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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刘军宁的“自由”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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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7 16:23: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胡适说“中国从古代以来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刘军宁“说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是错的。没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传统中没有自由的因子,差别只是多与少。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必然要反映到日常行动和文化传统中去。”这种观点错。鲁迅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无论怎样选择都无自由,更不会形成自由传统。

一,天性自由不一定能成为自由传统
自由不等于自然。庄子追求的是“民如野鹿”自然,不是自由。麻雀、大雁“天性自由”,但这自由是动物的本能即“自然”,不是人类的“个性自由”。人的天性自由也是动物本能即“自然”。如:自由地吃饭、自由地睡觉、自由地望天,这些自由在动物中就存在,不是人特有的。自由不是指的自然生活。譬如:个人或一家人隐居于山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不与人接触,“老死不相往来”,“复归于婴儿”,靠自然生活,按道家观点,这是随心所欲的自由,可是,离群索居已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何谈自由?把离群索居或把婴儿的活动当自由是可笑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孤独不过是“举杯邀明月”的孤芳自赏。

契约文明所说的自由,是指的契约(制度)化的个人权利。华人自古以来就没有平等的契约权利意识,只有单向度义务,何来文明社会的自由的概念?蒋庆说:“中国决不缺乏人格自由精神”。“明代王阳明先生造就了一批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显然,这是(胡适式的)以偏概全。任何社会都有敢于反抗主流的高人奇士,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古代中国不是举目均是俯伏在宗法专制统治者面前的臣民。20世纪以来,提倡儒学的方家往往有个通病:把古代思想家写在纸上的东西混同于当时的实际。中国历史的实际是:明代是中国的专制统治的颠峰,思想僵化,无力创新并实现社会转型。按蒋庆的说法,“1912年以后,传统的经典教育在国民教育中被剔了,所以现在才出现这么多问题。”实际情况是:从袁世凯、各路军阀、孙中山、蒋介石都是传统道德的提倡者。翻翻孙中山特别是蒋介石的书,四维八德修齐治平之类的说教俯拾皆是。即使那时的国民教育,也没有完全丢弃传统经书揭示的道德教育。19世纪中国不少地方反对外来文化的暴行就是儒家信徒干出来的,义和团则是其颠峰;蒋庆的盲从圣人的读经就有走到这一步的危险。蒋庆说,圣人的话就是100%真理,只允许大家背诵与崇拜,绝对不允许后人来质疑与探讨。可见蒋庆圣人崇拜的帮派习气扼杀了自由。

一位网友说:“凡是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儿在一岁半左右就有了强烈的自主意识,他的生命本能非常渴望自由探索,一旦监护人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玩,他就会发脾气,闹得无法无天。但是中国父母的做法却是:用人将他看得死死的,一举一动都有眼睛盯着;或者把所有有趣的东西束之高阁,叫他够不着。假如他无意中够着了破坏了,家长就狠狠地训他、惩罚他。到他上学时,想像力和好奇心大约还有一半吧,可是老师们用意识形态那一套来束缚他,用标准答案来限制他。久而久之,他便从骨子里认为:这个社会是铁板一块,每个人都是砖头或螺丝钉,自由发挥意味着处处吃亏,于是只有两条路:要么当官做狮子,要么为民做蚂蚁。蚂蚁永远是多数,还互害吐口水……”可见,中国人的天性自由未上升为文化就被扼杀了。

人类的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容忍的限度即底线(道德法律约束);个人的发挥空间及其边界,超过了边界就可能引起冲突。换言之,自由指的是人际矛盾中尤其政治斗争中必须以人权为底线,不能乱来。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斗争都缺乏这样的底线,从大禹王杀迟到者,到汉武帝滥杀、到八王之乱……到文革,中国的政治斗争都无人权的底线,哪里有什么自由传统,有的是千刀万剐、食肉寝皮和诛九族的传统!当吴起杀老婆当上大将时,当晋文公的齐国老婆随意杀死其女奴时,当汉武帝下达杀死所有监狱中犯人包括他的几个月的曾孙即后来的汉宣帝的命令的时候,……当黑砖窑的老板随意杀死工奴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了华人的“绝对自由”,绝对奴役他人的自由,举世罕见。在一个杀人如割草的国度,谈论自由传统是可笑的!

只有把自由上升为一种自觉的自发的社会自治活动,才能说该社会形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传统。刘亚洲谈到911的时候,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上,作为乘客的美国人沉着应对,自发地投票决定应对措施,避免了对白宫的恐怖袭击。这就是自由传统。或曰:c国的学生选学生干部也是自由投票啊。可是,那是老师指挥领导下的投票,不是自觉自发的社会自治活动,所以,无法行成自由传统。

二,自由是复杂的,中国人讨厌复杂,所以无自由
华人总是“大道至简”图简单,用几个字来表达思想,会导致理解困难甚至造成内斗。墨子说,一人一义,十人则十义,交相非,混乱不已,所以,必须向天子看齐,做领导的粉丝。无法产生自由价值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维习惯是贪图简单,《老子》、《论语》都是简短的生活格言,没有论证过程,没有逻辑,杂乱无章。柏拉图(等人)借他老师苏格拉底的名义写了36集对话录,这36集对话录成了西方文化的发展根源,也是当代西方思想和文明的基础。孔子思想是儒家的发展根源;孔子的学生只写了一集对话录《论语》。36比1,中国人没啥思想。人类的自由首先是种思想现象,没有思想的猪是不会有自由要求的,没思想的华人怎么会有自由要求?

胡适是以奴役为自由的人。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自由主义》说:“孟子的民贵君轻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孟子鼓吹国家必须搞“定于一”的独裁,何自由之有?华夏黑帮内部,君臣亦同父子。《孟子.公孙丑下》说:“内则为父子,外则为君臣,人之大伦”。父子之亲是齐家的原理,君臣之义则是治国的根本。君既然是子民之父,谁敢轻视父亲?“无君无父禽兽也”。可见,民贵君轻是谎言。

1949胡适说:“古代齐国有一个史官,为了记载事实写下‘崔杼弑其君’,连父母均被君主所杀,但到了晋国,事实真像依然为史官写出,留传后世。所以古代的史官,正如现在的记者,批评政治,使为政者有所畏惧,这却充分表示言论的自由。”古代的史官和现在的记者完全两类不同的人,岂能相提并论?古代的史官是国王豢养的奴隶,不听话就割屌如司马迁;现在的记者是个人自由者,不公开异议就无存在价值。古代史官的道德是“狗德”即无条件地维护君主,无论是崔杼还是董狐,都把下级攻击上级贬为“大逆不道”的“弑”,显然是狗德,胡适却歌颂他们在“充分表示言论的自由”,显然是把狗的“受奴役”状态当成了自由。

胡适说“老子与孔子是自由主义者”,完全是胡说!老子反对思维,主张老百姓像水、象“刍狗”一样沉默无言,而且还要求“智者不言”。提倡“无知无欲、绝学无忧”的老子会是自由主义者?老子区区五千言中,光是“杀”字就有好几个!《老子》73章云:“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即:杀勇于敢者,活勇于不敢者。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圣王!谁是圣王管辖对象,臣民。可见,被杀的人就是臣民。因此,老子要求政府培养臣民贪生怕死的精神。在老子眼里,老百姓都是坏蛋。政府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里“智者”就是能言善辩、聚众闹事的领袖,所以老子说“辩者不善”,“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见,老子要杀掉“为奇”的“智者”,其残暴举世罕见。老子为什么要杀智者?奴隶主认为:“聪明人是做不好奴隶的,必须杀掉以绝后患。”

华夏文化一开始就是弱肉强食的巫术帮派文化,没有自由传统,只有杀戮!西周著名的国人暴动就是驱逐滥杀敢言者的周厉王。有人把“子产不毁乡校”说成自由传统,错。子产无言论自由的观念,他只想知道为政之得失,公元前501年,他还杀了自编法律书的邓析;可见,为了权力,他不惜践踏言论自由。连言论自由都不容许,哪里有自由传统?

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没有思想宽容的意识。他们唯我独正,极力贬低排挤甚至消灭掉对立的思想派别,以自己的思想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他们共同追求的理想是思想统一。墨子反对言论自由,视言论自由为乱。至今游行示威被都视为动乱。几千年来都是愚民教育。荀况大声疾呼: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法家主张君主要以统一思想为要务,不仅要“禁言”、“禁行”,还要“禁心”。“禁心”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最后要达到以君心为臣心,处处“以上为意”,“心出一穴”。儒以仁义来统一;但在思想上坚决排斥异已(“思不出其位”“攻异端”),鼓吹维护帮主之权威的“忠”德。儒教的恕道从属于“忠”,谋大逆者不可因“亲亲相隐”而获得国法之宽恕。宽恕的内容仅为“过”,惟有出言不逊而无伤大雅的“过”,才可能得到宽谅与容忍,然而凡是涉及“忠”的问题则另当别论。孔子要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提倡不争;鼓吹“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议政的自由被禁止,要求人们的“言听视动”都要符合“周礼”。中国文字狱从孔子杀少正卯(?-前496)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朱元璋滥杀文人,满清200多年文字狱杀死了几万人,而髦30年的文字狱杀人无数。希特勒干过的屠杀、侵略、禁言禁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家常便饭。1925年大糟、赌秀指使学生青年烧首都的晨报馆,比纳粹纵火案早了好多年,何自由之有?

自由是复杂的。自由传统不仅仅指纯粹的个人活动自由,而是强调社会是否以正义的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纠纷、冲突并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了,耶稣被钉死了。但西方人追求精神自由,言论自由的步伐却加快了,终于进到民主。反观中国,整天就是物质、麻将、性交,连精神都无,根本不会提出精神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的要求,稍微有思想人都被视为怪人甚至汉奸,这样民族,谈何自由?只有崇尚为研究而研究,把精神绝对自由当最高目的的民族,才能成就有逻辑的说理文化。大家都习惯于说理、厌恶暴力的时候,自由民主就水倒渠成了。有了言论学术的绝对自由,山巅醉就不成立了,戈巴乔夫公开性就顺理成章了,民主才可能。

三,无个人独立的社会,不可能有自由
古希腊人说,宁做自由的穷人,不做富裕的奴才。古希腊精英都是敢于牺牲自己、为荣誉而战的英雄。毕达哥拉斯深度体验埃及的宗教。德谟克利特变卖家产游历巴比伦。苏格拉底伫立街头和军营,陷入沉思而不能自拔,他被诬陷判处死刑时,既不潜逃,也不求情,宁死不屈。犬儒狄奥根尼夜宿荒野实践他的“回归自然”的主张。柏拉图三赴西西里实践他的政治理想差点被国王处死。亚里士多德“爱真理(即智慧)胜于爱师”,离开他老师柏拉图的学园,自创学派。塞浦路斯富商芝诺弃商求知,到雅典“探询哪里可以找到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造访各派,最后聚集一批年轻人在雅典卫城的一个“画廊”里讨论哲学,从而创立了以画廊命名的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的花园向妇女、奴隶和希腊化时外域人开放。希腊人对自己的学说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对不同看法做出有力的反驳,从此开创了逻辑论证先河。美国人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华人理解不了自由比生命还重要,因为国人奴性入骨。因为“我们经过《中庸》、《三字经》、《孝经》、《弟子规》的一路训诫,孝悌思想、中庸思想、皇权思想、忠君思想、官本位思想等奴役奴性融进我们的血液。”华夏社会不许争鸣、不许出风头;因为出头的椽子先乱。这样,华夏不存在独立的个人和独立思想。独立思想就是对真理、真相的追求,华人对真理、真相毫无兴趣,脑子里都是强权思想、特权思想、专制思想;已经愚不可及。z人为了信仰而自焚,h人为了做奴而寻死。m青的母亲以自杀来要求她做奴隶,她的亲友都劝她:不要有正义感和责仼感,莫管社会之事。她儿子劝道:“反正,我是你生的,我的命在你手上。你想把我的命收走,你就收走。”即,马q再跨越红线,会使儿子小命不保。“在中国人眼里,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依附于家庭而存在,每个人都和家庭是一个整体,你的言行影响整个家庭的安稳,你要尽可能地压抑你的思想、压抑你的异见,以免家人操心,以免大祸临头、株连九族。”到今天,还有人骂方孝孺,反正做了战俘,何必要从一而终?从了篡位者,就不会有诛灭十族近900人的大祸,方孝孺怎么不考虑他人生命?按照中国拜强权的乌龟活命哲学,只要能活命,篡位者滥杀十族都可以原谅,不可原谅是你不肯重新做奴隶。受奴役理念指引,华人人连自由的概念都没有。

皇帝要求臣民绝对顺从,否则,诛你九族。因此,华人追求的是苟“活”——好死不如赖活、长生不老,这就需要善于应付、投机取巧。帝王要求臣民像井底之蛙或乌龟一样地苟活。乌龟哲学源于老子“曲则全”和庄子宁愿做长寿的泥乌龟,也不愿做宰相。《庄子.山木》里说:一棵无用树,没人砍它,才长寿。长寿是乌龟哲学的最高理想。所以,《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叫“吴用”(无用),以求万寿无疆。在中国,关于乌龟活命哲学的成语、俗话比比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做人要低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个学乌龟的民族绝不会有自由概念。所以,庄子要作“无用”的隐士。“昔者,龙逢斩,比干剖,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于戮”。庄子一口气列出四个因入世太深而遭惨祸的血淋淋的故事,并不是有什么新的精神价值使他看破了红尘,而是怕死的恐惧逼他逃避更坏的命运,只是把更坏的命运扔给乡亲同胞,是一种无耻的自私。《庄子.胠箧》鼓吹要“堵住师旷的耳朵,钳住杨朱、墨翟善辩的嘴巴”,何自由之有?可见,道家是自由的敌人,

自由是以承担个人责任为前提的。51岁的日本工程师岸良一在土耳其西北部负责大桥工程,因为电缆折断自责而自杀,他在遗书称,要为电缆折断负全责,强调与他人无关。此举令土耳其当地政府深受感动,并为他立碑作为纪念。中国被晒出来的豆腐渣工程不计其数,还没听说哪个工程师为此深深自责而自杀的!汉语网民评论说:“说明小日本不珍爱生命,这样了结自己,想过自己的家人父母吗?心态有问题,走不出这个结,变态的民族。”恰恰相反啊,变态是中国人,中国没有个人意识,从来不承担个人的责任,总是把自己的责任推给集体或制度。记得甲午战争吧。日本军队到达平壤郊外,指挥官叶志超闻风就逃出了平壤,理由是“我死不得,我要养家”。“孝”让国人愚活苟活,“孝”使他丧失了信心。孔丘任鲁国大司寇时,鲁国连着打了3次败仗,孔丘问一个士兵打仗时逃跑的原因,士兵说:“我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人养活我父亲了”。孔丘认为他很孝,不但不责备他,反而提拔他做了官。韩非、商鞅说:以儒治国“敌至必削”“必削至亡”。每个中国人都被家庭绑架了,中国就不存在独立的个人和承担责任的个人,人人都成了缩头龟,只能做少数民族的奴隶。可见,专制制度是以人们普遍地“不勇敢”“不正义”和“不自由”为基础的。

三,中国一直没有自由的理论,所以中国无自由
几千年来,中国人只承认等级奴性的人格,而不承认独立自由的人格;只接受宗法思想,而不接受自由思想。中国人从来就怕自由、恨自由,将自由负向解义,一直是专制政权毒化人脑的有效手段。在最古的商代,甲骨文里的“自”,是人的鼻子,“由”是“竹木编的盛器”(引申为凭借、遵从),汉文“自由”代表装“人的排泄”的器皿。所以,“自由”在汉文里一直带贬义。《礼记.少仪》中说“请见不见退”;汉代的郑玄(127-200)注释说:“去止不敢自由”。毋丘俭借魏朝皇太后之名,历数大将军司马师罪状,其中之一便自由专权。这里的“自由”显然是贬义(妄自作为)。东晋.袁宏《后汉纪.灵帝纪中》:“今方权宦群居,同恶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北史.尒朱世隆传》:“既总朝政,生杀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随情与夺。”可见:中文“自由”是随性任性、为所欲为、独裁专断的意思。“自由”还有:好色、泡妞的意思。《隋书》中记载:(文献独狐皇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隋文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原来皇帝的“自由”是“泡妞的自由”,皇后却行使了杀人的自由。可见,中国“自由”一词,本身就是“肌肤之亲”的腐败产物。难怪现在的官员“二奶”成村成镇。这些腐败的、负面的自由不可能形成正义的自由文化。古汉语的“自由”为“任意、随意、自恣、自专”之意。

中国一直没有自由的学说和理论。1900年梁启超在《放弃自由之罪》说:“天下第一大罪恶,莫甚于侵人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储安平(1909—1966)指出:“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的条件,因为:“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只是一个奴役的社会。”储安平仅仅因为“d天下”的言论,被活活打死。儒家的理论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君王”……中国的帝王制不过是家长制度的变本加厉,皇帝在朝堂公开地打死了100多个大臣,造成了中国人对权力的膜拜,不知自由为何物。正如利玛窦所说:世界上没有地方像中国这样忽视人权。因此,易牙杀子给国君吃,是弃小家顾大家;武则天通过杀子女来夺权也是后人的表率。32年1月曾志为xx筹集经费,将自己两个月大的男婴卖了100块大洋。甚至为了不让隐蔽的同志被敌人发现,亲手捂死了哭泣的女儿。子女的生命都被灭了,还谈什么自由!

四,中国无正义的法律和正确宗教,所以中国无自由
人之所以拥有自由,是由于上帝的“恩典”,即上帝允许其创造物有自我规划、自我行动的自由,而这就成就了人的尊严。上帝创造了人类,但上帝也赋予人类行动的权利;因为人的自由,所以人才有其尊严。上帝对亚当说:“你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你本性的界限。我们把你安置在世界中心,使你从此可以更容易观察世间的一切。我们使你既不属于天堂,又不属于地上,使你既非可朽,亦非不朽,使你好像是自己的塑造者,能将你自己造成你所喜欢的任何模样。你能够沦为低级的生命形式,即沦为畜生,亦能够凭你灵魂的判断再转生为高级的形式,即神圣的形式”。正是凭借自由,人们才能够进行自我选择,并以负责任的姿态承担行为的后果。

社会的首要问题是正义问题,正义既不是利他的要求,也不是利己的欲望,正义是超越了亲情或情感关系的互惠原则。只有“六亲不认”,才会有正义!正义女神自蒙双眼、六亲不认。耶稣当众否认了他的生母,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圣经里反复强调不要欺负外来人,可中国的城市就是歧视乡里人。儒家强调有等差的仁爱,实行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照顾自己人,歧视陌生人。中国一直没有形成超越血缘的平等的正义观,所以,中国没有自由传统。中国的反者往往都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以“舍身取义”作为行为的依据,可惜,这些人没有一个诉诸自由,每次推翻了暴君,都以新暴君的到来作为正义的终结。因此,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持久的正义可言。由此可以断定:没有正义的社会,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传统。

所谓自由传统,应该是指:当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受害者能否以“自由”为理论武器向加害者和有关方面进行抗争,从而维护自己的权益,并进而形成传统习惯。柏克说:“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调节自己的全部行为。我所说的自由是社会的自由。这种社会的自由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这种社会的自由又是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个人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和众人的自由都不能找到任何凭籍和渠道来侵犯社会中的任何个人或任何类别的人的自由。确实,这种自由只是正义的代名词。它由充满智慧的严谨法律来确定,并由建构良好的一系列制度来保障。”可见,自由涵盖了平等、正义、法治等一系列的概念,是复杂现象。只有简单家庭生活的、头脑“至简”的中国人,怎能理解这复杂的自由?

阿克顿勋爵曾说:“除了依靠法律,自由还需要宗教和良心的支持。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汉族就是阿克顿所说的无法自由的民族。在儒教管制下,中国没有形成维护人权自由的法律。当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受害者伸冤无门。华人一进衙门,就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县太爷就和稀泥或依照关系远近、贿赂多寡来断案。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定这种理论一定导致犯上作乱……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中国政府强调民必须绝对服从官。因此老百姓受到任何委屈,很难找到申诉机会……”“中国老百姓的地位已低到不可再低,即使被打一顿板子,他们也不感到什么耻辱……中国司法量刑(判刑)并不重,但酷刑逼供,难免屈打成招……尽管本省人为了避嫌,不能在本省做官,但送礼风气盛行,原告被告都送礼……中国官吏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引诱……”“一个王朝可以被推翻,皇帝可以被杀害,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国家的政治情况却始终如一。”所以,中国没有自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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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19 14:03:06 | 显示全部楼层
两家牧民的羊都可以茁壮成长,直到有一天,有一家增加了羊的数量,从而对公共用地的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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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9 20:47:32 | 显示全部楼层
秦晖说:“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当然是可以的。这并非因为马克思的预言比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准确,而是因为马克思赋予了社会主义学说一种欧几里德式的论证。”

方励之在《北京之春》2009年第1期发表了《西(科)学东渐四百年》,文中说:“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现代科学的发展依靠两个基础: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爱氏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欧几里德的书在西方反应极其强烈。一译再译,《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还出现很多批注本。它变成了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它的普及,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开创严谨科学作了必要的准备。西方精密学科都是依照《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展开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典型的《原本》的公理演绎格式。

《原本》的影响并不限于数理学科。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依照《原本》格式展开的。50年代在北大物理系上学时,马氏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必修课。《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始是一大堆定义(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像牛顿的‘原理’一开始定义速度、速率、相对和绝对速度、加速度……。随后是有关剩余价值产生的基本方程,即剩余价值的产生等于生产劳动率乘以可变资本投入。它相当于牛顿第二定律那种动力学方程(公理)。再由此推出引理、定理等命题,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经济危机周期律,等等……
公理演绎体系,有助于辨别什么论断是证明了的,什么是未曾证明的,什么是不可能证明的,什么是不自洽的。而且,可以从‘体系’中推断新结论,或者修正旧结论。比如,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动力学方程,可以推论,正的剩余价值可由正的生产劳动率和正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正的剩余价值也可以由负的生产劳动和负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因为负乘负为正。所以,在撤回资本(负的资本投入)的条件下,破坏性生产劳动率愈高(负的生产劳动率),剩余价值产生愈多。这是当年北大物理系学生根据公理演绎体系对马克思《资本论》作的一个‘发展’。谁要不信这个佯谬,谁就必须找到《资本论》的公理演绎体系中的逻辑漏洞。”

方励之的上述说法存在以下问题:
1.《资本论》是依照几何《原本》格式展开的吗?

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是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欧几里德(约前330~约前275)几何学是逻辑学的应用,欧几里德并没有创立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虽来自数学,但逻辑是先于数学,他视数学真理的确立须以逻辑为工具、为基础。如果不强调这一点,就会像方先生误以为:形式逻辑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只要掌握了几何学,就等于掌握了形式逻辑。事实上,方先生精通几何学,却不懂逻辑学,以至于说出了“《资本论》是依照几何《原本》格式展开的”笑话。

马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他采用的思维方法是辩证法而不是形式逻辑。他说:我的辩证方法是唯物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P24-25)。

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归结为一个“变”字,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变的,向对立面转化。因此,“生”会向“死”的方面变,“死”也向“生”的方面变。这样,就会使概念模棱两可,违背了逻辑的同一律要求。恩将形式逻辑斥为“形而上学”,马率先使用“辩证思维”这种含糊的思维方式,它的特点就是从不界定概念,满嘴吐出大量云雾,让你怎么理解都行。譬如:马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又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两种说法,哪个说法是定义呢?马克思没有讲。连定义的逻辑规则都不遵守,怎么能说《资本论》象几何原本一样地遵守逻辑呢?

《资本论》第一卷在“劳动力的买与卖”一节中,马说:“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如果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除生产时间和出售时间,没有其他时间吗?在商品生产之前,首先需要有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时间:商品市场容量信息收集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收集和分析,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等;其后是商品立项决策时间:投资规模、股份构成、投资收益等;再后是组织设计以及筹备时间: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此后才进入生产时间。无知的马克思只看到了生产和销售,看不见信息收集和决策,不知道生产的起点。因此,马克思从生产过程来论证其剩余价值的发现,逻辑起点错了;而且只拿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段来说明剩余价值是由于工人全部创造,这样的论证是以偏概全。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资本家创造价值的作用,只有马克思无视资本家的信息收集、经营决策和管理劳动创造的价值。如此荒谬的论证,怎么会有“欧几里德式的严整性”?怎能谈的上“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用暴力推行无知。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力推行无知的恐怖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数亿人惨死的灾难。

2.《资本论》里存在公理演绎体系吗?
按公理体系的要求,原始概念是构造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不能定义,只能大致解说,被称为元概念,用它可定义其它概念。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首先解释了点、线、面的概念,点是几何学的原始概念。从历史主义的视角看,原始概念反映的事物正是复杂概念反映的事物的起点,可见公理体系法与历史主义的研究法是一致的。公理体系的最初的设定主要包括元概念和公理。几何学的元概念是点,再就是5条公理,然后按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构造。非欧几何学的元概念也是点,再就是5条公理,不过第5公理相反,然后也照形式逻辑的规则进行构造。谁是谁非?都正确。为什么互相反对的学科体系都正确,因为它们都遵守了形式逻辑。

马把从原始概念出发的公理体系法贬为唯心主义的方法。阶级主义使他鄙视形式逻辑而爱辩证法!马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样,产品就成了定义商品的原始概念。马未从原始概念“产品”出发却从复杂概念“商品”出发来研究经济学,违反了公理体系法的要求,把经济学引向了邪路。方、秦说《资本论》按照《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法构造的,那只能说明他们不懂逻辑。

根据逻辑学,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方法。下定义的公式是:被定义概念=种差+临近的属概念。在“商品是用来交换的产品”这个定义句里,“用来交换”是商品的“种差”,产品是商品的属概念;所以,逻辑推理的结论是:交换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劳动价值不可能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可见,逻辑学不合乎马克思的“造反有理”的要求,只有辩证法的矛盾思维法才便于指鹿为马,从而把劳动价值说成是商品的本质属性。这样,马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背离了逻辑的真理轨道,陷入了荒谬的辩证法的永假泥潭。

马用黑格尔的矛盾分析法把商品复杂化,什么“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等等。马强调矛盾激化的一面,忽视了矛盾消减的一面,从而陷入了“斗、斗、斗”的泥潭。马还认为认为使用价值是永恒的范畴,价值是历史的暂时的范畴,这样使用价值与价值就无法对立统一了,也就不是他所说的“矛盾”的涵义了。可见,马克思难以自圆其说,只能充当“工人阶级的圣经”哄傻子。同样,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也不成立,因为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对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的抽象,在“劳动”面前再加一“抽象”,实在是又臭又脏的裹脚布。

马尚能区分过程与结果,可马的信徒们把过程与结果混淆了。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在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6期上发表文章说:“把劳动定义为: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所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产量÷劳动时间;这样,劳动量=劳动时间×(产量÷劳动时间)=产量。谷先生把劳动、劳动量、产量三个概念弄成了等义词,从而混淆了过程与结果。这样子的混为一谈,说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就是反逻辑的伪学界。

3.方先生等人中毒不浅!
一些老师故意把《资本论》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相提并论。其实,《资本论》不过是三聚氰胺之类“保健品”。几何《原本》是超越时空的普世真理,两者岂能相提并论?

方励之(1936.2.12-2012.4.6)曾是科大的校长,是中科院院士。1957年夏,李淑娴和北大青年团干们联名给中共中央一封信,建议改进青年团工作。这封信作为反面材料被印发并组织批判。李被定为右派分子,她被迫检讨。在这种情形下,李淑娴、方励之对共党深信不疑。方励之说既然我们无比忠诚于共党,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鼓励李向党组织坦白。李坦白了对年轻的表姐嫁给老干部的不满,结果被开除党籍。从此取消了她上讲台授课的资格。方励之虽然说过“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但他晚年依然把马克思与欧几里得、牛顿相提并论。这充分说明:方先生中马毒很深,垂死之际依然在相信马克思。可见,“马克思过时”论不过是牛顿力学定律相对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过时,依然是巍峨的丰碑!这是方的盲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黑格尔把辩证法说成是逻辑。“辩证法”这个词,都因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当代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如果没有马的使用,那么在“辩证法“”这个概念不会有人知道。马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为唯物辩证法,并以唯辩写出了《资本论》。这样,华人所说的逻辑就是自欺欺人的辩证法即诡辩法而已。把辩证法当成了逻辑,是华人最愚昧的特征。

方的糊涂决不是个案。象李泽厚、刘再复、郭罗基、刘宾雁、苏绍智、王若水等都曾这样公开宣称。王学泰在《中国自古有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文章说:“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郭罗基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价值的……是斯大林、毛zd这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念歪了。”马克思主义能与后来暴政无关吗?不能。毛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4个字即“造反有理”即暴力夺权,这就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哲学就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就是暴力推翻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全球共产政府。《共产党宣言》把这个目的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以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强,结果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只懂得依葫芦画瓢,结果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后就无所适从了,再加上汉文化的强大类比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些人思考社会问题时,往往漏洞百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逻辑,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就只具备模糊思维能力,而广大的民众以类比思维为主体,这样的中国人总的思维能力平均下来,模糊思维能力都达不到,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的尴尬局面。也是中国人没有学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改变现状的预见能力的真实现状。这种连自知能力都欠缺的汉族,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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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6 07:07: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说吕新炎是骗人的辩证法。因为他学的是胡适。胡适是反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杜威实验哲学辩证法者。
胡适对自由与奴役的涵义都没弄清,更不可能弄清民主制与专制的区别。1935年5月12日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中说:“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https://www.xuges.com/xdmj/hushi/sl/144.htm

可见,胡适把独裁的马列当成了自由的化身。可见胡适傻比。
https://iflydocs.com/h/s/doc/LW2D0DPBEcJ5xwUg                    

学胡适的吕新炎更是个傻比。
吕新炎鹦鹉学胡适
吕新炎 评说时评 2020-08-13 07:48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爱国,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爱国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爱国,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爱国,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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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7 00:02:1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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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4 小时前 | 显示全部楼层
辩证法欺世惑众
https://iflydocs.com/h/s/doc/36H7GVezvTo8Gr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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