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字改革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从晚清开始，国人“睁眼看世界”，对中国科技之落后，国力之衰弱，深感痛心疾首。追根寻源，很多人将国家的落后归罪于思想文化的落后，将思想文化的落后归罪于语言文字的落后。一时间，“汉字落后”的论调不绝于耳，大批知识界精英都呼吁改革汉语汉字，激进派更主张，要尽快废除汉字，走拉丁化和世界统一语言的道路。
康有为1902年写成《大同书》，其中主张语言文字“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在将来的大同世界里，“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等在巴黎的一批激进中国留学生，创办《新世纪》周刊，宣扬大同世界和无政府主义，声讨汉语汉字，主张“废除汉文”，“径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宣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一文中，说中国文字“野蛮根性太深”，是“牛鬼蛇神的文字”，“希望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也在十年后入墓”。瞿秋白赞同彻底废除汉字，将汉字骂为“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更是危言耸听，他将汉字说成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病菌，声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反对文字改革或坚持走中间路线的也大有人在，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认为文化是否发达在于教育，和文字是象形还是拼音没有必然联系。陈独秀、胡适等人，虽然赞同搞汉字拼音化，但认为汉语与汉字不同，汉字可废，汉语不能废。傅斯年恨极汉字，但反对用外国语取代汉语，说：“中国可以不要，中国的语言不可不存”。有人认为汉字不应当废除但可以改良，比如简省笔划等。也有人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互有短长，废除汉字，得不偿失。近些年来更有不少人鼓吹“汉字优越”论，认为不仅不应该取消汉字，反而应该使其发扬光大，甚至声称汉语汉字终将取代和超越英文的地位，成为唯一通行世界的各民族的统一语言。
文字改革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为学习中文，他摸索出一套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法，总结在1605年发表的《西字奇迹》一书里，开启了后来的汉字拉丁化运动。1892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一套厦门方言的罗马拼音字方案，成为第一个创制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的中国人。此后，种种汉语罗马化文字和注音方案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有些在一定地区和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钱玄同、傅斯年、赵元任等人都曾乐观地估计，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文字改革的任务，吴玉章、王力等人也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汉字拼音化的成功。然而事与愿违，近一个世纪的拉丁化运动，并没有撼动汉字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的根本地位。在大陆和台湾两地，至今都只是停留在为汉字注音的阶段，除了技术上的一些改进，思想上没有比400多年前的利玛窦高明多少。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汉字拼音化这个持续了中国好几代人的梦想，实现的希望似乎愈加渺茫了。
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令人深思。实际上，就像钱玄同早在90年前就担忧过的那样：即使人们对于“汉字的应否革命”没有异议，对于“汉字的能否革命”还很有人怀疑。究其原因，除了人的惰性以外，实行汉字拼音化，愚以为有三大障碍难以逾越：同音字、文化传统 和众多的方言。
一．汉字中有很多同音字，实行拼音以后，这些就都变成了同一个字，每个字承担的意义太多，会造成混淆，降低表达的精确性，削弱汉字的语言功能。有人统计，现行汉字有400多个（不分调）读音种类，在7000个通用汉字中，平均每种读音有17个异形同音字。而且汉字读音分布不平均，有些同音字达到一百多个。这些同音字拼音化后，就难以区分，给阅读带来困难。赵元任创作的《施氏食狮史》，人所共知，全文共90多个字，汉语发音都是shi。
当然，汉字有四声，可以用于区分同音字。但同音同调字也不少，算上四声，汉字有近1400个读音，平均每个读音仍对应五个左右的字。如去声的yi，仅常用字就有40多个：意、臆、薏、癔、亦、弈、奕、异、义、议、易、蜴、亿、忆、谊、益、艺、呓、抑、裔、役、疫、逸、溢、缢、译、绎、驿、邑、悒、屹、诣、翌、羿、翼、熠、毅、轶、刈、懿、肄等。众多的同音字还组成了不少同音词，如zheng4 shi4就有正是、正式、正视、正事、正室、政事、郑氏等对应词。而且，如何表达声调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拼音方案中，对四声有多种处理方法，下面四个比较有代表性：（1）“威妥玛式”拼音（Wade-Giles System），用阿拉伯数字加在右上角来表示声调；优点是简单明了，缺点是数字跟罗马字母混用，两者不调和，打字也不方便。（2）“国语罗马字”，曾是中华民国的国家标准，用比较复杂的拼写规则来表示声调；优点是全部用字母，缺点是不便学习和使用，难以普及。（3）“拉丁化新文字”，不标记声调；这个方案最省事，缺点是四声不分，同音字多。（4）“汉语拼音方案”，是大陆在1958年发布的，用特殊符号加在字母顶上表示声调，就是所谓的“戴帽子”；优点是直观明白、节省空间，缺点是书写、打字都很不方便。可以看出，这些方案各有千秋，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
当然，同音字问题是技术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总是可以设计出一个方案，将同音字区分开来。但不管用什么方法，肯定会有繁琐和很不自然的地方，让人感到不便，用起来不能得心应手，就像技术工毁掉了一只胳膊，干活效率大打折扣。除非拼音文字在整体上效率明显高过汉字，否则搞汉字拼音化就是要让中国人壮士断腕，做出不必要的牺牲。
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汉语文献浩如烟海，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根。丢了汉字，不仅埋葬了一座宝库，而且也相当于断根去势，没有人去给中国文化传宗接代了。试问，拼音化的汉字里有什么美妙前景，值得全体中国人为之拔刀自宫？
有人会说，没有那么严重吧？学者们仍然可以研究汉字，古文也可以翻译成拼音文字供普通人阅读，文化传承不会中断。这是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载体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韵文和诗歌，即使你翻译水平很高，信达雅都做到了，那种形式美你是难以嫁接过来的，比如骈俪、排比、对仗、平仄、字数、叠字、倒置，等等。而且碑帖、石刻、印章、帛简、钟鼎等文物和艺术品，也都是无法置换的。经史子集，卷帙浩繁，也不可能全部翻译过来。还有字谜、书法艺术等，拼音化后，都将难以为继。我敢肯定，拼音化了的唐诗宋词，美感将几乎丧失殆尽，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读的。看官如有不信，下面这首诗，请用任何你所了解的拼音方案或拼音文字来翻译，与原作放在一起对比，看效果如何。
杜甫《曲江二首》其一：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当年吴稚晖、傅斯年辈愿意“六经三史当柴火烧，尔雅说文糊窗子用”而不顾惜，那是因为国门初开，西风东渐，国人自惭形秽，民族虚无主义蔓延。如今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增加，中国国力的增强，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提高了，国粹又成了宝，要将老祖宗的东西弃如敝屣，很多人不会答应。
三．前两个问题够严重，一个是断腕，一个是去势，第三个问题就更严重，是要命。中国有数不清的方言，这可不只是Mandarin和Cantonese之分，也不只是闽南闽北、川东川西之分。读者小时候生长的地方，一出村，口音就有变化，我常常听不懂附近其它村的人说的话。家里有外地来客，孩子们就偷偷嘲笑他们说话“侉”。那时交通不发达，所谓外地，一般也就是几十里之外的地方。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与其女朋友同省不同县，婚后回家探亲时，那婆媳俩根本无法交流，必须由他在中间当翻译。拼音化一旦实行，这些大大小小的方言，立刻就在书面上（或荧屏上）形成了千百种不同的文字，人们之间的交流必将变得非常困难，国家很可能也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所以这是要命的问题。
晚清时曾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在日记中比较过中西文字，他说：“不知声音之道，年久则变。中国经籍如天、下、华、庆、明、行等字，六朝前犹近秦汉之音，唐以后则纯用今音。以中国之人读中国之字，而高下轻重疾徐，已各自成音，赖有象形、会意等义相维持，故数千年后犹得以考证古训也。外国文字仅知谐声，以口相传，久则易变；况以华言译西语，以今音译古语，以华字译西书，既无一定之音，又无一定之字，而且方言各异，则安能如华文之六体兼备而四书不乱哉？”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说法，道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一个根本区别。拼音文字“字话一律”，有种种长处和优点，问题却也不少。纵向来看，拼音文字中新词不断出现，词汇量大，词形变化快。以英文为例，词语的拼写古今差别巨大，600来年前乔叟的作品，现代人读起来就困难重重。英文单词有几十万，谁能认得全？400来年前的莎剧，其中已有不少冷僻词，妨碍今人的理解和欣赏。英国有位仁兄，想改写莎剧，要把其中的冷僻词用常用词代替，让其与时俱进，以利于莎剧的普及，这可谓用心良苦吧？结果被人骂得狗血喷头。横向来看，拼音文字“意随音转”，读音不同，拼写不同，意义也就有了变化。拿欧洲来说，其地域和中国差不多，语言文字却数不胜数，主要的就有几十种（欧盟现有23种官方语言），有些又有各自的数种方言，给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欧洲在历史上一盘散沙，至今统一仍有困难，这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基本上表意不表音，构造笨拙，字形固化，不能反映语音随时间的演变。但是，汉字的这个缺点也正是其优点，它在时间上具有形意上的稳定性，在空间上具有超方言的统一性。汉唐诗文，现代人阅读欣赏没有多大问题。中国自秦朝以后，尽管多次改朝换代，有时分裂成多个国家，但分久必合，基本上一直保持了大一统的局面。元清两朝，实际上是灭国，但最终征服者被汉文化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种局面的形成，同一的汉字功不可没。全国各地的人，南腔北调，不同音甚至不同种，但皆用同文同字，交流起来没有多大障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用秦小篆统一六国书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现在要保持“书同文”，必须先搞“语同音”，然后才有可能开始实行拼音文字。实际上，国共两党执政后，都大力推广国语或普通话，几十年下来也算得是成效显著，假以时日，方言最终可能会被民族共同语逐渐“消磨掉”（王力语）。但这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对于汉字改革派来说，远水不解近渴。更何况大陆改革开放后，南风北渐，随着香港歌曲影视的流行，粤语风靡全国，大家争相模仿；地方主义抬头，各种地方性文艺作品泛滥，方言市场越来越大，统一国语离人们反而是越来越远了。在此，忍不住寄语汉字改革的激进派，只是埋头搞拼音方案是没有用的，甚至可以说是白白浪费时间；还要去推动中国政府立法，禁止方言，要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场合，所有人都讲普通话，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其实，汉语拼音化有什么好？还不如一劳永逸，直接将英语作为中国的法定语言。任何汉语拼音方案，都不得不为了照顾汉语汉字的特点和习惯，而在整体结构上做出牺牲，使得新文字先天不足，反而不如现有的一些拼音文字合理有效。如果文字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世界共同语，那么推行简化字、普通话、汉语拼音等等就都是在浪费时间，用前人的话说，就像“欲人之长行万里，先使之在室中推磨三年”。这些人为制造的中间环节也很折腾人，就像钝刀子割肉，让国人一茬一茬地受罪。而英语是在当今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语言，全中国人改说英语，一下子就将实现世界共同语的理想推进了一大步。设想一下，假如中美两个大国使用同样的语言，并且带动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民族使用这种语言，那么此后国际间的交往该有多么便利，许许多多的误解、争执甚至于战争，或许都会因此而消弭于无形。上面谈到的三大障碍，改说英语后三去其二。放弃文化传承当然是一大损失，但要走向世界大同，这样的牺牲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文字改革，才是最彻底的、最值得追求的文字改革。
参考资料
康有为：《大同书》（乙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周有光：《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
周有光：《语文闲谈》，三联书店，1995年5月第一版。
王力：《王力文集》（第二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8月第一版。
段生农：《关于文字改革的反思》，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陈继明：《汉字改革问题的探讨》，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
《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3年第1卷第7期。
发表于 2016-7-18 06:3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