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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对苏美尔人知道得很少，看到网络上的讨论后，想到要了解一下外国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和研究状况，即他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苏美尔人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别处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吗？是何时、从哪里来的呢？从有关资料看到部分国外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比较有影响的看法或研究成果，以及他们对于“苏美尔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有不同的理解。在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居民很可能是由多个不同族群融合而成，可能包括农耕、游牧和渔猎族群。 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自然环境，缺少适当的古人类遗存材料，迄今一直没能测试苏美尔人的Y-DNA [1]。根据其它方面的资料，有人猜测苏美尔人的Y-DNA可能为G、J、L、T 或某种 R [2]，也有人认为是R1b [3]。最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找到了一具古人类骨骼，来自6500年前的苏美尔人首都乌尔(Ur)，其保存完好的牙齿，可能有足够的软组织进行DNA测试[1]。鉴于，苏美尔人很可能是由多个不同族群融合而成，不知这一测试结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揭示苏美尔人的奥秘。
1. 沼泽阿拉伯人的Y-DNA 关于苏美尔人的Y-DNA，由伊拉克、意大利、印度的几位学者联合发表的一篇研究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遗传特征的文章(以下简称《印迹》)影响最大。文中指出，有人认为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可能与苏米尔人有着很深的渊源，但也有观点认为沼泽阿拉伯人为外来移民，并与家养水牛的出现有关，也即可能与南亚农业文化人群有关。[4] 该文关于沼泽阿拉伯人Y-DNA研究的要点如下面所述。 需要说明的是，《印迹》中所说的“苏美尔人”，指的是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所有居民。但通常所理解的苏美尔人，其语言、文化，可能也包括外表，都与他们的闪族邻居和继承人不同。按照这种说法，古闪族应该不属于“苏美尔人”。若据此对《印迹》的观点加以修正，则苏美尔人的基因池中可能不包括或只有很少的闪族Y-DNA单倍群J，主要成分可能是以下单倍群(子群)中的一种或几种：G-M201、R1-L23 (R1b1a2a)、Q-M25 (Q1a1b)、L-M76、Q-M378 (Q1b1)和R2-M124 (R2)。 (1) 父系Y染色体的多样性 根据对143例健康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男性的父系Y染色体进行的测试结果，得到其Y-DNA的谱系关系以及频率，参见下图(原文图2)。超过90%的基因池可以追溯至西部欧亚大陆成分：中东单倍群J-M304，近东的G-M201、E-M78和E-M123，而欧亚大陆的单倍群I-M170和R-M207在沼泽阿拉伯人中相对较少。来自东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贡献，以单倍群L-M76、Q-M378和R2-M124为代表，也在沼泽阿拉伯人当中检测到，但是频度很低。 单倍群J在沼泽阿拉伯人中的频度为84.6%，J1-M267为81.1%，J2-M172为3.5%，几乎所有的沼泽阿拉伯人的J染色体(96%)都属于J1-M267分支，特别集中于J1-page-08子群。单倍群E的频度在沼泽阿拉伯人样本中为6.3%，其中，E-M123为3.5%，E-M78为0.7%。单倍群R1的频度为2.8%，而且只有R1-L23。在沼泽阿拉伯人中以低频度出现的单倍群还包括：Q-M25 (0.7%)和Q-M378 (2.1%)，G-M201 (1.4%)，L-M76 (0.7%)和R2-M124 (1.4%)。
(2) 少数基因及其影响
沼泽阿拉伯人的基因池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于临近地区。在父系方面，该文作者的谱系地理资料显示出某些来自西南亚的贡献，如单倍群L、Q和R2所证实，称为南亚Y染色体族系，主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观察到。沼泽阿拉伯人的基因池中仅显示出非常稀少的来自北部中东的成分(单倍群J2-M172及其后代，以及G-M201和 E-M123), 缺少欧亚大陆成分(单倍群R1-M17、R1-M412和R1-L23)以及次撒哈拉非洲的贡献(单倍群E-M2)。
(3) 研究结论 该文的结论部分称，对143例健康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男性的母系mtDNA和父系Y染色体进行的分析表明：1) 沼泽阿拉伯人不论是母系还是父系基因池中，中东本地起源的成分都占主导地位；2) 西南亚和非洲的贡献相对较弱，其贡献在母系mtDNA中表现得更为明显；3) 父系遗传比母系遗传表现出更高的同质性，主要是由社会文化和遗传因素造成的；4) 遗传分层现象不仅仅是因为最近的事件形成的。Y染色体数据很好地说明了最后一点，其中出现较少的J1-M267*谱系表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贡献，而最高频的J1-Page08分支揭示了大约4000年前的本地近期扩张。虽然对Y染色体年代的估计需要慎重，特别是样本较小而标准差较大时，值得注意的是相关估计与代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特征的城邦时代相重叠，这一点已经由很多个苏美尔城市证实(拉格什、乌尔、乌鲁克、埃利都和拉尔萨)。[4] 作者认为，根据该文的数据，当代沼泽阿拉伯人包含的mtDNA和Y染色体以中东起源占主导地位。因此，该地区的某些文化特征，例如最可能由印度次大陆引入的家养水牛和水稻种植，对该地区本土居民的基因池只有少量影响。进而，如果沼泽阿拉伯人是古代苏美尔人的后裔，那么伊拉克南部沼泽的现代居民的祖先起源于中东地区，也就表明苏美尔人的祖先不是来自印度或南亚次大陆。[4]
2. 关于《印迹》的探讨
(1) 沼泽阿拉伯人由本地和外来族群融合而成 根据《印迹》的研究，沼泽阿拉伯人是由本地和外来族群融合而成的。其Y-DNA基因池中，中东单倍群J-M304达84.6%，近东的G-M201、E-M78、E-M123共计为7.7%，中东与近东超过90%；欧亚大陆的单倍群R1-L23、Q-M25以及南亚单倍群L-M76、Q-M378和R2-M124共计为7.7%。沼泽阿拉伯人不论是母系还是父系基因池中，中东本地起源的成分在数量上都占主导地位，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伊拉克南部沼泽现代居民的祖先起源于中东地区呢？也就是说可否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将绝大多数当作100%呢？《印迹》的推理逻辑很有意思，也很令人费解，也许应该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不过按照通常的理解，只能说伊拉克南部沼泽的绝大多数现代居民的祖先起源于中东地区，少部分人的祖先起源于外地。
(2) 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居民的Y-DNA 由于苏美尔时代延续的时间很长(约公元前5300-2000 年)，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不同种群的居民经过了长期的相互融合，即使经过人口迁移、时代变迁，在当地居民中仍很可能会留下古代各种群的遗传基因。因此，有可能根据现代沼泽阿拉伯人的基因池推测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居民的Y-DNA。就是说，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居民，可能具有与沼泽阿拉伯人相同或相近的Y-DNA基因池：J-M304、G-M201、E-M78、E-M123、R1-L23、Q-M25、L-M76、Q-M378和R2-M124，不过各种基因所占的比例可能并不相同。这里使用了“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居民”，而不是像《印迹》中那样使用“苏美尔人”，因为对于苏美尔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解。
(3) 苏美尔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 根据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居民的Y-DNA基因池，是否可以推测苏美尔人的Y-DNA呢？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弄清楚苏美尔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 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居民，是由不同种群长期融合而形成的。那么，人们所说的“苏美尔人”指的是什么人呢？是其全部还是其中部分种群呢？很显然，《印迹》中所说的“苏美尔人”，指的是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所有居民。 另一种观点是一般人通常所了解的，例如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苏美尔人的语言、文化，可能也包括外表，都与他们的闪族邻居和继承人不同。据说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是苏美尔时代的埃利都，大约建立于公元前5400 年。按照格温德林·雷克的说法，埃利都由三个相互独立的生态系统汇合而成，它们分别支撑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就沙漠环境下的淡水使用权达成协议。其最古老的农业定居点可能是依赖于精耕细作的自给型灌溉农业，源于北方的萨迈拉文化，该文化的特征是修建沟渠以及泥砖建筑。阿拉伯沿海的渔猎文化，导致在海岸线区域产生了大量的贝壳堆，而那些从事渔猎的先民有可能是最初的苏美尔人，他们可能居住在芦苇草屋之中。为埃利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第三个文化是游牧的闪米特人牧民，他们放养成群的绵羊和山羊，居住在半沙漠地带的帐篷中。[5] 按照这种说法，古闪族不属于“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的基因池中可能不包括或只有很少的闪族Y-DNA单倍群J，主要成分可能包括G-M201、R1-L23 (R1b1a2a)、Q-M25 (Q1a1b)、L-M76、Q-M378 (Q1b1)和R2-M124 (R2)中的一种或几种。 历史学家对苏美尔人时期的历史仍然很不清楚，但基因印迹揭示出苏美尔时代居民成分的多样性以及外来成分的存在。而苏美尔文化包括农耕、游牧和渔猎三种生活方式，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人群可能属于不同的族群，这种情况反映出问题的复杂性。格温德林·雷克所说在阿拉伯沿海从事渔猎的先民有可能是最初的苏美尔人，可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充足的证据。但从语言和文化角度来看，占据支配地位的族群并不一定是人数最多的族群，而有可能是少数族群。 参照土耳其人的情况，也许有助于了解这个问题。根据维基百科，土耳其人使用的语言为土耳其语(突厥语系)，他们其实只有很少突厥血统(中亚单倍群N和Q共计约占5.7%)，多数是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以及古代的赫梯、吕底亚人与后来巴尔干半岛的居民。但在文化心理认同上(一部分强行突厥化)，土耳其人普遍接受自己是突厥人。土耳其人最早是由乌古斯人与拜占廷希腊人混血。1071年之后，乌古斯人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建国，后来蒙古伊儿汗国时代大量乌古斯人进入，是真正奠定时代。
3. 苏美尔人来自何方 《印迹》的研究结果为苏美尔时代居民存在外来成分提供了佐证。对于这些外来成分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来自北方的高加索到里海一带，另一种是《印迹》中提到的南亚，据说近年来更多的人倾向于后者。与《印迹》的研究结果相对应，单倍群L-M76、Q-M378 (Q1b1)和R2-M124 (R2)来自南亚，而G-M201、R1-L23 (R1b1a2a)、Q-M25 (Q1a1b)可能来自高加索或欧亚大陆。
(1) 家养水牛和栽培稻何时引入 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苏美尔时代居民的外来成分来自南亚，这可能有一定的依据。但《印迹》中提到外来移民与家养水牛的出现有关，也即可能与南亚农业文化人群有关，以此来证明苏美尔人来自南亚的说法，却不够恰当。根据维基百科英文版，印度河水牛的驯养时间在大约5000年前，相当于苏美尔时代的中后期。而根据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大规模基因重测序分析稻谷进化史的结果，确认栽培稻起源于中国，且只有唯一一个起源；考古学家发现，中国长江流域8000至9000年前出现了栽培稻，而印度恒河流域大约4000年前才开始出现栽培稻。[6] (据最近资料，最早的栽培稻于8200至13500年前出现在中国珠江流域。) 这说明家养水牛被引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时间，可能晚于苏美尔时代。而在苏美尔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应该还没有开始栽种稻谷。因此，家养水牛和栽培稻的引入不能作为苏美尔人外来成分来自南亚的证据。 据称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因此，说苏美尔时代居民中的外来成分来自南亚，还是有可能的，只是需要更充足的证据。
(2) 土库曼斯坦沙漠中的神秘古代遗址 有研究文章认为苏美尔人的发源地在里海和兴都库什/科佩特山脉之间的土库曼斯坦境内，主要依据是苏美尔人对青金石(Lapis Lazuli)的崇拜以及与青金石相关的神话传说。该文作者认为苏美尔人的Y-DNA单倍群为R1b，而单倍群R1b起源于南西伯利亚/中亚一带；苏美尔人最初的家园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哥诺尔山丘(Gönür Tepe)、安诺(Anau)等遗址。文章还指出，苏美尔人和土库曼斯坦的所谓马尔吉阿纳人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在早期年代，男女都穿羊皮裙，皮面朝里，羊毛被梳成毛束作为装饰，以及其它的类似服装习惯。[3] 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Kara Kum)中的哥诺尔山丘是一个青铜器时代文明的发源地，称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区(BMAC,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根据最新的碳放射性测定结果，BMAC的存续时间为公元前2300-1700年，其上限只相当于苏美尔时代的结束时间。因此，哥诺尔山丘遗址似乎不太可能是苏美尔人的发源地。 安诺遗址的年代(约公元前5000年初-3000年初)要早一些。已发现的中亚年代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是哲通(Jeitun)遗址，位于土库曼斯坦首府阿什哈巴德以北30公里，存续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5000年。哲通的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发现有大麦和小麦，饲养山羊。该文化遗址与西亚的耶莫遗址(位于伊拉克东北部的基尔库克附近)、耶利哥遗址(位于约旦河河口附近)等有许多相似之处。(哲通文化，百度百科) 因此，不能排除苏美尔人发源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可能性。不过根据以上资料，看起来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先民可能不是苏美尔人的直接祖先，与苏美尔人具有相近或同一起源的可能性要更高一些。 安诺文化，据说是源于伊朗高原或者在哲通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伊朗高原的文化因素而形成。哲通文化的居民被认为是来自伊朗高原西部的西亚农耕-畜牧人群，可能属于Y-DNA单倍群G。由于土库曼斯坦一带最早的农耕人群不属于单倍群R1b，假如苏美尔农耕人群起源于这里，那么他们的Y-DNA将不太可能是R1b。 苏美尔人崇拜的青金石，也有人称为天青石，主要产于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兴都什库山脉东部科克奇河流域，靠近与中国接壤的狭长地带。最著名的萨雷散格(Sar-e-Sang)青金石矿床，大约有300公里长、47公里宽，位于科克奇河支流——萨雷散格河谷中，在巴达赫尚省省会法扎巴德(Feyẕābād)西南约150公里(斯科扎尔以西)。这个矿区距离土库曼斯坦马雷市附近的BMAC遗址至少500-600公里以上，距离安诺和哲通遗址就更远了。前述文章认为围绕青金石创作有关神话的苏美尔人，必须能够亲眼看到那些神圣的天体每天早晨从青金石矿所在山脉的上空升起，晚上又回到在山中的“宫殿”，因此他们的故乡一定是在土库曼斯坦古代遗址。[3] 如果说这里的“宫殿”指的是青金石矿所在的具体山谷，那需要具有相当的想象力才能理解。如果是“遥望”东方远处山中的“宫殿”，那满足条件的地方就远不只是土库曼斯坦古代遗址了，从里海、高加索到美索不达米亚，都是可能的候选。 由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入侵，现代土库曼斯坦人的遗传基因可能和古代有很大区别。对土库曼斯坦本土人群的Y-DNA研究较少，也不够精确。以前的研究认为土库曼斯坦人的Y-DNA中高频出现R1b，后来发现是将Q1a1b-M25错误地标记为 R1b1。下图所示为伊朗境内土库曼斯坦人的Y-DNA组成，Q1a1b-M25 约占43% (取自Central Asia: Worst military genocide and rape of Caucasoid by Mongoloid, http://defence.pk/threads/centra ... y-mongoloid.276571/)。 可以看到，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的Y-DNA基因池和土库曼斯坦人具有相当的交集，包括J、G、L、Q、R等。二者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期待看到研究结果。
(3) 西亚农业起源地区与苏美尔人
研究者认为，最初的农业系统于距今大约11000年前出现在西南亚洲，以种植谷物、豆类和饲养家畜为基础。到约6000年前，在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农耕-畜牧(agro-pastoralism)模式成为食物生产的主流系统。绵羊和山羊是最早被驯养的家畜。最初，饲养绵羊的目的是肉用，这种肉羊有多个起源地。在5000年前和4000年前，以羊毛生产为目的的绵羊出现在西南亚和欧洲。最近的遗传研究结果认为，这种改良的家养绵羊最可能起源于西南亚洲。[7] 而最近的遗传分析证实，伊朗是几乎所有山羊的发源地，最早的家养山羊遗存的年代为大约10000年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黎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大约在公元前9000-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古人类，百度百科) 根据苏美尔人种植小麦、大麦等的农耕文化，说西亚或近东可能是苏美尔人的发源地，也是有依据的。 如果根据种植小麦、大麦以及饲养绵羊、山羊来判断，南亚、中亚和近东都有可能是苏美尔人的发源地，外来移民也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分批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得到确切的结论。来自一个地区的外来移民也可能是由多个族群融合而成，而不一定是只由单一Y-DNA单倍群组成。在《印迹》中所说的外来单倍群中，最新研究认为R1b向外扩展的年代比起初的判断要晚一些，且以游牧为主，因此R1-L23 (R1b1a2a)不太可能是苏美尔外来农耕移民的主要成分。有关Q-M25 (Q1a1b)的详细介绍较少。似乎来自南亚的L-M76、Q-M378 (Q1b1)和R2-M124 (R2)以及来自高加索或欧亚大陆的G-M201，更有可能是苏美尔外来农耕移民的主要Y-DNA单倍群。
4. 结语 苏美尔相关问题非常复杂，存在多种不同观点，没有看到系统的资料。基于遗传基因的研究工作仍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命名系统不断发生变化，也给阅读有关文献带来困难。对于苏美尔人的Y-DNA组成，只是了解到国外目前的部分研究状况和研究人员的看法。随着苏美尔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相信将会看到更准确的资料和结论，也将会不断修正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1] Tom Head．Scientists Prepare to Solve Mystery of Sumerian DNA, Mysterious Universe，August 30, 2014. http://mysteriousuniverse.org/2014/08/ [2] Y-DNA of Sumerians? http://www.eupedia.com/forum/threads/29218-Y-DNA-of-Sumerians. [3] Metin Gündüz. The Origin of Sumerians. Advances in Anthropology, Vol.2 No.4, 2012. [4] Nadia Al-Zahery, Maria Pala, et al. In search of the genetic footprints of Sumerians: a survey of Y-chromosome and mtDNA variation in the Marsh Arabs of Iraq,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11:288, October. 2011. http://www.biomedcentral.com/1471-2148/11/288. [5] Gwendolyn Leick. Mesopotamia, the Invention of the City, Allen Lane, London, 2001. (引自: Eridu - Wikipedia) [6] J. Molina, M. Sikora, et al. Molecular evidence for a singl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domesticated r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8 No. 20，May 2011. [7] Bernardo Chessa, Filipe Pereira, et al. Revealing the history of sheep domestication using retrovirus integrations. Science, Vol. 324, No. 5926, April 2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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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29 16:3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