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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节 社会与自然的契合 宇宙大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相反相成”或者是“对立统一”。例如：物质与反物质，正能量与负能量，正极与负极，正电荷与负电荷，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有无，正反，阴阳，进退，通堵，上下，左右，前后，高低，生死，黑白，公私，穷富，冷热，离合，吸引、排斥，凝聚、散发，聚变、裂变，。。。。。。。。宇宙就是由两种相反的东西构成的；各种相反的东西，永不停止地进行互相转换，就构成宇宙的运动规律；互相转换的轨迹，构成了一个循环圆圈。这种“圆圈”是宇宙中一切事物运动的普遍轨迹。可以说，没有循环，不成自然。保证这一圆圈的自然因素，是互相对立的“作用力”。从圆圈的局部线段上看，是离开始点的过程，从整个圆圈线上看又是回归始点的过程。 大自然的“安排”，远远超过人类的智慧。地球是圆的，所以阳光照射到地球上，就不会均匀地分布，于是地球表面的温度就不会均匀：两级很冷，赤道很热。由于空气加热会上升，一个局部地区的空气上升，就会引起周围地区的空气流过来补充，出现了空气的水平流动。空气的水平流动，就会把两级的冷气吹到热带地区。热带地区海水，会被蒸发成水蒸气，上升到天空，并被水平流动的空气带到地球上空各处。空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就会凝结成水，从空中降到地面上。于是，全球的各处陆地都有水了。陆地积水多了，就会出现流水的大小河渠。河流的水再回归海洋。地球上各处都有了水，没有土，还是不能孕育出动物和植物。 大自然让地球两级的轴线与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出现一个23.44度的倾斜角。于是是地球出现了一年四季的循环变化：春夏秋冬。水结冰会膨胀。石头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处在四季地区的山石，经过不断地热胀冷缩，就会破裂成沙土，渗了水的硬土板在冻结后再融化，也会变成松散的土层。于是，地球表面就出现了土。土又经过大风和流水的搬运，遍布了全球的陆地和海洋，于是，构成植物的所需元素，就全球均匀化了。这时，植物和动物就出现了。 灰尘落到植物的叶子表面，会妨害叶子接收光线。自然风会不断地给以吹掉，雨水会不断地给以洗掉，是叶子保持洁净。 动物死了会烂，烂了会恶气熏天。但是，每种动物都有天敌，会及时吃掉要死或死烂的植物和动物。 高山老是被土化，经过亿万年后，地球就无石无山了。但是，泥土堆积超过几千米厚，下面的泥土就会被压成石头。地球不断地火山爆发和板块运动，又使土下的石头不断地突起成山。 出现植物、动物后，如果植物、动物永远不死，植物之间、动物之间，会为了争夺食物而互相残杀，最终会导致物种灭绝。为了避免物种灭绝，大自然就让每种动物、植物的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同时积累着让这个体死亡的因素。当死亡因素积累够了时，这一个体也就回归成一般物质了。所以佛教称“死”为“圆寂”，道教称“死”为“物化”。 从局部看，气候从冬天走向春天，而从全程看，是向冬天的回归。在这个圆圈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无数的运动圆圈：一年四季的循环、水土的凝结与分解、雪山的堆积与消融，河水的干枯和爆涨、植物的生死和荣枯、动物的生殖时间的循环、生活过程的循环，人们工作时间表的循环、等等。 晴天时，阳光直照地面，由此使地面温度升高；温度升高，使地面的水分蒸发升入高空，高空寒冷，使水蒸汽变成云彩，又遮挡了太阳照向地面的光线，由此使地面温度下降，温度下降，又停止了地面水分的蒸发。云彩的温度降到一定程度，就凝结成水珠，超过了空气浮力，水珠就掉到地面，云彩消失了，阳光又照到地面。这里同时出现了几种运动的”圆圈”：水----蒸汽----水；水的升、降；云的出现、消失；地面的干、湿；阳光的强、弱；空气湿度的大、小；在每一种圆圈的基础上，可能又产生出无数的运动圆圈：地面温度的变化，引起空气流动的循环、植物的吸纳水分和光合作用的循环、动物的生活循环、人的用水工具的循环、等等。这同时又是一种自然调节的过程。 世界上各种事物的运动，也都是这样的“圆圈循环运动”。这种运动过程，是一个“自然调节”的循环过程。 人类社会是大自然总体系中的一个子体系，它既依赖于总体系而存在，其结构元素之间的关系也与总体系相通。所以，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的运动，是大自然事物运动的一部分，其运动的轨迹当然也是一个圆圈。 “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和“同类竞争，优胜劣汰”，是一切生物世界的普遍规律，正是这种规律，才促使了生物的不断发展。所以，解决社会矛盾的最终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一种矛盾来对付另一种矛盾”。 人类也是生物界的一员，所以，也受这种规律的支配。例如，一个国家，如果在政治、经济、科教、文化等方面的实行垄断体制，就必然造就一个以垄断体制为基础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改变这种垄断体制，就必然损害了掌握着这种垄断体制控制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们会极力维护这种垄断体制的。但是，历史的的发展，是不会按“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走的。如果历史会按“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走，今天的世界还会处在部落酋长国时代；如果中国的历史会按秦始皇的意志走，秦始皇想让秦朝统治中国万万年，中国至今就会还是秦始皇的后代做皇帝。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垄断”必然没有正常的合理合法的“自由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优胜劣汰”；没有“优胜劣汰”，就必然出现昏官当政；昏官当政，就难于避免公权私化，公权私化，必然导致权力弱化；权力弱化，必然导致法纪松弛；法纪松弛，必然使政令不畅，公平正义不张；政令不畅、公平正义不张，必然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公民生活和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由此导致国力衰落；国力衰落到一定程度，外国必然前来“趁火打劫”；于是，“内忧外患”一齐涌现了。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敌的国家的统治集团，还能存活下去吗？于是，更朝换代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更朝换代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不论通过战争“淘汰”还是非战争“淘汰”，就把不能安民御敌的昏官淘汰了，换上了能够安民御敌的明人治国，社会就回到了正常运行发展的轨道。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断否定的过程。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一个“事与愿违”的发展过程。 因为小农业经济社会时期的领主分封制国家和地主中央集权制国家，都是“政治垄断制国家”性质的，所以，就总是出现“政府衰败、瘫痪，导致天下大乱，政府死亡”---“更朝换代，恢复政府功能” ----“政府衰败、瘫痪，导致天下大乱，政府死亡”的自然循环现象。这就是小农业经济社会的国家“自然调节规律”。 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国家 “自然调节的机制”是变相的“更朝换代”。即人们自觉地利用大工业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进行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更换国家领导人和更新国家机构、政策、法规。这样做可以避免“天下大乱，政府死亡”，使“更朝换代”得以和平地平稳的实现。如果不这样做，必然也会出现“政府衰败、瘫痪，导致天下大乱，政府死亡”---“更朝换代，恢复政府功能” ----“政府衰败、瘫痪，导致天下大乱，政府死亡”的自然循环现象。 富有和贫穷构成一个“圆圈”，财富的集聚和分散构成一个“圆圈”，财富的不平均和平均构成一个“圆圈”。一个人如果很穷，他就努力想办法使自己富起来，早起晚眠，不懈工作，来创造和“积聚”财富。但是当富有了以后，他就考虑怎样享受财富了，于是就讲究吃、穿、住、用、娱乐、多找几个老婆，多生一些孩子、等等，这样，他的财富向着“分散”的方向运动了。如果他这一生没有分散完自己的财富，他的子女继承下来后，继续享受，也使他的子女产生懒惰习惯，所以，“集聚”财富的速度就赶不上“分散”财富的速度了。这时，就向着“贫穷”的方向运动了。如果他的子女的一生还没有回归到“贫穷”点上，他的孙子继承了遗产后，就变成坐吃山空的懒汉了，吃到最后，必然回归到“贫穷”点上了。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自古以来，中国私人藏书馆很多，但是，谁也没有逃脱“老子买书，儿子卖书，孙子卖馆”的结局。 另一个客观规律，就是，因为今天的人类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存的，如果社会财富不按各人的劳动工作的效果来分配，一律按人头平均分配（绝对平均），那就没有人愿意工作了。社会整体就会出现贫困和退化，民族就会被别的民族消灭。所以。社会财富就必须按各人的工作效果来分配。由于各人的工作条件不同、能力不同、手段不同、机会不同、等等原因，社会财富的分配必然是不平均的。不平均，就出现贫富差别。而贫富差别又激励了人们向往富有而努力工作，从而在社会整体上不断增加社会财富，使全体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起来，人们之间的贫富差别，从“绝对的差别”向着“相对的差别”前进。即使一些人由富又回归到“贫穷点”上，也不是“绝对的贫困（不能生存）”，起码还能正常生存。 在私有制农业经济的社会里，田地是人们的生活资料的来源基础，也是财富的主要标志，所以，人们都想尽多地占有田地。但是，田地的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人占得多了，必然使别的人占得少了，或者使别人失去了田地。于是就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严重到一定程度，使社会上5%的人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来源，这些人就必然以偷盗或聚众抢劫为生。国家就必然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镇压这些人，从而使人民的徭役和经济负担更重，人民更加贫困，两极分化更严重。这又使聚众闹事、偷盗抢劫的人更多，使社会动荡得更加利害，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必然导致更朝换代。在更朝换代的过程中，原来的大量占有土地的人，被赶走或者被消灭，土地得到重新分配，多数的原来失去土地的人们，得到了生活必须的土地，大多数的人民得到了正常的生活，社会由此安定下来，回归正常的状态。这一圆圈循环运动，还可以更细地叙述如下： 例如，如果在私有制土地所有权变化的圆圈上，用它的水平直径，把它分为上、下两个半圆，再沿这水平直径的方向朝右移动一个直径的距离，就构成了一个正弦曲线；再把水平直径作为X线，在正弦曲线的左端O上画一条垂直与X线的直线，作为Y线。这样，就把这个正弦曲线，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之中了。参见下图：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 如果把土地在全民分配中的变化曲线与X线的交点0，看做土地在全民中分配的“最佳点”，就必然从“最佳点”0开始，朝土地分配的“最劣点”a变化；到达a点后，必然会出现尖锐的社会矛盾、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变动，使土地的所有权开始易手，随着易手的发展，又开始向“最佳点”点b 回归；降到 b点后，并不能保持在b点上不再变化了，而是在新的土地主人手里，继续降到“最劣点”c；降到c点后，又会出现必然会出现尖锐的社会矛盾、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变动，使土地的所有权又开始易手了，随着易手的发展，又开始向“最佳点”点d 回归；到达d点后，也就完成了一个圆圈的循环运动。这种运动，在小农经济的私有制社会条件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所以，从d点开始，又开始下一个圆圈运动。 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经济危机，表面看，是大工业经济体系失去“平衡”的问题引起的。其实是社会财产的运动，不能形成“集聚”到“分散”的“圆圈”、不能形成“不平均”到“平均”的圆圈，而导致的。所以，每一次经济危机的解决过程，就是一次社会财产回归“圆圈”的过程，也是社会财产再分配的过程。这是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谁也不能违犯它，只能因势利导，遵循这一规律办事，把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造成的损失，减小到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 大自然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在圆圈运动总线的一定线段上，保持各种自然元素的动态平衡。 例如：因为大象很大，除人类以外，基本上没有天敌，每一天能吃100公斤植物，能活七、八十年。如果它的繁殖率像老鼠一样快，一月一窝，一窝4个，那么地上的植物很快就被它们吃光了。植物没有了，它们也就饿死了。为了不致如此，大象就22个月才生一个小象，13—14岁才成熟；还让一些植物对大象有毒，使大象不能吃它。这种“自然契合”的现象，是大象“适应自然规律”的结果----大象既然“选择”了硕大无敌的身体，那就必须“放弃”快速繁殖的能力；如果只要“选择”不要“放弃”，最后的结果连“放弃”的“权利”也没有了。 再如：大草原上的黄羊，6个月就能生一窝，一窝能生2只小羊，繁殖很快，它们只吃草，不吃别的东西，如果没有天敌限制，它们就会因繁殖太快，草的生长速度赶不上他们吃的速度，草就会被吃绝的，他们也会因无草吃而饿绝了。因此，就有草原狼来吃羊，以限制黄羊的繁殖速度。当草原羊繁殖过快，草的生长速度跟不上羊的需要时，一些羊因饥饿瘦弱而跑不快了，草原狼就能捕猎更多的羊吃，于是草原狼的繁殖速度加快。草原狼多了，被吃的羊也就更多了。这样一来，就能较快地减少羊的数量，较快地实现“草---羊”的比例平衡。当然，草原狼的数量，也是用草原羊、草原鼠、草原兔的数量的减少，反作用来控制的。 再有，狼是啃不动羊角的，死了的羊角不易腐烂分解，可以放在草原上几百年，长此以往，草原就被羊角覆盖了，草原就不长草了。但是，出了一种羊角蜂，专门就吃死羊角。-----自然界就是这样“分工”，这样“自然契合”的。以保障自然界的各项元素的动态平衡，从而使地球上的万物能够长久地繁荣昌盛，长存美丽风光。 大自然还有另一个规律，以保证物种不灭。这就是“异类相斥、相食，同类相聚、相助。”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就说明其生存条件恶化到将使它们集体一起死亡的程度了。例如，当一窝蝌蚪的水将要干涸时，蝌蚪就出现相食现象。 自然界的这种生态平衡状态，是经过亿万年自然选择才形成的，谁打破这种平衡，谁就会遭到“报复”。例如，草原狼本来是以草原兔、草原鼠为主食的。草原上的牧民，为了保护草原的草，就大力消灭草原兔、草原鼠。这样，就使草原狼缺食了。草原狼在饥饿的逼迫下，就冒险来偷吃牧民的羊。这在客观上等于替草原兔、草原鼠“报仇”，来维护天然的“生物链”平衡。 草原狼吃牧民的羊，牧民为了保护羊，就把狼消灭光了。这样，草原鼠、草原兔没有狼的制约，就迅速增多了；草原鼠、草原兔增多，就破坏了草原上的牧草；牧草少了，牧民的羊就吃不饱了；羊吃不饱，羊的繁殖能力就下降了；牧民靠羊生活，羊少了，牧民的生活自然就差了；牧民的生活差了，牧民的人口也下降了。这在客观上等于替草狼“报仇”，来维护天然的“生物链”平衡。 所以，从保障自然面貌的各个元素动态平衡的角度看，自然界的每一个元素，都有它存在理由和存在的条件，没有多余的东西；凡是多余的东西都会自然地淘汰了。 如自然界一样，构成人类社会的每一种元素，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条件，没有多余的东西；凡是多余的东西都会自然地淘汰了。例如：人类社会自来就根据各人的能力进行社会分工的。在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社会分工更多更细，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不同的行业和不同分工的工作岗位。这些不同的行业和工作，从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上来看，又分为多个层级，层级越高的，需要的人员越少，但是要求其具备的知识和技术越高；层级越低的，需要的人员越多，但是要求其具备的知识和技术越低。也就是说，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层级，需要不同的人才来干。例如，建筑行业，建筑楼房，需要一个楼房设计人就够了。楼房设计不是具有一般才能的人就能干了的，只有才能很高的人，才能学会干这一工作。而社会上的人，能学会楼房设计的高才人是很少数的人，而按照楼房图纸进行施工，主要是干体力活，具有一般知识和技术的人就能干好，而且需要很多的人来干，而社会上的人，大多数都属于具有一般才能的人，所以，就能找到很多适合干这类活的人。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是这种情况。现在再来看人们的智商比例情况： 智商在140分以上（天才）的，只有人口的1%； 智商在120—139（优秀）的，占人口的10%； 智商在110—119（中上）的占人口的16%； 智商在90—109（中智）的，占人口的46%； 智商在80—89（中下）的，占人口的16%； 智商在70—79（临界智力）的，占人口的8%； 这个智商分布，是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就如人们的脸面各不相同一样。有些人不承认各人的智力不同，是天生决定70%，后天学习占30%，这个事实，以为只要努力学习就能无限提高一个人的智商和能力。他们不思考一下如下的道理：如果地球全是黄金构成的，地球上还会生长任何植物和动物吗？ 这个智商分布，基本上与社会生产的自然分工的用人比例相吻合。也就是说，社会对于高智商的人才，需要量最少；对于优秀智商的人才需要量次少；对于中智商的人才，需要量最多。 由此看来，社会对各种人才需要量的比例和社会自然存在的人才高、低的比例数，基本是匹配的。这可以叫做“自然契合”吧。这也是一个客观规律，也是不可违背的。 但是，今天绝大多数的人，并不认识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的这种“自然契合”的规律。总是因为自己的私利需要，而违反这一“自然契合”的规律。例如，国家政府官员，与人民的比例，其合理的限度，就与人的智商分布比例基本吻合。如果大于这个合理的比例，政府能力必然低下和腐败，从而导致政令错误，政令不畅，社会混乱。由此导致国力虚弱，于是国内出现暴乱或外敌乘机入侵的战争。 战争是一个自然“淘汰器”。在国家出现内战或外战时，由于战争的残酷的自然地“选择”，那些不会管理国家的众多的庸人都被淘汰了，只有善于管理军队和政府的少数精英，才被残酷的战争自然地“遴选”出来。取得战争胜利的精英们，重新建立了国家新的秩序，实行了更朝换代。这些少数的开国元勋，是从无数的人中自然“淘沙”出来的，这正符合国家管理人员的人数和才能，从下到上是按“金字塔”形状需要的客观规律。 而一旦国家建立以后，管理国家的人才，就不是靠自然力“遴选”的了，而是靠人为的主观意识“选取”了。由于国家权力具有摄取私利的巨大潜力，又由于国家官员们都不愿意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天生素质的差别，把后天学习的能力估计过高，总想当“狼”，不想当“草”、当“羊”、当“兔”。所以，就不能按“自然契合”的自然规律办事，更没有“量力而行”、“量才而用”、“量理而为”的明智态度。于是，国家管理人员的才能和人数，逐渐朝“反金字塔”方向退化。退化到社会生产力不能承受的程度时，国家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更朝换代”的战争了。这就是人类违反“自然契合”规律的恶果。 中国在汉朝时，把一种地方官名，叫做“牧”，例如“荆州牧”、“益州牧”。 为甚么叫“牧”呢？这反映了汉朝人对于社会管理的一种深刻的认识和法则。与“牧”相对的是“养”。 管理社会，一直存在着两种法则------“牧”与“养”。对于社会的管理，是用“牧”的法则正确呢，还是用“养”的法则正确呢？ “牧”。例如牧养人，他对于所管理的一群羊，只是为这一群养寻找一片安全的草场（生活环境），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这群羊，用什么方法吃草、吃什么草？喝什么水？什么时候吃草？什么时候不吃草？什么时候休息？怎么拉屎？屎怎么处理？怎样生小羊？怎么养小羊、夏天怎样防暑、冬天怎样御寒、怎样躲雨、怎样御风。。。。。。。。他一概不管，全由羊自己办。可以说，这种”牧”的方式，是符合羊的自然生存法则的。所以，牧羊的方式流传万年，一直延续至今。 “养”。例如养羊人，对于他所管理的一群羊，吃草、喝水、拉屎、粪便处理、配种、生小羊、养小羊、医治羊病、建造羊棚。。。。。。。一切都包起来。这样的结果是：羊的自身抗病能力越来越低，一代不如一代，羊病一代比一代多，不时出现羊瘟，大批死亡。由此说明，“养”是违反羊的自然生存法则的。 如果把这两种方式用在人类社会的管理上，哪种方式符合“人类的自然生存法则”呢？ 人类属于大自然中的动物的一种，动物所具有的一般属性，人类都应当具有，否则，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既然如此，对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正确的方式也应当是“牧”，而不是“养”。 世界各国的历史也证明，当政者对民众“关心”得越多，民众生活就越糟糕。今天，有些国家把人民的一切都“包起来”了，表面看似人民很“幸福”了，最后的结果，还是避免不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国家的动乱更替。 再如，人类近亲结婚，就会造成人口体质和智力退化，这就自然注定了人们之间要互相容纳，才能互惠互利。世界上每一个皇帝都想皇权永固和独享政权利益，于是搞保持所谓的“高贵的血统”，搞近亲联姻。近亲联姻的结果，使“高贵的血统”，变成了“低劣的血统”，使他们的整个家族人口素质退化，甚至不能生育，后继无人了。世界上很多皇室的最后结局都是小皇帝体弱多病，智力低下，不能驾驭大臣，导致大权旁落、国家混乱，更朝换代。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必然出现“事与愿违”的后果。 无数的事物的运动过程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自然的，就是最科学的最合理的-----虽然用感情标准或风俗标准、法律标准来看，不合情、不合俗、不合法。 例如，人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得病死亡，得了病就要去医治，甚至没得病之前，就打预防针。如果有病不治，是不合情、不合俗、不合法的。医疗技术提高了，人的成活率提高了，使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食物增加的速度，社会出现了普遍的饥馑，从而导致社会危机。在古代，有的民族或国家，为了解决饥馑危机，就活埋60岁以上的老人。今天，有的国家，就搞强制脱胎，来减慢人口的增长速度。强制堕胎，与有病不治一样，不合情、不合俗、不合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矛盾现象，因为，个人行为违反了自然，迫使国家行为加以纠正，使之回归自然。人是自然之物，人对于疾病，应当有自然的抵抗力，如果抵抗不了，就说明不适合自然，理应被淘汰，剩下的少数人，都是适合自然的，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生下的后代，体质会很强状。适合自然的是少数人，人口增长很慢，就无需国家强制堕胎了。那些靠医药保命的人，没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生都得靠药物来维持，生下的后代，体质也很虚弱，个人很痛苦，又给社会造成负担。 自然界对于违反“自然”的做法，所反馈的恶果往往不是“现世现报”的，一般需要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显示出来，所以，一些人就依据一时的短暂得利，不顾长远后果，破坏大自然的动态平衡状态。例如，现在，人类为了创造好的生活条件，极力发展矿业、工业、运输、发电、取暖、等等，每年有千万亿吨的石油被燃烧，由此导致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太多，使地球大气的温度升高；温度的升高，又导致南北极冰山消融，海平面升高和气候反常。由此又导致各种动、植物生活环境反常，陆生、水生动、植物死亡，动、植物食物链断裂，最后导致人类生存条件恶化。这又是一个“循环圆圈”。 这就说明，人类社会从大自然中脱颖而出，最终还是要受大自然的规律制约，还是要回归大自然的。 从某一角度看，好象大自然有意为人类安排好了一切的生存条件。当人们饥饿时，地上生长着各中植物及水、陆、空动物，都可以用来果腹；当人们在炎热酷暑天口渴时，自然界生长出了可供御暑解渴的各种蔬菜瓜果；当寒冷袭来的时候，地上生长出来的棉花丝麻之类的东西及各种兽皮羽毛，都可以为人防寒；人们生了病，地上又生长地上又生长出可以医治各种疾病的草药，等等。其实，这不是大自然有意，而是人类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不断适应大自然和改造大自然的结果。 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取自身体外部，即由大自然提供。在没有能力改造大自然的时期，并不是人类需求什么大自然就会提供什么，而是人类需求什么，必须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如果找不到，就只好适应大自然。这个不断适应的过程，就是一种天然的改造自身的过程。当着把自身改造得能自觉地改造身外自然界的时候，人类社会就从一般动物世界分离出来了，发生了质的飞跃。自从人类社会使用火和制造工具以后，人类借助外部的力量，逐步增强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自然存在的东西，人类可以利用之，不是自然存在的东西，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制造出来，人类开始在自然面前显示了能动性。从此，人类每一项新技术的发明，都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是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每一项新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都会引起社会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既得利益者”们，是坚决抵制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所以，新技术的使用和推广，就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但是，新的科学技术，往往会给多数的人们带来很大的利益，也会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更大的利益，所以，新的科技往往就能冲破阻力，得到使用和推广。如果一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十分保守顽固，长期坚持拒绝新的科学技术的使用，这个国家必然落后于善于发展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的国家了。善于发展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的国家，必然比保守顽固的国家强大。强大的国家就必然要侵略比它弱的国家。于是，两国就会发生战争。被侵略的国家，就被逼着发展个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来抵抗入侵者，由此，促进了新的科学技术在国际之间的推广；如果被侵略的国家，还是不使用新的科学技术，以求强大起来，战胜入侵国家，那就必然被入侵国家所吞并。被吞并以后，这个地方的人们，就被迫接受了新的科学技术的使用和普及。这样，也使新的科技得到推广。总之，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的推陈出新，是“势不可挡”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势不可挡”的。 在人类社会未进入社会化商品大生产之前，单个人技术的提高，便提高了个人独立生存的能力。而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单个人借助机器的力量而增强了能力，但却受到了机器条件的限制，个人的独立能力就相应地降低了。人类社会自从实现社会化工业化大生产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加速，人类揭开自然界的奥秘和利用自然规律的范围逐步扩大。利用自然规律的科学技术越高级，所需社会合作的部门和人员就越多。这是由于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使商品生产实行专业化的缘故。一个完整的工业产品，需要很多部件，每一种部件都由专业部门生产。这就造成了如下情况:一个部门的生产需要很多部门的合作；一个部门生产的东西可以供给很多部门的需求；一个部门的生产必须以其它很多部门的生产为前提；同样，一个人的劳动是不能独立进行的，他必须以很多别人的劳动为前提，不然，他自己单个人的劳动产品便只能是半成品或无效产品。这种情况，使一个人的生存必须依赖于其它很多人的劳动；同样，一个人的劳动，也可以为很多人提供生存条件。这就导致如下规律:只有全社会的人们，都协同一致地活动，才能维持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这种必须协作的规律，造成了人的生存要求条件的增多，从前对个人来说不是需要的东西，现在却成为必要的了。例如，在人们用畜力拉车的时代，汽油是不需要的，但当汽车成为交通工具以后，汽油就成为必要的了。自从出现了工业经济以后，工业生产的东西越多，人们需要的东西也就越多，反之，人们需要的东西越多，工业生产的也就越多，如此互相促进发展下去，人们需要的东西越多，对人类的约束条件也就越多了。这些条件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所以需要人们协调一致地活动，互相为对方创造生存条件，否则，大家都不能正常地生存下去。这种社会协作，一方面靠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靠一种强有力的机构来调节。这种机构，只有国家才能与之相当。因此，国家就自然地，担当起这种调节的职责了。工业经济越发展，需要国家来协调的问题就越多，国家职能部门也就越多，国家机构也就越庞大，人民的经济负担也就越重，人们被管制得也越厉害，人们的自由也就越少了，人们越接近成为国家的奴隶了。由此也可以看到，现代工业越发达的国家，国家就越脆弱，越经不起社会动荡和战争打击。 工作机器、动力机器、信息机器的出现和发展，逐步把人身的所有的功能都取代了，人借助机器的力量改造自然，让自然适合人类的需要，逐步达到了目的，却使人类变成了依赖机器才能生存的动物，就如蜗牛以来其外壳才能生存一样。 人的生活的无限需要和占有物质的无限欲望，与物质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人们之间的武力争夺战。这种武力争斗直接损害着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武力的问题还必须用武力来解决，于是出现了国家。国家是以合法的名义，统一标准的公开的武力方式，让一部份人来养活另一部份人的。所以，国家的出现就是阶级的出现，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出现、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导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更替、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也随着更替，国家性质和统治方式也跟着改变：部落酋长国---分封领主国---地主中央集权国---资本家民主国。为了掩盖赤裸裸的剥削事实，酋长是戴着部落公正人的面具出现的，领主阶级的国王和地主阶级的国王是打着”救世主”的旗号出现的，资产阶级的国家领导人是打着“全民当家作主”的代表人的旗号出现的。虽然国家的形式在不断改变，但是国家的本质，即“以合法的名义，统一的标准、公开的武力方式，让统治阶级最大程度地摄取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本质没有改变。所以，国家机构就成了人类的“蜗牛外壳”，也是人类的一个沉重的累赘。人们总想摈弃这外壳。 按照一些“共产主义者”的设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是全球消灭“国家”；消灭国家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 但是，“私有制”产生的基础是“人们的生活物品来源，不是靠大自然无限的供给，而是靠人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所以，反推知：只要人们的生活物品靠人类生产劳动创造出来，就不可能消灭“私有制”，“私有制”不能消灭，“国家”就不会消灭，“国家”不会消灭，“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 有些人想在今天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用“财产全民公有制“取代“财产个人私有制”，进而实现“消灭国家”和“共产主义社会”。实践证明这更是行不通的。因为，“财产全民公有”，谁来代表“全民”行使对“全民公有财产”的维护、经营和支配的权力？如果没有人代表，那么财产“公有”就是“无人所有”。如果有人代表，那么这个代表者只能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的能力才能担当起这种代表人的职责和行使起它的权力。国家当了“全民公有财产”的代表，谁来代表国家?那就是国家官员。国家官员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人，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人，他们与现实社会的一般人一样，必须生活，需要一切生活用品。在人类生存必须的物质资料，都由身体外部取得，并且必须经过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情况下，财产私有化是必然存在的，是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的。国家权力的私化，也是无法消除的，只能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谁来限制国家官员？还是国家官员。如果国家官员当职是有期限的，是流动的，国家官员就不可能具有认真的管理责任心；谁上台，谁都要抓紧机会大口啃食公共财产。这样，“全民公有”就变为“官有”，“官有”又必然变成”私有”。所以，国家权力的私化和国家公共财产的私化，都是必然的。这样，“财产全民公有制”，就是虚幻的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只有三种财产所有制：族群私有制、国家官有制、家庭私有制。 “自我保护”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特性之一。“自我保护”，可以分为“被动反抗性保护”和“预防类主动性保护”。从病毒、细菌、植物、昆虫、各种动物到人类，都有药物抵抗功能和伤害修复功能，就属于“被动反抗性保护”。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而主动攻击同类和异类的行为，属于“预防主动性保护”。 “预防主动性保护”延伸为储备预用物资，建立私有物资储备库。由此表现为“私心”。 野生的公蜻蜓，占据一个水域上空，驱逐入侵的公蜻蜓；喜鹊为了过冬，向树皮、屋顶的瓦片底下藏下花生备吃；老虎用尿圈占一片树林，不准别的老虎进来；一群猴子占有一片山林，不准别的猴群入侵。。。。。。都属天生“私心”的表现。它们为什么天生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保证它们生存所必须的。没有这个“私心”，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中就会被淘汰。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自然也必须具有同样的“私心”，才能在“生存竞争中”不被淘汰。 “公心”，一般的动物也是都有的，这是动物的天生的“群体性”的表现。蚂蚁为了争夺生存区域，进行族群大战，一死一大片；非洲大草原上的水牛群，当遇到狮群攻击时，公牛们把小牛和母牛围在中间，公牛们站在最外层，抵御狮群的攻击；羚羊群在遭到豹子的追击时，会有一只最强壮的羚羊离群，出来引诱豹子追击它，好让多数的羚羊逃脱。这种“公心”，也是保证物种不被淘汰的天生的一种生存能力。 所以，一切动物都天生具有“私心”和“公心”的胚芽，但是，这种胚芽能长多大，是由其外部条件决定的。 财产私有，是伴随人类的生产劳动的出现而出现的。人类最早的私有物，是石器工具。石器工具是要通过制作劳动才能得到的，所以，谁制作的石器，归谁所有，是得到人们公认的。这样，谁通过劳动得到的东西归谁所有，就成了“公理”。“财产私有制”有如下作用：1、能使物品得到最好的爱惜和保存；2、能使物品得到最节约的使用，达到物尽其用；3、能激发人们不懈地努力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4、“个人财产私有制”是秦朝以来的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私有固定财产，他就会与非洲的角马群一样，哪里有“草”就向哪里投奔。要他“爱国”，是没有理由的。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伪军多达100多万，因为这些人99%的都是一无所有者，他们的生存本能告诉他：“谁给饭吃就跟谁”。5、当然，财产私有制也有坏的一面，会使一些人的贪婪心无限膨胀，从而用强权、强力或欺骗来掠夺、霸占别人的劳动果实。 在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物品”以后，在权力平等的人群之间，就出现了“私有物品”的等价交换现象；在权力不平等的人群之间，就出现了强者掠夺弱者私有物的现象或不等价交换私有物品的现象。 只有交换的双方都承认对方的财产是私有的，权力是平等的，才会有“等价的交换”。被等价交换的物品，才是“商品”。所以，“商品”出现的前提是“财产私有制”社会制度。 那么，“商品”，体现着如下2个含义：1、交换双方的财产权力是平等的；2、交换双方都认为所交换的两种物品是“等价”的，都认为这种交换对自己是有利的，双方都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种类也随之增多，私有财产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人们开始通过种植庄稼和畜养牲畜的时候，庄稼和牲畜就成为私有物了。当着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的密度以后，种植粮食的田地就不够用了，于是，田地就成了私有物了。江河湖海、山林、野兽、雨雪等等，不是人们劳动的产物，即使有人说是这是他的私有物，也得不到人们的公认；即使有人用武力霸占，也是暂时的，最终还是归为公共物。运河是人们劳动挖掘的产物，谁出钱挖的，归谁所有，这个就没有异议。 在“私有物”形成初期，都是人们约定成俗的，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这样一来，就为后来出现的“酋长国王”和“分封制国王”，把人们的“私有物”收归“国家”所有，留下了空子。酋长国和分封诸侯国，都不承认“财产私有”的民约，只承认物品国有，连人都成了国有的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霸占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但是，这种强行的“财产国有制”，实际上就是“财产官有制”。 所以，在“酋长国家”和“分封领主制国家”社会里。在统治阶级（宗主国王、分封诸侯国王、庄园主）与被统治阶级（平民、农奴、奴隶）之间，因为权力不平等，所以，只有“馈赠”和 “贡献”，是没有“商品交换”的。在“平民”之间或“统治阶级”内部，因为权力相等，会有一些“商品交换”。 “财产官有制”，严重地损害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劳动生产率极低。在天灾歉收和国家之间的吞并战争中，逼着统治阶级逐渐放弃“财产官有制”，实行“财产私有制”，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以增加财富产量。凡是实行“财产私有制”的国家，就迅速民富国强起来，凡是坚持“财产官有制”不改的国家，就停滞衰落下去，被“财产私有制”的国家打败吞并了。 例如，在中国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吞并战争，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在其他国家刚在试行把土地官有制变为土地私有制的时候，秦国就率先完全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从而充分发挥了平民种田的积极性，使秦国的土地产量剧增，国库最富，为支撑军队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还用土地奖励作战士兵，使士兵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士气最高。因此，秦军在当时被各国称为“虎狼之军”，战无不胜。所以打败了“土地官有制”的其他6国，统一了中国，使中国由“分封领主阶级统治”的社会时代，转变为“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时代。中国从此由“分封领主国家时代”进入了“地主阶级国家时代”，“财产私有制”才得到国家政府的法律的明文确定。 由于地主阶级国家，法定了“财产私有制”。所以，从国王到平民，在财产权力上是平等的。所以，在财产关系上，就没有了“馈赠”和“贡献”；统治者对于下级、对于平民，只有依律“奖赏”，下级、平民对于统治者，只有依法上缴“税赋”。商品交换，就成为地主阶级国家时期普遍的财富转换方式和“物流”驱动动力。 所以，可以说，没有财产私有制，就不会有财产权力的平等；没有财产权力的平等，就不会有“商品”；没有财产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就不会有商品经济；没有商品经济，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就无从谈起了。 商品，含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所以，为了得到“使用价值”或为了赚钱，都可以促成商品交换。因为有了“商品交换”，才出现了“价值规律”。因为有了大量的商品交换，才有了商品交易市场；因为有了“商品交易市场”，才出现了“市场竞争规律”。 所以，在非“财产私有制”的条件下，是不会有“商品交换”的，更不会出现商品经济体系和商品经济规律。例如在“财产国有制”或“财产官有制”条件下，是没有商品交换的，有的只是“产品调用”，即使存在“商品交换”的外表现象，由于这种交换是靠“特殊的政权或物权”操作的，所以，商品的“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也不起作用。 工业革命，使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社会迅速地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社会阶段”进入了“开放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阶段”。“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是支配“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一切的普遍的客观规律。人们遵循这两个规律办事，就能成功；违反这两个规律办事，就必然失败。 今天，人类社会由“地主阶级国家”时代，发展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时代，社会生产进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阶段，人们所需要的物品，99%以上的，都是靠人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99%以上的，都是靠交换才能取得的。因此，“商品交换”，就成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主要的财富转换方式和物流的源动力。这时，“财产私有制”的好、坏两个方面，也都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国家政府，必须注意充分发挥“财产私有制”的积极作用，抑制“财产私有制”的消极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消灭“私有制”。当社会生产规模大到单个私有资本不能包揽的程度，必须用联合的私有资本才能包揽起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说，应该把用“财产国有制”取代“财产私有制”呢？ 在1960年前后，世界上曾经有不少国家把“私有企业”转化为“国营企业”，实行“财产国有化”。但是，经过10多年的实践证明，由于“国有制企业”的负责人，没有与企业共命运的利害关系，国营企业又都是“垄断企业”。国家垄断企业，不受“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因此，企业就没有自律和主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所以，企业自然就出现发展停顿和巨额亏损了。“国营企业”，打着“全民公有”的旗号。而事实证明，“财产公有”只是“财产官有”的幻影罢了。“国有企业”在事实上就是“官有企业”，企业成了官员的提款机，成了官员腐败的温床。所以，凡是搞“国有制企业”的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全部落后于“企业私有制”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全部低于“企业私有制”国家；国家官员的腐败程度，全部高于“企业私有制”国家；国家实力很快衰弱，很快落后于“企业私有制”国家。所以，绝大多数的“企业国有制”国家，在这种对比的事实中，看到了“财产国有制”或“财产公有制”是“弊大于利”的；同时，在国内困难和国际竞争的逼迫下，不得不恢复“企业私有制”了。其实，“财产私有制”，是人类本性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必然出现的社会制度。 有些人把地主国家时期的出现的政府腐败导致的不断“更朝换代”的现象，归咎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甚至把“财产私有制”说成“是万恶之源”。而这些人并没有看到，在分封领主社会时期，主要生产资料是“国有制（官有制）”的，照样存在“更朝换代”现象。而资产阶级国家时期，生产资料也是“私有制”的，但是，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出现政府的严重腐败，导致被人民武力推翻的现象。所以，国家政府的腐败与否，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 实际上，“公”、“私”之间，存在如下“一体关系”： 1、在“财产私有制”出现的同时，“财产公有”的情况也就同时出现了。在个人私有制的基础上的“群体公共利益和财产”也是必然存在的，例如：共同的安全环境、共同使用的道路、桥梁、土地、房屋、山水等。这种财产，在本群体内部是“公”的，对别的群体来说又是这一群体的“私”的了。因此，它不允许本群体以外的人来占用，为了协调本群体内部的使用和禁止外部人的侵占，这个群体就产生了代表这个群体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表者。这样，“公”与“私”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只是在范围上的不同。这是“财产属性上的公私一体关系” 2、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资本家占有大规模的资产。但是，地主的一家人是种不了这么多地的；资本家的一家人也用不了那么多资产的。所以，地主就必须把他的土地交给佃农们使用；资本家必须把他的资产交给工人们使用。这样，私有的财产就变成公用的财产了。这是“财产使用上的公私一体关系”。 3、没有财产私有制，人们就没有增值财产的思想动力；就没有组织、指挥物质生产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就没有保护、节约财产的责任心；就没有与毁坏、浪费财产的现象斗争的勇气。有些财产不公有或不公用，这些财产就不能被人们使用或不能增值。这是“财产权利上的公私一体关系”。 4、操作、使用国家公共财产或集体公共财产的人们，如果不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是不会自觉地去干的。这是“公私利益分配上的一体关系”。 所以，可以说，“公”“私”是互相依存的，一方消失，另一方也不能存在。因此，“财产私有制”，不能完全取代“财产公有制”；“财产公有制”也不能完全取代“财产私有制”。自从出现国家以来，任何种类的国家，都同时存在“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全民所有制是虚假的，世界上有史以来就没有过“全民所有制”，今后永远也不会有。 “公有”的东西，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 国家所有的。例如政府、军队、警察、法院的办公场所、设施和钱财。这类东西，由官员运作、官员使用。实际上属于“官员集团公有”的。 2、 国家所有，官员运作，民众有偿使用的。实际上也是“官员集团公有”。例如道路、河流、河提、水源、矿产、国家山林、等等。 3、 集体或团体所有的。例如几个私人共同出钱置办的或建造的东西。例如一个企业、一块土地、一个场所、一宗运输工具、一种专利、一所庙宇、某一家族内的公用坟地；等等。 4、 全民公用的。一些自然的东西，由于国家和私人、团体，都一时无法据为己有，成了“无人所有”的，那么，就成了人人都可使用和享用的“公用”的了。例如阳光、空气、空间、公海、南极地区。 凡是经过人类劳动才创造出来的东西，都不会成为“全民公有”的。说“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全民公有制”，是企图用“全民公有制”来掩盖“官员集团私有制”的真相。 因为，只要是“国家”，就是“富人阶级的国家”，世界上永远不会存在“全民的国家”。“国家”，只会按统治阶级的意志管理和使用全民，是不会代表全民的，国家对待全民的态度，就如牧羊人对待羊群的态度一样。 中国的古人对于“公、私”的辩证关系，就认识得很清楚：一“厶”为“私”，八“厶”为“公”。 自从国家出现以来，“财产私有制”不能完全取代“财产公有制”； “财产公有制”不可完全取代“财产私有制”；“财产官有制”更不能冒充“财产公有制”。 “财产公有制”和 “财产私有制”二者不可偏废；二者各有适用领域，二者的适用领域不可混淆。社会上的哪些东西应当实行“私有制”，哪些东西应当实行“公有制”，“公”到什么程度？不是由人们随意乱定的，应当以是否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是否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利于物尽其用、是否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来判定。 用 “财产公有制”完全取代 “财产私有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因此，“私有制”不能消灭，人们争夺财产的矛盾就不可能消失，所以，国家也就可不能消灭。 所以，只要人类的食物和用品是通过人类劳动取得的，人口的繁殖是无限的，就必然出现为争夺财物而发生争斗，只要有争斗，必需有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必然存在阶级；只要有阶级，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斗争，国家政权就存在不断更迭的必然性。至于更迭的时间周期，就看统治阶级对待被统治阶级的政策如何了。 有人认为“财产私有化”的存在，是因为社会财富缺少的原因造成的，想从增加社会财富上来解决这一问题，让社会生产力无限地发展，创造出无限的社会财富，人们所需要的东西随便就可以取得，就象在大森林里摘取一片树叶那么方便容易。但谁来进行生产呢?进行生产的人们被甚麽动力推动着去工作的呢？如果人们所需要的一切随手可得，谁还愿意去进行生产劳动呢?除非有一种机器人可以来为人类生产一切东西，或者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象草原上的草一样，会自然地生长出来，并且与人类人口的增长同步进行，才可以。但是，有限的地球资源，能永远与无限的人类的需求保持平衡吗？显然不能。当出现供给小于需求时，谁来实现重新平衡呢？如果不是靠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来重新平衡，人们之间就会出现争夺必须物品的战斗。出现争夺必须物品的战斗后，谁来平息这种斗争？只有“国家”，才能平息这种斗争。所以，这种斗争，最终必然导致“国家”的出现。 如果有一天，全球真的被一个国家统一了，国家也不会消失，也不会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财富如果不按社会分工和劳动分配，人人都得到同等的享用，就如海洋的鲸鱼享受小鱼一样，张口就来，谁还愿意去参加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因为不论科学技术多么先进，机器的设计、制造，都不可能像玩游戏那么简单、轻易和随便，都需要付出艰苦细致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没有人愿意劳动，社会财富从哪里来？如果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不是人人自愿的，而是受人驱使的，谁来驱使呢？驱使者的动力是什么呢？驱使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会驱使别人劳动吗？被驱使者不会反抗驱使者吗？如果反抗，就必然出现驱使者人群和被驱使者人群，必然又会出现这两个群体的组织指挥者人群，这样，国家就必然地又出现了。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家”这个“蜗牛外壳”，也是抛弃不了的。 这就如人们从井里打水一样：你在打水的同时，不得不把一部分力气浪费在打水的工具上，但是，没有打水工具，你就打不上水来。这叫做“有得必有失”。世界上没有“只得不失”的情况。 因此，人类要想摈弃“国家”这个“蜗牛外壳”，就必须依靠发展科学技术。当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能够一个人独立制造出自己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和抵御一切危害的时候，无须与别人合作和交换才可生存了，没有社会分工了，每个人都是“完全自由人”的时候，这个“蜗牛”外壳就自然而然地抛弃了。 在科学还没有发展到使人类成为完全的自由人之前，“国家”是消灭不了的。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财富的丰富，经济运行的社会化、全球化、均衡化和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界各种规律的认识的提高，人们之间的利益协调逐渐由国家强力干涉变为个人的自觉行动，国家将由统治方式逐步向管理方式进步。国家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用武力解决矛盾的方式逐步减少，用和平解决矛盾的方式逐步增多，人类社会的波动将逐步趋向减小。 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今后发展的总趋向是：“经济技术王国”（无界王国）将在世界逐步增多，这些“经济技术王国”都具有最先进的专业技术力量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实力，并且经济技术网络遍布于全球。他们可以随时制造各种“饥荒”------“油荒”、“电荒”、“饮水荒”、“金融荒”、“原料荒”、“商品过剩荒”、“交通荒”、信息荒。。。。。。。。。来瘫痪一个“地域王国”，或以此手段来左右“地域王国”的政策。当多个这样的“经济王国”协商一致地都来同时干预一个“地域王国”的时候，这个“地域王国”就成了这些“经济王国”的“奴隶”了。所以，今后整个世界的发展前途，将不再决定于“地域国家”，而是决定于“无界王国”。 当前，人类科学技术水平，距抛弃”蜗牛外壳”的目标还相当遥远。今天，人类能感知和测知自己周边的客观东西，还不到其总量的万分之一，占宇宙总量90%的反物质、暗物质、微物质、暗能量等等，还无法测到，更谈不上利用。人类现在只能利用物质分子运动的规律，运用原子运动的规律才刚刚开头，制造分子才起步，制造原子还没开始，制造具有自我循环自我繁殖的生命细胞，还没有开始，仅仅知道了生命基因，离制造基因还很远。所以说，以往的科学进程，仅仅是在现存物质的宏观方面上取得一点了解和利用，对微观方面只是刚开始了探索，而科学的主要奥秘还在微观方面。如果将宇宙比作地球，目前人类探索宇宙的进度相当于刚刚爬到一个氢原子的外层表面。从这种程度上说，人类目前只处在童蒙时代，刚刚开始了”火”的使用。 “自然的”，就是科学的，就是符合“天道的”（即客观规律）；“合情的、合理的、合法的”，不一定就是科学的。自然出现的规律、事物、现象。。。。。。，不管人们感到好还是坏，要想增大或消灭，都是徒劳的。得到的结果都是“按下葫芦瓢起来”。人们企图用药物治病，最后的结果是人的自身抵抗力下降，越治病越多，出现了对于药物的依赖。所以，对于“魔鬼”，与其消灭之，不如利用之。 人类在自然“老师”面前，是永远不能“出师”的孩童，并且是个“玩火自焚”的疯子。每一个“改造”自然的做法，都会遭到自然的加倍“报复”。 山东临沂 孙振坡 1995年2月6日 初稿 2016.10.2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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