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0年以来，科技长期落后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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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300年以来，科技长期落后的根源是什么？

曾经是农业文明时期的技术先进强国的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伦，在化学、物理、数学、建筑、医疗、冶炼、陶瓷、纺织、皮革、农业、养殖、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思想、语言、文字、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初级发明创造。从而使他们的古代文化，成了一个包含丰富科学内容的宝库。但是，两千多年以来，这些国家对于这个宝库中的初级发明，只是看着不动，不会深入地开发利用，这些国家也逐渐衰落下去；到了近代，那些古代的初级发现和发明，都被西方大工业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开发利用了，变成了推动他们国家快速发展强盛起来的巨大“能源”。例如：

但是，3000多年以来，这些小农业经济的国家的人们，对于这些初级发明，只是看着不动，不去深入地开发利用，却被西方“大工业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开发利用了，变成了推动他们国家快速发展强盛起来的巨大“能源”。例如：

“风筝”，早在汉朝，中国人就制作出来了。为什么能制作出来？当时的人们是仿照风吹树叶在空中“飘浮”的现象制造出来的，至于树叶为什么会漂浮？中国就没有动力推动着人们寻求这一答案了。所以中国人就不能发现空气动力学原理，更不能制造出可以载人的固定翼飞机。所以，直到清朝，中国的风筝，还是停留在“风筝”阶段。

而美国的莱特兄弟二人，对“飘浮”现象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他们设计的飞机翼面作了“风洞实验”，得出了风速、机翼的面积、形状、迎风角与升力的关系的函数，总结出一套飞机制造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在1908年成功地造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的第一驾载人飞机。西方人按此物的原理造出了固定翼飞机、滑翔机、降落伞等。实现了人类天空飞行的梦想。

再如，中国小孩子玩的“爆竹”、 西方人按此物的原理制造了炸弹、大炮、火枪，使世界由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热兵器时代。

中国小孩子玩的“起火子”又叫“飞天鼠”， 西方人按此物的原理制造了航天运载火箭等等，开辟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时代。

指南针的实质是“磁力”，西方人开发磁力，使世界进入了“电器化时代”。

中国人早在周朝就发明了“二进制编码法”，中国人，用“二进制编码法”原理，仅仅开发出一本众所周知的《周易》。《周易》实际上是一种数字游戏，被后人加以神秘化，变成了懞人的“预测”法。

18世纪德国数理哲学大师布莱尼兹，从他的传教士朋友鲍威特，寄给他的拉丁文译本《易经》中，读到了八卦的组成结构，惊奇地发现其基本素数（0）（1），即《易经》的阴爻--和__阳爻，其进位制就是二进制，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数学进制中最先进的。

  1946年，美国科学家发现，“二进制”的数码符号“0”和“1”，可以用电子管的“通电状态”和“断电状态”来表示。于是，就以此原理制造了“电子计算机”。这样，《易经》的“二进制编码原理”的真正造福于人类的实用潜能，被美国人开发出来了。由此，使人类社会从“大工业科技时代”，进入了又一个科技时代----“电子信息数字化时代”。

中国小孩子玩的“风信子”“竹蜻蜓”，西方人按它们的原理做了风车、鼓风机，抽水泵、螺旋浆飞机发动机、轮船发动机、水轮发动机、喷气涡轮发动机、等等。

中国在汉朝之前，就有很多人通晓“九宫算法”了。但是，这种算法的实用价值并没有发挥出来。而今天美国人把它应用在无线电数码通信工程上，极大地提高了自动纠错能力，成了保证无线电数码传送不失真的必要手段之一。

外国人用中国发明的火药技术，制造出洋枪洋炮。在侵略中国时，用洋枪洋炮对付中国的大刀弓箭，几乎消灭了中国。这种反差，令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了发出无限的感慨！

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初级发明，中国不会开发利用，而能被西方工业化国家所开发利用呢？

因为，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开发利用，是由人们的社会需要逼迫出来的。

从公元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西方大多数国家，就逐渐建立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存在着支配社会一切的普遍的两个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这两个规律，逼迫掌握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大力利用和开发新的科学技术，以保证自己获取高额利润和避免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所以，世界上的很多初级发明，就被他们利用和深入开发起来了。

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大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微分学、高能物理学、原子化学、电子学、材料学、流体动力学、等等科学知识，不出在小农业经济社会的国家而出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国家；“知识大爆炸”现象，只出在大工业商品经济时代而不出现在小农业经济时代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中东一些石油国家，其富裕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以色列和西欧国家，人的智商也不亚于世界任何国家的人的智商，但是，科学技术却一直很落后的根本原因。

封闭的小农业经济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商品经济很弱，商品的“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对社会的作用力不大。所以，不会逼着国家政府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不断地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因此，社会生产以人力和畜力劳动为主，生产工具一直十分简陋，生产组织以私人家庭为基本单位，文盲都能进行务农和做工。国家统治阶级，对于生产劳动阶级，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产劳动阶级都十分贫穷，所以，没有改进生产工具能力。历代国家王朝，崇古保守派官员，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反对改变现状，蔑视工匠、艺人、商人的生产劳动价值，蔑视和打击发明创新。这就是中国从周朝到清朝，一直都停滞在封闭的小农业经济的社会阶段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一直落后于西方大工业商品经济的国家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中国的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呢？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小农业经济占据着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不大，没有逼着商品生产者非要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不可。所以，没有出现商品生产需要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文化体制。使中国迟迟不能进入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原因有下列几个方面：

1、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业经济，所需科学技术含量很低，文盲都能干，因此，中国文盲率达到98%，并没影响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正常进行；又没有劳动力和商品的市场竞争，因此，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对于科学文化的需求几乎没有。

2、中国在清朝以前，主流文化都是“帝王文化”。这类文化的核心，是如何统治人民和鼓吹服从统治。这种“文化”，把科学技术排除在外，渗透着神学、玄学（虚拟因果的胡说）、宗教、儒学等等一切胡说。这种“帝王文化”的长期教育，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用治人来解决一切困难的思维方式。例如，在军队打不过敌人时，多数的将军们不是从改进武器方面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而是驱使士兵使劲锻炼自身的武术；在学生遇到识字困难时，老师不是从改进汉字上解决识字难的问题，而是采用训斥、打手心、增加作业量等等。地主看到雇农在三天之内，割不完已经成熟的大片麦子了，就采用延长雇农的劳动时间来完成；他根本没有从改进劳动工具上来解决问题的思路。

“帝王文化”教育出来的人们不认识：人的能力的发挥是有限的，所以，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科学技术的能力是无限的，可以解决人类所遇到的一切困难问题。他们根本没有通过从人身之外的劳动工具或劳动对象的改进上，来解决问题的思路。

再者，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的人生目标和社会环境。中国多数的人一直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做官）高”。所以，社会上有钱有势的阶层，既蔑视科学技术，也没有发展科学技术的需求，所以，他们根本不愿意投上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发展科学技术。

3、中国的历代国家政府，都推行“重农抑商轻工” 的政策，把“工、商、匠、艺、医、厨、等”，都贬为社会下九流的行业，处在这类行业的一线劳动者，社会地位倍受压制，经济利益受到残酷的剥削，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即使有想通过提高生产技术，以便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劳动报酬的愿望，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发展科学技术的经济能力。

4、中国的古代发现、发明，都是处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或小官吏，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得出的，属于初级发明。这类人，由于科学文化水平低下和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再加上玄学、神学思想观念的束缚，就没有深入分析研究这些发明物的运动规律，总结成理论，并在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开发利用的能力。例如，明朝人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作为“科学知识的普及教材”，只能对一些物理现象做了些表面的说明。因为得不到国家政府的支持或高等文人、富人们的支持，得不到深入地研究，不能上升到理论和开发利用。例如，“风车”，他就没有从风车的转动现象上，进一步研究出“气动原理”；也没有从“秤”的现象上，进一步研究出“杠杆原理”；更没有从“火药”的爆炸现象上，进一步研究出“化学原理”。所以，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的“序言”中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想加以验证而无钱，想和同仁们讨论真伪而无场馆），只得“炊灯具（备）草”（日夜写书），但“大业文人，弃掷案头，（因为）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他说出了科学技术书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遭到冷遇的情况和原因。

因为以上4个原因，中国的古代的初级发现、发明，就只能停止在初级发现、发明的阶段了。

科学技术不发展，在小农业经济社会中的零星存在的小规模的商品交换，就发展不成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更发展不成商品经济体系。况且，在明朝后期，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威胁到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国家政府就出台了很多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其中一个著名的限制政策，就是关闭国门，停止海外贸易。到了清朝，仍然继续明朝的打压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和闭关做法。这样，中国社会从明朝后期就基本上停止在小农业经济社会阶段不动了。

而西方很多国家没有长期实行过类如中国的“重农抑商轻工”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更没有实行过鄙视“工商艺人”的制度，社会菁英阶层也没有中国文人的那种“仕途”至上的人生取向的思想。所以，他们国家的商品经济，就得以正常发展起来了。

中国还有一种古老的特有的初级发明成果，因为，它不能被外国人开发利用，可算是一个“贼漏”。是什么呢？这就是汉语、汉字。

在语言、文字方面。西方人对语言、文字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的认识水平，比中国人高得多。他们早就知道，哪个国家的语言文字能迅速地成为世界普通民众的通用语言和文字，就会给哪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在100年前就创建了“语言文字学”，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

汉语、汉字也包含着先进的科学原理和巨大的潜能，如果开发利用得好，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文字，成为推动我国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能源”。但是，汉语、汉字的规律，却不象一般的东西的一样，可被外国人开发利用。因为，他们的语言比汉语落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使他们没有办法开发利用“汉语、汉字”的规律。这样，对于汉语、汉字的潜能的开发利用，就只能留给中国人了。

在此，可能有些人会问：汉语、汉字有什么潜能可以开发呢？提出这样疑问的人们，没有认识汉字在今天出现的如下情况：

今天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大工业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了，在这个世界潮流中，一切都面临着“优胜劣汰”的竞争。汉语、汉字，自然也被卷入了世界范围中的语言、文字的“优胜劣汰”的大竞争的潮流中了，只有最科学理想的语言文字，才不会被淘汰。由于“汉字楷体系统”，“直接表意、间接表音”，与“汉语”仅仅匹配了一半，所以，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理想的文字”程度。自从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被卷入世界大工业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以来，汉字楷体系统就凸现出很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4大缺点：

1、以字构字，导致新字的笔画数量，随着新字的增加而增加。

汉字，除了少数200多个“独体字”以外，其他的都是合体字。这些合体字，都是采取“以字构字”的方式来构建起来的。因此，随着新字数量的增加，新字的笔画也随着增多，单字笔画越多，其读、写难度越大。

2、汉字楷体系统，在单字上和整体上，都没有“统一性、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

因为，每个汉字有都是“二维结构”，构建汉字的10种基本笔画，在各个汉字上，其粗细、长短、摆布角度和笔画之间的连接方式和相对位置、等等，都不一样。所以，在单字结构上没有“统一性、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

又因为，采取“以字构字”的方法来扩建新字时，每一种构字法则所能构建出来的字数都是有极限的，而汉语新单词的增加是无限的，因此，就不得不使用多种构字方式，来构建新字，以满足汉语单词不断增加的需求。每一种构字方式，就形成一种具有一定规律的字族。于是就出现了多种字族：“因物写形族”、“字义关联族”、“意音结合族”、“意符结合族”、“音符结合族”、。。。。。。。但是，这多种“字族”混合在一起使用，就使汉字系统，在整体上，陷入了“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使整个系统失去了“统一性、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

所以，人们在读写汉字时，就没有规律可循了，就不能“学少知多”了。

3、每个字都只能直接表示汉语的“词意”，不能直接表示汉语的“词音”，读音是靠口授的。

4、在汉字系统中，还有很多“一形多义字”、 “一形多读字”、“异形字” 、“异体字”、“假借字”。这些，都违反了“字形单载”的造字、用字的原则。

因此，致使学习汉字的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每个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这样就使汉字成了世界上最难学会的文字。

这4大缺点，在今天的现代化、信息化时代，呈现出很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诸多弊病，使中国每年浪费几十万亿元的资金，成了中国发展的严重累赘。

要克服汉字楷体系统的诸多缺点，不是没有办法的。只要把楷体系统升级为“意、音双表的新体汉字系统”，就能完全地彻底地克服掉楷体系统的一切缺点。这样一来，不单能节约每年枉费的亿万元的金钱，避免“遥控信息炸弹”的袭击，还能每年创造出上万亿元的财富。使汉语、汉字，成为推动中国迅速强盛起来的巨大的无穷的“能源”。

目前，中国距开发出这一强国的“能源”，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我们的汉语已经是最先进的第三阶段的语言了，汉字楷体系统的难学，埋没了汉语的易学性。只要把目前与汉语不完全匹配的汉字楷体系统，改进升级为与汉语完全匹配的十分易学的“意、音双表新体汉字系统”就行了。

但是，这个关乎全民利益和国家前途的并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的“楷字保守派”却坚决反对解决；“汉字罗马化派”，就只认定违反汉语特性的根本行不通的错误的解决办法----“汉字罗马化”，反对别的任何的解决办法。所以，这一步，一百多年以来，至今也没有迈过去。

中国在这各种初级发明之后，为什么长期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开发研究和利用呢？一些人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原因，归咎于“保守思想”。其实，“保守思想”，人人都有，都是出于保护“既得利益”的动机和怕冒风险的心理。一般的人们，都有一种保持现状的惰性习惯，都认为：“保持现状最省力、最安稳；改变现状，如果得利不比失利大于十倍，就不可改变现状”。

其实，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虽然比中国发展得快，但是，西方人的“保守思想”的严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中国人。

美国人发明了电话，但是美国的政府的官员讽刺为没有用处的“玩具”。

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了飞行距离很短的载人飞机，美国政府很蔑视，几年后，法国人帮助莱特兄弟改进了飞机，实现了长航行载人飞机。

英国人发明了火车，开始遭到英国政府的极力反对。

世界最著名的发明家，美国人“爱迪生”，就坚决反对他的徒弟“特斯拉”推广使用新电“交流电”。表面上是学术争论，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所推行的直流电的“既得利益”。虽然“爱迪生”的保守势力很大，但是，在使用交流电比使用直流电的利益对比上，直流电低于交流电，所以，电厂资本家还是选择使用交流电，“特斯拉”取得了胜利。

由此可见，当学术矛盾涉及到利益问题时，学术矛盾就变成了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只能用“利益”来解决。

新办法都是“逼”出来的。非洲豹之所以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肉食动物，因为它的猎食对象主要是非洲羚羊，非洲羚羊逃跑的速度仅次于非洲豹奔跑的速度。千万年以来，这两个对头，就是这样世代赛跑着，逼着他们跑得越来越快。中国《兵法》上有一策，叫做“置于死地而后生”，又称作“破釜沉舟”，或“背水一战”。就是逼着全体军人拿出最大力气和最好的办法去战胜敌人。中国有个“多难兴邦”的说法。历史也一再证明，中国的很多“改革、创新”，都是在敌人的“帮助”下，实现的。没有“鸦片战争”的失败，保守顽固的慈禧太后就不会同意搞“洋务运动”；没有美国的封锁和“前苏联”的毁约，就没有中国的独立自主的“两弹一星”体系。

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存在着支配一切的两个普遍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

企业生产商品的目的，并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追求利润。企业只把满足社会需要，视为追求利润的一种途径。企业为什么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呢？因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能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并能战胜市场竞争对手。所以，要让新的科技用到物质生产上，前提是：1、这种新的科学技术能给商品生产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如果这种科学技术不能给商品生产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商品生产企业就不会采用这种科学技术。2、商品生产企业具有使用新的科学技术的需求；如果生产企业没有对这种新的科学技术的需求，新的科学技术再先进，也只能束之高阁，成不了新的产品，就无任何意义了。  

企业对于新技术的需求，不是社会需要引起的，而是市场竞争规律逼出来的。没有市场竞争的逼迫，商品生产企业，是不会自然产生对新技术的需求的；相反，使用新技术是要先垫大量资金和冒可能赔本的风险的，所以，商品生产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主动使用新技术的。

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利润就是他的生存基础；一个企业的运营，如果没有利润，这个企业就会亏损，亏损严重后，后备资金不能弥补，再生产循环就会中断，企业就会倒闭。企业追求利润的手段主要有如下几项：1、节约原材料；2、减少运输费用；3、降低包装成本；4、改进生产技术；5、创造新的产品；6、延长劳动时间；7、压缩劳动者的工资；8、控制市场。

   第6、7项，由劳动力市场供、需规律决定，不是由企业主完全决定的。只有1---5项，可以由企业主自由抉择。抉择的效果如何，是由科学技术的含量决定。也就是说，1---5项，只有靠提高生产技术来解决，才能取得最好的收益。因此，凡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都把使用新的科学技术，作为追求利润的主要途径。控制市场，包括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权力，垄断原、材料或产品销售市场，取得超额利润。这种方法，不需要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就可以得到高额利润。所以，“垄断”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障碍，凡是科技发达的国家，都实行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另一种是提高商品的“性/价比”，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打败竞争对手。提高商品的“性/价比”最好的手段，就是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包括产品的创新和生产方法的创新。

在国家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办事的情况下，企业对先进科技的需求，是由“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后，才逼出来的。

例如，美国、日本的显示器生产厂，是私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工厂主为了在全球显示器市场竞争中取胜而不被淘汰，就必须以社会的需求作为产品生产的目标，以市场的潜在需求为产品升级换代的发展方向。这样，工厂主就不得不订出显示器发展的目标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建立显示器技术发展研究所，实行“生产第一代产品的时侯，就试产第二代产品；在试产第二代产品的时候，就研究开发地三代产品”的经营战略。所以，在显示器出现80年以来，显示器由电子管黑白显示器，发展为电子管彩色显示器，再发展成液晶黑白显示器，再发展成液晶彩色显示器，再发展成等离子彩色显示器；由100万像素的发展成500万像素的。同时，每一项新的科技发明产品，都需要有一个新的零件产品的供、需利益链。这个新的零件产品的供、需利益链，必须是由新的科技发明产品生产企业牵头建立起来。这种供、需利益链，包括四个内容：1、技术交流链；2、零件产品供、需链；3、收益交换和利益分配链。4、科技新产品的产、销利益链。其中有一项不成，新的科技产品都不能出世。所以，新科技的发明和利用，不是单个人的行为就能成功的，而必须是社会行为。一项新科技的开发利用，可以带动全社会的普遍发展进步。这样，商品生产企业的追求利润的主观行为，却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

除此“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经济作用”之外，国内或国际之间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也能逼迫国家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发展军事科学技术。但是，由于它脱离了社会总体经济体系，会随国家的支持资金的增、减而发展或衰落；也会使社会工业经济畸形发展，使社会经济失衡，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这种畸形的科技发展，会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是不能持久的；并且，这种国营的军工企业，如果管理不严，就会成为消耗纳税人的钱财的无底洞，不是增强国家综合力量，而是消弱国家综合力量。

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的主要用品，基本都靠企业生产出来的。因此，企业是这种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弱，则国家弱；企业发展，则国家发展；企业停顿，则国家落后。而企业不断发展的基础是高科技的不断发展。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就成了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企业发展的程度，就成了一个国家的标志。大工业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具有全球网络化的经济。凡是被卷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的国家，都会被卷入全球性竞争的浪潮，都会遭遇“优胜劣汰”的命运。那些科技落后的国家，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失败。

为了确保工业商品生产企业始终得到正常发展，并争取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资产阶级国家，采取了对企业生产运营干涉最小的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的国家制度。即以宪法的方式，把国家政治管理与经济管理分离开来，又把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离互相监督制约和国家武装力量不准参与政治。国家保证企业私有制，这就使企业主具有了对企业发展的长久规划和运营的高度责任心；让企业主自由选举国家各级行政领导人和司法、立法负责人，这就让企业主有力的监督政府领导人和司法、立法负责人的履职行为，即使政府领导人和司法、立法负责人不断地短期轮换，也不会让政府领导人和司法、立法负责人出现不兑现竞选诺言和短期行为。这样，不论国家行政、司法、立法和军队的领导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怎么变更，都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这就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正常发展。

大工业商品经济是靠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起家的；所以，资本家阶级通过民主革命建立起的国家以后，就制定了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来自动调节社会各个领域的资源分配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法规。

与封闭、保守的小农业经济的国家相反，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国家，都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强国富民的基本国策，都把“工、商、匠、艺、医、厨、建筑、航海等”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技术人才和在这方面有发明创造的人才，视为“社会菁英”。政府对于发明创造人员，除给以研究开发的资金支持以外，还分别被授予“工程师、资本家、商业家、技术员、艺术家、画家、医师、厨师、建筑师、航海家、等等”，给以超出一般人的光荣头衔，并享受超出一般人的富裕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待遇，受到国家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尊崇，成绩特别显著的还被国家授以爵位，享受终身，载入国家史册，延誉后代，等等。

因此，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内，形成了一个支持科学技术的发明、创新的强大的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们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具有积极的创新进取精神和对于科学技术的正确认识：“世界上任何一种物理现象，都隐藏着可以利用的客观规律，都具有无限的开发利用价值”。

为了满足生产企业对于先进科技的需求，社会上便出现了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单位。这样的单位，以向生产企业出卖自己的科研成果为生。这样，科研单位与企业就结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经济利益链”。国家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实行了“专利法”，从而使科技研究单位和开发利用新科技的企业，都得到快速地发展，使综合国力快速地提高起来。

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在 “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就出现了如下规律：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两种事物互相促进的发展，又促进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给人民带来巨大实惠。

因此，世界上，哪个国家率先发展成商品经济的社会，哪个国家就率先发展科学技术，使他们的国家率先强盛起来。

由于大工业商品经济，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经济，它会使用一切手段不停地向世界各国渗透，于是导致了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中来。世界各国，也都被卷入了“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中来。特别是大工业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之间，为了追求超额利润，都进行着科技创新和开发利用的大力竞争，由此，使他们国家的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使20世纪的世界，进入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把20世纪称为“知识大爆炸时代”。

总结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只有在财产私有制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并且正确而充分地利用了“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时候，才能逼着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产业家、社会管理者和科学技术研究者们，对新的科学技术有迫切的需求。才逼着国家政府为科学创新，提供合适的社会条件。因此，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利用，不是人们想办就能办起来的，而是必须先有特定前提条件的。

前提条件，主要有如下3项：

1、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大工业商品经济体制。因为， “商品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没有财产私有制，就不会出现“商品”，更不会出现“商品经济”。私有制的商品生产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企业。所以，企业的老闆与企业，自然就形成了永久的牢固的命运与共的关系。

2、在经济、教育、科研、等方面，不是垄断体制，而是能遵循“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体制。实行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体制。它们以向商品生产企业或科技专利市场，出售“科研专利”和随时为生产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收费为生。

3、发明、创新、使用科学技术，所承受的风险责任和所得到的利益，都归私人。

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了上述3项前提条件，社会上的每个人、每个企业、事业和政府部门，都会积极倡导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来解决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提出的难题；也会有巨大的利益，吸引着私人或政府为发明创新项目提供足够的开发资金；也会使国家政府出台支持发明创新的宣传、教育、科研、奖励、实行“专利法”、等等政策。由此造就了有利于发明创造的良好的社会基础，就有了足够的科学技术人才储备和人才供应。这样，凡是具备了上述3项前提条件的国家，其现代科学技术，都会呈现日新月异地发展，都会进入“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近300年以来的重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工艺技术，全部出自财产私有制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的国家-----笛卡尔的解析几何，牛顿三大定理，微积分，代数，电磁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天体物理，黑洞，宇宙大爆炸，DNA，生物进化等等。发现了细胞，分子，原子，电子，质子，中子；成功登月，飞出太阳系，探索火星。发明了蒸汽机，汽车，飞机，火车，电灯，电话，电视，电冰箱,手机，半导体，晶体管，电子管，LCD，人造卫星，航天飞机，计算机，处理器，软件，互联网；还发明了枪炮，炸药，导弹，原子弹，氢弹。等等。

搞财产公有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上跟在这些财产私有制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的国家屁股后边，想追也追不上。

    而中国最近300年里，没有一项重要的发明创造。所以，即使日常里的99.9%的生活用品的发明和制作技术,也都是来自外国的。看看房间里的东西，家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电话，电脑，手机，塑料制品，供电，燃具，火柴，。。。。。。，除了筷子和瓷碗，什么不是外国首先发明创造出来的？大至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做房子的钢筋水泥，建筑工业,机械制造，交通运输，汽车，火车，飞机，通信业，小到一个铁钉，地上跑的，天上飞的，住的用的，哪一样是中国最先发明创造出来的？

西方科技发达的国家，之所以走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和中东富国的前面，就是因为他们率先具备了上述3个前提条件的缘故。

由于中国长期停留在小农业经济社会阶段，比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落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所以，中国的古代科学文化宝库里的很多初级发明成果，就被他们国家抢先开发利用了。成了推动他们国家快速发展强盛的巨大“能源”，也成了他们战胜中国和大量掠夺中国土地、矿产资源、人才、钱财、消灭中国文化，使中国加速衰落贫穷的锐利武器。他们进入工业化时代、热兵器时代，中国还处在农业时代、冷兵器时代。机器对手工、大炮对大刀，他们能不占优势吗？为了转弱为强，中国就奋起追赶他们，向他们学习，学到了不少现代文化和技术，现在也终于进入工业化时代、热兵器时代了。但是，跟着别人屁股后边爬，是永远要落后三步的。因为人家不会让你追上来的。所以，中国工业化，还没“化”完。人家又进入了更先进的时代-----“信息化时代”了，中国又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这样的反差，使他们国家迅速强盛富足起来，使中国迅速衰弱贫穷下去了。当年清朝为什么打不过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因为清朝比这些国家落后一个科技经济时代----西方列强进入大工业商品经济时代了，中国还处在小农业经济时代；今天，中国仍然比美国、日本落后一个经济时代---美国、日本进入信息化经济时代了，中国才刚进入大工业商品经济时代，而且还落入美国的信息网的陷阱，成了美国的“网中之鱼”。两个技术经济时代的力量和智力的差别，就如5岁的小孩与30岁的成年之间的力量和智力的差别一样的悬殊。

中国虽然在最近40年以来，由小农业经济社会，基本进入“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了。却没有建立起与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完全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教体制、文化体制；建立的却是违反大工业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以垄断为主导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积极作用，受到了严重抑制，所以，中国的企业就没有成为中国富强的基础。为什么？请看下面的分析：

现代“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企业，必须具备如下三个基本特性，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

一、企业的老闆与企业，形成永久的牢固的命运与共的关系；

二、企业受“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客观作用。所以，企业在“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作用下，严格自律，即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办事------按“价值规律”安排资本结构，以市场为导向安排商品生产或商品经营；

三、在市场竞争的大势中，不进则退。所以，企业老板必须永不停顿的发展企业，力争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最强，不停顿地追求最高的利润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主要办法就是不断地发展高科技。

而中国的主要的骨干的企业，都是打着“全民公有制”旗号的“国营垄断企业”。这类企业，虽然处在“世界大工业商品经济潮流”中，却没有上述应该具有的三个基本特性。为什么没有呢：原因如下：

1、“国营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国家政府任命的，任期有限，所以，没有如私人企业的老板那种“与企业共沉浮”的利害关系，因此，就根本没有长期发展企业的利益动力和思想动力；

2、“国营企业”，都是“垄断企业”，所以，“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对它不起作用。因此，就没有自律能力和外部压力，推动它自觉地不断地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和不断发展前进；

3、 由于国营企业从内部到外部，都不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办事，全是靠上级命令和“老板的个人意志”指挥的，所以，根本没有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的那种严格的负责的科学的适应商品市场千变万化的运营机制和运营动力。

由于企业老板的命运没有“与企业共沉浮”的利害关系，他的命运只由上级领导的意志决定，所以，他的眼睛，就不是盯着市场，而是盯着“上级领导”。一切按上级的“指挥棒”转，“拨一拨，转一转；不拨就不转”。

由于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很迅速的，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对于新科技的需求项目是不计其数的，国家政府的硬性计划，既不能随机应变，也不能包罗万象，怎能随时跟上或超过社会需要的快速变化？

由于国营企业的老板，没有长期的打算，只关注短期利益，就不愿花费时间自主培育人才、自主研发创新。所以，当着上级下达新的产品项目时，就没有技术基础，于是就搞起了“高薪招人才（以邻为祸的挖人才）”和偷技术的勾当。这种不正当的路子，怎能使企业具有长久的发展动力，使中国赶上先进国家？

由于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更新，花的不是企业负责人自己的钱，所以，他们宁愿多花几倍的钱，去买外国的二流技术，也不愿自找麻烦地自己研究和开发新技术，也不愿意使用中国的发明“专利”项目；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购买外国的二流技术，老板能拿外国的“回扣”，使自己和他们的上司一下子就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因此，中国的非原创性专利申请数量巨大，每年十几万项，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但是被实际利用起来的不到4成。中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虽仅占中国企业总数5%以下，却为国家贡献了66%的专利和80%的专利新产品；而占95以上的科技型国营垄断大企业，反而贡献很少。

“国营企业”负责人，都毫无担当企业投资风险和运行风险的责任心，都抱着保持现状或“短期政绩行为”的心态；干着“甜头”留给自己，“苦头”推给国家的勾当。 所谓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已经变质成“行业集团的私有企业”。这类企业的官员收入，比国家主席的工资还高不知多少倍，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都比私人企业的工人的工资高10倍。他们利用自己的行业“垄断”条件，大肆赚取普通民众的钱财，获得“超额利润”，例如石油行业，当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时，中国的石油价格上涨，而国际上石油价格下跌时，他们却不下降。全靠变着法子搜刮民财来维持企业。例如：“初装费”、“开口费”、“开票费”、“附加费”、。。。。。。随意出个题目就收费。就是这样，账面上还是“亏损”。 2013年6月24日，一则来自“中新网”的消息：37家央企去年借贷融资三万亿 利润实为利息转移。被称为国之柱子、国之拣梁的中国央企效益低下，靠借贷维持高消耗。“央企”成了败家子。

中国的主要的大工业企业，例如电力、矿产、交通、军工、通讯、大型机器装备、电脑、飞机、火车等等产业，都是“国营企业”或者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国营企业的产品生产和科技新产品的开发，不是靠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推动的，而是靠国家指令性计划从外部推动的。每一个新的科技项目，从研发到供、需利益链，都是由国家指令性计划事前安排的。所以，“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对这样的单位和企业，没有作用，因此也就不会出现“优胜劣汰”的机制。况且，所谓“国营企业”，实质上就是“官有企业”，“官有企业”必然成为一个特权集团的“私有企业”，他们打着全民所有的旗号，利用垄断特权，为自己一伙谋私利。它打着“为全民服务”的旗号，实际上是用全民的血汗养起来的“娇儿”。这类国营企业，在国际商品市场虽然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国内商品市场上，却是“霸主”。它不用发展科技，照样可以摄取“超额利润”。所以，这类企业，自身根本没有发展科技的动力。“中、外合资”的国营企业，外国的老板虽然可以把生产线带到中国来了，但是，他们既不会把他们的一流专利技术教给中国人，也不会再帮助中国在中国建立一个“零、配件”供、需产业链的；他们要坚持产品的主要零、配件都是他们国家出产的，产品的升级“研发机构”仍然留在他们的国家。这样，“中、外合资企业”就仅仅是一个成品“组装厂”，中国人只能做这种组装厂的工人。所以，他们的先进科技，一点也不会泄露到中国来。所以，中国在汽车制造方面，与日本、德国、美国、英国，搞了“中、外合资”，生产线都设在中国，40年过来了，汽车发动机和自动驾驶电传器件等关键部分，中国还是不会制造。在家电、电脑、医药等等方面的“中外合资”，结果也与汽车的情况一样。

中、外合资办厂和引进外资，(待续)

sunzhenpo

续文:
还造就了一个利益与外国的利益一致的“买办集团”。如果中国的科技发展得赶上外国了，中、外合资就没有必要了，这就直接危害了外国和这个“买办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这个“买办集团”，就内、外勾结，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精英网”，使用一切手段，极力阻止中国发展科技，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个“买办集团”已经成了外国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中国的科技落后，与这个“买办集团”有极大的关系。例如，中国的纯汉字电脑信息的创建，40年来停止不前，就是这个“买办集团”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外合资”办企业，在中国遍地开花，“花”开了近半个世纪了，却没有一“花”结出中国自主品牌的“果”；不仅如此，还被外国的科技套索，套得越来越牢，要想脱身都很难了，使中国成了外国的“科技殖民地”。“合资企业”的利润，“大头”被外国摄取，“小头”撇给中国，中国只落得个“外国人吃饺子，中国人喝汤”的下场。

中国虽然有一些民营企业，但是，在国营大企业，占主导和垄断地位的情况下，主要的关键的企业资源和科研资源，都由国家控制；民营企业，只能在国营企业的“夹缝中”生存，只是国营企业的“补充”。所以，中国没有大型的科技先进的长久不衰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微型的低技术含量的企业，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寿命很短，平均寿命只有3.7岁。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既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也没有能力牵头建立相关的新产品零件的供、需利益链，来保持本工厂的产品不断升级更新。

由于国营企业自身没有发展科技的动力，民营企业因又无力建立私营科研机构和无力牵头建立新科技产品的生产供、需利益链，从而不能建立保持具有竞争力的科技产品生产厂。这样，一些民营企业或私人积累的巨额资金，由于没有升级资本有机构成的条件和机会，就使中国私人的原始资本的积累遇到了不可再扩展的壁垒。

由于国营企业不具备创新发展科技的动力，民营企业又弱小得没有发展科技的能力。这样，中国的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就被彻底地截断了。

所以，一些持有巨额资本的私人，被“计划经济时期的思想和体制机制”挡住了开发先进科技的门路，他们为了寻找升级资本有机构成的机会，就不得不移民国外，由此导致了中国特有的“富民移民高潮”长盛不衰。不移民的有钱的私人，就只好把钱用在购买外国的先进商品、购买外国债券、存入外国银行、购买外国破产企业、炒股投机、搞房地产或土建工程、挖山卖石，挖地卖土、贩卖商品、到外国承包土地、开办商店、租赁飞机、等等这类粗劣低级的买卖上和吃喝玩乐上。所以，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最好吃的“唐僧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慷慨的“送钱大军”，是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

中国的民办科研，得不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国营企业的支持，所以，中国没有大型的紧跟世界科技潮流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创新科技发展的希望，能寄托于脱离企业市场需求的“国办科研机构”吗？

中国政府似乎在1990年左右就知道了中国科技发展乏力的现象，但是在沿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思路的立场上，是看不到乏力的根源的；只是从表面上学着西方的科研组织方式----搞“产、学、研”结合。没有政治、经济制度基础和缺乏内在动力的“产、学、研结合”，就流于形式了。

因为，中国的科研单位，都是国家建立和包办的，不是企业建立的，中国的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大学教授，都是端着国家官员赐给的饭碗，而不是自由职业者；所研究的题目是由政府官员决定的，而不是企业老板依据商品市场的社会需求确定的，研究题目与企业需要严重脱节，跟不上世界快速发展的科技潮流；科研经费和科研仪器设备，都是政府官员赐予的，而不是自己筹措的；科研风险和科研成果的经济收益都归国家，而不是归科研单位和科研者自己；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不是取自他们的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而是由政府官员的意志决定的。因此，科研单位和科研者，自己不能积累自己可以支配的雄厚的资金，以支持自己认可的科研项目，这就失去了“科研自由”。由于科研经费不是自己辛苦工作挣来的，而是政府官员赐予的，从事科研的“学者”“专家”们，就得看着“官员”脸色行事了,由此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学者“跟风”特性。也是由于科研经费不是自己辛苦工作挣来的，而是政府官员赐予的，所以，科研单位的负责人，把主要精力不是用在科研上，而是用在如何向政府官员争取科研经费上，如何挪用科研经费以自费和讨好上级领导上。一些“专家、学着”为了捞到政府的科研经费，还搞“学术造假”。所以，国家拨发的科研经费，被严重浪费。

     至2013年，我国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3651家，中央所属711家，地方所属2940家；当年这些研究与开发机构的R&D经费内部支出为1781亿元，R&D人员全时当量达36.4万人/年，分别占全国15%和12%。2013年，我国共有高等学校2491所，其中理工农医类高等学校1070家；当年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为856.7亿元，R&D人员全时当量达32.5万人/年。多数的科研院所，都是跟着外国人的科研题目后边爬或与外国人搞合作的研究。独立创新的很少。花钱很多，效果很少。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仅为40%，科研经费有60%以上用于打点、会议、个人提成等非科研开支了。

由于科研单位都是官办的、科研人员都是“铁饭碗”，“吃大锅饭”，科研机构之间，科研人员之间，都没有竞争，没有“优胜劣汰”。没有“优胜劣汰”的压力，也就失去了“力争上游”的动力。学术界，没有竞争和“优胜劣汰”，就必然出现不负责任、懒惰、浪费和腐败：“学霸”横行，假“学术权威”、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一些在国内称霸的所谓“教授”、“学者”、“专家”之类的人物，一到国际的科学论坛上，就只有当“旁听生”的份；一些科研者变成了外国科技的无偿推销员或情报员；中国花巨资建立的很多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被以“中外合作研究”的名义，变成了外国科研单位的无偿实验场。

在此，有人可能会说，国际之间的军事斗争，也能促使科学及时的发展，中国的“两弹一星”，就是例证。但是，请提出此观点者看看，中国的军工产品，哪一项是中国首先发明创造出来的？国家投资的军工产业，如果把关不严，就会成为烧钱的无底洞，不是增强国力，而是消耗国力。

世界上的任何私营企业，都不会使用无能的人占据关键工作岗位，也不会允许岗位冗余人员大量长期存在。因为这样会严重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威胁到企业的生存。而中国的国营垄断企业，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盈亏都是国家政府包着。所以，国营企业，就成了官员的提款机。国营企业的工作岗位人员安排，就可以不是按工作需要，而必须按“人际关系需要”进行。这样，中国人的就业，就没有“公平、合理”可言了。这就造成了不单大量的已有的发明成果得不到开发利用，就连现有的科技人才也得不到充分发挥。用非所学的大学毕业生、博士生大量存在，导致出国留学生大多数不归，大量的人才外流。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曾表示，虽然中国已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人才资源丰富的大国，但目前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出国潮”中基本以知识精英构成的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人员目前回归的太少，而新一代以技术和资产为依托的出国人员还在大量流失。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中有35％是华人。同时，中国有大量的珍贵矿产资源不能被高效精细地开发利用，被廉价卖给外国人利用。这样，中国的外移富民、高智商人才和“送钱大军”，成就了外国的科技发展，加强了外国的综合国力。中国失“血”，外国得“血”，中国羸弱了，外国养肥了。

中国的一些“学者”，并不是没有看见中国科技一直落后的现象和根本原因，但是，慑于政治敏感问题，就只能说出一些表面现象问题，和提出解决表面问题的“办法”而已。例如，我们在2019年08月08日的人民网-人民日报上就看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的一篇文章。

标题：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习近平同志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下苦功夫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从全球范围看，技术和产业发展主要靠两个因素驱动，一是国家安全等战略需求驱动，二是商业和市场驱动。近年来，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代表性成果如量子卫星等，大都属于前者。相对而言，商业和市场驱动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仍是一个短板。习近平同志指出，“核心技术脱离了它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系统，上下游不衔接，就可能白忙活一场。”掌握一种产品或一个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科研上下游共同努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要发现新材料、新原理和新方法，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新知识，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企业的科技人员则要根据市场需求，寻找合适的知识组合，满足性能、质量、成本等各种约束条件，研发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关键核心技术源于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的成果是新知识，主要体现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上，大都不是能直接满足市场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应当看到，从纸上的知识到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发挥市场的驱动作用。从实际来看，要想把具有市场优势的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拆除阻碍技术产业化的“篱笆墙”，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

　　需要指出的是，基础研究的努力方向应是挑战“无人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不可用变成可用。基础研究应鼓励往上游走，啃别人不敢啃的硬骨头，针对影响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原理性突破。例如，高性能计算机的降能散热、长时效的电动汽车电池等都需要这样的原理性突破。而现有产品改进、性能提高、成本降低等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技术课题，主要应由企业科技人员来解决。因为工程性的技术创新是在成本、时间等强约束条件下的创新，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大多对市场了解不深，往往难以理解这些强约束条件，他们一般习惯于从技术出发找市场，但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许多时候是根据市场找技术。可见，简单地要求大学和科研机构直接开发企业能接过去的关键核心技术，许多时候并不现实。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除了大学和科研机构要努力，企业更是责无旁贷。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企业目前还难以完全担负起这一重任。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研究开发的能力很薄弱。现在，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已有相当一部分有能力开展创新活动，但所占比例还是不够高。事实表明，一些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研究难以取得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必须从国家发展全局高度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激励了解世界科技前沿的青年人才进入企业，为提升企业科技研发能力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牵引作用，由企业牵头研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令人高兴的是，当前我国若干领域已涌现出一批创新活力较强的企业。这说明，我国企业有能力掌握高精尖的关键核心技术，我国企业自主研发正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近代以来，世界上现代科学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科学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可就是没有中国的较大的科学创新成果出现。发明专利分为原创性专利（简称原创专利）和非原创性专利，60多年来，我国原创性专利几乎没有。这些科研单位和科研专家们，每年耗费了纳税人的上万亿的钱，仅仅做了一点仿制外国产品的工作。60年来，中国只会跟在世界先进国家屁股后边爬，做点仿制别国产品的所谓“科研”。60年不出一个“诺奖”获得人。中国的学生课本，从小学到大学的科学知识，99%都是外国人发明的。所以，至今在如下10个关键的基础的科学领域里，都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一、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解决的是未知领域的研究。它攻克周期长，投入见效

慢。但一旦突破将会带动出一批新兴应用领域。

二、材料科学研究和制造技术。耐高温、耐高压、材料；耐腐蚀、耐辐射材料；比重小

强度高的材料、以及新型隐形消声材料等。

三  电脑信息技术。独立自主的纯汉字电脑信息系统，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此项不单涉

及到电脑芯片的制造技术，还涉及到必须把汉子楷体系统，更新升级为“意、音双表新体汉字”系统。

四、空间技术。制导技术和抗干扰技术、夜视设备、航天医学设备等。

五、高性能发动机研究和制造技术。汽车、火车、舰船、飞机、火箭等发动机。

六、基因工程研究和制造技术。基因遗传、合成、分拆、移植转接技术。为生物工程新药物研制提供理论技术支撑。

七、生物工程研究和制造技术。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居十分重要地位。加强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研究。发现、培育、发展新物种，新品种，为农牧业跨越发展及提高农牧业产品质量品质提供技术支撑；为研究发展新医药、新疫苗为保障提高人民健康提供坚实保障。

八、能源研究和制造技术。例如，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光电产品、体积小容量大的蓄能设备、高能高效车用电瓶。

九、检测和操作物理或生物用的仪器、设备。

十、精微机器制造技术、宏大机器制造技术、险恶环境中的机器制造技术。

与这10项有关的技术产品，涉及面十分广泛，包括民用和军用的各种机器零件和核心部件。所以，中国的民用、军用的各种先进机器，从舰船、飞机、导弹到电视机、手机，都涉及到以上10项技术产品，所以，都必须从外国进口。科技方面缺乏关键核心技术，使中国成了先进国家的“科技殖民地”。例如，中国电脑产量世界第一，但2012年进口芯片约1650亿美元，超过了进口石油的1200亿美元。还有人指出，中国红旗-9防空导弹，使用了日本某著名品牌生产的行程开关。 日本是中国目前电子元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中国就连电容、电阻和电感等产品都要从日本进口。2010年三类产品自日本进口所占比重分别为35.0%、28.1%和18.6%。从日本进口的主要为高端产品，国内目前难以实现替代。一旦外国禁运，中国的工业和军事装备，就难以为继，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来看，如果按照制造业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来划分，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招商引资带来的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的低端和中端，形成了我国目前的优势产业：纺织服装业、皮革业、普通家电业、橡胶(12650, -85.00, -0.67%)制造业、塑料(8920, -70.00,-0.78%)制造业等，而对于精密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冶炼业等则根本没有随着招商引资“引进来”，使得我国目前在这些高端制造业上没有吸收到国际上先进的技术，生产水平仍然较低。

　　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制造业在招商引资上开始没落，表现为低端制造业和中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国家，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本土，剩下仍然支撑工业局面的则是中端制造业。我国的中端制造业通过招商引资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并且经过多年来的打拼和积累，产业链和配套环境也已经成熟，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我国依靠中端制造业来支撑工业产业的格局可以保持我国在世界上继续屹立，大约还能有五年左右。

然而，即使我国的中端制造业，其研发投入也处于世界落后水平，以汽车工业为例，我国汽车工业研发经费占营收的比重只有不到2%，然而该项费用在著名的汽车企业如德国的“大众”、日本的“丰田”等的比重，则为3.5%到5%不等。我国制造业欠缺的自有技术使得我们阻挡不住制造业衰退的步伐。

　  缺少专业技术、缺乏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端制造业，最终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其附加值和利润逐步减少，最终将失去产业支柱的地位、失去驱动国家发展的动力。

在世界进入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家之间的科技、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各个领域的竞争，已经扩张到全球范围。科学技术是国家力量的基础要素之一，科学技术一落后，其他各项都必然落后，都必然在国际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各个领域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都必然失败。

由于这十个基础的关键的科技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就导致了如下情况：中国满天飞的飞机，大功率的发动机都是外国产的；遍地跑的汽车，高性能的发动机也是外国产的；中国目前有5亿台电脑，电脑芯片都是美国的；中国的尖端医疗设备，全是买了外国的；万吨轮船和军用战车、坦克、战船、潜艇等等的高性能的发动机，都是进口外国的，都比外国落后1代或2代；中国的大部分高科技工业生产线，都是买了外国的或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办工厂带来的；高速列车的关键部件和信息系统的关键部件，都是外国产的；中国的海底油田很多，却不能自己完全制造海上钻井平台，还要叫外国人带着海上钻井平台来开发。。。。。。。

由此可见，所谓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外合造”，中国就是一个“成品组装厂”；外国人造的是心脏和大脑，中国人造的是四肢和皮毛。外国人用大脑赚钱，中国人用两手赚钱。所谓的“经济大国”，是帮助外国人赚钱的大国、是廉价出卖地产原料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大国。只要外国人看到不赚钱了，把在中国开办的工厂一撤或者“心脏”部件供应一停，“中国制造”就只剩下“低端商品制造”，“经济大国”也就随之消失了。今天的中国，刚摆脱了“土地殖民地”的地位，又陷入了“科技殖民地”地位，并且被外国的科技“绞索”套住了，在高科技制造方面，绝大多数的项目，都被外国卡住了“脖子”，所以，在国际市场上，基本丧失了竞争力，在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中，中国就处于下风，直不起腰来。1949年摆脱“土地殖民地”的地位时，宣布“站起来了！”，今天在陷入了“科技殖民地”地位时，”又“趴下去了”。

据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网站2013年11月12日报道：目前已知的数据显示，2011年，俄军用产品对华出口突破19亿美元，2012年亦有增长。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领导层宣称，在新签的总额176亿美元的合同中，中国的份额为12%，这即是说，双方签署了逾21亿美元的新单。目前，已确切知道具体内容的合同总额为13亿美元，其中6亿来自对华出口52架米-171E多功能直升机，7亿为140台AL-31F航空发动机。央视台曾播出的《大国重器》一个新闻，如数家珍般地历数辉煌成就，虽然并非全是吹嘘，但是背后国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令世人瞠目。如航空工业，又是波音系列，又是空客系列，无论采购单价还是总金额，数字都高得惊人；再如汽车制造业，每每花高于国际正常价格的血本，成批采购人家的产品连带技术，其后也就有了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大繁荣”；船舶工业，钢铁行业，莫不如是。都是国家当冤大头买单，行业企业受益。当然，在这远高于国际正常价格的交易中，也让大批官僚一夜暴富。此种现象，2010年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里，在分析亿万富豪主要致富途径时，其中重要选项就是：“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最近曝光的还有，前段石油官员集体沦陷之时，就连带曝出一纽约王姓人家，花一亿美元采购石油设备，转身卖给中石油赚了十亿美元的奇闻。除此之外，在重器制造过程中，还有一个奇特风景：就是高端脑门一热想着那个了，用百姓血汗钱大把补贴；产能过剩得无以复加，高层拍拍脑门，还是掏百姓血汗钱大把补贴！其实，背离了独立自主，不管如何“崽花爷钱不心痛”，人家的核心技术仍会有所保留，刀把子仍攥在人家手中。这腐败掺着崇洋媚外的大国制造，36万亿国家公共债务，水漂打得也真冤哪！

一个人的孬、好不是靠自己吹的，而是通过与他人的品质和能力对比出来的；一个国家的强弱，也不是靠自己吹的，也是通过与别国的实力对比出来的。周边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态度，就是这个国家强、弱的“试金石”。今天，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把中国视作“唐僧肉”、“纸龙”，群起而蚕食和围攻之的现象，就是对中国又“趴下去了”的直接注解。

   中国一不缺人，二不差钱，为什么一直被世界先进国家远远地抛在后边几十年？为什么如今又落后于美国一个“信息时代”，成了美国的“网中之鱼”呢？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等等一切体制和运行规章制度，都不遵循“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所导致的。

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基础的长久不衰的推动力，是市场竞争的需求，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发展目标，才会不断开发利用新的科技新产品，从而不断推动可接的不断的创新发展。而国营垄断企业，并不以市场需求为发展目标，而是以政府官员的指令为目标，所以，成了阻碍科技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从1970年以后，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纷纷把1960年以来把民营大企业改成国营的，又不得改成民营的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现行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等等一切体制和运行规章制度，如果不彻底改革成完全按“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体制和制度，中国的科技是永远不会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最多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爬，“科技殖民地”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强国梦”就只能停止在“梦中”。

中国的一些人，看不到或不敢承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把中国的科技落后，归咎于“科学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不够，提出“科教兴国”和“原创立国”的口号。这些人没有或不敢承认，在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企业的需求之间的联系：

每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源于人们的实际需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遇到了难解的问题或产生了一种新的愿望，人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或实现这一愿望。于是，就寻求解决问题和实现愿望的办法。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因。

例如，意大利的一个矿井的老板，发现他的矿井的抽水泵，干转抽不上水，是水泵坏了吗？换了新的水泵，还是那样，原因是什么呢？问了很多人，都不得其解。后来，他找了物理科学家伽利略，请伽利略帮忙找出原因。

伽利略，经过多次试验发现，抽水机在工作时，不能把水抽到10米以上的高度，他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存在“真空力”的缘故。他发现这个矿井的深度超过了10米，于是建议老板，用两个水泵，进行两级抽水。于是就解决了问题。后来，伽利略的助手托里拆利，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验证了空气具有重量的事实，证实了“真空力”。从1643年起托里拆利曾先后采用多种液体，设计了多种实验方式进行研究，如海水、蜂蜜、水银等都是他选用的对象。大量的实验证实了抽水机提升液体的高度，决定于液体的比重。

再如，1946年，美国人为了计算炮弹弹道的海量数据，于是就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用的是玻璃真空电子管，总共用了18800个，占地1500平方英尺，总重达30吨。这么庞大复杂的计算机，不适应移动使用，必须缩小体积，才能适应移动使用。为了缩小电脑的体积，人们又发明了半导体晶体管，从而使电脑的体积大大缩小；可以用在计算空中移动目标的运行轨迹并控制导弹打击目标。但是，还不能适应放在导弹头上使用，于是又发明了硅晶微型电脑芯片。如今的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硅晶芯片，可以有几亿个电子元件。这样，就可以用在微型机器上了。例如：导弹、手机、银行卡等等。

中国的官办农业大学，没有发明出“板栗脱壳机”“玉米收割机”、甘蔗削皮机、“棉花摘取机”，。。。。。这些，都是处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在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驱动下发明的。

中国官办的工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也没有发明出“特厚钢板焊接机”、“电脑中央控制器芯片”、“激光武器”、纳米机器人。。。。。。这些都是外国人，在商业利润的吸引下，发明创造出来的。

脱离生产第一线的学校，即使有一点发明创造，如果得不到生产企业的支持，其发明成果也只能闲置。

例如，2013年8月9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张卫教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刊发了他的课题组，研发出一种半浮栅晶体管。

对此，业内人士评论说：“这是我国微电子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采用种半浮栅晶体管的芯片将具有高密度和低功耗的优势。就市场来看，据估算，目前CPU、内存、数码相机感光器件的芯片的市场规模就在千亿美元左右。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上游多属于外国企业，半浮栅晶体管芯片仍有较长的道路要走。据了解，复旦大学目前已对此技术申请了核心技术专利，但后期的应用设计工作仍需要企业来完成。目前全球芯片市场主要被外国垄断，如Intel、高通、ARM等外国企业占据了芯片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如何将此项由中国自主掌握的尖端技术做好相应配套，由技术转化为实际产能，仍需要产业链下游积极配合。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在此中游领域与国外相比较为薄弱，短期内产业化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尴尬，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教育、科研与企业不能脱钩。脱钩了，教育、科研单位，研究出来的东西再先进，没有企业的支持，变不成商品，是无用的；

第二、中国搞“中外合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愿望的落空。中国的国营企业不自己发展高科技，妄想走“捷径”，遭到外国的技术封锁，得到的只能是外国已经淘汰的技术，同时限制了中国自主开发新技术的能力；中了美国的“木马计”。

以上的例子证明，先有企业需要，后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始动因。



2015年4月24日的人民网“强国社区”，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随着科技经费快速大幅增长，科研管理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暴露无遗，一些政策缝隙被撕裂、政策漏洞被击穿，科技投入中途截流、跑冒滴漏普遍，甚至被套取挪用。 政府为支持科技创新不遗余力，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土地划拨等方面投入巨大。然而一种科技“掮客”出现在科技市场上，其手法是与企业合谋套取科研拨款，再收回扣。某些企业打着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园、产业园，其实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资源，搞房地产开发，获取土地增值暴利。有个大型民企，在全国圈地12宗，一年赚了30个亿。

“科技创新”，以企业为主体，说了很多年，其实企业常常被当成炮架子利用。现在申请科研项目要求必须有企业参与，否则主管部门不批准，于是许多企业被拉进来做样子。

  有的项目让企业进来，其实也就是借用企业的名义，分给企业一些钱，企业根本没有主导科研活动，创新工作也没有核心和主体。“产、学、研”（生产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密切合作搞科技创新）已经提了很多年，究竟谁是主导?这是最关键的。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很多企业自身没有研发能力，没有专家队伍，也不会组织研发，不知道哪个产品该创新，哪个技术有市场。于是，很多科研项目是以“大学”为主导，但“大学”又和产业离得太远，导致科研创新成果不能形成产品，没有市场推广性，不可能产业化。

科技创新需要坚守阵地，耐得住寂寞。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捞“快钱”，没人愿意踏踏实实做事。政府对科研单位和企业太照顾，结果害了科技。政府拿出了买鸵鸟蛋的钱，孵化出来的却是跳蚤。

  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导，前提是企业必须具备主导的能力，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是民营小微企业，没有能力主导创新；有的大型的民营企业，虽然有投资先进科技开发项目的能力，但是，却得不到政府和科研单位的信任和支持，往往被繁苛的入门手续挡在门外。而大型国营生产制造企业，由于老板都是政府任命的，又都是国内垄断企业，政府报销，所以没有市场的竞争压力，更没有企业破产倒闭的危机感，只想向政府多多地要钱，以便于短期出“政绩”，没有长远打算，没有创新的动力。由于中国的政府包办的科研机构，更没有力争上游的内在动力，自身就没有创新的欲望和冒险的胆量。所以，它们对于科技人才需要量很少，导致科技人才无用武之地。所以，就出现了如下状况：据中国一家智库调查，当今中国留学生中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选择留在美国等国研究机构及企业的达到87%。据中国教育部统计，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2年年底，中国海外留学人员累计达到约265万人，其中回国的只有109万。中国成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的义务输送国。所以，中国的科教，并没有兴了中国，而是兴了外国。

在完善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环境里，企业在“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支配下，为了提高商品的“性 /价比”，以便获得较高的利润，就会积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企业为了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必然大力招收懂得新的科学技术的人才。企业的需要，就促进了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解决企业生产中出现的难题，成立专门的科研机构；为了加强不同学科的合作，国家成立了国家科学管理机构，为全国的企业运用科学技术，提供服务。学校为了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就多招学生；并按企业对于各种科技人才的需求量，安排学科人数。学校对口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被企业招收后，促进了企业的科技生产，使企业取得了高额利润。高额利润，又为企业开发或使用更高级的科学技术提供了经济基础；于是，企业的对于人才的需求档次就提高了；企业对科技人才档次的提高，就对学校的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进了学校的教学档次的提高。由此，就出现了“企业”与“科研单位”、“学校” 互相促进的局面。企业兴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先进的产品，并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就使国家富强了，国家自然就“兴盛”了。

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国营垄断企业，不受“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导致企业自身没有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中国的科研、教育，就失去了企业的需求基础。所以，学生们学的科学知识再多、再先进，企业不需要，也就无“用武之地”了。没有企业的需求作基础，即使有科研创新成果，也转化不成商品。因此，没有企业需求做基础的“科、教”，是“兴”不了“国”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教”与兴国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地关联：科技----利润----企业----兴国。“科、教”是“企业”的直接需要，而不是“国家”的直接需要。“企业” 是“兴国”的直接力量，“科、教”是“兴国”的间接因素。构成“兴国”的要素很多：人口、幅员、科学技术、文化、经济体制、国家制度、国家领导集团的智慧、国际条件等等。单纯地强调“科、教兴国”，是片面的、本末倒置的。

  从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前后，就出现了“科教兴国”还是“实业兴国”之争。经过100多年的事实证明，“科教兴国”是本末倒置的，“实业兴国”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实业”必须是私有制的，并且必须处于能够充分发挥大工业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社会里。

要突破今天中国阻碍科学发展的各种阻力，光靠国家政府提倡和奖励发明、创新的人员，是不行的。企业没有对于新科技的迫切需求，发明的东西再好，不能被企业使用，就转化不了商品，就被闲置起来。唯有让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正常发挥作用，逼着中国的企业不停地迫切需求先进科技，才能使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地涌现出来。使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型国家”，躋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而要让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就必须改变今天这种政治、经济、科教、文化等方面的官有垄断体制。让中国具备前面所讲的科学发展必需的3个前提条件。

由以上分析可知：科学发展的关键，不在花钱多少，用人多少，而在于政治、经济、科研制度、市场生态链。这4个关键方面，构成一个“木桶”，其中有一块是“短板”，“木桶”的盛水量就降低了。

而改变今天的这种体制，就必然损害了掌握着这种体制控制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们会极力维护这种垄断体制的。不是极为明智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不会自动变革这种体制的。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其根本原因，既不是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也不是外国的入侵，而是王朝内部的腐败。是统治集团自己把自己打败的。秦朝横扫6国，所向无敌，经不起一个赵高的“指鹿为马”的阴谋。一个国家，就如一个“新陈代谢、自我循环、自我复制、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生命体一样。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损坏或阻塞了，又不能自我修复，就必定死亡。

人类历史的的发展，是不会按“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走的。如果历史会按“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走，今天的世界还会处在部落酋长国时代；如果中国的历史会按秦始皇的意志走，秦始皇想让秦朝统治中国万万年，中国至今就会还是秦始皇的后代做皇帝。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垄断必然没有正常的合理合法的自由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优胜劣汰”；没有“优胜劣汰”，就必然出现昏官当政；昏官当政，就难于避免公权私化，公权私化，必然导致权力弱化；权力弱化，必然导致法纪松弛；法纪松弛，必然使政令不畅，公平正义不张；政令不畅、公平正义不张，必然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公民生活和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由此导致国力衰落；国力衰落到一定程度，外国必然前来“趁火打劫”；于是，“内忧外患”一齐涌现了。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敌的国家的统治集团，还能存活下去吗？于是，更朝换代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同时，昏官当政，也必然导致科技发展出现停顿；科技发展停顿，必然导致国家衰落；国家衰落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和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必然促进科技发展。所以，世界上各国的科技的兴衰，都是伴随着各国的兴衰而同步兴衰的。

社会变革或更朝换代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不论通过战争“淘汰”还是非战争“淘汰”，就把不能安民御敌的昏官淘汰了，换上了能够安民御敌的明人治国，社会就回到了正常运行发展的轨道。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断否定的过程。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一个“事与愿违”的痛苦的过程，也是既得利益集团自己种下苦果自己吃的必然回报，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今天，中国已经初步进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阶段”，支配这种社会一切的客观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不论国家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按照这两个规律办事，就能成功，违反这两个规律办事，就一定失败，还会造成社会灾难。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世界第一，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属于世界顶级水平，只要国家政府按这两个规律办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必然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从2018年开始，中国的领导集团，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痼疾，并开始着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到2020年，改革的力度和速度加大了，成效也显现了。这一次改革，其意义比1970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更大，将使中国恢复到健康运行的状态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