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年以来，汉字为什么没有变成“意、音双表”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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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年以来，汉字为什么没有变成“意、音双表”的文字？

中国的汉字，从甲骨文到宋体字，都是直接表意，间接表音的（读音是靠口传的），在结构上是没有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的，所以，学习汉字的人们就必须逐字死记硬背每一个字的字形、字音和含义，因此，汉字就成为世界上最难学会的文字。一般的儿童从8岁开始请老师教授，要学7、8年才能学会用汉字写文章。这就导致学习成本很高，导致经济条件不很富裕的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但是，为什么从商朝至今，汉字体式在历史上发生了7次改进升级，都没有把汉字改进成很容易学会的“纯汉语拼音字母文字” 或“意、音双表的文字”呢？
主要原因如下：
文字是表示和支持语言单词的符号系统。什么性质的语言，决定什么性质的文字。这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
“语音单载的语言”，决定了与其对应的文字的最佳文字是“纯拼音字母组成的线性文字”；
“语音多载的语言”， 决定了与其对应的最佳文字是“意、音双表的方块文字”。
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基础的语音多载的语言”，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异意词”。如果把“表意”的汉字，改成直接“表音”不直接“表意”的纯拼音字母文字，就不能在文字环境里区分大量的“同音异意词”。所以，汉语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汉语单词不可用“纯表音文字”来表示之。
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单音节单词”和“多音节单词”。“单音节词”，可以用一个汉字的“字义”来表示之；而一些“多音节词”，就不能用一个汉字的字义来表示了。因为，对于日语中的多音节单词，如果用一个汉字的字义来表示，一个汉字就得读成多个音节，这样，就让人们很难学会；如果用两个以上的“表意”汉字的“读音”来表示日语的一个”多音节单词”的一个”词意“，就把这些汉字当作一个日语的“音节符号”来使用了。这些只起“音节符号”作用的汉字与表示日语“单音节”词意的汉字，混在一起使用，就使人们分不清哪个字是“纯表意”的，哪个字是“纯表音”的了。
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日本留唐（公元618—907年）的学生“吉备真备”，发现了“日语拼音原理”，并用汉字的“真体字”的“偏旁”当作“日语拼音符号”----“片假名”，于是用假名来表示日语的“多音节单词”。但是，真体字的“偏旁”，大多数都是“独体字”，有的还有几个含义。这样就出现了单音字与拼音符号相混的问题。后来，留唐的学问僧“空海”又对“片假名”作了改进，采用汉字“草体字”的组字元件，构建出一种“日语拼音符号”----“平假名”。这样，把单音字与日语拼音字母清晰地区分开了。
中国人在商朝之前就有了诗歌，这说明人们已经发现了“韵律”。在汉朝时期就使用了“切音”给汉字注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声调，合起来，构成一个新音---例如,“皮”的声母P、与“敲”的韵母iao，和声调，合成“飘”的音）。
这说明，汉朝时期，汉语人已经认识到汉语的“音素”：声母、韵母和声调了。只是没有再进一步，用一种书面符号，分别表示出来。此时，距离发现汉语拼音规律，只差一步之遥。
清朝晚期，有人在敦煌石窟曾经发现一个署有“南梁（公元502—557年。属于“南北朝时期”的）汉比丘守温述”的韵学写本残卷。上面记载了30个汉语声母的代表字:
唇音：    不 芳 并 明           齿头音： 精 清 从
舌头音：  端 透 定 泥           正齿音： 审 穿 禅 照
舌上音：  知 彻 澄 日           清喉音： 心 邪 晓
牙音：   见 溪 群 来 疑         浊喉音： 匣 喻 影　
“守温”的发现，并没有引起文人们的重视，因此，就没有人把“守温”的发现再向前推进一步，发现“汉语拼音原理”，并用汉语拼音符号来给汉字注音或把这种拼音符号，作为组成汉字的一种元件。
为什么汉字经过7次体式更新，却没有把汉字改进成“意、音都直接表出的汉字”呢？而一直都保持着直接“表意”间接“表音”呢？
汉字的7次体式更新，都是人们为了提高书写速度，而发明了新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所导致的：竹聿的发明，导致篆体的出现；毛笔的发明，导致隶体、楷体、草体的出现；刻板印刷术的发明，导致宋体的出现。
所有这些体式，都是建立在手工操作的基础上的，所以，在文字的结构上，无需要求其具有“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只要实现“字形单载，字异意异”就行。
在没有发现“汉语拼音规律”之前，让汉字表了意，就不能表音了，让汉字表了音，也就不能表意了。
  因为汉语是语音多载的语言，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异意词”，所以，就只能让汉字只“表意”，不“表音”。
3、统治阶级，都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必然主张守旧、保守、崇古，不准改变现状。
如果把汉字更新成“意、音”都直接表示的汉字，汉字就成为同汉语一样易学的文字了。这样就使广大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赶上统治阶级的文化水平了。这不利于统治阶级对于平民百姓的统治。 而很难学会的汉字，会使的学习成本很高，使90%以上的一般平民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致使中国汉字文盲率一直达到90%以上。这种情况，使汉字成了统治阶级的“专利”。虽然很不利于科技的发展，却符合“皇帝”的“愚民政策”，很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因此，掌握文化教育大权的官僚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止人们把难学的汉字改进成十分易学的汉字。
所以，统治阶级把本来是民间发明的文字，假托是远古时期的黄帝的文官“苍颉”发明的。又把“苍颉”神话成具有四目的神人。造字时，感动得天地震动，鬼神哭泣。如果有人用脚踩了一片带有汉字的纸片，被文人们看到了，就会大发雷霆，训斥为“不尊圣贤，要遭天谴！”这样的社会氛围，谁还敢动汉字一根毫毛？
中国历代王朝的文人，绝大多数都是统治阶级的合伙人，根本没有改进汉字的意愿。所以，汉字体式在历史上虽然有过7次更新，但都是首先由工作在第一线的民间文人，在实际工作需要的逼迫下进行改进的，在民间自然普遍传播以后，官方才不得不认可。 所以，汉字体式更新过7次了，但在官方文档里，并没有记录是谁发明了甲骨文、大篆、隶体、楷体、宋体。
4000多年以来，中国的文人们，一直就没有创建出关于汉语汉字发展的正确理论。东汉时期的许慎的《说文解（xiai4）字》，只是对于现有的汉字的构字方法作了一些分析和归纳。这些分析和归纳，随着汉语、汉字的发展变化，逐渐失去了现实意义。
4、中国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业经济，其生产要素的生态链很简单，生产技术也很易学会，文盲都能学会操作。所以，广大生产劳动群众没有对于学习汉字的迫切需求，因此，对于汉字的难易，漠不关心，这样，汉字的改进就没有了广大的社会源动力。
以上4个原因，导致4000多年以来，没有人研究过汉语汉字的发展规律；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语言、文字发展的理论体系，来指明汉语、汉字发展方向。从唐朝至清朝的1000多年间，汉字楷体系统，就一直保持不变，没有再向前迈出半步-----把“汉字楷体系统”升级为“意、音双表”的新体汉字系统。
到了清朝晚期，遭到西方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的屡屡侵略，在屡次战争中，每战都败，割地赔款，是中国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几乎要被灭亡了。这样，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的逼迫下，才使中国的一部分官员们，感到了中国发展科技的必要性，促使他们向西方工业国家学习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力购买西方先进的军事武器，于是出现了“洋务运动”。
但是，处在小农业经济社会阶段的中国的官僚们，为了防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导致他们的统治思想和既得利益受到消弱，就提出了“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规则。因为“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发展的动力，源于西方大工业商品社会制度”，这样的“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的学习规则，当然不能使中国翻身而战胜西方工业国家了。
所以，这场拙劣的“洋务运动”，不但没有挽救清朝，反而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在这场拙劣 的“洋务运动”中，自然也出现了改革汉字的“运动”。从1892年开始，有一些中国的文人、官员，参照外国传教士对汉语的“音素”分析方法，分析出本地方言或“官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成分，于是，就“鹦鹉学舌”地想用“罗马字母符号”来构建“罗马字母化的汉字”，企图替换正在使用汉字楷体系统。但是，这样的“罗马字母化的汉字”不能准确区分汉语中的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又不能与楷体字实现“无缝转换”，所以，根本行不通。
到了“民国”以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学洋运动”----学美国、学英国、学法国、学德国、学日本、学俄国。。。。。，开办了一些西方式的“大学”。一些大学“教授”，套用西方拼音字母文字的国家的肤浅的、片面的“语言文字学”，来指导汉语、汉字的发展，使错误的“汉字罗马化”的做法和“理论”，继续得以推行。但是，仍然行不通。
中国从1980年以来，逐步由“小农业经济的社会阶段”进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阶段”。今天已经完全卷入了全球“现代化、信息化时代”发展和竞争的大潮中。
“大工业商品经济”所固有的“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已经贯穿到中国的一切领域、支配着一切领域。按照这两个规律办事，就能成功；违反这两个规律办事，就必然失败。这两个规律，逼着中国必须在一切领域里都极力发展和开发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保证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汉语汉字，自然也被卷入了全球语言文字大竞争的潮流中了。
“楷体汉字系统”，在今天的现代化、信息化时代，凸显出很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诸多缺点和问题，所以，汉语汉字明显的败于英语英文了，致使中国每年损失几千亿美元。这就逼着中国必须把不适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汉字楷体系统”，升级更新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先进的汉字新体系统。
但是，更新的过程，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在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形成了无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一切较大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是对旧的破坏，都将引起一部分甚至全部社会现有的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既得利益者集团”，是坚决反对把现有的社会利益格局重新“洗牌”的，所以，他们就极力加以阻挠。可以说，社会上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仅有学术理论上的阻力，更有经济利益上的阻力。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只用“讲理”是不可能解决的，在“利益矛盾”面前，对话只会是“聋子的对话”。所以，任何发明创造，不论多么正确和先进，如果不能带来超常的经济利益，是不会被推广使用的。所以，“学术之争”的背后是“利益之争”；“学术之争”，最后还得靠“利益炮弹”来解决。
  今天，如果有人说：“使用电话，不如使用电报”；“汽车将造成农业的毁灭”； “使用交流电不如使用直流电”。。。。。。，肯定连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白痴人的疯话。但是，在上述东西刚发明之初，就确实有政府官员、学术权威等等的人物，是这样说的。
1875年，美国发明家贝尔和他的助手沃森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电话，却被美国的权威专家说成是愚蠢的“闭门造车”：“这是一个绝对不合理的装置，他们想要在这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和营业机构中都装上一台电话装置，这简直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能够派他的信使到当地电报局，把一份写得很清楚的消息发往美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大城市时，他为什么还要使用这种笨拙而又不切实际的装置呢？……投资人哈伯德的预测尽管听起来娓娓动人，但这是出自猜想，电话只不过是个玩具，或者是个闭门造车的实验室珍品。”
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不仅美国国会认为汽车“将造成农业的毁灭”，而且英国议会比美国更早就通过了《公路自动车法》，说这种轰轰作响的“闭门造车”必将给社会造成危害，必须执行“红旗条例”：要一名手持红旗的车务员超前50米就警示人们——汽车将来到！
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徒弟尼古拉.特斯拉，论证和实验了交流电的可行性。但是作为他师傅的爱迪生却极力反对，寻找一切“理由”阻止人们使用交流电。师徒两人彻底决裂，终生不再往来。
美国的自行车修理工莱特兄弟两人，经过几年努力，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机械动力推动的载人飞机，在1903年12月试飞成功。在当时并没有获得美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和承认。1905年，莱特兄弟把他们改进的飞机送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并不接受。
奥地利的修道院士孟德尔，在1865年2月就发现了遗传规律，并公开了他的论文《植物的杂交实验》，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他那不同于前人的创造性见解，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显得太超前了，竟然使得他的科学论文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没有引起生物界同行们的注意。直到1900年，他的发现被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柯仑斯和奥地利的丘歇马克分别用不同的植物证实了孟德尔的发现，才受到重视和公认，遗传学的研究从此也就很快地发展起来。
当初被政府、学术权威和多数人们反对的汽车、电话机、飞机、交流电等先进的科技，后来之所以能冲破保守派的各种阻力，得到推广使用，是因为这些发明创造，都发生在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这些发明创造，能给制造商带来超额的利润。所以，保守派所设置的障碍，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面前，全部倒塌了。这就是“利益炮弹”的威力！
把“汉字楷体系统”升级为“意、音双表新体汉字体系”，也遇到了类似“电话”、“汽车”、“交流电”初创时的巨大障碍。
  对于更新“汉字楷体系统”的必要性，从1892年以来，就不断地有很多人提出呼吁，不断地提出各种“汉字改革方案”，总数约有几百个、十几种类型。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楷体系统的更新，一直没有实现。为什么？
并不是汉字楷体系统已经达到汉字发展的极限了，顶峰了，完美得无法改变了，而是因为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汉字楷体系统的更新停滞不前：
第一、并不是随便拼揍一个“符号堆”或者借用外国的文字系统，就能成为替换“楷体汉字系统”的“新体汉字系统”的。能够替换“汉字楷系统”的“新体汉字系统”，必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长远的前瞻性。所以必须符合如下8项要求：
1、新体汉字系统，是从“楷体汉字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楷体汉字系统”的“升级版”，这种“升级版”，继承了楷体系统的一切优点，克服了旧体的一切缺点。并且，不违背广大民众的原先的读、写习惯的，以汉字为基础的一切优秀的文化特产都能保持和继续发扬下去；也不会给国际汉字文化圈的人们带来不便。
2、“新体汉字系统”能与“楷体汉字系统”实现“无缝转换”；不能“无缝转换”，就转换不成。
所谓“无缝转换”，就是新旧两种字体，能够互当“异体字”混用。这样就不会出现“时间缝隙”，不会在转换过程中出现“新旧字文盲”和“文化断层”。
3、是表示汉语“单音词”的最佳文字体式，能与汉语单词，实现完全地匹配：
能够通过每一个“字形”，直接地表示出每一个汉语单词的唯一“词意”，确保不违背“字形单载”的造字、用字原则。这样，就能使汉字文章具有“精确、简捷、丰富”的特性；并且能通过“字形”，拼读出该字的读音，能实现“新体汉字传到哪里，标准的“汉语”就能传到哪里。
能够适应汉语单词无限增加的需要。当出现的新事物而造出一个新词或引进一个外语单词时，能够当即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表示之。并且能够让别人“见字晓音”和通过使用这一新字的书面文章，理解这个新字的含义。从而实现汉字数量的无限扩展。
4、字形必须是“方块形”的，而且笔画少、结构简单，字体清晰美观，最容易辨认；既能便于人工书写，也能便于机器用几十个元件来构建无数的汉字。
5、在整个文字系统上和单字的“结构”、“表意”、“表音”上，都具有“系统性、规律性、标准性和规范性”。所以， 能让人们学习起来，有规律可循，能够达到“学少知多”， 同汉语一样易学。儿童在家里的日常生活中，由其父母顺便就能教会读、写新体汉字。学龄前，就能阅读报刊。从而使中国永远彻底地消除了汉字文盲。
6、能让电脑用这种新体汉字的基本元件，作为“人、机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从而使中国创建出“独立自主的纯汉字代码”的电脑信息产业体系。并且，汉字代码的电脑信息系统的性能，比英文代码的电脑信息系统的性能优越得多。
在汉字代码的电脑上，不需要背负巨大的“汉字字模库”，只用几百个构字元件，就能构建出无限个新体汉字；并且能够实现汉字怎么写，键盘就怎么打，不会出现“重码字”，也便于手写输入和语音输入。从而让使用电脑的普通大众，用汉字作为电脑的指令代码，编制电脑的各种程序，让电脑帮助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难题。这样，就能实现汉字与电脑之间进行“双向交流”----电脑组建汉字；汉字编程指挥电脑。从而让普通大众能够利用上电脑的最根本的功能---通过编程处理问题。这样，电脑的根本功就能得到充分使用了。
7、在汉语没有发生本质性的转变时，其体式、功能和优点都能保持稳定，不会因为字数的无限增加而导致文字系统毁坏和文字性能的退化、变质。
8、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工具的改进或社会制度的改革，都必须通过“利益”和广大群众的自愿这两关，否则，再先进的东西，都实行不了。所以，要把“汉字楷系统”升级更新为“新体汉字系统”，就必须达到：
（1）、必须让“新体汉字系统”，在理论上立得住。
（2）、必须让全体普通大众学得快、用得方便。能够与“楷体汉系统” 实现快速地转换。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学会新体汉字的时间，不超过4个课时；全国人民实现转换（不含相应的文字处理机器的更换），时间不超过90天。
也能让世界各国的非汉语系的广大普通民众在60天左右学会2000个常用汉字。
（3）、必须在经济效益上，实际可行。
与“汉字楷体系统”转换的经济成本极小，个人和企业、政府都能轻松地负担起来；转换后，能让与“新体汉字系统”相关的机器制造工厂和商品经营企业，有利可图。转换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使用楷体系统时，提高百倍以上。因此，就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自愿认同和使用。
虽然从清朝末期，从民间到官方，都极力推行罗马化的“汉语拼音字母文字”，但是，这种“文字”不符合上述8条要求。所以根本没有实用价值，根本行不通。
  第二、中国缺乏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
中国一直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从文人到“学术权威”、政府官员，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或不敢正视。
第三、在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汉字保守派”掌握着语言文字的政策制定权，不允许对汉字做任何改革。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时期”，掌握语言文字问题发言权的“权威”们，受了西方错误的语言文字理论的误导，“鹦鹉学舌”地套用错误的理论， 致使汉字改革走错了方向，搞“汉字罗马字母化”，根本行不通。但是，他们既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又极力阻碍符合上述8条要求的正确的更新汉字楷体系统的新体汉字方案的实行。致使“汉字改革”，100年停滞不前。
但是，这种状况不会这样长期拖延下去的。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同于60年以前的“小农业经济的社会”了，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大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阶段了，中国处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优胜劣汰的全面大竞争的潮流中了。这些优胜劣汰的大竞争，时时处处逼迫着中国不断地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发展，最终将会形成遵循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办事的“优胜劣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会及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切权利“晶格”，清除一切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切障碍，使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得到充分地发展。那时，“意、音双表新体汉字”替换“楷体汉字系统”，就“水到渠成”了。

山东临沂 孙振坡
2019.9.18
我的信箱：sunzhenpo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