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论（二）方言词

王义然

方  言  论（二）

王义然

二、方言词

        1、《方言》中的方言。翻阅《康熙字典》，常见源自《扬子·方言》的引文。《扬子·方言》即汉代流传下来的《方言》一书，全名原为《輶（yóu）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因为历史上学界无据推定其为汉代学者杨雄所撰，故有《扬子·方言》之称。这里列示其中三条有代表性的释文，从中分析归纳全书主旨。

      《方言》第八卷第一词条，全文是：“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于纤。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

      《方言》第八卷第五词条，全文是：“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貕，吴扬之间谓之猪子。其槛及蓐曰橧。”

      《方言》第四卷第三词条，全文是：“汗襦，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褕。自关而西或谓之袛裯。自关而东谓之甲襦。陈、魏、宋、楚之间谓之襜襦，或谓之襌襦。”

      细看这三条释文可知，在汉代中华大地上，老虎这种动物就有“虎、李父、李耳、于纤、伯都”等多个不同的名字；猪这种动物也有“猪、彘、豕、豚、豭（jiā）、豨（xī）、貕（xī）”等多个不同的称谓；贴身短褂会被叫做“汗襦、褕、袛裯（dīdāo）、甲襦、襜襦、襌襦”等等。

      只要把《方言》中的方言与本文的五条方言词实例稍作比较，就很容易看出，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这是古今汉语的共通之处。《方言》一书的基本解释方法，就是把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比列在一起，并指明各自出处。固可概括地说，《方言》所展示的方言现象，都属于方言词的范畴。

      2、方言词的概念及本质。 所谓方言词就是指不能通行全国，仅在有限地域范围内适用的词。语言约定有原生与次生（用已有约定组合而成的约定）之别，所以，方言词也有原生与次生之异。本文着重论述原生的方言词，也就是人们开始用特定音节命名特定事物时产生的方言词。

      原生方言词一般表现为单音节词。有少数多音节方言词也属于原生，如“旮旯、腌臜、忐忑、尴尬、囫囵”等等。区分这类方言词的明显标志，就是词语中的单个汉字没有独立的字义，因而不能单独使用。

      在国人的语言实践中，同一表达对象在不同地区被用不同的音节去命名，赋予不同的称谓，这就是原生方言词的本质。如前面的例子，在古代，老虎这一表达对象就有“虎、李父、李耳、于纤、伯都”等不同的称谓。这些不同称谓都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分别用“hǔ、lǐfù、lǐěr、yúxiān、bǒdū”等音节命名老虎这种动物才形成的。这就是与老虎有关的这些方言词的本质。这一本质告诉我们：

      一个方言词的产生，属于语言发展进程中的随机事件，在用什么音节命名这一表达对象的问题上，全凭始倡者临机随意选取，没有人们共同商讨的余地，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3、方言词的初始状态。 依笔者论述，语言是用口腔发出的声音来表达思想意义的一种约定。一个特定音节与一个特定事物对应关系的确立，标志着一条语言约定（即一个词）的诞生。在人们没有为其确定记录符号（即制造或假借汉字）之前，这一约定只能以口耳相传的单纯语音形式存在，处于单纯口头语言状态。这就是方言词的初始状态。事实上，有很多方言词一直处于这样没有文字记载的初始状态。如笔者故乡诸城话中的“包团（轻声）、多当（轻声）、方古（轻声）热、振拔（轻声）凉”等等，这些词语从产生那时起，就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在人们的口语中使用，只有口头语言，没有书面形式。因为没有人为之制造或假借相应的汉字(这里是笔者临时使用假借字表达)，难以进行异地广泛传播，所以，这些词语只能长期甚至永远滞留在初始状态，在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找不到它们的踪迹。所以，这类词语虽在本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但若到远离故土的外地去使用，便似对牛弹琴。

      据笔者所知，在中华大地，至今仍处于初始状态的方言词，遍布全国，难以量计。

      4、方言词的书面形式。 不难理解，只有人们为记录方言词制造或假借了相应汉字之后，方言词才会有书面形式。所以，这种书面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方言专用字，一种是方言假借字。

      方言专用字是人们为记录方言词专门制造的汉字，一般都具有表义功能。例如“屲”字，义为山上斜坡。按字形结构，它应属于会意字。“山”字上面的横撇是斜坡的象形符号，此字是以“山”字与其上部的横撇二者会意，表达山上斜坡这个意思。这个字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的耙子屲、水沟屲等地名中使用，显然是当地人在语言实践中用音节wà命名山上斜坡这一事物，并为这种方言称谓制造了一个表义的专用字“屲”。

      记录原生多音节方言词，常用方言专用字，如“旮旯、腌臜、忐忑、尴尬、囫囵”等就是典型例子。

      方言假借字就是假借其读音来记录方言词的汉字。选定方言假借字的唯一条件，就是其读音必须与方言词中的对应音节相一致。所以，方言假借字的字义与它所记录的词义会毫不相干。如在古楚方言中，把老虎称作於菟。这里，“於菟”二字的字义与老虎这种动物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它们记录的只是这个方言词的语音方面，是道地的方言假借字。人们用wūtǔ这两个音节命名老虎这种动物，又按照读“於”如“乌”的方言读音假借了“於菟”二字作为记录这一称谓的符号，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在方言词的两种书面形式中，应当特别注意识别的是方言假借字。由于对词语用字的片面认识，在解释词语时，人们习惯于以字义推求词义，而方言假借字的字义与它所记录的词义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在对典籍作疏、注、训、释时，如不能正确识别，就会曲解词义，背离原著，出现不应有的偏差。如《诗经·国风·邶风》中有《式微》篇，原文如下：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对诗中“式微”一词的含义，经学家多从“式、微”二字的字义上去附会：把“式”字解释为发语词、助词，把“微”字解释为日光衰微、通“昧”、昏黑之义。所以，“式微”一词的含义就变成“天黑了”。而对诗中“微君”一词中的“微”字又解释其义为“非”，于是“微君之故”的意思就成了“若非君主的缘故”，通篇表达的是天黑了，君主迟迟不归，自己陪着受罪。

      对以上解释，笔者早有存疑，既然《式微》属于《国风》，当从民间采风而来，怎么会涉及君主呢。直至1982年，笔者在菏泽检察分院经济检察科工作，才见科长经常使用“式微（轻声）”一词批评那些办事拖拉、行动迟缓的同事。老科长是郓城县人，他的同乡也都会在同样场合使用“式微”一词。联想到诗经中的《式微》篇，文章不可能在标题中使用发语词、助词之类，典籍中也没有其他用“式”字作发语词的例子。所以，笔者断定：这里的“式微”一词与老科长惯用的“式微（轻声）”的含义是一样的，属于同一个方言词；其词义为“磨蹭、拖拉、行动迟缓”；“式、微”二字属于方言假借字；“式微”一词中的“微”字必须读轻声；诗中的“微君”一词，应视为“式微君”的省略，可译为“式微先生”或“磨蹭先生”；通篇表达的是对办事磨磨蹭蹭、迟迟不能踏上归程的同伴的抱怨。

      笔者还认为，就用汉字记录这一方言词而言，“式微”二字替换为“弛为”更合理。因为按照《康熙字典》的标注，“弛”字的读音为：“《广韵》施是切，《集韵》、《韵会》赏是切，《正韵》诗止切，竝音‘豕’。”且这个读音被今字典标注为“旧读shǐ”，如不考虑声调因素，“弛为”二字的读音与“式微”相同，而其字义就是慢慢做的意思，恰能表达这个方言词的本义。反言之，“式微”一词，原本就是“弛、为”两个单音节词的组合，只不过被《式微》篇的作者假借为“式微”二字罢了。

      5、方言词中的轻声与儿化。在汉语实践中有两种语音变体，一种谓之轻声，一种叫作儿化。轻声和儿化都是多音节词末字的读音变化。

      所谓轻声，就是多音节词末字的读音有别于其单字读音，变得既轻又短，一带而过。如常用的“爸爸、妈妈、裤子、袜子、模糊、清楚、忙活、快活”等等，这些词语的末字“爸、妈、子、糊、楚、活”等字，按照国人的语音习惯，都应读轻声。

      在汉语词语中，轻声有时会直接影响词义。如“孙子”、“老子”两词，“子”若读轻声，其词义便分别是指儿子的儿子和狂妄者的自称；若不读轻声，其词义则分别变成了《孙子兵法》的作者和《道德经》的作者，成为一种尊称。类似的，“大学生”一词，如果“生”字读轻声，那就是指年龄较大的学生，如果不读轻声，那就是指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所谓儿化，就是多音节词末字的读音有别于其单字读音，其音尾带有卷舌的不完整的“儿”音。如人们常用的“小孩、小李、小王、小不点”等等，按照国人的语音习惯，这些词语的末字“孩、李、王、点”等字，都不应读其单字读音，而必须读为卷舌的儿化音。

      儿化对汉字的韵类归属有一定影响，使诗歌创作更容易实现押韵。这是因为儿化之后，原本属i、en、ei三韵的字和an、ai两韵的字会分别变为同韵。如“衣、本、杯”三字的儿化音和“韩、孩”二字的儿化音都听不出其韵类归属上的差异，故可同作韵脚。现实中，《东北二人转》的唱词就多用儿化韵。

      轻声字因为读音轻快短促，丢弃了其单字读音本来的声调特征，所以，按照汉语拼音拼写规则，轻声字不标声调。儿化字的音变虽然增添的是不完整的“儿”音，但在现代汉语中，有时为了指明某个字必须儿化，通常在其后添写一个“儿”字。轻声和儿化是方言词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音变现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方言词中的轻声和儿化一般表现为单字轻声和单字儿化，但有时也表现为双字轻声和双字儿化。如在笔者故乡，把蟋蟀叫“土蛰子”，把用锔的方法修理陶瓷器皿的工匠叫“雇路子”，把媒妁之女叫“媒婆子”，把秸秆可用于编织席子的高粱品种叫“席秫秫”等等，这些三音节方言词的末尾两字“蛰子、路子、婆子、秫秫”等，都必须双字同时轻声，读起来，两字紧连，其两个音节长度加起来大致等于一个音节的长度。陕北民歌中的“啦话话”、“几回回”以及人们平常说的江湖上的“小混混”等，则都必须双字同时儿化。

      二是轻声和儿化既可单独出现，即只轻声或只儿化；又可合并出现，即既轻声又儿化。如前面提及的诸城方言中的“包团”一词，在用以表达人有某种疾病的意思时，其中的“团”字，既轻声又儿化；而在用以表达事物有缺陷的意思时，其中的“团”字则只轻声，不儿化。而前面例子中的“啦话话”、“几回回”、“小混混”等则属于双字同时既轻声又儿化。

      6、方言词与同义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交际范围的逐步扩大，同一表达对象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称谓被人们互相了解认同，彼此兼容共通，使本来的方言词，跳出了方言的窠臼，进化为可以通行全国、可以互相替代的同义词。如“猪”这种动物有“猪、彘、豕、豚”等几个不同的称谓，“狗”这种动物也有“狗、犬、獒”等几个不同的名字。这些不同的称谓和名字本来都属于方言词。但是，因为这些词语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应用，已被国人熟练掌握，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可以通用互换，所以，这些本来的方言词都已经变成举世公认的同义词了。

      汉语学习和应用实践告诉我们，很多词语都有一大堆同义词。这是汉语融多种方言于一炉的真实写照。如人们熟知的“荷花”一词就有“莲花、芙蕖、芙蓉、菡萏”等好几个。《诗经》中的“芣苢”就是中草药“车前子”，一些地方土话还称之为“蛤蟆草、牛舌棵”等等。正是多种方言称谓互相侵染融汇，才形成了这许多同义词。或者反过来说，所有同义词的前身都是方言词。

      7、方言词与文字训诂。 博览字书可知，古代字书解释字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同义互注。如：

      《尔雅·释草》“荷”字注：“荷，芙渠。”

      《博雅》“菡萏”注：“菡萏，芙蓉也。”

      《方言》“猪”字注：“猪，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

      《說文解字》“豕”字注：“彘也。”“彘”字注：“豕也。”

      一看便知，所有上述有关字义的注释都属同义互注。前已论及，同义词是由方言词进化而来的，所以同义互注的本质就是方言互注，即用一种方言称谓解释另一种方言称谓。

      方言词在文字训诂中的作用显而易见。试想，如若没有方言词，也就没有大量的同义词，汉语的词语解释这一复杂工程将难以起步，字书的产生很难说将推迟到什么年代。

      8、方言词与汉语词汇。 笔者曾论证，汉语约定以单音节命名为基础，绝大多数多音节词均由单音节词复合而成。细析多音节词的结构可见，同义叠加是国人惯用的构词方法。如“崇高、伟大、遥远、宽广、长久、短暂”等等，都是同义叠加构成的。同义词源于方言词，所以，同义叠加的本质是方言叠加。

      另外，由于大量单音节方言词转化为同义词，为人们用各种方法构词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构词时表达同一意义可有多个不同的选择，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多彩。如在与狗有关的成语中，有把“狗”叫作“犬”的“桀犬吠尧、蜀犬吠日、鸡犬不宁、鸡鸣犬吠”之类，也有直呼“狗”为“狗”的“狗彘不如、狗仗人势、鼠窃狗偷、鸡飞狗跳”等等。

      试想，如若没有方言，也就没有同义词的存在，任何表达对象都只有一个称谓，猪只能叫作“猪”，狗也只能称为“狗”，汉语词汇将是何等贫乏。方言词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不竭之源。

      9、方言词与诗词创作。 笔者曾论述，由于汉语约定只用开音节，不用闭音节，使每个汉字都可作韵脚，使汉语具备了可押韵的特性，产生了押韵这种修辞方法；四声调的区别意义，使汉字读音有了平仄之分，孕育出对仗这种修辞方法。押韵和对仗这两种修辞方法，都是汉语独具的音韵表达方式。只要有一点诗词创作的实践，定有切身体会，无论是寻求押韵还是追求对仗，都离不开同义替换这一重要手法，即通过义同音异的字相互替换来实现押韵或对仗。显然，同义替换的实质就是方言替换。正因为汉语是融多种方言于一炉的产物，几乎每个字都可找到义同音异的替换对象，使同义替换的实现轻而易举，所以才会有既讲究押韵又讲究对仗的华夏诗词样式的涌现。

试想，如若没有方言，也就没有义同音异的字存在，押韵和对仗这两种修辞方法就很难形成，历史上那些光彩夺目的既押韵又对仗的诗词作品也将无以产生。

      另外，方言词，特别是那些比较冷僻的方言词，还可为诗词作品增添异彩。如鲁迅先生有一首解释自己怜子之情的小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几看小於菟。”前已论及，“於菟”一词，是古楚方言中对老虎的称谓。正是这一冷僻的方言词的运用，使这首意在以虎喻人的小诗，言虎而不见“虎”字，平添了不少含蓄与典雅。

      10、方言词的困囿与沉淀。 所谓方言词的困囿，是指很多方言词从产生那天起，其流行范围就一直有限，难以向外扩展。如诸城方言中的“包团”一词，虽然当地人用“bāotuan”这两个音节为“原因不明的疾病”这一事物取了一个名字，但因没有书面形式，名不能见经卷，所以始终囿于诸城市及其周边外延不大的地域范围内，不能广泛传播。放眼全国，大量没有书面形式的方言词都处于这种情况。

      所谓方言词的沉淀，是指有些方言词，虽然古人为之拟定了记录符号，有了书面形式，并且出现在历史典籍中，但随着时代变迁在国人的语言实践中，不再使用，甚至连这些词的产生地也不再使用这些词语了。如与“荷花、莲花”同义的“芙蕖、芙蓉、菡萏”，与车前子同义的“芣苢”，与“贴身短衣”同义的“汗襦（rū）、袛（dī）裯（dāo）、襜（chān）褕（yú）、掩汀”等词，虽然都在著名篇章中出现过，但最终还是被人们搁置一旁，变成历史的沉淀。

      方言词的沉淀，使记录这些词的方言专用字也一起被打入冷宫。一个方言词既不被使用，与之相应的方言专用字也便无人问津。有些冷僻字，虽被收入字书，甚至在历史名篇中出现过，但却无人知其音义，只能标注为“音义未详”。这类字肯定都属于沉淀状态的方言专用字。笔者在《康熙字典》中多次见到这样的例子。由川、鄂两省三百多名学者以十年之功编纂的八卷本《汉语大字典》，中有约5000个字属于音未详、义未详或音义未详的情况。2010年出版的第二版又新收入40 个音、义未详字。方言词沉淀的状况可见一斑。

      实践告诉我们，所有词语，都只能在人们的共同应用中获得生命力。一个词，只要在其产生之后，不能被广泛认可和普遍采用，就只能囿于一隅，日渐沉沦，成为历史的沉淀甚至彻底消亡。大量现存的方言词处于困囿状态，人们在异地交流中都不使用也无法使用这些词，所以，方言词虽是方言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经常遇到、更加留意的不是方言词，而是以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