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济: 音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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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我自入大学以来,由理工转到文科,最终干了语音学这一行,忽忽已有七十年。在学问方面,本无什么大的建树可述。但谬蒙本刊主编约稿。以我之所以从事此道,其经历有许多曲折；而其间对择业的取舍,治学的得失,总有一些经验体会。或可供后来者的参考或借鉴,是该写点下来的。自维昔人有“七十而从心所欲”的说法；我如今已临九十,在学问上离自由王国还很远。原因固然是由于种种不可抗的外因浪费了时光；但自己的内因应该是主要的。
    我一生的经历,如汰繁就简来说:可说是一部“音路历程”的历史。最初是学业迁就了环境和兴趣,而不久就走上了兴趣决定了学业,更从而支配了环境的道路。我走的这条路在有些亲友当中看来,是不太赞成,认为是没有什么大“气候”的；而我对自己则认为是有幸而选对了的。十七世纪一位英国教士留下一部“天路历程”的名著，备陈此路的艰苦，而最终是会达到的。但是我们知道要达到天国只不过是个信仰。人类的自然语音、特别是汉语语音、过去凭“口耳”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以前限于科学的未发达,其中还有很多理解不透甚至错误的。特别是在现代的应用方面,更显得有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是过去所从未体会到。这条路是遥远而还要坚持走下去的。
    我在语音学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是随世界语音学的发展，以及实用上的需要而改变其航向的。语音学按内容来说，可分为：传统语音学（或称“口耳之学”）和现代语音学。现代语音学由实验语音学开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早以医疗为对象的以生理语音学为主；到本世纪初就有了以通信工程为对象的声学语音学；本世纪中有了以听觉为对象的心理语音学；近期又加上工程语音学（或以“言语工程学”的应用为对象的语音学）。这些都是随现代科学的进展而形成的。因此我的研究方向也就紧随形势的进展而改变,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最初是以传统的语音学的知识,和方言调查的练习为基础的。这一阶段,我有幸先后所从业的四位导师：罗常培、王力、赵元任和李方桂先生,现在他们都已被公认为划时代的语言学和语音学的大师了。随后到了解放,我在罗常培、吕叔湘先生的指导下，就集中于以实验语音学为手段,来分析普通话的语音特点,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和语言学现代化提供科学基础。这一阶段,面临国际上语音学的新发展和国内的新形势,只有出外取经，才能赶上时代。于是差不多就得一切从头学起，边学边干。最后是最近几年，根据国内言语工程（“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处理）的迫切需要与语音学界合作，就迅速转变航向，参加了院校的语音处理课题，这就还要再学习新的知识，才能配合工作，这又使我的研究进入一个语音学的新领域。
    我在这三个阶段的进程，也同一般治学的方法相似，可分作三个境界。正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论治学境界所引的三句宋词：最初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东看西摸去“寻寻觅觅”，选择的目标难于决定；然后是“为伊销得人憔悴”，有了目标了，去求师访道，面向目标，自行探索，要作许多传统语音学中从未涉及的工作；最后是到达了“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如同俗话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目标找是找到了，也就可以走上这条路了吧；但事情没有这样简单。何况我们这里所找的“那人”不是文章，而是千变万化的动态语音。
    语音的规律可以用“道是有情却无情”这句来概括。人们的日常的言语，宏观来感知：轻重急徐，抑扬顿挫，可以言者的意向为转移，这是“有情”；而微观去分析：“吐字（发音方法）归音（发音部位）”，切韵合调，基本上是属于生理的共性；方音的约定，规律的俗成，不需意控而自然出口，这又是“无情”。试拿曹植在《洛神赋》中描写洛神的几句话（如不嫌牵强附会），或可比拟语音：“神光离合”（协同发音）；“乍阴乍阳”（辅音的清浊，声调的阴阳）；“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语调走势）；“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节奏，断连）；“进止难期”（意在声先，）；“若往若还”（顺同化或逆同化）；可见所要研究的目标是够复杂了。而且这样的目标即使找到了，但在目前言语工程的合成与识别系统中，处理起来，还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还未到真正的自由王国。
    以上所说的三个境界，正是语音研究必经的三个阶段，但不一定都能达到第三境界。现在我把自己走上音路的经历与体会，分作择路、铺路与上路三个阶段，略述于下。

    二、 择路  1928-1940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探路”、“择路”、和“失路”几个段落。
    我原来读的是四年制的旧制中学，毕业后在南开大学的预科上了一年，于1928年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清华大学。那年的清华是从“旧制”的“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转成国立大学的第四年，（大学本科一年级和旧制的毕业班还同过一年学）。我先入市政工程系，一年后该系停办，全班都要转到上海交大，我老父不愿我离京，我又因为想学照相感光材料的研制，就转了化学系。但是，我自幼读的是私塾，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古文词，还是对古汉语有兴趣，后来终于转了中国文学系。
    当年清华的中国文学、西洋文学两系，名师如林。我听过课的老师就有：杨树达的古文法，朱自清（系主任）的古诗习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教“散文”），俞平伯的词学，刘盼遂的先秦文学，刘文典的文选学，闻一多的诗经、楚辞（旁听），吴其昌的中国文学史，吴宓的西洋文学史（中文系必修）。诸师讲授时既多引据，又有即兴。特别是自清师的温文尔雅，平伯师的鞭辟入里，文典师的逸兴遄飞，一多师的沉浸浓郁；吴宓师的学贯中西。跟我在私塾和中学里所学古文的体会完全不同。此时我在课室，真是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又如好友重逢，相见恨晚。可以这样说：既领略“高山流水”，又沐被“化雨春风”。在“古诗习作”课上，是先古体、后律体，这与传统作法相反。我认为这样对抒写性情、不为声律所缚是有道理的。我那时作了些仿汉魏古体和六朝“子夜”的长诗，如今都无存稿。还记得“拟《游仙》”五古中有这样一联：“人间方众妙，天上此孤妍”，蒙自清师密圈，擢为压卷。
    当时的清华有文、理、法、工四学院。按规定，本科生读完一年级后，可申请转院转系，最多两次。在本系的应修学分修满后，还可选修它系的课。这样我就能在清华转了两次系，呆了六年，除中文系的必修学分，还读了些物理、化学、数学、等课程。在最后一年，因必修学分读够，我就又选修了罗常培先生的《中国音韵沿革》。说来惭愧，我当时不知何为音韵学，以为这是作诗填词所需要的。就选读了它。罗先生当时是北大教授，来清华兼课。但只教了一个学期就不教了，第二学期由王力先生接着教。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派赴巴黎得博士回国的。
    我毕业后本该当个助教，但因我懂得些印刷技术，就被留校主持《清华学报》等刊物的编辑出版事务。第二年夏天，我见有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招考助理（等于助研）的广告，就抱着试试看的希望去报考，竟被录取了。我那时在清华的出版工作颇有发展的前途，我也舍不得这个好环境，去就很感踌躇，就请教了哲学系主任兼出版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先生，他说：“学校固然很需要你，但男儿应当志在四方，走出校门去闯闯天下也好”。就这样，冯先生的话就使我由探路而择路，从此走上语音研究的道路。
    我考上史语所纯属侥幸，也可说是有点传奇性的。那年史语所只招一名助理，却在宁、平、沪、汉四个城市都登了报，设了四处考场。“北平”的考场设在北海静心斋史语所原址（当时史语所已迁南京新址，这里成为驻平办事处）由李方桂先生主考。试题除音韵学、语音学及国际音标听记外，并加考音乐知识，是由主考在钢琴上弹几组四部和弦，要考生写出五线分谱。当时全国四地的考生人数不会太少，而且大都是读语言学或音韵学专业的；对这音乐冷门自无准备；我对音韵学只是选修，学得很浅，但因记音辨调还行；同时碰巧我参加过几年大学管弦乐队，有点音乐常识，就答上这一试题。后来才知道，那年是李方桂先生为了去广西调查壮语，要招收一名能记音之外还能记些壮歌的助理。因此这两门分数竞起了决定性作用。
    从1935年秋到1937年，我在南京史语所。37年冬南京沦陷前，史语所决定迁往昆明。我携家带口由湘滇公路，历尽艰险，赶赴昆明，至1940年春因生活问题离开，在所工作仅五年。那时史语所有四个组：一组历史学，由所长傅斯年兼主任；二组语言学，主任是赵元任；三组考古学，李济为主任；四组社会人类学，吴定良为主任。当时语言组除赵李两位研究员，还有四位助理：杨时逢、丁声树比我先来所，董同和比我晚一年考进。我到所后，先跟方桂师学习古音学和暹罗文（泰语），调查广西壮语，后跟元任师学习语音学、及语音实验；并参加汉语方言的调查。南京史语所语音实验室的建筑和设备，在当时国内是第一流的。这里的密封门窗、吸声墙顶、防震地基，都达到消声、隔声的国际标准。（这是由于赵先生的自然科学水平、一丝不苟原则和虚心求教气量所得成果。他留学时是学数理的。设计建筑时还征求了声学专家的意见）。那时最好的录音方法只能灌制铝片，分析语音的仪器只有浪纹计、渐变音高管和假腭等。我在此作了声调分析实验，并担任全组的录音和量调工作。
    我于1935年10月中旬来南京报到，李师已先去广西，要我立刻带了录音器材赶往南宁会合。（录音器材是当年美国专业灌制唱片的全套设备，包括主机、转盘、两组重型蓄电瓶，和一箱铝片等许多部件，重百多斤）。那时国内局势还不安定，陆路不通，要从南京到上海，乘轮船到香港，再搭“夜航”入广州、乘火车到三水，搭“电船”到广西梧州，再雇汽车去南宁。在当时兵慌马乱、特别是粤、桂正在交战的境况下，我们竞还来此作语言调查。我运来这许多机器到南宁，还要再深入桂西，直到龙州、百色。按照一般常识，当地的地方军阀不拿你们当作南京派来的特务才怪。可是那时的广西军政当局是李（宗仁）白（崇禧），对中央研究院的蔡元培院长是闻名买账的。院方事先去函联系好了，（广西当局对文化人还有好感，所以后来抗战期间，香港沦陷，许多进步文人离港后多集中桂林）。他们相信我们纯为学术性活动，就发给我们特别通行证，而且还有一面小令旗插在汽车前，全省放行。我那时单身从南京出发，一路经过这些禁区，走了半个多月，沿途路费得换用 “中央票”、“港纸”、“东毫”、“桂币”四种钱币，还得找人搬运行李，防止器材丢失（在香港下船时，港警对这些特别“行李”要一一开验，我急忙塞给他手中一叠港纸，得顺利通过）等等。就够艰险的。我以一初出茅庐未经考验的青年，一到单位两天就上路，受到如此的信任和重托，自己当时只觉得十分荣幸，凭着一股敢冲敢闯的勇气，竟然完成任务。
    我到南宁后，因时间紧迫，只休整两天，就随李师启程。雇了一名老乡挑了机器和简单的行李，“行脚”到了武鸣县，经过大明山到马头村，住在一位壮族农民苏增伟家，请他发音、“讲古”并“唱诗”。我管录音灌片，并练习记音写谱；学习壮话。材料录完后，我们从南宁搭电船溯右江而上到了百色。调查了龙州、天保等处壮语。回南宁后加紧整理音档，并复制一些“壮文”资料。从1935年十月中，到次年春节，我们在广西四个月的壮语调查，以武鸣为主要点，以其它好几处壮语作补充比较。云南的剥隘位于滇、桂边境，其壮语与广西的互有异同，也找人记了音。这些音档后来就为方桂师的一部巨著《比较泰语手册》，及一些论文，提供了宝贵的比较材料。
     这一时期我除了跟着李师整理材料，并听记歌谱外，自己也把武鸣壮语中许多被认为是“汉语借字”的音、以及这次所记的全部壮语单字，跟“桂林官话”、“南宁平话”，以及通行于桂东的接近粤语的“白话”（广西的全省的方言和壮语，一般称作“官”、“平”、“壮”、“白”）作音韵系统的分析比较，整理出一套同音字表，指出武鸣壮语的汉语借字兼有“官”、“平”、“白”三种不同来源；并找出其中有某些复辅音的字，如：[klon ]（洞穴，窟窿?）； [klao]（球）；[klian]（卷）等，与古汉语的某些字似有渊源，也许可以提供研究古汉语复辅音的参考。我后来写成《武鸣壮语中汉语借字的音韵系统》的初稿。1956年我到中科院语言所后，又将此稿修订发表（吴：1958）。
    说到“壮文”资料的复制，也许值得一提。那是武鸣壮歌的唱本。武鸣一带的壮族早年留下的书写材料，有和汉语同音的字，不管意义是否相同，就都用汉字代替；如无同音汉字，就用自造的一种音义合拼的方块“壮字”， 与汉字混用。兹举数例：“兄” [kau ㄧ]（我）；“仨” [xun ㄧ]（人）；“汰”[ta ㄧ]（河）；”妣” [pi ㄧ]（年）。这种”壮字”只在局部壮区使用，当时老一辈的壮人还能认识，现已失传）。这批唱本的歌词都是五言，用毛笔写在一种土造的桑皮纸上。线装成册。苏增伟家藏有几册，我们录制的壮歌是由他”照本宣科”，连念带唱的。那时的广西当局正行“新政”，全省公务员一律穿灰布制服，各民族的歌墟“对歌”活动都被禁止；见到唱本就要销毁并处罚；苏家肯冒险出示是很难得的。这批歌篇很多，“壮字”也难抄写。我们当时既没有显微胶片等复制工具，找照相馆翻照又太费钱。我年轻时是摄影爱好者，还有点洗印配药经验，就去买了些药剂和“洋宣纸”，刷染出一批“晒蓝纸”，把一张张歌篇拆开和纸夹在大镜框里，在太阳下曝光成为“蓝图”，解决了问题。后来李师撰写武鸣壮-汉对译，其中的“壮文”就以此为“蓝本”。这种“壮文”是局部地区自发的产物，并未普遍通行，可以说已成“死文字”。但它已具备《六书》的形、音、义造字规则，而且是汉-壮杂用，以及有在一定的时、域通用过的历史，研究文字史的学者似乎也可备此一格。
    广西的壮语调查告一段落，赵先生要我立即参加湖北的方言调查，1936年春，我们全组人员就到武昌调查湖北全省的方音，从武昌中华大学找发音人，每县选一点，请了两位同村的学生发音和对话，一般是找个本地风光的题目来谈，如娶媳妇、过新年之类，内容生动，对话自然，是方言研究的好资料。全组动员仅一个月。全省一百县的音档居然都录全了。这种自然谈话的录音。在后来写出的报告中，全部标了连读变调的符号。在当时国内的各方言记录中，此为嚆矢。
     从1936春到1937秋的一年多，我除研究、调查和做实验外，赵师还派我做了一些“外勤”工作，如上海哥伦比亚唱片厂约请赵师发音、及同他四位女儿合唱的国语留声片、以及他自唱自弹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录制，都让我去上海和该厂联系、监制。大音乐家黄自先生在苏州举办的一次古乐及昆曲名家、闺秀等的艺术观摩会，派我去录了全部节目（有些古曲今已失传）。为了改进分析声调的仪器，派我去上海找中研院物理所丁西林所长，研制电动画调仪（因抗战发生，此工作停顿）等等。目的很显然是因材施教，要把我培养成语音实验方面的“手脑都干”的材料而不苛求我对传统音韵学的、如古音构拟、韵书校勘等学问的钻研。
    在南京的这一段时期，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令人难忘。我们几个助理每逢星期假日，常到赵师家中“打牙祭”，师母杨步伟的一手好菜，“远近驰名”。李师也常开车带我们郊游，中山陵、燕子矶等处都有我们的游踪。赵师对学生还总是有善必扬，有过能恕。而且一律平等看待，对这些年轻人毫无老师架子。遇到派工作，总是用“可否”的口气，而不是命令。对于扬善如：在湖北调查方言时，除现场由赵师和我们丁、杨、吴、董四助理分点记音外，回所后再据唱片各自检听整理，写出报告初稿。我所记的多为阳新、大冶、嘉鱼、蒲圻等方音比较难懂的点。我因还要担任仪器操作修理等工作，分到的点较少。录音是在临街的旅舍，无隔声设备。我想出个土办法，租了几十床棉被挂在四壁，对销声、隔音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还有些别的“点子”；赵师写调查报告的“总说明”时，竟把这些小事都提到了；还说我承担的点虽少，但那是最难记的点。（这与有些地方但凭写稿字数多少来评成绩的不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出版，封面上是赵师和四位助理并列署名而不用主编字样。对于恕过如：我在一次录音时，插错电压烧坏了线路，要花钱去修。再有我试验改造浪纹计音鼓为电动的，花了不少时间和材料，并未成功。这些赵师毫未责怪。有时反而加以鼓励。在南京时期，我的语音学启蒙师罗常培先生那时是北大教授，还兼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与赵师常有书信讨论调查记音问题，信里常关心我的情况。我虽只作过他半年的学生，可是罗师对我那样的关怀。以及后来的招我归队，都使我毕生难忘的。
    1938年春，我从南京到昆明的第二年，赵师应聘去了美国，史语所因避敌机轰炸搬到郊区龙泉镇的龙头村，我们在一大庙中办公。我仍继续据录音片听记整理湖北及湖南的方言（《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抗战胜利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吴：1948）。湖南的调查较早，我未参加。是凭录音片听写，也完成了两本报告，此稿很久以后在台北出版（吴：1974）。到1940，我因一家五口的生活困难，也辞职去了重庆，另谋他就。从此转徙各地，在学问上当了十五年的“逃兵”。这条音路好不容易自我得之，又自我失之。
    回想这我从一所管教得极严、几乎到了野蛮程度的中学（那是北洋安福系名将徐树铮办的北平成达中学，是四年旧制。完全德式军事管理，建筑如兵营，相当于军官预备学校），一下子来到了几乎全部照搬美国大学的管理制度的、二十年“旧制”之遗风未泯的（例如把每个学生都编上一个学号；一年级学生刚一进校，就得乖乖地吃一顿二年级老生的“杀威棒”（“拖尸”toss，几个人抬起你来多次向上抛）、以及自由空气很浓的清华大学，真象到了另一世界。特别是图书馆，当时是可让学生入库自行翻阅。我正如《天方夜谈》里的阿拉亭进了宝窟，看花了眼。诸如野史闲书，三教九流，都感兴趣，常是进去大半天不出来。我那时什么都想涉猎，其爱好之广泛、思想之庞杂可知。结果是转了三系，弄到哪样也不精。到史语所后，总算收了心，只干一行，但仍是兴趣太广，工作性质也比较分散，对专业也就浅尝辄止，不过对学问的门径，总算是逐渐由杂而专，有了目标了。我这一阶段的经历是够复杂的。从年轻时的好奇和好动，总想“望尽天涯”；求学时，语文之外，又学了些自然科学、工程实习。在史语所有了一段语音实验的训练。到昆明后，又因我在校干过出版业务，就在工余同几位同好办起《西南边疆》半月刊，内容包括西南少数民族的史地、民俗、语言、文化等的调查研究。当时学术机关和院校云集昆明，投稿者不乏知名之士（如楚图南、凌纯声等）。我担任责编和经理，也写点有关语言学的文章（吴：1938a，b）。“失路”后，又干过影音教材的编制，科学仪器的进口，乃至报社记者等等。初未料到，这些知识和经验都为后来开展《实验语音学》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基础。（元任师在美的大学本科是数学，得博士是哲学，博士后又当上物理学讲师，最后成为语言和作曲两门的大师。这也是一个博而返约的例子。他的路子和方桂师的始终专门语言学完全不同。不过李师以山西人而能唱昆曲，并精于拍曲和吹笛，也不是死守一门的）。

    三、 铺路  1956-1965
   
    这一阶段又可分成“归路”、“问路”和“铺路”。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大进军”，又在语言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的大前提下，我应罗常培师之召，由上海调来中国科学院（现改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此归了队。罗师是语言所的所长。到所后，即参加推广普通话工作，担任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与教育部合办）的语音课，第一次编写了语音学教材。并为普查和促进各地教育当局调查本省方言，方-普语音对比，来推广普通话的工作，由我偕同一位助研奔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十个省会了解情况，讨论培训方案，解决师资等问题，回来写成一份普查报告对各地的推广人力，工作质量等提出一些建议，作为当局今后的参考。
    罗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初就看到当时的语言学界对语音的分析，往往是“蔽于成见”、“囿于方音”；“每致考古功多，审音功浅”；而号召应该开展语音实验，可以“解决积疑，以补听官之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北大接替了刘复先生的“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工作，来语言所后招我归队，就是要我专搞语音实验。正巧我来所次年，有个中-捷双方科学院交换学者的名额，就派我去捷克“考察”实验语音学，为期一年。我到捷后先在布拉格的科学院捷语研究所，及查尔斯大学语音系进修，后又被介绍到其他几个单位去取经。我到捷不久，就发现那里的言语声学的水平与英、美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设备也多已过时。那时我国与英美未建交，而北欧诸国在此方面有一定的水平，而且西方的资料和设备也都具备。于是又获批准转赴瑞典、丹麦，向当地院校考察学习。在去两国之前，还到了东德的汉堡大学英语系，考察他们的实验室设备。这一阶段主要是“问路”，以备回来后开展实验语音学的科研和培训工作，也就是为未来的现代语音学“铺路”。
    以下略述在各地的学习考察情况。
    ⒈ 捷克斯洛伐克
    布拉格：捷克科学院捷语研究所    他们的两位助教，根据美国的声学杂志及其他渠道的资料，与嗓音矫治医院合作，拍摄发音的X光照片，又同泰斯拉无线电厂的工程师合作，在一般的静态频谱仪上，加装自动控制，用于捷语语音的频谱分析，得出了精密度较高的元音和辅音的声学图谱。他们还介绍了不少关于语音分析的的资料。后来我发表的“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频铺分析及共振峰的测算”（载于《声学学报第》期，1964）即以他们的方法为基础而加以发展的。
    查尔斯大学语音系    主任哈拉教授在欧洲当时是语音学的前辈，对 X光照相应用于发音舌位的分析，研究有素。他对我很友好，他和我国的语言学前辈刘复（半农）博士是同窗，都是保尔巴西的学生。他听说我同刘先生有忘年之交，就倍感亲切。他年事已高，还耐心教我练习 X光照相的分析和描图。后来我编著的《普通话发音图谱》中的 X光舌位图，就是以他的方法为基础，而有所改进的。
    哈拉教授的办公室很大，四壁全是图书。其中还有些百年珍本。都无私借给我。他有时不上班，为便利我查阅书刊，竟把办公室钥匙交给我，任我随时自取。在这里我找到不少名著或珍本，如：语音实验的鼻祖、斯克里泼契尔的《实验语音学研究》（1906）；声学祖师、海尔姆荷兹的《声学教程》（1863）；布拉格学派创始人、特鲁别茨柯依的《音系学原理》（1963）；茨维尔纳的《音系学和语音学》（1963）等等，都让我借来复制。
    捷克科学院语言音档库    捷科院捷语所的方言调查工作，因民族众多，语言复杂，调查工作做得很周密。田野调查主要用口头和图画询问，少用文本。图画特别着重各民族的亲属称谓、身体动作、山川房屋、耕耘渔猎、生活用品，及一切风俗活动等等。各图均注有标准捷语，分类成册，调查时即用此册在图旁记音，有缺就补充，并都录有唱片。我在库中见到的就有好几千张。按地区内容编号与画册一起上架。这批资料不但对语言学有用，对民俗学研究也极有价值。（我带回一批调查方言的画册，作我们的参考；并有文介绍其方法，载《中国语文》，1958年2期）。
    捷克工业图书馆    在市中心，距大学不远，我经常去查阅资料。馆长很热忱地帮我查目录，并介绍其一切措施制度。此馆的的管理和服务，即欧美大图书馆也是少见的。主要有这几点： ⑴ 此馆专藏世界各种科技期刊。每篇论文均编录摘要，登在卡片，一式三份，分类归档（该馆有专写摘要的工作人员）。⑵外国原版期刊，按政府严格节汇的规定，只订购一份。各单位需用的资料，全部由该馆复制胶卷或照片来供应。⑶为满足有关单位能阅读原版。新刊一到，即按批准单位的名单由本馆送达，依次传阅，每家限一周递传给下家。不必送回，以节时间。逾期不传的重罚，或取消借阅资格。因是法律规定，无敢或违。（我见见过这名单，约有五十家）。⑷该馆是开架阅览，但地下室为禁区。我获准参观。见有大量的中国影印的外文刊物。馆长说，要感谢中国的援助，使能节省外汇。我带回的资料，有许多是该馆复印的。例如：我想要找制作记调器和切音机的技术资料，就查分类卡片，在“录音技术”和“声调提取”的导片下，居然找到不只一种杂志（有的还是科技工厂的内部技术报告）有此资料，不但有文章，而且有线路图。后来我们实验室就参考这些复印件试制成功。这在别的图书馆恐怕是难以办到的。
    布尔诺：布尔诺大学语音系    布尔诺在捷克西北部，以每年在此举行欧洲最大的工业博览会而著名。大学的工科也是有名的。我到该系是学习频谱分析方法。当时大多数实验室分析声波、转换为频谱、得出共振峰值的办法，由于频谱仪之类的仪器还未普及，都只能用傅立叶分解的计算法来求。此大学的语音系用此方法。是哈拉教授建议我去学的。他们的实验室也就是教室，有一系列的浪纹计，和哈拉的，及我们实验室所“保存”刘复先生所留下的相同，看来他们都是传自法国的。这种计算法由十八世纪数学家约瑟夫·傅立叶所发明，通用于物理学方面，用于语音，就纠正了人们一向拿谐波峰值当做元音共振峰的错误。此法虽较为原始（分析一个元音的声波就得花上两小时）；但是现代的高级语音分析仪器，绝大多数还是用此原理来产生共振峰包络的。对我来说，学习一番，对从根本上认识元音的声学结构是有益的。所以后来我在1964年提出的一种用几何原理测算共振峰的公式，是在此打下的基础的。
（吴：1964）。
    《布拉格学派》：是功能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其代表集体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创始人之一特鲁别茨科伊以其音系学理论著称。他的及门弟子、学派的继承人、德恩卡和龙波特尔等教师，就在查尔斯大学任教。此学会自1929-1939，出版过八卷学会学报，早已成为世界孤本。我们研究所只藏有五卷，所缺三卷无从补配。我在布拉格旧书店中找到一套，索价很高，也不零售。后来在哈拉的藏书中找到，就将所缺各册拍成微片，回来放大装订成册，替我们图书馆配齐了。
    我在捷克呆的时间，除了去北欧的三个月，实际上只有大半年。专业进修之外，还被安排学习捷语四个月，并按照捷科院对外待遇，用两个星期派车由一位助教陪同，作全国旅行。南至多瑙河边的斯洛发克首都布拉基斯拉瓦，北至塔特拉山，访问了十几处城市。那年暑期，哈拉教授在卡洛瓦伐利（译意为“查尔大帝之谷，著名的国际电影节每年在此举行）温泉休假，还特别邀我去住几天，得以同这位老人亲切交谈。
    我在捷克的所见所闻，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考之处。总印象是全国一致的高度科学化、效率化和节约化。（一般工业制造设计上的统一和节约，使我难以想象。例如商店里卖出的硬纸板旅行箱上的锁极为简单，全国只有一种型号，持有此箱者都能互相开启。我纳闷地问他们这怎能保险?他们说这不过是个形式，因全国无盗窃。他们的许多家电和小工具等都很齐全，但型号却是全国统一的。这些感受，我曾有“看看人家怎样办科学”的短文，载在《中国语文》1957，11期。）捷克当时在东欧诸国中，是完全施行社会主义的。他们与我国也很友好。所以我在那里的学习访问都备受很好的安排。
    ⒉ 瑞典
    斯多哥尔摩：皇家理工学院电讯工程研究所    我到北欧进修的主要目标，是到这个研究所向该所的方特工程师学习言语声学。因为我在出国之前，就看到方特在他的研究所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近代言语声学研究的仪器和方法》（此文后来在1958年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上宣读。）他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言语声学仪器和其在语音分析上的应用。我读后就觉得要从事语音分析实验，必须先学言语声学。捷克既缺乏这样的设备，西方也不可能去，瑞典就是目的地了。我到捷后随即申请国内批准，并与瑞方联系。我于1958年春到瑞京斯多哥尔摩。典皇家理工学院校园和建筑都有古老的历史，方特的实验室并不大，两间大房间堆满了他们自己研制的设备，和少数进口仪器，研究人员只有五六人，挤在仪器堆中办公。并不象国内所见的那样宽绰。气氛也不同，这个小集体就是一个家庭。我在此实验室实习了一个月。那里还有一名来此进修的美国学者，教我操作语图仪。他们这间实验室是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的，许多仪器都是利用简单经济的材料自制的，却起了大作用。他们的勤俭办科学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极。这就为我们此后自己建立实验室提供了极好的榜样。
    方特教授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锝博士的。他的实验室在言语声学分析方面，是比较完备的。他们自制的语音合成电路装置，在当时就比英美先进。那时的语音合成研究，已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里柏尔门，用透明片描出共振峰的图型还音器，通过光电管拾音，可以发出各种元音和辅音，并可“说出”短句。但描图很费事。（不过他因此而发现辅音元音间过渡音的规律，为日后协同发音的研究奠定基础，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又有英国爱丁堡大学斯蒂文斯等的多声道合成器，已能用并列参量电路来模拟成句的语音。方特对元音声源素有研究，在日本千叶勉早期发表的《元音论》中关于声带音的函数算法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因此在他的合成系统中，其声源质量就较能仿真。他制作的合成器有“欧维”系列（OVE 1，OVE 2.）有的已被美国几家研究所采用。特别是机件轻便，不学理工的也容易操作。用此机“说”出的英语，已很象人声了。后来各家的合成装置大有发展，但原理多与此类似。我在他的实验室实习了一个月，很有收获。特别是他把美国克伊公司（KAY）语图仪的说明书和线路图借给我复制，使我能带回，送给一个大学的实验室，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语图仪，打破了美国的封锁禁运。
    乌泼沙拉大学语音系    系主任哈马斯特罗姆教授是实验语音学的先驱者。他在音系学方面，也有创见，如他对语音研究分清“语音的”与“音位的”界限。他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是一体的。他所设计制作的腭位记录照相器，比英国爱丁堡大学语音实验室所创制的更为进步。英国的用电灯泡照明，而他用特制的圆圈式闪光管。我到乌泼沙拉只能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得回斯多哥尔摩。于是他下班后，就让我一人在他办公室干个通宵，我充分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连夜自己涂舌造影，发音拍照，把普通话的辅音、元音的腭位都拍齐了。回国后就根据其原理自行设计了一套装置，并有所革新。我的《普通话发音图谱》中的腭位图，就是用此设备所制的。这样的语音图谱，在当时只有东德出版过德语的一种，但可能由于仪器设计上的问题，还有失真之处。而我们的已加纠正。我们还拍摄了一套口形照相，与 X 光舌位造影和腭位相对应，使每个音都有口外、口内和正面、侧面最完整的立体图型（吴：1963）。
    我在斯多哥尔摩还访问了几处单位，了解他们有关语音处理或语病矫治的情况，如：一所聋哑学校，他们已能用声调显示仪，教会聋童发出表情的语调来。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再有一家诊所，一位喉科医生比攸格伦用自制的装置，摄影机接上喉窥镜和闪光灯源，可以拍摄颤动着的声带。
    瑞典东方博物馆，此馆历史悠久，规模很大，馆长高本汉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五四时代曾到过中国， 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曾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成中文，作为经典著作，在我国语言学界极有影响。他的调查了多处汉语方音来研究《切韵》系统的方法，奠定了我国以切韵系统为纲来调查方言的基础。我到瑞后，他知道我是赵元任先生的助手，就和我国使馆联系，希望能和我见面。这是他第一次会见新中国的同行。他的汉语是山东口音，说得不错。这次会见，除听他介绍该馆情况外，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他给我看一本书，是他所著《汉语分析字典》的中国影印本。他指出这是盗版，说是未经他许可而影印是欠妥的。我当时差点处于被动，但仔细一看，原来是1940年“北平哈佛燕京学社”所印。当即反驳说，这是日寇占领时期的印本，我们怎能负责!他立即道歉。另一是在他馆中有专室陈列西藏寺院里的经堂全景，这是前任馆长、瑞典大盗宝者斯文赫定弄来的。还有整个墓室的几丈长的彩画梁柱，他都搬来了。（当年中国新疆文物的损失，可同莫高窟相比）。他颇为得意，我则抑不住怒火。正巧我见到玻橱里有个小件，标签写作：“不知名的木制品”。我不久前读《文物》杂志，有出土编钟的图，就告诉他，这是钟架的“跗”。并说，“我们解放后的考古发掘工作和以前的不同，文物出土时是一层层仔细发掘，都要摄影，并记录其原来位置，即使腐朽成灰的部件，也知道如何复原。因此我们的博物馆里所陈列的，都能按原样修复。不象以前是可由盗墓人乱掘拆散了卖给外人。这种木质物在地下多数腐朽了，以前很少出土，也许你们从未见过这类原物，那就不知为何物了”。他很惊讶说，你们有这种杂志，我竟不知。我说岂只一种，《文物》是大众读物，还有更专门的呢。这时他骄气已敛，就非常客气地同我约定，以后希望新中国有关方面能介绍他的著作，并互换刊物而别。（这次的经历给了我一个深刻教训，知道在国际上即使是在谈学问，但随时随地都会有斗争。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自己虽不是什么使者，但你是从新中国来的，那时西方对我国还很有偏见，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也差不多就起著文化使者的作用。站稳国格是非常重要的。此后我经历了好些国家，无论是姓“社”或是姓“资”，都不能放松这根弦）。
    斯多哥尔摩大学语音系    我去该系参观他们的音响教学设备。（这类电教设备如今我国已经普及到中小学了，但那时即在西欧也还是希罕的），其特点是教室内除一般的如话筒、耳机之类，还有一座可以移动的隔音小屋，随时可以录音。
    ⒊ 丹麦
    哥本哈根大学语言系    系主任叶尔姆斯列夫，是与布拉格学派抗衡的、西方的《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他以《符号学》的理论研究语音、语法而著名于世。我见他时，代表我们的吕叔湘先生向他致意，得到款待。他介绍他的学生费歇约恩荪助教为我安排一个月的学术活动，并把他的办公室里的图书尽量让我查阅。有趣的是，约恩荪的观点同她老师的不同。叶氏专重理论而不相信实验，因此他的系里毫无实验设备；而她则跟方特交往，迷上了语音的生理和物理的实验。自己没有仪器，就借一位语病医生的实验室来作实验。她为了作声带颤动的微电记录，竟敢自己用肌电计的针刺喉。（据说这是文科学者能做这样实验的第一人）。她在1958年挪威奥斯陆的语言学家会议上，继方特报告之后，也提出一篇长文为：《声学语音学的新技术对语言学的贡献》。她用丰富的语音学知识，把当时传统语音学中，对元音、辅音、韵律特征、听觉、分段、音位、区别特征等的许多“积疑”的问题，几乎包括语音学的全部内容，根据实验结果，一一予以分析和解答。她对当时有些老语言学家还仅仅满足于习惯在浪纹计上去取得结果，而对新仪器因操作较为复杂就视为畏途，奉劝他们不妨动手亲自作点实验试试。她此文在语言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斯密斯嗓音矫治研究所    司旺德。斯密斯医生是一位很有创造发明的嗓音矫治和聋哑儿童学语专家，约恩荪带我去他那里作实验。他家有一地下室，约有一百平米，成了实验室兼车间。那里的声学仪器应有尽有，包括丹麦的布吕尔克依尔（闻名世界的声学仪器研究制造厂，通称BK）的频谱仪和测声设备；以及美国克依公司的语图仪。他用高速摄影技术研究声带发音的规律，并拍成科教电影；据此自制了摹拟声带的橡皮哨子，用微型鼓风机来吹使颤动（也可用口吹），并调节哨子边缘（与声带极相似）的宽度与拉力，而发出不同高低的声调，同时也拍成电影。放映出来和真声带比较。当时西方如美、德等国，也已有了声带的高速电影片，不过那都是拍的真声带。他这是用橡胶模拟件拍摄，随时可以改变拉力和厚薄等参数，给出不同的生理与声学关系的数据，来研究声带的活动规律，论断就更有说服力。他训练天聋的哑童说话（天聋者必然是因无法听音学语而成哑，但器官无病），编出成套的词句，一面用小鼓打着特定的节拍，一面教着说，然后让哑童自己打着鼓练习。选词的音节结构是根据语音学原理编制的。发音部位由显到隐；发音方法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据说练习三个月就有效果。（斯密斯送我一套影片和几个哨子）。
    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去瑞典前，先到东德，在东柏林的汉堡大学的英语系，向法雅教授学习她们所设计的语音教学和练习的录放音机。两台专业用的磁带录音机联用，可以做很多的语音分析和切分、听辨等实验。她派助教伊沃帮我实习了一个月。汉堡大学历史悠久，言语声学鼻祖海尔姆荷而兹就在此工作过，校中有他的铜像。
    我这次出国考察进修共十个月，到了四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而且都是王国）各半，可以说，对当时国际上语音学者的成果概况，有了个轮廓。通过自己参加实验的体会，已大致明了语音的生理和声学的特征和解决问题的实验手段。这次“取经”，虽为时间和学识所限，未能深入，但收获还是不小的。特别是我所到国家都得到当地的学者和人民热情帮助，其根本原因是新中国站起来了。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学家，在我国解放后除了和我们的使馆人员有过接触外，还是第一次见到由共产主义国家派来的同行，这使他们既好奇又兴奋，问这问那，范围广泛。有一次我在斯多哥尔摩街上，有一位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向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是中国人。他马上举起大拇指，说，毛泽东!就同我握手。这使我非常感动。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能有这种地位吗?（后来我问使馆人员，他们为甚么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回答是因为他看到衣着整齐的就以为是日本人，因为那时中国人来此的多为小贩，外表是较差的）。
    不过，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对中国的解放是有反感，这是不希奇的。我初到瑞典时，高本汉约见前一天，大学语音系来电话说，此次瑞中学者会见是难得的机会，届时将有新闻记者在场采访。我当即向使馆请示。得知最近曾有一我国科研人员被记者访问，次日见报竟修改发言，歪曲事实，造成被动。我立即通知对方，说这次是私人访问，不同意记者到场，否则请取消会见。结果是取消了记者的采访。未造成意外问题。
    这次出访，带回的资料实物及复制胶片等，足够我们好几年消化的。我于1958年的六月回国，就得到组织上支持，在“推广普通话”的鲜明旗帜下，着手建立实验室，培训新队伍，根据实验结果，撰写论文报告，开始为我国的现代语音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实用化，做一番“铺路”的工作。不过，在消化材料和设法应用中，也发现所得的资料虽然有许多是有共性的，但绝大部分是印欧语系的成果；应用于汉语的分析还是有许多隔阂的，还需要自立规则。于是加强了普通话的研究和实验。这一段时间到1965为止，六七年中，我和语音组（当时还未成立语音室）的同人编写的著作有：《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包括语音的生理、声学的实验方法、及普通话的元音、辅音、声调的分析研究等共六卷，文字约三十万，图表约三百幅（未出版）。并为了普及实验语音学知识，用“齐鲁”笔名，发表了“谈谈现代语音实验方法”（吴：1961）。把当时所见西方有关文献中可用于汉语语音分析的资料，都尽量介绍了。同时又拍摄了普通话全部语音的发音X光图片，与腭位及口形的照相对照，成为三维的发音图谱（周、吴：1963a）。
    这一阶段写出的论文有：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频谱分析及共振峰的测算。当时国内的通讯技术单位已经认识到：元音的特性系由共振峰的频率决定；但因还没有引进三维的声谱仪（如“语图仪”），只能用二维的频率分析仪测得强谐峰的数据，很有误差。我根据在捷克所学量算共振峰值的原理，用平面几何的模拟方法，设计出一套由强谐峰值换算为共振峰值的简单公式，在引进美国语图仪之前，使这个算法得到应用（吴：1964）。又，上文提到我从瑞典带回图纸试制语图仪的情况，为了让国内对语图仪器有更为具体的了解，特根据在国外所得的、研究所室和一些工厂发表的或内部的技术资料（主要得自捷克工业图书馆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写成：一种分析语音的重要仪器---语图仪综述。文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国际上试制和生产的不同型式三维声谱仪的设计方案，提供图表，并评价其用途及优缺点（吴：1963b）。同时还参考了国外资料，由本实验室的林茂灿同志，试制成国内的第一台音高分析器，为普通话的声调研究完成了大量的分析和记录。这些工作，在当时是起了一点铺路的作用的。

    四、上路 1975——

    上文说到1965年为止，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情况，一切工作停顿了十年。恢复工作以后，除补充知识外，并开始培育新生力量。1978-1979年度，我受北京大学中文系林焘教授之聘为兼任教授，替北大开设实验语音学的选修班，吸收该系的教师、研究生及外校参加的师生等约四十人。（北大从此建立了语音实验室，并把我们研究所录取的语音专业研究生中，转让一位与北大，派美深造，开展了此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此班的结业生后来差不多有半数从此干了实验语音专业，并都是为所在院校的中文系建立了实验室。其中以北大为最早，其它较有成就并不断有联系者，有上海华东师大和天津南开大学。此期间还有一些军民单位为了工作需要，前来取经或要求代培者，也开过几次短期的培训班。这样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走上实践的道路，并得到教学相长的机会。
    1979年我收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约恩荪教授的邀请，偕同两位同行参加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语音学会议。这是自1958年以后隔绝了二十年的第一次重聚。在会上我见到了捷克的龙波特尔院士（二十年前在布拉格大学见他时是助教，这时又是另一国际语音协会的主席），他上前拥抱，热泪盈眶，因为彼此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动荡生活，万里重逢，备感激动。东道主约恩荪这时是语音系主任（叶尔拇斯列夫故去后由她继任）也是如此地欢然道故。他二人把我们介绍给全体会员，并在理事会上提名推选我为该会议的常设理事会成员，当在闭幕大会上宣布时，就有台北来的三位学者向我道贺，并激动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您的当选，我们与有光荣。”后来我被告知，台湾学者曾三次向该会申请为理事，都未通过，而是把这名额保留给新中国的。那时两岸关系还很隔绝，台北的学者如此表态也是冒了险的。此后该会每四年一届的会议，以及其它同类的国际会议，我差不多都参加了；有个别会议因故未能出席的，也提交了论文。从这次开始，我们的语音实验室就恢复了与国际语音学界的联系，并陆续做到请进来、送出去，为此门学科搭上了桥梁。在这期间对国内有关的学术会议，我们更是经常出席。现在把我出席过的或提交论文的一些重要的国际语音学会议，列举并酌加介绍（国内会议过多，暂略），由此可推知世界语音学发展的“脉搏”，而我们是怎样及时地取得这些信息，来作我们研究方向的参考的。
    1979-1997，我出席或提交论文的国际会议列下：
    1979，第9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丹麦，哥本哈根）。我们恢复了和国际间同行的接触，了解到当时国际上语言学界对实验语音学的应用，已逐渐抬头。在会议上我提出了将布拉格学派的区别特征分析法加以修订，应用于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分析，得到英、瑞同行的关注（吴：1980）。
    1982，第13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东京）。在会议中特辟语调的专题研究小组会，我提出的普通话语调与字调关系的实验论文（吴：1982a，b），确定了二字组连读变调模式在语调中的守恒性，而成为组成语调的基本单元。此论得到日本学者的赞同，并应用于日语声调重音的分析，为此后双方的多次交流奠定了基础。
    1983，第10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荷兰，乌特里序特）。此会的中心议题强调了言语工程学家应和语言学家合作的必要性。我提出的论文，强调了普通话三字组连读变调与语法的关系，并对上声与阳平的特殊变调模式详加介绍。（未出席）（吴：1985）。
    1987，第11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苏联，塔林）。该会议因系在苏联首次召开的与西方联合的国际语音学会议，到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较多，音系学理论的论文占较大的比重。我提出了普通话塞音塞擦音送气与不送气的生理与声学分析的论文，澄清了送气与不送的区别在力度的传统说法，用实验证明了气流在除阻段的活动程序是送气的关键。并和出席该会议的、素以研究送气音著称的印度学者辩论，认为他所分析的塔米尔的送气音根本不同于汉语的送气音，他的实验结果对汉语不适用（吴：1988a）。
    1989，第12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法国，普鲁旺斯）。此会议强调了音系学和语音学不能再分到扬镳了。我提出了普通话双音节中不送气塞音的协同发音模式，明确了其间的逆同化现象（吴；1989b）。
    1990，第1届音声言语处理国际会议（日本，神户）。我提出了普通话三、四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则，特别对上声连读的连锁变调，剖析了从底层到表层的递变，是服从音系的、语音的和语法的三种不同平面的规则的。这就为多字变调的规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吴：1990b）。
    1994，国际韵律特征研讨会议（日本，横滨）。会上各家论文针对各语种不同而韵律的重心也有不同，提出了许多范例。我的论文指出普通话短语调域在不同语气中的守恒性，并用实验证明：多组四声的调域在不同基调中，其旋律关系都是相等的。这就把语调处理的难度减轻了不少。（吴：1994）。
    1995，第13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瑞典，斯多哥尔摩）。该会议主题强调了语音学在语言学中的独立性。此次提交的论文有关言语处理的较过去为多。我提出了普通话不同语气语调可预测性的论文，并指出了韵律三特征在语句中的相互补偿作用，及其搭配规则（未出席）（吴：1995b）
    1997，第1届中日口语处理国际会议（中国，黄山）。提出《全语音标记文本》的设计方案，列举普通话中所有的音段和超音段连读变化的标记。为应用于语音合成建立了规正数据的范例（吴：1997b）。
    1997首届汉城国际语音科学会议（韩国，汉城）。我提出普通话韵律特征的标记文本（未出席）（吴：1996b）。
    从1979以后到最近的二十年中，国际上的语音学研究的动向，据上述各次国际会议的出席参加者的成分来看，大致说来，前十年多集中于单纯语音的声学、生理和感知的分析，语言学家参加者还不少。后十年中由于计算机的发展，言语处理工程的技术和理论渐占主要地位，因此参加者以工程技术学者渐成主流，而纯语言学家的比重反而小了。再从课题的内容来看，语音的分析和处理，采样由单词、复词而进到短语、整句；性质由音色、调型而转到韵律、变量； 目标由研究、教学、通讯、语病而集中到合成、识别、文语转换。其中语音变量的处理，合成自然度和识别准确度的提高，尤属重点。反观国内的情况，也在逐渐跟上潮流。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迅速拨正航向，由各自选题而共同攻关。由纯粹科研而转向应用。我自己的二十年来的研究方向也为了计划需要。前十年是致力于普通话的辅音、声调的分析；及新生力量的培训，还多属铺路工作；后十年是把方向转到应用上来。在语音合成上，把已有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计算机程序的编制，帮助同事完成国家课题，通过鉴定，得到好评（杨顺安：《面向声学语音学的普通话语音合成技术》，199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我于1989退休之后，仍继续返聘了八年，我就致力于普通话语调的分析与合成，和作提高合成自然度的实验研究。最近两年，我虽已离岗位，但自问尚有余力，就仍和个别科研单位合作课题或灌输语音知识。在这样的活动中，必须与言语工程界多所接触，对这方面的所需细节就有更多的了解，在实验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新的语音知识，多掌握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这些工作因为时尚浅，以及人员流动等原因，成效还不够大；但由于工程设计方面有了语音学的基础，在处理上的质量自然较前有所提高。这些努力也就没有白费。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真正地上路了。
    综合这一阶段的工作性质，是从研究到实用，已如上述。这期间的进展，可从我这二十年的著述中，看到一条明确而有系统的进程，可以说这是我音路历程的记录。严格说来，这段历程还只能说是我走上音路的起点，因为语音变量的规则及其自动化的处理还在初步阶段；这条音路探索下去是无穷期的。我这二十年中的主要课题的内容，及一些探索的目标，可分为三个阶段：
    ⒈ 前十年中，我主要是致力于实验语音学的介绍和应用，以及普通话语音和声调的分析。有著作三种及论文若干篇。分述如下：
    ⑴《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包括男女两发音人所说四声的两千多音节，按不同声韵母分类，共有816张图版，前有七万多字的总说明及插图多幅。每图都有上下三栏。上为音长和音强的曲线图，中为窄带的调形图，下为宽带的声谱图，在当时为国内外首创的、最完备的普通话声学分析资料（吴：1986）。
    ⑵《实验语音学概要》，此为我和林茂灿联合主编，并和语音研究室同人共同编写、作为高等院校教材的。全书计分：实验语音学史话、物理基础、生理基础、心理基础、元音、辅音、声调、音节和音联、轻重音、区别特征共十章：并有：常用实验仪器的装置和用法、计算机在语音学中的应用、语音合成技术在语音感知研究中的应用等三个附录。这是把过去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实验语音学知识文献继续修订，并增加了不少新材料。内容除尽量介绍国际的有关新资料外，并引用了我实验室所作普通话的生理、声学等实验成果。全书计51万字，插图多幅。此书获1992年国家教委会颁给的“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吴1989a）。
    ⑶《现代汉语语音概要》，这是前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赵金铭等几位教师来同我合作编写、面向普通话对外教学的一本教材。此书的特点是：由于他们具有对外教学的经验，针对留学生学汉语发音的一些难点，内容特别注重口语的发音方法和舌位的描写，以及容易发错的音的纠正。因此除了给予一些必要的实验例证外，还专从一套普通话语音的 X 光电视录像带中，把每个音节发音动程的起始、中途和结尾的舌位形状，复描成连环图，来配合各音的说明。使学生能看图而自行掌握发音的动程。这对于外国学生练习复合元音，以及有些难发的辅音如卷舌音等是有帮助的。此书可以说是语言教师与科研工作者合作的第一次的尝试（吴：1991a）。
    ⑷前十年中从1982 开始，我就把研究力量集中于普通话声调的分析，及其在语句中变化规律的探索。当时国内各有关语音实验研究的单位已经注意到普通话语调的探索。由于语句中的调形和单字调型很有差异，就多从事于语句表层调形的分析，急于建立模式。这样就因变调繁复，人各一词，难有定论。我一开始从实验中既发现二字组调形在不同语句中的稳定性（1982b），就暂时不去赶语调研究的潮流，而潜心致力于短语变调规律的实验，从二字、三字、四字、到五字以上，步步为营，逐渐摸清了语句表层调型的来龙去脉，及变调成因的三平面（语音的、语法的、音系的），订出各底层调型的连锁变调规律，陆续写成普通话二字、三字和四字组合的变调规则和模式的论文或实验报告。分别在国内外会议上宣读或刊物上发表。通过一系列的由简入繁的实验，搞清楚了普通话语句中许多表层调形的变体，并不属于一般所认为的“语调”的性质，而仍是二字组合以上的、短语连读的、有规律的变调。这类的变调在不同语气中除有时略有变形外，其格局基本上是守恒的，可以给定规则或建立规正的模式，来应用于言语处理工程，而不致被繁复的所谓“语调”的表层形式所迷惑（吴：1982a、b，1985，1988b，1990b、c）。这一段时期，除声调外还作了普通话辅音及音系分析的实验研究，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应用于教学和合成方面（吴：1980，1984，1988a，1989b，1990a，1991b，1992）。
    ⒉ 后十年的研究约可分为前后两阶段。
    ⑴ 后十年前段的六七年，在前十年的短语变调研究基础上，进而着手研究语句的变调。从多次的实验中发现一个重要规律，语句中的调变，主要是由调值（基调）的高低变动，来表达感情的起伏或逻辑的重轻的。这样，在许多语句中的核心短语，其基调是抬高了，而连读变调的格局基本不变。这使我想起赵元任先生关于语调的论述。经过再度研读赵师的若干著作之后，发现他在早期的语法和语调的论著中，早已点明了这个问题。不过只有寥寥数语，而且比较分散，就一向未被人注意。他在1932年论汉英语调对比的一篇论文中说：“（汉语的）任一词在任一语调中说出时，都不会丧失它的词性区别；语调只能表达语气、情调、用途等等。“后来他在1968年的汉语语法书中，举了北京话的13种语调，其中对先扬后抑语调的变化说：“（汉语）只是基调的差别，而不是象英语那样上升或下降的曲线”（吴：1996c）。他很清楚地指出：词调在语调中是永远保持其词义的；语调只是表达语气和情感的。在当时录音和分析工具都很差的条件下，他未能用实验来阐明他的这些论点，但已有这样的见地。如今在我们的现代化实验中都完全证实了。
    现在再来研究基调的问题，结论是：基调就是说话人在平叙句中的四声格局的平均调值。此调值在不同语句中，可以抬高或落低，但不改变其四声的格局（曲线）。据此我提出了一套分析语调的新方法，将基调作“移调”（音乐名词，俗称“转调”）的处理，而不改变其格局。同时并将通行的频率计量改为乐律音阶的计量，这就起了规正数据的作用，而使计算大为简化（吴：1993）。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移调之后，调域是否会有改变。经过一系列实验，证明在平叙句的各短语中，不同说话人各自的四声调域，以乐律音阶计量是恒定的。（吴：1994）。只有在语句中，由于语气变化，其语调需要特别加强或减弱时，基调就会移高或移低，于是调域也跟着展宽或压缩。同时，又证明在语气的变动时，承担功能的不只是声调，轻重和长短也起着相互依存或制约的作用，这就是韵律特征的全部成员都是语调的组成成分，研究语调就不能不把韵律三特征合并考虑。（吴：1995a，b）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为解决语调的积疑拓开一条康庄的路，所剩的就是再作大量的采样、实验和统计，来建立规则和模型了。
    ⑵ 后十年的后段到现在，才只有两三年，为了环境的需要，同时我以退休的身分也能自由选题，就同科研单位合作，把我的研究方向转到语音学在合成上的应用来。当前各单位的语音合成系统，主要是采用语料库中的单字或成词的拼接法，由于这些字词根本是录音，合成质量的问题还不大；但一遇到语库未收的词，或短语中和短语间的连读，对协同发音现象的合成，就难于达到满意的自然度。因此目前合成的水平，大都到了一个阶段就很难提高。直到最近，有的单位把大规模的语料库应用于合成和识别系统，语音质量大有改善。也就是说，短语中的协同发音质量可无问题，但成句语音的处理，仍是要以语音分析的规律为依据的。这些年来，我一方面是尽量运用语音实验的成果，在合成系统上验证协同发音的规律，建立规则，并设计出一套用于合成的全语音标记符号，为提高合成的自然度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探索“人-机对话”领域的理论基础，为合成（同时也为识别）系统的高级阶段（即表达语气和表情的阶段）提供指导方向。这些工作，前者是治标，后者是治本。目前有的已为文发表，有的正在进行。已发表的有关于普通话韵律标记和全语音标记的设计和举例（吴：1996b，1997b）；普通话四字组韵律变量处理规则（吴：1998b）； 普通话音段协同发音变量的规正处理（吴：1998a）；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吴：1997c）； 用乐律单位处理语调的新方法及理论（吴：1997a）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于普通话合成中音段和语调处理问题及其前景的几篇论文（吴：1998a、b、c）。

    五、遥路：音路的回顾与前瞻

    现在从我过去所走过的音路来看，这条路也基本上是国际语音学发展的道路。同时，并根据国内的需要，衡量自己的力量，而逐步调整我们的研究步伐。例如早期我们只限于做普通话单音节的生理和声学的特征的分析，然后是双音节、多音节的变调规律，然后是语调和韵律的综合研究。语音项目由元音、辅音而音节。声调项目由字调、词调而语调。分析的特征由音段而韵律。研究方式由自定的学术研讨到向外的应用合作。课题由语音分析而语音合成。研究队伍从文理分家而渐趋合作。我们实验室早在六十年代对研究人员就已文理兼收了。不过近来因这门学科发展较快，各方好象又有文理分家的倾向了。一来是因为语音分析和处理的技术越来越高精，操作越来越复杂，文科专业的人材已难于跟上了。二来是最近国际上在识别和合成方面，由于大规模语料库的建成，统计方法和建库学问的进展，成果的准确度和自然度越来越高，言语工程方面似乎已不太需要语音学的知识来帮忙了。这在科技发展的规律上是可喜的、也是必然的。这就等于现代化的战术已达高度的自动化和立体化，前几年还是最先进的武器现在不得不退役了。话虽如此，但语言音变的规律不是那样简单的，还有不少问题尚待开发；何况语库的容量越大，就越需要语言学和语音学的新知识来设计，来管理；高等院校中的文科还是很需要在这方面多作课程的安排，和人才的培养的。
    对我自己来说，退休后仍不愿放弃这项工作，亲友们常常善意地劝我：这把年纪了，还干什么？我自问以眼前的身心条件，还未失去工作能力。而且汉语语音处理的难题目前已有解决的曙光，退居后少了杂事干扰，更该用更浓厚的兴趣接着干下去。王力师自署《龙虫并雕斋》，他在一篇《自叙》中曾说，自己的学问只能说是雕虫，也想雕龙，但结果是：“雕龙不成反类蛇，不过是条长蛇”。王师指的是音韵学的深浅。我现在可以把研究传统语法学和音韵学比作雕龙，把研究现代语音学、特别是实验语音学比作雕虫（刘复先生自谓搞语音实验是钉钉敲敲的小道，而几十年来汉语学术界一般也有此看法）。不过。此行只要钻进去之后，方知这条虫是够长的，也不是那么容易雕的。罗常培师在三十年代初就号召语言学界要开展语音实验，他说当前的音韵学界是：“考古功多，审音功浅”；要“解决积疑，可资实验以补听官之缺”。我干了这些年的实验，总算多少能帮助口耳来解决了若干积疑了；不过要想把这条虫雕得像真，还得在这条音路上，继续朝着这遥遥在望的“衡宇”而“载欣载奔”。（陶渊明语）
    我前年退聘时曾有诗述怀，其中有两句可说明我对这遥远的音路的心愿：
    “未作”吾衰“叹，宁甘”伏枥“养! 退居无三径；笔耕有沃壤。”
照我这年纪，这片沃壤还能耕几年，是不该有奢望的。屈原的《离骚》有言：“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羲和的太阳之车是无人能留得住的，但是望着西山也不必紧迫，音路是漫长而遥远，但能耕一尺一寸就有一尺一寸的收获。还是值得去上下求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