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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标准与翻译原则，中外古今，众说纷纭。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的翻译大国，我国著名的翻译大师与译学泰斗严复总结《天演论》的翻译经验而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至今应该是最简明实用、对我们中国人雅俗共赏的翻译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学卷》的词条《翻译》撰写人季羡林先生在《我的学术人生》里写道：词“中国有世界上最古最长的翻译的历史，理论方面也有不少建树。但是我觉得，严又陵（严复字又陵。1854——1921，享年67或68岁。曾冲明注）的‘信达雅’仍然是平正公允的理论。现在国内外都有不少翻译理论，其中故意标新立异而实则缺乏真货色也不在少数，…”（见季羡林《我的学术人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当然，我们也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过去、现在与今后，特别是科学与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同时，我们要与时俱进，需要虚心向世界学习，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式的翻译理论。其实，严复一百年前提出“信达雅”三字标准或三字原则时，我看他很可能就参考了英国当时就著名的翻译家泰特勒的“翻译三原理”。
Alexander Fraser Tytler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1747——1814）于1790年（53岁）出版《论翻译的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提出了“翻译三原理”，对当时以及以后影响很大。（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这三大原理或原则是：一、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作的思想。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同。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译文应像原文一样通顺。三、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有趣的是：泰特勒比严复早出生107年；他们都是享年67岁，在英国留过学的严复不可能不读过此书，受到过泰特勒的学术影响。当然，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以及祖国的传统的经典文化。中国早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佛经的翻译就开始，以后到了唐朝的玄奘，佛经翻译工作的规模、水平更是举世无双。玄奘（600——664）就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古人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就遇到“直译”、“意译”的翻译方法问题。钱钟书先生甚至惊喜地发现：“信达雅”三字，以及“径达”即“直译”这类用语或概念，早在汉末三国时期就已出现。
严复本人早就明确地界定“信达雅”三字的含义，并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根据严复的原意，“信”指忠实原作的思想内容，“达”指译文的通顺流畅，“雅”指译文的文采。他开宗明义：“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讲得正确又明白：首先是“信”，但“达”也重要。“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用我的话来翻译：如果正确理解了原文但不用通顺的译文“表达”出来，那就等于没有翻译，因此这时就要重视“表达”。他后面谈到一些具体的翻译技巧时还又一次强调：“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严复虽然这里是总结《天演论》这样内容深奥的学术著作的翻译经验，但他还根据写文章与搞翻译的普遍要求提出“雅”字标准。他用了更多的字来阐述“信、达而外，求其尔雅”的观点：“《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我认为，这是严复的深思熟虑与真知灼见。这里包括两点重要思想：一、“雅”字标准可以适用于各种翻译，当然首先是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无论严复怎样理解与解释这个“雅”字，但“雅”是“美”的代用字或同义语，——这是确定不移的。正因此，它才能世代相传，直到我们今天，“信达雅”三字已经在翻译界，甚至整个学术界，成了约定俗成、雅俗共赏的至理名言，成为评价译文好坏的最普通实用的翻译标准。
翻译标准问题，归根结底，是翻译方法问题。“信达雅”是翻译标准，也是翻译的基本方法。界定明确、主次分明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符合翻译实践过程的心理特点，为翻译工作者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因而也指明了正确的翻译原则和基本的翻译方法。许多具体方法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所谓“信”，是指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是指译文的科学性；这里不包括原作的风格和原文的语言修辞特色，后者属于“雅”的内容。所谓“达”，是指译文语言规范，通顺易懂；“达”是讲的译文的可读性，并不包括“雅”字要求的语言生动，文笔流畅，有音乐节奏感。总之，应该也能够把“雅”跟“信”和“达”划分开。事实上，一般的科技和社科读物的翻译只能要求“信”和“达”，只有少数有个人风格的名家学术著作才可能和需要译得“雅”；而“信”对科学读物尤其重要。但文学作品的翻译，“雅”字的要求绝不能少，可以说“雅”是文学作品翻译的生命和灵魂。许多大师都十分重视文学翻译中的“雅”字要求。
“信”、“达”、“雅”三位一体，联系密切。绝不可脱离“信”去求“达”和“雅”，更不能脱离“信”和“达”去求“雅”。只有在“信”的前提下和“达”的基础上求“雅”；否则就是缘木求鱼，舍本求末了。虽然具体做法可因文体而异，但这条大原则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适用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要首先讲究“信”。对于作品的人物性格，语言特征，活动环境，社会背景，故事情节，事态演变，风俗民情，历史典故，人名地名，作家的风格和感情倾向，作品牵涉的各种知识，总之，整个作品的内容和全部细节都需要准确、通顺、流畅地译出来，整个作品才能达到“信”、“达”、“雅”三者的统一。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这是最简单的，却又常容易被人忽略的道理。
在文学作品内部，诗的翻译当然也有特点。但上述原则不能变，仍然应该在“信”的前提下和“达”的基础上求“雅 ”。“信”在这里，当然更是指原文的思想内容，而不是原文的语言形式；“雅”在这里，当然还是指原作的风格；原作是诗，译文也应该是诗，也应该讲究诗的结构和音律。但是两种语言的诗歌创作和形式规则是差别很大的，所以更需要处理好“信”与“雅”的关系，找到二者最佳的结合点，需要更多地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也就是人们提倡的“神似”重于“形似”。但“神似”也好，“形似”也好，首先还是要忠实原作的思想内容。无论短诗还是长诗，写景诗还是言情诗，特别是政治抒情诗、史诗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样的叙事长诗，就更要忠实于包括理论观点、历史事实、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在内的“思想内容”了。“思想内容”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语言首先表达“思想”，当然也附带表达“感情”和“风格”。仅从语言的表达功能来说，也必须在“信”的前提和基础上求“雅”。
这里有意突出了文学作品（包括诗）中的“雅”，因而着重谈了“信”和“雅”的关系。其实，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诗的翻译，经常遇到的还是“信”和“达”的矛盾。由于俄语形态变化十分丰富（名词、形容词、动词、代词、数词都有形态变化，比如一个名词就有十二个形式），词序非常灵活，诗的特殊语言结构和词序变化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真正读懂原文就不容易，译好（哪怕只求“顺”或“达”）就更难了。翻译史上“直译”和“意译”之争，“宁信而不顺” 和“宁顺而不信”两种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极端主张，主要就是在此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所谓“直译”和“意译”，主要还是说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由于两种语言总有相同之处，也总有不同之处，而且往往同异交错，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同则可以直译，异则必须意译。实际是直译和意译混在一起，密不可分。以语言的基本单位“句子”来说，可能这句是或基本是直译，可能那句是或主要是意译；句子的这部分可以直译，而那部分必须意译。全句纯粹的“直译”和纯粹的“意译”的情况极少。至于整个译本，就更是这样了。事实上，没有哪个译本是单独用其中一种方法完成的。
一般地说，运用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在“信”与“达”之间多次进行“微调”，就能够寻找到“直译”和“意译”的结合点，达到“信”与“达”的兼顾和统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雅”，“雅”就不会是“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而是实实在在、可以达到的目标了。
“宁信而不顺”和“宁顺而不信”这两种主张虽然针锋相对，但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雅”。“直译派”为了“保存原作的丰姿”而主张“宁信而不顺”，“意译派”主张“宁顺而不信”，也是因为他们把“顺”放在“信”之上。上面说过，我们不同意在“信”中包括“保存原作的丰姿”这种意义的“雅”，也不同意用一个“顺”字混淆“达”和“雅”的界限。我们更不赞同双方解决“信”和“顺”之间矛盾的极端做法，而是主张按照“先信后达（即顺）再雅”的顺序，通过多次“微调”，最后达到三者和谐的统一。
历史与现实的学术争论表明：“直译”与“意译”是两个模糊概念，不适合用于学术争论与译文评价。但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却是人人甚至时时必需使用的两种方法。而反复在“直译”与“意译”二者之间进行“微调”，又是人们对译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有效途径。
为了达到“信达雅”三者和谐的统一，关键的和首要的一条是准确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和深切感悟原作的风貌，后者主要指语言特色，当然也包括作者的写作风格。原文中的疑点、难点和译文中的误译、硬译，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译者首先要精通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否则一切译法都无从谈起！但无论译者外语水平多高，总很难真正地、完全地做到“准确理解”和“深切感悟”。这就要求译者具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译风；上面讲的“微调”，这种方法本身就要求译者不怕辛苦，不怕麻烦，对译文字斟句酌，反复琢磨，精益求精。至于勤查词典（无论译者掌握多少词汇），考究资料，那是起码应该做到的。
除了外语水平，译者的中文水平和文化功底，理论修养和生活经验也十分重要。正是：学外语切忌死记硬背，搞翻译光靠外语不成。这两句是我最近应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之邀为《中华名人格言》一书写的两句顺口溜。既是人生感悟，也是经验之谈。对提醒初学者与外行人，也许不是无用的废话或虚言吧。
曾冲明2010年4月9日中午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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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8 08: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