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运动高涨时期，当时泛非主义倡导者正领导着非洲，加纳有恩克鲁玛，坦桑尼亚有尼雷尔，阿明的故乡埃及也有纳赛尔总统，他改变了整个中东的局势，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发展，从南非一直延伸到了阿尔及利亚。
当时的非洲和现在我们眼中的非洲是大不相同的，那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没有摧毁非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进程，“拯救生命”演唱会也还没有满世界宣传非洲的饥荒和脆弱（译注：1985年7月13日，伦敦和费城同时举行了一场名为“拯救生命”的大型摇滚演唱会，旨在筹集资金解救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位著名摇滚歌星都参加了这次义演。演出持续了近16个小时，向140多个国家播出，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然而，经历过所有这些挫折，阿明的思想依旧在闪耀着光芒，他谴责了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不人道，同时也严厉批判了“政治伊斯兰”运动和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他认为这种运动将真正受到剥削的群体边缘化了。
全球力量分配
阿明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财富世界的寡头统治，富裕国家通过五种垄断来维持其统治地位——技术、自然资源、金融、全球媒体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只有推翻了这些垄断，社会主义运动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这对于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激进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推动的任何变革都必须改变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特权。我们的国际主义不能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的方式来表达——发展中国家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发展”。对于阿明来说，任何形式的国际工作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明确反对帝国主义。现有的权力结构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变，否则这些垄断只会使强国更加强大。
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一样，阿明也是“外围-中心论”的代表人物。外围国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其作用是向中心国家——特别是向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三极”提供发展资源，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却得不到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非洲的矿产开发，贸易条件无限倾向于中心国家，在这样的状况下，非洲将永远无法获得解放，他们得到的只有持续的剥削。
所谓的“发展思路”会让你相信，非洲的问题是没能融入全球经济在过去40年间的飞速发展。而“外围-中心论”则公然揭穿了这个借口，阿明认为，非洲的问题实际上是它融入得太好了，但是“方式不对”。
事实上，只要中心国家的垄断控制不被打破，生产全球化就会一直保持着70年代以来的状态。外围国家的工人们付出血汗，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地位，因为他们始终控制着金融、自然资源、军队等。工会工人的权力就是制造业，而发达国家也正在摧毁制造业、降低工人工资，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来加强他们自己的实力。
因此，无论怎样要求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建立起更良好的贸易关系，都是毫无意义的。阿明还很关注环境方面的激进主义，批判中心国家一直在试图加强而非减缓自己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发达国家激进分子的行动就变得非常重要，他们正在努力减弱本国对其他国家施加的控制。
脱钩
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只靠发达国家的激进分子来推动，还差得太远。阿明还提出过一项著名的理论——“脱钩”。
脱钩是指外围国家主动放弃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剥削性融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反全球化，但它不是经济孤立——虽然非洲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很容易陷入经济孤立当中。更确切地说，脱钩意味着不以弱势地位参与经济关系。
阿明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加强国家干预，控制财政部门的资金进出，促进南南合作。金融行业必须国有化，自然资源也要得到严格监管，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脱钩”，努力摆脱世界贸易组织这类机构的控制。这种产业国有化无论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的真正发展，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时至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应该多留心一下阿明的建议。三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说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需要增加出口、实现自然资源私有化、将金融行业交给自由市场。太多国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去政治化的话语体系，接受了“善治”“贫困”“公民社会”这一套意识形态术语，然而在这些词的背后，贫困是因何产生的，善治是为了谋取谁的利益，号称在为被剥削者发声的这些组织是否具有正当性，这些问题都被宏大的术语掩盖了。
阿明还认为，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确实带来了一些重要变化，但丝毫没有打破寡头垄断的力量，相反，权力只会变得更加集中。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意识到强国之间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这种集体帝国主义的最好体现。
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段插曲”
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危机。阿明认为除了采取粗暴的政治措施之外，“老迈”的资本主义已经别无他法。
这场危机的突出特征就是金融泡沫。经济发展愈发依赖金融业，这就意味着钱更多地来自简单的“租金”，而不是生产活动，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窃取财富也更为直接方便。政治形式随之发生了改变，民主已经沦为一场闹剧，在这场闹剧之中，舞台交给了精英阶级，普通人只是台下的观众，也无法再履行自己消费者的角色了。
资本主义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剥削过程，这样它才能积累财富并且继续扩张。如果欧洲不曾征服世界，没有从各地掠夺“剩余”资源，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对于欧洲本土的被剥削阶级来说，“新世界”给了他们一个兜底的保障，即使他们被赶出了欧洲大陆，也可以移民前往殖民地国家——当然，也有很多人死于爱尔兰大饥荒（译注：当时英国在爱尔兰实施了全面掠夺的殖民政策，半数以上的人都得靠马铃薯维持生活。1845年爆发了一场马铃薯疫病，造成了全国性的歉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仍然在向英国出口粮食。饥荒持续了整整五年，爱尔兰人口锐减了近四分之一）。
因此，尽管有许多被剥削者渴望过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但那根本不可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说，资本主义阶段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这种观点也不见得就是正确的，阿明认为这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
工业只占据了人类社会的一小部分，但它所需要的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因此，资本主义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创造一个“贫民窟星球”，一种“世界性的种族隔离”。阿明认为，21世纪我们将要面临的核心议题是：外围国家的农民阶级所遭受的剥削。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阶级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数的一半，阿明认为他们才是决定未来的关键。现在已经有很多运动开始围绕粮食主权展开，反对土地掠夺，支持土著居民的权利，这些运动也支持了阿明的理论。但是对于阿明来说，农业问题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契机，农民阶级的存在也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挑战。
他坚信，要想实现社会主义，首先就得扭转当下的剥削趋势，不管是在国家还是地区层面，要保护地区的农业生产，确保国家拥有粮食主权，使国内物价与世界商品市场脱钩。只有这样，农民才能不再受到剥削，不再向城镇逃亡。
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看待、处理、获取土地的方式，才能为新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也意味着我们得抛弃“增长”的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关于“增长”，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增长”来判断的。但这种“增长”实际上只能惠及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即使不是穷光蛋，也没法多分到一毛钱”。
通往社会主义的漫漫长路
萨米尔·阿明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设想听起来可能有点理想化，但阿明绝不罔顾实际。他明确反对过“24小时革命”的观点，即通过某一次起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他也认可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多样性，私有资本、甚至国际资本的介入都是有必要的，重点在于尺度的把握。出于同样的原因，阿明也不愿意使用“21世纪社会主义”这种说法，他认为还需要“一条漫长的道路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社会主义运动不是没有取得过显著的胜利。但有趣的是，阿明对拉丁美洲的发展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拉美模式有可能是在重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民族解放运动的覆辙，建立一种“正流行的国家主义”。阿明对尼泊尔更感兴趣，他把尼泊尔模式当作未来的一条可行之路。他还高度认可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它直接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道路上，尤其是在“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建立强大的公社和集体组织方面意义非凡。
阿明对中国革命的热忱无疑戳中了西方社会的敏感点，但他的基本观点是，民主不应该仅仅体现在政治这一个方面，农民、妇女都应该通过集体组织拥有话语权。相比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来说，阿明的设想可能更符合一个真正进步的民主社会愿景，这也需要激进分子的积极参与。
启蒙思想
阿明的中心论点或许已经足够明确，但却时常被人遗忘——真正的革命必须以被剥削的穷人阶级为基础。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他还推翻了这样的一种假设：任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想法都缺乏启蒙精神，这种启蒙精神的缺乏是可以原谅的。
他相信启蒙运动是人类迈向民主的第一步，将人类从上帝创世纪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他对“政治伊斯兰”的彻底否定引发了很大争议，这一观念早已深深根植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之中，模糊了社会的真实本质，在这一观念的助长下，人们会倾向于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中心国家也更易于控制外围国家。
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
萨米尔·阿明说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开始，但不在他自己、列宁或者毛泽东这里结束”，他将各种批判性思维方式整合到了一起，甚至包括“被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史观教条误认为是‘异类’的思维方式”。
今天，阿明的这些观点肯定比诞生之初更为重要。一个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考虑到世界上真正受到剥削的群体，他们有着怎样的观点和愿望，也能够打破历史的教条，不再去按图索骥已经失败的模式，而是能看到未来推翻这个模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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