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价值

老农

    总之， 球形逻辑不是本人发明的，我在这里只是对祖先的“大招”做了粗浅的归纳和提炼而已。叫它超维逻辑或是万维逻辑也是可以的，最准确的当然是叫球形逻辑，其他的叫法，可能会更顺耳一些。


    古人不操心给它起名字，只想着解决一个一个问题。古人也很质朴，在他们口中是这样的表述：“一物降一物”（降维），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超维），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升维），这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有了一个个相对有些离散的妙招。比如，兵家告诉我们：兵者，诡道也。而在人文领域，就有了“道、德、仁、义、礼”的五维体系，可以称为五维逻辑。

老农

    这五维逻辑是用来支撑和塑造人心的，当然，也可以借以观察、评估人心。而我们今天的逻辑则更符合新的五维即“德、仁、义、礼、利”，道则居于中心，统摄全局，又无所不在。


    道是宇宙的根本，心是人的根本（原则）。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后一个“道”其实指的是“心”（即人的根本原则）。一个理想的（或者至少是合格的）人，其心与宇宙之道大致相合，即合乎善。但人心十分复杂，上面已经提示：至少可以梳理出五个层次，每个层次可以算作一个闭环（不闭合的人也有，如儿童、不甚成熟者，就是各种不靠谱，先不去考虑）。每一个闭合的层次，就是理性的。一个人以此闭环之轴心为心，可以视为理性之人，讲道理之人。但在他未闭合的层次上，他就不是理性的。而我们常常不知道一个人的心在某时刻是由哪个层次在统领。所以，他靠不靠谱，外人不易明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凭所谓“信用”来评估人——至少他曾经证明了他在某层次上是靠谱的（或相反）。以上就是观察人心的基本思路。


    这样来看人心，则——道有道心，德有德心，仁有仁心，礼有礼心、利有利心。


    最初现成的人心，没有什么五维，是个混沌的球体，其核心只有一个：“利”字。为了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当然，起始时，其手段也极为有限，比如，婴儿基本就只有“哭”这一种手段），也无所谓善恶。但这个混沌体却是个实体、主体、真正的存在，并将在未来努力去成为他自己，证实他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其在实际和实践中的展开，自然就有好有坏。为了保留好的，去掉坏的，人们制定了规则，建立起秩序，也就开始打破混沌，建设文明。


    文明从哪里开始？自然是从对利益的合理安排开始。


    一个人每天一睁开眼，就要吃饭、饮水，出行、谋生等种种需要要满足，这满足就是利益。要获得利益，心就要向外敞开，这是无法避免的。婴儿的哭声就是他的敞开手段、通道和界面。而通过手段、通道、界面，人们就会逐步形成逻辑性的概念：只要-就，必须-才可以，因为-所以，等等。而这些具体逻辑，看似是线性的存在，但其实只是利益实现闭环上被显示出来的局部，是居于（内外交互）界面上的部分。因为可见，而被看见，被当做操作的原理，成了指导合理行为的依据、样板，被视为利益实现行动的主要部分。


    比方说，年轻的母亲以为，只要喂奶，孩子就不会哭了，却忽略了哭声所表达的不同需求，而未能合理照顾婴儿。随着经验的丰富，年轻母亲渐渐掌握更多的不同哭声的含义，能做更有针对性的合理照顾。这个发展过程的结果通常就是母亲的知识、能力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并能合理满足婴儿并兼顾自己的各种利益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展开并一步步证实她作为母亲的本质与力量，成为一个母亲；同时，也培育了一个婴儿和他各方面的能力，使其能展开并逐步证实自己的本质。


    但很明显，母亲的知识、能力体系，并不是她的本质，只是帮助她实现自身本质的凭借（或通道）。她的本质始终与她成功生育并养育婴儿成长的结果紧密相连。换言之，孩子（及其成长）才是决定她本质的关键部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常用的一个形容孩子的词：“出息”，这个似乎带有投资、做生意意味的词，却充分体现出人们对母亲（但又不限于母亲）与孩子关系的深刻洞察，即个体（也就是孩子）的本质的良好实现与旁人对相关个体（如父母）和集体（家族，民族、国家等）的本质的评价息息相关。附带说一句，“出息”这个词很能体现古老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因人际关系而形成的身份、地位视为人的本质的重大部分。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会认为个体的知识、能力体系才是个体本质的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部分。这才是西方文化迷失的核心所在。如果一个人有知识、有能力了，他的本质就变了，那么，一个穷人、一个残疾人、一个因种族原因被边缘化的人，他们的能力多半会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本质也就此变“劣质”了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能明白西方人无法摆脱种族歧视、各种歧视、鄙视链的根本原因了。这样，在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人平等，实现天下大同的。


    原因首先就在于共产主义承认满足人的需要是社会的首要任务，并实现财富的按需分配，而不是按能力分配。这些需要包括个体基本的利益需要，个体自然的发展需要，以及群体的需要等。其内在的依据便是相信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在充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之后，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实现。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最大的发展和进步。这不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吗？（比如奥运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因此，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认定，既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认识，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但相对来说，因同样基于集体主义，自然更接近中国的价值观。只不过，必须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降低，提升社会关系的权重。人际关系，局限于个人的周遭，容易变成小圈子文化，最终撕裂社会的整体性与团结（导致周期律的吞噬）。而社会关系则是全方位的，容易走向良性进步的动态平衡。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深刻的意义，是需要我们予以深刻的认识的。


    缺乏对此的正确认识，正是如今许多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停“鸡娃”内卷的最根本原因， 即家长们差不多就是无意识地认同了人的本质就是他的挣钱能力，盲目走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大坑中了！这真是国家进步的大冤案！新中国建设了七十年，我们的思想反而误入歧途，努力把人培养成文化退化的样子，要去接受一个发展程度远低于自身文明程度的外来文明，理由仅仅是因为，自家古老的传统需要改进，却不知道要如何改进。不知道的确容易瞎闯、瞎试，不试试如何知道行不行呢？现在知道这不行，就该及时改弦更张，选择正确的方向，重新出发。

老农

球形逻辑应用再议之哲学素人的进阶

    首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取经之旅就要“鸟枪换炮”了！啥意思？

    在以前，我们的取经路都只能靠两种方法探索前进：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哲学直觉（顿悟），凭此在茫茫荒野与暗夜中摸索行路。但很快，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新的探索阶段了，即理论联系实际——要有理论了！或者说是搭建理论雏形了！有了理论的支持，探索就将有巨大的确定性，即找到通往哲学“宝藏”的光明大道了。我们只要沿路前行，必能一路收获满满，而不再有上顿没下顿，时不时还要吃夹生饭、冷饭、沙子很多的饭，没办法，那时条件简陋，天可怜见的。（字老是打乱，敌人一直不停在胡乱移动光标，一不注意，字就打到乱七八糟的位置上，需要不停检查修改）

    不过，从今往后，咱们的条件就要根本性地改观了，也要有理论的大炮了！用李云龙的话说：“咱是有钱人”，一言不合，“把大炮拉上来”，给我轰！——把真理放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那感觉，不要太爽！有没有一种军国主义分子穷兵黩武的感觉？——这实际就是说，咱们也升维了，超越旧维度了：由走变跑，或由跑变飞了。那肯定很爽啦！但第一，不能忘本，第二还是要一手一脚搭建理论，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所以，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

    前面说到，要找到正确方向，重新出发。方向已经有了：要理论联系实际，搭建理论。那“出发点”在哪里？就是对人的本质的透彻认识。这相当于地基。有了坚实的地基，才能建起稳固的思想和理论大厦。

    那就首先来搭建地基吧。


    之前，我们从考察人的历史逻辑起点，触摸到了人的本质、这一重大课题，它实际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西方哲学三大问我们都不陌生：我是谁，来自哪里，去往何方？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给出的答案却根本上是误导人、让人误入歧途的。


    这种思想错误首先就出在目标的设定上——西方要找绝对真理，绝对颠扑不破的终极之物。于是，就必定要取消历史、各种现实的支撑，以消除任何偶然的、特殊的和必然会消失的因素。于是，只能依靠逻辑，做形而上学的思辨，从而得出了那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这样，人的本质没有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便只能推出一个结论：自由。我是自由的，来自自由，去往自由。这就是西方为“人”（那个“理性人”）找到的终极答案。看上去很美，其实，全是空洞的臆想。

    人都是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走来的，并始终与历史和现实相伴。脱离这些做纯粹思辨，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臆想，注定是自嗨自爽的无谓游戏。信了它，就悲剧了，必然误入歧途。唯一的用处，就是给自己的一切欲望找理由，给自己的一切麻烦擦屁股，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干净。这就是西方的所谓“自由”的全部意义。这“自由”完全是人类的“异教”，不仅一文不值，而且有毒有害。


    那么，什么是人类的“正教”？就是人文领域的正确理论。其正确性就在于始终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相通，并被具体的实践所验证。所以，它不是僵死的原则、教条，而是流水不腐，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


    这一体系，目前有两样构件：1、基础、地基，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综合且开放的认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一般方法，就是超维逻辑（也叫万维逻辑、球形逻辑，这三个是同一件东西。以下将随机互用）。这同样是全面、综合且开放的方法体系。这一方法体系有一个根本原则：中庸，或称和解、悟道，最简练的就一个字：道。

    以上两样互为开放者（解放者），也互为收敛者（拘束者、监督者），就如一阴一阳的太极圆环、太极图。


    若单纯讲“道”，难免滑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搞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走向反人类。比如今日之美帝，已是“独阳不长”，即将原地爆炸（通胀）。所以，必须以人为本，才能收敛，才能止于至善，而不会以资为本，不知收敛；若单纯讲人（以人为本）、或善，只讲（人的）需要，不讲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就成了无限圣母情，用爱发电，黑命贵、白命贵、LGBT横飞，政治正确乱扫，社会撕裂，人群内斗，或是一味搞福利社会，享乐主义，娱乐至死，坐吃山空，巨婴、傻白甜遍地现眼。此为“孤阴不生”，终归一无所获。所以，必须求真务实，按规律和客观条件办事，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过往的儒家，就是偏重仁善，而忽视道，把天也拉进主观的范畴，拉进封建秩序中去，以主观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冒充为“天道”，最终走向僵化、封闭。这才有了唐僧带上孙悟空取经，寻求思想和精神突破。

    下面分开讲这一阴一阳。

    首先，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总和”二字是最关键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至善，就是任何现实历史的极限，就是太极图最外面的包络之环，它使得阴阳闭合，往复不已，周流不殆。在中国，对国家而非对个人而言，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就是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表征的“为人民服务”。即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只有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包络之环，在政治上，任何的以人为本（阴）也好，科学规律（阳）也罢，都必须在这个环里运转。

    在具体内容上，中国最首要的社会关系就是人民与党的关系。它不是某几个人（群）的人际关系，而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基准，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纽带结成的公共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有它做基础，就能避免化公为私，保持公有制本色。苏联的覆灭就是覆灭在颠覆了这个公共关系的公共性，失去了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当年叫“变修”、“变色”），沦落、变质为私相授受的私人关系、交易关系。

    同样，当年的国民党口头上也讲“天下为公”，但他们的关系全是私人关系、小圈子、小团体的关系。于是，在社会关系的总体层面，只有阶级对立、斗争、消耗的负向关系，这是那个社会的主流，反动的主流，反动的“总和”，反动的“包络环”。而团结、协作、建设的正向关系，只是支流，甚至基本不存在。所以，蒋介石宁愿“剿共”（符合对立、内耗的负向主流），也不愿抗日（团结、协作的正向之流，是逆主流的选择）。因为逆主流早晚会颠覆这个反动社会。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团结抗日之后，反动的根基就动摇了。


    今日的美国，乃至西方，也是一样：撕裂、内斗、甩锅是主流。全球也需要一场解放战争来彻底打倒反动的“主流”。

    回到中国。 在中国，党和人民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决定这一关系的，关键在党。若一地方的党组织在处理与人民关系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屁股严重坐歪了，就必定要出大乱子。因为，它背弃了党的本质、党员的本质。什么是党和党员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

    如何守住、守好这个本质？现在常见的说法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或是坚定信仰，守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等等。我以为，这样的提法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不到位的，因而是偏软的、偏轻的，存在不易落实和检验的问题。那么，什么才是到位的思想方法？这就要讲到“道”，讲到“阳”，讲到超维逻辑了。

老农

     我们说，道也好，阴阳也好，超维逻辑也好，最大最难的要求在于中庸、在于平衡。平衡什么？啥是中庸？

    “道可道，非常道。”常与非常之间要中庸，要平衡；阴和阳要中庸，要平衡；超维逻辑，不同维度之间要中庸，要平衡。


    现在常说“以XX建设为中心”，那“为人民服务”放在哪里？这不就是两个维度吗？要不要平衡？
    平衡是什么？一个闭环，有向心力，也有离心力，两者平衡，才能闭环运行。这是只有一个圆心（轴心）的情况。如果有了两个“中心”（轴心），谁是那个真正的中心？这就可能要打架了，闭环也会散架的。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一方面要不忘初心，两股力量如果不能合为一股，就必然要起矛盾、起冲突：一个说，我要干事业，你来捣乱、拆台；一个说，你光想发财，不想共同富裕，忘了人民。这样吵，没有好办法。因为有两个中心。要解决问题，就回归一个中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这一即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共产党的道当然是共产主义，由此得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所以，即便是“以XX建设为中心”，也不能超越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两者相比，为人民服务是大道，另一个是小道。当小道风生水起，而大道作壁上观，不免要失道、失德、失仁，要去慕义、隆礼、搞些精致的花样，来装点门面。可实际，已是失衡了。


    要找到平衡，就要明确真正的中心，阴阳互济，凝聚为一。“故贵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故致数誉无誉，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这后一段的意思，直白说，就是“不装逼”。某地自清末开埠之后，就习惯性装逼，可谓有年头了。但你积习难改，能强得过我“自古以来”吗？老子的教诲可是传了两千多年了，连洋人都佩服得不行，你服还是不服？


    要“得一”，就要合一。超维逻辑的合一，就是以一个心为中心。两个心、多个心，就要分主次，分阴阳，而不能都是阳。比方：“居安思危”，就是一个用超维逻辑表述的例子，把两个内蕴冲突的方面凝聚在了一起，平衡，中庸，一目了然，“安”是阳，“危”是阴，中心是“居”，阴阳不大会起冲突。再如：“小心驶得万年船”，把“小心”和“驶船”结合在一起，“驶船”是阳，“小心”是阴，“万年”是中心，阴阳两不冲突，和谐安定，长长久久。超维逻辑就是阴阳相济，互济互生，既凝聚为一，又彼此有别。这是中国的智慧。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既忠诚为党、为民，又擅于干事的先进分子，来推进我们的事业（这是“既要、又要”的全能型人才），而不是学西方，搞“你监督我，我监督你”两套人马的权力游戏。监督必须有，但不应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制衡手段。主要的是，干事的人在内心已经协调好了各方面的平衡、和谐，然后措施于工作与现实中，实现于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中。这是真正高效的方法。而要实践这样的方法，这恐怕与诸多方面的安排都有复杂的关系，比如，今天的中学、大学教育统统搞文理分开，就很不利于培养“既要、又要”的全能型人才。这里，只能是提出一个思考方向，供人择选、参考。

老农

    那么，新的五维逻辑与旧的五维逻辑有多大的差距呢？


    应该说，差距很大。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大！


    表面上看，道、德、仁、义、礼（旧五维）与道、德、仁、义、礼、利（新五维，道作为无所不在者，不算单独一维），只差了一个“利”字，但这却是质的差别。


    何谓？


    人们行动、思考、表达的内容，90%都与“利”直接相关，没有“利”之维度的逻辑，算是干什么滴！


    那么，旧五维是来打酱油的吗？当然不是。它是维护特殊利益的工具。


    《论语·子罕》第一句话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为什么要“罕言”？一是因为无奈，二是因为自觉维护秩序，三是不想撒谎，于是，只好回避，只好“述而不作”。


    前几年，有过一位立场有问题的干部，公然质问记者：“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把党与人民放在对立的地位上，完全无视党的基本宗旨和初心。他或许是想维护党的利益，但他所认为的利益肯定不是党的真正的利益，只是他以为而已。同时，这也说明，某些地方、某些人已经把局部利益、乃至是私利，与党的利益混淆起来，成了特殊利益的存在。


    特殊利益当然要与90%的利益对立起来：它绝不肯老老实实呆在自己应当的份额里，而是一定会伸手捞取那90%的部分，越多越好。孔子只是不说“利”字，说了又不能维护90%的利益，因为私有制不是他一己之力能改变的，只好尽力维护秩序，再劝说统治者能施行仁义，照顾人民的需要。而资产阶级、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我们中的某些人却是满嘴谎言，极力把少数人的利益包装成所有人的利益、最公平合理的存在，乃至是神圣的存在。可俄乌冲突一起，我们就看到，它神圣个屁！满嘴的谎言彻底露馅儿了！


    同样，某地的疫情应对，说得头头是道，满满的主义、大局，骨子里不过是生意和对立，与人民对立。自然也很快破产、露馅儿了。因为，病毒是不讲主义，只讲“利”的。


    “利”是一切的基础。而要实事求是地讲“利”，就必须看到、看清何为利之大者，才能有效创造利，维护利，享有利。否则，就是盲行冥作，挥霍资财，乃至颠倒乾坤，与道作对，与天作对，与根本之利作对，就是在自取灭亡。


    何为“利之大者”？利之大者在于人民。人民是利的创造者，也应当是利的享有者。过去，这个“应当”被私有制抹杀了，因为，统治者创造了另一套“应当”，玩弄愚民手段，用虚假的“大者”遮住了人民的视线，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混淆了人民的思想，混乱地委身于种种虚幻的追求之中（求富贵、求荣耀、求美国梦、自由梦、民主梦，等等等等）。


    现在人民看清了利的本质、来源，就会明白：德、仁、义、礼都是必须服务于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而不应是剥夺人民的工具。因此，利之大者就是如下这庄严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如果放诸世界，就是那响亮的七个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所以，任何人只要头脑清醒，能实事求是，他运用五维逻辑，就一定会推导出“为人民服务”的结论，而不是其他。


    所以，我们说，今后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宗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指导，只有一个，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基础，我们把它当做“阴”的部分，深深地埋在社会地基里。


    那么，阳的部分又怎样呢？


    在道、德、仁、义、礼、利中，利是基础。人类的无数种已有、将有、可能有的经济活动，都在这个范畴内。礼是利的容器，使人类的活动获得文明的外观，促进人群的交流、亲近、融合。礼也是情感的容器、审美的容器（比如说仪式感）。义是对利和礼的正确安排（社会制度、国际秩序及相关的政策、理念、法律、规则等），包括科学、哲学等各类学科都在这个范畴内。仁就是爱护人民（仁者爱人）的情感，既在于个人，也在于群体，如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等；德是对人民的引导和指导。人民不是凡事都能正确认识和行动的，需要有效、正确的帮助和指导，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等，德主要包含最基本、最根本的价值指引和行为规范，尤其是对儿童的教养。


    道不是人能干预的，而是人必须去领悟的。道无所不在，是宇宙、天地内在的“规则”，是一切价值最深的灵魂。一切人类的设想、安排只有尽力合乎道的原则，才能真正成立并持久运行。就这个意义说，道，既是阳，也是阴，道是一。

老农

附录五——价值与人口

    在附录四中，我们阐明了我们理论的基础是为人民服务与五维逻辑。其中一个关键论据是：人民是利的创造者，也应当是利的享有者。这凸显了人的价值与意义。


    那么，有人或许会有疑问：现在的科技已经迈向无人化、智能化了，人的作用正在日益萎缩，大部分人将失去存在的价值，沦为“垃圾人口”，成为文明的负担，你怎么看？


    我只能说，邪恶势力的智商实在是“感人”，连最宝贵的人口，都能被他们看成“垃圾”，真的是不服不行。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精英（包括犹太、昂撒等）治国理政的经验，其实极度贫乏（犹太人灭国、流浪了二千多年，谈何治国？）。因此，以他们浅薄的认知来规划人类文明，无异于纸上谈兵，甚至连赵括都不如——赵括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已经积累了丰厚的军事、战争经验和理论，赵括的父亲还是一代名将，学习过这些宝贵财富的赵括，还是很有些宝贝可以炫耀的。


    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并非人人都有，外加还得有丰厚的历史积淀，那就更是增加了难度。


    一个有脑子的人，首先得明白“利”在哪里，然后，得知道谋利、获利的手段是什么。这就到了义与礼的层面。得了利之后，要好好爱护利之源，这就到了“仁”。当他把这一切都充分内化为自身能力和品质后，就成为“德”。事情到了这样复杂的程度后，人就要考虑如何化繁为简，保持自主与自由了。这就到了道的层面，也就是哲学层面。


    说到哲学，有一个最简明的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把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视为“垃圾人口”，且打算清除之的群体，是不是在反人类？当然是！如果这都不叫反人类，那，“反人类”这个词就直接取消算了！既然他们是反人类分子，那问题就很明晰了：


    身为人类而反人类，他们秉持的哲学是不是垃圾级的？连小学生都能响亮地回答：当然是！


    “垃圾哲学”只能出自垃圾化的思维。那么，他们的思维到底“垃圾”在哪里呢？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垃圾。所谓垃圾，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也要明确什么是价值。


    价值是有机体出现后才有的现象，是因为能满足有机体的需要而确立的（事物间的）彼此关联，如同一个召唤与一个回应一般的关联性，就好像风吹在海面上，卷起朵朵浪花一般。




    无机界是平静的，没有任何的“浪花”，即便天崩地裂，也是平静无波。因为，无机界并不发出召唤，也不期待回应。无机界无所谓价值，它随遇而安。


    当有机体发出一声召唤，便如同利刃划破了无机界的平静。有机体将依据回应的有无、回应的程度而做出正、误、好、坏、多、寡、善、恶的区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改变相关的世界。


    所以，价值必然是一个故事，一个又一个故事，无穷无尽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历史。故事里有因果，也有情感，从而生出许多的羁绊、牵连。无数的羁绊、牵连，令有机体有了归属：归属于历史，归属于故事，归属于环境，归属于群体，归属于世界。


    所以，不要谈论纯粹的自由，那是无机界的寂寞。自由只是有机体在无穷羁绊和牵连中的节奏，而价值就在这复杂的交响中鸣响、扩散，余韵绵绵。


    然而，反人类的家伙却要将这一切一举斩断，将全世界70多亿人只留下经过他们精确计算、挑选后的5亿，声称：5亿之外，全是垃圾，应予清除。如今，他们正发动全球性的生化战争来实施这罪恶的阴谋！


    我们且不去痛斥他们的残忍与灭绝人性，单单就说垃圾。


    究竟谁是垃圾，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了。


    全人类的价值早已结成了一体，成了一个“一”。任何“一份”单独的价值，都与全人类（拥有）的价值紧密相连，并相互扶持、相互支撑，构造起日益复杂、磅礴的人类价值之潮、文明之浪，并涌向星辰大海、宇宙无疆。


    然而，这些阴谋家、反人类分子却嫌人类掀起的浪头太大了、太吵了，他们掌控不住了，就要把它砍了，拍碎了，只留下一茶杯的水，供他们慢慢细品。这说明，他们已经自立于人类价值体之外了，成了人类价值体、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的赘疣。他们才是明明白白的垃圾，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这群被人类供养的垃圾，不仅对人类毫无贡献，竟然还要对人类反攻倒算！说他们是垃圾，都是对垃圾的玷污！


    我们从情感上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东西与我们并立于世。我们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请大家给他们起一个专属的称谓吧，别玷污了垃圾的名声！

老农

附录六——人类文明的变异

    人类文明重大变迁的意义，也许要经过几百年的历程，才能为人们所认清。科学出现所造成的文明变迁就是如此。


    人们一直在争论：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或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自发出现？过去，人们一直就这类问题争讼不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看清科学出现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或者说，过往所造成的意义。


    科学出现促成了人类文明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由人的文明变异为物的文明。其“自然”终点必然是反人类（法西斯、恐怖主义、清除“垃圾”人口等邪恶事物，均在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文明的这场变异体现为：人的价值逐步贬低，物的价值逐步抬升——资本被抬升，机器、技术被抬升，市场（所谓看不见的手）被抬升，无人化、智能化飞速发展，人力被淘汰，社会产能大幅过剩，而大多数人却消费能力不足。人们生产了大量的物（品），而人们却用不上。这表明，文明已经充分异化，主要不再为人服务，而是为物（如资本）“服务”，也就是在为“虚无”服务（物不需要任何“服务”）。文明完全成了盲动。文明犯了根本性的错误，走入了死胡同！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明故国，是人类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国没有自发产生科学，恰恰是因为中国人拒绝了文明的异化，拒绝了物的文明。


    中国曾经发生过物的文明，并一度蔚为大观。


    那就是秦国和秦朝。秦国通过把国家、国民物化为战争机器，殄灭六国，尽享战争红利和物化人的好处。然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要害就是“你出来了”。你若不“出来”，那么，大家相互帮衬，彼此彼此，无所谓“还”或“不还”；但既然你“出来”了，就得你自己还。秦朝的确是“还”了，结果就是“二世而亡”。


    它的“出来”，或者说“出位”，就在于它踏入了物化的文明。比如说，它的严刑峻法，不考虑人性的含混波动，只有刻板冷面。最终逼得陈胜吴广拼死反抗，为人的文明讨回公道。随后的汉朝，先是回归道家文明，继而选择儒家文化，彻底封杀了物的文明滋长、壮大的可能。士农工商，把商排在末尾，就是不许物的文明坐大的重大安排：即所有的人、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人而动。而商人这种只为物、为财而动的活动，必须受到最严密的监控，不许它“出来”、“出位”。


    秦朝有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做了宰相，还编了《吕氏春秋》，恰是秦朝的特色。后世是没有的。


    当明朝后期，大量南方官员纷纷转型成为商人，成为贪婪且掌权的谋利群体，中华文明再次遭遇物的文明异化的挑战。而明朝统治上层应对不力，导致灭国、亡国，为异族所统治，从此竟回归了人的文明，关上了文明物化的大门，为中国近代的苦难酝酿着历史基础。这是中国的不幸，但又是人类的大幸。因为，这为人类保留了人的文明的火种！


    若非如此，连人类唯一真正的人的文明都被异化了，人类除了灭亡于物的文明，还能有什么下场！


    通过中国这场在近五百年历史中跌宕起伏的大演绎，我们得以认清人类的方向，文明的方向。这就是：告别物的文明，回归人的文明。告别唯生产力、唯GDP的发展模式，告别对利润、效率的盲目迷恋，告别对力量的片面追求，回归自然的、平衡的、生态的、人性的发展道路。人要为了人，为了自然，为了人性而活着，而不是为了物。


    那种病态的活法，就是取死之道！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抛弃科学，而是要让科学的归科学，人文的归人文。而不要——为了科学而拼命，拿科学来拼命，那都是为物所役：比如，目前几乎所有的科学都首先服务于战争和战争的技术；目前几乎所有的手段（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媒体、生命技术、核能技术等等）统统都被用于相互厮杀。这些正是物的文明垂死阶段的必然表现，是把人类带往地狱的可怕传送带。


    人类需要的是被人的文明降服的科学、回归人的文明的科学，而不是相反。毕竟，科学不过是人类掌握的无数工具中的一项而已。


    人类需要的不是疯狂，而是明智的选择：是人的，还是物的。

老农

附录七——物的文明

    文明的实质是人与人相互成就。古人云：己欲达而达人。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共产主义说：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总之，人与人可能并不平等，但他们对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公平”、“合理”的，有同样的共识和默契。比如说，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对当时的制度有共识，彼此可以达成一定默契，维持那样在今天看来绝对不合理的制度和彼此关系。


    同样，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也有这种共识和默契，人民尚能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削。但是，资产阶级的贪婪超越了共识和默契，一味只追求私利的膨胀，而不顾劳工的死活，更不肯成就劳工，也就颠覆了其“文明”，导致了社会动荡。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孕育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彻底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也就彻底粉碎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公平、合理的共识，将资本主义逐出了文明的序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图重新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恢复人（间）的文明。


    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失败”了，陷入了长期的低谷呢？


    原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十分狡猾，他们以“文明”来反文明，以“文明”为手段来扭曲、绞杀文明——通过对文明的投机，从内部颠覆了文明。这便是“物的文明”的来历。


    所谓“物的文明”，就是对文明的物化，即，将文明当做投机手段，以达成少数人的私欲的制度安排。


    何解？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是一种将人物化的、当做工具，以投机手段收买人来卖命的“文明”操作。而如果将这种操作普遍化，运用到每个人身上，就是对文明的物化。而这种操作成功的后果，就呈现为“物的文明”，即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物化人、工具人，如行尸走肉，如同“耗材”（比如，如今的职场人一过了35岁，就面临严峻的淘汰形势，就要被“毕业”——“毕业”即结束营业、结束事业，而不是结束学业。从资本家对“毕业”这个词的移用，也可折射出其以“文明”反文明，以投机颠覆文明的手法）。


    那么，这种对人的普遍的物化是如何开始的呢？两个字：诱惑，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这种操作中，双方有默契而无共识——默契在于双方对财富魅力的相信。但一方想的是：这帮蠢货里肯定会有人上钩，愿意卖命效力的。到时候多哄哄他，再给些适合他的甜头，让他死心塌地；另一方想的是：乖乖，这么多钱，够我快活二十年的，或够给老娘看病，再买个宅子养老了，这老板出手真阔气！我去试试，死也值了！


    所以，这无非是两种投机念头的契合，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牢固。三姓家奴吕布与董卓的关系生动演绎了这种契合的起承转合，最终，两个人都不得好死。


    那么，在全社会层面如何进行普遍的诱惑呢？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做了最好的诠释。其原理还是重赏。这种重赏显然是一种对人群常识的扭曲，俗称“洗脑”。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此事。但随着赏格的升高，诱惑的魔力终究发挥了出来。随后，人们的观念也就被扭曲了。洗脑第一步成功，即所谓“立信”。


    前面说了，这种投机与投机的契合是反文明的，下场也多半不好。商鞅死于车裂，秦朝亡于二世。这就是文明对反文明的反应或反击。


    文明是人与人的相互成就。这话我在本篇已说了第二遍。但我决不会说第三遍。为什么不说呢？不是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吗？各位，“说三遍”就是洗脑。那是反文明者、投机分子惯用的花招，与诱惑的性质相同——都是诉诸人的低级本能或低级欲望，也就往往把人锁死在低级水平。这哪里是成就人，分明是在毁人！所以才说这是反文明的！


    诉诸人的低级本能或欲望，才能使人依附于特定的人、特定的体系和制度。反之，激发起人的高级情感和智力活动，只能促进人的成长、独立和自主性，如何令其依附、成为工具人呢？所以，对于物的文明来说，毁人是必须的，把人往下三路引，才是“标准”操作：广告天天洗脑，微X式的碎片化阅读，就是在“毁伤”你的智慧机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娱乐至死、奶头乐，远远地送你一程；告别崇高，逃避宏大叙事，则给文明之希望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然后，用各种“梦”、诗与远方为其下葬、烧纸、燃上一炷香，祝福道：走好，安好。流一滴感伤的泪，扭头便饮下“物”的甘醴、醇酒。还能有比这更完美的文明操作吗？文明是文明了，但文明也就这样被阉割、杀死了。


    这便是物的文明的标准“操作手册”。


    你是否已经被封装在其中了呢？

老农

    反文明的手段当然不止于诱惑，其工具箱里的“法宝”可谓琳琅满目，举不胜举，正如权术、厚黑术、成功学一般，堪称一门“学问”。这里再试举二、三，做个示例。

    恐怖。解放前，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有所谓“白色恐怖”；美国上世纪50年代搞过“麦卡锡主义”，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谈共产党色变，钱学森就吃过这样的苦头。今天，美国则是谈“中国间谍”色变，在学术界明里暗里继续玩弄这种恐怖手法，维护统治阶级私利。最新的例子。则是连俄罗斯的一切，包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俄国文学家的作品、俄罗斯的猫和树都遭到制裁，更遑论俄罗斯运动员和艺术家了。在中国网络上，则有网暴和人肉搜索对待无辜的普通人，受其伤害、荼毒者不乏其人。总之，用压倒性（碾压式）的恐吓、威胁，乃至迫害手段阻止人们行动、表达以至思考，维护少数人的特权、私利，就是恐怖的实质。


    示弱或“卖惨”。扮演弱者往往能出奇效。“珍珠港事件”促成了美国参战。“911事件”促成了美国反恐。当年，台湾的陈水扁自导自演“两颗子弹”事件，一举扭转了竞选颓势，荣登“宝座”。这种以“弱者”身份博取公众同情的投机手段，常常能“四两拨千斤”，堪比“舆论核弹”。


    分而治之。美国在国内国际、线上线下大搞各种身份政治，让人民斗人民，群众斗群众，是其一种主流的政治操弄手法。针对中国，近来主要玩弄极端女权，搞性别对立、男女撕裂，来恶化中国的文化生态，助力其扼华、弱华。


    上述手法，随着信息的传播、民智的提升，已经越来越被人民所觉知和警惕，其反文明的效力已大不如前了。


    下面再结合一些实例，更深入地把握物的文明的反文明“威力”。


    实例一：“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从来，人就有好奇、猎奇的心理，又有嫉妒、幸灾乐祸、窥探隐私、传播“秘闻”的低级、恶劣趣味。造谣正是利用这种低级心理和倾向，借助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手机、网络，让抹黑、中伤这种厚黑术产生登峰造极的效果。


    而辟谣，一则时效滞后，二则真相不易获得，三则不合人性的低级趣味，故成本很高。所以，传播效果向来远逊于谣言。造谣就成为反文明的一件“利器”：即可定点、定向“狙杀”，又可大规模、全生态“屠杀”，令善良的人们防不胜防，且损失惨重。


    而谣言，这种反文明手段，之所以能“谣翻一片”、“谣翻中国”，正在于人群的文明程度不够，也正凸显出全面建设文明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谣言止于智者。”普遍地提升民众的文明素养、智慧水平，才是防谣、止谣的根本之策，也恰恰符合文明的发展方向。所以，一日不停地建设文明，推进文明，就是最好的策略。正所谓“好人不做事，坏人闹翻天，”，“舆论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每一份正能量，都是谣言的克星！


    实例二：法西斯。


    法西斯是利用前述的恐怖手段来统治民众，通俗讲，就是抱团向民众输出暴力，并占据社会主流。一般而言，统治者常常利用特务组织施行此对内高压统治手段。最有名的当属明朝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武则天的酷吏统治，大家熟知的狄仁杰就曾尝过滋味。通常，这是统治阶级统治力虚弱的时候，才会采取的极端手段。比如，王朝得位不正，统治合法性不足，便产生了严密监控人们思想和言论的政治需要。魏晋时期、武则天和明朝永乐时期即是如此。民国在三、四十年代也这么搞，也是其政权虚弱的表现。


    欧洲（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日本、美国麦卡锡时代等，也逃不出这个逻辑。而西方搞法西斯之所以更“正宗”，则在于其文明发育程度落后，民众也普遍有慕强、迷恋暴力（不相信仁义和讲道理）的倾向（比如，美国人执迷于拥枪，欧洲有足球流氓，乌克兰的亚速营前身正是球迷组织。换言之，若美国不搞拥枪，就会遍地是流氓球迷组织，会令社会维稳成本更加高昂。反而拥枪还能成为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大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特别适合这个移民国家的内在禀赋。未来，中国若要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对欧美这种文明落后的禀赋，不可不察），故而，法西斯可以全民化地搞，而不仅仅局限于特务组织。以至于可以“跨国输出”，搞军事侵略、种族屠杀，成为人类一大毒瘤。


    此外，迷恋暴力还成为一部分西方人的牟利手段：如外国雇佣军（兵）制度、跨国黑社会组织等（中国的黑社会，一方面被政府压制着，另一方面，有文明传统的浸润，有时还讲所谓江湖道义，与欧美那些极端迷恋暴力、不讲仁义的黑社会，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也因此，法西斯的文化基因在欧美从来不曾消失，一遇到合适的政治土壤和气候，便如野草蓬生。各国政府都不敢掉以轻心。一旦极端政治派别坐大，则法西斯必然有燎原之势。


    实例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生化武器）与无人机武器。


    且不说“大杀器”，先说说无人机武器。


    看过无人机作战视频的人，都会对其作战效能感受强烈，甚至觉得毛骨悚然：从天空无声无息突降“霹雳”，肉身（或装备等）顷刻陨灭、成灰。如此非人、惊人的效率，往往令人目瞪口呆，久久无语，哀叹：人与蝼蚁何异！可见，这种武器的反人类性毋庸置疑。人类还沾沾自喜地把它用于战争。这开启的只能是反人类、反文明的进程。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不应是无休止、无限制的屠杀、滥杀。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国家，原本，要么长期对峙消耗，要么握手言和，罢战、止战。可一旦用上无人机这样的“凶器”，对峙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精壮人口的无底线消灭（消耗），真能打至最后一人——就剩下躲在暗处的无人机操作手。那将是怎样的恐怖场景：战场空旷得见不到一个活人，只有无数的无人机飞来飞去。或许，人类应该修改战争法则，直接搞无人机对决，“省下”宝贵的人命。可惜，这种好事是不可能出现的，人类不遭受惨痛的教训是不可能放弃暴力，走向文明的。正如当年人类与“大杀器”的遇合转折。


    正是大杀器的恐怖威力（反人类性），阻止了人类对其的使用。然而，它毕竟已经被人制造出来了，而且随时可用，其反人类、反文明的属性始终如一。归根结底，这是现代文明内秉的“天赋”，是物的文明的本色。


    实例四：流量、收视率、KPI（企业关键业绩指标）。


    这些抽象物（数据）对于具体的人（受众、消费者和基层从业者）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但对于资本及其利益（利润）的意义则十分清晰的。所以，它们自然也就归属于非人的、抽象物的力量和阵营中。反过来，就成为压迫具体的人的力量。它们也很自然具有反人类性、反文明的属性。对流量的操控，让少数人丰盈润泽的同时，却让多数人坐困愁城。如果这是自然形成的，也无可厚非。可它却是花费不菲代价在完全人为的（平台）世界，由人为打造，刻意追求“人之道”、“马太效应”的表现，其不公和剥削性质格外鲜明，其“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效应，正是反文明的具体体现。


    还记得什么是文明吗？回到前面复习一下吧。可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如此呀！优胜劣汰。拜托，这是在中国，我们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要谈谈——


    实例五：资本、市场、一般等价物、一般抽象物。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说明资本的反人类性属性是“娘胎”里就带来的（当然，资本不止有一种属性）。而这个“娘胎”无疑就是市场和商业。资本天然反人类，但不必然能反人类。正如说，老虎天生能吃人，但未必能吃到人。那市场和商业如何呢？市场是人们互通有无的场所，商业是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的事业，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不是一味地牟利，一门心思地牟利，那它们绝对是善良之地和事业。但是，当资本独霸市场和商业，那市场注定是恶之花盛开之地，商业便是罪恶的行销行。而普通人、一般的弱小的市场参与者无力对抗资本，无力阻止“老虎”吃人。这就需要社会出面、国家出面，把老虎收入笼中。这才是文明的做法。


    同样，货币（一般等价物）也是人为的工具，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美元潮汐”就是“恶用”的典型，是反文明的用法。规则、法律、道德、意识形态、主义、信仰等一般抽象物，也是人定的，也有善用、“恶用”之不同。在现代，我们都用进步或反动来评价之。自然，反动的也就是反文明的。这个就毋庸多言了。


    实例六：颜色“革命”。


    革命通常代表进步，代表文明。但“颜色革命”却是集各种反文明手段于一身，辅以正义、公平、进步的“外包装”，为少数人的私利，反对多数人的利益，成为强势国家对付弱势国家的颠覆利器。正义的人们唯有识破其各方面的伪文明、反文明性质，才能有效击败这种反动、反文明（且常常反人类）的新花招，保护文明，建设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