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义然 于 2021-8-28 06:32 编辑
方言论(四) 王义然
四、研究方言的新发现 研究汉语音韵,研究方言,历时十几年。从艰难起步坎坷前行,到走出迷谷步入坦途,一路探索,发现颇丰。这里择其要者分述于后,既作全文结语,又当检点研究成果。 1、发现了合音字和复合汉字。 在分析方言对汉字音、义构成影响的过程中,笔者看到有些汉字属于表义不能,也就是无法按传统六书之说用字形去表达字义,故初断这类汉字属于单纯表音的汉字,并尝试用反切注音音节合并的原理解释这类汉字的构成。经一番努力,发现了汉字构成类型中不仅有用音节合并的方法制造的合音字,还有几种方法并用制造的复合汉字,从而,弥补了传统六书之说的缺失,使古人制造汉字的方法体系得以完整再现。 这里展示两个合音字和三个复合汉字,让读者明白,在汉字大家族中,确有这两类汉字。 ①“秽”字,是一个按两拼法制造的合音字。造字者用“禾”字读音的声母h与“岁”字读音的韵母ui合成“秽”字的读音huì。在“秽”字的构成中,“禾”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声母h,“岁”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韵母ui。 ②“卞”字是一个按三拼法制造的合音字。造字者用“卜”字读音的声母b、“一”字读音的韵母i与“丶”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卞”字的读音biàn。在“卞”字的构成中,“卜”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声母b,“一”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介音i,“丶”字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韵尾an。 ③“研、妍”二字都属复合汉字。按形声字解释,其左边偏旁“石、女”是表义的形旁,右边偏旁“开”是表音的声旁。因为“研、妍”二字的读音都是yán,这证明“开”这个偏旁所要表达的字音就是音节yán。笔者研究认为,这个表音偏旁“开”可分解为“一、卄”两部分,说明造字者旨在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与“卄”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研、妍”二字的读音yán。 表音偏旁“开”左边的一竖变为一撇,当属人们传写中的变形。 总体上看,“研、妍”二字都是形声字,但其声旁不是现成已有的汉字,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一、卄”二字临时合成。所以“研、妍”二字系由形声、合音两种造字方法复合而成,故称复合汉字。 合音字与复合汉字长期未被国人认知,与造字者按照各自的方言语音取声、取韵有关,也与表义字的音义多解有关。如复合汉字“坚”的构成,就是典型例子。笔者研究认为,“坚”字的繁体上部是表音偏旁“臤”,这个表音偏旁在这里表达的就是“坚”字的读音jiān(giān)。这个偏旁,右边从“又”左边从“臣”。因为古代“又” 字的音、义有“右、手、肘”三解,“臣”字的音、义有“瞋、眼”两解,造字者处在“又”作“肘”字解、“臣”作“眼”字解并伴随“肘”被读若“旧”的方言语音环境中,所以偏旁“臤”的表音实际上是用“肘”字方言读音的声母j(g)和“眼”字读音的韵母ian合成“坚”字的读音jiān(giān)。 如果不了解古今方言,不了解“又、臣”二字的音、义多解,用“臤”字作表音偏旁的“坚、贤、竖、肾”等字构成中的字音表达将永远是个不解之谜。 2、发现了一字多音的复杂情况。 纵观汉语全局,综览方言词和方言语音概貌,清晰可见,每个汉字都是多音字。且一字多音都与方言有关。但是,引起一字多音的具体原因却是多方面的。笔者研究认为,除了前已论及的方言音变之外,一字多音与方言的相关性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一字多音,与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用不同音节命名有关。这类一字多音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字形,一个字义,多个读音。多音,系由用不同音节命名同一事物引起。如“豕”字的一字多音,就属此类。 前已论及,“豕”作为一个单音节词,还有“猪、彘、豚”等几个同义词。这说明不同地区的人分别用音节“zhū、zhì、shǐ、tún”命名了“豕”这种动物。在人们开始用汉字记录语言的时候,首先在把这种动物叫作“豕”的地方制造了一个表义的象形字“豕”,而在把这种动物叫作“猪”或“豚”的地方,在还没有为记录这条语言约定制造或假借汉字之前,人们便直接用“豕”字来记录这条约定,并直接把“豕”字读若“猪”或“豚”。形声字“逐、瘃”都用“豕”字作声旁,读音都如“猪”,形声字“豚”虽用“豕”字作声旁,读音却是tún,足以证明古代读“豕”如“猪”和读“豕”如“豚”的方言现象都是确实存在的。 这类一字多音,会使一个字的两个读音并行于世,甚至会体现在同一作者的作品中。如“车”字,从古至今就是chē、jū两读。这里以刘禹锡的两首诗,展现作者有时读chē,有时读jū的两种情况。 《七夕二首》作者:刘禹锡 朝代:唐 河鼓灵旗动,嫦娥破镜斜。 满空天是幕,徐转斗为车。 机罢犹安石,桥成不碍槎。 谁知观津女,竟夕望云涯。 《送从弟郎中赴浙西》作者:刘禹锡 朝代:唐 衔命出尚书,新恩换使车。 汉庭无右者,梁苑重归欤。 又食建业水,曾依京口居。 共经何限事,宾主两如初。 ②一字多音,与某些表义字的音、义多解有关。这类一字多音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字形,多个字义,多个读音。多音,系伴随多义而来。 笔者在《破译表义字的音、义多解》一文,判定“又、臣、几、寸、尸”等字,都是音、义多解字。这里仅以“又”字为例,说明由此引起的一字多音问题。 研究认为,“又”字的篆文字形“
”,是一幅从右手肘关节到手指末梢的写意简图。所以,“又”字的音、义有三解。 其一,有人着眼于“”这个字形整体上看是一只右手,因而把它作“右”字解,视其为音、义皆同“右”。 其二,有人着眼于“”这个字形的上部是一只手,因而把它作“手”字解,视其为音、义皆同“手”。 其三,有人着眼于“ 这个字形的下端是肘关节,因而把它作“肘”字解,视其为音、义皆同“肘”。 “又”字音、义三解的历史真实性,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里仅以“祭、肾”二字的音、义构成分析为例,说明“又”作“手”字解的历史存在。 据“祭”字的篆文字形“ ”,其构成为从“又”、从“肉”、从“示”。因为“又、肉、示”三字都不能表达“祭”字的读音,所以只能从表义的角度解释其构成。笔者认为,这里,“又”作“手”字解,音、义皆同“手”。造字者用“手、肉、示”三字会意,描述祭祀时手持肉以示之的动作行为状态,表达“祭”字的字义。所以,“祭”是个会意字,而且是在“又”作“手”字解的方言环境中产生的。 繁体字“腎”,其下部偏旁应属肉部。肾是人体器官,所以按照形声字解释,“肾”字的下部偏旁当属表义的形旁,其上部“臤”当属表音的声旁,所表达的就是“肾”字的读音shèn。而从表音角度分析,“臤”的左边是“臣”字,其读音含有“肾”字读音的韵母en,可以断定是用来表达韵母的。那么右边“又”字的功能就只能是表达声母sh了。“又”字的读音只有“又”作“手”字解,音、义皆同手的情况下声母才是sh。这就证明形声字“腎”是在“又”作“手”字解的方言语音环境中产生的。 ③一字多音,与形近表义字的字形混同有关。这类一字多音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字形,多个字义,多个读音。但这里的多义和多音不是因同一个字形的音、义多解引起的,而是由于这个字形原本是几个形近字混而为一引起的。 笔者研究认为,在古代,有些形近字,在人们的用字实践中极易混同,“凸”与“几”相混就是一例。“凸”与“几”都是象形字,其古代字形应当十分相近,不易区分。因而,当人们遇到古人用这类字作表音、表义偏旁制造的汉字时,更看不出其字形差异,久而久之就会把二者混为一谈。这里通过对“秃、投、役”三字的构成分析,说明这种混同的真实情况。 首先,光秃秃的“秃”字是个形声字,上从“禾”、下从“几”。“禾”是形旁,表字义;“几”是声旁,表字音。因为庄稼收割了,田里才光秃秃的,所以,造字者用“禾”字作形旁表达字义,用“几”字作声旁表达字音。“秃”字读音如“凸”,这说明其表音偏旁“几”原本是古代那个其形似“几”的“凸”字,其音、义皆同“凸”。 类似的,“投、骰”二字都含有偏旁“殳”,读音都是tòu。这说明这里的表音偏旁“殳”所要表达的字音就是音节tòu。按照制造合音偏旁进行音节合并的原则,对照“投、骰”二字的读音tòu,这里“又”字的角色应是充当韵母ou ,而这里的“几”字,应是古代字形似“几”的“凸”字,应是充当声母t,t、ou相拼,正好就是“投、骰”二字的读音。这是“几”作“凸”字解,音、义皆同“凸”的又一例证。 同样,“役、疫、毅”三字,也是形声字,且表音偏旁也是“殳”。但这三个字的读音却是yì,既不同于“殳”,也不同于“投”。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里的表音偏旁“殳”,下部是作“右”字解的“又”,可代表声母y;上部是“几”本字,可代表韵母i。y、i相拼,正好就是“役、疫、毅”三字的读音。故可断言,“役、疫、毅”三字就是在这样的方言环境中产生的。 3、发现了古代诗词中的乡音俗韵。 汉语可押韵,汉语诗词的基本特点就是押韵。由于汉语约定只用开音节,不用闭音节,再加上汉语同义词多、词序可颠倒等特点,实现押韵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有些诗词作品,甚至是名家名作,却让读者感到严重失韵。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文,就是典型例子。按照这个词牌的韵脚位置,这首词的韵脚字依次是“物、壁、雪、杰、发、灭、发、月”。不仅人们直觉上就觉得韵脚不和,就是在从《切韵》、《唐韵》到《广韵》、《平水韵》的韵部划分中,也都找不到这些字属于同一韵部的根据。 对此,有学者认为;“苏轼不是不讲音律,但不屑于以内在的情感韵律迁就音律的外形,不屑于牺牲文意以迁就声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音律的束缚,以充分地表情达意。”这段文字虽然语词很委婉,但毕竟还是把认为苏词为充分表情达意不得已而失韵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据笔者所知,这段文字源于知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现已进入《古代文学史》、《汉语文学史》、《新编大学语文》等课本,成为高校学府教学考试的重要命题内容。 笔者认为,这段文字是一些学者对苏轼作品用韵情况严重曲解的反映。汉语押韵很容易实现,没有哪个诗人会蹩脚到连这一点技巧都掌握不了、乃至为了充分表情达意而不得不放弃押韵的程度。尤其象苏轼这样的文学大家,更用不着在押韵问题上犯难。 笔者运用方言知识,研究苏词用韵。先把《赤壁怀古》与历史上不同作者关于《念奴娇》这个词牌的作品相比较,结合苏轼作品八个韵脚中的“雪、杰、灭、月”四字属(o)e韵的实际情况,作出初断:《赤壁怀古》押的是(o)e韵;韵脚中的“物、壁、发”等字,在苏轼的方言语音中也属(o)e韵;这三个字所反映的是苏轼家乡读“物”如“卧”、读“壁”如“别(去声)”、读“发”如“佛”的三个方音特征。在此基础上,又用苏洵、苏辙在诗词作品中同样的用韵情况,验证了其父子三人按照方言语音押韵的一致性。最终作出结论:《赤壁怀古》表面上的韵脚不和,是因为作品中的韵脚字使用了湄洲方言语音特征的示性字,只要按照作者家乡方言去读这首词,就不存在任何押韵问题。 笔者还明确指出,形声字中存在的“度踱、足捉、幕莫、忽锪”、“吉结、例列、砌切、绩责”和“它驼、麻魔、差搓、化货”这三个方音序列所反映的方音特征与苏词中读“物”如“卧”、读“壁”如“别”、读“发”如“佛”的三个方音特征相对应,足以说明,当时湄洲方音中的这三个特征,其实在历史上早就存在了。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汉语发展史上,在没有统一的语音标准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是日常交流还是韵文写作,使用各自的方言语音是不二的选择。在从古至今浩瀚的诗词作品中,凡是那些与普通话语音标准存在读音差异的韵脚字,都是作者所操方言语音特征的流露,都是作者方音取韵的确证。 4、发现了音韵学的奥秘所在。 翻阅《辞海》,见“韵书”词条下有一段释文:“《切韵》一系韵书,无论如何改编,都不合实际语音。”笔者诧异,《切韵》集六朝韵书于大成,经《唐韵》、《广韵》增补,学界公认其为主流系韵书,何以落得如此评价。后经研究,认为辞海所言不虚。历代韵书以及按韵书编纂的等韵图存在以下严重缺陷: ①视方音为通语,曲解古音本貌。汉语音韵学,原本是研究诗歌押韵问题的学问。东汉末年,人们察觉有些古诗韵脚不和,并认为这是“古韵失传”的一种表现,出于保全古韵的目的,便开始编纂韵书。编纂韵书的基本方法就是从古代诗歌作品中归纳韵部。由于初衷是保全古韵,所以,在韵部归纳过程中,不但没有剔除那些韵脚不和的作品,反而把那些作品当作首选的材料。为了确保初衷的实现,人们还以“信目不信耳”作为基本原则,只要看到在诗文中同作韵脚的字,不管其现实读音如何,都归为一部。不难看出,这种编纂方法的实质是把某些字的方言读音与其他字的通行读音混杂在一起,归入同一韵部。这种归纳方法,既不符合古代通行语音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当代通行语音实际情况,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归类。 ②归纳过程支离,导致韵部重叠。从逻辑学的角度观察,从古代诗词中归纳韵类,这种归纳方法属于简单枚举归纳法。归纳过程中,首先要确定某个字为起点,然后在诗词中寻找与这个字同作韵脚的字,凡是同作韵脚的字就归为一类。受材料占有、阅读条件、记忆联想能力等多方面的制约,这种归纳过程往往走不远,不能把同作韵脚的字尽可能多的搜寻出来。就不同韵书而言,由于编纂者归纳的起点不同,终点不同等等,都会把本属于同一韵类的归纳过程割裂为几个片段,从而把一个韵部分成几个部分。如《平水韵》中的十一真与十二文、《韵镜》一系韵书等韵图中的臻摄与深摄。其实都属于en韵,只是因为人们分别以“真、文、臻、深”为归纳起点,归纳出本属同类的几个片段。韵书上所有韵部的重叠都是这样造成的。这就像人们在观察同种物质多核心结晶现象时,把不同结晶核心凝聚的物质视为不同物质犯了一样的错误。 韵部的严重重叠使得《切韵》一系韵书分部越来越繁杂,到《广韵》,已达206部之多,出现了韵部总数远远超过构成汉语音节的声、介、韵三类要素总数的奇怪现象。 至《平水韵》,将韵部大幅度合并压缩为106部,但仍未根除重叠现象。从汉语音节构成要素上分析,仅以上平卷为例,不仅其一东、二冬属重叠,其四支与八齐、六鱼与七虞、十一真与十二文、十四寒与十五删等等都属重叠。 至明朝《洪武正韵》,虽经朱元璋亲自下诏“重刊定之”,但编书的学者们还是在《平水韵》基础上修修补补,删削为76部。76部中的真部与侵部,寒部、删部与先部,萧部与爻部等仍属重叠韵部。所以,对这部书,朱元璋因始终都不满意而撒手不管。 事实证明,《切韵》一系韵书先天不足,正如辞海所说,“无论怎样修改,都不合实际语音。”。 ③方音与通语混杂,导致韵部交叉。所谓韵部交叉,就是指本应属不同韵部的字混杂在同一个韵部之中,使这个韵部呈现韵类交叉状态。前已论及,从诗词韵脚中归纳韵部,必须从归纳材料中剔除那些韵脚不和的作品,否则就会把一个字的方音与其他字的通音混杂在一起,归纳出不同韵部相互交叉的韵部。 如《康熙字典》“人”字注引《韵补》释文:“又《韵补》叶如延切,音然。”“亲”字注引《韵补》释文:“又叶苍先切,音千。”释文中都有诗例,证明历史上确有这样用韵的情况。但我们如果按这样的材料为“人、亲”二字归韵,就会很自然地把它们归入an韵。那么“人、亲”二字就会出现在《平水韵》的十三元中。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照此继续延伸归纳过程,所有en韵字都会进入十三元,十一真和十二文都将不复存在。 《平水韵》平声上卷的十三元,en韵字“魂、痕、村、门”等和an韵字混作一团,是交叉最严重的一个韵部。根本原因就是在归纳这个韵部时,没有把那些在en—an混读的方言语音环境中产生的作品从归纳材料中剔除。 在唐、宋诗词作者中,有不少用en韵字与an韵字混作韵脚的名家,林逋、贾岛、李商隐、苏轼父子等等,都在其列。《平水韵》十三元的韵部交叉,与把这些作品用作归纳材料密切相关。 ④分类标志不明,导致韵图结构互异。等韵图是韵书的表格化,它的编纂目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归纳韵类,而是以矩阵表格的形式,把汉语音节声、介、韵三要素及四声调的拼合匹配情况全面反映出来。等韵图实质上就是古代的汉字音节表。 前已论及,声、介、韵三要素搭配拼合,使汉语音节有了天然的四类划分。这四类划分被清代潘耒命名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个等呼。这就是人们在编制等韵图时遇到的等这个概念本来的内涵。很显然,等这个概念的外延就包括四个方面,即:一等开口,不含介音;二等齐齿,含有介音i;三等合口,含有介音u;四等撮口,含有介音ü。如对应开口呼韵母en的四个等级就是一等en,二等ien,三等uen,四等üen。 由en、ien、uen、üen四个韵母可见,它们都含有相同的开口呼韵母en,读音含有这些韵母的字肯定可以在诗词中同作韵脚一起押韵。所以,这四个韵母就属于一个韵摄。由此笔者得出结论: 区别此韵摄与彼韵摄的标志就是开口呼韵母,汉语音节构成要素中有多少个开口呼韵母,就有多少个韵摄;每一个韵摄都包含四等(有的韵摄四等不全),区别此等与彼等的标志就是是否含有介音和含有那个介音。这就是等韵学两个核心概念韵摄和等的真谛。 历史上,大多数人只是模糊朦胧地知道有韵类、四等、四声这回事,学界也一直没有在确切界定韵摄和等这两个核心概念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存世的等韵图本来就存在很多差异,甚至相互对立,后人对这些等韵图的解读则更是师承门派纷繁,多是五花八门的维护门派学说的附会之言,以至于学子们无所适从。无怪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教了一辈子汉语音韵学的魏建功先生临终前竟然说出了“音韵学是伪科学”之语。等韵图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韵摄划分上有根本区别。等韵图按韵摄编制,每个韵摄都编制一个独立的图表。但不同韵图依据的韵摄数量不相同。所以,图表的总数也不相同。《康熙字典》上的《明显四声》等韵图,划分十二个韵摄,即:“迦、结、冈、庚、裓、高、该、傀、根、干、鉤、歌。”而存世量最大的《韵镜》一系韵书却划分十六个韵摄,即:“通、江、止、遇、果、假、臻、山、宕、曾、流、深、蟹、效、梗、咸”。 其二,表格格式也差别很大。《明显四声等韵图》每个韵摄编制一个图表,划分开、齐、合、撮四等。而《韵镜》一系韵书的等韵图每个韵摄按开口、合口各编一个图表,分别在开口、合口之内各分四等。 其三,对韵图中入声字的编排,存在互相对立的认识。汉字读音中的入声现象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一种方言声调,不是全国各地都用,也不是所有韵摄都有入声字。然而,为了对照等韵图讲解四声调作呼读示范的需要,韵图的编纂者在无入声韵摄本应属空白的入声位也从有入声韵摄中借来一个入声字填补空白。这样一来,所有等韵图的入声位就都有入声字了。 面对等韵图,到底哪些韵摄的入声字是借来的,哪些韵摄的入声字是本韵摄固有的呢?《康熙字典》上有以下两首歌诀,是专门说明这个问题的: 借入声法 迦结裓歌四声全,该干迦下借短言。 庚于裓求傀如是,冈高根鉤歌内参。 揭入声法(之二) 通宕曾深全,江臻山梗咸。入声唯九摄,仔细用心参。 前一首歌诀是针对《明显四声等韵图》十二韵摄说的,指出十二韵摄中,迦摄、结摄、裓摄和歌摄是四声齐全的韵摄,有入声字。后一首歌诀是针对《韵镜·四声等子》十六韵摄说的,指出十六韵摄中只有通摄、宕摄、曾摄、深摄、江摄、臻摄、山摄、梗摄和咸摄这九个韵摄有入声字。两首歌诀相对比可以看出,其所指有入声韵摄正好是相反的。 笔者研究认为,两首歌诀对有入声韵摄的指认,《借入声法》是正确的,《揭入声法》是错误的,且这种错误源于韵镜一系韵书对入声字的错误编排和张麟之对等韵图中入声字的错误认知。 其实,音韵学本身并无难解的奥秘,其貌似奥秘,是因为人们在研究音韵学时,没有看清古代方言对诗词韵脚影响的复杂情况,没有紧紧围绕汉语音节的要素构成去研究汉字读音和汉语押韵问题,在弄不清韵书中韵部交叉与重叠原因的情况下,却把那些充满自相矛盾、严重先天不足的韵书都当成尽善尽美的金科玉律,甚至认为那些互相矛盾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致使音韵学研究一直沿着排斥逻辑思辨,容忍自相矛盾,附会历史错误,欲圆不圆之说的多歧之路前行。只要走出这个怪圈,音韵学便无奥秘可言。 5、发现了汉语拼音方案尖、团混淆的缺陷。 研究语音,常遇到关于尖音和团音的议论。只是议论,却不见确切界定什么是尖音,什么是团音。读李汝珍的《镜花缘》,见中有三十三字母的字母表。通过对三十三字的读音分析,笔者发现,李汝珍对三拼音节中介音的处置原则是:介音i一律从声,介音u一律从韵。表中的“将、枪、厢”三母,代表含介声母zi、ci、si,“姜、羌、香”三母代表含介声母gi、ki、hi。用汉语拼音标注,这两组字的读音应分别为“ziāng、ciāng、siāng”和“giāng、kiāng、hiāng”。 联想到“将、枪、厢”三字的读音属于尖音,“姜、羌、香”三字的读音属于团音,笔者明白:所谓尖音就是指以z、c、s为声母的含有介音i的音节;所谓团音就是指以g、k、h为声母的含有介音i的音节;李汝珍采取介音i从声的原则编制字母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世人正确区分尖音和团音。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尖音、团音问题作如下论述: ①尖、团混淆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方音特征。尖、团混淆是一组方音特征,用列比音素法表述出来,就是g—z混读特征、k—c混读特征和h—s混读特征。这组方言音变的发生,以音节中存在介音i为必要条件。分析合音字“就”的构成,可以证明这组方音特征古已有之。 在《康熙字典》中,“就”字的读音被标注为:《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竝疾僦切,音鹫。“疾”字的读音被标注为:《集韵》、《韵会》昨悉切,竝音嫉。据此可断,“就”字的读音声母同昨,应为z。所以,其读音应属尖音,可标注为zióu。但笔者分析,“就”字的构成原理,认为它是个合音字,其由“京、尤”两部分构成,“京”是声部,代表声母g,“尤”是韵部,代表韵母iou,造字者用“京”字读音的声母g与“尤”字的读音iou合成“就”字的方言读音gióu。这就是说,造字者读“就”如“旧”,把“就”字视为团音。尖、团混读的方音特征早在“就”字产生时便已存在。 ②j、q、x是尖、团混淆的产物。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的j、q、x三个声母,实际上就是把李汝珍字母表中的两组含介声母zi、ci、si和gi、ki、hi合二为一,也就是把尖音和团音合二为一。所以说j、q、x是尖、团混淆的产物。 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上是注音字母的拉丁化。j、q、x三个声母与ㄐ、ㄑ、ㄒ三个字母相对应。所以,早在1918年颁行注音字母方案的时候,尖、团混淆的病根就已经酿成。 ③尖、团混淆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一大缺陷。j、q、x三个声母定位于拼音方案,实质上就是把尖、团不分的方言语音确立为汉语正音,既破坏了现代注音与古代注音的对应性,也与现实主流语音严重不符。笔者研究古音,精心从字书中搜寻出“牵、腔、巧”三字和“千、青、齐”三字的《唐韵》注音:牵(苦坚切),腔(苦江切),巧(苦绞切);千(苍先切),青(仓经切),齐(徂兮切)。很明显,“牵、腔、巧”三字的反切上字都是“苦”,其现代读音声母是k;“千、青、齐”三字的反切上字是“苍、仓、徂”,其现代读音声母都是c。很显然,“千、青、齐”三字属尖音,“牵、腔、巧”三字属团音,二者界限分明,且自唐代已然。相信现代学子看到这些反切注音,定会大惑不解。因为现代汉语拼音中的j、q、x早就把汉语语音尖、团分明的本来面目掩盖了。 本来,尖音声母的发音部位在舌尖,团音声母的发音部位在舌根,二者差距较大,但j、q、x则硬是被迫身兼二职,因而,在拼音教学实践中,在讲解j、q、x的发音要领时,人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仅就其发音部位而言,就有舌尖、舌面前、舌面中三种不同的说法。越是叫真的学子,越会感到无所适从。 汉语本来就有同音字多的特点,尖、团混淆,使本不是同音字的字又变成了同音字。所以,在字典的音序检字表上,以j、q、x为声母的同音字成倍增多。在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以拼音输入法检索汉字,“精魂”与“惊魂”、“接机”与“劫机”,“青青”与“轻轻”、 “悄悄”与“翘翘”,“写写”与“歇歇”、“心心”与“欣欣”等都会同时出现在选项栏,大大增加了检索量。 ④音节jie、xie是两个错误的交汇点。笔者研究证明,现代注音分别为jie、xie的“街、解、介”和“谐、鞋、械”等字,其读音韵母都应是iai,而不是ie。证据就是在字书注音中,这些字的反切下字多用“买、败”等字;且这些字的今音在以舍弃介音i为标志的读“界”如“盖”、读“鞋”如“孩”的方音环境中,韵母都是ai。在一些诗词韵脚中也显示这些字与ai韵字一起押韵。如闻一多的《死水》中有:“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界、在”一起押韵,说明作者把“界”字视为ai韵字。 由于iai、ie两个韵母的混淆,使jie、xie两个音节既要标注属于尖音的“姐、写”等字,又要标注属于团音的“结、歇”等字,还要标注虽属团音但韵母属于iai的“皆、谐”等字。尖团混淆与iai、ie混淆交叉一处,使jie、xie两个音节不堪重负,更使普通话语音连“解疙瘩”与“结疙瘩”也分不清。故笔者作出如下结论: 拼音方案声母表上j、q、x三个声母是尖、团混淆的产物,应当剔除。拼音方案韵母表上没有iai这个韵母是一大缺失,应当增补。只有如此,来之不易、弥足珍贵的普通话这个语音标准,才算有了一个臻于完善的记音工具。 6、发现了一些字现代注音声调失准。 在研究语音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现代字典中一些字的读音标注,既与古音脱节,也与今音背离,应当予以纠正。这里仅就涉及平仄对仗的“国、出、福、吉、结、竹、足、读”八字的读音标注,指明其错误所在和纠正的必要性。 ①“国、出、福”三字在对偶句中与平声字相对。以下是笔者从唐诗中精选的十个对仗工整的句子: 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李显) “国、都”对仗。 行迈离秦国,巡方赴洛师。(李隆基) “国、师”对仗。 否运争三国,康时劣九州。(张九龄) “国、州”对仗。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杜甫) “国、图”对仗。 拔剑金星出,弯弧玉羽鸣。(李端) “出、鸣”对仗。 氤氲绿树多,苍翠千山出。(韦应物) “多、出”对仗。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 “出、来”对仗。 德星降人福,时雨助岁功。(白居易) “福、功”对仗。 愿保无疆福,将图不朽名。(李商隐) “福、名”对仗。 木铎声中天降福,景星光里地无灾。(贯休) “福、灾”对仗。 以上十个对偶句,与“国”字对仗的“都、师、州、图”四字,与“出”字对仗的“鸣、多、来”三字,与“福”字对仗的“功、名、灾”三字都是平声字。这说明这些作者都把“国、出、福”三字视为仄声字。对照《康熙字典》明确标注“国、出、福”三字是入声字,可以说明到清代“国、出、福”三字仍属仄声字。所以,现代字典把“国、福”二字的声调标为阳平,把“出”字的声调标为阴平,都是缺乏根据的。 ②“吉、结”二字,反切下字为“质、屑”。以下是“吉、结”二字的古代注音: 《康熙字典》“吉”字注:“《唐韵》、居质切,《集韵》、《韵会》、《正韵》激质切,竝音拮。” 《康熙字典》“结”字注:“《广韵》、《正韵》古屑切,《集韵》、《韵会》吉屑切,竝音拮。” 显然,“吉、结”二字古代注音的反切下字分别用“质、屑”,而“质、屑”二字都是《广韵》三十四个入声部的代表字,古属入声无疑。其现代注音分别为“zhì、xiè”,也都属仄声调。一目了然,“质、屑”这两个反切下字,古今都是仄声字,被反切字“吉、结”也同样古今都是仄声字。 ③“竹、足、读”三字在仄韵诗中同作韵脚。以下是韵脚中含有“竹、足、读”三字的三首唐诗: 姑孰十咏·陵歊台 李白 旷望登古台,台高极人目。叠嶂列远空,杂花间平陆。 闲云入窗牖,野翠生松竹。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 题舒州司空山瀑布 李白 断崖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 玉案赤文字,世眼不可读。摄身凌青霄,松风拂我足。 《全唐诗》卷296_25 竹 张南史 竹,竹。 披山,连谷。 出东南,殊草木。 叶细枝劲,霜停露宿。 成林处处云,抽笋年年玉。 天风乍起争韵,池水相涵更绿。 却寻庾信小园中,闲对数竿心自足。 以上三首诗所涉韵脚字互有交叉,依次是:“目、陆、竹、读,绿、谷、读、足,竹、谷、木、宿、绿、足”。这些韵脚字中除两次重复出现的“竹、足、读”三字外,其余都是仄声字。这证明这三首唐诗押的都是仄声韵,在作者心目中,“竹、足、读”三字与其他韵脚一样,都是仄声字。 有一副对联:“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至今人们仍在使用。联中“竹”与“书”的对仗,说明人们依然认可“竹”字是仄声字。 事实上,“国、出、福、吉、结、竹、足、读”八字,在现实的语音中,很多人都在读上声调,字典把它们注为阴平、阳平,无论按今音还是按古音,都不够从众,不属于通语的范畴。 2017年3月8日完稿于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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