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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节 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想 人类社会由小农业经济社会进入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后，从前的适应小农业经济社会的思想，拿到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有很多都不适用了。即使“名称”不变，内涵也改变了。例如，“耻”，在小农业经济社会时期，做技术活为耻、当演员为耻、当商人为耻。。。。，而在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全都翻过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决定人们的思想。 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主流思想理论，源于大工业商品经济运动的实践。它形成于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前后，是在商业、工业发展的实践中和与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主要归结为“价值”、“竞争”、“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几点。 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前夜，大工业商品经济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大工业商品经济在其开始的阶段也出现了很多重大缺点，社会各阶级的利益都处于互相冲突和再分配的状态。这时候，代表各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的思想理论纷纷出现，各个阶级都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被确立为社会的主导思想理论，其它与之相抵触的思想都受到了压制。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代表作，就是《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和《世界人权宣言》。 每一种性质的社会，不是按“社会理论家”的理论运行的，而是按其社会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和《世界人权宣言》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这些理论符合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两个普遍的基本的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 并且，每一种“集体行动”，只有在领导人的利益与被领导群众的利益互相契合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资产阶级所宣传的思想理论，之所以在广大群众中得到积极响应，是因为它所宣传的思想理论，符合了广大群众的利益需求；并不完全是欺骗的或强迫灌输的结果。这与小农业经济时期的统治阶级所搞的，思想欺骗和思想强迫灌输不尽相同。 大工业商品社会化的大生产，形成了广泛的生产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造成了这种科学的开放式的生产机制。参与大工业商品经济运行的生产组织者和生产劳动者,形成了一种讲究 “现实”、“实用”、“科学”为主线的开放型的思想，能够比较全面地科学实际地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基本上摈弃了小农业经济时期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宗教观念和幻想。由于大工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上的各种情况变化迅速；同时因为“资本”运动的每一环节上的得失利害情况都会很快地直接地表现出来，所以,造成了人们讲究现实的实用性观点盛行。由于“资本”的运动是以“等价交换”的方式进行的,从而使“等价交换”成为一种处理社会一切关系的原则。因此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平等”的思想意识。 而所谓“平等”，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国家法律”。这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时期，针对地主阶级国家的独裁、压迫、掠夺、等级制度而提出来的政治口号，它反映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实际要求，同时又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这一口号后来变为资产阶级的基本思想纲领，又被有条件地变为政治主张付诸实行；它虽然与广大人民所理解的意思有较大的差别，却仍然对大工业商品经济社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早期针对地主阶级国家而喊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在资产阶级国家时期，就必须加上新的前提条件了：即，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民主”、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严格纪律下的“自由”、同等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观点相同下的“博爱”。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对于这些口号，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是否实行，就看是否利于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为转移。这些口号，被资产阶级的“学者”鼓吹为“普世价值”，这是极其虚伪的。资产阶级国家内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国家对弱国的侵略和殖民政策，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彻底揭穿了这些口号的骗人的面具。 例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资产阶级国家提得最响亮的口号。而实际上怎样？你要打官司，要交诉讼费，你要请律师，要交律师费。你如果交不起这些钱，你就与“法律”无缘了。还谈什么“平等”！ 实施“民主”的最普遍的一种方式是“民主表决”，民主表决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服从多数”是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参与表决的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依据的理论是一样的并且是正确的，对所要表决的事情的情况是熟悉的，所遵守的法则是同一的和正确的。在这些前提下，“少数服从多数”，一般是对的。但是，也并不能保证100%的对。因为，最先发现“真理”的都是少数的人或者是个别的人。如果参与表决的人们，不具有上述那些“前提”， “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就必定是荒谬的。所以，“民主”是不能用来判断“科学真假、是非”的。在科学领域里，“民主”和“权威”都是不能做定论的，唯一能做结论的，就是科学实验和民众的社会实践结果。 真理是必须“论证”和实践证明的。不论证，不通过实践证明，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决定问题，不是为了欺骗别人，就是自己愚蠢无能到了极点。例如，中国的杭州钱塘江大堤，经常被海潮冲垮。在宋朝时有人给当时的杭州知府提出一个建议：把经常被海潮冲垮的堤段建成弓形的。这种堤形是符合力学原理的。但是，当时的杭州知府不懂科学，半信半疑，于是就去问经常来修大堤的“水工”们。水工当然知道把大堤修成弓形，能抵住海潮。但是，依靠修堤为生的水工们也知道，大堤不经常被海潮冲垮，他们就会失业了。于是，都说把大堤建成弓形也不能抵住海潮的冲击，而且还比直行堤浪费材料和工时。无知的知府就相信了“水工”们的谎话，仍然把被海潮冲垮的堤段修成直行的。 世界上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民主”。一些资产阶级的“理论家”，鼓吹“民主”是“人类的核心价值”或“普世价值”，可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能实行。这纯粹是欺骗人的。 “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各国都有各国的解释标准；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解释标准，因此，“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 “民主”、“平等”、“自由”、“博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们与“权威决断”、“特事特办”、“纪律约束”、“敌我分明”，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就如汽车的“进档”与“倒挡”，“左转”与“右转”、“加油”与“减油”、“运动”与“刹车”的矛盾统一体一样。 所谓“最民主的国家”，也没有废除“权威决断”的办法，国家的重大事情，在正常情况下，最后还是由国家最高首长拍板定案的。 自古以来，真理的最先发现者都是少数人，所以，自古以来，“成大事者，不谋于众”，而只有依据“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成功。 不过，“民主表决”不论表决的结果正确与否，都能起到动员多数人的作用，减少实施政策过程中的阻力。所以，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应当使用的。为了弥补“民主表决”的缺陷，在民主表决之前，先对表决的题目进行“专家论证”或者“典型试验”，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其实，这样的“民主”，实质上看，是“众意比例制”。资产阶级把这种“众意比例制”，称做“民主制”，是为了造成“民众当家作主”的假象。 “民主”，被一些人解释为“国家大事由人民作主”。而事实上，只要有国家，国家永远都是富有阶级作主的；因为他们最需要约束人民按他们阶级的利益导向行动；他们也最有金钱驱使国家机关人员按他们的意志办事；也只有富有阶级的人员，才有最多的机会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全民的国家”是永远也不会有的。这一口号，虽然在理论上与事实是不符的，但是，在形式上，也确实动员了广大人民都来参与国家大事的活动，在实质上，国家是全资本家阶级的“公器”。这与领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王把”国家”视为国王自己的“私有物”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国家的实质虽然没变，但在调和各阶级重大利益矛盾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流血的“宫廷政变”和阶级之间暴力冲突的发生；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也减少了国家官员“公权私化”的程度。但是，“民主”仅仅是一种政治手段或工具而已。既然是工具，就必然具有好坏两面性。所以，所谓的“民主思想”，是一种骗人的“游戏”。因为，在国家存在的社会里，平民是永远当不了国家的“家”、做不了国家的“主”的。“国家”就是统治者为了剥削和管理“平民”才出现的，如果平民能当国家的“主人”了，国家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在这里实事求是地讲了 “民主”的实质和“民主”的好坏两面性，不是反对人们对于“民主”这一手段的使用。而是为了纠正把“民主”说成是“全民当家作主”的错误，纠正把“民主”说成“核心价值”的错误；纠正把“民主”当作永远的放之四海皆效的“万应灵丹”的错误。“民主”这种手段，其实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早在酋长国家时期就出现了，那时的方式是，凡遇大事，酋长就召开族长们开会，一起商量解决办法。会上，酋长在听取了各位族长发言后，依据多数人的一致的看法，再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最后做出决定。这种“官员意识会”的做法，实质上是“众意参考制”。 这种“官员议事会”方式，一直沿用到地主阶级国家时期。资产阶级只是把这种“官员议事会”，扩大到让普通“公民”也来参与罢了。 资产阶级国家的组织方式是“议会”、“政府”、“司法”，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这对于防止国家政府腐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权互相之间的关系，不是按“民主”的方式处理的，而是按法律条文处理的。所以，“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的国家组织方式，不是“民主”的范畴，也不是民主政治的“象征”，它是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规律“竞争规律”在政治上应用的结果，也是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运动规律的必然产物。 现代化大工业商品生产，使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大“工厂”，需要全社会乃至全球进行合作，需要各部门、各环节、各个参与经济运行的法人和自然人，必须协调一致地运作，否则，就会造成经济运行链条的断裂，引起其他环节的断裂，从而损坏全体利益。而这种经济链条又是以经济利益的互利为前提连接起来的。所以，一旦出现对一方不利时，链条就会立即断裂。这种客观现实，不断教训人们，使社会的多数人们形成了一种超越地主阶级国家社会时期的大局视野、更广义的团体意识、自觉的组织纪律观念和等价交换、平等协商的观念；封建地主阶级国家时期的那种”‘官员高高在上，压迫平民’，‘平民绝对服从官员的命令是理所当然’的”观念，不起作用了。 现代化大工业商品生产，需要全社会乃至全球进行合作，这种社会大合作大生产的现实，必然要求和教育人们必须具有大局视野和团体精神。 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是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流程。这种现实必然要求和教育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的工作态度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来不的半点马虎和虚伪。 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业经济的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是靠土地生活的；而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是靠别人生活的；你到工厂做工人。你的命运就交给了厂长，你不按工厂的规章制度做，你就会被厂长开除；你坐飞机，你的生命就交给了飞行员，你不遵守坐飞机的制度规定，就会导致与机上的所有的人同归于尽；你开汽车在公路上行，你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就有可能撞车，轻则车毁，重则人亡。。。。。。社会实践的就逼着你，必须时时处处遵纪守法。 商品市场竞争规律在时时刻刻地用“优胜劣汰”的事实教训着人们，做任何事都必须做得最好，做任何事都必须不断创新进取，否则就一定会被淘汰。社会现实时时刻刻在教训着人们，这里没有停止不变的事物，这里没有守旧和懒惰人的立足点。 日新月异的社会大生产和全面深入的科学实验，不断地揭示出各种事物的各种运动原因和规律，驱散了一切神学迷雾，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为人们进行新的科学实验和社会生产指明了正确方向。 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实践，使人们自然形成如下思想观念：注重实用，科学创新，唯物辩证，团队精神，等价交换，公平竞争。 小农业经济的社会里的人，当做事遇到困难时，思维的方向一般都是如何挖掘人的体力和拼命精神来解决困难；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的人，当做事遇到困难时，思维的方向一般都是如何采取更科学的功能更强的机器来解决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开动脑筋，总是可以解决”，这是大工业商品经济时代的人们的信条。 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是靠科学技术力量支撑而发展起来的，所以，不论对个人或团体、国家来说，都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否则，不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祸上身；国家政府如果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必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甚至无穷的祸患。所以，处在生产组织指挥或社会组织指挥地位的各级人员和政府官员，就不能像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官僚那样，“高高在上”摆起“官老爷”的架子瞎指挥了。他们必须遵循“平等协商、实事求是”的基本规则，与下级和人民一道科学地解决各种问题。人民的科学认识水平也普遍提高了，也没有地主阶级国家时期的那种愚昧地迷信、畏惧官员的意识了，官员再高高在上地瞎指挥”也不灵了。 科学知识大爆炸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大生产，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着瞬息万变。这教训着人们，再固守着从前那种满足已有知识，满足一种技能、死守一个职业、一个工作岗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是行不通的。不断更新知识，广学科学技术；收益第一，随机应变，及时”跳槽”，才是正常的可行的生活方式。 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所以，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现实，“教育”出来的人们，比从前的封闭小农业经济社会所“教育”出来的人们，精明很多。远见卓识，科学思维，力争上游的拼搏精神，严格组织纪律性，高度的法制观念和灵活性，团队精神，友爱精神和合作精神，是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时期的人们的普遍特质。 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中，普遍盛行的人生价直观和竞争环境，使人们养成了一种“求实、开放、自信、创新进取”为荣，“虚假、封闭、懦弱、守旧懒惰”为耻的思想观念。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 资产阶级创建了适用于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制度下的一套较系统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理论体系。以这种新的理论为基础制订的法律法规，就基本上符合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实际。 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在自然科学规律和商品价值规律及竞争规律支配一切的社会现实面前，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时期的一切思想和道德观念，都黯然失色了。不过，资产阶级并不拒绝对他们有利的其他的思想（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真的相信和执行）。 既然封建领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可以被地主阶级进行“借尸换魂”，那么，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也是可以被资产阶级“借尸换魂”的，因为他们都是统治阶级。宗教思想、儒教思想等等，都可以按资产阶级的需要，作出新的解释，注入新的内容。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比地主阶级国家时期科学昌明得多，物质丰富得多，但是，由于单个人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够支配自己命运的程度，个人的理想多数不能靠自己的独立奋斗就能实现，往往被偶然的因素给扰乱，出现意外的结果，仍然会造成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神秘感。另一方面，处境困难的人们是靠自己的希望支撑着生活的。宗教信仰，是人们在自己的希望不能实现的情况下，用来寄托希望的一种方式。再则，宗教神学虽然与科学是矛盾的，它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已被资产阶级彻底击败了，它现在的存在，对科学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它提倡宿命论，教育人们安份行善，不要有斗争精神，这正符合已经取得政权的希望社会稳定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宗教”神学”仍为资产阶级国家所容纳和利用。再则，自古流传下来的宗教神学观念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一席之地。资产阶级即使想彻底清除也办不到，“与其消除之，不如利用之”。资产阶级不但容纳和利用“宗教神学”的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对于从前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思想，只要对他们统治有利的，统统翻出来利用之。例如在农业经济时期形成的伦理、道德、思想，虽然已经失去了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制约力，相信的人很少了，但还是大力进行倡导。因为人们如果照此做了，正常的人生欲望就得到一些压制，就可以在稳定社会、减少政府麻烦、等等方面起一些作用。 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商品生产关系网中各占一定的位置和份量，他们之间的利益既互相依赖也互相矛盾，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更加突出，双方时常发生大规模的斗争，并往往会引起社会危机。资产阶级看到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他们把这些矛盾看成是因社会分工不同引起的，他们不承认阶级利益的对抗性，他们只允许在保持资产阶级国家秩序的前提下，对各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和，对社会制度进行改良。当工人阶级起来向资产阶级作斗争时，国家一方面加强镇压手段；另一方面，在思想教育上，强调”劳、资合作，互惠互利，和谐共荣，维护国家”的理念；同时又注意实行对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进行协调平衡的政策。这种办法既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治国的一个基本策略。所谓“平衡”，是指把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分配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比例度上，在这个比例度内，能够维持被统治阶级基本生存下去，不致出现社会危机。由于社会各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分得的利益份额不可能是均等的，各阶级所得的份额一方面通过经济规律自然地分配，另一方面也通过其它途径由人主观任意地分配。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社会利益分配出现不平衡。这就需要国家掌握这种平衡比例度，对不平衡的情况予以及时调整。资产阶级国家用以调整“平衡”的方式，不是简单地由某些人主观命令的方式，或精神引导，抑制正常需求的方式。而是采取让各阶级的代表在国家提供的政坛上互相对话、辩论、谈判的方式，国家以超阶级仲裁人的面目，按宪法的原则给以协调平衡，这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比用某些人的主观命令或用“神”的观念力量要好得多。 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在经济领域里正确地利用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最基本的普遍规律---价直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使得企业的老板在利润的引力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压力下，不得不精心经营企业和不断利用和开发新的科学技术产品，使得国家经济实力永不停止地发展壮大起来；由于国家又把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推行到政治、文化等等领域，全面实行依法竞争、优胜劣汰。就使资产阶级国家在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教育上、思想上、科学上等等，一切方面，一直呈现着朝气蓬勃的进取创新、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一特点，是以往的任何阶级的国家所没有的。可以说，资产阶级，是历史上最会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随机应变的阶级，也是最能按科学规律和客观实际情况办事的阶级，也是最不保守的既得利益阶级。 由于商品生产的高度发达，使人们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生活。所以，货币就成了人们普遍追逐的中心目标。以货币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在多数人们的头脑中占了主要地位。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钱，都要求等价交换。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承认竞争的作用大于思想约束的作用，但是，还是要在思想上不让这种金钱观念极度发展，予以适当的抑制的。因此，在坚持“等价交换”和”合理竞争”的思想原则下，提倡大社会观念和博爱思想。同时兴办一些社会救助事业，平抑金钱第一的观念和缓和一些社会矛盾。 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主要是由科学技术支撑起来的，所以，重视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是这一社会时期的主流意识和做法。但是，这个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各阶级的人们，观察问题，都会受到阶级立场和认识水平的影响。所以，其文化、思想和观点，往往就不会是全面的科学的，往往夹杂着片面的、错误的、甚至是”伪科学”的东西。所以，不看本国有无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基础，就不加分析地全部搬用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想和观点，就如企图把芝麻种到水田里一样，必然失败。 社会性质的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必然出现的结果。思想文化变革来源于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革。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革，必然引起人们的思想文化变革和社会人们的新的诉求。这种新的诉求，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又会反过来加剧人们的思想文化变革。所以说，社会性质的变革，必然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变革。 从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的性质来说，都是与社会性质的变革一致的。到今天，已经有过三次了： 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之前，是酋部落和酋长国社会制度，这种这种社会的主导思想文化，就是”原始朴素的人治加多种鬼神的思想文化”。 中国从夏朝开始，多个酋长国被统一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进入了“土地官有的分封制诸侯国家”的社会阶段，这时，靠”原始朴素人治加多种鬼神的思想文化”是不能制服和统一人心了。适应统一国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便编造出了“一个天神统治一切的等级思想文化”来取代”原始朴素的人治加多种鬼神的思想文化”。由于夏朝的文件失传而无考了，从周朝的文件可以看到这种“一个天神统治一切的等级思想文化”。这算是第一次思想文化革命。 周朝晚期的诸侯混战和周朝的衰微，证明了“一个天神统治一切的等级思想文化”已经过时。秦国是最先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土地私有的地主阶级国家”的诸侯国，所以它战胜了其他诸侯国，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秦朝是把“土地官有的分封制诸侯国家”改为“土地私有的中央集权制地主阶级国家”。但是并没有完全巩固下来，直到汉朝的汉武帝时，才算真正完全巩固下来。所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清除分封诸侯制的“一个天神统治一切的等级思想文化”，建立地主阶级的“人治等级思想文化”的举措。因为汉武帝所实行的“独尊儒术”，已经不是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们所说的“儒术”了。汉朝的那种“儒术”，已经过董仲舒的重新“注解”，把“儒术”中的“人治等级思想”突出发挥起来，变成一种系统的适合地主阶级治国所需要的“高级的人治等级思想体系”了。这次思想文化革命，算是第二次思想文化革命。 地主阶级的文化，一直延续到清朝。辛亥革命以来，出现了几次思想文化“革命”，但是，在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法治平等思想文化”对地主阶级的“人治等级思想文化”的革命，这一思想文化革命，至今并没有彻底完成，它将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而继续进行下去。至于采取渐进的形式还是采取激进的形式，要由社会革命的实际来决定。 在小农业经济时期所形成的那些“思想”、“成规”、“方法”，在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绝大部分都已经不适用了。 资产阶级国家比领主阶级国家和地主阶级国家的根本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治国问题上，基本能按国家的客观运动规律办事，能因势利导地处理国家各种事务。在处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时，不搞愚民的“思想教育”和镇压式的“刑法”，而是以“协调和平衡”为主旨。这样就确保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和正常运行。 30节 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家庭与民族 社会化的商品大生产，把早先的小农业自给自足的的家庭物质生产，都分离到社会上去了，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料，基本上不再由一个个的家庭自己生产，而由工厂生产了。因此，劳动者不再是家庭生产的成员，而是工厂生产的成员了；人们用以进行生活、生产的一切东西都可通过商品市场交换得到。所以，人们的家庭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一种基本单位了。家庭还剩下两个职能，即夫妻生活和财产归属的职能。 因此，绝大多数的青年男女，都必须参加社会劳动才能生存，都必须进行比较宽广的社会联系才能进行工作。这样，绝大多数的青年男女之间，就有了比较广泛的较长时间的联系和直接接触了。大多数的家庭，子女长大结婚以后，就不再与父母一起生活，而是分家自立。由此导致父母对其子女的支配能力和支配意识的弱化。这就为婚姻自由和自主，提供了前提条件。 因此，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时期，婚姻和家庭的建立方式和家庭遗产的处理方式，与小农业经济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清除不适合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小农业经济时期的家庭、婚姻、遗产处理的风俗习惯，大工业商品经济的国家，都制定出《婚姻法》和《家庭财产继承法》。 家庭的兴衰和家庭财产的变化分配规律，与农业经济时期不同。在领主和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家庭财产的变化分配，主要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由于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采取的是官僚专制的政治制度，土地可以被垄断，并且不断地向富豪人家集中，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所以，社会财产在家庭之间的重新配，只能是循着”矛盾积累---社会危机---战争”的步骤反复进行。而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工业经济的社会里，社会财产的主要表现形式不只是土地一种，还有机器、技术等多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表现形式不单是以物质的形式表现，而主要是以资本的方式表现，谁据有了资本，谁就具有了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所以，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实质上是资本的重新分配。而资本是无限的，又是可以流动的。所以，谁也垄断不了它。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社会财产在家庭之间的重新分配，就主要是通过资本的运动，也主要表现为资本的运动。所以，它遵循着资本运动的规律进行财产的重新分配时，是在资本家之间，通过商品市场竞争过程进行的。有些资本家在运用资本时，对市场行情判断正确，使用合理，就会使自己的资本得到增殖；否则，就会减值；如果出现重大错误，就会造成破产，他的资本，或者消失了，或者转到别的资本家手里了。如果资本家彻底失去了资本，他就只能靠当雇工来维持生活了，他变成了工人。 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家庭种类可以主要分为两大类，即资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当然，各类内部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由于国家官员绝大多数都是短期任职的，不是终身制的；同时，所有的官员都据有一定的资本。所以，官僚家庭一般都以资本家的面目出现。资产阶级的家庭，按其据有的资本多少分为几个层次，他们据有资本的多少，往往决定着他们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能力。他们的政治能力，又会成为他们使用资本的一个有利因素。 据有小额资本的一般资产阶级家庭，仍然遵循着小农经济时期的“子承父业”的习俗。不过，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规定女儿同儿子一样，具有相同的继承权。 当资本积累到庞大和结构复杂到一定程度时，单个人的智慧和精力就不能胜任这样的资本经营的工作了。所以，大多数的据有庞大的资本的资产阶级家庭，为了保证资本的安全和增值，就改变了小农经济时期的“父业子承”的习俗，将其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资本家只保留所有权，将资本的经营决策权交给董事会，资本的运营权交给董事会聘用的经理们。资本家自己充当了“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国王的脚色。所以，资本扩胀到一定程度后，也出现了“私产公用”的趋势。 工人阶级的家庭，情况很复杂。以国家公务员和资本家的经营管理助手或技术助手为职业的雇员，他们自己没有资本，依靠工资生活，这部分人员，因为处于政治网络或经济网络之中，有可能抓住转变为资本家的机会，有可能转变为资本家；而其它普通劳动工人，可能抓住转变为资本家的机会极少，转变为资本家的可能性就极小了。 资本具有趋向集中的规律。这是因为资本家的聚财的欲望是无限的；同时，为了扩大再生产，也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才能实现；还有，资本量大了，竞争能力才能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才能增强，这些原因，也是资本趋向集中的动力。一些资本家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为了共同抵抗风险、垄断市场而自动联合起来，也使资本趋于集中。 但是，也有与此相反的因素在作用着，使资本趋于分散和重新分配。这就是资本家内部的利益矛盾和市场的竞争等因素。这些因素，将使资本家在运用资本时出现资本流失或转移。另外，在社会经济总比例平衡过程中，会不断地使一些资本变为无效资本。因此，就使资本家的家庭财产出现永不停止的升降变化。工人家庭财产的变化，主要随着他们的工资的变化而变化。工资的变化，又会随着他们所在的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的兴衰而变化。还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革或者经济危机、社会变革等，都会使各个阶级阶层的家庭财产发生分散、集中和重新分配。 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使生产省力化和技术简单化，加之男女接受教育的平等化，这就使妇女能同男子一样可以从事社会化大生产工作和社会性事业工作了。这样，就使家庭财产可以由夫妻在家庭之外的劳动得到。因此，除个别家庭之外，在一般劳动者家庭中，财产所有权都和劳动收入权同一了。夫妻二人在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决定了家庭地位上的平等。而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由于财产权一般都归于男人，家庭财产主要由资本增殖产生，而不是由劳动产生，所以，没有财产权的女人，在家庭中就处于附属的地位了。国家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这是对掌握财产权的男性的一种限制，对稳定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它无法也不愿意禁止情夫情妇现象的存在，所以一夫多妻的事实依然存在。自从出现了阶级以后，各不同阶级的家庭生活方式便出现了差异甚至相反的情形，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也是如此。 由于生活物质资料不是由夫妻二人在家庭中一起合作劳动创造的，而是各自独立地参加社会劳动得到的，所以，家庭的结合力减弱了。家庭功能的消弱，引起家庭观念的淡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比农业经济社会时期放纵了。这主要是人们的生活条件导致的：大多数的青年人，在30岁之前没有结婚养育子女的经济力量，而这一年龄段又是性欲最旺盛的时期，男女之间的社会交际又是最频繁的时期，所以，很多的青年男女之间，由互相帮助发展成暂时同居而不育，就是必然的了。因此，以独身生活方式存在的单身男、女普遍存在着。由于出生后的小孩也可以用钱雇用别人来抚养教育，所以，组建家庭是人生的必由之路的传统也被打破了，以情人相处的短期的男女结合成为普遍现象。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只要是多数人都自愿认可的，就是合情的；符合多数人需求的，就是合理的；政府顺应多数人的认可意见，订了法律，就是合法的。国家容忍未婚同居和规定一夫一妻制、可以自由离婚再婚，是符合这种实际经济条件的。家庭没有解散消失，因为还有私有财产归属单位的功能和血统亲情关系的联结，家庭财产需要有人来继承。既然男女都有创造财富的条件和能力，那么，继承财产的权利，男女也是平等的。因为家庭中的子女长大后都不在家庭中工作而在社会上工作，子女对家庭的依赖性便基本不存在了，他们可以完全独立地在社会上生活。因此，在地主阶级国家社会时期的那种家庭观念也不复存在了。人们对生育子女并不看重了，社会总人口的出生率，也受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支配：当社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到能够使多数的劳动者的家庭有钱养育两个以上的子女时，社会人口出生率就呈现上升的现象；在人口增长大于社会用工增长的速度时，在劳动者之间的争夺工作岗位的竞争下，劳动者的工资就呈现下降的趋势，当社会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到使多数的劳动者的家庭无钱养育两个以上的子女时，社会人口出生率就出现下降的趋势。随着人口的逐渐下降，社会劳动力就会逐渐缺乏，在用工单位的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下，就导致劳动者的工资上升，上升到劳动者的家庭收入能够生养两个以上的子女时，社会人口出生率又呈现增长现象。由于一个人从小孩到长到成年，需要近20年的时间，所以，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周期也在30年左右。当然造成社会人口出生率升、降的原因，还有人们的生育观念、社会习俗、国家政策、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因素。 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社会人口的总趋势是逐步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口下降。当工人的工资高于使用机器的成本时，资本家就会大量使用机器，从而顶掉了工人的工作岗位； 2、当本国的工人的工资高于国外工人的工资时，外国的工人会迁移进来，与本国的工人竞争，或者资本家把公司扩展到外国去，建立国外分公司，等等，来抑制工资的增长； 3、因为生育和培养子女的费用主要是由个人家庭负担的，妇女在怀孕生育期间，因不便于工作，资本家会减少其工资甚至给予辞退，从而造成家庭困难；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直至参加工作能够独立生活，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收入不丰厚的家庭是负担不起的；子女长大独立生活后，一般收入也不会高，他们也无余钱来赡养已经年老的父母，因此，从个人实际利益上看，养育子女受益不大。所以，大多数劳动人民既不敢多生也不愿多生子女了。在大工业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新的家庭观念和伦理思想，同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家庭观念和伦理思想，基本上是相反的。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决定的“妻随夫，子依父，多子为福，孝悌为先”等等，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大多数的“夫”“父”，对其“妻”“子”都失去了财产制约能力，地主阶级国家时期的那种家长权威不复存在了。双方只在政治压力和道德舆论的压力下，以协议的方式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对儿童和老人的负担，被大多数的家庭推到了社会。因此，国家不得不实行“退休养老金制度”，“社会紧急救助制度”，和建立“孤儿院”、“养老院”、“救助所”等。所以，在家庭职能缩小的同时，国家的社会的职能就必须相应地扩大了。 按照食物与人口的互相作用的规律，人口与食物的平衡规律，社会生产力越强，生产的生活用品越多，人口应当随之增多，可是，人口反而随之下降，这就出现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生产过剩，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链的商品循环阻止，资金循环停止等等一系列循环停止，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危机。所以，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与人口不断下降的现象，违反了客观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根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也采取了鼓励结婚、多生子女的政策、措施，但是，仍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一问题，其实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的。这一方式不改变，这一问题是不会得到真正解决的。 由于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食物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得到解决；普遍用机器工作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加之医学的高度发达，用医药代替人身自产的抗病能力。所以，基本上失去了小农业经济时期的那种“优胜劣汰”的 自然条件。这样，必然导致了社会整体人口素质退化。科学技术越发展，人口素质就越退化。如果加上国家政府限制生育的错误政策和大量的民众晚婚、避孕和堕胎做法，社会整体人口素质会加速地退化，最后必然导致国家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这比“近亲结婚”的危害要大得多。 如果一种社会制度，使人口增长停滞了或下降了，就说明这种社会制度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由此可见，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并不是适宜人类生存的社会，它是需要改进的。 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家庭“私有”财产，只有转化为社会“公用”财产才能增殖，所以，它也具有向社会公共财产转化的性质。因为社会经济环境为财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提供了条件。财产使用人通过支付给财产所有人一定的费用，向财产所有人换得该财产的使用权。财产所有者在将自己的私有财产使用权有偿出让给别人期间，这个财产就具有了社会公用的性质。这一转化的主要途径是劳动生产过程。社会发展到了大工业经济时期，人们在进行劳动的时候，必须首先具备劳动条件。这种劳动条件一般是前人创造的，如果没有，他就必须首先创造出来；没有劳动条件，生活物质就无法获得。劳动条件也是一种财富，也要靠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就像蜜蜂在造蜜时必须营造蜂房一样。前人创造的劳动条件，为后人的劳动提供了前提，而后人要利用这个前提也必须劳动。没有劳动，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废物。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他就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即把他的财产变为劳动条件。而在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不可能自己去劳动来利用这些劳动条件；他就必须雇佣别人来劳动。因此，这些劳动条件就自然地转变成社会的了（虽然在名义上所有权是那个资本家的，而使用权却交了劳动者了）。劳动者在利用资本家提供的劳动条件时，并不是无偿的，资本家之所以给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其目的是想让劳动者把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大部分交给资本家，以使资本家所提供的劳动条件，实现保值和增值。事实上，私有资本即使不直接用在生产领域，只要把使用权让给社会（例如存入银行），它就成为一种社会财产了，这个财产的命运就不会完全由私有人支配了。 随着家庭职能和结构的变化，民族结构和风俗也跟着变化，各民族在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特点，在资本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逐步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适应资本经济方式的道德风俗和生活方式。但民族区别没有消失。出于资本家赚钱的需要，他们不愿意看到世界各民族的经济都达到同样水平。因为如果都达到同样水平，就增加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超额利润就无法赚取了，资本经济比较先进的国家，对于较落后的国家，仍然采取着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政策。在阶级存在的情况下，民族压迫自然会存在，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基础上的不平等关系。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完全是按资本家的愿望进行的，却往往会出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
31节 资本经济向世界的传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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