角。 回头看我们民族百多年里所走过的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或深或浅，或正或偏的脚印里，凝结着无数的汗水、泪水甚至鲜血的渍痕。 中国自从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以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无数仁人志士，民族精英，纷纷挖掘造成如此重大灾难的深层原因，寻求救国保种、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和办法。其中，文化精英们找到的原因和根源，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太落后。中国旧有的文化，都是没落的、腐朽的、反动的。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就在20世纪初年，猛然爆发出来。百年后的今天，对这场运动的是是非非、历史功过的争论，犹不时见诸网络传媒。这些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这里单说文化范畴各领域之中的语言文字领域。当时绝大多数文化精英们都认为：中国，这不行，那不行，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不行；人不行，是因为教育落后，不识字，文盲；不识字，文盲，是因为汉字难学，文言文难读。这样一路推理下来，文言、汉字被逼到了墙角，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一个“大王八”就这样画在了汉语汉字身上。今天再回头看，我们的汉语汉字，所受冲击程度之猛烈，负面影响时间之漫长，后遗症蔓延之久远，空前绝后。无疑的，民族的语言文字领域，成为“新文化运动”这场风暴所造成的重灾区。 可怜我们民族百年前的书面语言形式——文言文，突然遭遇到来势猛烈的“白话文运动”风暴，一触即已溃不成军，只一个回合就被拿于马下，腰斩示众。文言文被控以罪行累累，十恶不赦，遭到“被废除”的厄运，眨眼间就成为了历史陈迹。此话题过于沉重，容当另文讨论。再看汉字，虽凭自己顽强的生命力，近百年里饱受蹂躏折磨，九死而幸余一生，但也已是焦头烂额，面目全非了。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这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魂魄，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宿主，是她的精神家园，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显著的标志。我们的汉语汉字由远古流传下来，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至今仍在使用，可说是凤毛麟角，世界唯一。她本应成为世界奇迹，民族骄傲，为何却落得个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命运呢？网上见到一些文章，对倍受尊敬的鲁迅等文化精英们关于汉字的观点大惑不解，感到惊奇和意外。人们不明白，挥铲自毁长城、操刀自断命根的，不是外人，竟然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宫自残的文化自虐现象呢？ 我们知道，我们民族语言文字的命运，是和我们民族本身的命运相一致、相始终的。当我们民族遭受百年苦难的时候，她的语言文字，自然也随着在痛苦中煎熬，根本无法幸免。 把造成自己民族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局面的深层原因，归罪于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是找错了病根，进而主张废除文言文、废除汉字，这又是错开了药方，错下了一剂虎狼之药。这一思路，这种结论，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不合逻辑，却是当时的主流意识，是文化人深刻思考所形成的共识。所以，一纸废除汉字的呼吁，竟有几百位文化名人争相签名，形成集体呐喊之势。今天，我们后人在回望历史，深究某个历史事件出现的深层原因，探讨历史前进的艰难步伐的时候，务必要尊重前人在行进道路上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切不可轻佻浮躁地嘲笑历史，嘲笑前人，更不可简单地追究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责任，把罪责统统归于某个人的头上。似乎没有某个人的某句话，这个历史事件就不会发生。江西学人卢赣章于1892年写成《一目了然初阶》时，毛泽东还没有出世。1952年毛泽东提出的一句“文字要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是承接着历史，也代表着学界的主流意识。今天看来，正是他们的勇敢探险，以自己的心智和汗水，给后人立下一块《此路不通》的警示牌。这也说明，我们的民族在成长进步的道路上，对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认识，切切实实地又迈出了艰难而关键的一步。
一条越走越窄的“文改”之路
既然汉字集万千罪行于一身，既然汉字拖累阻碍了自己民族前行的脚步，那自然就难逃被弃之如敝屣的命运，是非改革不可的了，那就休怪人们痛下重手而手下无情了。干脆废除之，代之以能给西方国家带来好运、带来繁荣富强的那种拼音文字。这，就是“文改”的初衷。 一个概念，作为思维的基础，判断推理的第一步，其内涵和外延必须清晰明确。在长期使用中，绝对不许随意加进或改换其他内容，而使原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有所改变。如果发生了这种现象，就是偷换概念。 很不幸，我们在思考绵延百年的“文改”时，发现“文改”这一概念就是这样。“文改”，有时确指改革汉字，代之以拼音文字，可有时却又指称在拼音化大旗指引下，为达成这一总目标而在眼下需要做、也只能做的几项具体的语文工作。有人随意改变“文改”的内涵和外延，这就是有意无意的在文过饰非，揽小功而推大过。我们在讨论“文改”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让人偷换了概念，把“文改”和正常的语文工作纠缠在一起，以搅乱我们的思维。 现在我们来回顾这条几近百年的“文改”之路，亦即那条拼音化之路。 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识， 已经几乎毫无怀疑地全盘接受西方的语言学理论，认为人类文字的发展，经历了由“象形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这样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上升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西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文字发展“三阶梯论”。当时的文化精英们毫不怀疑地认定，自己的汉字，是一种仍处于低级的象形阶段的原始野蛮的文字。当时的一些有抱负、有担当的读书人，纷纷在摸索汉字的出路。人们在仰慕、服膺和赞赏西方拼音文字的同时，也希望能发明汉语的拼音文字，使自己的文字，一步登上最高阶，让自己的民族，一下子高级起来，文明起来。正是那个卢赣章，1892年，以自己的专著《一目了然初阶》，搅起了文字改革的最初的波澜。从他多年后自撰的一副对联中，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中那炽烈的激情：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王照，为推行自己的《官话合声字母》，不顾生命危险，甚至甘愿坐牢。 其后十多年，汉语拼音化溪流，汇入了“新文化运动”这一滚滚狂潮，让史书留下了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们对汉字的诸多苛刻、无情的激烈言辞。再其后，《国罗》、《北拉》，一路不停探索。1941年，拉丁化新文字在延安得以大力推广，并被赋予“与汉字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开国的第十天，第一个文化团体“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汉字改革就此上升为国家行为。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会上，“文改会”决定设立专门的“汉语拼音委员会”，吴玉章为主任。经过几个月的犹豫和摸索后，1956年1月27日，中央发布《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指示》，认定“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由此，“汉语拼音委员会”正式开始汉语拉丁化方案的制定工作。 一年多以后，1957年11月7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出台，并送交国务院。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通过了这个方案，并立即在全国施行。 不过，会议通过的这个方案，叫做《汉语拼音方案》，比原方案生生缺少了最关键的“文字”两个字。也就是说，会议所通过的并不是一种新的文字，只不过是一种注音字母而已。 我们还不知道，在送交的这几个月里，具体都发生了什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央内部是如何讨论的，到底都是谁坚决果断地删除了“文字”这两个最关键的字。不过，现在回头看来，这还真是够惊险的一步。如果当时真赋予了汉语拼音以正式文字的地位，一语双文，那么，还真难以设想我们的汉语到现在已被折腾成了什么样子了。 正是以“文字”两个字的删除为拐点，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在此形成了一个急转弯，这也等于是事实上宣告了几近百年的汉语拼音化、汉语拉丁化的破产。1985年12月，“文字改革委员会”终于被解散，关门了事。文字改革运动至此终于偃旗息鼓，黯然收场。 废除汉字，汉语拼音化、拉丁化，说起来容易，并俨然形成一种共识，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为什么经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到了进入新中国，正可举全国之力，大干一番，有所作为，创下不世奇功，了却长久心愿之时，一旦上升到具体操作层面，立时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了呢？愿望似乎美好诱人，但现实毕竟是骨感的。今天看来，汉字拼音化、拉丁化改革，这原本就是一个根本无法操作，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伪命题。因为，这场“改革”严重脱离了汉语汉字的实际。 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汉字，是一种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与世界广为流行的拼音文字迥异的另一类文字。汉字并不是如西方人所说的原始、野蛮的低级文字，而是一种自成一格、高标独立的，闪射出独特魅力的迷人文字。汉语，是一种以单个汉字为基本单位的“字本位”语言。汉语，一字一音节，所以，就连她的口语也是以单字（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故汉语的口语也是“字本位”的。废除了汉字，割掉了汉语的命根，汉语还能成为汉语吗？ 所以，58年人大果断删除“文字”两字，85年毅然关掉“文字改革委员会”，可说是汉语汉字之大幸，是我中华民族之大幸！
坚执一念矢志不渝
周有光先生一生的全部语文建设活动，都是处于上述文字改革运动的大背景之下。 作为先前的金融工作者的他，奉召参加了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成为“文改会”新设立的“汉语拼音委员会”委员，名列第12位。环视“拼音委”中诸大员，其他委员尽皆是语文界专家大佬，唯有周是外行。虽然他的语言专业知识储备不多，但他有他的长项与优势，就是他研究过西方外文字母，甚至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字母的故事》。他的专长和研究成果，足以震慑钦羡、仰望西方拼音文字的那些“土老帽儿”，因为当时的大佬们，只会横切、竖切，正切、反切，很少有人会摆弄“字母”那些洋玩意儿。周也就成为了拼音化、拉丁化运动急需且稀缺的专业且专门的人才了。 1956年1月27日中央表态采用拉丁字母，“汉语拼音委员会”正式开始制定方案的工作。到一年多后提交《方案》，再过几个月人大通过并正式颁布实施，只有短短两年，真够快的。不过，当初送交的是《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而正式通过实施的，却是《汉语拼音方案》。这“文字”二字的缺失，可是天大的大事。这表明，刚刚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被紧急叫停，拼音化之门被牢牢关死，中国语文发展至此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急转弯儿。原本剪裁制作的，是一件长袍大褂，可是，真正出炉的，却只是一件坎肩马夹。真的是“种瓜得豆”了。还好，总比种下西瓜，收获芝麻要强些，因为，汉语拼音可以成为汉字的新的注音符号。它虽不比先前的“注音符号”好，似乎还不如，却总比切来切去两千年的“反切”要好得多。 58年的那个急转弯儿，汉语拼音化之门被堵死，中国语文建设，有效摆脱了拼音化的长期捆绑束缚，实现了紧急逃脱。周先生的全部悲剧在于，此时此刻，中国语文发生了这么大的大事，对此他却浑然不觉，无动于衷。现《汉语拼音方案》，与当初送审的《文字方案》，性质完全不同，只不过是原方案的残值利用，权作注音符号之用而已，周却把这个小坎肩当成了御赐黄马褂，终其一生，都是捧在手中不停地自我欣赏并向世人炫耀。 周先生有效的语文工作，就只有最初的那短短的三年。《文字方案》被毙，他的语文生命，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好在，对此他毫无感觉，也就感受不到什么打击，更看不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而将发生什么变化。正是那个1958年，在那个最关键时刻，中国语文列车的那个著名的急转弯儿，把周先生猛地甩飞出去。周先生被惯性沿着转弯圆弧切线方向急速甩出，撞上拼音化之路尽头的南墙。其后的五十九年，他始终是手捧坎肩，在不停地为拉丁化而奔走呼号，无怨无悔，不改初心。即使是他原先工作的“文改会”1985年被关门，也看不见对他有任何影响。在它看来，只不过是改个名而已。在他的心灵深处，“拉丁化”已经拧成了一个死死的结。 在这之后的23年，即2008年，有好事者拍摄了纪念《汉语拼音方案50周年》的专题片。在片中，编创者无限拔高《方案》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还用种种溢美之词编织成“汉语拼音之父”的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活到这把年纪，看淡了人世间的一切，本该早已成为一个看穿红尘、宠辱不惊的智者，他却对此欣然笑纳了，其后也 从未见过他在正式场合为自己正名。让人不明白的是，《方案》被废物利用，成了给汉字注音的字母，而作为注音字母，《方案》其实就是一个百孔千疮的不合格的怪胎。给这样的怪胎当爹，有什么可荣耀自豪的呢？再说，你要是爹，那么，吴玉章、胡愈之等人往哪儿摆？大概他们只能是“汉语拼音之爷”了。 在专题片中，周先生仍在念念不忘要进一步完善那部《汉语拼音正词法拼写规则》，来保证汉语拉丁化的圆满完成。其实，早在1982年，她就开始草拟，1984年10月，很快即将关门的“文改会”就已经批准发表，1996年国家技监局批准发布。走到这一步，他并不满足，他或许觉得国家力度不够大，批准单位级别不够高。16年后，2012年12与5日，他新版的《正词法》，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实施，成为国家标准。他还真地把这件事办成了，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因为在他的心中，《方案》和《文字方案》仍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他仍在为将来汉语拼音字母取代了汉字而成为法定文字的那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工作，顽强拼搏。不过，让人大感意外的是，这一标准的正式公布，弄懵了全国。既然是《方案》只能给汉字注音，何来正词规则，何来分词连写？拉丁化早已歇菜，何来的正词的国家标准？这到底是哪儿跟哪儿啊？周先生竭力想把国人的语文生活拉入自己的拼音轨道，而在国人那里，30多年来，人们根本就对这个什么“法”毫不知情，这个“法”和自己没有任何瓜葛。这就注定，这个《正词法》，无异于一张废纸，废纸一张。 纵观周先生的民族语文生涯，他的生命历程，不能不令人叹惋。1955年被征召，一脚踏进文字改革的洪流，就被拉丁化彻底迷住。眼里耳里，口里心里，满是拉丁字母。以至于中国语文急转弯儿那样的大事，都被他忽略过去了。即使与民族语文发展方向相背而行，逆向而动，他也全然不顾。在他的话语中，口里说的是《方案》，心里想的，其实还是《文字方案》。他坚信，虽然汉字暂时废除不了，但从长远来看，总有那么一天，汉字必然废除，汉字拉丁化必然实现。他对信念的执着精神，他的意志力之顽强，让人叹服。他在晚年竟能全力推动《正词法》成国家标准，足以令人惊掉下巴。可见先生对拉丁化之痴迷、坚贞与纯情。他的眼里、心里，他在梦中、醒来，全都是拉丁字母。他竟然施展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用精神的鲜花铺就一条虚幻的“字母之路”。他把这条臆想的“字母之路”，十分牵强地和“丝绸之路”拉扯捆绑到一起，构成一条双向大道，作为东西方交流的铁证。描绘者娓娓道来，自我陶醉于其中；聆听者如坠五里雾中，不知人间天上，今夕何夕。他的一生，可说是执着一念，拉丁一生。用一句乡间粗话说，这种犟人，他要认准了一门，就一条道跑到黑，八头牛也拉不回来；他要一口咬住个屎橛子，你给他个麻花也换不下来。
残值利用不合格的坎肩
想当年，人大既然叫停了拉丁化，重命名为《汉语拼音方案》，让它仅发挥为汉字注音的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注音字母方案，它的缺点和局限是很明显的，这个坎肩是不合格的。 1、《方案》尚未制定之时，即已定意“音素化”的原则。这一原则，即已与汉语音节的实际相去甚远。传统的汉语音节分析，只分为声母和韵母，再加上声调，即为“声韵调分析系统”。而西方对语音进行分析，使用的是“因素分析系统”，即把语音切分成构成语音的最小的语音元素，也就是“音素”。人们研究语音，就是看构成音素的元音和辅音两大类音素之间，是如何拼合成词，集词成句的。而我们制定“方案”所确立的所谓“音素化”原则，就是模仿西方语音理论，用这套“因素分析系统”，生硬地切割汉语语音，把汉语语音勉强切分成32个音素。可是，“音素化”了的汉语拼音，并不能直接拼写出汉语的音节，它记写的，不过是汉语的声母和韵母，汉语的音节拼合，还是要回到声韵调的轨道，最后，只能还是要由声母和韵母拼合来完成。本质上，《方案》也只不过是用拉丁字母简单地代替了1913年所制定的“注音字母”而已。 按照《方案》，汉语音节中的声母，都是由单个的辅音来承担，没有复辅音声母；韵母多数由两个以上的元音或元音再加上鼻辅音来充当。汉语的复合韵母，本质上极像化学反应中的“原子团”，集体行动，共同进退，团结得像一个音素似的，是一个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她的音响效果，是几个音素由前到后平稳滑动的一个整体。这个声音是滑出来的，而不是几个分散的音素拼合而成的。这就难怪6个基本的单元音在不同的韵母中，舌位要发生那么多的变化。由此可见，汉语音节，声母韵母，就是这样的“硬邦邦的”实际存在，不管哪路大侠高手，不但不能战胜她，连企图绕过她去都不可能。西语，元音、辅音拼出来的，是多音节的词；汉语，声母、韵母拼出来的，是单音节的字。汉语语音，不管你分析出多少音素，这也许只是专家的事。在中国人看来，汉语只有21个声母，15个韵母，再加上声调，这就是汉语音节的全部。在中国人这里，32个音素，最终不得不归回到这36个“母”上来。一个音节共几个音素，对中国人来说，毫无意义。用西方音素理论生硬地切割汉语音节，不单是多此一举，而且是完全错误的。汉语就是汉语，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的实际存在，她的尊严不容侵犯，也不可能被侵犯。看来，周有光就够顽固的了，可汉语，比他更顽固。 例如“江”字，拼音为“”。中国人谁也感觉不到这是由“”4个音素拼合出来的，他们只会说由声母、介音、韵母加声调拼出来的。即使是声母和韵母之间，也是滑动成的这个音节的整体音响效果。我曾教一个美国教师学汉语。先教了汉语拼音，后来学习霜这种事物时，我指着图片教他发音，他却按着图片上标注的汉语拼音，把字音读成了分散的4个音素。我再三强调各音素间要滑成一个音来，他就非要把各音素都念清楚。我好后悔，我干嘛要教他汉语拼音哪！一不留神，自己一脚滑进了他的语音轨道。 使用西方“因素分析系统”来分析汉语音节，与汉语的语音实际相去甚远。现在，《方案》既然只能是为汉字注音，那么，1913年的注音符号，36符号，一音节声韵二母，一母一符号，简捷、清晰、明确、没有什么拼写规则，键盘输入也会减少击键次数1/3——1/2，这不是更好吗？ 2、局限于拉丁字母的小圈子。汉语32个音素，用23个拉丁字母来表达（V没使用，Y、W两字母只作为隔音字母使用），远远不够，故《方案》只能用双字母、加拐儿、加点儿、一字母几读等办法，使得问题变得麻烦纷乱，不利于小学生学习。 3、单元音韵母、、用作介音，与开口呼韵母拼合成复合韵母时，自相矛盾，出现了、、问题和、、问题，使《方案》的使用更加复杂化。 4、整体认读音节问题。《方案》把凡是难以说清的几类音节，统统规定为“整体认读音节”，直接死记了事，干脆就不去讲理了。这一规定，使得小学生学习起来，感到繁乱复杂，负担沉重。 5、隔音字母Y、W和隔音符号“’”的使用问题，特别是两个隔音字母的规定，让汉语拼音学习者苦不堪言。两隔音字母，地位尴尬，规定混乱。貌似声母，又不是声母，有老师只好把它说成是“半声母”，有的干脆将它视为声母，使得声母变成了23个。拼写时，时加时换，时发音时不发音。隔音的规定，把《方案》的使用弄得混乱不堪。其实，汉语拼音，既然只剩下了给每个汉字注音的功能，何来“隔音”问题？所谓的“隔音”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6、“分词连写”的规定，大大增加了《方案》的混乱程度，令使用者蒙头蒙脑，无所适从。所谓“分词连写”，意即书写时以词为基本单位，词间分开，词内连写。《方案》制定之初，就是以英文为蓝本和目标，就是让中文更像英文，用今天的话叫做“接轨”。无奈，汉语有汉语自己的具体情况，汉语有汉语自己的现实实际。“词”这个概念，在拼音文字那儿，是一个最最普通的常识，是构成其语言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单位。这个“洋玩意儿”被请到中土，就是水土不服。在汉语这儿，什么是词？说不清，道不明，找不准，把握不住。即使是在周先生几年前强力推出的《正词法》中，对于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仍旧是混乱不堪。“词”这一概念，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勃兴而侵入汉语肌体，百年来猛烈地疯长，造成了汉语双音词（双字词）大爆炸。“词”，肆虐祸乱汉语已达百年，极大地伤害了汉语的健康，改变了汉语发展成长的方向和道路。“接轨”真地就变成了“接鬼”。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大学徐通锵教授，就提出了汉语的本质是以字为基本单位的“字本位”理论。这是汉语本土萌发生长成的真正的汉语理论之树。汉语百年的屈辱、苦难、血泪，终于绽放出凄美的理论之花，结出属于自己的尚待丰硕的果实。她的出现，似挖了某些人洋爹的老坟，砸了某些人赖以混饭吃的洋饭碗，因而遭到这些人联合抵制和群殴。“字本位”理论诞生已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周先生尚能高调强力推出《正词法》，可见，“字本位”和“词本位”两种汉语理论的分野，是多么的界线清晰，壁垒分明。两种汉语理论的斗争，是关乎汉语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汉语本无“词”，何来“分词”；汉语拼音不能单独成文，何须“连写”？ 7、《方案》第一表《字母表》，最为荒唐。这是一个中英合璧的字母表。本来，汉语拼音只使用了23个拉丁字母，而《字母表》却列了有26个字母的完整的拉丁字母表。连没正式使用的三个字母V、Y、W都赫然在列。字母的名称，严重脱离汉语的实际，形同虚设。A，B，C，D，……，我们是按表中名称，念成“啊、掰、猜、呆”好呢，还是按声韵母呼读音，读作“啊、波、疵、嘚”好呢，还是直接读成英文的“诶、壁、西、帝”好呢？我想，拿这个问题去问周有光们，大概他们也会一时而为之语塞。现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使用语序时，都会不自觉的按照英文来称说。这种效果，大概会令周有光们心中窃喜。因为，把汉语拼音英语化，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 《汉语拼音方案》，原本是为废除汉字而预备的一套新的拼音文字，被人大改变了性质才获通过，只能为汉字注音。五彩斑斓的蟒龙袍，缩水成了可怜的灰巴溜秋的小坎肩儿，它可能自觉委屈；但对于为汉字注音的需要来说，它过于庞杂繁难，存在诸多的缺欠和局限，使得这个小坎肩儿，千疮百孔，破绽百出，是一件不合格的小坎肩儿。 现在的小学生，一入小学，语文课首先要学的，就是汉语拼音。对这些毫无意义的抽象符号，要死记硬背，强化训练，反复操演。孩子们一入学，就要用6—8周时间来专门训练，新生们学得很苦。再加上《方案》自身的混乱和缺欠，大大增加了孩子们的学习难度，也使得学习效果大大地打了折扣。 与1913年制定的的注音字母（1918年颁布，1930年改称注音符号）相比，《汉语拼音方案》的音素化，是一种无意义的尝试。汉字，一字一音节。每个音节都由声、韵两母组成，有些音节，声韵母中间要有介母，构成“声、介、韵”三母形式。当然，有少数音节，前面没有声母，是由韵母单独或介韵二母自成音节构成。这样，一个音节内，一母一符号（字母），音节之间互无牵扯，互不干涉。这样的注音方案就是最好的。1913年的注音字母，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汉语拼音的“音素化”，纯粹是多此一举。 其实，制定几个符号，给汉字注音，这是很简单、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件事。有了符号，就可以取代用了几近两千年的含含糊糊的“反切”的老方法。注个音而已，岂有它哉！何须它哉？《汉语拼音方案》，制定的初衷，记写和拼读出语句的语音，是废除汉字后的新的文字，而不是给汉字注音之用。“注音”、“拼音”，一字之差，本质迥异。所以，把取代汉字的《方案》用之于给汉字注音，自然显得左支右绌，漏洞百出，也有些滑稽可笑。可现实是，社会关注，家长重视，再加上媒体一波波高调宣传，《方案》的作用和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给社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特别是教育，遭受损害的程度，用“惨烈”来形容，毫不为过。一个孩子，上幼儿园就开始学习拼音，很多幼儿园，大班还专门开设每周2—3节的拼音课有的甚至要开到4—5节课。到进入小学，还要有6—8周的集中学习。这前后算起来，一种作为注音工具的符号，竟花费了他最初学习生活的一百多个课时。两个符号，认识了，能拼读出字音来就行了，几天的事而已，竟要花费儿童（幼儿）一百多个课时那金子般的宝贵晨光。学个拼音，竟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真是一种罪过！现在儿童这样的汉语拼音教学，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尾声
进入新的时代，人们拥有了新眼光、新视野、新思维，新的是非标准。随着自己国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在不断增强。今天再以新的眼光回头检视我们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曾经发生的一些匪夷所思又难以启齿的往事而羞愧和心疼。自己祖宗传下来的一切都不好，西方的一切都好得不得了。一个“全盘西化”，作为民族命根的语言文字，被列为首恶，必坚决彻底“化”之而后快。直到香港安子介出，怒斥对汉字的贬损和辱骂，力陈汉字之优越和高贵。直到北大徐通锵出，“字本位”三个字，轻轻揭开了笼罩在汉语头上5000年的面纱，为汉语的本质特征精准定位。正是安、徐两位先生，给了今人重新审视汉语汉字的眼力。 人类四大文明仅存的中华文明，其语言文字，五千年来，一以贯之、堪称人类奇迹，世界瑰宝。我们原本该为自己的祖先骄傲和自豪，可是，百年前，后世子孙们却把她咒为致病民族肌体的毒瘤，甚至达到汉字与国家不能并世两立，“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程度。同时，人们对西方的拼音文字大唱赞歌。中国人，手捧着金碗要饭吃，仰西方人鼻息，乞求西人的哀怜。其后的种种拼音方案，那些不土不洋、非中非英的劳什子，都是汉语西化的产物。《50周年》专题片中，在谈到1913年的“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的区别，谈到兴此废彼、《方案》的好处时，周先生说：“注音字母是从汉字变化来的。你印一张名片到国外去，外国人没办法懂。”这番说辞令人疑惑：你的《方案》到底是为中国人制定，方便本国人使用的，还是为外国人制定，希图讨好外国人，方便外国人有办法一看就懂？这种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洋奴论调，真让人恶心！ 徐通锵、安子介的出现，将彻底颠覆世人对汉语汉字的百年恶谥。他们向世人昭告：汉语汉字，优美雅致，胡改乱搞，生非惹事。所谓“文字改革”，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根本没有可能，也已经完全没有了必要。徐、安两位伟大先驱，以他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有力地向世界证明：汉语易，汉字更易，汉语是一种最容易学的语言，汉语定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做出自己超乎想象的巨大贡献。真想不到，一个民族，要能清醒认识祖宗留给自己的语言文字，竟要花费漫长的一百年时间。手捧金碗，要饭百年。我们这些没出息的后世子孙，真是愧对自己的祖先，愧对祖先留给我们的稀世瑰宝。我们都应虔诚恭敬地跪在汉语汉字面前，低头叩首，赔礼道歉。 当年的文化精英们虽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出那么多惊世骇俗的过激言论，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但毕竟是白壁上的微小瑕疵。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他们身上可贵的爱国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为拯救自己民族危亡为己任，为民族贡献出他们自己所能付出的全部贡献。他们同捍卫汉字的勇士、血祭汉字的第一道牺牲——陈梦家先生，都应得到后人的尊重、敬仰和爱戴。即如周有光先生及其同仁们，也是在为寻找规划一种新的文字而努力工作，尽了全力。只是因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发展，转弯太过突然，太急太陡，先生被甩了出来，撞上南墙。然而，先生凭着自己的顽强和执着，一撞再撞，绝不回头。希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种精神，令我由衷地感动。如何重新正确认识评价《方案》？如何改变汉语拼音教学的现状？如何评价当年白话文对几千年的传统书面语言——文言文的封杀？如何将语言文字中百年的洋垃圾彻底清理净尽，重建我们民族书面语言形式规范？为回答这么多的“如何”，我们多么希望当代的精英们能及早出现啊！我们多么需要周有光们这种勇敢执着的精神啊！我们不必为看到了某个先贤身上的泥污而暗自窃喜，幸灾乐祸，自以为比先贤还高明，关键是，你能不能像先贤那样，面对眼下成堆的“如何”，为自己的时代奉献出属于自己的勇气与心智。值得庆幸的是，有些来自民间的草根网友，如山东潍坊李鹏远、吉林长春贾连生等，都对民族的语文建设，奉献了自己的思索、激情和真知灼见。在他们身上，我再次领悟到“礼失求诸野”、“草莽卧虎藏龙”的简单道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汉语汉字的未来和希望。有徐、安这样的汉语先驱在高天导引，有李、贾这样明白人的奋力拼搏，汉语的前途定会是一片光明。 回望历史，在极力倡言废除汉字的精英群体之中，最特殊的，就是周作人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协会开始“文改”的同时，他正以汉奸文人的戴罪之身，在偷偷地写作《十山笔谈》。文中，他对汉字的态度及评价，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形成了一个180°的急转弯。他在文中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近30年后才被香港的安子介提出来。正是周作人的这一华丽转身，确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史上的特殊地位，他的生命，又闪射出另一道灿烂的光芒。巴金，晚年一部《随想录》，也让他实现了一次这样的华丽转身，成为了一个有良心的思想深邃的一流作家、思想家。在人们纷纷把自己的过错轻松推给林彪、四人帮，急于洗白自己的时刻，他的一句惊世感叹“整胡风时我们都是举过手的啊”，不知道令多少人夜半惊醒而汗颜和自责。就连徐通锵先生，晚年也曾表示，为很多大学仍在以他81年与人合编的《语言学纲要》为教材而深感羞愧。由此，徐也就划清了和先前的自己，和周遭的人的界线，实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奠定下自己在汉语史上的崇高地位。 上天给这些人预备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让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我深信，假如上天给鲁迅也预备了足够的时空，那他保卫汉字的文字与激情，定会比当年反对汉字时还要炽热与激烈，定会与乃弟一起，成为汉语发展史上新的双子星座。 由此我联想到周有光先生。112岁高寿，令人钦羡。2013年过生日，有人在向周祝寿时，他说：“可能是上帝太忙，把我给忘了吧！”这句话让人内心不舒服：人，是不该拿上帝开玩笑的。百年前执行“泰坦尼克号”首航的史密斯船长，在夸耀这艘当时最大、最豪华、最高级、最安全的邮轮时，竟然以玩笑的口吻宣称：“就是上帝也无法让它沉没！”史密斯船长竟敢拿上帝开这种玩笑！这不但是在公然藐视上帝的大能，简直有点向上帝叫号的意味了。结果是，刚刚启航不久，“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而沉没。原本计划执行完这次首航就光荣退休而安享晚年的史密斯船长，竟做了“泰坦尼克”的殉葬。在此我要向周先生说，既然你口中已经在称说上帝，那你心中自然就有上帝在。上帝无所不在，上帝无所不能，你的生命自然早就掌控在上帝的手中。你如此说话，这不是对上帝能力的怀疑吗？上帝让你活到如此高的寿数，或许自有他的美意在。焉知上帝不是在等待你也来实现一个华丽的转身，由你自己亲手来清算拉丁化给汉语汉字造成的祸患和伤害，让这个饱经磨难的民族少受些痛苦，也让你的生命铺满一片光辉灿烂的晚霞。这不是比給一件百孔千疮的破烂坎肩当的什么“父”要有意义得多的美事吗？ 可是，你没有。 上帝又给了你4年时间，他终于失去了耐心。 如果真地是这样，周先生，你是太令上帝伤心失望了！
2017、7、7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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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5:0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