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年轻人在工作与生活双重压力之下，往往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精神困境，这些精神困境不正确审视、及时解决，很容易演变为心理问题。如今抑郁、焦虑、精神衰弱、双相情感障碍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当代人的困扰，我在《用马克思主义战胜抑郁症》这篇文章中说过：当代心理学治疗只能从个人微观的层面找到解决办法，但是我们的困境根源往往处在宏观的社会层面中。本文就是试图从宏观大环境，对微观个体的投射这一角度，来分析当代年轻人的五大精神困境。
（一）劳动价值无法体现
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一起随之占有的，还有个人价值的劳动践行——或者说“成就感”。
2020年6月，当时第一波广泛影响的疫情基本结束，但还有零星的复发。我回北京请了一位在京东工作的朋友吃饭，618他连续加班几天几乎都没合眼，周六周日又要去抗疫志愿者，过于辛苦所以请他吃顿大餐。他讲现在北京疫情稳中趋好，所以没有什么太繁重的工作，而过年期间才是真的要命。过年期间京东公司承担起了不少抗疫工作，他是北京土著，彼时交通不通，没有什么人能回到京东总部；而协调抗疫工作总部又是重要枢纽，所以我这位朋友包过彼时回到公司的人，承担起了大量不属于他们的工作，为抗击疫情尽心竭力。
我这位朋友从初二开始加班，整整到正月十六，都没回过家（毕竟亦庄离北京市区还是有距离的，虽然主要是线上办公，但是需要实地协调很多事宜），真正体会到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心境。而且他从初二开始工作，到初八这段时间是不算加班的，没有过年期间的三倍工资，只给一个北京市志愿者的补贴（大概率是国家出而不是公司出），初八之后才开始算正常工作，但是正常工作之外又要承担很多的防疫工作——即京东公司的公益行为。
当然钱是次要的，毕竟抗疫大局众志成城，也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更何况互联网公司本身收入就不低，公司也给这些他们志愿者发了奖金和大量内购券（算是变相补了一个三倍工资）。只是他说，略微有一点心理落差：一线的医务人员就不用说了，不管是媒体还是全国人民，都是轮番的致敬；武汉的志愿者也很辛苦，不过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但像我们这样也忙前忙后的，没有谁会给我们说声谢谢，反而觉得我这是为公司打工，理所应当，仿佛我们大公司就是欠全社会的，现在是要赎罪。
我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是你所说，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某家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有一说一，今年疫情爆发初期，京东公司的反应和对策是甩了阿里一个身位的，毕竟京东公司有着自己庞大的仓储体系和物流体系，在紧急的环境下显示出了集中的优越性。而刘强东本人也通过疫情期间京东公司的种种举措，一举扭转了舆论口碑。去年整整一年里，刘强东都陷入了在美国的性侵案件的影响，大家都开开心心刷着“直视我，崽种”的表情包，热热闹闹讨论着“一东”的计量单位，而疫情期间京东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完全扭转了刘强东的名声，社交网络都充斥着类似“东哥又是我兄弟了”的声音。
在我国疫情最严重的期间，刘强东和夫人章泽天现身伦敦，高调共度情人节。相信没有整个京东公司在疫情期间给他赚来的好名声，刘强东也绝对不会在这个敏感时间点挑战舆论。而社交网络下面的评论也明显能够看到京东公司的公关痕迹，控评方向无非是“东哥为疫情做了那么多事，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评价他？”“人家有条件去伦敦，凭什么不能去，他为疫情做了这么多事怎么不说？”“就冲疫情期间东哥做的事，我就一辈子不黑东哥。”
远在伦敦的刘强东做了什么呢？你说他什么没做，确实不客观，他“操心”指导一下工作肯定是有的；但是，京东公司为疫情做的种种贡献，是像我朋友这样千千万万个基层员工，无数平凡而普通的快递小哥，上传下达沟通协调的中层干部，过年期间十数天没有休息共同取得的成就。但网络舆论却把这样大的成就和善行全都归功于刘强东一个人，我能理解我朋友的心理落差，因为好名声是东哥的，他什么都没有。
这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规律：资本家把劳动者的劳动据为己有，同时也把劳动所产生的声誉、荣耀和成就感一并占为己有；劳动者从无法从劳动中获得正反馈或价值归属，自然会产生驱离、抑郁等情绪——这就是异化。而在公益慈善工作中，本身就是为正反馈去奉献，而资本家甚至都要把这种正反馈“巧取豪夺”，变成了他们一个人的好名声。
我向来实事求是不吹不黑，我从来不对大公司有偏见，疫情期间我把京东阿里美团饿了么小米华为，包括伊利五菱宏光康师傅夸了一个遍——不管他们平时做过什么恶心事，疫情期间确实肉眼可见的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发挥了正面作用。但是夸京东阿里，并不是夸马云刘强东，因为我知道那是大公司中千千万万劳动者同心协力共同完成的伟业，跟那些疫情一爆发就忙不迭跑到国外的资本家有那么一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
再比如，这次疫情期间马云个人和阿里巴巴都捐献了巨额资金，但是即便是公司的捐赠，公关软文和自媒体的口口相传中不会用“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如何，而永远是“马云”捐了多少钱，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刻板印象——“阿里巴巴=马云”。但事实上马云在阿里巴巴占股才6.4%，譬如阿里巴巴捐赠一个亿，摊到马云头上才六百四十万。
就好像我写骂马云文章的时候，下面总有弱智会评论“你这么嫌弃马云，有本事别用支付宝/淘宝啊。”这就是犯了同样的认知误区，错误的把某个资本家个人等同于整个公司集体，等同于整个集体的劳动成果。根深蒂固的奴性让他们认同了资本家的戏法：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淘宝和支付宝是程序员们一行代码一行代码敲出来的，是产品经理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加上去的，是架构师们一层数据一层数据搭建起来的，是运营和商务一家商户一家商户谈下来的，是设计和美工一笔一划描摹出来的。他马云当然也承担了一部分劳动，比如领导规划职责，比如给大家加油打气，比如给加班的员工洗脑996是一种福报，比如一刻不忘都要强调“阿里巴巴的价值观”……但是你把支付宝/淘宝整个的功劳都放到马云头上，那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How dare you？
马云再牛逼他也不能大包大揽，把代码自己写了、把架构自己做了、商务自己一个一个去跑、客服自己一条一条回复。所以无论是支付宝还是/淘宝，这是集体的智慧，是千千万万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共同的劳动结晶。我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一份子，凭什么不能使用阶级兄弟用汗水铸成的劳动结晶？所以说“你批评马云，有本事别用支付宝”这就是王八蛋逻辑，只有资本家最恶心的狗腿子才说出来，其目的就是偷换概念，让资本家个人占有无产阶级劳动成果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
我们都是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基本训练的人，唯物史观反对英雄史观，讲究人民史观、集体史观。毛主席说过：“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最伟大的，而我们往往是渺小可笑的”，这就是站在了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角度去审视问题。
同理，一个公司中聚沙成塔搭建地基的基层、上传下达沟通协作的中层、战略规划统筹全局的高层，是一个有机的成体，他们共同产出了劳动成果。如果说真有谁是废物，那肯定也得是寄生在劳动者身上靠资本增殖和剩余价值过活的吸血鬼了。把一个公司集体的劳动成果，把无数基层员工加班加点熬夜秃头换来的成就，无脑的丢给已经占用他们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无异于杀人诛心，在对劳动者肉体剥削后进行第二次精神伤害。
本文的标题是“精神困境”。所以首要的精神困境问题也是根植于物质的——劳动者无法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同样也无法拥有自己产生劳动果实的成就感、认同感、价值归属感。就像本节开头我在京东工作的那位朋友一样，做了那么多好事，除了我们这些朋友心疼他鼓励他一下，没有任何其他的正反馈，正应了那句话：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那么有朋友会问了：给钱算不算正反馈呢？发工资也很“快乐”啊，你这位朋友虽然没有获得认可，但是补贴京东一定发了不少吧？挣到钱了还不能偷着乐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其的货币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工资仅仅是劳动社会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更进一步地，当今世界的货币也不再仅仅是一般等价物，而变为了一种更加虚拟的资产，虚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活动（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下不会生产价值的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荷包。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劳动价值的表现。
简而言之，数钱固然快乐，但是与劳动价值的践行，是两种概念——这就是我下面将要分析的第二重困境。
（二）自我异化与对“他者”的异化
用“钱”来定义劳动者，以及劳动者所获得的成就感，就是标准的“异化”现象。可以用一句浅显易懂的话来理解这个概念：异化就是把人变成了工具，把人从目的变为了手段。
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四个维度阐述了“异化”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位劳动者从四个不同的维度被异化了：
第一，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成为了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以，因此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类似于钉钉他们团队都是用钉钉的，所以钉钉的产品经理和程序员研发出越能“有效满足老板需求”的功能，他们自己就被剥削的越惨。
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本身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人之所以为人，而非动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有自觉性的劳动，这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就像我们看很多新闻，一些拆迁户的大爷大妈们，坐拥几千万的房产，却干起了街道清洁工之类的工作；还有一些家境不错的富二代开着豪车上班，拿着两三千的工资。就是因为人是需要找一点事情做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你现在觉得难以想象是因为你永远处在一个异化的劳动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中，劳动成为了一种被迫强制性的肉体折磨，异化的劳动让人们感觉到的不是自由与自觉的实践，而是被迫与痛苦。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规定不是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物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而不是动物的关键。因此，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在异化的活动中，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类特性变成了人们谋求生存的手段，而人的吃、喝、生殖等动物性本能则成为了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马克思认为，异化将人变成了动物，人失掉了自己的类本质，人成为非人。
第四，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为什么一旦可以，劳动者“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劳动者的生产成果被他人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所剥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对立。
在第四点的基础上继续衍伸来谈，就是资本社会中，不但我们每个人被异化了，我们还去主动异化他人，把他人也变成工具，把他人也变成了实现目的的“手段”。
很简单的例子，大家点外卖就往往会把外卖员当成“工具人”——负责送达餐食的工具。前两年微博上有一个争吵很久的话题“要不要对外卖员说谢谢”，这话题能吵起来就说明了已经有很多人把外卖员当成了“工具”，觉得他们不配一句“谢谢”——因为我已经给钱了。这就是“工具理性”的极致，不但自己变为了工具，也把别人变成了工具。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往往会陷入这种困境之中。“绩效考核”这一资本主义“伟大”的发明，把无产阶级切割为了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你的同事不再是你的合作伙伴，不再是可以团结的无产阶级同志，而是你的竞争对手，是威胁你拿更好绩效、更高年终奖的敌人。
在大公司工作的朋友肯定都有这样的感触：你的升职机会、年终奖数额高度依赖于绩效打分；而绩效打分又高度依赖于部门主管与HR的主观意愿。同时，规则制度强行规定了，一定会有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即臭名昭著的“末位淘汰制”。所以劳动者们的工作目的就不再是完成工作目标，而是一定要比部门其他人更好，不能成为那最后10%的“末位”。这样，同样坐在格子间中本应志同道合的伙伴，就变为了“非人”，或者是可以助你绩效达标的工具，或者是威胁你升职加薪的灾害。
在这样的困境之下，我们会丧失了对“他者”的感知。我们感觉到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个冷冰冰的工具，甚至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明明可以“为人”之人主动变成工具。现代人在人口爆炸的繁华一线城市，却能感受到最孤独的彻骨寒冷。
为什么“他者”的地位这样重要，我简述一些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理论。哲学家胡塞尔认为，我们能够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虚幻的梦境，是因为这个世界存在“交互主体性”，意思是我们对于世界的实践能够得到“回应”。我们首先能够确认自己的存在，其次通过对他人的同感、共情确认他人的存在，这种“交互”才能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更进一步地，婴儿时期的人类是怎样建立主体意识的呢，是通过观察父母，与父母进行身体交互来认识世界，并认识自己。这就是“通过他我来认识自我”的途径，对“他我”的感知与确信，就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确信的过程，这就被称作“交互主体性”。所以“他我”与“自我”是一样重要的概念。
哲学家列维纳斯区分了“存在”和“存有”两种状态：没有主语的存在就是存有——即便你能创造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你依然不能称之为一个存在者，只是生活在存有的恐怖之中。那么如何让我们摆脱存有的恐怖呢？就是要靠他者的存在。当我们看到了“他者之脸”的时候，我们就与真实的世界产生了关联，认为要对真实世界产生某种责任或义务。
这里的“他者之脸”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某个智人的奇观，而是哲学意义上抽象的存在。因为列维纳斯认为，主体之所以主体，不是由封闭的我思确立的，而是由社会性的他者确立的，主体永远只能相对于他者而存在。所以看到“他者之脸”，就是我们脱离“存有恐怖”走向存在的唯一途径。
列维纳斯是一名德国的犹太人，二战期间他的家人、亲友几乎都死在了纳粹的集中营之中。他的哲学思想与他早年间悲惨的经历密不可分，他是真正经历过身边他者的失去，实实在在感受到“存有恐怖”的。
上面简述的两个理论，都是哲学家们对世界观的构建。学习哲学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很多天才般的哲学思想，是为科学研究指明大方向的，或者可以得到科学研究的印证。比如心理学与精神科学的研究成果体现：我们人类在与同类的交流与沟通中，就是会分泌不一样的化学物质，比如催产素。
催产素是男女都会分泌的神经荷尔蒙，由脑垂体释放，会让你变得更积极进取、勇于面对压力、与他人团结、渴望爱情。同时，催产素还被证实会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处——能够帮助心脏细胞再生，修复微小损伤。而且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人们只有在线下交流、互动时，才会分泌令人愉快的催产素（最典型的举动就是拥抱），用手机电脑在线上跟人聊天的时候是没有的。值得一提的是，抚摸猫狗等宠物，也会分泌这样的神经荷尔蒙。
当然，现在有些关于催产素的描述过于神乎其神了，而且更前沿的神经科学研究证明，催产素的作用机制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而且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神经荷尔蒙在起作用。本文不是科学文章，大家只需要明白一点就是：已经证明确实有这样一种有益化学物质，是在人与人交流、人与人人连接的过程中释放。哲学家们伟大的构建，从前沿科学的成果中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证据。
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密切的链接被斩断了，人们看到的不再是“他者之脸”，而是“他者之工具”。当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把我们自己变成工具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别人变成工具践行地理直气壮——一个外卖员哪里配“谢谢”？于是异化胜利了，我们在存在的世界中被抛弃了，陷入了“存有恐怖”的孤独之中。
（三）心理问题与社会问题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伊娃·易洛斯在其著作《拯救现代灵魂：治疗、情绪和自助文化》一书中指出：心理学能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人们追究人生失败的源头时，不再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和制度结构，而是选择去追问自己：我工作不成功，我没有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我感到孤独与挫败，一定是我内心不够强大，一定是我没有学习好职场成功学，一定是我不善于战胜消极情绪……
于是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遇到精神问题时，会选择“个体”性的解决方式——咨询心理医生。这是一种无奈下的选择，因为心理医生好歹还能解决一些个人问题，而改造社会这种事情可是万万想不得的。毕竟现在不是那个国际共运风起云涌的年代了，无产阶级通过团结起来真的就能改变世界，现在看不到一点世界积极改变的苗头，甚至连最应该改造社会那个群体，都忘记了这条曾经的道路了。
于是，这就成为了一个思维盲区：一切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不够坚强，是我们不能够满足社会的要求，是我们不能像精英一样高强度工作……而对于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如资本家的剥削，劳动价值无法实践，劳动者权益保护在法律上的缺失，无偿加班，科层制压迫等等等等，就变成了被自然而然忽视的盲区。
当然，并不是说找心理医生没用，我一向建议身边心理出状况的朋友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因为人就是会生病的，有些人天生可能就是易病体质，心理疾病也是病，也要看医生，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病都是社会问题。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病是社会诱因，比如说996长时间工作导致疲劳过度，比如公司领导职场PUA导致精神紧张，比如女性在就业与工作时面临的生育歧视、同工不同酬等等。这些找心理医生顶多起到个初步排遣的作用，但往往是治标不治本。
心理问题的诱因就好像两条腿走路，有的个人层面的诱因多一些，有的社会层面的诱因多了一些。现在的说法就是只聚焦于个人问题，忽略了社会问题，这不就是一条腿蹦跶么。诚然，社会问题难解决，需要诉诸于宏观叙事，但过于强调个人问题的后果，就是给心理咨询领域产生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我国心理咨询产业还只能算是初步发展阶段，很多行业规则都不成熟，于是就产生了不少浑水摸鱼的空间。因为心理咨询工作，是需要高度依赖于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素养的。而且一般价格都很贵，一小时咨询从300到2000的都有，如果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发现你在对我的咨询中产生了依赖，那我可能会通过设置议题或其他技巧，拖延对你心理治疗的进度，让你对我进行更多地咨询，多一小时就多一分钱，反正消费者也没有相应的水平来判断你是否在故意拖延治疗进程。
所以这就必须要一个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评价心理医生的治疗专业程度，在发达国家，会有一些第三方的专家对病人进行评估——一旦接受了一个疗程的心理咨询，就必须强制接受这种评估。如果专家发现，心理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通过种种手段耽搁或者加剧了患者心理问题，亦或是没有预期的效果，反正不管你是菜还是故意的，都会强制更换心理医生。这种纠错机制，以及对于心理咨询行业的专业管理，是我们国家需要学习的。
还是那句话，我非常尊重心理医生们的专业，更无意质疑这一群体的道德素养。但是举这个例子也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心理咨询行业也是一个市场化的、盈利的行业，但是其监管水平却非常落后，高度依赖于从业者的自觉性，患者是处在一个绝对弱势的地位，这其中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大家想想，就连抗疫物资这种弄个举国关注的大事都有人代买倒卖上下其手，更何况两个人关起门来谈话的事情。一个不可否认的前提就是，“心理学”已经衍生出庞大的资本产业：
从1968年到1983年，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的数量增长了三倍。治疗师的人数比图书管理员、消防队员或邮递员还多，是牙医或药剂师的两倍。到1986年，美国共有25.3万名心理学家，其中超过五分之一拥有博士学位。在同一时期，平均每年有1000万美国人寻求治疗。在1991年到1996年的五年中，心理自助书的销量增长了96%。截止到1998年，自助书籍的销售额达到了5.81亿美元，而包括书籍、研讨会、音频和视频产品在内的自我提升行业，每年产值是25亿美元。（苗炜，《为什么弗洛伊德在现代社会受欢迎？》）
“从自身找问题”已经演变为了一种生意，也成为了众多无产阶级解决困境所默认的“路径依赖”。劳动者的很多心理问题都源于资本的压榨与剥削，然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市场也逐渐被资本所占领，堪称一条完整的流水线闭环，“剥削两开花”。
（四）消费主义中娱乐至死
真正“剥削两开花”的还远远不是心理咨询产业这种“小巫”，而是早就完备成熟的再生产割韭菜产业链——消费主义。
当大家无法从劳动实践中获得自我价值，又无法从对他者的感知与体验中获得自我存在的肯定，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首先要明确一下概念，购买含有消费主义的产品≠商品拜物教。我们处在这个社会，终归会受到些消费主义的影响。
我又要讲大卫·哈维被杠的例子了：前几年他来中国讲座，记者先问他为啥要坐头等舱，然后问为啥用苹果手机和电脑呢。说你不是总是批评消费主义么，苹果不是消费主义符号么。给老头整得挺无语，说我怎么也得用个手机吧，这也是生产力工具啊。
消费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消费主义是商家试图给商品增加额外的“符号附加值”，而商品拜物教则是一种严重的群体症候现象。商品拜物教当然属于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很多花大价钱购买球鞋甚至炒鞋的群体，一定要发明一个“球鞋文化”来证明自己消费症候的合理性，都一定要上升到“文化”层面了这肯定算是意识形态表达了。
“商品拜物教”这个词汇是马克思他老人家亲自发明的，指商品社会人与物、目的与手段关系的颠倒。就是说你购买商品只是手段，真正愉悦自己才是目的；而在“商品拜物教”以及其发展完善而成的消费主义中，“买买买”和“剁手”——也就是说购买这个过程、而非购买的商品，仿佛成为了唯一的意义。人们仿佛在无意识中机械重复着购物动作，而忘记了消费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既然被称作一种“教”，迷信消费主义的“商品拜物教”自然具备了许多宗教特征。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这样概括拜物教文化的特点：“拜物教文化使用形象、符号和象征性商品唤起人们的梦想、欲望和幻想。这些梦想、欲望和幻想暗示着浪漫的纯真和自恋式的自我愉悦而不是愉悦他人的情感实现。”
让·鲍德里亚在其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在传统生产社会中，消费能力是阶级地位的体现，然而在当今社会，消费则是对下层阶级的安慰剂：“物，成为了对那些无法改变（阶级地位）个人或群体的一种补偿”，成为了“有缺陷的消费者们”“隐形贫困人口”一种精神上和价值上的“自我泅渡”。
拜物教产生的快乐，已经不仅仅来自于使用生活必需品的满足感，而是来自于攀升为社会“高等”群体的渴望与期待。消费，已经从身体上吃饱喝足穿暖的满足，上升了为了感官层面的刺激。没有什么比展示消费品更能体现现代人的地位了，也没有什么比“剁手”时的快感更能刺激一个人的荷尔蒙了。消费主义就是通过各种广告、宣传、营销让乐观、豪情和自信的购物者形象深入人心，并把消费品与诸多“意义”相绑架——比如“你不给我买XX就是不爱我”——从而悄悄改变和塑造了人们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对于拜物教徒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在消费食物、衣服、日用品等, 而必须接受“某种话语权下构建的意义体系”与物品本身的绑定, 这一种体系规定着物体额外的实现与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物品想要变成消费品，必须先经过这一种意义体系的构建。于是，被消费的不再是物品, 而是人与物品之间的被构建的意义本身。这一种“意义”可以是某种被激发的需求，可以是某种价值实现，也可以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亦或者就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甚至集体仪式。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到：“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
在很多情况下，拜物教徒们不停地购物、旅游、娱乐，像抓住一根又一根的救命稻草，渴望通过消费去找回在生产与工作中所缺失的意义和乐趣，但这注定是一场无望的自我泅渡。因此，很多“商品拜物教信众”对于消费主义的无条件投怀送抱就抹上了一层命中注定的悲观主义色彩，这也是一种对固化社会自我麻痹的选择。
这些拜物教徒们，毫无疑问是资本最喜欢的“亲儿子”，源源不断地在另一端为资本输血。原本可以正常生产的产品以限量发售、饥饿营销等手段，这就为商品赋予了不同的“意义”——通过稀缺制造欲望，通过欲望哄抬价格，最终资本赚得盆满钵满，本来被割了韭菜的消费者还会“感恩戴德”：看我抢到了哎，虽然说多花了十倍的价钱，但是能买到就很开心哎。
所以说，拜物教徒们具有天然的“亲资”的属性，因为资本制造符号给与他们一种天然的满足感、成就感、阶级晋升感，甚至为某种“信仰”。同样，拜物教徒们也具有“亲美”的属性，因为美国就是全球消费主义的高地，靠各种溢价符号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在耐克等公司在新疆棉问题上恶心我们之时，相关论坛上讨论最多的竟然是耐克鞋会不会降价。
所以美国不但是资本高地，还是文化高地，好莱坞、NBA、迪士尼等文化符号，成为了商品拜物教中最具有魅力的象征，也凭借此洗脑了一大批中国青年。反正我是不明白，一个耐克鞋不穿就不穿了么，有那么多国产鞋可以替代；一个NBA不看就不看了么，现代社会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也不妨碍你打篮球运动。但是NBA跪族振振有词：那不是一项运动，那是一种信仰。NBA只不过是篮球下分的一个职业联赛，就衍生出信仰的成分来了，可见商品拜物教的威力，必须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商品拜物教的信徒们本质上都是大好青年，还是可以争取可以挽救的对象，毕竟真的迷恋某种商品迷恋到丧心病狂，或者抽盲盒这种抽到家破人亡的，还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年轻人选择消费主义麻痹自己，根源就在于生产实践中无法体现自己的价值。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情绪：工作上遇上傻缺的资本家为难，下班后就希望通过消费来抚平心理。所以说，如果有一个新途径能让当代年轻人们去自我实现（比如说团结起来改造世界），这些人未必还会甘心继续沉迷于消费主义的戏法中。
（五）原子化与宏观叙事
原子化的问题先聊到这里，大家再回顾一下本文第一部分讲的内容：劳动者无法在劳动中获得价值感、归属感、成就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来结合宏观叙事来看一看，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埃德加·斯诺在延安的见闻。《红星照耀中国》有个章节的标题叫“他们唱得太多了”，其中斯诺记载了吴起镇一家工厂的艰苦条件：
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这都是在窑洞里，下面是土地，没有淋浴设备，没有电影院，没有电灯。他们有伙食供应，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尔有羊肉，没有任何美味。他们领到苏区货币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能买的东西严格地限于必需品——而且也不多！“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
但是呢，工厂里的工人似乎丝毫不觉得辛苦，斯诺发现每个工人都非常快乐，每天早上打水的时候在唱歌，吃饭的时候在唱歌，工作忙个不停的时候还在唱歌……大家都太积极、太乐观了，以至于斯诺给这一章节取的标题就是一句感慨——“他们唱得太多了”。为什么吴起镇工厂的工人们，会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却如此积极进取呢，斯诺自己说出了答案：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
再来回顾一下第一部分所讲述的困境，为什么现在劳动者“上班如上坟”，而七十年前的同志们能在一无所有的窑洞中天天快乐地唱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革命者”“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所以说这就回答了第一部分结尾处的问题：给钱真的就可以获得成就感、价值感吗？还是引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一个故事：
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
第二个例子，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的塑像。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有一个雕像，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政商要员、明星偶像，而是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张秉贵。
“张秉贵11岁时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岁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让张秉贵不堪回首……他从1955年11月到百货大楼站柜台，30多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次，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
虽然那个年代的宣传包装确实有一些用力过猛的毛病在，但是像这样在全国商业中心地标建筑前，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售货员立雕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做得到，这对于劳动者也是无上的荣耀与激励。而现在呢，刘强东成为了抗疫英雄，马云成为了人民富豪，属于劳动者的那一份荣光没有了。
第三个，是戴锦华老师讲的故事。她曾经做过一个课题，研究了上个年代的女劳模、女英雄、女干部们。一方面发现她们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解放运动中，地位得到了飞跃的提升，价值能够在社会劳动中体现；另一方面发现她们依然受着传统观念的束缚，比如要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把家庭和工作“双肩挑”。
所以这些在社会上取得了普遍认可与成就的妇女同志们，往往会不能兼顾于家庭，但是她们对家庭更多的是愧疚，感觉对老人、丈夫和孩子的亏欠，但是她们从没有一个人说过“后悔”。
这些伟大的女性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为什么她们不后悔？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参与到了伟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曾经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只属于家庭，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更同男人一起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同样的，自己个人的价值也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体现，或许会辜负一些人，但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宏观叙事不重视个人感受、宏观叙事会侵犯个人权益……尤其是在自由派兴风作浪的年代，大家对于宏观叙事的警惕性都是非常高的，只要一看见宏观叙事相关概念性的表达，马上“膝跳反射”式地感觉——这又是什么东西侵犯我的个人权益了。尤其是更注重自我表达的当代年轻人群体中，反宏观叙事已经成为了某种“思想钢印”。
当年自由派们很喜欢玩这种话术，比如“不要大国崛起，宁要小民尊严”，这话的巧妙之处就是把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对立了起来，你非要反驳他“宁要大国崛起，不要小民尊严”，这就掉进了人家的套里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没有大国崛起，哪来小民尊严”？远有大清丧权辱国、民国饿殍遍地，近有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满目疮痍。即便现在原子化叙事是主流，但是相信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连自己主权都不能保障的国家中。
当然，这一点也是必须要承认的：即便大国崛起，也不一定保障每一个人民的尊严。最反面的例子就是苏联，苏联搞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解体的》这篇文章中说过，本文的核心是探讨年轻人的思想困境，就不跑题太多了。苏联的操作能让东欧的社会主义者离心离德，能让西欧的共产党人们以“反苏”为政治正确，也是够离谱的。苏联的操作给了“反宏观叙事”巨大的空间，加上自由派持之以恒的认知战，以至于大家一提宏观叙事什么下意识都会想到集体农场。
宏观叙事下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但肯定会无法照顾到某些个体的利益。有一个无敌的句式就是“如果你是这个人，你会乐意吗？”这句话确实无敌，因为我当然不会乐意，这就是宏观叙事与个人最大的矛盾之所在——万一你是被伤害的那个人呢？就好像我们在网上经常看见很好笑的GIF，然后经常能看到下面有评论抬杠——如果这个人是你，你还笑得出来吗？
确实没错，如果真是我的话我确实笑不出来。但其实这种叙述也是有陷阱的：宏观叙事确实有可能损害某些个体的利益，但是有些问题如果不诉诸于宏观叙事，那将会损失绝大多数个体的利益。历史不能进一步向前开拓，那只有既得利益集团会偷着乐——只要不进步，我就能一直是既得利益。那这样为了避免“少数个体受到损害”而拒绝诉诸于宏观叙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我们通过本节开头举得几个例子，似乎发现现实社会中与自由派所告诉我们的并不一样：绝大多数人价值的实践，都是要靠时代大洪流的变革——无产阶级在原子化的社会中就是人肉电池和消费机器，个人被异化成了工具；而只有诉诸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宏观叙事之中，活生生的一个个“人”才会映射在历史之中。
个人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说要想改造世界现在的年轻人必须要向他们的前辈们学习。曾经的无产阶级是怎样的，联合起来了：一次又一次罢工，一场又一场革命，整个地球都要抖三抖。那歌里怎么唱的：
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开动了机器轰隆隆地响，
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
造成了枪炮送前方！
咱们的脸上发红光，
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为了求解放！
为什么？为了求解放！
现在的打工仔们，别说有力量了，天天咸鱼了都。从上面很有代表性的歌词就能看出来，那个年代的工人们为什么有力量了呢，因为联合起来了；他们为什么又挥铁锤又汗流浃背还不累得“葛优躺”呢，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目标——为了所有人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解放”。
原子化与宏观叙事的矛盾，就是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第五重困境。这五种困境是层层递进的：劳动价值无法实践，是因为资本家占有了劳动成果与荣誉；人的价值被货币化，异化为了工具；于是心灵空虚与压抑，只能从自身去找原因，或者沉迷于消费主义奶头乐，这一切都是因为历史宏观层面的进程停滞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途径被斩断了，原子化的人们无法在从“他者之脸”中找到安慰与力量……这一切都是新时代年轻人必须要面临与战胜的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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