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更大的闭环在微观上有一个特征：评价中心（即闭环的轴心）与个体的动机（之心）是分离的，在几何上，就体现为（圆周的）离心运动。（这其中的真实意义，将在下节：“再议”中解析）。这对个人而言，就如同意识与潜意识是分离的——思想不知道内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就是很感动；（车夫）我知道对老妇人负责，会造成自己的利益损失（尽快逃走才是保全自己的“上策”），但我就是不忍心看人受苦，不愿意苟且做人。
正是这种分隔、分离，使个体不会仅仅服从私心、私义，而能听从更大的闭环（之轴心）、听从道（义）的召唤而行动。与此相反，自私则是评价中心与动机（之心）高度重合。这是高度理性和自主的。正是西方文化中“理性人”的真相。
理性不好吗？
理性很好，但理性一定得是外来的评定，而非自封的。
理性必须是谦卑的，而不是傲慢的。
比如，一个好医生一定是听从病人的召唤和病人的评价的。当然，他同时应保持对自身专业的信心；而一个自私的医生则只听信自己的评价，不在意外来的（如病人的）评价（除非都是说自己好的）。一旦出了问题，受到指摘，他的内心独白往往是这样的：我是真心想治好病人的病，但我的医术可能还不够理想。你可以批评我的医术，但不可以批评我本人。如果你的批评有任何不准确（不到位）之处，我就要据理力争，捍卫我“好医生”的形象。这样一个在意自己比在意病人更多的人，能是什么样的“好医生”？
《唐人街探案2》里那个邪恶的医生不正是这样自说自话的傲慢家伙吗？他的私义：我杀人，可以救我的命；我是医生，能救更多人的命。所以，我杀人是正义的。这所谓的“正义”理直气壮地凌驾于一切公义之上，以至于他最后也凭此自我裁决。这是由线性逻辑形而上学化造就的偏执狂、偏执怪！
偏执的人是缺乏安全感的，他把安全感建立在片面、“纯粹”的逻辑上，以对抗复杂的、令人不安的现实世界。他不相信真实的世界，只相信合乎其逻辑的理想世界，并以理想对抗现实，以此建立所谓“自信”。他越“自信”，就越自我，越是不肯听信他人的评价，越不容许他人评价，而要独自包办所有评价。
西方世界对全球舆论的掌控，不正是这样神经病式的表现吗？正常人是没法与神经病一般见识的，真的做不到（那样的病态）啊！我们的信念是：做人要谦虚，戒骄戒躁，“满招损，谦受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千秋功罪，留与后人评说”。
自信并非只信自己，而是信任自己与环境建立的正常和谐的关系。换言之，最自信的人是和解者。和解者不用为自己辩护，万物皆备于“我”，“我”也备于万物。时间和历史都会站在他这一边的，他也总是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所以，我们总是能对愚蠢、偏执的自私家伙说：笨蛋！世界不是平的，而是个球体！
同时，中国特色正是以球形逻辑超越了笨拙、失真的线性逻辑，而历久弥坚，历久弥新。阴阳五行理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的浅层表述，而中国文化则是包罗万象又能对每一事都实事求是的“圆满逻辑”。我想，这或许就是中国特色的理论自信。
球形逻辑应用再议
可能，“球形逻辑”这个词，怎么看都让人会有突兀的感觉，可这恰恰就是它的核心特质带来的：一个超维的体系，在喜好二维或三维秩序的我们这里，总是有些怪怪的存在，就像一个球放在桌上或地板上，我们总担心它会滚来滚去、不安分，要拿个什么东西把它拘束住或是挡住。这大约就相当于替它降维或限维了。
我们常会讲这样一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试问，这种信心的依据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球形逻辑，这样强大的思想武器、一个超维工具。只要充分开发其潜力，总能对问题发动“降维打击”，有效解决之。这正是球形逻辑的妙处所在、威力所在。
相反，相信线性逻辑、形而上学的西方人则凡事都要依靠标准、规范，对超出范围的问题、情况，他们就习惯性地两手一摊，一耸肩：很遗憾，这事已经超出科学的范畴了，我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劝你也放弃吧。这种情形在东西方科学、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战争的交流、往来历史中，一次次发生。而许多次，中国人最终都能创造奇迹，打碎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让他们惊掉的下巴，落个满地。
就如战争中、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军人、战士，总是能发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实干加巧干，粉碎面前的敌人，赢得胜利。而西方军队（比如美军），往往会在面临困境后以符合操典或规范为由，堂而皇之地投降（或撤退）了事。原因无他，他们的信心不是建在心上的，而是建立在线性逻辑和形而上学神话之上的。而这些东西，在现实面前，常常就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
可能有人会担心，你这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秘密了吗？其实不必担心，超维逻辑唯有在和解者手里，才能发挥效力。我们倒希望人人都是和解者，人人都的尧舜呢（让和解来得更猛烈些吧），那样，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全世界都亲如一家，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担心何来呀？
话说回来，超维逻辑交到形而上学信徒手上，多半也被玩成线性逻辑，变成僵化的、教条的东西。西方邪恶势力真正仰仗的，还是他们的技术优势。那才是带给他们超维力量，向对手发动降维打击的资本。此外，除了技术装备，他们还有一样致命“法宝”，那就是“邪恶”本身，这对于善良也算是某种“超维”之力。俄乌战场上，我们已经亲见了这两样“法宝”给俄军制造的困局和创痛，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然而，邪恶终究算不得超维的东西。当善良的人们下定决心，决不信邪，那就有他们好看的了。比恶，谁怕谁！谁还没个血性！这世上，难的是比仁义，而不是比恶。善良的人们只是不屑为恶，但绝不怵恶。送恶鬼下地狱，我们会很高兴，也有的是办法：要体面，有体面；要不体面，对不起，我们还是帮你体面。咱是体面人，缺的就不是体面，就是见不得不体面。呵呵！
总之， 球形逻辑不是本人发明的，我在这里只是对祖先的“大招”做了粗浅的归纳和提炼而已。叫它超维逻辑或是万维逻辑也是可以的，最准确的当然是叫球形逻辑，其他的叫法，可能会更顺耳一些。
古人不操心给它起名字，只想着解决一个一个问题。古人也很质朴，在他们口中是这样的表述：“一物降一物”（降维），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超维），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升维），这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有了一个个相对有些离散的妙招。比如，兵家告诉我们：兵者，诡道也。而在人文领域，就有了“道、德、仁、义、礼”的五维体系，可以称为五维逻辑。
这五维逻辑是用来支撑和塑造人心的，当然，也可以借以观察、评估人心。而我们今天的逻辑则更符合新的五维即“德、仁、义、礼、利”，道则居于中心，统摄全局，又无所不在。
道是宇宙的根本，心是人的根本（原则）。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后一个“道”其实指的是“心”（即人的根本原则）。一个理想的（或者至少是合格的）人，其心与宇宙之道大致相合，即合乎善。但人心十分复杂，上面已经提示：至少可以梳理出五个层次，每个层次可以算作一个闭环（不闭合的人也有，如儿童、不甚成熟者，就是各种不靠谱，先不去考虑）。每一个闭合的层次，就是理性的。一个人以此闭环之轴心为心，可以视为理性之人，讲道理之人。但在他未闭合的层次上，他就不是理性的。而我们常常不知道一个人的心在某时刻是由哪个层次在统领。所以，他靠不靠谱，外人不易明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凭所谓“信用”来评估人——至少他曾经证明了他在某层次上是靠谱的（或相反）。以上就是观察人心的基本思路。
这样来看人心，则——道有道心，德有德心，仁有仁心，礼有礼心、利有利心。
最初现成的人心，没有什么五维，是个混沌的球体，其核心只有一个：“利”字。为了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当然，起始时，其手段也极为有限，比如，婴儿基本就只有“哭”这一种手段），也无所谓善恶。但这个混沌体却是个实体、主体、真正的存在，并将在未来努力去成为他自己，证实他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其在实际和实践中的展开，自然就有好有坏。为了保留好的，去掉坏的，人们制定了规则，建立起秩序，也就开始打破混沌，建设文明。
文明从哪里开始，自然是从对利益的合理安排开始。
一个人每天一睁开眼，就要吃饭、饮水，出行、谋生等种种需要要满足，这满足就是利益。要获得利益，心就要向外敞开，这是无法避免的。婴儿的哭声就是他的敞开手段、通道和界面。而通过手段、通道、界面，人们就会逐步形成逻辑性的概念：只要-就，必须-才可以，因为-所以，等等。而这些具体逻辑，看似是线性的存在，但其实只是利益实现闭环上被显示出来的局部，是居于（内外交互）界面上的部分。因为可见，而被看见，被当做操作的原理，成了指导合理行为的依据、样板，被视为利益实现行动的主要部分。
比方说，年轻的母亲以为，只要喂奶，孩子就不会哭了，却忽略了哭声所表达的不同需求，而未能合理照顾婴儿。随着经验的丰富，年轻母亲渐渐掌握更多的不同哭声的含义，能做更有针对性的合理照顾。这个发展过程的结果通常就是母亲的知识、能力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并能合理满足婴儿并兼顾自己的各种利益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展开并一步步证实她作为母亲的本质与力量，成为一个母亲；同时，也培育了一个婴儿和他各方面的能力，使其能展开并逐步证实自己的本质。
但很明显，母亲的知识、能力体系，并不是她的本质，只是帮助她实现自身本质的凭借（或通道）。她的本质始终与她成功生育并养育婴儿成长的结果紧密相连。换言之，孩子（及其成长）才是决定她本质的关键部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常用的一个形容孩子的词：“出息”，这个似乎带有投资、做生意意味的词，却充分体现出人们对母亲（但又不限于母亲）与孩子关系的深刻洞察，即个体（也就是孩子）的本质的良好实现与旁人对相关个体（如父母）和集体（家族，民族、国家等）的本质的评价息息相关。附带说一句，“出息”这个词很能体现古老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因人际关系而形成的身份、地位视为人的本质的重大部分。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会认为个体的知识、能力体系才是个体本质的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部分。这才是西方文化迷失的核心所在。如果一个人有知识、有能力了，他的本质就变了，那么，一个穷人、一个残疾人、一个因种族原因被边缘化的人，他们的能力多半会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本质也就此变“劣质”了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能明白西方人无法摆脱种族歧视、各种歧视、鄙视链的根本原因了。这样，在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人平等，实现天下大同的。
原因首先就在于共产主义承认满足人的需要是社会的首要任务，并实现财富的按需分配，而不是按能力分配。这些需要包括个体基本的利益需要，个体自然的发展需要，以及群体的需要等。其内在的依据便是相信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在充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之后，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实现。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最大的发展和进步。这不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吗？（比如奥运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因此，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认定，既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认识，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但相对来说，因同样基于集体主义，自然更接近中国的价值观。只不过，必须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降低，提升社会关系的权重。人际关系，局限于个人的周遭，容易变成小圈子文化，最终撕裂社会的整体性与团结（导致周期律的吞噬）。而社会关系则是全方位的，容易走向良性进步的动态平衡。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深刻的意义，是需要我们予以深刻的认识的。
缺乏对此的正确认识，正是如今许多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停“鸡娃”内卷的最根本原因， 即家长们差不多就是无意识地认同了人的本质就是他的挣钱能力，盲目走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大坑中了！这真是国家进步的大冤案！新中国建设了七十年，我们的思想反而误入歧途，努力把人培养成文化退化的样子，要去接受一个发展程度远低于自身文明程度的外来文明，理由仅仅是因为，自家古老的传统需要改进，却不知道要如何改进。不知道的确容易瞎闯、瞎试，不试试如何知道行不行呢？现在知道这不行，就该及时改弦更张，选择正确的方向，重新出发。
选择正确的方向，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